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词（精选六篇）
科技新词 篇1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语言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词汇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科技新词（sci-tech neologism）涌现了出来。因此，了解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科技新词的特点，掌握它们的规律，对于学习科技英语，阅读最新的科技英语文献，及时吸收世界先进科技知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科技英语的词汇
科技英语（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指一种用来描述不同自然现象，描述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客观事实过程的语言。其作用是进行学术交流并向读者介绍科技知识（Dyke, 1992）。科技英语词汇是指科技英语文献中出现的词汇，可以分为技术词（technical words）、半技术词（semi-technical words）、和非技术词 (non-technical words) 。
技术词指用来记录和描写科学技术各领域的现象、过程、特征、关系、状态的词汇，它是科技英语词汇的最为重要和最能展现科技英语语域特征的部分。如：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motivator（操纵装置）等。
半技术词是由普通词汇转化而来的，它除了本身的一般词义外，在不同的学科中具有不同的专业词义。如：operation在普通英语中意为“操作、运转”，在法律用语中指“生效”，在医学英语中指“手术”；transmission在普通英语中意为“传送、传递”，在机械用语中指“传动装置”，在物理学中指“发射”；dress在普通英语中指“穿衣”、在医学上为“包扎”，在农业中指“整地”。
非技术词指不被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在普通英语中也经常用到的词汇。由于科技文章的严谨性和权威性的学术要求，与普通英语相比，科技英语中的非技术词往往也是较正式的词语。如：表示“同意”多用consent而少用agree；表示“建造”多用construct而少用build。
三、科技英语新词
语言学家Gozzi认为“新词是指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特定时期新涌现出的词语或被赋予新义的词语”（1986）。而“科技英语新词”可以理解为在某一特定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在科技英语中新涌现出来的词语或被赋予新义的词语。
四、科技英语新词的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就以及新的边缘学科及专业领域的出现，大量的科技英语新词不断涌现，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笔者从类别、来源和构成对这些新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
（一）类别
如上文所述，科技英语新词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兴科学领域的出现而产生，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词的专业性很强，大部分都是技术词，如syn-chrotron（同步加速器）、bioglass（生物玻璃）、desertification（荒漠化）、optical valley（光谷）、astrogation（宇宙航行学）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半技术词，如window（电脑视窗）、package（软件包）等。
（二）来源
科技英语新词主要有三大来源：母语新构、外来借入和旧词新义。
1. 母语新构：
是指用英语中已存在的语素和各种构词法构成新的词语。如新词quarkmatter（夸克物质）、macroinstruction（宏指令）、copytron（电子复写技术）、telex（电传）等就是这样构成的。
2. 外来借入：
是指把其他语言中的词借入到英语中。如spuntnik（人造卫星）来自俄语，glitch（故障）来自德语，kamikaze（遥控飞行器）来自日语，而taikonaut（宇航员）来自汉语。
3. 旧词新义：
是指把英语中已有的词汇赋予新的含义成为语义新词。如boot本义是“长筒靴”现在又被赋予新义“启动操作系统”，hit本义是“打、击”现在又可意为（点击率）。
在这三种来源中，“母语新构”是最主要的方面，科技英语新词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各种构词法构成的。因此，探讨其构成的常用构词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常用构词法
英语词汇的构成方式有很多种，如：复合法（Compounding）、派生法（Derivation）、混成法（Blending）、截短法（Clipping）、缩略法（Acronym）、转换法（Conversion）等（Yule, 1985）。科技英语新词因其特定的语域特征，在构成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可见，复合法和派生法是科技英语新词的最常用的构词法。
1. 复合法：
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词结合在一起构成新词的方法（汪榕培，1997）。科技英语中有大量的新词是由复合法构成的，如：mouse mat（鼠标垫）、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follow-up（连续广告法）等，而且多数为“名词+名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最右边的那个名词称为“中心名词”，它前面的所有名词都被称作“修饰语名词”。“修饰语名词”相当于一个介词短语、现在分词、过去分词或定语从句的作用。例如：information highway=highway for information;semi-conduc-tor devices=devices using semi-conductor.
