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

公共事务（精选十篇）

公共事务 篇1

佛山市是一座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城市, 这几年, 学校周边道路早、晚接送高峰出现的交通拥堵;城乡接合部的部分卫生死角等问题, 一直困扰着佛山并且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部分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 相关部门一时也难以寻找长效的治理办法。往往突击整治过后, 又依然如故。这种治理与复燃的恶性循环, 困扰着市民和相关管理部门。

2011年, 佛山吹响了城市升级号角, 提出在未来三年要实现“城市升级行动计划”,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佛山电台也值此选准校园早、晚接送对城市道路交通造成阶段性拥堵的这一社会热点话题, 在佛山电台FM946频道的早、午、晚的新闻节目时段策划推出连续报道。

具体操作上:先在市内选取了四所学校和幼儿园作为报道重点, 以市民投诉为切入点, 再以记者大量实地新闻调查及现场连线报道等来揭露问题, 以先声夺人的做法, 引起市民及社会各方重视。接着开通热线电话及电台官网、微博等与市民广泛讨论互动, 再将市民合理建议放在佛山电台新闻和不同时段时政节目连续播出。这一做法使佛山电台的新闻节目, 迅速成为听众追着收听的品牌节目。大量的事实及记者现场的新闻报道, 不断将过去只是偶尔“听一听”的听众吸引过来。通过电话、微博、论坛等, 让听众和市民能感同身受地共同参与维护城市公共秩序。

二、新闻与节目互补, 形成强势的舆论引导

“整治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拥堵”新闻在被大量报道后, 在社会里不断“发酵”, 迅速吸引社会各界注意。使新闻成为龙头节目的同时, 其他时段的节目也接过市民的讨论话题。例如, 佛山电台FM946频率《讲东讲西讲东西》、FM924频率《同车时代》等节目, 将“市民应如何遵守公共秩序”、“特殊时段送子女上学人士如何停车”、“社会有关部门如何解决短时临时停车地点”等话题, 融入节目中, 形成较强的舆论氛围。节目主持人主导着话语权, 着意引导市民在意识、行动等方面进行公共秩序的自我约束和提升。

佛山电台还积极推进线下活动, 让记者在深入报道的同时也兼任“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勇于担当第三方的责任, 积极协同各方, 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

首先是与学校一起组织学生, 向家长派发“文明接送倡议书”及学校周边停车指引图。接着组织家长、市民考察团, 对部分学校周边交通拥堵突出进行考察, 再将市民的建议向交警反映, 同时精选部分现场报道在新闻和节目播出。还有, 就是记者与城市管理部门和部分路边泊车经营企业共商解决办法, 每一个问题进展都通过报道告知听众。让这一话题吸引了当地其他媒体。例如, 电视和报纸的参与报道, 使改善校园周边交通成为佛山市媒体报道的焦点。

在一个多月讨论、报道的过程中, 方方面面的充分参与和讨论, 加速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协调解决。管理部门针对不同地段的学校停车方案也终于出台。新出台的《学校停车方案》规定:在早晚两个接送高峰时段, 学校周边的路边停车位免费提供家长接送车辆停放20分钟, 交警也会针对每间学校所在路段的不同特点, 在学校周边选取部分较宽的路面设置临时停车场, 有效缓解了学校门前道路交通的通行压力。

这一城市老大难问题的缓解, 也标志着媒体在监督城市管理过程中, 除了揭露、曝光之外, 记者还可以参与其中, 担当第三方的协调角色, 将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在讨论、理解、互信、提升的基础上进行解决。而政府职能部门也通过收集各方对这一城市老大难问题的建议, 探讨出有别于与以往使用搞运动式治理的另一种较为贴近市民的理性模式。而作为广播媒体的佛山电台在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更是赢取了市民和社会的认可。

三、将宣传任务转变为资源, 做权威和创新的广播媒体

广播媒体在介入公共事务中要着重把握政府中心工作的节点, 这是因为政府中心工作, 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点和内容, 这也是宣传媒体绕不开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关键是广播媒体如何选准贴近市民生活的话题, 将宣传任务转变为资源, 在节目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以佛山电台整治学校周边道路早、晚接送的交通拥堵的报道个案为例, 该广播媒体从策划开始, 就着重针对学生家长接送子女停车难这个关键问题, 以倡导一种文明观念, 来引导改进市民的一些旧有陋习。而记者则主动参与到事件报道当中, 担当着公共事务的第三方, 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发挥了主流媒体应有的担当和社会责任, 既树立佛山电台这个广播媒体的正面的形象, 也较好的在市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了良性互动桥梁和平台, 并最终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了学校门前停车难这一热点难题。

以往, 这类新闻一般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发布一项公告, 然后各新闻媒体跟进报道, 一般一阵风就过去了。这种由职能部门到媒体再到听众的传播是单向性的传播, 强调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意志。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目的性强、行政性色彩浓厚的宣传手法, 已难以适应目前的形势需求。社会发展呼唤人人参与的讨论平台, 多方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 互相理解和协商, 这样既避免了有关职能部门主观意志的做法, 又促进了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做法, 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作为广播媒体的佛山电台, 对社会问题从以往的揭露、曝光、批评等形式, 探索出现在这种善意的帮助形式, 来推动社会公共难题的改进, 让记者、节目主持以第三方的面目出现, 在协调推动事态发展的同时, 牢牢掌握最具权威的第一手新闻源。为传统广播在做权威、创新新闻报道形式方面同做了有益的探讨。

摘要：信息时代里, 传统广播媒体面对新兴网络和“全民记者”这一崭新课题, 如何突破传统, 有所创新, 是值得探讨的。佛山电台作了一些尝试, 打造自己的新闻和节目品牌, 将传统广播与网络新媒体相结合, 提升传统广播的影响力。

公共事务中心总结 篇2

（一）抓好服务，让群众文化更精彩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十分重视文体工作，今年获得奖项60多个，举办大型文艺活动20场、单项性群众活动200多场，公益电影进社区31场。

