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儿童行为

虐待儿童行为（精选十篇）

虐待儿童行为 篇1

一、贯彻《1989年儿童法》的三大原则

《1989年儿童法》总结以前的立法经验, 明确地提出了三个儿童保护原则:“儿童福利原则”、“无法令原则”和“不得迟延原则”。

1.“儿童福利原则” (The welfare principle)

《1989年儿童法》第一条第一款就阐述该原则, 要求法院在决定任何有关儿童的问题时, 都要首先考虑儿童的福利。

2.“无法令原则” (The no order principle)

儿童法第一条第五款规定, 只有在发出法令比不发出任何法令对儿童更有利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发出法令。

3.“不得迟延原则” (Delay is prejudicial)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儿童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在考虑儿童抚养问题时, 法官必须认识到任何迟延解决都是对儿童福利的侵犯。这符合法谚——“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二、对儿童虐待进行司法干预的法令

在《1989年儿童法》以及《1996年家庭法》中, 对如何救济受虐待儿童存在许多重要法令, 分别从儿童的看护、家庭的监督、身心健康的评估、紧急保护、保障儿童居住环境以及禁止骚扰等方面保障儿童的利益。

1.照顾令 (1) (Care Order)

根据《1989年儿童法》第31条第2款, 经地方当局或经国务大臣授权的人士申请发出照顾令时, 儿童将被强制性带离父母看护, 交由地方当局照顾。一般情况下, 儿童与父母一起居住符合儿童最大利益, 若要发出照顾令将儿童与其父母分离, 必须同时证明两个条件, 一是儿童正在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重大伤害;二是这种伤害或其可能性是由于父母造成的, 或者是因为失去父母保护由第三者造成伤害。

同时为贯彻儿童福利原则和无法令原则, 必须注意是“切实”或“切实可能”受到伤害, 而不能仅仅是怀疑。在英国, 民事案件证明标准为“盖然性权衡的证明” (Proof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es) 。在儿童虐待案件中, 法官采用高证明标准:越严重的指控, 其发生几率越小, 则所要求的证据要越充分。由于发出照顾令会分离儿童及其父母, 因此对证据的要求比短期法令 (short-term orders) , 如儿童评估令、紧急保护令和临时看护令要更高一些。发出照顾令有利于将儿童带离可能受虐待的环境, 而采用高证明标准排除错误推测, 有利于保障父母与子女相守的权利。

若发出照顾令, 则地方当局将接收对儿童的看护直到法令失效。但父母并不因此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 而是和地方当局共同享有对儿童的监护。这样一来, 儿童可以继续享有与父母的联系;二来, 这种联系在地方当局的指引和监控下可以保证儿童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 在可能签发照顾令时, 地方当局必须在法院指定的时间内, 拟定对该儿童未来照顾计划。计划中应该包括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交历史、儿童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安置地的安排、安置期限、如何让儿童及父母保持联系以及健康检查和教育安排等。在照顾令待决期间, 地方当局还必须根据儿童状况不断更新照顾计划。

2.监督令 (Supervision Order)

同样根据第31条第2款, 若情况未严重到发出照顾令时, 法院可以发出监督令。发出监督令后, 监督人负有为被监督儿童提供建议、帮助和扶助的义务;为执行该命令可以行使必要的合理措施。地方当局可以指定儿童在一定特殊期间内的居所、要求他向指定的人报告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与某项活动。监督令的实施必须依靠儿童及其家人的合作, 而不能强迫家长配合, 仅能采取某些合理措施促使儿童按照监督令执行。所以监督令能对儿童进行救济和保护并不像照顾令那么有效, 只能在儿童所需要的保护程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发出。但在监督令实施过程中, 如果遇到紧急状况, 监督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法令, 或采取紧急保护措施。

3.临时看护令 (Interim Care Order) 和临时监督令 (Interim Supervision Order)

根据第31条第11款的规定, 照顾令和监督令包含临时看护令和临时监督令。不过这里因为是临时法令而把它们归为一类。这两个临时法令是在申请照顾令或监督令的诉讼中, 该诉讼被终止;或在任何有关儿童福利的家事诉讼中, 法院认为签发有关儿童的照顾令或监督令是适当的, 并指令适合的地方当局调查儿童情况, 在此期间有正当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或将遭受重大伤害时, 可以发出临时看护令或临时监督令。发出法令后与照顾令或监督令有相同的法律效果, 只是这个期间最长只可以持续8周。这是对未发出照顾令时, 为确保儿童利益而做出的一种补充措施。

4.儿童评估令 (Child Assessment Order)

这是根据第43条发出的法令。当地方当局或经授权者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儿童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伤害, 要确认此伤害必需对该儿童的健康、发展状况或其被对待方式作出评估, 但是家长不愿带儿童检查的, 可以申请法院发出儿童评估令。评估期间不得超过7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儿童带离家接受24小时的观察和监护。除非不适合, 否则儿童可以与其家人保持联系。

事实上儿童评估令更适用于长期和累计伤害, 而不是突然而强烈的伤害。换句话说, 在紧急的情况需要迫切保护儿童时, 不适用评估令。同时, 评估令是在家长不配合, 又没有任何证据发出其他指令或行动时采取的措施。评估令是地方当局采取行动的基础。

5.紧急保护令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

这是根据第44条作出的命令, 它让地方当局或一名获法规授权的人士, 有权力在有合理理由相信一名儿童正受到, 或若不发出此命令便可能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 将一名儿童迁往适当的居所, 或将儿童留置于食宿地以便给予短期保护, 最长达8天。紧急保护令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

6.《1996年家庭法》对《1989年儿童法》的修改

《1996年家庭法》设立以前, 法庭的干预仅限于将儿童带离其家庭。这带来一个思考, 儿童也有权利居住在自己的家中, 那能否要求施虐方离开家庭?《1996年家庭法》第四部分即针对这个问题对《1989年儿童法》进行修改。《1996年家庭法》的两个法令——不得骚扰令 (2) (non-molestation order) , 和居住令 (3) (occupation order) ——运用在临时看护令和紧急保护令中, 使其具有排除权 (exclusion requirement) , 即可以要求他人离开儿童居所、禁止他人进入儿童居所和将他人驱逐出儿童居所所在的特定区域。法院还可以赋予排除权以逮捕权。这样就以强有力而且是主动的方式保障儿童的安全。

三、我国目前对受虐儿童的司法保护现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虐待儿童”, 并且在《刑法》当中规定了虐待罪, 对儿童实施虐待的行为作出刑事处罚。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 对虐待罪, 除了受害人死亡或重伤的, 属于自诉案件。但是作为弱小家庭成员的孩子, 若受父母虐待, 既可能基于对父母畏惧或者由于其血缘情结而不提出起诉, 因此将继续处于被虐待的危险境地。这并不符合保护弱势儿童的立法本意。

其次, 虽然刑法规定了法律责任追究的条款, 但却缺乏对于受伤害的儿童进行救济和补偿的规定。如果受完刑事处罚的家长回到家中, 是否仍然将对儿童构成威胁?

再次,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虐待罪, 但是对于大量不触犯刑法的家庭领域中的儿童虐待行为, 并没有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

最后, 父母有失监护人职责对未成年人造成较大伤害的, 需要外在介入, 对其监护资格进行限制, 甚至是剥夺。这一社会司法干预制度在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起来, 具体程序包括举报、受理、调查、对孩子的紧急临时安置、父母辅导、监护权的限制或剥夺、对孩子的长期安置等环节。但是, 我国在这方面没有怎么规定, 造成儿童保护案件上很多实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四、对完善我国受虐儿童保护机制提出的几点建议

(一) 完善立法, 建立干预和救济机制

对儿童虐待的法律而言,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缺少对于儿童虐待案件的救济和干预机制。因此, 为保障儿童权利, 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考虑如何构建一套完善的体系。参考英国《1989年儿童法》中的“照顾令”、“监督令”、“紧急保护令”和“儿童评估令”, 我们可以建立如下规定:

1. 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严重伤害, 将影响儿童的生命与健康安全;

若儿童生活在该家庭仍面临严重虐待的, 可以将儿童移交其他亲属或者福利机构看护, 必要时可以寻找合适的家庭收养儿童。

2. 在虐待情况没有严重到剥夺父母与子女一起生活的权利时, 可以建立对家庭的指导与监督。

比如通过居委会的家庭造访、对父母的辅导课程、对受虐儿童的心理辅导等。

3. 如果涉及离婚案件, 施虐方不具备抚养权的, 在其仍威胁儿童安全时可以禁止其接近儿童, 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介入。