2. 派生法：
用派生词缀作为词素构成新词的方法。英语中许多派生词缀的构词能力很强，因此派生法就成为科技英语构词的重要手段。如前缀“de-”可用于动词、名词前，表示“去、除、反、减、降”等否定意义：例如：brominate（溴化）———debrominate（脱溴）；fiber（纤维）———defiber（分离纤维）。如后缀-ology是近年来比较活跃，构词能力较强的词缀，和许多词根都能结合，表示一种学科。许多表示新兴学科的新词都是由它构成的，如：futurology（未来学）、planetology（太阳系星体学）等。
3. 混成法，又称“拼缀法”，即使一个词失去部分或者各个词都失去部分音节后连接成一个新词的方法（Lipka, 1990）。
这种构词法“在当代英语中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构词方法”（汪榕培，1997），在科技英语中尤其如此，可能是由于熟悉专业知识技术的人认为这样构成的词既简练而又不难猜测理解词义。很多科技英语新词是由这种方法构成的，如：gravisphere（引力作用范围）=gravity+sphere、telex（电传）=teleprinter+exchange等。
4. 缩略法：
将某一词组中主要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新词的方法。因其有简洁、方便的特点，现在越来越频繁地被用来构成科技新词。如：ROM（只读内存）=read only memory、sofar（声发）=sound fixing and ranging。
五、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科技英语作为英语中一个特定的语域，其新词的类别、来源和构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对科技工作者以及科技英语学习者来说，了解这些特点，在其对科技英语新词的理解、记忆、翻译，乃至造出更多新词方面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汪榕培, 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Dyke, V (.1992) Old Words for New Worlds: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d-Formation, American Speech, vol67, No4, 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科技英语新词构词初探 篇2
科技英语新词构词初探
任何语言都是活的语言,它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在发生变化.科技英语新词作为时代发展的信号,为英语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本文从英语语言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构词法的角度来探讨其构词特点和方法,有利于我们拓展对已知单词的记忆,对培养自主学习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作 者：马英兰 作者单位：甘肃省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甘肃科技纵横英文刊名：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GANSU年，卷(期)：37(3)分类号：H3关键词：科技英语 新词构词 特点合成
科技新词工作实践探索 篇3
一 科技新词工作的地位和意义
科技新词工作是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补充。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是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核心业务内容。常态的名词审定工作以各学科委员会专家委员为主体，遵照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与方法》(以下简称《原则》)进行，最终的成果以出版《××学科名词》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每部学科名词在一定周期内启动修订，并以再版形式向社会公布。科技新词工作的最初设想源于希望解决学科名词书修订周期长，不能达到及时规范新出现的、重要的科技名词的目的。针对科学技术界新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等开展的灵活多样的新词收集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科技新词工作是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科技新词的出现源于科技的发展，这符合词语产生的自然规律。科技名词与科技概念一一对应，也符合语言规范性的特点。但有些刻意制造的、张冠李戴的科技名词出现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市场经济领域，就严重偏离了词语产生的自然规律。诸如，有厂商把一只质量低劣的杯子冠以“纳米”二字，冒充高科技的纳米杯；服务商宣称的“高速网络”慢似蜗牛，只因宣传时偷换了“byte”(字节)和“bit”(位)的概念；有点维生素成分就言必称“富含营养因子、维他命”等，用不规范词语偷换科技概念，误导消费者。如果说语言工作者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那么倡导使用科学规范的科技语言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及时开展科技新词的定名和普及，有利于规范科技交流，唤醒公众的科技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科技新词工作可以成为科技名词审定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试验田。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正探索运用语料库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自动抽取和专家推荐相结合的工作形式。一方面，参考语料库(reference corpus)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起到支撑性作用。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公布的几十万条规范科技名词数据可以成为可靠的参考语料库核心资源。另一方面，从目前来看，传统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方式对维护词条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新技术去完全替代原有方式，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才能确保效果。因此，从工作基础和技术可行性两个角度来考虑，科技新词工作可以达到先试先行的效果。
二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新词工作实践
1.与学科名词审定同步的新词工作实践
全国科技名词委历来很重视科技新词的收集和定名。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每间隔一定周期所进行的学科名词修订再版，是实现新词收集的主要途径。此外，还注意创新收词手段与发布机制，收效显著。