1、特色文化影响深远。今年街道文化工作得到中国文化报3次整版宣传，分别对街道特色文化活动品牌皮影文化艺术团（皮影艺术节）、紫荆戏曲艺术团（校园戏苑）、百仕达老年大学文化、“童享星期六”进行宣传报导。罗湖区唯一一个百年本土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黎围舞麒麟”，拍摄大型纪录片《麒麟舞梦》, 得到华南地区唯一英文日报——深圳英文报报导，并在各大电视台播放。翠竹街道文学组带头人廖虹雷今年深圳商报分别刊登发表《沧海桑田深圳河》、《30年乡土，乡愁》、《长胡须的龙岗鸡》，并于1月16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周末人物》个人专访播音。翠竹街道书画社何祯祥油画《流动的风景》入选广东省文化厅举办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油画《新港畅想之二》荣获广东省第十四届广东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比赛优秀奖。今年已成功举办翠竹街道第十一届书画展。

2、群众文化丰富多彩。翠竹街道紫荆戏曲艺术团新作原创京剧《云衫水袖》参加深圳市第十四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比赛，获市民晒艺大舞台项目罗湖区决赛金奖、深圳市决赛银奖。翠竹街道舞蹈队等五个优秀社团参加20xx罗湖区创文促健康广场舞比赛，荣获1个金奖、2个铜奖、3个优秀奖。百仕达皮影文化艺术团受广东省文化厅邀请，参加广东省文化精品下乡演出工程、20xx“三百工程”文化惠民进基层百场群文精品演出工程，先后到茂名、阳江、韶关等地演出。成功举办罗湖区第六届皮影艺术节、校园戏苑、新春黎围麒麟、文艺汇演、幸福老人健身广场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打造文化新项目“童享星期六”，受益人群达每场300人，丰富了青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

（二）抓好服务，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根据省、市、区内相关文件精神，对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全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加强行政服务窗口纪律作风建设，加强为民服务意识，规范窗口业务，为市民提供便民、高效、优质的一门一网式政务服务。

1、强管理，律作风。统一工作牌、统一物品摆设、统一着装、统一办公椅，规范服务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适。强化制度管人，建立窗口制度上墙，做到“四禁止”、“五不准”，全年窗口人员纪律明查暗访无违规现象，窗口无突发事件，保证窗口有效运行，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2、一门式，一网式。开展“一门式、一网式”暨“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和基层公共服务平台整体推进工作，目前场地建设、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建设已完成，标识设计已统一名称及标识，配备有自动叫号机、LED电子显示屏、服务评价器、电子吊牌、自助服务终端，初步完成翠竹派出所户政业务进驻大厅的窗口及档案室的设计初稿，完成罗湖区市场监督局个体户自助终端业务进驻大厅工作。对街道及社区综合窗口人员进行“深圳市一窗综合服务受理平台”电脑系统软件培训，并进行系统业务指导，为提供优质服务夯实基础。

3、便民服务人性化。大厅以服务群众为宗旨，配备便民药箱、手机加油站、图书驿站、阅读报刊点、血压计、体重计、老花镜、雨伞等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环境。

（三）抓好服务，让群众就业更安心

1、抓好劳动就业。开展为期3个月“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活动，召开专场招聘会8场，共推荐辖区123名失业人员参加。贯彻落实精准扶贫，走访辖区企业查对、登记对接贫困县输出14名务工人员的信息，做好贫困劳动力所在用工单位的稳岗奖励和社保补贴发放工作。11月以“就近就业”为原则，开展“送岗进社区”招聘活动，共有40余家企业，携500个岗位到场，近30人达成工作意向，促进了辖区居民、高校毕业生等充分就业。办理失业登记391人（含非深户41人）；有就业愿望297人（占总人数的76%）；申请就业困难认定150人；以创业带动就业，自主创业新增7人,申请小额贷款2人；鼓励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申请就业援助再就业有670人/次，发放岗位补贴164.8万元；共办理企业招聘及社保补贴425家/次，发放金额153.1万元；灵活就业4243人/次，发放金额691.7万元；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38人，其中已申请一次性就业补贴3人。

2、做好社保服务。贯彻“服务前移，方便群众”的理念，让离退休人员不用过马路“下个楼”就能安全地享受便捷服务。发放指纹采集仪器到11个社区，安排工作人员每月携带指纹验证机等工具，在离退休老人比较集中的化工大院，罗湖区福利院，就近就地进行生存验证。按“统一安排、合理调剂”的定额管理原则，以社区为单位，按150元/人的标准，发放经核实实际纳入社会化管理的3534人提货券，体现政府对老人们的关怀。20xx年至今，11个社区工作站共收集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7160人，纳入社会化管理3650人（其中个人申请2935人，企业申请715人），上门验证312人，异地验证213人。共协助区社保局办理少儿医保389份，同时做好宣传政策及解释工作。办理原基建工程兵的一次性补贴共27人，发放金额5.4万元。

3、做好劳动监察。在日常巡查过程中注重引导企业完善劳动用工制度，保障双方合法权益，20xx年1月至今,公共事务中心共巡查了1436家企业。在专项检查过程中，着重按照区文件要求，完成检查、跟踪工作，20xx年共开展5项专项检查，共检查了551家用人单位和13个建筑工地。20xx年至今，公共事务中心共接咨询（投诉）来访（来电）331单，其中劳资纠纷投诉85宗（建筑工程44宗，餐饮行业10宗，珠宝行业14宗），涉及人数276人，涉及金额8,261,449元。其中涉及人数10人以上的重大劳资纠纷12宗，都通过调解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了事态升级。为探索、创新服务企业和群众工作，开展了2场户外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其中在“五一”专题活动现场，派发宣传资料共1037份，并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5月份协助区人力资源局组织24家辖区企业参加“20xx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培训活动，并举办“阳光普法促和谐”普法培训班，邀请辖区78家企业参与。7月份协助区人力资源局组织16家企业参加“20xx年度企业用工监测薪酬调查”培训活动。

（四）抓好服务，让政府决策更可靠

民国时期吉安士绅与地方公共事务 篇3

关键词：吉安；士绅；公共事务

中图分类号：K8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35-02

一、士绅的组成与作用

士绅或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张仲礼将绅士定义为“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人。瞿同祖则认为中国士绅实质上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利层，他用地方精英这个词来表示中国士绅。而费孝通认为“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我们综合各位学者的意见，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地方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在乡里居于领导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通官府，下达于民。一方面，士绅与官府合作，是官方管理地方的重要助手和工具；另一方面士绅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地方的利益，在与政府的博弈和斗争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在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吉安科举传统与士绅阶层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自古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吉安教育、文化之盛，发轫于唐朝中期。时著名大臣颜真卿受人排挤，被贬吉州司马，他到任后积极倡导教育，鼓励百姓读书。此后，吉安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并世代相传。

