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研究

法治思想的研究（精选十篇）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1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与法治教育的关联性

1. 政治课程的社会化渠道与法治社会化进程。

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性培养有赖于学校对其进行社会知识技能、社会行为规范, 以及社会公共价值观教育, 政治科目提供了学生形成社会化角色认知的有效渠道, 最鲜明的标志即是全民性的法治启蒙。启蒙是指通过知识传授促使学生从无知的社会状态中挣脱出来, 政治学科构建学生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标准, 明确学生处于社会系统之中的共同约束力——法律。法律是捍卫社会标准的产物, 国家法治社会化进程需要政党、社会组织、教育机构的法治启蒙, 高中政治课程容括了社会理论教育、政治素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等社会意识形态, 其鲜明的社会化外延与法治社会化进程具备高度适应性。

2. 思想政治课程对国家法律文化的

支撑作用。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从以下两方面起到了对国家法律文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 “依法治国”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核心法律文化, 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需要抗衡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 唯一的抗衡手段是教育手段。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备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先进理念, 比如效率优先、契约自由、经济民主、社会正义等教学内容, 它们有利于转化社会权利本位, 解决传统法“人治”文化与现代法“法治”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完成呈现了现代法律体系框架, 奠定了高中生认知法律公正性与权威性的知识基础, 有利于法律文化信仰的传承, 是发展国家法治文化的前提。

3.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干涉。

现代犯罪学表明, 犯罪高发年龄阶段为二十五岁前后, 且百分之七十的惯犯从十七岁就开始他们的违法犯罪经历。也就是说, 未成年时期尽管不是犯罪的主要发生年龄段, 却是犯罪萌芽的主要矫治阶段, 构建高中生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势在必行。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是法律知识与观念的缺失, 法治教育的滞后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突显法治教育的地位, 通过有效传授社会法律规章秩序, 促使其内化为高中生正确的社会态度、情感、价值观选择, 对国家法律的普及, 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价值不可估量。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途径

1. 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目标设置。

按照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框架, 可将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目标设置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以及情感价值观目标三个方向。其中, 知识目标包括: (1) 法律的概念性知识目标, 比如法律名词、法律历史、法律功能等等; (2) 法律的程序性知识目标, 比如法律条款、法律结构、法律秩序等等; (3) 法律的策略性知识目标, 比如国家立法与执法的运作方法、法律的监督手段等等。能力目标包括: (1) 获取法律信息的能力; (2) 理解、判断、交流、评价法律问题的能力。情感价值观目标包括: (1) 强化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治理观念, 形成学生社会生活的法律信仰; (2) 关注社会发展,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 (3) 促进法律实践, 树立学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的主人翁精神。

2. 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应围绕必修课程的教学模块进行内容建构, 主要存在于“经济生活”模块与“政治生活”模块两方面。其中, “经济生活”模块, 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法、证券法、公司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法等法律文件与原则的学习内容;“政治生活”模块, 包括宪法、立法法、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文件与原则的学习内容。相关内容的呈现方式也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上述内容开设独立法治教育课程;另一种是在高中政治教材中渗透法治内容。

3. 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学模式在法治教育内容的两种呈现形式之上加以选择。 (1) 开设独立法治教育课程。此类课程形式应以案例教学为主, 即通过法律个案的再现, 贯彻教学分析、归纳、演绎手段, 促使法律理论具体化。值得注意的是, 案例的选择应具备权威性与感染力, 比如引入《今日说法》案例, 选择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叙述性法律事件。 (2) 在高中政治教材中渗透法治内容。此类课程形式重在结合教材, 进行法律方向的延伸教学, 比如《生活与消费》课程, 可渗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讲解;《公民的政治参与》课程, 可渗透《选举法》《宪法》的讲解等等。

参考文献

[1]韩粮库.高中法治教育与课程资源的整合.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2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事关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检察理论研究，研究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不断丰富、力量不断壮大，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这两年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发展、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最高检2019年8月专门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检察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基本要求、研究重点等方向性问题，为检察理论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二是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对司法检察工作的新要求，着力加强内设机构改革、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内在规律研究，深化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网络犯罪、企业合规等重大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前瞻性强、指导性好的优秀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三是围绕司法检察实践所需，针对性搭建研究平台，建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推动检察学研究会在原设基础理论、刑事执行检察、未成年人检察3个专业委员会基础上，新设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和案件管理5个专业委员会，打造了一批新型检察智库；四是充分借助外脑，与22家法学院校、研究机构共建检察研究基地，建立与知名法学期刊经常性联络机制，完善法学专家到检察机关挂职交流机制，积极主动为深化司法检察研究提供数据、案例支持，形成了检察理论建设的内外合力；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为立法、执法、司法，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支持。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是检察官群体、从事检察理论研究人员胸怀使命、辛勤工作、笔耕不辍的结果，与法学界携手、助推、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广大专家学者始终高度关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检察工作，积极参与、促进、带动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把火热的检察实践、检察改革和鲜活的检察案例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繁荣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深化研究、分析论证、总结提炼，源源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司法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问题是工作的导向。对照以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检察理论研究总体还是跟不上，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不适应，理论研究工作发展不平衡。做好新发展阶段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根本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持续深化、更新理念，锚定正确研究方向，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切实找准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更加积极主动担当作为，服务、引领与时代同步蓬勃发展的检察实践。