从收词手段来看，除了大部分学科采用的专家人工收集方式以外，天文学名词委还综合利用了包括数据库、邮件列表、维基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科技新词工作[1]，信息科技、管理科技等学科还运用了语料库等技术手段，收集整理新词。
从发布机制来看，除了常态的名词书出版公布方式以外，各学科也探索了更多途径的新词发布机制。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中国科技术语》期刊是各学科发布试用新名词的重要阵地，其先后发布了10余批天文学新词[1]、3批信息科技新词①、3批地球物理学新词②、2批生命科学新词③、1批物理学新词④等，还公布了101～112、114、116号元素的中文正式定名⑤。除此以外，《物理》《天文学进展》等杂志、“天文学名词”等网站，也发布了大量经相关学科名词委审定的新词。以上绝大部分工作成果都已陆续被相关学科名词书最终收录。
2.新词工作委员会的新词工作实践
2009年，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了新词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科技新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科技新词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任务、基本原则与工作程序[2]。根据设想，科技新词工作委员会委员每年向全国科技名词委提交拟发布试用的各学科科技新词。全国科技名词委负责建立科技新词数据库，按年度出版《××年科学技术新词》，或通过网站向社会发布试用。2009年、2010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先后向各学科新词工作专家征集新词，计划整理后对外发布试用。从实际效果来看，除全国科技名词委网站“新词征集”栏目收到少量词条以外，绝大多数学科的专家收词工作未能取得进展，与初期规划差距较大。
依靠新词工作委员会专家收词的方式为何会遭遇瓶颈？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科技新词工作委员会“一个专家联系一个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很难确保新词工作深入到各学科专家的日常审定工作业务中，各学科的新词委员受限于其自身专长而无法代表一级学科专家推荐科技新词；也有专家提出，学科基本词、基础词并不会大量出现，3～5年一次的学科名词修订工作实质上就收选了不少新名词；还有专家提出，应该加强对专家委员的激励和要求，设立秘书机构，确保按计划进行。目前，虽然这种收词形式效果不佳，但仍一直在坚持进行。
3.自动抽取与专家推荐相结合的新词工作实践
2011年，为了继续推动科技新词工作取得进展，全国科技名词委决定尝试运用自动抽取与专家推荐相结合的机制开展新词工作，分自动抽取、人工干预、专家推荐三个阶段进行。自动抽取是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科技语料中根据规则、统计等方法抽取备选的新词语；人工干预是指通过多轮人工干预，减少备选新词语的数量，提高质量；专家推荐是指由相关学科专家以推荐的形式选出候选新词。
2012年开始的试点工作以部分基础学科为对象，在自动抽取阶段，与中国知网展开技术合作，通过技术手段，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抽取相关学科备选词。在人工干预阶段，主要淘汰学科属性有误的名词、简单复合词、来源不可靠的名词。在专家推荐阶段，分预审、函审、会商、确定等阶段进行。
三 自动抽取与专家推荐相结合的新词工作试点的几点启示
在自动抽取与专家推荐相结合开展的新词工作试点中，有两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值得关注。在2012年底召开的全国科技名词委新词试点学科编辑座谈会上，结合部分学科预审的实际情况，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将工作目标由收集传统意义上的“新词”调整为“有价值的词条”，包括“有发布试用价值的新词”和“其他有审定公布价值的科技名词”两部分。“有发布试用价值的科技新词”，即代表新概念的名词，包括新理论、新物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仪器和装置等。这类词出现于21世纪，是传统意义上的“新词”，反映了当代科技前沿及进展，有必要尽早加以规范，及时发布试用。“其他有审定公布价值的科技名词”，即原有审定工作中遗漏的基本名词。包括本学科概念体系中较基础的词，特有的常用词、重要词等。这类词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词，但在构成学科体系时不可或缺，可留供学科名词修订再版时参考。
在2013年召开的新词试点工作专家研讨会上，参与新词推荐的部分专家、负责新词自动抽取的工作人员，以及语言文字专家、各学科审定编辑共同对试点工作，尤其是在审稿过程中发现的全局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大多数专家对这种尝试感兴趣，但是对新词的产出率不太满意。专家提出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类意见，认为语料的选择存在问题。有专家认为，从关键词、标题选词范围过窄，很难产出新词；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知网收选的文献以中文文献为主，而科技前沿往往在国外，应尝试以英文文献为资源。第二类意见，认为专家审稿过程中对新词的界定不统一。有的专家按照“未审定公布且有价值”为标准，有专家按照“新出现且有价值”的标准，以至于不同专家推荐标准参差不齐，部分学科还存在评判标准的交叉和混淆。第三类意见，认为现有的一级学科跨度较大，审稿专家往往在更加细化的专业领域内才能发表意见，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都很难明确词条价值，应该按照不同的二三级分支学科单独审稿。第四类意见，认为应该尝试新的抽取机制，如特征标引等，以增强自动抽取工作的质量。第五类意见，提出审稿专家的选择应该更有针对性，比如考虑年龄、外文水平、对新词的敏感性等诸多方面，部分学科还存在专家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综合上述意见，从试点工作的实际成效来看，可以总结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1.新词的标准问题
新词的标准问题是在开展新词工作时最常被讨论的问题。实践中，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新词就是刚出现的词；另一种认为，新词是现有审定公布的名词库中没有的词。从理论上来讲，两者实际都在强调词条在某一时点所表现的价值，即时点价值，要么某个词条在某一时点后才出现，要么在某一时点才被纳入审定工作视野。显然，科技新词如果仅仅以时点价值作为衡量科技新词工作的唯一价值支撑，恐怕远远不够，更需要重视词条的“时段价值”。时段价值展示了一个词条在出现后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被继续使用，还是明显具有社会关注效应，抑或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对词条时点价值和时段价值的共同考察，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全面的词条定位。在科技新词试点实践中，新词标准也的确经历了从初期笼而统之地强调“新”，到试点过程中同时强调词条本身的“价值”，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科技新词工作作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还在于“规范”，即为同一个科学概念确定一个科学的中文定名，避免因一物多名造成科技交流不畅。因此，在科技名词规范视野下来讨论科技新词的标准，有必要引入“规范价值”标准。通俗来讲，应重点关注新概念定名混乱、直接使用字母词、对相同概念采用多个不规范表达等现象，对有关新词及时定名。这样的工作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如2013年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的PM2.5定名工作。
