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救济（精选四篇）
利益救济 篇1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利益失衡,解决机制
我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而侵犯了某些利益相近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 当此正当利益的诉求缺乏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时, 经过策划和酝酿而采取聚众共同实施的的集体上访、围攻党政机关, 游行示威, 罢工、罢市、罢课, 绝食静坐, 与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对峙等形式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行为[1]。2012年, 宁波镇海、江苏启东、四川什邡等地都发生群体性事件。这些都反映出现有社会管理体系的缺陷和疏漏, 积极探寻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法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 社会分层———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结构基础
社会阶层分析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改革自身要适应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 调整会使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 也不可避免会使另一个利益集团利益丢失。本文从利益关系角度, 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 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2]。
1. 特殊获益者群体
该群体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益, 另一方面也对现状感到不满。现在这个群体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 其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群体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益最大, 本应是改革中动力最强的人, 但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他们大多是既有利益的保卫者, 基本不会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相反他们可能会被迫提出解决措施。
2. 普通获益者群体
该群体人数非常庞大, 内部差异也很大。由于经济增长变缓, 普通获益者的利益开始受损。这个群体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 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但是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 普通获益者群体中很多人将被迫落入第三个群体。而落入第三群体的人将会因为特定因素参与到群体性事件, 从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3.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第三个群体的人数比例不是很高, 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人员就是失业、下岗职工群体。但是失业下岗人员从不和贫困地区的农民相比, 他们选择和没有下岗的人相比较, 总是和生活比较好的人相比较。这样一种心态, 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夺或相对丧失感。近来, 类似的事端在一些地方激化了失业下岗职工的矛盾, 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 此种情况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4. 社会底层群体
底层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 其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通常所谓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 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很大一部分贫苦村民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 这部分人中有一些明显地具有社会仇恨性质。
(二) 政府处置不妥———群体性事件发展的特别因素
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与行政公权力的运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多表现为冲击行政机关或警民冲突。政府往往表现出“体制性迟钝”, 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 从而“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 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3]。具体而言, 有以下三种情况。
1. 事前预警缺乏
一是情报信息收集网络不健全, 缺乏灵敏、高效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基层政府, 尤其是基层综治维稳机构和公安机关对超前性、行动性、动态性、有实用价值的情报信息收集不多。二是有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 工作能力低, 对有重大隐患的群体性事件苗头难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三是处置预案不完善不切实际, 措施针对性不强。
2. 事中处置不当
在现场处置方面, 相当一部分基层政府的应急机制不完善。由于官员的应急能力水平十分有限, 群体性事件发生时, 相关的情报工作不到位将使基层政府难以把握处置工作的主动权;再次预案不合理导致发现重大隐患却一时无法找到有效解决方法, 也会使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整个事态发展。
3. 事后评估缺失
群体性事件处置以后, 一些地方政府不能及时总结发生该类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 他们也不会从自身寻找更多的经验教训, 而是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不可避免性。要想使群体性事件得到良好解决, 创新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是必须达到的标准。
二、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法