一、检察工作身处“变局”之中，检察理论研究必须跟上、适应进而走向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当前，中国大发展与世界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正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之时，又逢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经济社会发展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尤其是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法治保障的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更趋多元多样的需求，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好不好”的问题更鲜明、更突出摆在我们面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势、环境、任务、要求的变化，使得检察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论上的支持，以引领、助力检察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越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越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实践中的彷徨、困惑，无不与理论建设跟不上有关。每年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富有远见地提出建议，希望我们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研究。尽管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但还没有普遍重视起来。必须看到，近些年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司法检察工作快速发展，步幅更大、影响深远。相应的理论总结、阐释、研究远未跟上！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适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适用与效果评价、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等，努力促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针对网络犯罪持续攀升，最高检专设惩治网络犯罪指导组，促进网络综合治理；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综合司法保护试点；依法有序推进企业合规试点，促进“严管”制度化，不让“厚爱”被滥用；改版检察指导性案例，既指导办案又向社会释法；推行“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完善业绩考评机制，促进监督办案求极致，等等。所有这些，作为检察新实践、新举措，社会广泛认同、效果良好。

怎样理解这些工作创新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应运而生”?怎样做到持续、深化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去总结、阐释、论证。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根本还是认识问题、观念问题，没有认清检察理论研究肩负的责任，没有认清理论滞后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脱节，是更深层、更实质的“跟不上”“不适应”！问题表现在面上，根子在思想、头脑里。一定要正视问题所在、认清责任所在，关键就在“关键少数”！“关键少数”的认识跟不上，因此组织、推动理论研究工作跟不上。不仅是最高检、省级院，也包括基层院。哪一级院甚至哪一个院没有研究人才?有无脱颖而出的环境而已！鼓励出人才、出成果的政策还待完善、落实。“意见”强调，“要鼓励研究能力强的同志积极参加年会、培训、申报课题和案例分析研讨。对于高层次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可以采取推荐研修、支持在检察学研究会任职、参加科研成果评奖等方式，为其提供锻炼机会和展示平台。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中，要把是否有研究能力作为选任领导干部、遴选检察官、择优晋升检察官等级的重要参考，把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检察人员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要求在落实中还有许多不足，“营造更好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还远远不够！各级检察院领导都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增强深化检察理论建设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组织广大检察人与专家学者们携手，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进而引导检察实践产出更优法治产品、检察产品，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有力服务、保障。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遵循，是检察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引。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让检察理论研究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发展！

（一）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政治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检察理论研究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县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理论上深刻领悟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怎样更好地捍卫党的领导。有的同志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动辄以西方法律、司法制度为坐标。对此，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理性的判断，进而形成坚定的自信！我们抓检察理论建设，首先必须把握根本、认清本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检察理论研究，始终自觉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认识、研究、解决重大检察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的检察理论体系。对鼓吹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和言论，要敏于辨识其本质、要害所在，县帜鲜明抵制、有力有效批驳，坚决维护理论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安全。

（二）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检察为人民，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检察工作包括检察理论研究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对检察工作的需求，就是检察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动力源。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士被造谣出轨案”。网络时代侮辱诽谤的危害、对名誉权的保护能和几封信、小字报、口口相传的过去一样吗?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老百姓维权门槛那么高、违法犯罪成本那么低，人民群众何以感受公平正义?我们推动自诉转公诉，不少法学专家撰文予以理论上的阐释，这就是对检察工作直接、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司法的促进！检察人更应该自觉、深入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研究！经此一案，产生一批理论成果，今后再遇到类似案件，依法公诉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再比如，我们将人民群众的诉讼体验、当事人的实际感受纳入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提出“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仅仅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吗?根本是为了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更高要求！“案-件比”的实证分析、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学理、法理研究还要跟上，深入阐释“案-件比”的政治、社会、法治意义。

（三）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检察理论研究也要强化系统观念，跳出检察研究检察。要深入思考和研究，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在国家治理大格局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检察工作、检察制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践行中还有哪些差距、怎样跟上、进而引领?等等。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关人民权益。越是贴近百姓生活的“小案”，越能让老百姓体会到司法的公平正义；越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案”，越关涉人心向背这个最大的政治。要深入研究检察监督办案与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从理论上探析、深化办案与民生、办案与民心的内在联系，用理论引领、推动检察办案融通法理情，更加自觉助力实现监督办案“三个效果”的统一。随着经济社会关系更趋多元复杂，涉案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对“四大检察”的理论研究要有系统思维，研究某项业务不能不系统地考虑关联效果，不能孤立地、局部地看问题；不仅“四大检察”之间要融通，而且应当将司法与行政执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相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检察职能的发展，促进党和国家法治事业的发展。

三、准确把握检察理论研究重点，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新的征程中，要紧扣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检察中心、重点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找准检察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在检察实践中彰显、检验理论的指导作用。