在实践中，某个词条往往难以全部满足“时点价值”“时段价值”和“规范价值”三个标准，因而在选词实践中存在几个标准的优先级问题。在常态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首先是强调规范价值，对应《原则》中的“一个科学概念，确定一个中文名”；其次是时段价值，对应《原则》中“收选学科的基本词、重要词”的规定；再次是时点价值，如在修订过程中，往往新增的词条是近来出现的重要词，删减的是被淘汰的词条，修订的是那些被证实定名有误的词条。而就科技新词工作而言，笔者认为三个标准的优先级有所不同，从高到低应该是：时点价值、规范价值、时段价值。即首先是从新出现的术语中进行初选，然后考察其使用情况，对于使用混乱的，特别是已经进入大众生活领域的术语要优先规范，而对可能兼具时段价值的术语重点规范。虽然这三个标准并非缺一不可，但是明确这样的标准，对于在实践层面把握科技新词的取舍具有指导意义。
2.新词的语料来源
新词语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新词的来源。新词语料一般是各类正式科技出版物，这是由于科技新词从科技领域进入语言研究领域，呈现于固定的载体。通常，载体的权威性越突出，其可信度越高。首先，按载体划分，可分为专著语料、期刊语料、报纸语料等。以专著、期刊、报纸三者为例，不同的语料载体受出版周期的影响，所关注的科技新词的时点价值逐步升高，而时段价值依次降低。其次，按语种划分，可分为母语语料和外文语料。决定可信度的指标，是在研究中占据主导的语言种类。通俗的说，一国的科技实力决定科技语言的话语权。目前在大多数领域，英文语料仍然是主体。再次，按性质划分，可分为确定语料和非确定语料。前者，如新词词典、关键词表、文后术语表等；后者，如标题、正文、参考文献等。不同性质的语料对新词抽取工作量的影响较大，但是毋庸讳言，确定语料时点价值偏弱，可能无法满足新词工作的具体需求。
3.收词方式的选择
科技新词的收词方式可分为人工收词与自动抽取两种。人工收词的优点在于准确性高，二次加工简单，缺点在于人工成本投入大，时效性不强，对实施者自身科技素养的要求比较高。而自动抽取则恰恰相反。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两者并举。自动抽取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人工审核的难易程度，实践中往往需要通过不断改进自动抽取技术来降低人工审核的工作量。科技新词试点工作的实践，让笔者体会最深的就是切忌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两张皮。成功的实践要以良好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有效的实践才能发现理论的漏洞和不足。因此，最有效的做法是规划者全程指导和参与自动抽取工作，边研究边实践，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方法。
4.人工干预的必要性和实施策略
目前，囿于自动抽取技术在语义判别上的局限，往往从自动抽取环节进入人工干预环节的词条数量可观，为了减小专家审词量，人工干预显得必不可少。从科技新词试点工作实践来看，教育背景不同的人员往往对科技新词的敏感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自动抽取的词条采取分级筛选，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从科技新词试点来看，进入专家审词的词条数量不能太大，大学科门类、词条版(不含释义)的词条数不宜超过2000条。小学科门类、词条版不应超过200条。如果是释义版，100条以内为佳。如果条件允许，团队式的人工干预模式是最有效的。
5.审词专家的选择
审词专家的选择对确保词条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选择审词专家时，专家的时间、精力、学术水平、英文水平、年龄和对新词的敏感度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专家的背景，注重吸收部分中青年专家、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科研院所一线工作人员等。此外，因为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且彼此交叉，所以必要时甚至需要针对个别词条有针对性寻找合适的审词专家。
6.工作周期的确定
分批次发布新词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发布形式。有定期的，如语委组织发布的年度新词语；也有不定期的，如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国科技术语》期刊陆续发布的十多批天文学新名词。公布周期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新词工作周期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实际需要和可操作性两个方面。实际需要是指有没有迫切需要向社会公布的名词，可操作性是指新词工作的人、财、物保障。总体而言，无论采用多长周期，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连续性。多年的坚持和积累才能把新词工作引向深入。
最后，笔者认为，科技新词工作实践证明，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新词的理论研究和操作层面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及时规范新词的可行性研究、规范视角下的新词选词标准研究、分学科语料的权威性研究、新词自动选词规则的共性研究、新词抽取统计路径的共性研究、创新科技新词发布机制研究。从微观层面，新词生命力研究、字母词的研究、新词特征标引的研究都是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新词工作开展不易，笔者呼吁在不同行业或领域从事新词相关工作的学者，能在语料、技术、经验等方面相互借鉴、有效沟通、共同培育，减少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让新词理论工作深深扎根实践的土壤。
注 释
①分别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和2001年第3期。
②分别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2期、2001年第2期和2001年第4期。
③分别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
④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第4期。
⑤101～109号元素定名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第1期；110号元素定名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2003年第3期；111号元素定名刊载于《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112号元素定名刊载于《中国科技术语》2011年第5期；114号、116号元素定名刊载于《中国科技术语》2013年第5期。
参 考 文 献
[1]崔辰州.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科技名词工作[J]. 中国科技术语，2010(3)：19-21.