由宋至明清，整个江西地区读书入仕之风十分兴盛，而江西又以吉安为盛。在明代，吉安读书人中举、中进士的数量达到极盛，曾官至内阁首辅、吉安泰和人的杨士奇感叹：“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科举的兴盛，使吉安地区士绅云集，对地方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

及至清代，由于经济地位的下降，学术中心的转移等诸多因素影响，吉安科考由辉煌走向衰落，读书人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下降。因此，很多监生、生员等不再热衷于科举。作为低级士绅，他们通过投身地方公共事务的方式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

三、士绅与地方公共事业

清末以来，随着科举制度和封建王朝的先后覆灭，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产生士绅身份的基本制度被取消。传统社会的士绅逐步分化，一部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一部分士绅转而经营现代工商业，向绅商演变。但由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存在、历史传统的影响，士绅的作用并没有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发挥影响。具体到吉安地区，传统士绅通过管理地方公共事务、调解乡里纠纷、兴建公共工程、发展地方文化事业等方式，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力和行使话语权。吉安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籍的纂修和整理：吉安士绅的文化情怀。

民国年间，吉安地区很多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士绅，对保存地方文化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热情，有钱者出钱，有才者出力，编纂了大量书籍，对保存地方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如《吉安县河西坊廊乡志》是江西省第一部乡志，该书记述了吉安河西领域上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至1935年，近100年里的社会、自然等方面发展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代开始，20年间当地士绅共编纂书籍10部。

[表1]民国时期吉安士绅所编书籍统计表

书名成书时间作者

《庐陵县志》1920年王补、曾灿材

《吉安县纪事》1922年李士梅、王祜

《吉安义渡局志》1929年欧阳青

《静安居士文钞》1933年欧阳青

《五都文明书院志》1936年萧丙炎、欧阳青

《七十一都萃英书院志》1936年萧丙炎、欧阳青

《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1936年肖赓韶

《吉安县河西坊廊乡志》1937年肖赓韶

《吉安县志》1941年李正宜、邹鹄

《（民国）青原山志》1944年彭大融

（二）修桥与筑路：吉安士绅的急公好义。

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对地方生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一旦年久失修或是被山洪冲毁，对地方民众的影响颇大。吉安士绅对修桥、筑路等公共设施的参与热情同样很高。如太平桥，“辛酉十年，邑人康桂林捐赀重修”； 廻龙桥，“甲寅三年，康桂林捐赀易以麻石，安福翰林伍兆鳌记”； 万福桥，“甲寅三年，举人罗济美募捐重修”。 1925年，吉安整修街道，乡绅康文卿主动捐款资助；此外，他还先后出资，将吉安城北道路和东门外道路修整得宽阔平坦。

（三）调解纠纷与化解矛盾：吉安士绅的责任担当。

士绅一般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在中国传统官本位社会里，这些人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威望高，在邻里发生纠纷时，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调解人。如吉安乡绅、前清进士邹鹄就调解过一次纠纷。邹鹄是光绪进士，曾主编过《吉安县志》，为人憨厚正直，德高望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吉安县塘南邹姓与粟塘彭姓为一山林权属，双方争执激烈，蓄意械斗，有一触即发之势。邹鹄得悉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化解了双方矛盾，避免了一次流血惨剧。

（四）修祠与护祠：吉安士绅的自觉行动与不屈抗争。

文天祥是出生于吉安的伟大爱国英雄，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吉安人民更是以这位伟大先贤为荣。明朝弘治年间，经御史周孟中奏请朝廷，在文天祥的家乡吉安螺山建立了祭祀文天祥的祠堂，以后历朝屡加修葺。及至晚晴民国，战乱频仍，人民流离，螺山文天祥祠堂逐渐破败，以致坍塌倾毁，只存祠基。吉安士绅不忍先贤堙没，遂商讨重建文天祥祠。吉安大商人、人称康义士的康桂林捐款两千元，独修祠堂正栋三进及前面门楼围墙。其他款项向社会募捐，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由此，螺山文天祥祠堂得以顺利施工，于1935年冬落成。当时吉安的社会名流欧阳青在《重建螺山文信国公祠碑记》中完整记述了修祠过程：

……兴工于乙亥年五月，用费银七千余元，阅数月而告成，规模宏敞，魏然可观。邑人士欢欣鼓舞，奉公主位于中座，奉与公同时尽忠效顺赵时赏辈数十人主位于东西两庑，而致祀焉。

文天祥祠堂修好后，吉安乡绅们又联手忙着做另外一件事。原来，自民国初年文天祥祠堂倾毁后，附近居民便乘机在祠基附近葬坟，致使祠堂周边坟头累累。这种局面，在吉安士绅看来无疑是与先贤争地，无以尊忠烈，敬神灵。于是，吉安县绅康桂林 欧阳青、萧韶赓等联合其他士绅，联名向当时的吉安县县长温惠畴上书，请求政府以布告的形式，对祠堂周围的葬坟行为予以禁止：

……夫高风惟见鬼火磷光出没，涧谷掩骼埋胔，逼近祠堂，甚非所以妥先灵而昭忠烈也。除由竖立石碑在祠，十丈界内不准葬坟外，理合联名呈请县长俯赐察核布告螺子山附近居民等，毋许在文信国公祠原址十丈内葬坟，违者立即惩究。庶几正气长存，永增光于日月忠魂，克慰堪合德于幽明，永爱甘棠益知劲草。谨呈吉安县县长温。

随后，他们又联名向县长温惠畴上书，进一步要求将祠堂周围所葬之坟限期迁移。但县里敷衍塞责，葬坟的居民也心怀观望，迁坟之请难以施行。以康桂林、欧阳青为首的乡绅们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斗争到底，直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书，提出了多项请求：对祠堂予以通令保护，禁止葬坟，赐予匾额，嘉奖捐资建祠的康桂林。此事最终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获得了保护祠堂的批示。其后，吉安县以县政府布告和吉安县清乡善后委员会布告两种形式发文，对文天祥祠堂进行保护，并勒令坟主迁坟。吉安士绅经过集体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

