改革前后

改革前后（精选十篇）

改革前后 篇1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税收政策的通知》, 明确从2013年8月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相关税收政策。另外, 扩大了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 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 择机再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在税收征纳实物工作过程中, 笔者认为迫切需要对本次改革前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 以便实务工作者在实操过程中掌握其改革实质, 不断推进我国税制的深化。

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营改增”改革必将加速我国经济转型, 同时解决了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税问题, 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 促进产业分工, 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产业质量, 具体有:

1.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中, 营业税是比较便于征收的税种, 但存在重复征税现象, 只要有流转环节就要征税, 流转环节越多, 重复征税现象越严重, 增值税替代营业税, 允许抵扣, 将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 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实际上“营改增”的过程不仅仅是减轻地方税负的过程, 也是整个中央政府的相应的税收财政体制和地方的税收财政体制来进行对接的过程, 是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

2.“营改增”将会给社会大众以更多实惠。因为营业税是价内税, 而增值税是价外税, 改革之后会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当中, 相应成本上涨包括交通运输成本, 包括物流成本, 包括人工成本的部分, 能够通过税收的下降得以一定的冲销, 在这种情况下便于企业从中长期来说提供更优质高效和便捷的服务, 在服务质量提升的中长期会给社会大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虽然物价不会立即下降。

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比较分析

改革前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为:“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增值额”。改革前营业税的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营业额”, 其中, “应税劳务”是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娱乐业七个行业领域中所提供的劳务。

改革后将原属于营业税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中的一部分, 即:交通运输业服务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业) 改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从而扩大了原增值税中“应税服务”的范畴。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次改革涉及上述特定行业领域, 而不是对原营业税的全部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进行改革。因此,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增值税和营业税两个税种在改革地区仍然并存, 而不是以增值税完全取代营业税。

纳税人比较分析

改革前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 一般纳税人按照购入扣税法计算增值税, 准予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按征收率计算增值税,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改革前营业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改革后增值税纳税人仍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实施分类管理, 以应税服务年销售额及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为主要标准, 改革前后两类纳税人划分标准比较情况如表1所示。

税率和征收率比较分析

改革前增值税的税率分为17%和13%两档, 征收率为3%。改革前营业税的税率分为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3%;金融保险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5%;娱乐业5%-20%三档。

改革后增值税的税率在17%、13%二档税率的基础上增加了11%和6%二档税率, 征收率仍为3%, 改革前后增值税税率和征收率适用情况比较如表2所示。

进一步做好“营改增”改革的建议

除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制度本身差异外, 由于两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并存实行, 因此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做好中央与地方、优化税率、降低运行成本、完善抵扣链条的税制衔接, 以及现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平稳过渡,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于收入分配的博弈

在现有的分税制体系中, 营业税是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增值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顶梁柱, 由中央和地方以75∶25的比例分配。营业税纳入增值税后必然会缩减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矛盾也将日益显现。况且, 我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 增值税的扩围很可能会使一些地方财力矛盾更加突出。所以, 不单要解决中央和地方谁分多少的问题, 更应该以此为契机, 从源头上缓解地方财政缺口, 完善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机制, 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2.要优化税率体系

“营改增”除了具有“调整税负结构”功能外, 更应看重其税控——也即在防范偷税漏税方面的功能。我国现行的税率已经较高, 企业税负普遍较重, 是以我们主张要通过税控而不是通过高税率来增加税收总量。在“营改增”的范围内, 交通运输业与部分现代服务业 (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 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运营方式以及不同的盈利空间等差异, 而且这个差异在一些企业还很大。因此笔者建议, 在既有17%、13%、11%、6%四档税率的基础上, 再增加几档税率。比如, 在注重文化建设的大格局下, 文化创意产业可执行5%的税率;把交通运输业降到6%的税率。

3.要减轻政策的运行成本

出台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在全国推行的, 所以要考虑政策运行的庞大社会成本, 要尽量做到政策一步到位, 不能太折腾;而做到的前提是多做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不然, 浪费的都是国力。另外一个具体问题是, 在“营改增”过渡期间, 企业要同时接受国税与地税的管理和稽查, 办理两份手续以及往返两个税务机关之间, 这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 汇集起来就是巨大的社会成本。两个税收征管机构的重复配置, 不仅提高了征税成本, 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要降低运行成本就必须将国税和地税系统进行合并。

4.完善抵扣链条, 加强对不合格的进项税额的转出处理, 扩大“营改增”范围

目前“营改增”只在部分现代服务业中开展, 部分企业已提出抵扣链条不完善, 可抵扣范围过少, 部分行业的税负由于抵扣额的不足而造成税负增加等问题。对于已纳入试点的企业, 其营业范围并非全部属于营改增范畴, 可能还存有部分业务目前仍未纳入营改增, 仍需缴纳营业税, 因此, 对于属于营业税业务收取的进项发票, 则需要剔除, 不能纳入抵税范围。对于混合经营收取的发票, 如日常办公用品类进项发票, 其部分用于增值税项目生产, 部分用于营业税生产, 则需将属于营业税部分的进项税款转出。因此, 可以先将全部进项认证, 再按照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分配比重, 对属于营业税部分的进项税金进行转出, 以保证操作规范, 降低税务风险。建议对未来的改革中对反响较大的通信行业、道路通行费、物业管理等进行“营改增”试点。

5.保持税制优惠政策的平稳衔接

衔接具体分为四类情况进行处理, 即: (1) 为保持现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连续性, 对现行部分营业税免税政策, 在改征增值税后继续予以免征; (2) 为了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对现行部分营业税减免税优惠, 调整为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3) 对税负增加较多的部分行业, 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4) 服务贸易出口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对服务贸易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制度。

总之, 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对全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短期来看, 营业税改增值税可能会带来暂时性减税效应, 但长远来看, 减免了重复征税, 更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 促进各产业的融合与优化升级, 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要积极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 不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为增值税的全方位展开创造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税法[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2]王红云、赵永宁, 纳税会计[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六版) , 2012

论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有人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还不如改革开放以前好，回到过去还好些。

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除了弄清楚改革开放前的29年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还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马克思讲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从而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进行比较呢?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关于官员腐败与社会风尚问题。

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很大一方面是对当今政府的失望，部分官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权力滥用的情况比比皆是，百姓与官员的距离拉大，好多人考公务员是为了一个铁饭碗，而不是真心真意为群众做事，“权力寻租”必然出现钱权交易，而钱权交易是催生腐败的温床。“权力寻租”其根源在于党政部门权力过大，同时党内外的民主监督不到位，致使少数掌握实权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捞取个人好处。当前官场上的钱权交易手样繁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

中涉及的金额触目惊心，已经成为官场上道德败坏的一大顽症，也是人们抨击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为了金钱，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都敢做。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瘦肉精猪肉、毒饺子等残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层出不穷，官员们包“二奶”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清正廉洁，腐败官员鲜为人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从另一个层面分析，腐败现象是要有一定的温床和经济基础的。三十多年前，我国还是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候所有的建设项目都由国家立项建设，各种物资的调拨或采购都由国家统一定价，这里面根本就没有钱权交易的操作空间。就连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来看，所有的物价都由国家统一定价，在限量购买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出现腐败现象，至多出现个别人的贪污盗窃或者是“走后门”购买紧俏商品。退一步来说，当时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有钱人，即便是想行贿的人也没有多少本钱，何谈钱权交易？再说，当时的政治高压不是现在的人所能想象的，谁敢以身试法，轻者吊销城市户口，押解回乡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重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其投入监狱服刑改造，因此谁也不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牺牲品。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并非没有腐败现象，只是腐败的形式与今不同，并且不可同一而语。当年官员的腐败是特权，既隐蔽又少有非议。特权阶层依据官员的等级能够享受到不同的物资待遇，这种待遇在市面上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何况当时人们都是穷光蛋。此外，当年的决策不讲民主、不讲科学，官员拍脑袋就能决策，造就了众多的“下马工程”或

无效工程，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浪费现象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官场上的腐败？

二、关于专制与自由民主问题。

专制与民主是两个对立的矛盾体。过去人们总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目前美欧过于民主及自由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打破了自由民主美丽的神话，不少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审视专制与民主的各自优劣。其实，专制与民主各自有个度，也就是不能无节制的滥用专制与民主，否则就会走向极端。专制就是要适当的进行管制，要防止少数人的权力无限大，并且我行我素，实行独裁统治，从而使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命运被独裁者绑架，萨达姆、卡扎菲以及今日的朝鲜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自由民主也要有一定的约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民主权力。美欧的选举文化，不少政党为了取悦于选民，开出超出国力的福利支票，透支了未来，目前债务缠身而不能自拔，这是过度自由民主化带来的恶果。希腊如此，美国也何尝不是这样呢？