科技新词 篇4
关键词：两会,科技新词,翻译例话
一、引言
张建教授曾经总结说“新词英译研究者首先要建立在对现代英语实际运用的仔细观察之上,建立在占有较详实、较新鲜的语言材料之上。”惟其如此,方能征信于读者。每年的全国两会都会出现一些新词语,这些词汇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代表了发展路上的新理念、新作为。本文选取了“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这个科技新词条进行阐述分析,收集相关翻译资料,从各个方面查证其翻译的准确性。
二、新词翻译例证
当新词语首次出现在译者的视野中时,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它的来源、出处和在语境中的含义。文中“众创”指通过创业创新服务平台聚集全社会各类创新资源;“众筹”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众包”则是指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将传统由特定企业和机构完成的任务,向自愿参与的所有企业和个人进行分工;“众扶”指通过政府和公益机构支持、企业帮扶援助、个人互助互扶等多种途径,共助小微企业和创业者成长。
Google翻译:
Public record,crowdsourcing,all the help,crowdfunding platform
有道翻译:
Gen,crowdsourcing and all your help,and all the raised platform
词都翻译:论文标题“Crowdsourcing and Re-development of US Citizen Journalism”“众包”模式推进美国公民新闻再发展,出自《国际新闻界》2007年08期。
笔者通过这三个在线翻译软件对划线部分进行了初步的翻译,这三个都给出了译文众包(crowdsourcing),只有有道翻译收录了众筹(crowdfunding),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笔者又通过Wikipedia查证了crowdfunding的英文释义:Crowdfunding is the practice of funding a project or venture by raising monetary contribution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today often performed viainternet-mediated registries,but the concept can also be executed through mail-order subscriptions,benefit events,and other methods.
该释义与原文众筹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故基本可以确定该译法。科技翻译由不得半点马虎,笔者又在360百科中对这两个词的翻译进一步认证:
(1)Crowdfunding(众筹)(同类英文翻译:crowd financing,equity crowdfunding,crowd-sourced fundraising)是通过通过向不定向个人集资,通常通过因特网,以支持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想法和努力。在国外,Crowdfunding被用于多类活动,包括灾难救助,公民新闻,支持艺术,政治游行,创业融资,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等。
(2)根据韦氏辞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Crowdsourcing(众包)是指,从一广泛群体,特别是在线社区,获取所需想法,服务或内容贡献的实践。它于外包(Outsourcing)的区别是,它将任务分解和分配于一个公众的、未加定义的群体而非某一特定群体。
在搜索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在相关的英文媒体中也看到了该译法,由此几乎确定无疑。“众包”(crowdsourcing)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在2006年6月提出的。杰夫·豪对“众包”的定义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笔者译文:crowd innovation,crowdsourcing,crowd support,and crowdfunding
参考译文:We will help people to pool their ideas and talents through a synergy of business startups,innovation,and the Internet Plus.Platforms will be created for crowd innovation,crowd support,crowdsourcing,and crowdfunding,and mechanisms will be built to encourage new types of business startups and innovation-m,aking through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research institutes,and makers.