4. 在儿童需要紧急治疗或检查时, 可以由政府机关以对抗其父母的权力带儿童就诊。

当然这个权力授予必须非常谨慎, 包括由谁授予权力、授予哪个机关、基于什么条件以及具体的程序都必须予以仔细考虑, 以免给儿童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二) 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

儿童作为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未来的主人, 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在儿童发展, 尤其是受虐儿童的问题上,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介入, 包括社会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学家、儿童福利的政府官员等等的参与。只有设立专门机构, 才能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和调配人才, 才能有效救济受虐儿童, 充分保障儿童福利。

(三) 培养专门人才

儿童虐待案件的处理和受虐儿童的保护和安置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 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比如社会学、法学、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但是当中很重要的社会工作专业才刚刚兴起, 而且并非热门专业, 因此需要通过宣传该专业的意义以及扩大其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来增加生源。但是仅仅靠大学培养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提高实际工作中处理儿童问题的工作人员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 才能一方面培养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 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实际操作人员的工作技能, 扩大社会工作者的规模, 为逐步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人才。

(四) 加大政府投入

设置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培育专门的社会工作人才和建立儿童看护和监督机制都需要资金, 没有政府的投入很难实现这些配置。因此只有政府重视这个问题, 加大投入, 才能更快、更好地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的建立。

(五) 提高公众意识

在“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影响下, 很多家长认为打打孩子是教育的一种方法, 殊不知不正当的教育方式会给孩子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 什么行为属于虐待, 如何认识虐待, 如何教育孩子等等, 不仅仅是家长的必修课, 也是儿童的必修课, 更是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应该学习的科目。提高公众意识, 除了可以由媒体 (包括电视、报纸、网络等) 加强宣传之外, 也可以在中小学开展相关课程, 教育儿童哪些属于虐待的行为, 如何应对虐待的行为, 如何求助于社会机构以避免自身的伤害和虐待等等。

五、总结

我们因为种种原因维护儿童的福利: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 保护今天的儿童就是为了明天的社会;儿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是法律公正以及正义的维护;作为独立的主体, 儿童享有与成人平等人权。所以当儿童遭受虐待时, 我们更应关注、保护他们, 建立完善的救济和干预机制使他们免受伤害。保障儿童的利益单靠立法的完善是不够的, 仍需要配备相应的机关、人员, 投入相应的资金, 并由大众配合, 才能切实给予儿童应有的保护。

参考文献

[1]Andrew Bainham, (2005) , Children the Morden Law, [M], third edition, Bristol:Family Law.

[2]Children Act 1989, Chapter 4 and Chapter 5.

[3]Family Law 1996, PartⅣ.

[4]萨里郡保护儿童局, 《儿童保护系统家庭指南》, http://www.surreycc.gov.uk/sccwebsite/sccwspublications.nsf/f2d920e015d1183d80256-c670041a50b/21a13748eed77b62802574bb00545042/$FILE/Child%20P-rotection%20Mandarin%20Chinese.pdf, 浏览于2009年4月20日.

[5]将月等译.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选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6]陆士桢, 魏兆鹏, 胡伟等.中国儿童政策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佟丽华, 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

关于虐待儿童老人老师心得 篇2

关于针扎幼儿的虐童事件，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敢相信，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哪能张狂到如此地步?这种悲剧不仅在伤害孩子们的身体、伤害家长的内心，更在毫无休止地败坏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问题首先出在教师的身上。身为老师，应该做到爱的教育。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他们也许会做出一些令你头痛不已的事。但这也不完全是孩子们的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我们成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孩子们十全十美呢?哪一个人不是在不断的犯错和改正错误中逐渐成熟的呢?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宽容、理解幼儿，要用自己的爱去感化、教育每一个孩子。人与人应该将心比心，更何况那些粗暴、简单的教育手段不仅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反而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将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

虐待儿童行为 篇3

关键词：教师虐待；心理健康；策略

一、引言

儿童虐待现象一直以多种形式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十九世纪成为科研题目。弗洛伊德发现童年期遭受过成人虐待的孩子，成人后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儿童处于个体尚未成熟时候遭受的创伤性事件，可能是成人后精神疾病的诱因[1，2]。国内学者[3]研究得出，童年期遭受的虐待行为，生活氛围压抑、封闭，容易形成内向拘谨的性格，从而导致成年期罹患精神疾病，并且影响其人格发展，童年期创伤经历也是成人抑郁与否的一个较强的预测因子[4，5]，有童年期虐待史者发生抑郁概率是无创伤史者抑郁概率的3.79倍[4]。虐待经历对儿童的不良影响持续一生，直到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才确定了儿童虐待的定义：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其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其尊严造成的实际或者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或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6]。甚至是伤害外显结果较弱同时较难有阳性结果来作证的“心理虐待”类型，也被美国儿童虐待防止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在1974年提出[7]。而这种虐待类型也是极易引发异常心理、精神疾病的[8]。

长期以来，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施虐者为儿童父母，因为儿童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最长，同时从父母身上受到的关注度最大。但随着教师虐待学生致伤致残、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事件的屡屡曝光，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教师的虐待现象。本文从教师虐待的定义及类型、教师虐待的归因方式、对学生发展的影响、预防策略等方面进行综述。

二、教师虐待的定义及类型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确切、统一的教师虐待的定义，有研究者认为，教师虐待是在学校中，伤害了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行为，包括：躯体暴力（打）、言语和社会暴力（诅咒或者社会排斥）[9]。比较经典的是Gil的教师虐待行为定义：在任何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心理或身体的侵犯和忽视行为，只要是剥夺了学生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或者是妨碍了学生的最佳发展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可以归为虐待行为。教师虐待行为包括对学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教育忽视四种类型[10]。国内外的研究显示，学生经历的教师虐待有以下七种形式：恐吓（82.8%）、支配（83.3%）、歧视（82.8%）、拒绝（74.7%）、口头攻击（74.1%）、忽视（69.0%）、贬低（66.4%）。国内研究显示，教师虐待五个形式：貶损、歧视、控制、剥夺和忽视。

在教育领域，学者将教师对学生的虐待行为称为教育暴力[11]，教育暴力分为两个类型，即教育硬暴力、教育软暴力。教育硬暴力又叫外显身体伤害，以体罚为主，是对学生躯体的伤害。比如，罚跑操场、在阳光下暴晒等行为。教育软暴力又叫内隐心理伤害[12]，指的是教师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神态，致使他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比如，骂学生是猪，不关心、不理会学生的需要等。

三、教师虐待的影响因素

（一）学生的因素

有研究得出，年龄、在校表现和性别是诱发教师虐待行为的因素，Benbenishty发现，中学生比高中生遭受更多的教师虐待[10]。可能是因为，年级较小的孩子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时期，有意注意时间比较短，自制力也比较差，容易犯错误遭到老师批评；同时，年纪小的孩子因为所学知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不晓得老师的虐待行为不正确，不敢跟老师反抗也不敢跟家长和学校求救，只有默默忍受，所以，年龄小的孩子易成为教师虐待的对象。再者，现在家庭多是独生子女，孩子从小被家长溺爱惯了，形成了偏执、霸道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学校中不仅易发生冲突且不听老师苦口婆心的管教，容易成为老师“武力解决问题”的对象。

（二）教师的因素

教师虐待学生的恶劣事件屡屡见报，首先，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大部分会虐待学生的老师，自身素质都比较低。不仅表现为品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低下，而且表现为价值观趋向功利化，导致了老师的职业道德发生扭曲，本该热情投入教学工作的老师在这种模式之下，对学生越来越缺乏耐心，不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教导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对问题学生不顾后果的打骂和不加理睬。其次，因为教育评价机制存在弊端，评价学校优劣完全凭借学生成绩这一标准，使得老师在提升成绩的同时忽视了学生感受，忽略了教学方法是否得当，最普遍的管教方式就是体罚，但是，就学生个性发展来说，教师体罚起着阻碍的作用，并且会引起一系列的逆反心理。老师的行为是学生模仿学习的榜样，不良的行为榜样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性格发展，出现侵犯性行为[13]。2005年启动的“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显示，80%的教师感到工作压力大，40%的教师心理状态不佳。长期的压力状态也会导致教师职业倦怠，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细致耐心的教育学生，而是对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把学生当成了“出气筒”[11]。最后，是教师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师法》都有列出保护学生的条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已经触及了法律[13，14]。