四、结语

传统的士绅阶层在科举制度废除、清朝灭亡后受到了致命打击，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基础，逐渐走向衰落。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士绅阶层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在不断转型和分化中，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铅印本。

[2]《吉安府志》，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3]《吉安县纪事》，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

[4]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5]费孝通.中国士绅[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大众传媒与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 篇4

众所周知, 公共事务的管理最早出现在西方。在现代西方国家, 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 通常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 采取各种手段, 对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 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资源的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等。

我国对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其主要背景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我国改革在关键问题上的关键性突破,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功能分化, 迅速打破了原先的行政一体化结构, 形成了市场—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 政府由“无限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在这种背景下, “小政府, 大社会”的发展趋势, 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21世纪, 关于我国公共事务的内涵界定, 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认为“公共事务就是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公共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 (1) 。而“公共管理是公共权力机关和非盈利社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公平分配, 促进社会整体发展, 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 (2) 。这些定义基本概括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尽管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 政府的公共管理还处于未定型和不成熟的状态之中, 但转变传统的政府工作方式,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普遍共识。

而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 近年来在涉及我国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住房改革、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如何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深刻认识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下笔者就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二者的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 大众传媒即大众传播媒介, 它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传播媒介和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以及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 其主要功能包括:传播和沟通信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监测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等。笔者认为大众传媒在以上诸方面的功能特点, 使它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传递公共信息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大众传媒也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色彩和公共品格。这使得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价值取向的契合。如前文所述, 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 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 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即“公共事务的理性目的是公共事务所覆盖的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3) 。而大众传媒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 (公众) 在信息传递沟通方面的需要。同时, 它在监测社会环境、整合社会关系方面的职能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表明, 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契合之处, 即它们共同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公众利益, 推动社会发展。

事实上, 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己任的政府行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在民主社会, 政府与传媒都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只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 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

在我国, 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 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运用公共权力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其价值取向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政府传媒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是直接的刚性的控制。传媒作为党、政府、人民的喉舌, 要求要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维护大局, 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党和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以稳定求发展, 这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的现实有关, 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

尽管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控制理念 (如西方的制衡理念、我国的稳定理念) , 导致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但它们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即政府传媒应当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当是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的互补。如前文所述, 大众传媒由于其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的信息枢纽, 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作为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信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逐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现代社会, 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程度地接触信息本身, 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 凭借其独特的社会角色, 大众传媒作为公开庞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影响越来越显著:

一方面, 大众传媒传递信息直接、迅速、公开的特点, 可以弥补政府信息系统的缺陷。一般而言, 虽然政府也设置了种种渠道收集民意, 但行政系统内部科层制的传递渠道往往具有单向度传递的特点, 即信息主要沿自上而下的方向传递, 而相反方向的传递则会遇到众多的阻滞, 这样就会导致基层民意无法传递或传递失真。而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特点使它成为政府部门收集信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 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 它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所进行的广泛报道和深度分析, 可以成为普通公民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大众传媒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递政府运行的相关信息, 以争取公众的理解、支持。而公众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引起政府的关注, 以伸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机制应是政府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有效补充, 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作为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 可以通过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对公众的认知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进而来缓解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 协调各个部分的利益关系, 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表明, 大众传媒的整合机制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府应当意识到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经常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 并及时化解。而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应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与政府调控机制 (公共权力运行) 的强制性相比较, 大众传媒社会整合作用的非强制性, 更容易为社会成员接受, 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地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 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结点, 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 而且对于现代社会政府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 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公共管理活动引导、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1[1]王敏、王乐夫:《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 《学术研究》, 2001 (11) 。

2[2]陈富荣:《公共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公共事务管理专业 篇5

培养目标：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主要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后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及高级职员。在培养过程中，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社会实际，尤其是公共管理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宏观经济学、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分析、社会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公共财务管理、公共行政学、电子政务、市政管理学、公共事务管理概论、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组织行为学、教育学等等。就业前景

1、可到市、区、县、乡等各级社区管理委员会、民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工作部门从事规划、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

2、可到各企业(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物流公司等)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如学校、共青团、妇联、工会、儿童福利院、青少年宫等)从事机构管理、活动策划和社会工作。

3、可到各级社会服务中心、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服务等工作。

二、公共事务管理(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社区管理与服务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一定的社区服务技能与技巧，掌握社区管理和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高级综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市、区、乡镇等社区管理机构、民政管理机构管理工作者，以及为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培养从事社会工作的应用人才。

课程设置：专业课程设置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训练包括认知实习、课程见习、对口单位社会实践与毕业实习使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操作能力。

专业主干课程包括《社会学知识与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基础》、《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行政管理常识》、《物业管理》、《社会福利与保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毕业去向

1、可到市、区、县、乡等各级社区管理委员会、民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工作部门从事规划、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

2、可到各企业(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物流公司等)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如学校、共青团、妇联、工会、儿童福利院、青少年宫等)从事机构管理、活动策划和社会工作。

3、可到各级社会服务中心、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服务等工作。

4、毕业生还可以参加每年全省统一的专升本选拔，合格者学习两年可获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三、公共事务管理(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文秘与公关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既掌握管理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又具有公共关系协调及秘书管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较强的适应社会工作与处理公共关系事务的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外语和现代化办公技能的职业型人才。

主要课程：专业课包括《秘书理论与实务》、《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社会学知识与应用》、《行政管理学常识》、《社会心理学知识与应用》、《言语交际与实务》、《公关实务》、《办公自动化》、《应用文写作》、《秘书礼仪》、《秘书英语》等。

多门课程的设置与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相互衔接，学生在校期间可取得高级秘书证、公关员证等职业资格证书。

毕业去向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范围和岗位广泛，可胜任企事业单位、现代社区的文秘、公关、管理

等岗位。

公共事务 篇6

一、 地方人大间合作的必要性

面对区域性公共问题，与地方行政机关间合作相比，地方人大间合作更具“超脱性”和“权威性”，特别是随着我国法治化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大作用的凸显，地方人大间合作会成为一种必然。