三十多年来，我国从过度的专制中走了出来，民主与自由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建国初期，共产党刚取得政权，礼贤下士，既邀请民主党派共同执政，又能听取党内外不同的声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共产党人骄傲自满的情绪日益见长，党的领袖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已经容不下不同声音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先是鼓励党外人士提不同意见，后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定性为“反党言论”，从而在新中国诞生了一批敌对势力的“右派”分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牺牲品。自此以后，以言获罪盛行，万马齐喑，最终党的领袖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上演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文革”浩劫。今天，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保障，只要不是散布谣言或者恶语中伤，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目前，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是人们言论自由的一个极好的交流平台，不少腐败分子的贪腐行为就是在网络上被公之于众，并被知情人层层剥皮，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一些腐败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时下网络言论已经成为监督官员行为的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

三、关于经济成就与贫富差距问题。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在外援很少的情况下，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也取得了不平凡的经济成就，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但此后我们就陷入了困境，像“大跃进”是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则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出现了大问题。“文革”是中国的一场“浩劫”，从经济上看，经常听老一辈说文革是中国至少落后了十年，确实，“文革”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上世纪六十年代正赶上了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兴起，欧美发达国家将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向海外转移，我们周边国家都坐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而中国却陷入了泥坑中不能自拔，距离世界的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强国之路也离我们愈来愈远。“文革”后期，虽然有“四个现代化”，但却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实施过，我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即使是自力更生地搞建设，也经常被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冲击，“四个现代化”也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愿望。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成就喜人。邓小平提出的“换脑子、抓机遇、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成了人们的共识。发展30年中，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最近5年中，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2002年为4.4%，2007年为5.5%。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迅速实现了和平崛起，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正在改变着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一个社会制度，仅仅用了30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解决了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吃饭穿衣（尽管质量还不高）问题，又用了30年使国民经济翻了几番，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尽管还不是经济强国），这个社会制度就是好的。尽管他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社会制度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创建下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西方愿意不愿意，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华大地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牢固。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强大的西方经济面前，我们还落后几十年，但是，相信再过几十年，就我们目前的发展速度，这种差距会逐步缩小、消除最后甚至超过！

三十多年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小，但这种差距是建立贫穷的基础上的。如今我国经济飞快的发展着，仅用了三十年，就取得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连敌视中国的外国人也不得不佩服！尽管我们最近三十多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的高水平，但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处在世界各国排名的百名左右，这不能不让我们汗颜！国强民富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处于建国以来的最高点，社会矛盾激化，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就业问题突出，住房、医疗、就学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在民生上的投入不足，人民感觉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当今社会动荡的根源，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关于国际地位的变化

中国幅员辽阔，历来是个大国。但自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是一个久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弱国。二战结束时，中国虽然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但中国贫弱的本质并未因此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趋势得到扭转，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但受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与国际环境的制约，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复兴之路十分曲折，国际地位的改善亦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其一，虽然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并搞出了“两弹一星”，但受大跃进和文革等因素冲击，中国错过了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宝贵机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弱、大而穷的国家面貌与国际形象;其二，由于长期处在国际经济封锁大背景下，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思潮影响，中

国六七十年代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中，与外界有限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参与微不足道，总体上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其三，除意识形态领域外，中国国际影响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周边地缘政治，只能算一个地区性大国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美联合对苏等事件，虽然加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但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的特征并未因此改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引入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到74772． 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9倍。2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8％，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达3483．5亿美元。1993年后，我国吸收外国资本总额已连续5年保持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对是世界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银行系统的充足资本，使中国成为危机中世界少数的中坚力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一直对拯救世界经济努力，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第二，从外交方面看，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在外交上有明显的体现，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这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采。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上扮演重要的绝色，比如近几年的朝核问题，中国从中斡旋，并成功促成“六方会谈”。

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联合国维和、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由问题的一方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

第三，除经济实力和外交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美国国防部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么大的投入，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第四，从文化上讲，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一些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中华文化影响的例证。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在中国召开，更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认可，也是更好的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的途径。文化的影响力现在虽不及经济，但这正给了我们一种动力，要我们更好的发扬中华的优秀文化，通过文化影响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

五、关于国防军事

1949年至1979年，“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使西方国家俯首认输，尤其是朝鲜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使美国人至今不愿提起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受所有国家敬仰，一雪 “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毛泽东打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中国。是国际公认的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国家强大，打遍天下无敌手。

国防科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1967年６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

1980年至2010年，我国陆地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岛屿问题很大，号称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连自己领海中的岛屿都收复不了；美国敢炸中国大使馆；日本、印度、越南等国虎视眈眈。现在，美国航母要进黄海。有人说现在“神州飞船”上天了，殊不知，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六、关于教育状况问题 <1>高等教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受“左”的思潮影响，从反右斗争

到“文化大革命”，高等学校都是重灾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把高等学校乃至整个教育当作上层建筑，除了不断遭到“阶级斗争”外，还把教育当作不从事物质生产的消费部门。既然是消费部门、福利事业，因此对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只注重钢铁、粮食、煤炭、交通等物质生产，把教育列入另类，因而有“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之说。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把高等教育定为单一的上层建筑属性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理论上的误导，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大。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邓小平首先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在制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尽管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但各级政府、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教育优先的地位确立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从到1978年的598所、在校生132.19万

人、毛入学率1.56%，发展到2010年的3155所、在校生3000万人、毛入学率25%。国家有力支持和实施了“985 工程”“211 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在高校中集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差距。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承认学生的差别和不同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简单化的、程式化的、“工厂化”的培养方式，强调个性化、人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因人而宜，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指学前教育和普通初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小学）等为六年制；中等教育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通常各为三年。另外有少数把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教育战线落实“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具体举措，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幼儿园15.04万所，在园幼儿2976.67万人；有小学25.74万所，在校学生9940.7万人；普通初级中学54890所，在校生5279.3万人；普通高级中学14058万所，在校生2427.3万人；有特殊教育学校1706所，在校生42.56万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教育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七、总结

该怎样回顾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我的看法是：一，应以正面总结和宣传成就为主，但少讲不讲大话、空话、套话，不要千文一面。文章要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归纳。要总结出水平，将经验上升到理论，要探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好地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二，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理论认识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足与教训，不要回避。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科学态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确面对和解决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三，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需要过多强调个人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贡献，那种高调凸显自己，自我吹嘘的东西，多不如少，少不如无。

毋庸置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是主要的，应在总结经验中充分肯定。但能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没有任何需要总结的教训和缺失么？其实并不是如此，比如说，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负责人借改革之机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或是官商勾结，以超低价将国企出卖给私商。如果事先有个出卖国有企业的严格的章法，有一定的审批程序，公开竞标出售，哪些国企能卖，哪些不能卖，事先有安排，就会好得多。再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还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30年来，财富大幅度增长，人均GDP翻了三番多，但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提出应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如果能更早地关注和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会更大一些。

清朝入关前后军政体系改革的研究 篇3

关键词：大清王朝 入关 八旗制度 官缺制度 官制

第一章.清入关前的联合官制

自努尔哈赤在建州部起兵始，女真政权经历着由单一民族性政权向东北区域性政权，进而向全国性政权发展的演进历程。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为维系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和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一系列纵横捭阖的管制和体制。本章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统治时期为背景，探讨后金政权发展演变的始末。

第一节.清太祖建立独立的后金政权

一.努尔哈赤起兵于辽东边外

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左卫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统一建州部的活动。到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在夹哈河和首里河汇合处修筑佛阿拉城，建立起第一个统治中心。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于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国号“金”又称“大金。诸贝勒好群臣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i。三年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打败明军四路围攻，乘胜灭亡了叶赫部，“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ii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面对广大汉族民众，为保障女真的权利和统治。努尔哈赤不仅默许满洲王公贵族将辽东地区之汉人变为私人奴隶，而且还在制度“计丁授田”与“编庄”制度，在制度上对这一行为提供保障。因此，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东汉人和蒙古人倍受奴役和欺辱。