（三）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思想教育下，晚辈必须受长辈的控制和管教，如果孩子不听管教就是大逆不道，这种文化背景默许了打骂的教育方式。在学校，老师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巨大的控制欲和文化默许打骂教育之下，老师自然是“棍棒”解决问题，能接受打骂教育孩子的家长，一般会接受教师的打骂教育。而且，有些老师会打着“为了孩子好”的旗号，更是变本加厉、不计后果“武力”对待犯错误的孩子，家长因为不了解后果而赞同老师的行为[10]。外国学者研究发现，高收入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比贫困家庭学生较少受到老师伤害。一方面因为高收入家庭教养方式良好，孩子从小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成长知书达理、懂事听话，自然是老师的宠儿。另一方面因为，高收入家庭父母与老师相处更加融洽，因为，教师和父母关系是否良好，会影响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有些老师会因为不满学生家长而迁怒与学生，这样会让学生产生对老师的敌对情绪，认为老师瞧不起自己和父母，同学也瞧不起自己，会并发一些问题行为，更加我行我素[15]。这样的父母大多很有教养，能理解老师工作的不容易，同时也会在课外教育自己的孩子。

四、教师虐待行为的不良影响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会影响孩子的身心、人格的发展，成人后易出现攻击行为和精神疾病。教师虐待对学生的负性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教师的心理虐待不仅对学生品行的规范不利，还会让学生放弃自己，教师的教育态度和教育行为是学生产生问题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16]。

（一）影响学生的情緒和认知

研究者Brendgen[17]假设，儿童的破坏性和粗心受教师心理虐待影响，那么教师的负性口头言语很可能导致学生的问题行为和低成绩，削弱了孩子的价值感、学业和行为能力的自我概念，使学生变得消沉、焦虑、抑郁、沮丧、自卑、恐惧，对学生心理造成伤害。班杜拉首次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理论，该理论强调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经常受到老师贬损和忽视的学生，可能会因为老师错贴标签的行为，而对自己真实能力的判断出现偏差，表现出对自己的不自信，认为自己做什么是都是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因为没有成功的期待，这样的学生不愿意去为了目标努力。成绩不好的时候，会认为即使自己努力了，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弗洛姆的价值期望理论表明，当人们有需要时，又有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时，其积极性才能提高。因为学生对自己能力判断的失误，认为不可能达到要求，学生就更加的玩世不恭，破罐破摔，无视老师，在学业上不努力。

研究者桑特洛克发现，教师的不恰当行为会降低学生的价值感，使受害者产生自卑和无用感。这样，就教师而言，在课堂上的不恰当的行为会降低学生自尊、伤害孩子心理健康。从教师而来的行为，比如选择注意、忽视和偏爱会导致不良的教学环境，因为学生希望从老师那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老师对学生的不平等的教学关系会导致学生产生嫉妒和憎恨的情绪，从而激化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行为。

（二）影响学生的行为

研究者Wigfield [18]提出教师就是学生社会化行为的中介者，影响着儿童的一般自我计划和相关自我认知能力。同样，学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价值观归属于他们与情境相连的行为或行动上。教师课堂心理虐待行为还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减退或学习成绩下降。因为学生的不求进取，老师会采用恐吓的方式来管教学生学生，比如对同学说“不听话就找家长来谈话”。恐吓会引起学生把老师看成是厌恶刺激从而逃避。“恐吓”是一种教育危机，可能会获得不好的效果。孩子们身体可能没有离开教室但是思想可能尝试离开教室，即“溜号”。溜号主要表现为白日梦、透过窗户往外看、想愉快的时光或者逃避厌恶刺激—老师或者黑板。遭受严重教师言语虐待的学生，更容易错失重要的学习机会，行为问题出现比率骤增[19]，因为这类受到教师虐待的学生因为无法还击教师而转向自我伤害，如抽烟、喝酒、药物依赖、沉迷网络，甚至企图自杀等，有些学生可能为了逃避教师的心理伤害，可能逃学。

（三）影响师生关系

教师虐待行为不仅会给学生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精神疾病，更有甚者会出现智力障碍。教师错误行为还会导致师生关系紧张，而不良师生关系可能使儿童产生孤独的情感，对学校的消极情感、在学校环境中表现退缩、与老师同学关系疏远，以及攻击行为等，从而影响学业行为和成就，进而造成辍学、心理障碍等[20]。教师行为是学生学习模仿的榜样，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表现出过多的不良教育行为和语言，学生不仅会模仿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不良的行为也会潜移默化的促成了学生人格的缺陷。程式化的惩罚不但无效，而且过于频繁使用会造成班级氛围紧张和消极的行为，导致学生的退缩行为[14]。老师偏爱品学兼优的学生是人之常情，可这样的一种不公平行为同样带来了问题。“教师期待”效应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教师对待优生和劣生的差异，对高期待儿童表现更多的赞扬、微笑、问题回答，更加关注他们的需求而忽视劣生的需要，会让差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自暴自弃，讨厌老师，不利于师生关系发展。

（四）影响教师形象

人民教师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是知识和人格的象征，教师的威信与人格是教师有效行使权利、影响学生、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教学教育过程中，虐待行为的发生无疑是对自己人格及威信的破坏，被学生所排斥，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质疑，损害了学校和教师的声誉，引发社会对学校的信任危机。

五、预防教师虐待行为的策略

教师虐待行为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对学生的消极影响的研究，还应该加强对其预防和干预的研究。

一是更新教育观念。重建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观、价值观。根据学生发展指导思想，教师要从“心理指导”、“行为指导”、“思想指导”三个方面去做。但“指导”不是“指责”、不是“管理”。比如，当学生请教问题的时候，教师说“你没有听课”、“你的思路没在课堂上”、“你永远都不会明白”这样的评论，都是武断的“贴标签”行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从“思想指导”方面认识到“上课应该认真听课、听不懂可能是因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其次，从“心理指导”方面帮助其认识到“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缺乏内部控制能力”，最后，从“行为指导”方面帮助其了解“接下来的课堂中，上课要保证自己的思维不溜号、跟住老师的知识脉络、下课及时复习”等学习方法。教师单纯的“指责”是无用的，教师要帮助学生开一扇门，因为教师的良好教学管理能力为学生积极学习效果打下基础。

二是不断宣传法律意识，加大学校监管力度。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已经明令禁止虐待学生，国家已经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未成年人，要求老师把学生当成有尊严的人来看待。不仅老师具备这方面的法律常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意识。学校更应该加大对教师虐待行为的监管力度，把预防的重点要放在高危人群上（如男生、低年级学生、经济拮据、家庭中有暴力行为、成绩不佳的学生）。

三是加强教师的心理健康辅导。中小学心理教育研究的课题组曾对2292名教师进行检测，结果显示，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病。教师心理健康亮红灯，提醒学校必须要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解决教师的心理问题，提高教师心理素质，健全教师的人格，增强教师的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

四是组织培训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管理办法。在这个信息爆棚，无限张扬个性的时代，学生对待事物的观念、看法、做法与过去的学生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教师管理学生的老一代的方法在个性十足的学生眼中就是陈词滥调，如何能在教学管理中推陈出新，掌握一套适合当下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管理模式势在必行。孔子說“因材施教”，如今，管理学生要做到根据学生不同个性，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比如，教师需要思考如何将学生的学习动机转化为内部的自我动力，尽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惩罚行为，鼓励教师使用口头的训斥；对于学生的不良举动，老师应该使用正确的词语，包括礼貌要求学生停止制造噪音或者礼貌要求学生回到座位上不要在课堂内外随意走动。在教学过程中，多为老师提供自由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许维素. 对儿童虐待研究分析的综述[J]. 社会心理科学， 2004， 19（2）： 69-72.

[2] 何炎芬. 虐待与儿童心理发展[J]. 社会心理科学， 2006， 21（5）： 125-128.

[3] 阎燕燕， 孟宪璋. 童年创伤和虐待与成年精神障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2）： 208-209.

[4] 程文红， 刘漪， 范娟等.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早期创伤史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5）： 326-327.

[5] 马茂， 陈维清. 儿童期情感虐待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1： 067.

[6] 郑信军. 国外儿童虐待的心理学研究述评[J]. 中国特殊教育， 2007 （11）： 89-95.

[7] 李云， 凌晨， 刘晓丹. 儿童心理虐待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 中国电力教育， 2010， 35： 054.

[8] 席盾. 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心理发展相关研究[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10， 20（6）： 420-421.

[9] Chen J. K.， Wei H. S.. School violence，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3， 37（4）： 252-262.

[10] 向秀英， 邓云龙， 胡寒春等. 国外教师虐待行为研究综述[J]. 上海教育科研， 2007 ，（4）： 13-15.

[11] 邹萌. 教育软暴力在小学阶段的表现、归因与对策[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1.

[12] 戴斌荣， 刘正萍. 论教师对学生的隐形心理伤害[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5， 6（2）： 48-51.