（一）深化对人民检察制度、规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创立人民检察制度90周年。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党始终在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人民检察制度发展历史脉络、规律经验的深入研究基础扎实，已形成一批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有法可依”问题总体解决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制度提出的新课题、形成的新考验，我们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寻找方法还不够。一些时候、有的检察工作是在推着干、干着看的“必然王国”中游历，与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随着时代发展，法律监督的内涵、外延应有怎样的发展、深化?人民检察独特的成长背景、制度特征，与其他国家检察制度根本区别在哪里，共性发展规律、可以相互借鉴的有哪些?又比如，法律监督与侦查、审判、监察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该如何认识、正确把握?再追问，什么是监督?什么是办案?如何更加自觉、自如地做到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可以说，回答好这样的时代之问、发展之问，我们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功能和定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内涵、本质的认识就更深一层，投身人民检察事业发展、人民检察制度成熟定型的“自由王国”就更进一步。为此，必须紧密结合百年党史和90年人民检察史加以研究、把握，在历史演进中寻找发展脉络，系统探究我国检察制度发展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和检察活动基本规律，以更好地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发展规律，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检察人的贡献。

（二）深化对检察实践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理论支撑就要跟进一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要深化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通过理论认同进一步形成实践共识。民法典实施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特别是民事诉讼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应民事诉讼监督范围也将扩大、难度增加，如何把民法典人格权保障等立法精神贯彻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中去，有效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我们提出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针对一些行政诉讼程序空转，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实践效果很好，这项工作的法理依据该怎样认识?维持形式上并无不当裁判的同时，促进行政机关调整原不当决定，争议化解、讼争平息，相关法律制度当如何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作出新部署，强调要“拓展案件范围”，实践中获得了充分认可。法律供给还在过程之中，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案件，法理上该如何深化规律性认识?所有这些，既是实践发展、创新，当然也应当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检察理论研究就要着眼于这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拓展深化。同时，要把能够融入、引领检察、司法、法治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研究成果科学性、合理性的重要标准，避免检察理论研究“自说自话”“自我评价”。

（三）深化对检察理念、检察政策的研究。理念、政策是引领检察监督办案的思想和灵魂。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司法检察理念、政策都在不断适应调整。比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主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落实、践行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实践中如何有效落实、正确适用，恰当把握追诉程序宽严适当与实体处理宽严适当的关系?又比如，在正当防卫问题上，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处理了几个影响性案件、发布“昆山龙哥案”等指导性案例“激活刑法正当防卫条款”后，促进社会观念深刻转变，“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日益深入人心。“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内涵是什么?理论上的探讨还需深化，结合办理的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深研有哪些司法规律应当探索、遵循?“不让步”的把握为什么深得民心?理念的转变、政策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共识和自觉更不容易，亟需通过理论的研究、引领去促进、去推动、去深化。再比如，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不断深化检察改革、优化检察管理，推动落实“案-件比”、业绩考评机制改革，对检察办案产生了哪些深层次影响?促进了检察官哪些方面履职能力的提升?对司法检察事业发展，进而对检察制度、司法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脚踏实地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检察理论研究无止境！

四、拓宽思路、创新方法，提升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水平

检察理论研究体现的是检察“软实力”。理论不强，检察整体工作不可能强。各级检察机关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面依法治国、检察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拓宽思路、创新方法、健全机制，促进检察理论研究工作蹄疾步稳，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走开放式研究道路，凝聚研究合力。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学界的关注、支持和帮助，必须坚持开放、合作的道路、方法，充分调动法学界、实务界两个积极性，构建“检学研”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格局。一要“建好群”。去年22家检察理论研究基地共出版检察理论相关著作18部，发表检察理论研究文章111篇，报送专题研究报告27篇，但还有很大潜力，要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所要更好发挥法学理论与检察实务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最高检各业务厅室亦应把理论研究作为“己任”，主动、积极、务实参与，整理、汇总实践突出问题，有针对性提出研究的方向、题目，为研究基地开展工作提供更实在、更精准、更良好服务。同时，每年要对研究基地建设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评估，效果不佳的就要督促；不能发挥作用，共同促改后效果不显的要调换。各地检察机关要充分借助研究基地、科研院校的资源优势和研究专长，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与法学研究机构、重点法学刊物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二要“用好网”。紧跟信息时代发展步伐，用好“检答网”“民事行政案件专家咨询网”等新平台，特别是更自觉关注、投入到检察大数据研发、适用中，主动跟进，向专家学者请教，把分散的、被动的实践问题及时、主动转化为预见性、系统性的研究课题、理论成果。三要“办好刊”。理论研究成果最终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呈现，这个载体主要形式为理论刊物。一份高水平的刊物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孵化平台。检察系统有《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人民检察》等法学知名期刊，有《检察工作》《中国检察官》《检察论丛》等综合知名期刊，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有不同层次的理论期刊。这些都是引领检察理论研究方向、展示研究成果、培养研究人才的重要阵地，要共同用心办好，在严格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切实加大对检察人员发表文章的支持力度，提高用稿公信力和刊物品质，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四要“走出去”。创新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作共建，助力法学院校开设检察学课程，鼓励检察业务专家到高校兼职从事检察理论研究与实务教学工作。检察系统内的专职研究人员则应到监督办案一线，采取挂职、交流锻炼等形式，边工作、边研究，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引领深化检察实践。五要“请进来”。更加重视加强与法学界的交流合作，多同专家学者交朋友，加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力度，拓展专家学者挂职交流和法律实习生规模，支持他们深入了解检察监督办案，主动邀请参与检察理论研究，重大研究课题还可以“揭榜挂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检察理论和法学理论研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检察工作，关注支持检察理论建设，共同推动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研究特色。近年来，最高检提出构建全员参与的“大研究”工作格局，各地都在抓落实。在具体推进中，既要全国“一盘棋”，也要注意契合实际、因地施策。要根据本地检察工作实际、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把握研究重点，找准研究方向。最高检、省级院可以多研究一些宏观、基础性的问题，基层院可重点围绕检察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深化研究。同时还要借助区域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开展特色研究。比如，受理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生态环境等案件多、实践经验丰富的检察机关，要主动会同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组建专门研究团队，打造该领域的研究品牌，形成规模效应。西部地区检察理论研究正在努力跟进。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协同有关地方检察人员、专家学者开展理论研究交流合作。最高检也要适当倾斜，针对性助力提升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整体水平。