当下社会中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参与主体最直接的参与动力来源于自身利益被忽视。解决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救济机制、多元的纠纷辅助解决机制和群体性事件事后处理机制四个方面来把握。
(一)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首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利益表达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改善人大代表结构, 增加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当选人大代表的人数, 从而有利于基层民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第二,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现阶段直接选举的范围只能到县乡两级, 而全国、省市由各自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选出, 间接层级越多, 代表与人民就离得越远。而直接选举制度能够使民众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表达, 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利益代言人。
其次, 改革信访机构的职能。因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占有一定的比例。出现这种现象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有很大关系。首先, 应该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 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能仅仅以信访量排名为准, 不再对群众的信访级别加以特别限制。除此之外, 对拦截、阻挠、限制公民正常行使信访权利的有关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对于借信访为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公民也应依法处理。最后, 处理方式上应更为透明、公开, 畅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传媒, 将整个信访的处理过程与结果向当事人公开, 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也应向社会公开。
(二) 建立健全利益救济机制
1.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在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中, 民众之所以不选择公力救济的方式还与自身的能力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当权利受到侵害时, 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 没有能力去通过正常途径维权, 或者单方认为公力救济方式不可行。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 可以使民众维权时获得有力的保障, 另外, 当民众在维权过程中到处碰壁, 无法进行下去时, 很容易采取激进的方式维权, 这无疑加重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可以把那些用非理性方式维权的事件引导到制度化、理性化的维权过程中。
2.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缓和官民矛盾
行政诉讼制度是解决官民纠纷最主要、最直接的途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保证行政诉讼途径的通畅, 能有效维护公民的权利, 降低社会风险。民众的权利诉求有了可以信赖的保障, 官民紧张关系得到缓释, 必然会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做到:第一, 应该把对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纳入进去, 即除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之外, 相对人其他任何由宪法确认的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时, 都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二, 应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纳入受案范围, 规范行政机关决策行为, 预防行政侵权行为发生。
(三) 建立健全多元的纠纷辅助机制
1. 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能充当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 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推进民主进程的功能。而各利益群体, 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借助于非政府组织这一表达平台, 聚合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并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 影响甚至参与公共决策。例如, 近年来各地的农民工协会、妇联组织、工会组织、老年协会等有效地反映了社会群体的需求, 起到了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 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发挥了缓冲器和处理器的作用。
2. 发挥社会大众传媒的利益表达功能
现实中, 新闻媒体的介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媒体可以利用调研报告、提案建议、社情民意和内参外宣等形式, 积极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事件。除此之外, 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传媒, 建立有效的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接收机制, 确立适度的传播及有效的导向机制。
(四) 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事后处理机制
事后处理机制是消除事件不良影响, 稳定社会的重要步骤。首先, 要认真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 合理要求要尽快办理及时解决。第二, 依法追究事件中的违法犯罪人员。近年发生的大型群体性事件中, 一些人员借机进行打砸抢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的行为要依法处理。第三, 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听清群众的意见, 做好回访调查工作, 把工作落实到基层。只有这样, 政府才能把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结语