[13] 罗晓路， 俞国良. 教师体罚行为： 心理危害， 归因方式和对策研究[J]. 心理科学， 2003， 26（4）： 733-734.

[14] 张爱莲. 从心理咨询个案看师源性心理伤害[J]. 教育与管理， 2008（7）： 31-33.

[15] 朱琦. 教师的问题行为及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 教育探索， 2003 （5）： 85-86.

[16] 杨春， 邓云龙， 伍妍. 受虐经历对中小学生品行问题的影响[J]. 华夏教师， 2012 （9）： 91-93.

[17] Brendgen M.， Wanner B.， Morin A. J. S.， et al. Relations with parents and with peers， temperament， an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5， 33（5）： 579-594.

[18] Wigfield A， Eccles J S.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1）： 68-81.

[19] Brendgen M.， Wanner B.， Vitaro F.， et al. Verbal abuse by the teacher during childhood and academic，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in young adulthood[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99（1）： 26.

虐待儿童行为 篇4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以烟台市滨州医学院、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烟台职业学院4所高校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按年级分层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共抽取4所学校1 100名大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 100份,获得有效 问卷1 000份,有效率为90.91%。其中男生382名 ( 38. 2%) ,女生618名 ( 61.8%) ; 独生子女336名( 33.6%) ; 双亲家庭930名 ( 93.0%) ,单亲家庭70名( 7.0%) ; 城市学生293名 ( 29.3%) ,农村学生707名 ( 70. 7%) 。平均年龄 为 ( 19.31±0.94) 岁。

1.2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 (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6],对大学生儿童期的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5个维度进行调查。该量表共28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总分在28 ~ 140分之间。本研究以CTQ总分来评价儿童受虐危险度的高低,将CTQ总分在第90百分位( 49分) 以上的定为受虐高危组,否则为低危组。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7]评价大学生的抑郁程度,共20个条目,4级评分,将粗分乘以25后取整数评分即标准分,分为轻度抑郁( 53 ~ 62分) 、中度抑郁( 63 ~ 72分) 、重度抑郁( >72分) 。Beck自杀意念量表( BSSI)[8]用于评价大学生是否有自杀意念。 自拟调查问卷了解大学生的一般情况。所有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96,问卷总体和各个条目组均有较好的效度。

1.3质量控制由经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指导语和调查方案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由于调查涉及个人隐私和敏感问题,采取匿名、集体填写、间隔座位、限时交卷等相应的保密措施。并于调查结束2周后,随机抽取1个班级40名学生进行复查,两次结果经一致性检验: Kappa值均>0.85( P<0.01) ,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可靠性较高。

1.4统计方法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χ2检验进行儿童期虐待的单因素分析,轮廓分析比较不同抑郁程度分级与儿童期虐待的关系。检验计算列联系数比较儿童期虐待与危险行为的关系。

2结果

2.1大学生儿童期不同虐待类型的发生率高危组共111人,低危组共889人。大学生经历儿童期5种虐待发生率 顺位为情 感虐待 ( 97. 2%) 、情感忽视 ( 74.7%) 、躯体忽视( 47.6%) 、躯体虐待( 22.6%) 、性虐待( 15.7%) 。

2.2不同特征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比较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在性别、独生子女、家庭关系、家庭类型、家庭成员自杀史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0.05) ,见表1。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农村高于城市,家庭因素中家庭关系一般与较差的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均高于家庭关系融洽者,单亲家庭、有家庭成员自杀史、独生子女儿童期虐待发生率较高。

2.3CTQ分量表得分与大学生抑郁症分级的轮廓分析采用轮廓分析比较无抑郁症组、轻度抑郁症组、 中度抑郁症组、重度抑郁症组CTQ得分的轮廓,尚无理由认为4组的轮廓相互平行( F = 5.380,P<0.05) ; 重度抑郁症的CTQ分量表得分轮廓高于中度抑郁症组, 中度抑郁症组高于轻度抑郁症组,轻度抑郁症组高于正常组; 5个分量表即性虐待、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的平均得分不同( F = 790.500,P< 0.05) ,即抑郁症分级程度越高,虐待的得分越高。见图1。

2.4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相关危险行为的关联性分析1 000名大学生中抑郁症发生率为17.6%,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1.0%。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自杀意念、 抑郁症、吸毒及自我伤害行为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120,0.129,0.101,0.110,P值均<0.05) 。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发生率 /%。

注: ( ) 内数字为发生率 /%。

3讨论

本研究中,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为11.1%,以情感虐待及情感忽视为主,其次为躯体忽视、躯体虐待、性虐待。儿童期虐待通常是数种类型同时存在, 几乎所有调查的大学生都经历不同程度的儿童期虐待。儿童虐待类型以情感虐待与情感忽视为主,与冀云等[9]研究一致; 调查结果显示,情感忽视发生率高达74.7%,且其中经常、总是发生情感忽视的占多数, 究其原因大部分大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父母每天忙于打工和农活,很少有精力来关注孩子。城市的孩子也因父母工作繁忙,这些都是造成儿童情感忽视的主要社会因素。

已有研究证明,儿童期虐待与抑郁症有关[10,11]。 本研究轮廓分析显示,抑郁症程度越高,性虐待、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5种虐待类型的得分也越高,提示儿童期经历的虐待与大学生发生的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关联性分析显示,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我伤害行为呈正相关,与余婷婷等[12]研究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与大学生在儿童期所经历的以情感忽视为主的虐待导致的心理障碍,进而影响人格的正常发展有关。儿童期虐待还与大学生吸毒行为相关,提示大学生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就是隐藏的儿童期虐待经历[13,14],对有虐待经历的大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及健康教育尤为必要。

有研究证明,家庭因素对儿童期虐待影响最为严重[15],对于儿童虐待的一级预防工作应始于家庭,应始于对父母的教育。同时,对于被迫在外务工的农村家庭,社会对儿童应予支持关注,减少情感忽视的影响。儿童期经历的虐待与其在大学期间所表现的抑郁、自杀、吸毒及自我伤害等危险行为呈正相关,提示学校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工作应有针对性关注有儿童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并积极进行早期干预。

本研究仅对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成年后危险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未进行探讨,未来可涉及中间变量进行通径分析等进一步论证儿童虐待与危险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

摘要：目的 了解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危险行为的关系,为大学生危险行为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抽取山东省烟台市4所大学的1 000名大学生,进行儿童期虐待问卷(CTQ)、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杀意念量表(BSSI)及自拟一般状况问卷调查。结果 1 000名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发生率为11.1%,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以情感虐待(97.2%)与情感忽视(74.7%)为主。轮廓分析显示,抑郁症分级严重程度越高,5种不同虐待类型的得分也越高(F=790.5,P<0.05)。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自杀意念、抑郁症、吸毒及自我伤害4种危险行为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120,0.129,0.101,0.110,P值均<0.05)。结论 儿童期虐待是大学生发生自杀、抑郁等危险行为的重要相关因素,学校应针对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进行早期干预。

论我国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之完善 篇5

关键词：儿童虐待；监护人；强制报告

一、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立法现状

近年来，监护人疏忽虐待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如2011年小悦悦事件、2013年的南京两女童饿死事件以及2015年南京虐童案。为了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免受监护人侵害，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虐待的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对儿童正在或已经遭受到虐待②或疑似虐待的行为，特定主体有义务按要求向相关机构报告的制度。

我国关于儿童虐待报告的规定见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保护法》）、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15年3月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其中《未成年保护法》第6条第2款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但此规定，只是授权性规范，没有确立强制报告的义务。《意见》第1、3、6条和《反家暴法》第2、13、14、35条均确立了强制报告义务，并列举了报告主体、部分机构未报告的法律责任以及报告后的公安机关的调查职责。笔者认为，我国关于强制报告义务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没有规定报告最低标准、时间和方式；②未报告的法律责任缺乏具体化；③没有确立善意报告免责制度和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④报告后的调查程序。

二、各国关于强制报告义务的立法经验

1.美国

强制报告制度起源于美国，为保护儿童免受监护人滥用权利的侵害，美国政府在立法中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时及时向专门机构报告，并规定了儿童虐待报告的最低标准、报告主体和报告后开展调查的程序，并解决具有强制报告义务人员担心错误报告而承担责任的问题。强制报告人员一般包括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服务人员；老师，法律顾问，学校管理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从事照管儿童的机构；行政执法人员。一些州将冲洗照片的员工和药物滥用顾问也列入强制性报告义务的名单。某些州规定，任何人发现儿童可能遭受侵害的都有强制报告的义务。