（三）坚持研究与办案相融合，提升研究质效。检察理论的根基、沃土在检察实践、检察办案。各种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的问题，都深藏在发生的案件、办案的实践中。检察理论研究要“接地气”，就要懂得办案和研究的辩证关系，围绕办案这个中心进行理论研究，以办案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研究的着力点，注重总结办案规律，研究案件背后深层次的法律、法理、社会治理问题。同时，依托生动的办案实践，丰富、深化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办案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办案。要重点加强对检察案例的研究。案例是法律规定、法的理论与司法政策运用、司法经验引领有机结合的产物，案例里面有“乾坤”！总的来看，我们对案例尤其是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应用还差得远！这些案例，检察人首先要学习、研究，从形式到内容，多角度深入探究其社会意义、法治引领意义，既是理论创新，也为用好案例提供指导。最高检司法案例研究院已成立3年了。最高检日前决定，司法案例研究院业务工作同时接受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领导，以更自觉、更紧密参与、融入案例实务工作，检、研携手，把案例实务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出成效，尽快跟上、赶上。

（四）坚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加强组织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检察理论研究开展得如何，各级检察院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要带好头，把实践调研、理论研究作为必修课，发挥好以上率下的作用。勤总结、善研究的领导，才是“跟得上”、有能力的领导！近年来，各级检察院领导领衔申报、承办最高检理论课题的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领衔就要“出征”，要带头组织科研攻关，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作决策和办案指导，切实发挥理论引领实践的作用。要善于激发检察人的研究热情，善于发现、培养专门人才、专门力量，善于调动系统内外的研究资源，挖掘检察理论研究的巨大潜力。要根据本地实际，将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纳入对检察人员的业绩考评，对有重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转化为司法决策的，给予充分的鼓励，既培养更多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又促进形成更浓厚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

《史记》中的法治思想 篇3

《史记》叙事上始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记载远古事迹时已包含初步的法治思想。据《史记》记载，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考察他的执政能力。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法治的措施有作“象刑”。有学者认为，“象刑”并不是真正的处罚，而是一种“象征刑”，是让犯法者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颜色的头巾，以此来表示警戒。舜时还实行“眚灾过，赦；怙终贼，刑”的政策，即赦免那些由于过失犯罪的人，对屡教不改的犯人才动用刑罚。这些都体现了原始的“慎刑”思想。

周穆王以甫侯为相，作《甫刑》，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随着刑罚的渐趋发展成熟，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时强调选择贤人执法以安百姓，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敬畏法律，以杜绝所谓“择非其人”、“敬非其刑”、“居非其宜”等现象。在具体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注意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注重证词和证词的取得程序，以保证法律施行过程中的公正，避免冤案产生。经过严格的程序，如果犯罪的证据确凿，则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五刑”、“五罚”、“五过”等轻重不同的惩罚。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提出了处罚必须和所犯罪行相适应的“阅实其罪，惟钧其过”和疑罪从轻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的口号。认为只有谨慎使用法律，不轻易用刑，才能“简信有众，惟讯有稽”，得到百姓的拥护。

秦自商鞅变法始，信奉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逐渐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主持整理修订法律，“明法度，定律令”，还“除疑定法”，使百姓“咸知所避”。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会和周公、召公等圣贤一样名垂青史。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并强制性地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到新征服的地区，造成这些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空前强大的秦帝国随之轰然倒塌。秦朝的快速灭亡，使汉初知识阶层深刻反思秦代统治教训，形成了一股“非秦”的思潮，而秦朝的严刑峻法是广受批评的内容。贾谊的《过秦论》即是“非秦”思潮的代表作品，贾谊认为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但继位的秦二世如能“攻守异术”，对政策进行一些调整，秦朝也不至于骤然覆灭。按照贾谊的主张，秦二世应该“虚囹圄而免刑，除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禁，让天下的人能够自新，以威德统治天下，那样就会避免“暴乱之奸”。司马迁非常推崇贾谊对秦政的分析与批评，将其言论附在《秦始皇本纪》的篇末。也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批评，认为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与对秦始皇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在他的笔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君主。在汉文帝时期，中国的法治有几项重大的变革，废除“收孥”是其中之一。“收孥”是由秦代开始的一种残酷制度：如果一人犯罪，其父母妻子等家属都要遭受处罚。汉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废除了这一制度，认为法律是政治之本，其作用是禁止暴行，引导民众，如果某人犯罪亲属也连坐，则有悖于法律的根本宗旨，应该予以废除。汉文帝相信“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即法律正当民众才会诚实，处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如果官员不能引导民众遵守秩序，又用不正当的法律处罚，这反而会使民众信奉暴力。