（一）地方人大间合作是地方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层次

当今世界，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有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府管理体系，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方面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构成政府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分为三个层级：省级、县级、乡级。而从实际上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从纵向上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即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有的地方分为三级，有的地方分为五级），横向上更是形态各异，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政府，也有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还有世界首创的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政府”[2]。地方政府是一个广义概念，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立法、司法机关，区域性、跨区域性地方政府间合作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合作是远远不能透析各方合作的本源，地方人大间合作应是构成地方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层次。

（二）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需要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要事项”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汉江水环境保护是关乎汉江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大民生工程，地方人大责无旁贷，必须从履职的高度介入到水环境保护工作中去，而不是仅仅将水环境保护列入人大议案，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去治理。水环境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复杂性特点，仅以一地之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地方人大应该从履职和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加强与其他地方人大间合作，形成整体合力，达到对汉江母亲河的综合治理与保护。

（三） 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的需要

在我国，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上下级之间是法律监督、业务指导和工作联系关系。实际中，自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地方人大之间的关系也仅仅限于以召开会议、互传文件的形式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对人大制度建设、工作方法和机关建设等方面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地方人大横向间交流与合作很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合作更是少见。在针对汉江母亲河保护中，河谷两地人大常委会合作倡议，拟共同出台治理与保护方案，初步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开创了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

二、地方人大间合作困境分析

（一）认识不足，开放意识缺失

上下级人大关系比较松散，本级人大常委会只对本级人大负责，上下级之间没有主动合作与联系的动力与必须。现有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开开会，交流交流，游山玩水，“坐一坐、谈一谈”，流于形式。在传统意识中，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能够认真贯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已属不易了，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他地方人大合作，这些人工作眼光仅仅局限于本辖区内，主动走出去的意识不强，缺乏开放思维。

（二） 法律性、程序性强，缺乏灵活性

人大工作具有法律性、程序性强的特点，在介入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像行政部门那么灵活，人大工作主要还是以法律、法规输出为主，站在贯彻法的高度督促行政机关去解决。在汉江母亲河保护上，只有列入人大的议案，人大才能行使职权监督政府去办理。地方人大对议案的选择和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各方合作的力度，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体性与地方人大对议案选择的碎片化，导致地方人大间合作缺乏客体，必须加强合作。

（三） 规范性不强，制度不健全

地方人大间联系有组织、有计划的少，多数都是松散型、自发的行为，常因领导之间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而发生联系，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方式。包括行政机关间合作在内，汉江母亲河的保护至今没有形成一份规范化的地方间合作协议，地方人大间规范化的合作方式更是没有，目前仅仅是河谷两地人大常委会共同倡议出台方案保护汉江水环境是远远不够的。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合作方式，最终会导致合作随时搁浅、夭折。

三、地方人大间合作机制的构建

地方人大间合作能否有效地运转，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是关键。

（一） 构建规范化的组织结构体系

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治理，必须建立制度化的组织载体统一行动。相对于行政机关的合作，地方人大间的合作规格更高、权威性更强。汉江流域地方各级人大可以安排城环工委工作人员作为专职联络员，具体负责地方人大间沟通与合作，力争在全流域内建立地方人大间统一、规范的组织协调机构。

（二） 构建制度化的沟通联络机制

1.定期的会议制度。会议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地方人大间合作也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有效的沟通方式。汉江流域的地方人大间可以协商轮流主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邀请包括行政官员、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等在内共商汉江母亲河保护大计。

2.联合组织视察。针对汉江水环境保护，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和委员视察调研时，应邀请其他地方人大组织代表和委员参与进来，并倡议以后的视察活动要互派代表和委员，并通过城环工委牵头，形成制度化的沟通联络渠道。

3.信息共享与通报制度。汉江流域地方人大间要将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好的做法与存在的问题，及时相互通报、共享信息。

（三）相互监督机制

地方人大不仅要监督地方政府强化对汉江水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同时地方人大间也要相互监督。“人们自己不会监督规则的执行，即使这些规则是他们自己设计的。”[3]汉江母亲河老河口段的污染一定程度上是由上游丹江口无污水处理厂，加之水上餐饮暴增，屠宰场多，水污染严重造成的。丹江口发展造成的外部性却让老河口、谷城付费，从市场交易公平原则来看，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但由于水资源不可分割性而造成产权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谁污染谁付费”的市场原则是行不通的，必须借助公共部门力量进行干预。地方人大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构建地方人大间相互合作监督机制。针对汉江水环境保护，老河口人大应与丹江口、谷城等地方人大建立沟通联络机制，互相监督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情况，努力构建“合作—监督—合作”良性循环模式，通过各方的共同合作来达到汉江水环境良好治理与保护效果。

针对汉江母亲河的保护，地方人大间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沟通联络渠道，形成区域内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整体合力，让“谁污染谁付费”的市场原则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下去。

参考文献：

[1]乔·B.斯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维等译，2003年版，第122～123页。

[2]沈荣华：《中国地方政府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2012年版，第53页。

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篇7

预警作用

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 大众传媒的预警作用通常体现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特别是对涉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突发情况, 作出快速反应和及时报道, 以引起公众的警惕或帮助人们了解突发事件和真实情况, 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2003年SARS危机之后, 我国传媒对此次危机中主流媒体长时间的集体失语失真, 造成传媒预警作用的彻底失灵, 对疫情的扩散蔓延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突发事件包括危机事件的报道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做到了信息发布的及时、真实和公开。典型的是2008年春夏之交我国主流媒体对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所作的连续32天的现场直播报道。