笔者发现参考译文和自己的译文在“crowdsourcing,crowd support”这两个词的翻译顺序上不同,后经查证,在英译中有时候为了译文整洁或者押韵,根据译文的字数或者对称性做微调。并且这两个新词中都有“crowd”这个单词,与之相关的还有Crowdvoting(众人投票),众筹平台Companisto创始人David Rhotert和Tamo Twinge推出的一项全新的机制;crowdsearching(海搜),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众多数据或事物中检索自己需要的,来自“Image Analysis and rossing ICIAP 2015”。
三、总结
如果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句名言引用到新词语翻译这一研究中的话,那就应该是“一词一世界,一词一理念”。本文采用了”三位一体“的方法,从报道该新词的汉语报刊实例,对新词清晰明了的释义和该词在英文媒体报道中灵活使用的新闻实例,全方位的领略新词新语中的别样情趣。
参考文献
[1]董天策.网络新闻传播学[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科技新词汇（t） 篇5
太空农业(space agriculture)
太空行走（walking in space）
太阳风暴（solar storm）
太阳能(solar energy)
炭疽(anthrax)
炭疽（anthrax）
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
提高战略运算能力计划accelerated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asci
体细胞遗传学（somatic genetics）
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编纂六十年 篇6
关键词 新词语 词条的多元化 编年本词典 研制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百废待兴，但语言文字工作仍备受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年6月11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中国语文》杂志社成立……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样样都是新概念，各个都需词语表述。因此，解放之初，人们几乎每日每时都会接触到新词新语，新词语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推出的一部工具书即是《新订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
从1952年至今，六十余年过去了，有关新词语的工作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粗略估算，仅专门的新词语工具书即出版有一二百部之多。再看五十余年间历次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更可明了：对新词语的搜集、整理等工作，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可以说一刻也未停歇，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亦是如此。1960年《现汉》试印本出版，其后的每个版本，都或多或少地将一些新词语收录进去，反映出该词典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如2002年的《现汉》增补本，有1200余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按揭、宽带、蓝牙、双赢、疯牛病、实名制、转基因、纳米技术、三个代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可持续发展、CEO、WTO”等，令人耳目一新。2012年的《现汉》第六版，更有3000多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宅、北漂、给力、捷运、雷人、山寨、团购、微博、限行、摇号、潜规则、情人节、云计算、pm2.5”等，格外引人瞩目。六十年来新词语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工具书的收条上，更表现在对新词语所进行的研究上。检视六十年来新词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将对未来新词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深有裨益。
一、词条收录由对政治条目的过分关注向各类词语的全方位收录发展
《新订新名词辞典》收条目5500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条目，例如“第三国际、减租减息、法越三八协定、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等，甚至有不少是政治性的“事件”，例如“意尔斯事件、柯佛海峡事件、波兰九一事件、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事件”。这不奇怪，一个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各族各界群众对这个政权还不甚了解，对建立这个政权的政党的政治主张和与其政治主张息息相关的一些事件也还不十分熟悉，因此新政权利用工具书将其政治主张在群众中加以宣传，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个时代较多出现过分政治化的词语，只能说那个特殊时代社会发展还不够平衡和健全。一部新词语工具书，对那一时代产生出来的词语只能忠实地加以记录。从所收词语本身来看，政治性的词条词目往往过长，词感也不强，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普通词语相比，相去甚远。像《新订新名词辞典》这样较多收录政治性条目的工具书，在那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当然并非仅此一例，《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一书，所收的近400个新词也有不少是政治性的。这样的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状态，从周荐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韩国大邱：中文出版社1997）所收条目看，那一时代所造出的新词语更无一不是政治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中国政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生活愈趋丰富，反映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词语逐渐常态化，这些词语也很快成为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词语，逐渐成为了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关注的主流。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政治性词语的数量逐渐递减，到21世纪初编纂的编年本《2006汉语新词语》时，纯粹政治性的词语几乎难觅踪迹了。应该说，新词语词条所反映的对象由类别单一向全方位发展这样的现象，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是新词语产生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为新词语研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新词语词典的编纂由以若干年为一时段向年度性逐渐过渡