汉文帝时期另一项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而这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所引发的。司马迁叙事以言简意赅而著称，被认为是“文省理幽”，但他在看似普通的这件事上却不惜笔墨，在《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两处都进行了详细叙述，足以看出他本人对这一举措的赞同。汉文帝时期，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法律应该押解到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京城，在皇宫门阙外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即便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还说我愿意舍身去做官府的女奴，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文帝认为对犯罪者不进行教育而只是施加刑法，残毁肉体，“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这不是为民父母应有的作法。他随即下令废除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奉公守法的官吏作《循吏列传》，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在该传的最后，他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据《张释之冯唐列传》，即便是汉文帝这样一位古代的模范帝王，在自身受到冒犯时也不能完全依法行事。一次，他出行过中渭桥，有一个行人从桥下走出来冲撞了他的仪仗，惊动了他的马，他让侍从抓捕这个人后，交给管司法的部门处理。当时，张释之担任司法机关的长官廷尉，查明情况后按照法律规定判这个人罚金。汉文帝知道后很生气，觉得判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而加重处罚，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廷尉作为司法机关，应该追求公平，一切依法律办事。汉文帝思考很长时间，最后赞同张释之的判罚。

汉武帝后法网渐趋严密，中央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出现了郅都、张汤、杜周等一大批“酷吏”，司马迁认为他们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在评价郅都时，说他虽然严酷，但却能“致行法不避贵戚”，体现了一定的司法平等观念。

《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认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中还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在《孔子世家》中引用“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法律规定的作用只体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的处罚制裁作用是即时的、显性的，而道德的引导规范作用是长期的、隐性的。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在不断地研究它，不断地挖掘它的价值，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汲取其中最为光彩、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认真总结《史记》中的法治思想，借鉴上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积极因素，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4

一、高校内部法规体系的完善

高校内部的法规体系是国家政府相关律法的拓展和延伸, 具备系统性与宏观性。高校内部的法规体系作为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硕果累累的基础条件, 在实际高校的事务活动中, 应将制度法规的要求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进行细化和具体化, 这样才有助于提高法律法规对高校事务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目前有些高校存在功利性就业思想教育的倾向, 使得这些高校的各项事务包括思想政治的教育在内呈现出低效与随意的趋势, 因此, 应加大力度推进内部法规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实现高效的法制化管理, 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法制基础, 确保高校的各项事务的规范性与制度化, 进而为高校提升自身教育质量保驾护航。

二、高校内部法治管理组织的完善

高校内部的党委组织机构在思想教育活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教育体制的完善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高校内部在关于重大事务决策的环节中, 实行党委领导制, 党委组织机构对事务决策承担着后续的责任。所以, 作为高校内部的党委组织机构, 应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全体师生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各项管理活动的执行进度, 并积极参与到各项管理事务中, 充分发挥思想与政治等领域永葆先锋的领导作用, 确保各项事务的有序进行。另外, 应充分重视高校内部行政组织在思想政治的教育活动的作用和地位, 充分保障行政组织相应的行政权力, 做到不弱化、不虚化。假如高校内部的党委组织与行政组织未能依法履行职责,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给予相应的处分或处罚。

成立专门的机构, 进行优化管理。很多高校内部专门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通常是由团委部门以及学生部门直接负责, 实行“代管”制度, 这就引起了管理无序、成效不大的问题。对于某些问题的发生, 未能责任到人, 及时处理, 缺乏协调性和全面性, 组织机构相互推卸责任, 教育管理的工作效率较低。

成立法律顾问部门, 推进高校内部法制机构的完善, 以保障内部法律体系的规范, 确保针对教育管理者能够提供专门的法律咨询机构, 对教育工作的相关管理进行有相关律法知识的培训。所以, 高校应积极推进法律顾问机构的不断完善, 以不断促进管理者自身律法知识水平的提高, 不断强化自身法律意识, 提升自身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运用法律的能力。

推进高校内部的救济机构的健全, 当管理者发生管理异常或失误, 该机构则履行相应的职责对内部行为给予修正, 以充分保障受害者的正当权益, 为提升高校行政职能的执行水平奠定有力的基础, 并开展及时的监督活动, 不断提升高校内部的法制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三、高校内部教育管理系统的完善

从整体理论的视角看, 高校的管理工作也属于整体性与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体系。高校内部想要以法制的角度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日渐完善, 就必须加强教育管理, 这就需要做到:一是正确认识高校内部主体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并深刻理解两者的关系对其他高校工作产生的相关性影响, 例如针对学生评优与违纪受处分的关系, 并了解两者对校园教育和管理产生的影响。二是主体权利与义务未对高校内部产生相关性影响, 其他工作也应做细做好。例如管理指导与政策层面, 这些工作的处理都应以行为法作为基本法制依据, 保障师生合理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影响深入到内部各项事务中, 从日常行为进行规范, 实现高校教育管理的目标, 形成管理、教育与服务相互融合的管理新型模式。

四、高校内部管理责任制的构建与完善

高校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行责任制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必须积极推进管理实行责任制的构建与完善, 这就需要对社会、对师生以及对法律实行全面负责的责任制。从这个角度看, 只有正确理解责任制的意义, 明确本身职责所在, 才有助于在教育管理工作中保持良好的进取心和责任心, 充分利用内部物力、财力与人力资源, 重点处理好检查、改进以及赏罚三者之间的关系, 做好相应的协调工作。为了保障高校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行之有效, 就应充分利用责任制的力量, 将个人管理的潜力激发到最大, 保障高校内部的各项事务均能实现依法治理。

综上, 我们要积极贯彻依法治校的理念, 让大学生对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高校组织在开展相关的校园教育活动时, 也应注重遵循和完善各项制度体系, 确保内部的思想政治体制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要求, 以自身实际为出发点,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模式, 为高校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摘要：不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逐渐成熟和完善符合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客观要求。本文以法制背景为研究基础, 探讨高校究如何更好更快地推进思想教育体制的改进与完善。

关键词：法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

参考文献

[1]顾芳芳.快乐、真诚、尊重、思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所感[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7 (07) :118-119.