事实表明, 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 是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所应该葆有的信仰与原则, 及时、真实和公开地报道新闻, 可以成为社会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预前反应, 并且, 从效率的角度看, 这样的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 尤其是关涉公众利益, 特别是公众的切身利益的负面真实情况被隐瞒住,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 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天灾人祸, 但是却有可能依靠媒体迅捷的信息传播所产生的预警作用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共同的社会责任。为此, 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 一方面应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增加公共信息传播的透明度, 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 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预警作用, 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 及早采取预前措施, 尽量把突发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议程设置作用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 新闻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新闻传媒选择或突出报道的某些内容会受到受众特别的关注。这一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 即传播媒介是可以“重构环境”的机构, 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 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 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 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但为什么某些潜在问题突然显性化, 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并进而直逼决策层;相反, 另一些问题却始终寂寞无声, 最后不了了之。对比两种迥然相异的情形, 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不理想的、不规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现实状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它要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对象, 还必须经过一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问题→公共社会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社会问题的标志是出现公意性诉求。而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社会公共问题已经妨碍整体社会发展, 充分了解公众的公意性诉求并认同这种公众的政策诉求时, 公共问题就会变成公共政策问题。而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对推动这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 由于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接触信息本身, 最大范围地接触社会公众, 所以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有一定影响的突发事件, 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大众传媒。另一方面, 由于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公开性、直接性、迅速性, 它能快速把少数人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及对政策的期望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它对社会问题或某一突发事件大规模地连续性地加以报道, 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大众传媒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报道, 而且会加以评论, 以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程度, 引发公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不断提高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度, 这就使媒介议程转化成了公众议程。而公众议程大多是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因而会呈现社会舆论的“焦点效应”。而“焦点效应”又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就会促使政府接整。

这正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作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舆论监督作用

我国党报有自己的舆论监督传统, 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 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受众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 为适应这一新情况, 我国新闻传媒开始就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照, 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同时, 受众对社会领域中不良现象的批评也常常见诸媒介。由于媒介对社会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 加之媒介在我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社会公信力, 受众意见一旦被媒介刊播, 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类似舆论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 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栏目较好地发挥了媒介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随着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 大众传媒作为公众的代言人, 在形成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有了很大改变, 在一定层次上突破了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 出现了跨层次、跨地区、跨类型媒体舆论监督互动的现象。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 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传播格局, 促进信息更快、更广、更全面地传播。虽然它自身的发展和它与传统媒介的整合仍处在发展变化中, 但传统媒介已由开始的如临大敌到目前的和平共处、相互渗透。网络使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和张力, 也使新闻传播具有了交互性, 使受众拥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感, 双向互动促进了广开言路, 益于政府决策和对舆情的掌握, 及时通过灵活的政策与技巧调控舆论。它推动我国新闻政策走向宽松, 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表达思想与意见的渠道。

近年来, 网络传播大大促进了媒介间的协作, 媒介之间的融合、交叉拥有正在成为中国新闻业新一轮改革的亮点, 政策性的扶持已经有所表现。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 党和政府以及传统媒介都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 尽管有时网络受众的意见会千差万别, 但正是这种意见市场的存在, 一些观点在相互碰撞中进行着“自我修正”, 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有效沟通作用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政府已经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 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功能, 通过双向对称传播, 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 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的传媒功能曾经较为单一, 更多的是“唯上”, 它多依附于政府组织, 以政府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 而大众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具体地说, 由于我们单纯强调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导致了传媒的泛政治化, 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 其社会沟通功能被抽除。我们知道, 沟通本应是一种真诚的对话, 一种情感的交流, 一种信息的互换, 它需要双方彼此平等、相互宽容, 这样才能消除误解, 达成共识。

各方意见都给予相应的关注, 并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让公众的意见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 不仅能够使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意见,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而且能够使各种潜在的社会摩擦与冲突的能量在“微调”的状态中得到释放和缓解, 避免长期压抑和积累而引起爆发式的冲突和震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 群众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公开表达, 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 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 供决策者抉择, 以减少决策失误, 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 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 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 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 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 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 在这里, 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交换意见, 并提出各自的政见, 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 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 集思广益, 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 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 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 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 深化公众的理解, 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 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 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 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结语

公共事务 篇8

公共机构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之一, 公共机构带头节约能源资源, 对于引导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为切实提高公共机构能源资源利用水平, 发挥公共机构对全社会的引导示范作用, 按照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度》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天津市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工作, 提高能耗统计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建构了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即将实现网上报送能源统计数据, 这标志着天津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管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浦照云处长强调市和区县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根据此次培训的要求, 对本地区、本系统所属公共机构要制定出培训计划, 在9月15日之前组织完成各系统的培训工作, 从10月1日起正式使用全市公共机构能耗统计信息化系统报送能耗数据。

天津市公共机构能耗统计网络平台建设得到了天津市节能协会电气专业委员会在软件开发、技术指导、培训课件制作、能耗统计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说明书编写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电气专业委员会主任俞宁及王颖纯教授对参加培训的学员进行了现场答疑。

公共事务 篇9

一、“碎片化” (1) 的现实困境

长三角、泛珠三角和广西北部湾等地区的跨域治理实践, 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由于诸多因素, 如行政区划的体制性障碍、协调合作机制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等, “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 跨域治理理念的碎片化

实现跨域治理的重要前提与目标在于政府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理念, 认识其核心内涵与价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政府所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 对区域的协调合作理念的认识也有所差异。有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本地区的利益为主, 并未主动与相邻区域的地方政府进行相应的沟通。针对相同的公共问题所付出的成本不同、难易程度的差异, 都会使各地方政府对协调合作的认知产生差异, 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跨域治理的合作程度与效率。部分地方政府对跨域治理的认识不足, 各自为政, 严格遵守行政区划, “下级服从上级, 地方服从中央”, 极少关注跨行政区域的公共性问题, 很难形成跨域治理理念。政府官员的绩效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 忽视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 对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合理性认识的缺失, 导致出现诸多公共性问题。

(二) 地方政府资源分配的碎片化

政府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随意性与分散化, 也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成本, 降低政府间合作的工作效率,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 财政资源分配的碎片化。1994年以来中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 财权向中央集中, 事权逐渐下放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 财力分配不均衡, 未能重新界定各地方政府职能。财力分配的不均衡,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较弱, 缺乏有力的财力支持等资源分配的碎片化影响有效合理的跨域治理。

第二,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 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诸多差异。以泛珠三角地区九省区与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例 (见下页表1) ,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 2011年广东高达53 210亿元, 而海南仅有2 522亿元, 仅为广东的4.7%, 香港特别行政区为18 967亿港元, 澳门则为2 921亿澳门元;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 广东、福建的人均GDP较高, 均超过2 000美元, 而其他七省区 (香港、澳门除外) 的人均GDP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贫富差距大, 导致政府的跨域治理的碎片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2) .http://www.stats.gov.cn/, 2013。