儿童虐待案件的调查由专门机构—儿童福利局的儿童保护小组社工开展调查，调查虐待案件是否正在发生以及儿童面临的危险，通过走访家庭，会见其家庭成员，作出评估以决定儿童是否面临紧迫危险，是否需要被带离家庭，同时对调查程序的时间作出了规定，规定接到报告后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启动调查程序；对于正处于危险中的案件，调查启动时间要求更快。

2.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各个州都规定了强制报告的义务，报告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特定的专业人员，也有部分州规定所有人均有报告义务。同时，规定了报告的情形：儿童遭受虐待、遗弃、性侵害或具有受到伤害的危险，儿童已经受到了累积性伤害。累积性伤害是近几年规定的一种新情形，是指父母对儿童长期实施不是特别严重的伤害行为，虽然这种伤害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是经过较长的时间后，也同样会给儿童带来比较严重的伤害。报告后，儿童福利管理机构社工对接听到的报告予以记录，并在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查询被报告的儿童和家庭之前是否和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接触。社工通過电话回访等方式核实案件情况，对案件的情况予以评估，经过评估没有发现儿童受到父母伤害或地伤害的危险，案件终止；认为只是需要为儿童或父母提供必要服务的，转介给其他机构或组织提供家庭服务的部门；认为儿童已经受到伤害或者面临受到伤害的危险，将案件转给儿童保护案件调查部门。调查部门（儿童保护小组）调查措施分为紧急状态下和非紧急状态下的调查措施。儿童保护小组认为儿童面临紧急危险的，将把儿童带离父母身边，安置在安全地方，并同时向法院申请听证，请求法院作出是否需要将儿童带离父母的决定；非紧急状态下社工应在14天内完成初步调查。

三、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建议

1.确立报告的最低标准

美国联邦《儿童虐待忽视预防和处理法案》关于儿童虐待忽视的定义的最低标准：“父母或者其他照料者由于实施了不当行为或没有履行职责，造成儿童死亡、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性侵害以及剥削，或者使儿童面临受到严重伤害的危险。”[1]我国关于报告标准或报告原因主要是《意见》规定的监护侵权行为和《反家暴法》列举的家庭暴力行为，包括性侵害、遗弃、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等其他不履行监护职责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对于父母的药物滥用行为和忽视行为没有明确列举。近年来所发生的儿童坠楼、烫伤事件，皆因监护人的疏忽行为所致。因此，笔者认为，应把监护人药物滥用和疏忽行为确立为强制报告的原因。

2.扩大报告义务主体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儿童虐待行为也应履行报告义务

《意见》和《反家暴法》中所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对于监护侵害行为或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劝阻、制止或者举报。为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保护儿童免受侵害，我们有必要让任何发现儿童虐待或者疑似虐待的行为的任何人履行报告义务。

3.设立报告热线，明确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开展调查工作

《意见》和《反家暴法》只是单纯规定报告义务主体向公安机关报告，并由公安机关调查。此规定没有明确的报告方式，不利于报告主体履行义务；公安机关没有专业的儿童保护专业团队不利于开展调查工作。笔者认为，应当在确立强制举报制度的同时，设立了免费的电话服务专线，任何想举报儿童虐待的人（当然也包括虐待儿童本人）都可以拨打该热线电话[2]；接线员接到报告后，应由专门儿童保护机构开展调查工作。

4.明确未报告的法律责任

根据《反家暴法》第35条规定，特定主体未履行报告义务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该规定只适用于报告的机构及工作人员，且造成严重后果才追究责任，不利于督促报告主体履行义务。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设置惩罚金，对学校领导、教师、医生追究行政责任，赔偿因不报告对儿童造成的损失等相应的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5.确立鼓励报告的制度

为解决具有强制报告义务人员担心错误报告而承担责任的问题，美国等国规定了如果是出于善意的，即使报告错误，应当对其免责。我国也应确立善意报告人免责制度，对于善意报告者不應追究其责任；同时应明确规定除基于调查需要外，不得透露报告者的个人信息。

6.明确具体的调查程序（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关于接到报告后的调查程序，我国没有作具体规定。对于报告后调查程序，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可以从以下方面构建：

（1）接线员接到报告后，转由儿童保护机构调查小组的社工启动调查，对于紧急情况，应在24小时内启动调查程序；

（2）调查方式：走访家庭、社区以及会见儿童和家庭成员。社工根据调查情况对于儿童所处的环境予以评估，确定儿童是否处于危机状态，是否需要带离家庭。

（3）调查结果公布。经过初步调查，儿童保护机构调查小组的社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儿童虐待行为存在的，则结束案件；如证实存在儿童虐待行为的，应评估儿童虐待的严重程度，以决定留在家庭是否安全，是否需要带离家庭。

（4）带离家庭的儿童的安置。对于需要紧急带离家庭的儿童必须在不影响儿童健康的前提下解决安置问题。为避免发生错误，影响儿童的正常家庭关系，儿童保护机构需要把儿童带离家庭的，应在24小时内申请听证程序，保护机构需要根据调查的证据，证明儿童处于很大危险的，才能将儿童带离家庭进行安置。在听证程序中，儿童保护机构应提出儿童安置的方案，制定儿童重新回到家庭的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为家庭提供相关的家庭教育服务。

四、小结

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护儿童免受虐待，但应建立相应保障鼓励措施，鼓励报告义务人履行报告的义务，明确报告的标准，设立具体调查程序，明确不报告的法律责任，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制定相应的支持措施。

注释：

①本文主要论述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儿童虐待行为的强制报告制度之完善。

②虐待采用广义的定义，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遗弃、忽视等不正确地履行监护职责侵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韩晶晶著.儿童福利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梅文娟.英国儿童虐待干预机制考察及其启示[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1.

作者简介：

虐待儿童入刑问题研究 篇6

种种事实与数据显示虐待儿童现状的急剧性, 所以我们应该为孩子们——社会上最易受伤害的群体, 创造一个没有暴力和恐惧的环境。而如何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来保护这些弱小的群体, 最大程度的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它放入刑法具体规范。

虐待儿童是目前家庭、学校、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故虐待儿童的人和被虐待的儿童都需要专业人员给予细心治疗, 正确处理, 否则可发展为家庭悲剧,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虐待儿童者或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问题, 但有时却无法控制自己, 有些甚至不愿控制自己的行为。

很多家长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 打骂自己的孩子那是自家的事, 是自己望女成凤, 望子成龙的一种迫切心愿, 是无可厚非的, 别人无权过问或处理, 甚至就连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也认为体罚学生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严师出高徒”, “老师打你是为你好”, 更放纵和怂恿了虐童行为。这种错误观念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 无法通过道德来规范约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 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不是完美的, 恰恰相反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存在很多法律漏洞, 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和规定也不是十分完善健全,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法律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不断的努力研究,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使我们的法律不断的趋于完善。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佟丽华认为, 法律最大的功能不是打击, 而是震慑, 就是让施暴者意识到你实施暴力是有法律责任的。而我们在儿童暴力问题上, 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施暴者很难有严重的法律后果, 法律的震慑功能没有发挥出来。近几年虐待儿童事件时有发生而我们的法律却无法很好的处理, 出现了法律规范的漏洞和局限性, 因此很多学者都呼吁将虐待儿童罪单独入刑, 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们的合法权益, 这也是笔者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所在。

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脆弱的, 人类为了生生不息, 逐渐形成了保护弱小的自然法则, 成人对儿童的呵护和关爱, 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那样, “对儿童和青年的援助并不是恩赐的行为, 而是人性和人道。”相反, 儿童期的受虐经历, 对其青少年期与成年期的情感、行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对儿童的特殊保护, 是通行世界的规则。

1981年国际儿童福利联合会对儿童虐分为: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儿童;有关机构忽视或虐待儿童;家庭以外的剥削 (童工、卖淫等) ;其他虐待方式。其中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又分为躯体虐待、忽视、性虐待和心理情感虐待。虐待可造成儿童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损害, 甚至会贯穿儿童以后整个生活过程。对此联合国和很多国家都颁布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如《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英国1989年的《儿童法案》、美国《关于保护被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法律》等。

对于禁止虐待儿童, 我国的法律规定也有不少, 如《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民法》、香港的《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等。但目前中国的刑法中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如果虐待儿童行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 按照现行刑法将很难追究大多数虐童者的刑事责任, 即便这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这也正是我国法律规定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但在我国刑法中只有笼统的虐待罪, 它虽然也保护家庭中受虐的儿童, 但是它却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不能规范社会上虐待儿童的行为, 当虐待罪的行为严重到重伤或死亡时才被转化成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 但在达到这个程度之前法律却无法调整和保护儿童的权益, 于是我认为将虐待儿童罪作为一项专门的罪名独立的规定于刑法之中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需要全社会所有的正能量加以帮助和支持, 使之可以尽快制定颁布执行。