[2]许璐璐.高校辅导员开展日常法制教育的思考[J].教书育人, 2010, 4 (18) :559-662.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5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治国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同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2]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3]《礼记.哀公问》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4]并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5]由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6]笔者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6

摘 要：尽管在形成和演变的方式和道路上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仍存在相似之处：都主张用法律来管理和统治社会；都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威。但是，法家学派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君主专制；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37-03

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中，法家是比较显著的一家。法家学派提出了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而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是先秦时期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是西方国家献给人类的一项有关法律的智慧果实，它提出的现代法治与民主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法家的法治思想

法家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发展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法自君出”“明法审令”等主张，适应了我国尤其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纷乱时期，对于之后秦统一六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经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巨变与重大变革，法家学派应运产生并得到良好发展。到了东周年代，常年征战使得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社会统治呈现出“礼乐征伐自侯出”的动乱局面。

这一阶段，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都纷纷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儒家提倡“以礼治国、克己复礼”、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的济世主张，他们的这些思想与主张都没有改变诸侯争霸、社会分崩离析的状况。

然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它摒弃了用礼治、德治、无为等方式来实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用法治的方式来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法家提出“无力则国必削弱”，认为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则国家必定会被削弱。法家学派的这种“唯法为治”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将法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法家思想是应对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从春秋时期开始，重视法律、提倡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法学家们纷纷涌现。从春秋年间的管仲、子产，战国年代的商鞅、李悝、申不害等都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创立并发展了法家学派。

战国时期韩国的韩非子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发展到鼎盛。他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体系可以分成3个部分：一是尚法，以商鞅为源；二是用术，以申不害为源；三是重势，以慎到为源。君主要制定一套使得全国上上下下的臣民都普遍遵守的法律体系，这样才能增强君主的权威，实现绝对统治，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二）法家思想的内涵

1.性恶论。法家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人性本恶，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观”。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然属性，人有可以转恶的趋势，也有可以转向善的可能。法家学派的观点区别于此，他们认为人生来为恶。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求名求利才是人的追求。基于这点，法家学派认为要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就要灭人欲，彻底压制人的恶性，通过建立严密的中央集权来控制臣民，法律是保证中央集权得以实现的武器，只有建立一套严刑峻法，让臣民都普遍遵守，才能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减少暴动的发生。

2.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家学派通过“法治”来实现治理国家的大计。他们认为必须用法律来制约和管理人民，才能更好的统治人民。“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但是，君主并不是随意的制定、执行法律，“凡治天下，必因民情”，法律的制定不但要符合自然相协调，而且要合乎是非曲直。与此同时，法的执行要体现公正，“执法必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都体现出了当时法律被公正执行。

3.主张锐意改革。法家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法律制定和发展思想。认为法律的发展也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在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上，要不断有所变革，不因循守旧，法律才能更好的被适用。

4.尊君主抑臣。法家提出，法治的治国策略是实现国富、兵强的必要手段。法律施行的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满足君主的意志与利益。因此，法律是围绕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周围的，君主权力的行使是法律的主要渊源。要通过严密、苛刻的刑罚制度来实现绝对的君主权威。

秦国灭亡之后，法家思想逐渐被世人诟病，法家思想被等同于暴政。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法家思想中的法治精神：首先，将法律置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极其重视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其次，提倡“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实现“刑无等级”的目的，体现出了法律要公正；再次，主张“法与时移”，法律要跟随时代的变迁实现变革与发展。这都闪现出了现代法治的色彩与光辉，甚至对于现阶段我们的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西方的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法治被逐渐完善的前提条件，它是人们对于法制体制、法治精神、法治文化等的抽象化认识，是对法律在制定、施行中的态度、期望、认识、反应、评价等构成的价值体系。

（一）西方法治观念的发展

西方法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梭伦变法是法治观念形成的起始点，亚里士多德将其理论化。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他认为法治的形成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意味着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公民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必须满足城邦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获得民众基础，这是良法的表现。当时人们普遍认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点，但是当时法治仍是一种设想，没有脱离正义而独立存在，城邦中也没有单独的法律制度与规定。

到了古罗马时期，贸易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公民与公民的交往频繁起来，催生了约束公民行为的公民法；罗马后期，开始对外征战，万民法由此形成；古罗马时期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西方第一部法律；这些都对于后来的罗马法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古罗马时期具有比较厚重的法治传统，此阶段法治与理性、正义等相关联。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罗马形成的民主法治传统似乎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但是，此阶段仍然在缓慢的探索西方的自然法传统，这一段为西方古老的自然法的超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世纪时期的法学家们建立法治观念是以上帝和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他们将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法治观念同神学思想联系起来，将法律视为上帝的意志和神的理性，这为法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近代是西方法治观念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贸易自由、竞争的需求，人们普遍将法治推向社会的统治地位，法治开始同现实联系起来。启蒙思想家们纷纷将权力、自由、平等思想加入到法律之中，法的目的是保证其根本实现。