(三) 跨域治理协调合作的碎片化

长三角地区通过探索信息通报制度、联合应急处理制度、联合检测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 为政府间跨域治理提供良好的合作保障。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跨域治理协调合作的碎片化。

受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综合作用, 市场分割严重, 区域间缺乏统一的战略合作规划。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与僵化的行政区划,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但其联系程度远远不够, 各地区政府过分注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重视经济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其他地区产品进入本地区, 缺乏整体的协调合作机制, 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无界化”与“外溢化”的公共事务未能实现有效协调。地方政府间信任关系呈现碎片化困境, 相互间的信任程度较低, 如信息不对称、认识理念差异化, 相互猜忌现象严重。

二、整体性治理为实现跨域治理提供有效途径:整合取代碎片化

基于上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现实制约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降低区域治理的水平与效率, 成为阻碍区域发展的障碍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 国外学者针对“碎片化”的现实困境进行反思而提出“整体性治理”理论, 成为一种有效的政府治理途径。

(一) 整体性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 西方各国先后进行以“政府再造”、“分权化政府”、“民营化政府”为内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 是“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和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 (Pollit2003) , 以整体主义和新公共服务为理论基础, 主张跨越组织边界, 借助有效协调与整合, 整合资源, 使多元主体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以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

(二) 整体性治理理论运用于跨域治理的有效性评价

整体性治理是针对新公共管理中的“碎片化”现实而提出的治理理论, 因此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实现跨域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

1. 整体性治理与跨域治理的目标相一致。

整体性治理目标具有公共性, 以满足公民需要为导向, 即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向公民提供无缝隙的而非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为人民服务, 满足公民的现实需求, 符合整体性治理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核心理念。

2. 整体性治理以整合、协作的治理方式改善跨域治理困境。

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 是对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做出的合理回应, 通过整合各资源要素, 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透明化、整合化的一站式服务, 满足公众需求,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实现各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改善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现状, 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

3. 整体性治理为跨域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方向。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回应, 强调通过政府机构组织间的沟通合作, 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 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 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 实现一致性的治理目标。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后, 世界各国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实践, 取得了良好成效, 为中国真正实现跨域治理提供了合理的新方向, 即整体性治理方向。

三、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

基于以上对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的现实困境, 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 为地方政府实现有效跨域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一) 重塑整体性合作治理理念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及公共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的治理理念已不适应复杂的区域性的公共问题, 因而必须改变封闭的发展思维, 形成合作、共同发展的区域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新理念。

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整合、协作的方式实现跨域治理。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整合化”的组织形式, 摒弃传统的行政区划的束缚,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将大量的跨行政区域的公共问题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 共同合作促进协调发展。整合与协作方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 改善区域整体环境, 也有利于优势互补, 实现区域的整体发展。作为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整合地方资源, 排除相互孤立的政策, 实现有效的合作, 满足公众需求, 打破行政区划的僵化格局,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各地方政府应发挥其优势, 在自愿与平等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 以整合与协作的方式进行跨域治理, 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此外, 地方政府应明确跨域治理要以责任与公共利益为导向, 以促进区域的共同发展, 同时加强宣传力度, 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与公共服务意识。

(二)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政府激励与监管机制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进行机制创新, 是有效保障跨域治理的重要途径。

地方官员的绩效往往与其所辖区的经济效益所挂钩, 而过度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忽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市场分割严重, 为此应树立整体性的治理理念, 建立起一整套以“经济、效益、效率、公平”的4E原则的绩效考核体系, 摒弃传统的单纯以经济效益作为官员升迁指标的激励机制, 并将公共问题的处理效果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建立符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政府激励机制。

激励与约束是不可分割的, 仅有激励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有合理的监管机制以约束其非规范性行为, 以确保跨域合作治理的有效性与高效性。为此, 应明确各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治理中所承担的工作与职责, 建立多层次的监督管理机制, 如采用网络监督、上级监督、公众监督等多层次的监督方式, 并对违约行为应适当地进行相应的惩罚。

(三)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政府沟通与协作机制

1. 沟通机制。

畅通的沟通机制是保障政府间表达自身利益与愿望的重要途径, 是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对话沟通平台。突破传统僵化的行政区划的限制, 建立完善的区域信息共享平台,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实现信息公开与透明, 保障信息的完全性, 实现信息共享,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建立委员会或研讨会, 并定期召开会议就公共议题探讨与交流, 充分了解公共性问题的处理现状与结果。建立多元化的沟通网络与渠道, 丰富信息来源渠道, 实现优势互补, 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2. 协调机制。

利益冲突是跨域治理所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如何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 确保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是跨域合作治理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第一, 根据投入的比例与成果分配进行相应的协商, 保障利益的合理配置, 建立一整套完备的利益共享补偿机制, 保障区域内各利益的公平分配;第二, 各参与主体在公平、平等的基础上合作, 实现公开化与透明化, 在合作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权益, 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第三, 对于关乎区域发展的重大性议题, 应广泛听取各方声音, 重视各利益主体意愿, 确保参与的广泛性。

(四)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政府整合机制

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特征, 整体性治理在于向公众提供无间隙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政府整合机制, 整合区域资源与功能, 提高跨域治理的效率, 实现区域的有效整合。

建立合理的区域资源整合机制, 实现资源共享, 促进资源利用最大化。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与区域物资调配机制, 实现信息与资源的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 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让公众了解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与进展。此外, 实现区域功能的整合, 构建区域功能整合机制。功能的整合在于提高区域政府治理的效率与资源的利用率, 对于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整合区域功能, 对于功能相似或相同的部门加以整合, 予以取消或合并, 实现部门内部功能的协调与统一, 形成统一的信息网络体系, 各司其职, 共同治理“无界化”的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

(五)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与前提, 没有信任则没有合作, 信任程度则决定了政府合作程度, 为此构建政府信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加强对信任的重视, 提升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水平与效果, 建立通畅的沟通机制, 逐步增进地方政府间的信任。信任是协作的前提与基础, 没有信用的政府是无法进行有效合作的, 尤其随着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无界化,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凸显, 加强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管理, 建立信用度评价机制, 将政府信用度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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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 篇10