目前, 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 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以及人们切身利益的保障。为此, 各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 为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涛.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点及原因解析[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9397.html, 2012-12-16.
[2]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J].学术界, 2000, (3) .
利益救济 篇2
摘要：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构成了环境权的两个层面。生态利益损害是独立的环境损害。侵权法作为典型的私法救济机制，其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填补公力救济机制的瑕疵。在生态利益损害救济中，中国侵权法救济机制存在法律价值理念滞后、请求救济主体单一、事前救济不足、损害赔偿范围含糊等缺陷。文章建议抉择“可持续发展观”为内在价值理念、扩展请求侵权救济的主体、重视侵权法的预防机制、明确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充分发挥侵权法对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
关键词：生态利益损害；独立性；侵权法救济；救济机制重构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96-05
环境生态保护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人类破环环境的行为诱发森林、矿产、水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异常等生态问题的涌现。由于人类非科学地发展而违背自然规律，严重破环了自然环境的生态体系，影响人类乃至地球所有生物的生存、发展和繁衍。人类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有道义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救治、恢复已遭破坏的环境生态和预防环境生态遭遇不测。
一、独立存在：环境生态利益的损害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地球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资源都为人类利益所用。曾受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影响，环境权最早是作为基本人权提出的。环境权作为一种从生存权发展而来的新型权利，是以环境作为权利客体，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石之上。民事权利理论主张，民事权利总是由“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构成。在传统民法的法权模式中，以所有权为核心，经济利益是所有权追求的基本利益。现在，民法语境下的环境权，受到生态主义意蕴影响，将环境权的内在利益二元化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两个层面。
(一)生态利益的界定
生态是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利益就是指生物的持续生存以及其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利益。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比较而言，其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具有间接性、公共性、外部性、潜在性、未来性的特征表现。一是生态利益的间接性。与环境经济利益的直接性相比，生态利益的间接性表现为生态环境平衡、生物多样化、生态系统稳定与有序发展等。例如一棵树，既具有提供果实、木材的经济利益，也具有净化空气和涵养水源等生态利益。树之物权人能直接获得其经济利益，但其带来的生态利益，物权人不一定认知或短期直接获益。二是生态利益的公共性。生态利益不属于某一特定个体。在空间维度上，生态利益归属于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物种种群。在时间维度上，生态利益归属于当代人类、其他生命物种及其繁衍的后代。在一定条件下，生态利益公共性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三是生态利益的外部性。空气、水、土壤等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本，因为其价值巨大，无法用通常的经济学来衡量。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生态利益的外部性表现为正外部性，具有积极意义。四是生态利益的潜在性。在良好的生态体系内，人们往往会忽视生态利益的客观存在。一旦生态环境系统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遭到破坏，环境生态机能破损，生态利益的重要性才得以充分显露。如日本熊本水俣病是发病10多年后才查明，病因是人类食用被甲基汞废水污染的鱼虾，胎儿脑细胞受到侵害所致。五是，生态利益的未来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致使生态利益不仅表现在当代，还惠及人类及其他生物体的后代。可见，生态利益区别于经济利益而独立、客观地存在。
(二)生态利益损害的特性表现
环境侵害应包括环境经济利益的损害和环境生态利益的损害。环境生态利益损害不同于经济利益损害而独立存在，其具有以下特性。
其一，利益损害的多样性。由于人口快速膨胀和掠夺性的经济增长，致使土壤荒漠化和沙漠化，森林资源锐减，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出现枯竭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物种灭绝，基因污染，以及酸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生态损害发生。
其二，损害后果的严重性。环境生态系统具有在外界干扰下能自我调节(或人为控制)恢复到原初的生态平衡状态的调控能力。当外界干扰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使之不能恢复生态平衡时，导致生态失调或生态破坏。环境破坏严重改变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可能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人类历史上曾因森林毁坏而使环境生态破坏，导致古老的巴比仑文明灭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新七大公害事件”均因环境严重污染，酿成生态被破坏。这些掠夺性的生态灾难，不仅造成本国生态环境极大破坏，还因问题严重而引发国际纠纷。
其三，致害行为的复杂性。与导致环境经济利益损害的行为相比，导致生态利益损害的行为更为复杂多样，难以类型化规定。污染环境致害行为常见的有：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滥伐森林、滥垦荒地、任意引入新物种、基因污染等行为。除违法行为导致生态利益受损，一些非违法行为也可能导致生态利益损害。如在梨园附近大量种植桧柏，将诱发梨锈病，破坏原有精密、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导致梨树绝收的恶果。