二.后金政权与八旗制度的创立

八旗是一种特有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有“备战”、“务农”的职能，源于女真社会的狩猎组织牛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原有的牛录进行改建，三百丁编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拨什库四人。每一牛录编成四个塔坦（村落），由一名章京、一名拨什库管理。五牛录编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编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每一固山有旗纛一面，固山又称为旗，固山额真又称为旗主。该年共编四固山，四固山的旗纛分别为黄、白、红、蓝四色，亦称为“四旗”。后清太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镶黄、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在后金国人眼中，国家就是八旗。

太祖建立的后金政权比较原始，官制建设上尚不完善，还没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有系统的行政机构。除四大贝勒辅佐朝政外，努尔哈赤还设有理国听讼大臣五人，都堂十人。那时民间有事先经都堂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iii，最后交由太祖决断。由此可知，后金军国大政实际上是由太祖和八旗诸王来决定。天命七年（1622），太祖正式确立“八王共治制度”，规定八王（即八旗诸王）的权利有以下四点：一是在太祖死后由八王推举后金“国主”，二是在治理国家上权利相等，三是八王有权更换后金汗，四是八王若无见识也可以被他人更换。iv后金时期，“五大臣”、“十大臣”以及“八王”均是女真族系，且是努尔哈赤创业时期来归之人。有记载，“五大臣”包括：瓜尔佳信勇公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启尔汉、安费扬古；v“十大臣”先后有雅希禅、满达尔汉、巴笃理、西喇布、博尔晋等列任；“八王”专指八旗旗主，后又特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以及领有一旗的多尔衮、多铎、岳托和杜度八人。

通过以上对 “五大臣”、“十大臣”以及“八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后金政权实际上是由满洲旗人中的上层分子所把持。尽管太祖在征服辽东的过程中，一些明朝官员及辽东士人先后归顺，投其麾下，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而且还遭受满洲旗人的欺辱和猜忌。此外，由于当时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民族心理的局限，使得满清贵族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汉官的作用和价值，甚至对他们有深刻的民族偏见和鄙夷。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努尔哈赤所创立的后金政权只能是单一的满洲政权。

第二节.清太宗改革新政

一.八旗共议到君主集权

天命六年（1621）二月，“太祖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管，”形成四大贝勒共同执政。vi太宗即位，为维护政权稳定，“仍命三大贝勒分月掌理”，vii等同于轮流执政。由于太宗是八旗诸王推举，八旗诸王必须要求保障他们的权利。因此，太宗即位时便向诸王宣誓：“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天地鉴谴，夺其寿算”。viii同时为了表示对三大贝勒的感激，太宗率诸王贝勒“行三拜礼”。三大贝勒也向太宗宣誓忠心事上。综上这些可以看到，太宗和三大贝勒权力相同，八王权力也非常大，“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也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ix

太宗即位之后，为了将全力集中在自己手中集权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努力。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君主集权才得以实现。即位之初，太宗先后设立八大臣和两班十六大臣，以分八旗旗主之权。八大臣又称为“八固山额真”，职务是总理八旗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俱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率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x由此可知，八大臣既有议政权，又有领兵权，实际上是太宗派往各旗的代表，有稽察各旗旗主的目的。此外，太宗还设拜尹图等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后又设巴布泰等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xi两班十六大臣和八大臣一样，都由原来八旗旗主的属下，变成后金国家的官员，直接听命于太宗。

此后，天聪三年（1629）正月，太宗召开诸贝勒和八大臣会议，以“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不便”为由，下令免去他们按月分管政事的权力，“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xii这样，从天聪六年（1632）正月朝贺大典起，太宗“始面南独坐”xiii，后金政权从八旗共议转变为君主集权制。

二.以六部设立为标志的机构汉化

太宗即位之初设立的八大臣和两班十六大臣，虽然是隶属于太宗的国家官员，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办事机构。天聪三年，太宗正式设立文馆，亦称书房，由满族学士十人组成，职责是译汉书与记政事，相当于秘书处。随后，汉族学员进入书房，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也，民间之利病，上下之心脉，政事之出入，君心之启沃，皆系于此”xiv。

天聪五年（1631），太宗仿照明朝政体，正式设立六部。六部分吏、户、礼、兵、邢、工，分别由贝勒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掌管。各部下设满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汉承政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xv六部官员由满、族人按比例组成，并使八旗诸王成为太宗属下的政府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汗权，建立起了满、蒙、汉共同参政的联合官制，扩大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

天聪十年（1636），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负责起草法令、讲经注史和编纂书书籍。同年还设立了都察院，作为对诸王大臣的监察机构。

自此，汉化的一系列国家机构基本设立。此后，太宗又采取了一列缓和满、汉矛盾的措施，并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这标志着以满、蒙、汉共同参政和军政合一的联合官制为基础的后金政权不断的稳固和发展。

第二章.清入关后联合官制的发展与改革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之后，为适应全国性质的政权的统治，也为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力，从圣祖开始，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人员配置上，清政府的官僚体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本章就以联合官制的改革为主线研究清政府对国家机构的设立和权力的分配。

第一节.官制的创新改革

一.各中央机构设置官缺制度

“官缺”一词由来已久，在唐代以前称为“官姻”，指每年因各种原因，如停替、死亡、病免、丁忧、获遣、解任、致仕等而空姻的正员职事官的名额，加上因需要而增设的员额。xvi明朝以后改称“官缺”，其所指内容与唐代以前大致无异。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延用了明朝的官缺制，并对官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清朝的官缺有两个含义，一指官位的性质类别，一指官位的编制额数。按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按官缺被授予人身份与民族的不同，可分为宗室缺、内务府包衣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按官缺选任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请旨缺、留授缺、拣授缺、题授缺等；按官职的重要程度的不同，可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xvii清朝官缺制度确立以后，大到内阁和军机处等中枢机构，小到宗人府、内务府和銮仪卫都有严格的满汉缺额，由此在中央建立了一整套的以满、汉、蒙缺额比例为基础的国家行政机构。这种官缺制度，既巩固了满洲贵族在中央政府中的优越地位，也保证了汉族地主阶级出任各部门长官的人数不少于明朝时的名额。xviii

二.吸收更多的汉官进入决策机构

清朝有女真部落发展到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入关初期满族统治阶层并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再加上统一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动荡不安。所以，清初除制度上沿用明朝之外，还急需一批有治国方略和能力的汉族人才。因此为保证中央机构的正常运转，多尔衰和辅政大臣们在争取汉官和汉族知识分子上，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手段。

顺治元年（1643）五月，清朝师至北京之初，摄政王多尔衰谕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xix同时，为慰藉明朝遗民，多尔衮以帝王之礼厚葬崇祯帝。这样，一些明朝名臣则应召而至。不仅如此，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在对某一地区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亦注意招抚当地或流寓至此的故明官员。如顺治元年（1643）六月，锦衣卫百户危列宿在招抚天津时即曾启言：“臣招抚至天津地方，咨访流寓及在籍官员党崇雅、张端、高尔俨、戴明说等四十三员。”xx摄政王多尔衰随即谕令：“此天津等处流寓及在籍各官，著吏部详察履历，确核才品。其堪用者，作速催来，即与起用。”除此之外，清廷还命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员举荐贤才，“仍行文各抚按，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摧。”xxi除以上途径之外，清朝还通过开科取士和“博学鸿词科”，争取汉族士大夫对满洲政权的支持。

正是在清廷这些措施的感召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已降清的汉官又推荐了一批前明官员和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权中来，是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和发展，为康乾盛世的也奠定了的人才储备的基础。

第二节.增设国家机构，细化行政运作

一.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清政权在关外时，太宗先后设立文馆和内三院。世祖定都北京后，仿照明朝内阁，确定内三院为六部之首，设满汉大学士，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担任“票拟”工作。顺治十五年（1658），内三院更名为内阁，另设翰林院。从形式上看，大学士是辅助皇帝统辖百官、综理政务、通知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官员。但是，实际上清朝的最高决策机构不在内阁，而在军机处。

清初，军国大政都是由满族王公、大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交由内阁六部执行。圣祖时特颁诏旨，多由南书房的翰林撰拟。雍正七年（1729），世宗设立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据《养吉斋丛录》记载：“军机处始设于乾清门外西偏，继迁于门外，与南书房邻，在隆宗门之北。军机大臣入直与此。直庐初仅板屋数间，乾隆间令改建瓦屋。章京直房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后移于隆宗门内之南，屋五间。满汉两班分左右居之。圆明园则如意门内，御河之南，为军机堂。”xxii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不得交接外吏。