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最初常见的是以若干年为一时段进行的，新词语工具书的编纂，最初一般也是以若干年为一个单位进行的，而这个若干年的时间长度，短则至少二三十年，长则可达四五十年。例如，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所收词条的时间跨度，有的长达二十余年；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亢世勇等的《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收条时间更长，有的跨度甚至达到四十年。近年出版的沈孟璎《新中国60年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2），收条时限超过半个世纪。宋子然等正在编纂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收条时限更长达一个世纪。或许正是因为新词语词典编纂时段长短可以不拘，并无硬性的要求，所以不少人都曾编纂新词语词典，八仙过海，乐此不疲。仅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词语词典，较为著名的就有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宋子然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王均熙的《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诸丞亮等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李达仁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周洪波主编的《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1世纪的头几年又有不少新词语词典问世，举其要者即有：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姚汉铭的《新词新语词典》（未来出版社2000），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的《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曲伟等主编的《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沈孟璎的《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王均熙的《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邹嘉彦等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这还不包括编年本新词语词典。我们注意到，上述词典中不乏学者们的精心结撰之作，融入了学者们对新词语研究的成果；但也毋庸讳言，个别的较为粗疏，更使人难以容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出版的现象。有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出版不久旋即拿来改编一下再度出版。至于不同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所收词条的重复现象，更是常见，陶炼（2002）《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一文对此有评述，此处不赘，读者可自参阅。倘无利益驱动，如此重复劳动，反复进入市场，智者谁为？这样的做法对作者的精力和社会财力来说都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于书包一再减负却减不下来的学生及其家长来说，花钱买回来的东西却有着相当大的重复率，问题不容小觑。
若干年一时段的新词语工具书，反映出来的自然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概貌，这种反映也并不及时。能够比较及时地反映新词语面貌的是按年度来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编纂编年本新词语词典，这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是早已开展了的工作，而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吕叔湘先生（1984）《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的号召下，才开始关注——先是1986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编写组，在《语文建设》杂志连载“新词新语新用法”的一些样条，又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连载“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的若干词条，主观意图是突出语言应用，做些辨析、比较、预测；之后是于根元、刘一玲先后主编的编年本《汉语新词语》陆续出版[1]，算是正式填补了我国此项工作的空白。可惜的是，由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主导的这一工作，在当时只进行了四年旋告中断，十数年之后才由国家语委立项，由周荐、侯敏、杨尔弘等继续做下去[2]。编年本的新词语搜集、整理和出版，受人力、经费等各种因素制约较大，因此有可能出现一年一度的编年本和若干年一时段的时段本折中的类型，例如宋子然等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虽称“年编”，但是有的并非以年度为单位，已出版的五卷中，1995—1996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001—2002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是以年度为单位的，而1997—2000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003—2005年卷（巴蜀书社2006）、2006—2008年卷（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09）却又是跨年度的；王均熙编著的《汉语新词词典（2005—2010）》（学林出版社2011）主要收录2005—2009年之间产生的汉语新词新义，也是将四五年的材料裒辑在一起的。
三、新词语研究手段的更新——电脑、网络、网站、评选和监测
早期的新词语搜集和整理工作，跟语言研究的其他门类一样，是靠查阅报刊、抄写例句、记录卡片来进行的。我国新词语的研究，真正利用电脑和互联网，还是最近十来年的事。《2006汉语新词语》采取的方法是先手工查找再机器筛选；自《2007汉语新词语》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两个科研团队，一个侧重手工查找，一个侧重机器识别，之后再汇总进行机器筛选。两个团队的工作，殊途应该同归，筛选出的词语本应有较大的重合率，但实际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随着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纸版的工具书似乎已有落伍之势，因为即使是年度新词语词典也仍需一个编纂出版周期，这个周期至少也要一年以上；而电子版的工具书则可实现词条的随时增添，内容的随时更新，这是纸版工具书无法比拟的。当然纸版和电子版工具书各有利弊。目前看来电子版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防伪，如何防止盗版现象的发生。
新词语的研究，借助网络技术，更是当今社会必备的技术条件之一。这一点台湾和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专门所建立的“语文网站”（http：∥140.111.1.192），持续不断地推出“新词语料汇编”； 香港教育学院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也开始公布“LIVAC泛华地区中文新词榜”，入围的新词除涵盖政治、经济方面外，民生、文体等方面的新词，尤其引人注目。这样的工作，无论对新词语的研究还是传播而言，无疑都颇有助益。
进入21世纪后，新词语的研究气氛愈加活跃，研究手段也愈加出新。其中，利用网络优势，调动社会资源，对新词语的产生过程、传播途径、意义作用、社会功能等进行监测，并请社会大众对词条加以评选，是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2007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平面、有声、网络三个媒体分中心首次合作发布了“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流行语与新词语存在着相当的重合度，这一点我们已做过研究[3]。对流行语进行搜集整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做新词语的搜集整理工作。2007年的十大流行语是“十七大、嫦娥一号、民生、香港回归十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廉租房、奥运火炬手、基民、中日关系、全球气候变化”，2008年十大流行语是“北京奥运、金融危机、志愿者、汶川大地震、神七、三聚氰胺、改革开放30周年、降息、扩大内需、粮食安全”，2009年的十大流行语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落实科学发展观、甲流、奥巴马、气候变化、全运会、G20峰会、灾后恢复重建、打黑、新医改方案”，2010年的十大流行语是“地震、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高铁、低碳、微博、货币战、嫦娥二号、‘十二五规划、给力”，2011年的十大流行语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十二五开局、文化强国、食品安全、交会对接、日本大地震、欧债危机、利比亚局势、乔布斯、德班气候大会”，所反映的均为各年度当年的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2006年起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开始对新词语进行监测，2007年起每年出版汉语新词语编年本。2011年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从新词语中选取使用率最高的十条新词语作为“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发布，并成为“汉语盘点”活动的一部分。201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是“伤不起、起云剂、虎妈、政务微博、北京精神、走转改、微电影、加名税、淘宝体、云电视”，它们是当年度的新词语，所反映的也正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象。“十大流行语”也好，“十大新词语”也罢，虽都只是模范型的词语样本，但这样的筛选和发布对于使新词语进一步赢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关注，至少在目前来看是颇有成效的。