在立法上增设虐童罪, 需要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调研基础上。在刑法上, 增加罪名必须确保对罪名设置的后果影响有一定前瞻性认识, 必须要经过缜密的研究。因此,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 尽管我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来改变现状, 但也会保持理性的头脑并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来促进立法的实现。

虐待儿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虐待儿童是家庭暴力中最严重的行为, 并且这种行为现如今已经蔓延到了学校、社会之中, 因为受害者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人, 所以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很好的维护。

但是目前在我国刑法中只有虐待罪的规定且仅限于虐待家庭成员,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的, 处二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 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 告诉的才处理。如果伤害是长年累月造成的, 可以认定是虐待行为, 如果是个别一次行为造成的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是死刑, 具体的认定要法院判决。

儿童虐待现象有的来自家庭内部, 多发生夫妻关系恶劣的家庭, 有的则来自家庭外部, 一些心理不健全的人群。目前的防范措施包括宣传教育、社会干预、家庭功能训练以及立法干预等, 其中立法、执法是最重要的干预措施。

“在国外, 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压线, 而在中国还是一条虚线——虽然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 而且处罚疲软。”姚建龙介绍说, 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 其身体伤害通常不严重而心理、精神伤害尤其是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性, 并确定严厉的刑罚后果, 此类行为必然层出不穷。

前段时间的“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社会关注。沈阳市教育专家于永昌说, 建立必要的法律是应该的, 还不能忽视提高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温岭这个虐童的幼师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虐童行为的严重性。”于永昌说, 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养是重要一环, 与立法推进并举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

鉴于近年来多起幼师及其他人员虐童事件, 法律界人士呼吁, 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 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 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劣的虐童行为予以犯罪化。这也是笔者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即加入到积极推动法治建设的队伍中去, 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 为了更好的实现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

因此笔者认为应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立法, 对比差异, 立足我国现状, 呼吁社会关注, 督促相关立法部门切实维护儿童权益, 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尽快将虐待儿童行为单独入刑, 为以后的同类案件提供审判依据, 严厉惩处此类事件以杜绝或尽可能的避免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 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还世界一个健康的未来。

摘要：虐待忽视儿童是一个严重的国际性的公共社会问题, 它既可导致儿童躯体伤害、疼痛和伤残, 也可引起心理精神障碍、生长发育落后等问题, 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关注。儿童心理虐待严重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展, 甚至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和谐。

家庭环境下儿童虐待问题初探 篇7

儿童安全权, 是指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享有的与其他人相同及其作为儿童所特别享有的有关人身、财产、安全等各方面权利没有危险, 不受危险, 不出事故的权利。

儿童作为弱势群体, 遭受侵害的危险最大, 需要特别保护儿童权利的相关法律, 儿童生理和心理具有特殊性, 受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限制, 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 易受伤害。因此, 世界各国应对儿童给予各方面的保护措施。

二、中国法律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现状

中国宪法从原则上规定了保护儿童权益的政策, 为儿童应有权利的法律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刑法等公法领域加大对儿童食品药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保护措施; 从司法领域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点, 加强对其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力度, 使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教育机构能够充分重视自己的职责。

《侵权责任法》在第38 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等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尽管我国法律如此健全, 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发生在社会中。

三、儿童虐待的来源及成因分析

( 一) 儿童虐待的来源

自1978 年以来, 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报刊报道了虐待侵害及忽视儿童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 1) 家庭成员; ( 2) 有关机构; ( 3) 家庭以外的剥削; ( 4) 其他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方面。因此, 本文就家庭环境下儿童受虐待问题进行了分析。

( 二) 家庭中虐待儿童的成因

1. 家长性格使然

家长脾气暴躁, 当其在工作中或社会上遭受挫折时, 容易将怨恨转嫁给无辜的孩子, 拿孩子撒气。

2. 家长自身成长环境的影响

多数家长自己在儿童期就有被虐待的经历。由于长期的心理阴影难以消除或习惯使然, 使得其在成年后自觉不自觉存在虐待子女的倾向。

3. 家长的观念错误

由于一些家长缺乏科学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认为打骂才能出孝子, 视孩子为自己的私人财产, 打死也无妨。2015 年就有公开报道我国某地年轻父亲将亲生儿子打死后拖入后山掩埋的事件。

4. 儿童个体的生理与智力因素

儿童出生后的生理与智力情况是否让父母满意, 会影响到他们以后是否被虐待。部分受虐儿童有智力和躯体发育迟缓, 早产及低出生体重的病史, 这类儿童被父母视为负担, 极易受歧视、被抛弃甚至被虐待致死。

5. 儿童的气质特征与父母冲突较大

由于儿童本身气质特征如固执、我行我素、多次说服仍不就范者易招致虐待, 但这些行为也可能与家庭管教和父母教育方式不妥有关。与父母期望值相距甚远而致虐者亦不在少数。具有多动、顽皮、攻击性行为等特征的儿童在此方面更为明显。

6. 社会竞争激烈, 生活压力繁重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压力程度增大, 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 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四、儿童虐待的危害及预防策略

受虐儿童身心俱损, 儿童不仅躯体受虐, 在情感、人格和自尊心方面更是遭受了严重摧残, 多数孩子表现为沉默寡言、性格懦弱或有暴力倾向, 一些孩子还会选择离家出走甚至自杀来逃避虐待。因此, 笔者提出了一些相应预防策略:

( 一) 纾解情绪

首先, 性格暴躁的家长平时应多注意自己的言行, 通过其他方式排解不良情绪, 为孩子营造一个平和的家庭氛围。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对家长进行相关教育。

( 二) 反思自身的成长经历

家长应深刻反思自身在成长过程中, 尤其是在儿童期受教育方面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及影响, 不要将这种伤害延续给自己的子女。这种反思过程可能是漫长而反复的。

( 三) 纠正个人的错误观念

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 也不是个个都能够成龙成凤。家长应该加强对儿童教育方面的关注, 学习科学、正确的教育方法。

( 四) 完善关于受虐儿童的身心治疗

预防策略不能完全建立在以经验为根据的发现上对躯体创伤及时予以诊治, 重视心理治疗对情感虐待和性虐待尤其重要, 以便使远期不良影响减到最低限度。

( 五) 缓解就业压力

为减少家庭中的儿童虐待现象, 缓解就业压力,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刻不容缓。

( 六) 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立法是最重要的干预措施, 我国已颁布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全社会都来宣传,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反对体罚和虐待儿童的行为, 尤其要关注残疾儿童, 加强抵制儿童虐待的宣传和学习。

摘要：儿童权利保障问题随着三鹿奶粉事件、安徽“大头娃娃”事件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 在实践中, 儿童的家庭虐待、性侵犯等问题也需要充分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障。本文主要从家庭中儿童虐待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

关键词：家庭,儿童虐待,防侵害

参考文献

[1]冯林主编.中国家长批判——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访谈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1.

[2]家庭环境下儿童虐待问题分析[J].医学与社会, 2010 (07) .

[3]丁宗一著.重视儿童虐待的现状[J].中华儿科杂志, 2000 (09) .

儿童虐待的成因与防治策略研究 篇8

一儿童虐待的定义

儿童虐待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世界卫生组织WHO (1999年) 将儿童虐待描述为: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 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和 (或) 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经济性剥削。目前, 国际上一般将儿童虐待分为4个类型, 即身体虐待、性虐待、精神虐待以及各种形式的忽视。

美国学者Kadushin认为, 在美国, 儿童虐待定义包括:身体虐待、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缺乏适当的住所、照顾和监督不够、忽视儿童的基本医疗照顾、使儿童失学、剥削儿童劳力或者工作过度、让儿童出入不健康或者不道德的环境、性虐待、精神虐待与疏忽等。

中国学者郭爱妹认为, 儿童虐待是指家庭成员对儿童进行的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乱伦以及疏忽等暴力行为的总称。根据中国已经出现的儿童虐待现象案例, 本文将采用学者郭爱妹对儿童虐待所下的定义。

二儿童虐待的成因

1. 家庭因素

第一, 父母的教育观念。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会间接地导致对儿童的虐待。在中国“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 使大多数家长认为打孩子是合法的、合理的, 打孩子是对他们好。殊不知, 在这些家长看似合理的教育方式下, 如果掌握不好度, 往往体罚就演变为虐待。孩子所受的不单单是皮肉之苦, 心灵的创伤更为严重, 也不利于孩子个体社会化的形成。同时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 成年后成为有暴力倾向的人的可能性也较大。赫里科尔等人于1983年所做的家庭暴力研究, 结果发现有47% (1) 在幼年经历过暴力的父母会虐待子女, 而幼年时未曾有过受虐经历的父母虐待孩子的比例则比幼年时经历过暴力的父母会虐待子女的比例低。