其四，受害主体的广泛性。环境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是人类及其后代，不承认其他生物享有环境经济利益。就自然人而言，环境生态利益的受害主体也远比经济利益主体广泛，不仅致使当代人的生态利益受损，还波及子孙后代的生态利益。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生态利益损害还会触及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体及后代。
中国环境侵权理论曾深受以环境污染行为为中心理论的影响，重视和强调环境污染行为致害的环境经济利益，传统环境侵权制度亦侧重于对环境经济利益损害的救济，导致生态利益损害游离于环境侵权的救济体系之外。环境生态利益损害与环境经济利益损害一样独立存在，却不能得到私法的有效救济，有悖侵权法制度的内在价值。基于人类社会、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理应完善侵权法的救济机制，对环境生态利益及时、充分地给予保护。
二、救济路径：侵权法救济机制的选择
破坏自然资源生态的行为应该由侵权法和环境法调整。针对生态利益的损害，法律救济机制主要为私法救济和公法救济。公法救济手段表现为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公法救济侧重以惩罚手段，生态利益损害当事人不能从中得到补偿。过分依赖公法救济机制，不能有效平衡生态利益的公共性和个体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使得私法救济成为现实性的选择。侵权法作为救济绝对权的私法救济机制，其目的在保护和救济受损害的民事权益。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高新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会导致和增加多元生态风险。环境破坏带来的生态损害和生态风险能否纳入侵权法范围
救济，以及如何救济，是侵权法面临的新问题。
从法律价值层面看，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是侵权法内在价值的演化趋势。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环境问题是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人类乃至全体生物体生存发展的需求。生态利益遭到损害时，人们诉求于侵权法这一私法救济机制。侵权法的生态化寄托着人们对生态利益的精神索求，使其具有了绝对超越指向的性质，升华为侵权法的价值。侵权法的生态价值对人们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能充分满足人们对生态利益的期望、追求和需要。另外，侵权法生态化价值理念的悄然嬗变，也开始影响到整个私法制度。生态化已是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
从法律功能层面看，侵权法救济是生态利益损害的应然性选择。侵权法的重要机能在于填补损失及预防损害。救济功能是侵权法的首要功能，权利救济是侵权法的核心理念。侵权法与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相比，其核心是解决权利或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的问题。侵权救济与违约救济相比，侵权救济以损害为前提，不考量契约关系的存在，以补偿为主要救济举措。法学理论主张，财产利益、人身利益都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现代民法认同自然资源、环境生态利益的价值属性。生态利益也应纳入侵权法的保护。受害者的生态利益损害，应立足于侵权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目的，充分发挥出侵权法的救济功能。预防功能是侵权法不可或缺的。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即通过责令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教化人们行为，预防和遏制各种损害的发生。生态利益潜在性、未来性的特点，决定了生态破坏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损害的预防胜于损害的补偿。”通过对未来潜在的生态损害给予救济，结合生态侵权的法律规范，去教化、约束人们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损害，达到无为而治。
三、现状反思：中国生态利益损害之侵权法救济机制的缺失
中国《宪法》第26条第1款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国法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已基本构建环境生态保护法律体系。生态利益损害的行政法救济机制相对完善，而其侵权法救济制度却明显滞后。如侵权法救济机制用于生态损害救济时，存在法律价值理念滞后、请求救济主体单一、忽视侵权法的事前预防功能以及生态损害赔偿范围含糊等问题。
(一)法律价值理念滞后
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主张：“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立法目的是立法者希望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的价值，是法律内在价值的体现。中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表明其立法目的，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之立法目的与《环境保护法》之立法目的大同小异。《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中国生态损害的私法救济机制立法均围绕人类健康、生活，经济及社会发展为目的而展开，并未涉及地球其他生物体生态利益的诉求。其立法目的背后蕴涵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这种狭隘、落后的价值观，因其漠视地球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价值，在发展中以人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增进为中心，致使人们对自然的贪欲肆无忌惮。这正是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
(二)请求救济主体单一
中国现行法律确定的请求生态损害救济的主体仅为生态利益的直接受害人和国家。《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破坏海洋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环境生态利益的受益主体广泛，从人类到动植物、微生物，而法律仅将救济主体界定为利益的直接受害人(法人和自然人)和国家，这就使其他受损的生态利益主体不能及时获得私法救济。就人类而言，因生态利益的潜在性和未来性，当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能导致后代人生态利益的损害。后代人能否请求生态利益损害救济呢?此外，生态破坏还可能给区域内的动物、植物生存带来毁灭，难道作为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它们，就不能享有生存权利和生态利益吗?韩国曾有环保人士作为动物朋友代为请求保护其生态利益的案件⑤。