四、未来研究走向的预期
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新词语研究所需的观察面上看，潮语、网络语言等已经有人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对新词语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大陆这个主流社区，未来似乎还可腾出精力来更多地关注一下非主流社区，例如相对于大陆社区来说稍显狭小的港澳台社区，因为不少新词语恰恰是先在港澳台产生出来，而后才为内地引进的。港澳社区的新词语有港澳学者做过研究，产出了成果，如邓景滨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港澳新词语研究》，以一个港澳人的视角，依据多年来搜集的3400多个港澳新词语，从来源、结构、词形、词义、影响及规范诸方面探讨了港澳新词语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人们对港澳新词的整体认识。澳门社区也有单独进行新词语研究的必要，《澳门特有词语辞典》的编纂和研究已在澳门启动。台湾社区的新词语研究，有台湾学者做过，如许斐绚199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当代国语新词探微》。比较而言，从事台湾新词语研究更多的是大陆学者，例如苏新春《台湾新词语及其研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董欣胜、林天送《台湾国语新词语一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将两岸四地不同社区的新词语拿来进行对比研究，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另一个热点，成果如：原新梅《台湾的字母词语及其与大陆的差异》（《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5卷第6期），邓瑷敏《新时期中国两岸三地新词语发展现象浅析》（《语言新观察》2008年第6期），俞允海《大陆和港台新词语语差研究》（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语文教学论坛”2011—07—12），赵聪《大陆和台湾新词语差异的认知考察》（《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如上所说，大陆的新词语研究也在蓬勃发展，例如汤志祥的《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刘晓梅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邵宜《近年的新词语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刘长征《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新词语监测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鲁文莉《网络语言新词语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显志、王一川《浑沌学视阈下的新词语研究》（《科技视界》2012年第29期）。大陆之外，其他社区的学者也在关注大陆的新词语问题，例如台湾金慧兰200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新词研究》，香港李谷城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新词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某种意义上说，异地的学者对新词语进行研究，他们对新词语的敏感度，是本地学者无法比拟的。学者们将不同地区的新词语拿来进行对照研究，也有助于使研究在比照中得到深化。未来新词语的研究，可考虑更多地采取两岸四地学者联手协同攻关的方式。
新词语研究除了要继续关注传统媒体（从信息来源上看：官方媒体、大众媒体；从传播方式上看：立体媒体、平面媒体）之外，一些自媒体，也要给予关注。这是因为，比起传统媒体来，自媒体更是年轻一代喜欢发表议论，经常发表意见的处所。关注自媒体，对于我们了解青年一代的新词语创造、使用、传播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以更开放的思维面对新词语，恐怕是未来需要我们着力考虑的问题。从新词语查找、筛选，工具书编纂的手段上看，走电子化、网络化的道路当是方向。而由国家层面组建研究队伍，则意味着有了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可避免小作坊式的经营和分散多头经营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有利于打造过硬的产品——品牌辞书。“中国梦”，要经我们全体辞书人之手具化为中国的“辞书强国”梦。而“辞书强国”梦的实现，要从大家自身做起，现刻做起，一点一滴做起。新词语工具书虽只是辞书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门类，但它的研制，未尝不可作为我们“辞书强国”这座大厦的一撮砂、一粒石子。
附 注
[1]这就是于根元主编的《1991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和《1992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刘一玲主编的《1993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和《1994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2]这就是周荐主编的《2006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7），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8），《2008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9），《2009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0），《2010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1），以及侯敏、杨尔弘主编的《2011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2）。
[3]参看夏中华《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学林出版社2007）周荐“序”。
参考文献
1.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辞书研究，2004（6）.
2.李宇明.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语文研究，2006（3）.
3.陶炼.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辞书研究，2002（4）.
4.王铁琨.中国辞书的“强国梦”还有多远.中华读书报，2006—10—18.
5.张志毅.我国离“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人民网，2010—10—14.
6.周荐.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4）.
7.周荐.新词语的认定及其为词典收录等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7（3）.
8.周荐，杨世铁.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5）.
9.周荐，杨世铁.汉语辞书研究的热点展望.辞书研究，2010（3）.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门 999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