除内阁、军机处之外，入关前清朝就已仿照前明的部院制度，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对六部监督的都察院。入关后，又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翰林院、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和钦天监等部门。此外，清朝还特设理藩院，专管蒙古、维吾尔、藏族等少数民族事务，并把太监的24衙门取消，设立专管三旗包衣和皇室事务的内务府。理藩院、内务府和八旗都统衙门的主要官员，均不用汉人。

二.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

1.内地行省的官僚体制

清朝分全国为18个行省xxiii，每省设巡抚一人，其中直隶、四川设总督而无巡抚；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而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专设巡抚。总督加兵部尚书、右都御使衔，巡抚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使衔，统帅各省官员，治理人民。总督主要是管军事，“掌厘治人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巡抚主要管省内民事，“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xxiv总督、巡抚以下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分管民政、财政、司法和学校。此外，还设立屯田、驿传、水利、盐法、兵备、粮储等道来适应各省的不同状况，来管理全省各项事务。道下设府，府设知府一人，管数州、县；县设知县、县丞，管理户籍、钱粮和缉捕等事。

2.边疆地区的政治机构

清朝边疆地区的政治机构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清初期，在东北地区分设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将军，以及副都统、城守尉等官，管辖八旗人丁和少数民族。顺治十五年（1658）设立奉天府，成为管辖东北各政府、州、县汉人的最高民政机构。

盛京地区仿照中央设有户、礼、兵、刑、工五部和内务府，五部各设侍郎一人，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由奉天将军兼任。蒙古族居住区则设立“盟旗制度”xxv，维吾尔族居住区设立“伯克制度”xxvi，西藏设立“噶厦制度”xxvii，均行使地方政府的职能，清朝另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坐镇这些地区，统治各族人民。

第三节.大清兵制的独立与发展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建立后金之初就编成满洲八旗，这时的八旗是军事、政治和生产合一的政治组织。太宗时又编成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为24旗。清入关后八旗虽然仍是军政合一的组织，但其军事组织的职能日益增强，而政治职能逐渐消退。为适应清朝全国性政权的统治，入关后，清廷又先后组建了绿营兵、蒙古兵、藏兵、土兵和乡兵，但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体。据记载，八旗兵力在入关之初约有22万，后期有所增加，其中，驻守京城的八旗满洲兵59530人，八旗蒙古兵16843人，八旗汉军24052人。xxviii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清朝皇帝和中央政府，是清朝的战略总后备队，被称为“八旗禁旅”。八旗兵是具有民族统治性质的军队，清廷给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比绿营兵等其他兵种以及社会上的各行业工匠待遇都高。

绿营兵都是由招降的明军组成，清政府撤销了明朝军制中的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并将卫所归州县所有，废除屯卫军制。绿营兵的编制，大体上是一省设提督，省内重要的地方设总兵官驻守，统辖所属官兵。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还节制绿营官兵，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官各有几营标兵，专备调遣。他们的任务是守卫地方，缉捕盗贼，维护治安，镇压人民反抗。与八旗兵联合作战时，往往绿营兵打前锋，八旗兵殿后，由八旗兵将领指挥绿营兵。绿营兵的待遇较八旗兵低很多。

蒙古兵、藏兵、土兵和乡兵都是根据州县的具体情况组成的用以守卫地方，维护治安和配合作战的非正规政府兵种，编制可塑性强，人员待遇较低。大清王朝这种多层次、全方位、不同类型的军队体系为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前朝的弊端达到最大暴露的结果。大清王朝能够取代前明，并延续两百七十多年，一定有它的先进性。通过前文对大清入关前后制度的探究和解读，我认为清王朝的成功建立和统治的长治久安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太祖起兵初期建立军政民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战时能够最快速，最大程度的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把所有的资源用在对敌的作战上，这使得女真军能够取得势如破竹的胜利，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民政权；二是满清政权的民族包容性。清太宗即位之初就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对投降的汉人、蒙古人予以优待宽恕，由此吸引了大批的治世能才加入清政府的统治阵营，为大清朝千秋万代的基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力量；三是统治者对制度与时俱进的创新。清入关之初，清太宗就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适合统治的六部、内阁制度，为中央政府高效的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入关后，面对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们既能汲取前朝的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政治制度，设置一系列的国家机构，也能创造性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并制定符合自己的军队体系，从而使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有条不紊的穿过历史的年轮，走向盛世的辉煌。从这来看，清朝是先进王朝的代表，它能够取代前明，创造盛世奇迹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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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太宗实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3]《清太宗实录》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4]《清太祖实录》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5]《清太祖实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

[7]张杰.《清朝三百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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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世祖实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2]《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J].人文杂志， 1991，（05）：95-100.

[14]梁娟娟.《清代谏议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09.

[15]徐雪梅.《清朝职官制中的满汉差异问题研究》[D]南开大学，2009.

注 释

i《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4页。

ii张杰：《清朝三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iii《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中华书局，1987，第173页。

iv张杰：《清朝三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v徐雪梅：《清朝职官制中的满汉差异问题研究》南开大学研究生院，2009.4。

vi梁娟娟：《清代谏议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研究生院，2009年4月。

vii《清太宗实录》卷5，第69页。

viii《清太祖实录》卷1，第26～27页。

ix《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第30页。

x梁娟娟：《清代谏议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研究生院，2009年4月。

xi梁娟娟：《清代谏议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研究生院，2009年4月。

xii《清太宗实录》卷5，第69页。

xiii《清太宗实录》卷11，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51页。

xiv《天聪朝臣工议奏》卷上，第22页。

xv《清太祖实录》卷9，第126页。

xvi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胭》，《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5页。

xvii杜家骥：《清朝简史》，第255页。

xviii张杰：《清朝三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xix《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第57页。

xx《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乙酉，第65页。

xxi《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乙酉，第65页。

xxii《养吉斋丛录》卷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42页。

xxiii18行省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

xxiv《清史稿》卷114，《职官三》，中华书局，1977，第3336页，

xxv盟旗制度：清政府对蒙古族的政治制度。1624-1771年推行于蒙古族地区。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基础上参照八旗制度组织原则建立。旗为军政合一单位，平时生产， 战时出征。数旗合成盟。由清政府任命旗长、盟长。对稳定蒙古社会秩序起一定作用。解放后废除，只保留盟旗称谓，盟相当于地区，旗相当于县。

xxvi伯克制度：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历史上以“伯克”统领地方事务，具有封建领主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伯克”系突厥语的音译，意为“王”、“首领”、“头目”、“统治者”、“官吏”以及“老爷”、“先生”，在新疆，是维吾尔族地方官吏的总称。

xxvii噶厦制度：清乾隆十六年（1751）定制，设噶伦（噶布伦、噶卜伦）四人，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办理一切行政事务。噶厦所属机构有译仓（相当于秘书处）、仔康（相当于审计处）及各个勤空（局）。

xxviii《清朝文献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6395页。

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反馈分析 篇4

护理专业英语是医学院校护理专业 ( 英语方向) 或涉外护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护理专业英语知识, 并为将来从事涉外护理工作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目前, 护理专业英语教学处于摸索和发展阶段, 为全面系统收集、分析广西高等中医院校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的第一手资料, 为今后护理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和方向, 从而更好地推进英语教学和护理专业相结合, 本研究对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参与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广西高等中医院校2010 级与2011 级护理学 ( 英语方向) 专业的本科生共120 人 ( 教学改革前) , 以及2012 级护理学 ( 英语方向) 专业的本科生共50 人 ( 教学改革后) 。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 对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对比、学生对教学的效果反馈对比等内容[1]。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如护理英语课堂上约60% 的教师主要采用语法翻译法, 忽视综合运用能力, 课堂互动较小 ( 表1) ; 约60% 的学生认为在护理英语课上所获得的信息还不足, 同时对自己的护理英语进步方面不太满意 ( 表2) [2]。影响广西高等中医院校护理英语教学效果的主要原因有学校、教材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专业化、学生英语水平等方面的因素。