一、龙凤示范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演进

2011年10月22号, 国务院批复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 》 (以下简称《武陵山片区规划》) (国函[2011]125号) 。该规划的区划范围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 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 (市、区) 。同时明确提出:“设立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 大力推进行政管理、要素市场、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 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色产业、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一体化建设, 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步骤为:到2012年, 做好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在同城建设、统筹城乡、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协作发展取得初步成果;到2015年, 在城乡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 全面建成一体化发展体系, 成为武陵山片区的重要城市和经济增长极。

基于此, 两县开始了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探索:第一, 避免产业趋同, 实现产业互补、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化工、生物制药、旅游开发等项目;第二, 跨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融合;第三, 跨地区行政收费的融合;第四, 建立跨地区的协作组织。目前, 该区域有20多个协作、联谊组织。

二、龙凤示范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面临的挑战

1. 行政壁垒

龙凤示范区两省行政区划, 龙山归属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所辖, 来凤则属于湖北省恩施州管理。所以, 两县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只考虑短期利益而缺乏通盘的整体谋划。如在制定《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发展战略规划》时, 龙山认为应举两县之力, 打造以龙山里耶为龙头的秦简文化旅游品牌。而来凤县认为应该己酉水河为纽带, 在来凤仙佛寺和里耶之间开发土家民俗文化风光带。]因此, 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的体制性障碍, 从整体上把握示范区的建设是一个亟待商榷的问题。

2. 合作协调机制不完善

首先, 对于现阶段的跨界合作协调机制的不完善是普遍存在于各区域经济体的公共事务治理中, 目前的定期合作协调、互访工作机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横向协商而纵向的部门及部门人员的却未触及。其次, 缺乏机构职能化支持和监督, 其机构和组成人员的相对临时性, 导致机制的运转会呈现时断时续的现象, 给协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带来了很大困难。再次, 两地关联信息的采集、传递、比对和分析, 均靠人工进行操作, 没有可以直接交换信息的软件平台, 由于机构和人员的相对不稳定性, 致使形成的信息及资料有时不能及时、有效地整理和归档。最后, 在管理上也缺乏规范性, 比对出的数据也不能及时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数据库, 在综合应用上受到一定影响。

3. 跨界合作组织的缺位

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组织代表各方共同利益、共享各方信息、制定区域公共政策、执行区域规划。跨界合作组织的缺失, 往往影响着区域公共事务的协调、公共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尽管目前大多数区域合作政府成立了领导协调、互访机制和各种协会, 毕竟这只是一种协商、合作的方式, 其约束力有限, 不担责任。如在龙凤示范区湘鄂情大桥工程中, 龙山段在2009年完工, 而来凤久久未见动静。究其原因, 一是来凤资金到位不如龙山迅速;二是两地开发思路并不一致, 龙山只为建桥修路征少量土地, 而来凤希望一次征齐1000亩土地做新区开发。由此可见跨界合作组织在跨界公共事务治理中对于协调、监督、约束、权责体系、执行力等方面的作用。

4. 立法和制度保障缺失

法律和制度是现代社会一切组织和个人从事行为活动的准绳和依据。对于组织来说, 有了立法的保障, 等同于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应, 从而形成一种制度。缺乏立法保障的组织, 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值得质疑, 更不用说其刚性约束力和权威性。目前, 区域协作缺乏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湖南、湖北省一级的政府都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在跨界公共事务中合作及权责关系。至于两县在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 大多取决于两县领导人的合作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 从而就无法形成常规化的合作协调机制。一旦遇超越权限事务, 就止步不前。世界上很多区域经济体的发展都具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 如“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就有国家层面的国土开发规划法、城市规划法等基本法, 还有地方政府层面的有关都市圈规划和地方规划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 每个层面的区域和城市规划都有具体的法律作为编制和实施的保障, 规划涉及的各方面主体都要严格执行法律, 这样就避免了在执行规划时部门之间不协调的问题。”

三、龙凤示范区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

“规章制度的制定是为了防止问题的出现和职权的滥用。”而在跨界、跨部门的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 规章制度反而成为一种体制性障碍。因此, 就必须得对规章制度进行整合以促进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之依据和保障。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提出了“整体性政府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 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 从部分走向整体, 从破碎走向整合。因此, 为解决龙凤示范区两县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治理时的“碎片化”现象, 有必要建立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

1. 龙凤示范区两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整合

职能交叉与职能重叠是跨界处理公共事务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构建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基础就是理顺区域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加以整合。因此, 龙凤示范区两县政府均须按照职能对应的原则推行内部机构和功能的整合, 形成统一的人事行政、财政支出和信息网络体系, 从而确立明确的权责体系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由于职能交叉带来的权利大家争、责任相互推的“踢皮球现象”。

2. 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构建

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构建是区域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立足点, 是该区域整体性治理的组织形式, 其权威性、约束力、财政管理权和分配权及作为公平正义的主持者角色, 是跨区域首长座谈会、一般协会、非政府组织所无法企及的。它的构建既要保证地方政府成员的自愿性和公平性, 也要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 要获得中央的授权以对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专项资金具财政管理权和分配权。另外, 中央政府还要在一定范围内赋予示范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财政资金管理权和分配权, 如此组织便拥有了合法性、权威性及公平性。

3. 构建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治理机制

协调、整合和信任机制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功能要素, 再加上监控机制, 便构成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机制。首先, 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机制主要是协调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行动者与整个合作网络的关系;它主要包括价值协调、信息共享、诱导与动员等。其次, 整合机制主要是整合部门“碎片化”所致的部门利益。再次, 信任机制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 是合作达成的黏合剂。最后, 监控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 通过构建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治理机制能够充分考虑到两县政府的权益、对跨界公共事务治理方案的认同、更加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 以实现示范区的有效治理。

4. 构建整体性网络治理结构

“强调“以问题解决”作为一切活动的逻辑, 使得整体性治理必须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 自发生成多变的网络治理结构。”而代表示范区地方政府共同利益的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需要与区域内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及私营部门共同组成整体性网络治理结构 (见图1) 。在这种网络治理结构中, 应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 且成员进入退出机制应该是开放且自愿的。这个网络中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公益性, 也是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专业组织, 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在跨界公共事务治理时, 提供专业的技术人员。而私营部门在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以高效、灵活著称的私营部门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比起公共部门来更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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