(三)侵权法事前救济不足
权益损害的侵权救济分事后救济和事前救济两种。《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均为事后救济。环境生态损害最好的救济方式就是恢复原状，但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精巧性，并非损害后一定能够回复，有些生态损害具有不可逆转性。“下医医已病之病，是治病补救；上医医未病之病，乃养生”。重补偿的事后救济乃“下医之医”，重预防的事前救济方为“上医之医”。倚重私法的事后救济机制，不能从根源上真正、全面地保护环境生态利益。因此，事前预防救济机制在环境生态利益保护中非常现实和重要。
(四)损害赔偿含糊
损害赔偿是侵权救济最重要的责任承担方式，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常态。环境损害涉及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两个层面，生态损害是比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行为。中国侵权法制度侧重于对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对破坏生态安全的认定和赔偿则规定得十分粗略。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一般水污染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仅限于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重大或极大水污染损害，会致使水质严重污染、江河湖海的生态调控机能失控、水生物品种减少或灭绝，直接造成生态利益、财产利益、人身利益的损害。《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仅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传统侵权法理论中，损害赔偿及于财产损失、人身损害，而财产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和应获得利益的间接损失。水污染所致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应受到赔偿救济，对此毋庸置疑，但是，水污染所致生态利益损害的赔偿救济一事，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均含糊不清。更不用说，那些潜在、未来的生态利益损害了。正由于侵权法对环境生态损害赔偿救济的漠视和无力，严重束缚了侵权法在环境生态保护中理应发挥的积极效用。
四、制度重构：生态利益损害之侵权法救济机制的完善
(一)“可持续发展观”为侵权法救济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危机，其根源则在于滞后的价值理念、行为模
式、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方面的缺陷。以“人类中心主义”法律价值观为逻辑起点的私法救济法律制度，在环境生态保护中存在着缺陷。环境保护法律的目标应是整个的生物圈，强调世代间的公平，着眼于地球环境的保护。应基于人类文明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考量，抉择“可持续发展观”为生态利益私法救济机制构建的逻辑基础。“可持续发展观”作为新型生态价值观，突破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误区和缺陷。可持续发展观追求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理念运用到私法救济机制中，能平衡好人类之间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使生态利益的救济更为充分和全面。
(二)扩展生态利益的请求侵权救济主体
环境破坏致使生态利益损害的主体包括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就人类而言，生态损害的潜在性和未来性特点，使受损主体不仅涉及当代人，还央及后代人。中国现行的私法救济制度仅赋予当代人诉求的权利，而未赋予后代人诉求的权利，对此，我们可借鉴日本水俣病公害事件，认可后代人的生态利益损害的赔偿。将救济主体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有利于维护代际公平，实现生态利益的代际保护。此外，生态利益具有公共性，其利益主体广泛且不易确定。在一定条件下，应许可公民和公益组织有权请求生态损害的侵权法救济。如美国有类似立法。其立法目的是激励公民和公益组织去维护公共生态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抵消生态损害行为的负外部性影响。
通常，中国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公诉主体的身份，难以启动以生态利益损害为由的民诉程序。因其诉讼主体的障碍，致使生态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不能及时有效地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因此，建议中国应尽快建立民事公诉制度。请求侵权救济的主体可以从生态利益的直接当代人扩及至后代人，还可以从直接受害人、国家扩及至公民、公益组织、检察机关。
环境生态破坏对动植物带来的生态损害问题，美国第十巡回法院和日本鹿儿岛地方法院曾有判例肯定了动植物作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自然物种的诉讼，对私法救济理论、法理学理论冲击过大，动摇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逻辑基础。笔者认为，在法学理论探讨未有合理结果的情况下，不易将动植物作为生态损害的救济主体。
(三)重视生态利益损害的侵权法预防机制
侵权法救济的预防机制重于补偿机制。而预防损害不发生或者少发生，自然比损害责任分担的事后救济更具经济性。法律经济分析学派主张，预防功能是侵权法的目的性功能，补偿功能是侵权法的工具性功能。预防损害的成本远低于事后救济的成本，人们选择预防损害的发生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尤其对于生态利益这一特殊环境的损害，考量到其损害后难以及时恢复或不可恢复的客观情况，应充分发挥侵权法的事前预防机制。在具体救济制度方面，可以设计一些预防性的策略，如当生态侵害刚显现或尚未完全发生时，许可人们启动诉讼程序，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提前救济生态利益损害。“因为诉讼是维持侵权制度作为一种对过失的有效威慑力所必需的”。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生态利益的将来受害人或潜在受害人才会获得最大的激励，才会有权利主张赔偿诉讼，从而遏制生态损害过度发生。因此，就生态损害之侵权法救济而言，应将侧重事后损害赔偿请求的救济模式转变为事前预防机制与事后补偿机制并重的救济模式。
(四)明确生态利益的损害赔偿