针对存在的问题采用以下改革措施: 第一、改革护理英语课程设计, 包括进行护理英语需求分析, 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增加中医护理英语特色内容, 改进课程考核方式。第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运用护理英语小讲课, 医护角色扮演, 临床护理场景模拟, 医学电影配音等手段。第三、加强护理英语教师团队建设和教师自我发展。第四、积极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等实施。这样, 突出护理英语专业特色, 与专业培养目标相联系, 使护理英语教学的效果不断提高。以下为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反馈对比情况。

( 1) 护理英语教学方法对比情况

表1 显示出改革前后学生对任课教师护理英语教学方法的评价。教学改革后教师注重护理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的训练, 课堂互动比例提高约50% 。

( 2) 学生对教学的效果反馈对比情况

表2 显示出改革前后学生对教学效果反馈的情况。教学改革后学生认为护理英语课上所获得的信息充足比例提高了约40% 。对自己在专业英语方面取得的进步由33. 3% 提高到了82. 3% 。

4. 结论

护理专业英语课程是架于公共英语与护理汉语知识的一座桥梁, 涉及知识面较广, 有一定的深度[3]。通过对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反馈的分析, 改革传统的护理英语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促进了护理英语教学规范化、科学化, 以及护理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 有利于提升护理英语教学水平, 提高护理专业人才外语技能和国际化护理水平。

摘要：对广西高等中医院校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反馈的分析, 包括: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对比、学生对教学效果反馈对比, 以促进护理英语教学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有利于提升护理英语教学水平。

关键词：护理英语,教学改革,反馈分析

参考文献

[1]郭剑晶.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2]黄秋姮.中国—东盟背景下广西高等中医院校护理英语教学现状调查[J].大学英语, 2015, 12 (2) :109-112.

改革开放前后家乡变化的调查问卷 篇5

1、您的年龄是________

2、您的居住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的职业_____________

4、改革开放前后您的月收入变化： 前：A、50 以下 B、50—100 C、100—150 D、150—200 E、200 以上 后：A、1000 以下 B、1000—2000 C、2000—3000 D、3000—4000 E、4000 以

5、你改革前的穿着的怎样的 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改革前衣服是_____，改革后衣服是______； A、别人给的 B、自家做的 C、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又三年 D、集市 买的 E、商场买的 F、定制的 G、专卖店买的 H、其它

7、您现在饮食方面的变化,前_____后______ A、食不果腹 B、刚能吃饱 C、粗茶淡饭 D、丰富多样 E、营养均衡

8、改革前后你的居住条件是否有变化______？ A、没有变化 B、有变化但不大 C、居住面积、质量、环境大幅改善

9、改革前后的主要出行工具？前____后______ A、步行 B、马车 C、自行车 D、公交 E、摩托 F、自家车

10、改革前后，您家乡的医疗、养疗等有没有变化？_______ A、没有变化 B、变化不大 C、有变化基本普及 D、很大变化家家普及

11、改革前后，家乡环境是否有变化?_______ A、没有变化 B、环境变差 C、化境变好 D、其它

12、您认为改革开放后家乡变化最大的是？______ A、城市（乡村）建设发展，公共设施进一步完善，生活环境改善 B、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企业发展 C、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法制化加强 D、思想观念转化，逐渐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E、其它

改革前后 篇6

2009年2月6日上午9时，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就该纲要所涉及的20个重大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与高考改革方向直接相关的“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短短的10分钟内，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渠道发表意见或建议110多万条（据东方网2月6日报道）；在短短的24小时内，“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就成为国内主流门户网站的头条，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讨论的网民接近5000万人，相关发帖近亿条（据人民网2月7日报道）；在短短的48小时内，参与“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的各类讨论上亿人，国内主流门户网站投票结果公布，支持者超5成（据央视国际2月8日报道）。其火暴程度超越想象，国民对于教育的热情、对于高考的关注，虽在官员的意料之外，却在国民的情理之中。

3月5日上午9时，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600多字专门讲“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问题。其中，“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两个问题与高考改革密切相关。教育公平，最核心的体现是教育机会公平，包括教育入口、过程、出口和再教育的公平，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公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高考公平。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教育新理念，经历了从朱基时代的“继续积极改革教育思想、体制、内容和方法，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到温家宝时代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的重大转变，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教育论述的重要继承，是科学发展观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教育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为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考试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高考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再把我们的眼光往前延伸32年，即1977年，当年8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恢复被废止了达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不仅改变了三代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因为恢复高考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和巨大历史影响力，使我们更加坚信，在21世纪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关乎全体国民命运的中国高考，牵连全体国民心神的高考改革，必然也必须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在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的前提下，迈上科学的改革轨道，走上伟大的中兴道路，继续发挥其国家“抡才大典”的历史使命。

一、兼顾公平性与效益化的统一

高考改革的公平性主要是指过程的公平，它首先体现在考选机会上，其次是考试过程和质量上，再次是考选资源配置上，最后是考试评价和录取上。高考作为国家最大规模的考试，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其效益：一是提高选拔人才的有效性和公开性，加强对加分政策和自主招考政策运行过程的监管，实现“阳光高考”，从而为更多有培养潜力和发展能力且符合条件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公平机会；二是要尽力节约高考成本，实现“绿色高考”。

二、坚持全国性与区域化的统一

高考是对促进社会稳定、分层和流动的合理性等有着重大影响的“控制阀”，其公信力、影响力和控制力首先来自它的“国家标签”，因此，高考改革必须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维持高考的全国统一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机会公平。同时，由于区域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最大限度体现高考主导权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我们应大力推进高考改革权的区域化，国家与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欠发达地区采取倾斜政策，改变目前这种向少数发达大城市倾斜的政策，使日益扩大的自主招生提升其存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三、促进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高考改革要实现人才选拔最优化，就必须追求全程科学性，即高考的命题理念、组织实施等要符合科学的评价理论和测试原则。同时，高考是“选贤与能”的现代化考试，因此，其全程设计不仅要评价高考考生掌握科学知识的程度和水平，也应测试他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一方面避免学生沦为“考试机器”，另一方面也要为大学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把好“入口”关。此外，由于高考在知识的运用环节测试上具有一定随机性，一方面导致了猜题、押题等歪风邪气，另一方面导致了高考的不公平性。因此，高考改革必须提升其科学性，逐步克服高考试题设计中“生、偏、怪、狭、奇、难”等不良倾向，避免误导教育方向，使高考真正能倡导人文性原则。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在利用科学方法提高其人文内涵方面加以努力。

四、体现传统性与现代化的统一

评价是一个永恒的理念，而高考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从最早的高考形式——科举算起，至今也不过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高考所积淀下来的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则是深远和厚重的。为避免重蹈遽然废除科举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和公众心态失衡的覆辙，高考改革必须努力做到继承和发扬高考传统中好的做法、理念，比如统一阅卷的做法、追求公平的理念，在较好地吸纳优秀传统考选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考选文化，从而做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

五、保障客观性与人性化的统一

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考改革必须走实事求是的路线，不能盲目跃进或想当然地改革，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规划高考改革的目标和进程。同时，其客观性还体现在内容和评价上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仅仅以多重发达地区的情况来作为设计和编制高考内容的标准，当然也不能只是以多重欠发达地区的现状来作为高考试题命制的来源。另外，高考改革也要符合人性化原则：一要方便监考人员，二要方便考生，三要方便监考考务，四要方便阅卷考官，五要方便高考信息发布者，六要方便高考录取人员，七要方便大学有关管理人员。总之，高考是一个综合化工具，它必须以人为本，为国家和社会大众服务。

六、力保多样性与一元化的统一

高考延续至今，其生存秘诀就是不断改革。从组织层次上，从最初的全国统考，到以全国统考为主、部分地方自主招考为辅，再到以全国统考为主、部分地方和高校自主招生为辅，并逐渐向后者倾斜；从高考形式上，从最初的“3＋2”模式，逐渐过渡到“3＋2”“3＋X＋综合”“3＋综合”等各单一模式并行不悖的局面，再到最新的多模式并存，以“3＋X＋1”“3＋综合＋1”“2＋文/理科数学＋文/理科基础＋1”等为代表的高考新模式将成为主流。但是，无论是高考主办方的多样化，还是高考模式的多样化，抑或录取的多元分层性，都离不开一元化的指导思想，高考要坚持“为国选才、公平考核、政府主持、民间监督”的统一，即改革可以有多种理念但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方试验但管理主体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向探索但价值取向必须一元化，改革可以有多样衡量指标但评价标准必须一元化。