第二, 家庭的经济状况。研究表明, 低收入家庭的身体虐待情形发生率最高。从虐待比率来看, 低收入的家庭是较高收入家庭的3倍 (2) 。相较于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的社会资源较少, 人脉关系网较为狭窄, 可利用资源不多。社会资源各方面的不均等以及贫困使父母无暇顾及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论也较好地对此做了说明, 当一个家庭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 他们无暇顾及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也使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忽视孩子的心灵发展。当外部压力过大而家庭的应对不足时, 低收入家庭中虐待儿童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社会其他阶层。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任何经济阶层的群体或家庭中都会发生虐待儿童事件, 只是贫穷或失去经济优势的家庭相较之下更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

第三, 现代社会的压力。在现代社会, 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随之增大。夫妻双方除了要应对工作上的压力, 还要为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生活上的其他琐事操心。如果当父母在工作上面临收入减少或失业等情况时, 为了发泄不满、释放压力, 有的父母很可能会选择对孩子撒气。然而在现代社会, 家庭作为压力避难所的功能也日益弱化, 即家庭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剥离, 传统家庭的教育、保护和赡养功能日益被外在的学校、警察等机构取代, 成为儿童虐待的温床。

同时, 单亲父母和继父母也属于较有可能虐待子女的高危人群。与一般正常的完整家庭相比, 单亲家庭的儿童在社会化方面是不完整的, 他们得到的关怀与爱也是不均衡的, 而且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比完整家庭付出的较少, 压力大。根据美国第二项全国性家庭暴力调查所做的资料分析, 发现单亲父母较有可能殴打或虐待子女。 (3)

2. 社会因素

第一, 根据社会学者古德的研究, 在家庭成员的纷争、问题排解过程中, 暴力乃是一合法的资源, 并且可能在任何试图减轻冲突的情况下使用。因此, 家庭中权力最大的人, 最容易在解决冲突时使用暴力, 以确保在他 (她) 们照顾之下的家人能够顺从。在中国, 大部分家长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 认为自己的孩子如何管理都是正确的, 孩子的每一步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 不允许孩子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而这种观念, 正是儿童遭遇家庭虐待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 社会孤立。史密斯发现, 虐待子女的母亲极少与其父母、亲戚、邻居和朋友接触, 也很少从事社交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 虐待子女的父母, 他们通常会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圈中将自己孤立, 当他们遇到外部压力时, 他们很有可能选择暴力来释放压力, 因为他们缺少社交圈, 无法获得外部的情感支持。

三儿童虐待的防治策略

1. 家庭方面

第一, 儿童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在应对家庭虐待方面,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在西方国家, 幼儿园和中小学都开设如何应对虐待行为的相关课程, 这一点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我们也应该在学校教育中, 教育孩子哪些行为是虐待行为、发生虐待事件如何应对等, 从而提升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

第二, 做好亲职教育训练。也就是说让准父母们知道为人父母的权利与义务、让他们心理上有所准备, 如此才不至于因初为父母而慌了手脚。这其中还可以教他们发泄愤怒的适当方式以及正确的教养方式, 这样一来, 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突来的情绪变化。

第三, 转变教育观念。传统的父母教育观, 往往将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 这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养成。父母必须尊重孩子, 平等地对待孩子, 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 对孩子的爱也要及时地表达出来。同时, 父母也应该明白, 孩子的成长需要空间和时间, 要学会理解孩子的负面行为, 慢慢教育孩子, 摒弃暴力行为教育孩子。

2. 设立专门性社会救济服务机构

西方国家处理虐待儿童行为的经验是, 通过当事人调解及防虐儿童服务部的协助来解决此类问题。美国从1964年起设立了家庭服务部来制止和预防儿童虐待行为。而荷兰则从1972年起在全国设立了保健医生制度, 并规定保健医生有权参与儿童虐待的案件 (4) 。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3. 提高公众对儿童虐待的认识

在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影响下, 要想改变人们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是非常困难的, 也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只有采取多种方式, 从各个方面宣传正能量, 告知人们如何尊重儿童权益, 当面对虐待事件如何积极阻止, 如何更好地在平等状态下教育孩子等, 而当这种观念主流化时, 儿童虐待才有可能从根源上减少。

4. 完善相关立法

中国目前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 但缺少成系统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就目前而言, 中国一方面要加强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立法, 加强民众的道德教育, 提升社会成员的公德心, 当社会上出现虐待儿童事件发生时, 能够及时地劝解和阻止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静进.儿童虐待问题不可忽视[J].中华儿科杂志, 2004 (1)

[2]杨玉凤.儿童的虐待与忽视及其干预对策[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6 (4)

中国儿童虐待发生率的Meta分析 篇9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 1 文献检索方法 文献检索范围为 1989 年 1 月 1日—2013 年12 月30 日发表的与儿童受虐相关的中

文文献。检索数据库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医药卫生科技部分、万方数据医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检索关键词“受虐”or“虐待”or“家庭暴力”or“体罚”or“忽视”and“发生率”or“患病率”, 共计检索156篇。人工过滤查找可能符合入选标准的相关文献。

1. 2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1) 研究类型为横断面调查; (2) 研究指标有儿童受虐发生率; (3) 研究对象描述由性别、年龄构成; (4) 有描述受虐类型/方式、程度。排除标准: (1) 信息不完整、不清晰或出现错误; (2) 重复发表或同一研究; (3) 特殊样本, 不能代表一般群体的, 如工读学生、问题少年等。

1. 3文献筛选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筛, 再对初筛的文献阅读全文进行二次筛选, 最终根据选择标准决定文献是否被纳入, 整个过程由2名研究者独立完成, 遇到异议的文献通过讨论决定是否纳入。见图1。

1. 4质量评价参考Loney等[3]提出的疾病患病率或发病率研究质量评价准则, 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该准则从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结果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3个方面设置了8条标准对文献进行评分, 得分范围0 ~8分, 得分越高表示文献质量越好。

1. 5统计学分析采用R 3. 0. 2软件中的Meta包中的metaprop命令进行百分率的Meta分析, 先进行异质性检验, 若P >0.05, 说明纳入文献之间同质性好,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说明文献为异质性,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10 篇满足纳入标准的文献基本情况见表1。

2. 2率的合并在符合纳入标准的10篇文章中, 报告儿童虐待发生率为30.5% ~72.3%。见表1。涉及受虐监测样本量为11 077人, 其中发生受虐5 895人。异质性分析显示I2= 99. 5% , Tau-squared = 0. 038 8, P< 0. 01,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显示儿童受虐率为54.0% (95% CI = 42. 0% ~ 67. 0% ) 。见图2。

2. 3 偏倚分析漏斗图主要识别、分析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倚或其他偏倚。见图3。

3 讨论

儿童受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现象, 包括多种形式, 可以发生在家庭内外孩子成长的任何地方。因为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 不同的民族对儿童受虐界定标准有很大的差异[14]。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研究儿童受虐的相关文献越来越多, 但报道的儿童受虐发生率自3. 5%[15]到88. 0%[16]不等, 数据差距较大。应用Meta分析的方法对期刊文献中儿童受虐发生率进行综合研究,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分析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有利于对我国儿童受虐状况有一个精确的把握。

本研究符合人选标准的文章共10篇, 涉及受虐监测样本量11 077人, 其中发生受虐5 895人, 随机效应模型显示儿童受虐率为54. 0%。说明儿童受虐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 值得引起家长、教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关注。尽管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已经从公众角度研究何为儿童受虐[2], 但随后的报道数据跨度依然较大[17], 可能是不同的儿童受虐定义对受虐率的报道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 本次入组的合并率的研究文献异质性分析显示I2= 99. 5% , 存在异质性。可能是由于单个率的Meta分析各原始文献为单个组别的率, 稳定性不同于2个研究组, 因此在合并时统计学异质性一般比较大[18], 国内外研究也有类似情况[19,20]。当异质性较大时, 应从专业角度来考虑结果是否可靠以及可能原因。就儿童受虐而言,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明确的“金标准”进行界定。尽管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儿童受虐作如下描述:儿童受虐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作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 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和 (或) 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经济性剥削等[21]。但各国在对儿童虐待的概念、定义、分类、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其概念和定义的界定从宽到严呈现一个连续谱[22], 这可能是造成本次研究文献异质性的原因所在。因此, 加强跨文化研究儿童受虐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发表偏倚是Meta分析最常见的系统误差, 可能因为阳性结果的文章较阴性结果相对容易发表, 但由于儿童受虐发生率的文章发表不存在阴性、阳性结果, 因此可能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变量研究呈现阴性时影响文章的发表。就本儿童受虐的漏斗图可以看出, 本次研究文章基本上以此垂直线左右对称。