戴雪时期一改以往法治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的状态，将法治变成现实社会中的特点。他首先确切的提出了“法的统治”（rule of law），认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阶段启蒙运动思想将法律与宗教分离开来，法律逐渐开始形成其特定的制度与体系。

到了19世纪，近代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被逐渐的注入到法治观念之中，法学思想家们开始专注的去描述“法治”概念。“正义论”的典型代表罗尔斯认为，法治与法律秩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治不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义务与责任的过多会使法律变得复杂与空虚，法治的效果就很难实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将法治脱离政治。这是因为此时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方形成，分权、制衡原则被良好的贯彻并逐渐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方式，因此法治不需要再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一阶段法治的主要任务是具体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于西方法治观念发展历史的描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法治观念的发展趋势是从简单向复杂过渡，从复杂向减负发展。

（二）西方法治理论

从西方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把西方的法治理论分为如下两个派别：

1.英国的法治理论。从对王权进行限制到法治与自由，到法治与功利自由，再到法治与新自由，再到积极法治阶段，英国的法治理论经过了上述发展阶段。到了20世纪，英国开始盛行福利国家思想。福利国家思想者们试图通过国家的福利政策等为人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福利与保障，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由与平等。福利国家实行的前提是对个人私权利的限制，把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权力，形成国家公共权力，用以实现社会的更好发展，这是一种积极的法治发展阶段。英国法律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让渡与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

2.德国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理论是德国的典型法治理论。法治国主要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自由的、形式的、混合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和公正的。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法治，即倡导国家要建立全面的法制体系，法律权威地位要得到很好的体现；二是实质法治，即主张法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民主与平等，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

通过对英国法治理论和德国法治国理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英国重视限制国家权力、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实现，即更关注法治的实质意义；德国注重法律的权威性与法律体系的全面性、规范性，提倡政府要依法行政，即比较关注法治的形式意义。法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相统一，这就是法治的内涵。

三、中国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的对比

（一）从制定法的性质来看

法家法的制定是由君主来决定的，只要满足君主的意志，法律就必须被严格贯彻执行，因此法家并不关注法律本身是良法还是恶法，商鞅变法刑罚之残酷，完全偏离人民的意志，可以称之为恶法的典型。

西方倡导法律要体现自然法的精神，法的目的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实现，因此法律本身就是良法。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法律良与恶的标准是合不合乎正义。因此法律是正义的体现。

（二）从制定法的主体和法被遵守来看

法家认为，法的制定主体只有也仅限于君主，这是因为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君权的实现。任何臣民都不得制定法律，而且对于君主制定出来的法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议论法律。臣民犯法，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君主犯法不被法律制裁。

在西方，法律是体现公民意志的，趋向于民主的，亚里士多德还倡导让全体城邦公民参与法律制定。法律不仅仅是对人民的制约，也是对君主的制约，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

（三）从法的目的来看

法家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君主利益的实现，君主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来惩戒乱臣贼子，从而更有效的统治他们，实现专权。因此，君主权力的实现是同法的施行程度成正比的。

西方法学思想家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力，即实现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因此，相对来说，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社会正义与民主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

（四）从权力制衡来看

法家认为，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元的。如《慎子·德立》说：“两则杂，杂则相仿。”因此，国家不设立单独的法律机构，君主就是法律的制定与裁定者。

西方在雅典时期就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成员是由民主的、公开的选举产生的，因此具有民主公正性，陪审法庭充当了法院的角色，进行法律裁决；到了古罗马时期，一些法学家们就开始提出分权与制衡的原则，闪现了民主与现代的光辉。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同我们现今所倡导的法治观念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法家思想崇尚用严刑峻法来保障君主专权，法律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与工具，法律的施行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法家法律思想存在许多负面的因素，秦朝末期的暴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实现中国本土化的法律文化特色与现代法治的合理接轨，才是我们重点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梁启雄.韩子浅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温晓莉.法治价值与西方文明因子[M].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2）.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7

高校法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环节, 相比中小学, 国家关于高校法治教育的措施总体上要具体, 但就效果看, 现有的法治教育模式与教育力度还远未实现预期目标。一段时间以来, 大学校园频发的违法犯罪案件, 如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复旦投毒案等, 提醒我们必须持续关注高校法治教育问题, 不断改革教育模式, 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一、关于高校法治教育的调查分析

为了解当前高校法治教育的总体情况, 特别是了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对塔里木大学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以期为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意愿、主要途径和方式, 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评价及对法治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 大学生学法热情较高, 学法途径多样。

大学生作为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 总体上来说, 法治意识相对较强。 调查显示, 在校学生有较高的学习法律课程的意愿, 达到82%。 统计结果发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 大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方式和途径变得多样化, 电视、网络、学校教育、报纸杂志等都有一定影响, 其中主要途径是看电视和学校教学, 分别占39.9%和35.4%。