侵权法的全部赔偿原则，即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传统侵权法理论主张适用全部赔偿原则时，以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之直接和间接的实际损失为标准而赔偿。但是，生态利益是独立于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之外的第三种利益，需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肯定环境生态破坏时的全部损失包含财产利益、人身利益、生态利益三者的损失。就环境生态破坏而言，在启动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机制时，其赔偿范围应在在财产利益、人身利益之外，应涵盖生态利益。因为生态损害的危害结果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对潜在、未来的生态利益损害也应纳入赔偿范围。
探析国际贸易救济中蕴含的公共利益 篇3
一、国际贸易救济的概念和实践运用
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是依循自由和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消除由于进口产品而可能或实际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与威胁。在实践运用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运用贸易救济手段进行保护的产业各不相同,出于各国对各自国内的不同考虑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对幼稚产业进行贸易救济措施是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是遵循了公平与自由的立场,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发达国家对其夕阳产业予以贸易救济保护,实际是为国内产业保护,损害了国际整体社会的公共利益,是打着“救济”的名义在实施国家内部贸易保护。
二、全球范围内滥用的贸易救济措施特点
(一)金融危机使贸易救济立案数上升
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金融形势呈现疲软态势,国际贸易状态欠佳,各国的企业为了抢占国际和国内市场,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以保护和扶持国内产业,实行贸易转移,使贸易救济成为了各国在金融危机时的“救命稻草”。
(二)贸易救济措施中的违规操作行为
一些发达国家在贸易救济中无视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以不正当的市场销售成本和销售价值,进行违规操作,无视他国的正当权益申诉,实施不对等的进出口贸易行为。
(三)无视公共利益原则
贸易救济措施在实施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贸易救济措施为了弥补进口国的损失,采取针对性的举措,但是实际上这一针对性的举措只是使局部行业受益,而忽略了其他消费者和下游国内产业的利益,没有起到整体社会福利效应。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贸易救济措施被滥用,无视公共利益原则,没有达到利益平衡,因而,在国际上,必须界定公共利益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家都意识到,反倾销税、反补贴税都不能根本解决贸易救济被滥用的问题,反而可能增加国际间的隔断和报复,产生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
二、公共利益概念及公共利益原则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内涵
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只是立足于保护进口国的产业利益,这种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它欠缺了对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利益群体的整体考虑,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影响了经贸关系乃至外关关系。因此,有必要根据市场自由竞争原则进行适当的权衡,这就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公共利益的概念。
公共利益适用于经济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等,其应用范畴的广泛性源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利益聚合,也不是某个人可以独自占有,它是把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成果分享给整体成员,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其最终目标。实质上,公共利益是各群体利益之间的抗衡与妥协。
(二)公共利益原则的界定
目前,在国际贸易救济领域,还没有给公共利益原则一个准确的界定,就目前的定义水准而言,不外乎下面的概念内容:事实而言,公共利益原则是把国际贸易救济的利益群体进行了拓展,由原来的贸易救济中对进口国内产业的利益维护扩大到了各利益群体,其中包括:消费者、下游企业、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贸易救济只考虑到受损害的国内产业的利益,其价值应该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下进行重构,这种以保护单一集团、行业的特定利益为中心的贸易救济措施,还必须从法治的角度上综合考虑公共利益,为公共利益的社会整体保护留下足够的空间。
从公共利益原则的角度来看,关税措施和配额形式都是目前有损公共利益的表现方式,具体来说:其一,不恰当的关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就业,但是没考虑到其他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其实质是牺牲了国内其他产业和消费者的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其二,进口配额措施也是通过限制某一行业的商品进口数量来保护国内工业,但同时也损害了国内其他社会产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这两种措施,不论是关税还是配额措施都会对进口国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而且会遭到出口国的报复性贸易,因此,有必要以公共利益原则为界定标准,站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关注国家民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实现国家整体福利。
三、将我国贸易救济中的公共利益原则进行完善化的措施
(一)赋予公共利益利害关系方以明确对应的程序性权利
我们已经看到,国际贸易救济措施实质上给社会整体的利害关系人造成了负面效应,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性制度将利害关系方列入到法治中来,保障下游产业和消费者与主诉群体有平等的权利。首先,从立法上给予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相应的权利,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并主张他们自身的权益;其次,在明确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贸易协会等主体外,还要给公共利益关系人一定的外延空间,运用较宽泛的解释权。
(二)对公共利益利害关系方进行利益平衡分析