虐待儿童行为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3 年 6 月多阶段整群随机抽取广西西部百色市( 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西与云南相接,北与贵州毗邻,南与越南接壤,是一个集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于一体的特殊区域) 12个县( 区) ,将12个县( 区) 编号1 ~ 12号,随机抽取3个编号对应的3样本县( 区) ,每个县( 区) 根据乡镇多少编号为1 ~ n,随机抽取1个编号对应的1个样本乡( 镇) ,每个乡( 镇) 的小学和初中同样编号,随机抽取1所小学和1所初中的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小学调查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初中的在校学生全部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 774份,有效问卷5 390份,有效率为93.35%。其中男生2 402名( 44.6%) ,女生2 988名( 55.4%) ; 汉族学生1 624名( 30.1%) ,壮族学生3 646名( 67.6%) ,其他民族学生120名( 2.2%) 。年龄10~16岁,平均年龄( 13.7±1.7) 岁。

1.2方法采用儿童虐待筛查表(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of Child Abuse,SQCA)[3]对调查对象的受虐现况进行调查,适用范围为10 ~ 16岁儿童,因此调查对象中年龄小于10岁和大于16岁者不纳入统计分析。该筛查表涉及的虐待种类包括言语侮辱,经济控制,隔离,忽视,拳打脚踢,抓、咬、打耳光,动用刀、棒等伤人行为,性侵犯等[3]。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 Eysence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 儿童版) 测量学生的个性特征[4]。EPQ各维度的评分以同年龄、性别组常模的均数和标准差为基础,将内外向( E,extrovers) 、神经质( N,neuroticism) 、精神质( P,psychoticism) 和掩饰( L,lie) 4个维度的原始分转换为标准分T分,各维度T分在43.3 ~ 56.7为中间型,38. 5 ~ 43. 3为低倾向型,56.7 ~ 61.5为高倾向型,<38.5分为典型低型,>61.5分为典型高型。同时自编问卷对研究对象及其家庭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兄弟姐妹数量及其父母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嗜好如赌博或酗酒、家庭经济状况等。调查以班为单位,经调查员作填写说明和条目解释后由学生自行完成问卷填写。

1.3质量控制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的自编问卷,问卷内容经过有经验的专家修改,并在预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后形成正式调查表。现场调查由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班主任的协助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向学生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及填写注意事项后,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学生独立完成填写,自填过程中遇到问题向调查员询问; 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由调查员逐条宣读,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合适答案。答完问卷后,调查员当场核查无缺漏项或填错项后收回。

1.4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 0软件建立数据库,资料录入过程中对录入变量设置逻辑限制,并进行数据双录入,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不同虐待行为的发生率比较用χ2检验,其中多个样本率间的多重比较用检验水准调整法{ α'= α /[( k( k-1) /2) +1],k为样本率的个数,α= 0.05}[5]; 儿童受虐的影响因素探索用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 0.05。

2 结果

2.1儿童虐待发生情况5 390名学生中自我报告被家人实施过虐待行为的有5 273名,报告率达97.8%,其中实施过2种虐待行为的有4 339名( 80.5%) ,3种虐待行为的有2 642名( 49.0%) ,4种虐待行为的有1 420名 ( 26. 3%) ,5种虐待行 为的有1 183名( 21.9%) ,6种虐待行为的有945名( 17.5%) ,7种虐待行为的有828名( 15.4%) ,8种虐待行为的有828名( 15.4%) 。

在虐待类型、频率和强度方面,5 390名学生中有3 988名( 74.0%) 学生被实施过言语侮辱,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1 108名( 27.8%) ,自我感觉发生强度属严重的有78名( 2.0%) ; 有3 472名( 64.4%) 学生被实施过经济控制,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819名( 23. 6%) ,自我感觉 发生强度 属严重的 有354名( 10.2%) ; 有2 009名( 37.3%) 学生被实施过隔离,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233名( 11.6%) ,自我感觉发生强度属严重的有42名( 2.1%) ; 有2 394名( 44.4%)学生被实施过忽视,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392名( 16.4%) ,自我感觉 发生强度 属严重的 有159名( 6.6%) ; 有1 415名( 26.3%) 学生被实施过拳打脚踢,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234名( 16.5%) ,自我感觉无发生强度属严重者,但发生强度属中等的有157名( 11.1%) ; 有1 419名( 26.3%) 学生被实施过抓、咬、打耳光,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116名( 8.2%) ,自我感觉无发生强度属严重者,但发生强度属中等的有116名( 8.2%) ; 有2 833名( 52. 6%) 学生被实施过用刀、棒等虐待行为,其中发生频率属经常的有233名( 8.2%) ,自我感觉无发生强度属严重者,但发生强度属中等的有157名( 5.5%) ; 有274名( 5.1%) 学生被实施过性侵犯,无经常性虐待发生,无严重和中等性虐待发生。见表1。

8种类型虐待行为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7 821.95,P < 0.01) 。经多重比较发现,除拳打脚踢与抓、咬、打耳光等两种虐待行为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01,P = 0.93) 外,其余两两比较组间虐待行为发生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 。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2.2儿童受虐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儿童是否受虐( 是= 1,否 = 0) 为因变量,以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兄弟姐妹数量、是否跟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家庭所在地、是否是单亲家庭,家庭经济状况、父亲是否有酗酒的行为习惯,父亲是否有赌博的行为习惯、母亲是否有赌博的行为习惯以及儿童人格特征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等18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共筛选出6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见表2。

( n = 5 390)

注: 精神质维度标准 T 分≥61.5 为精神质非常明显,56.7~ <61.5 为倾向精神质,<56.7 为正常范围。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社会文明状态的追求日益提高,对儿童虐待也愈加重视。不同领域的学者从社会学、教育学、医学等多方面对儿童虐待进行了研究,发现虐待会使儿童产生以行为古怪、情绪不稳定和自我伤害行为为标志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父母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导致的郁闷和焦虑都会导致儿童自杀行为概率的升高等[6,7,8,9,10,11,12,13,14,15,16]。本研究中,儿童虐待的筛查报告率为97.8%,处于较高水平,与国内相关报道结果不同[17,18,19,20,21],可能是由于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儿童教养观念或是受回忆偏倚的影响; 同时由于各评估工具的侧重不同而造成结果出现差异,且差异间的比较又缺乏可比性,也可能是造成本研究结果有别于以往结果的原因。因此,建立统一的儿童受虐评价标准是儿童受虐研究所必须的。此外,少数民族偏远山区儿童虐待的高报告率亦可能与该地区社会对儿童虐待问题的重视不够或干预措施成效不明显有关。

本研究发现,儿童虐待的类型以言语侮辱最为常见,其次是经济控制,发生率均高于带有暴力性质的拳打脚踢、打耳光、动刀棒等虐待行为,而且施虐的频率以偶尔和轻微强度为主,说明对儿童惩罚教育为施虐者首选,是家长教育小孩的主要方式。

儿童受虐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儿童的年龄、家中兄弟姐妹数、是否跟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家庭所在地、父亲是否有酗酒行为以及儿童属精神质个性者等6个因素是儿童受虐的影响因素。其中年龄大是儿童受虐的保护因素,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向成人过渡,其会得到家人更多尊重,受虐的可能性减小; 家庭中兄弟姐妹数少是儿童受虐的保护因素,这与有关研究认为独生子女是中度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的保护因素相一致[22],与家庭中兄弟姐妹数少或为独生子女的儿童会得到家人更多疼爱甚至溺爱有关; 出生和成长在城镇是儿童受虐的保护因素,这可能与调查中家庭所在地在城镇者兄弟姐妹数往往较少甚至多为独生子女有关,而且生活在城镇的家庭,其儿童的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在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相对更为理性和文明; 儿童长期不跟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是儿童受虐待的危险因素,这与儿童在成长期间父母亲长期不在身边,易造成忽视伤害行为有关[19],而且在多兄弟姐妹的家庭,当父母不在身边时也易受到其他监护人的伤害; 父亲有酗酒行为是儿童受虐的危险因素,这与经酒精刺激后人的行为会发生改变,往往会将不愉快迁怒别人尤其是孩子身上有关; 在儿童自身个性方面,分析发现精神质标准T分高者即麻烦型气质儿童由于其固执、我行我素、经常打架、惹祸、多次劝说仍不能服从等个性特征而容易招致虐待[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