七、彰显均衡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追求公平和体现效率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核心理念，而彰显均衡则是追求公平的必然条件。高考改革必须注重均衡，一方面要照顾全国范围的整体公平，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区域均衡、阶层均衡，主要体现在：全国范围内录取最优秀学生应该“一视同仁”，适当向多重欠发达地区倾斜，即适当增加录取指标。同时，高考改革作为一项全国性系统工程，为保证改革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就必须进行整体设计，循序渐进，“先小范围试点，获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然后全国大范围推行”。

八、突出稳定性与变革性的统一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强盛，就必须拥有大批人才，而高考则是选拔人才的必经之路，因此改革一定要慎重，出台的高考政策一定要有较高的稳定性，因为政策变换太快很容易导致混乱。选拔人才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草率，高考能够在被废除的情况下得以恢复发展，在被质疑的声浪中得以改革延承，就在于高考的稳定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性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高考改革也要与时俱进，要不失时机地将成熟技术和做法应用到高考中，要通过局部或整体的不断变革，使高考适应不同时代和阶段对于公平、科学选拔人才的需要，变革性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维系高考活力的源泉。

九、维护原创性与借鉴性的统一

中国是考试发源地，这一判断毋庸置疑；现代高考起源于西方，这一观点也毫无疑问。正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古代太学书院没有显性血脉继承关系一样，我国的高考与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也并无明显的衍生关系，高考从名称到蕴涵的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的，我们有上千年的考试文化积淀，有进行大规模考试改革试验的条件，经过高考管理者、研究者、执行者、评价者等的共同努力，高考改革一定能走出一条原创性道路。另外，在国际化和“地球村”的今天，任何国家或组织封闭起来搞改革都是不现实的，高考改革必须有开放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胸怀，在兼容并包中去粗取精，在洋为中用中去伪存真，欧美等国类似高考的测评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但我们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根据国情走“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道路。

十、提倡知识性与能力性的统一

教育部“新课标”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倡导新的导向——知识与技能融合、过程与方法统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协同，在这种新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导下，高考单纯以“抽样随机的一次性方式考查考生掌握、理解和运用部分知识”的方式是远远达不到选拔具有良好“德、学、识、能”素质的准大学生的目标。因此，必须采用新的既独立于高考系统又与之一体协同的测评系统：在尊重基本的考试原则与规律的基础上，注重考查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在减少考核记忆性知识比重的基础上，侧重检验学生运用已学知识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提倡系统化考查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建构；等等。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如何测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问题，从高考取向上更快地推动现有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

十一、招生自主性与自律性的统一

高校实施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是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教育评价和人才评价领域的重大创举，它有助于弱化高考“指挥棒”的不正当性，减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性，降低“一考定终身”的随机性，从而一方面加速高考多元化的探索进程，另一方面提速“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必将成为与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并行的自主招考模式，因此，自主招生高校数必将逐年增加。自主招生高校的增加，无疑给了那些“品行优秀、能力出众、特长明显、偏才突出”的优秀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但必须加强对自主招生的监管，加强自主招生各环节的自律。必须着力建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问责制度，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一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从而把自主招考建成“阳光高考”。

十二、试点学科化与学分化的统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传统的分科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对于复合型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逐步改革高校的分科人才培养模式，走综合型专业化分流式培养道路，即大学前两年甚至前3年要实行通识教育，按文理平台、学门大类招生交叉培养，余下的时间按学生潜能和兴趣实行分流培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只有大学培养模式实现了改革，高考模式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也给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留下了足够的探索空间。具体而言，原来的高考文理分科主要是应对大学的分科培养，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就可以逐渐取消文理分科，先试点文科班、理科班和综合班，大学分别采取相应的录取策略并对综合班适当倾斜，然后逐步统一为综合班实行学科学分制，同一门高中课程，可分为不同程度的自由选班，通过相应程度的学习即获得相应的学分，学分可作为不同类型高校录取新生的参考依据。

十三、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的统一

高考文理分科备考，过窄的专业口径招生，按系录取和专业人才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不利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在改革大学培养模式和高考招生模式的前提下，应在全国高中逐步试点必修课、选修课、特色课的课程体系改革工程，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将语文、历史、政治等整合为人文社会科学，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整合为自然科学，体育和英语课程单列，应提高体育课程的比重，降低英语课程的比重，全部为必修课程。另外，应因地制宜开设选修课和特色课，比如武术、戏曲等课程，既可以培养学生与全国接轨的知识能力，又能传扬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祖国大江南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自主招生的高校可以设定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这样既考查了学生的整体知识，也能考查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学生的才艺，体现了大学传扬民族文化的精神。

十四、大学规模化与质量性的统一

温家宝总理提出的2009年要实现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综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而言，我国要实现两大历史转变——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转变为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造条件，不断应对发达国家高强度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逼近教育总投入占GDP6%的目标。而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波动规律，当社会经济发展逐渐靠向波峰的过程中，就业机会就会增多，继续深造成本增加，为下一个波谷做好物资储备，上大学的人数逐渐减少，高等教育规模逐渐缩小，教育质量有所下滑；当社会经济发展逐渐靠向波谷的过程中，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借此机会“充电”，为下一个经济波峰的出现做好知识储备，上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高等教育规模逐渐增大，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上升。全球金融危机，正好给我国持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所以，高考要扮演“培养人”而不是“淘汰人”的角色，体现教育公平的理念。

“高考非恶制，弊者人也。”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和窗口性影响，一方面在于它本身作为思想解放突破口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伟大时代意义，更重要的则在于它通过给全体国人一个重新选择发展的机会来调整人才结构和社会秩序，最终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机遇与可能，这是恢复高考的伟大社会价值。高考改革没有绝对公平可言，但我们要努力做到和坚信的是，未来的高考改革必将使越来越多的群体受益、使最广大的群体受益、使这个国家和民族受益，这就是邓小平恢复高考30周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高考是举国大考，像任何其他领域的全国性改革一样，高考改革也是一次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的重大事件。因此，在当代中国，作为从最高国家领导人到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关注的重大话题的高考改革，其总体策略应是在积极进取中追求稳健推进，在“多元互补”中发挥其最佳效益。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改革前后 篇7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对外贸易政策

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期间, 实行的是高度封闭的保护贸易政策,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贸经营由国家高度垄断并设置较高的贸易壁垒。

1949-1952年, 在没收官僚资本的进出口企业和改造民族资本的进出口企业的基础上, 中国建立了国家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 即全国的对外贸易均由对外贸易部统一实行行政管理, 各项进出口业务由国有外贸公司垄断经营, 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严格按照计划进行。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 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第一, 高关税。根据1951年中国实施的海关规则, 进口商品的算术平均税率为52.9%, 其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为92.3%, 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为47.7%。这一关税水平远远高于G A 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W TO的前身) 规定的关税率。第二, 各种行政壁垒。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需要办理配额、许可证并通过各种部门的审批。第三, 外汇管制。对于进口所需的外汇必须申请额度并承担汇率高估的损失。

2. 脱离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 A TT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框架机构和规则体系, 体现了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和政策规范, 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利益。但新中国成立后, 既没有向G A TT申请复关继承创始缔约国地位, 也没有参加G A TT的任何活动。1974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又有机会重返G A TT, 但万分遗憾的是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从而丧失了在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应有权益。对于实行这一贸易政策的实践效果, 其积极方面是实现了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从1956年起中国一举扭转长期以来严重的外贸逆差, 直到1977年其间, 除了在少数年份出现少量逆差, 一直保持进出口平衡且略有盈余的局面。但其消极方面更多:外贸规模增长缓慢;长期过度保护使国内企业普遍效率低下;高度封闭难以获取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从而使中国在战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浪潮中又一次被远远抛在后头, 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贸易政策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是重商主义政策。按政策手段的倚重不同又分为两个阶段。

1.1978年—1986年:倚重“外汇管制”的重商主义。在这一阶段, 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创汇, 为了获取足够的外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促进出口, 包括出口补贴、外贸留成、汇率优惠、出口退税等, 使1978年—1986年的出口规模年均增长率达16.3%, 远高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此外, 通过设置较高的贸易壁垒, 严格控制进口。在关税壁垒方面, 1978-1985年的算术平均关税率达52.9%, 而在非关税壁垒方面, 到1986年以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为主的非关税壁垒覆盖我国所有进口的80%。同时, 又实行严格的进口用汇审批制, 以控制国家外汇储备的减少。