贸易救济措施要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运用法经济学派的“成本收益分析法”,衍生出贸易救济中的公共利益,是通过对供求关系的静态均衡分析,来研究分析相关利害方在这其中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并以国内产业市场份额、价格和生产能力、就业情况等指标进行综合权衡,分析利害关系方的利益波动态势。
(三)健全利益权衡和评估机制
对国家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权衡与评估是一项具体而复杂的过程,其涉及和衡量的各因素权重是有侧重的,在健全这一复杂机制之时,重点要考虑申诉方与下游行业涉及面的宽窄度、产业特征等权重因素,再以成本权益分析的手段来实施贸易救济措施。
四、结束语
总之,国际贸易救济措施中是经WTO允许的一种国内进口产业进行保护的一种有益性举措,但是在其被一些国家进行滥用,而沦为了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之时,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原则进行界定,将公共利益原则纳入到国际贸易救济措施中来,用法治的武器落实公共利益的权利保障,用法经济学的理论,用“成本收益平衡”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进行相关利益关系方的利益权衡,并以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综合权衡公共利益关系方的权益,考虑进口商、生产商、下游行业、终端消费者四个相关链条的公共利益,实施成本收益分析手段,确定贸易救济措施,以促进和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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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救济 篇4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事关百姓生活福祉。从司法实务来看,环境侵权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传统的法律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已不能满足环保诉讼的现实需求,对于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和困难。
从目前的法律救济途径来看,对于生态利益损害问题,主要存在着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途径。从公力救济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刑事惩戒和行政处罚,都是行使国家公权力,在这两种救济中,遭受生态利益损害的当事人无法直接获得经济上的救济和补偿,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公力救济虽然可以有效打击犯罪,但是对于当事人私人权利的保护,明显存在着缺位的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公力救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上,现有法律法规虽然有规定,但是并不明确,另外,从监管和惩戒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部门和公诉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由于刑法具有谦抑性,因此权力救济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是一种事后救济。
由于公力救济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因此强化私力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民事诉讼中,要实现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保障,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要通过侵权责任法实现,可以有效保护权利主体的利益,通过损害性赔偿等救济手段,实现惩戒和预防的功能。
二、侵权范式下的生态利益救济障碍
(一)请求权基础不明
作为民法体系中的救济法,侵权责任法对于赔偿范围,有着明确的规定,要求一项权利被侵害后,要想通过侵权责任途径得到救济,必须具有明确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必须是法定的,或者即使不是明确的,至少也要被划入现有权利的类别当中。由于立法技术的限制,现实生活中的权利有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很难将所有权利都通过明确的法条形式确定下来,因此,在权利保护过程中,就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如何将生态利益纳入个人利益保护的范畴,是侵权责任法应用中的难题。从目前的学术理论来看,生态利益属于私人何种权益,仍存在理论上的争论。从司法实务角度来看,生态利益并不被看做一种法定利益,对于生态利益的保护,一般都依托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来实现。(二)损害界定存在困难
如何有效界定所受到的生态利益损害有多大,一直是环保学和法律界探讨的热点,不管在学术还是司法实务中,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由于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因此对于利益的界定,并不等同于其他权利。从法理角度来看,一般侵权行为本身特性也不复杂,而危害生态利益的行为,则存在着多样化的特征,不管对于损害还是对侵权所得来说,如何界定权利边界和保护的范围,都是法律应用上的难点问题。
三、生态利益损害救济的侵权视角
(一)明确请求权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明确生态利益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对于生态利益权利,可以不必然通过立法修改条文的形式实现保护,可以通过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请求权基础,让权利保障形成制度,这样依据侵权责任法的保障体系,法条就有比较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也进一步强化了相关法条的应用性。
(二)量化生态利益损害标准
在生态利益保护的案件中,损失的标准认定为十分困难,但是却是实现法律救济的关键。因此,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标准,有利于权利的保护。通过明确权利边界,可以有效实现法律保障,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环保部制定细则,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损害和赔偿标准进行细化,为生态利益损害救济保障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标准,提升法律的实践应用保障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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