由上可见, 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具有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 其内在动力是扩大出口创汇, 以弥补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造成的外汇短缺, 其政策措施仍然以行政性措施为主。这就表明, 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具有过渡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应该继续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转变。

2.1986年至今: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1986年以来, 中国的贸易政策由倚重“外汇管制”的重商主义向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转变, 其转变契机来自中国复关入世。从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开始, 为了达到G A TT/W TO的门槛要求, 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并转而追求贸易顺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关税壁垒方面, 中国逐步大幅削减关税以与国际经济接轨。1986-1991年将算术平均关税率从之前的52.9%降到47.2%;到1999年又大幅下降为16.78%;2001年入世以来, 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又连续几年下调关税, 到2007年已降至9.8%。而在非关税壁垒方面, 也在逐步减少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的商品目录数量, 大部分商品放开经营。第二, 在中国复关入世的过程中, 其外贸战略也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逐步放开了对外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得性, 1994年取消汇率双轨制, 消除了人民币高估现象, 为扩大出口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988年开始的一揽子外贸改革进一步增加了对出口的鼓励, 同时对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促使中国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并由此带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

改革前后 篇8

关键词：乡村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人民公社,乡政村治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治理方式

(一) 乡 (村) 政权模式

建国初期, 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终走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成为了乡、行政村的政权机构。1954年宪法颁布后, 自然村成了乡政权以下的管理单位, 由村党支部和上级下派的工作组行使村内公共权力。1958年后人民公社取代了这一乡村治理方式。乡 (村) 政权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过渡阶段。

(二) 人民公社模式

1958年, 我国乡村地区正式确立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人民公社体制垄断和控制了全部公共资源,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辖区内所有公共事务均由其管理, 造成了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人民公社体制实施时间长达25年, 它在一定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也造成了农村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和农民增收困难。同时, 在户籍制度约束下, 我国实际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农民被限制在农村, 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 形成了城乡壁垒, 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以“包产到户”为实践起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 实际上造成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从此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进入了“乡政村治”的新时期。“乡政村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标志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

三、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乡村治理方式比较

(一) 政治层面

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乡村基层政权与组织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以“合-分”为主, 从人民公社的“一元化领导”, 到改革开放后按“分权”重建乡镇政权组织体系, 基本实现了当时各级行政组织的职能和分工。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公社体制下, 我国乡村治理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后, 党组织在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领导核心作用没有改变, 这一领导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 还体现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此后,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党支部对农村其它基层组织的领导关系, 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和各种组织的领导, 以保证中央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领导以及三农政策的贯彻。

2. 从“人民公社”到“乡政村治”。

人民公社时期, 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以生产小队为基础。1982年起, 全国乡镇开始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始在村一级建立, “人民公社”正式被“乡政村治”取代。随着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 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取代了原来的大队委员会和生产小队, 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成为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 村民监督委员会、新的群众组织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 充分发挥了监督作用, 活跃了基层民主建设。

(二) 经济层面

1.经济增长模式由“农业为本”转为“工业优先”。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人民公社体制下, 农业生产依然占据乡村生产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 多种产业结构的确立为农民提供了多种就业选择。与此同时, 乡镇企业的发展, 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国家放松了对社会流动的限制,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此外,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以及收入的低回报, 种种因素都促使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农为本”转为“工业优先”。

2.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人民公社时期, 乡村的公共资源由公社全面控制, 本辖区的生产经营计划, 农民的农业生产都由公社的行政命令决定。改革开放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强, 乡村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告别了过去缺乏生产经营权的生产, 农民开始通过市场的供需来规划自身的生产经营, 乡村治理资源的积累也开始根据市场变动而变化。除了农民的农业生产, 广大农民还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考虑自身的其他非农选择, 如外出务工、经商等。

(三) 社会层面

1.农村社会的分层。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依据土地改革前农民土地、金钱等物质财富的多寡, 把农村人口划分为五种成分。这种阶级成分成为了农民的政治身份, 不同阶级成分的农民在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待遇上有明显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又披上了“血统论”的阴影, “地主”、“富农”帽子会在农民家庭中代代传承, 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前, 大量农民子弟因为阶级成分无法正常参军、入学、提干。改革开放后, 对农民阶级成分划分问题的拨乱反正, 确立了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2.乡村社会由静态走向流动。人民公社时期, 公社为了对乡村公共资源进行控制以确保工业化的发展, 对农民的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只有通过仅有的几条途径走出农村。改革开放以后, 乡村人口流动开始加速, 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让外部经济资源开始大量涌入乡村, 许多农民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同时, 国家政策的变动, 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

参考文献

[1]倪星, 曾莉.行政组织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改革前后 篇9

股改是我国资本市场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这次变革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内关于股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二是如何进行改革。而我国对于股改前后上市公司绩效的变动情况研究得相对较少，尤其是针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更是少见。本文以2005年实施股改的5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股改前后公司绩效的变动轨迹，以便对股改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作出科学的评价。

一、文献回顾

由于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对简单，尤其是在股份流动性上限制较少，国外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对公司效率或价值影响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并得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即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呈正向、负向和非线性关系。

股改之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为复杂，非流通股的存在是其特色。国内早先关于股权结构和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流通股、流通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上。例如：刘国亮(2000)研究发现，国有股所占比例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有反向的影响;于东智(2001)通过两两相关性的检验发现，国有股比例与绩效指标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绩效指标负相关，但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吴淑琨(2002)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U型相关。

股改之后，学者们有关股改后绩效检验的研究渐渐增多。例如：李旭旦(2007)通过对234家上市公司股改前后业绩的检验发现，股改后公司业绩在短期内没有出现预期的明显的改善;胡珍全、唐军(2007)通过对两批共26家股改上市公司的考察发现，股改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总体上有明显的改善;陈明贺(2007)利用已进行股改的81家上市公司两年的面板数据，针对股改及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改对公司绩效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文献多数是定性分析，数量很少的实证分析也是针对主板市场进行的样本研究。中小板市场虽然不如主板市场引人关注，但从长远来看极具生命力，其绩效的变动不应被忽视。

本文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一个基于财务指标的综合得分模型，使公司绩效的计量更加合理、客观。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文首先选取多个财务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变量，通过计算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构建绩效综合得分模型，根据公司股改前后各年度综合得分情况评判公司绩效变化趋势。然后采用配对T检验法检验趋势变化的显著性，得出有关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变动情况的研究结论。

2．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年度实施股改的所有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公司执行如下筛选程序： (1) 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剔除ST和PT公司，因为ST和PT公司的财务状况或其他情况出现异常。 (2) 剔除在检验区间内研究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检验区间为股改前1年、股改当年和股改后3年。通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得50个研究样本。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浪网以及CSMAR财务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来自证监会官方网站巨潮资讯。

3．变量的选取与计量。

对股改绩效的考量，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方法：基于证券市场反映的超常收益法，即检验股改对样本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基于公司财务指标的财务指标法，主要研究股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超常收益法以有效的证券市场为前提，比较适合发达的证券市场，而财务指标法更适合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李善民，2004)。我国的证券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够发达和成熟，因此本文采用财务指标法从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来反映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绩效情况(见表1)。

对绩效的计量主要是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首先提取公因子，然后根据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方差贡献率)得到公因子对绩效影响的权重，从而得出绩效的综合评价模型。

三、实证分析

1．因子分析的适当性检验。

首先运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因子分析程序对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对股改前后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指标分别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得到KMO统计量均大于0.50，且单侧p=0.000<0.01，故适合使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2．提取和解释公因子。

设定因子提取个数为4，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其特征值均大于1，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也达到70%以上，即所选公因子能反映所有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2，仅以2004年为例，2005、2006、2007、2008年处理方法依此类推)可知：第一个公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流动比率X7、速动比率X8、负债权益比X9三项指标，因此可将其解释为偿债能力;第二个公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每股收益X1、净资产收益率X2、总资产报酬率X3三项指标，因此可将其解释为盈利能力;第三个公因子变量基本上反映了流动资产周转率X4、应收账款周转率X6和存货周转率X5三项指标，即它可理解为资产管理能力;最后一个公因子变量可解释为成长能力，因为其基本上反映了总资产增长率X10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11两项指标。

3．确定因子得分函数。

根据表3所列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同上，仅以2004年为例)，可以建立因子得分函数：

4．构建绩效的综合得分模型。

根据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方差贡献率)得到公因子对绩效影响的权重(每个公因子的贡献率除以累积贡献率)，见表4。然后据此建立股改绩效的综合评价模型。

由此建立股改绩效的综合评价模型：

5．样本公司绩效变化趋势的检验与分析。

为了考察样本公司绩效变化的趋势，首先计算样本公司检验区间内各年度的均值及正值率;其次计算均值环比差值(P2005～2004表示股改当年与股改前一年均值的差值，依此类推)，见表5;最后检验绩效变化趋势的显著性。

从表5可看出：股改当年公司绩效的综合得分均值低于股改前一年(P2005～2004=-1.499 859<0);股改后第一年在股改当年的基础上又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P2006～2005=-1.978 241<0);股改后第二年在股改后第一年的基础上有所上升(P2007～2006=3.780 522>0);股改后第三年绩效均值又高于股改后第二年(P2008～2007=0.510 085>0)。依此类推，可见股改前后样本公司绩效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下降—下降—上升—上升”的态势。

为了检验绩效变化差异的显著性，本文采用配对T检验，以考察各年股改绩效变化的情况(置信度取95%，即sig.值小于0.05为显著)。如表6所示，除F2005～F2007、F2007～F2008这两组数据外，其他8组配对的总体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sig1=sig2=sig3=sig4=sig5=sig8=sig9=0.000<0.05, sig7=0.037<0.05, sig6=0.103>0.05, sig10=0.420>0.05)。因此，可以认为股改前后样本公司绩效的变化趋势为“显著下降—显著下降—显著上升—缓慢上升”。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 股改使中小板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 具体来说，短期内(股改当年和股改后第一年)发生了显著下降，随后 (股改后第二年、第三年) 得到了逐步上升。究其原因, 可以得出:股改完成后一段时期内非流通股只是获得了预期的流通权, 并未实现实质性的全流通, 股改效应未能完全显现。政府为抑制市场的通货膨胀, 颁布的加息和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都造成入市资金的紧张, 减少了股市增量资金供应, 对股市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增加了企业成本, 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利润。在政府的监督和政策引导下, 经过几年的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有了较大调整, 流通股股数大大增加, 使大股东自身的利益与公司效益密切联系起来, 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为了后股改时代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能够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 笔者认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 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股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 后股改时代公司的绩效难以保证。因此, 建立有效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 加强对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的监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2) 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后股改时代, 政府除了应加快制定、实施外部监督机制的有关法规、制度, 并保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 还需要增强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战略、经营绩效和公司治理质量的评价功能和控制权收购功能, 包括投资分析人士的投资分析、新闻媒体对大股东违规行为的详细和深入报道, 使公司经理层在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和日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多重压力下努力工作, 进而不断提高公司的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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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旭旦.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分析.财经视线, 2007;12

改革前后 篇10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政府,市场

1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发展状况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 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形式与市场关系同时存在, 并且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囤积居奇与哄抬物价的现象, 为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在上海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 运用政府权威, 依靠国有与合作的商业渠道, 大力调运粮食、棉花与煤炭运到上海。同时还以平价大量抛售“二白一黑”, 由此取得了保障供给、抑制物价的良好效果。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过去后, 也即是1953年, 我国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尤其是1956年,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与手工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计划经济体制已逐渐完善并日趋僵化, 全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工厂, 一切经济活动都听命于中央统一调度, 所有企业都成了没有任何主权的车间、物资部奉命管理全国生产资料的调拨, 并由全国性的“骡马大会”落实企业间的产销衔接;商业部奉命管理全国消费资料流通, 全国人民的生活物资以及其他的需求都是采取凭票限量供应方式, 商品流通也只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流通, 而市场的商品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排除在外的。

到1958年, 国家开始实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主张“吃饭不要钱”、“经济不核算”等口号, 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三年的贫困时期。为改变这一状况, 在60年代初进行了3年调整, 在这三年之中经济上出现了商品与市场关系, 如刘少奇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工业中采取托拉斯管理模式, 以及陈云提倡开放部分高价商品的政策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 这些在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的人员被打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随着这一批人员的下台, 经济领域中, “商品与货币都是旧社会的东西”成了时尚的话语。

2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发展状况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在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因此可以说在计划的框架内初步引入了市场机制。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此基础上,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时, 更是进一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召开, 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 这几次具有重大变革的会议的召开, 更加凸显政府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同时也说明了,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三十年, 其变化发展有一个历程且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3 两者之间的相同点

3.1 政府主要担当着领路人的角色

众所周知, 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政党思想纲领, 所以在社会的管理中就坚贞不渝地奉行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我国在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坚持党领路人的角色, 对经济的发展实行五年计划以及进行三大行业的改造, 同时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 进而构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框架, 而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主要采取限制性的手段, 这一列的主要推动力量则是政府完成的, 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奉行的是大市场, 弱政府的角色, 强调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 如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经济特区的发展都是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实施的, 如果没有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经济还走不出计划经济狭隘的圈子, 陷在社会主义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泥潭而拔不出来。

3.2 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无论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 在经济领域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中认为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 市场要素将全面消除, 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计划手段的全面调节。基于此,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 同时看到苏联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在经济领域内实行了由政府主导的五年计划以及农村公社化运动, 尽管在改革前三十年之中, 我国的这一体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但探索时期的十年, 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还是奠定了好的工业发展的基础, 而这时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 因此也就谈不上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之中, 我国虽然逐渐改变计划经济体制, 实行由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之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一方面是要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动摇, 另一方面, 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固守我国的指导思想不动摇,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3.3 都是依据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市场和政府谁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之时, 面对抗日战争和内战引起的百废待兴的局面, 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强手腕, 以挽救国家衰弱的局面。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早期古典重商主义理论就开始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对外贸易的发展, 并在最大程度上依靠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国内工业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如在1939年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 面对各国对危机的束手无策的局面, 凯恩斯一反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 主张政府干预主义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 采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将政府职能定位于克服市场失灵, 以此解决经济危机的局面, 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和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 这一切的复兴若没有一个强政府, 那么中国的复兴无处可说, 正是基于当时的国情, 毛泽东等一代老革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苏联的帮助, 提出了计划经济, 让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主导的地位, 让中国能够迅速脱贫。而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 由于“文革”十年以及计划经济中政府一手遮天的状况造成的整个社会人心惶惶、人民贫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差距又进一步的扩大等原因, 在1978年, 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转变计划经济的局面。又如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的召开, 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即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是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对姓资姓社的问题依然处在一片迷茫的状况之下, 而做出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再如,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得世界的各国都在关注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多年的改革中虽然不断强调政府要放权, 主张政府不是万能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深入人心, 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任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国企改革一拖再拖, 政府官员的腐败, 政企不分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要求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纵观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对待政府和市场关系主要是就当时的环境提出来的。

4 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4.1 政府在社会管理范围上存在着不同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我国的政府可以说管理着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 如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国家的政治命脉逐渐掌握在政府手中。自此以后直到改革开放的政策提出时, 全国已然成为了一个大工厂, 一切经济活动都听命于中央统一调度, 所有企业都成了没有任何主权的车间、物资部奉命管理全国生产资料的调拨, 并由全国性的“骡马大会”落实企业间的产销衔接;商业部奉命管理全国消费资料流通, 人们所需的物资都凭票领取, 每个人的生活物资都是按照政府的计划而实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市场中的商品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完全排在外边, 没有发言权, 政府管控着整个国家。而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 鉴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 政府层面开始重新考量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政府主动承担行政体制改革, 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管, 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 不断提高市场微观主体的实力并持续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政府管理国民经济, 最主要的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更加完善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为, 避免政府的失灵, 我国在政府层面正在逐渐的进行改革, 正在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职能。

4.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政府的一手操作, 即使在1961年和1962年之中进行了一些调整, 促使经济方面得到一些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还是政府主导型, 商品的流通呈现受阻的状态。而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 政府放开了经济的管辖, 逐渐使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我国在政府工作的文献中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一系列的举措, 如十四大就规定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说道:“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可见,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 而不是像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一样, 排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 更加懂得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为创造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而努力。

总之,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各方面都需要不断完善, 无论是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还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都需要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正如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 不要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应该理顺整个环境中, 政府管辖的范围、市场管辖的范围、政府和市场共同管辖的范围以及政府和市场都无法管辖的范围。改革开放的前后三十年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 既存在相同之处, 也存在着不同之处, 我们要好好地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贡献和失误, 以此推动社会更加有序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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