(二) 大学生对高校现有法治教育课程评价偏低, 但期待较高。

当前高校的法治教育课程主要是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许多学生对这门课程“法律基础”部分教学评价不高, 有28%左右反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任课老师仅是粗略地讲了下法律基础部分, 有9%的学生认为“法律基础部分只是为了应考划了下重点”, 更有6%的学生认为“根本没有讲到法律基础部分内容”, 这组数据说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待强化。 但同时有55.6%的学生希望加强“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

(三) 大学生对法律选修课非常期待, 希望教育方式多样。

调查结果表明81%学生希望通过选修课补充学习法律知识, 然而目前法律类选修课较少, 不能满足大学生学习法律的需求。 许多大学生希望加强案例教学、实践教学。

二、当前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重视程度不够。

1987年, 国家教委规定在全国高校开设 《法律基础 》公共必修课, 但长期以来, 法治教育仅被认为是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之一, 从属于道德教育, 没有独立地位。 这导致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时, 法律基础课程被弱化, 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制定和发布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将原本分别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与《法律基础》课被合并为一门课程, 法律内容仅占教材的1/3左右, 并且课时大幅压缩, 许多学校该门课程完全由原思修教师授课, 在如此条件下实施法治教育, 其效果可想而知。

(二) 教育内容设置不合理。

一般来说, 各高校的法律基础是与思想道德修养一同讲授的, 受教学课时和专业能力限制, 教师常常对法律基础部分进行压缩, 只选择个别法律做介绍, 内容趋于简单, 很难满足学生的学法需要。调查发现, 虽然多数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比较好, 但是法律基础部分没有学到多少知识, 甚至有6%的学生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根本没什么用处。

(三) 法治教育缺乏专业师资。

法律课程有很强的专业性与应用性, 但课程改革后, 师资队伍的专业性不强, 水平参差不齐, 多数是由思修教师兼任, 仅有少数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本身法律知识就不系统, 无法深入浅出, 将法学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授课时通常照搬书本, 而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解答起来就会力不从心。

(四) 教育教学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 高校开展法治教育通常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侧重于法律理论的讲授。 实际上法治教育需要较强的实践教学, 空洞枯燥的理论灌输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调查中, 在回答“教师讲授《法律基础》采用了何种方法? ”时, 有39%左右的学生认为讲授缺乏案例与实践。 另外有高达68%的学生表达了希望选修法律类选修课的愿望。

三、高校法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为起点

要大力加强高校法治教育, 这基本已成共识, 但如何改革, 难度不小, 若要增加专门的法律课程,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 恐难实现。 因此, 笔者建议, 高校法治教育改革应当在现有框架下,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为起点, 提升法治教育力度, 优化教育模式, 拓展教育形式, 以期实现法治教育的飞跃。

(一) 明确法律基础的定位, 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教学空间。

当前“法治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的定位使得教师用大部分时间讲授思想道德修养部分, 法律基础部分的授课时间理所当然地受到压缩。 加强高校法治教育, 必须赋予法律基础以相对独立的空间, 可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里“法律基础”部分, 采用专题教育形式, 由专门的教师集中讲授。

(二) 增加法律基础的比重, 拓展法治教育内容。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里, 法律部分仅占1/3左右, 按各高校课程设置, 法律基础授课时间一般不足20个学时, 显然无法满足需要。 因此, 建议适当增加法律基础部分的比例, 至少达到总量的一半左右。 同时, 不能止步于课堂教学, 可以采用发放《法律知识读本》等资料让学生自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核时适当涉及等形式拓展法治教育的内容。

(三) 加强法律基础教学师资力量建设, 提高法律教学的专业性。

一般而言, 一个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教师对法律的认识和研究是有限的, 非专业教师是没有办法把较复杂的法律问题问题讲清楚。 笔者认为, 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当结合, 但是法律基础教育需要专业的法学教师进行授课, 这样才能保证法学基础教育的教学效果。

(四) 拓展法治教育形式。

高校法治教育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 而应当不断拓展教育形式, 可行的办法包括: (1) 强化案例教学, 用典型案例带动法律知识的讲授; (2) 大量开设法律类选修课程, 弥补法律课程内容与时间不足的缺陷; (3) 聘请法学专家及司法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题讲座; (4) 组织学生参加法院旁听、监狱参观及开展模拟法庭等第二课堂活动; (5) 充分利用电视、校园广播、QQ、微信及微博等新兴媒体, 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等。

摘要：由于对法治教育定位的偏差及受教学条件与教学手段等因素的制约, 高校法治教育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在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应当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为起点, 加大法治教育力度, 优化教育模式, 拓展教育形式, 以期实现高校法治教育的飞跃。

关键词：高校法治教育,有效途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莫良元.高校法治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大学教学, 2013, 12:80-82.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8

没想到,问题抛出后,课堂内先是几秒钟的安静,再是陆陆续续发出一些笑声。看来,生活中收到假币的情境,同学们即便没有亲身遭遇过,也有可能听说过,但是收到之后怎么办,他们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且这个想法有可能与教材提供的法治知识有明显的差异。于是笔者改变了教学设计中既定的问答流程,变为给予每个学习小组三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并要求他们首先在小组内部争取形成统一的观点,再和其他小组进行交流。

一、有法治知识并不必然形成守法行动

三分钟的课堂讨论十分热闹,有的小组成员间甚至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一个女生提出可以将收到的假币交给银行,另一个女生说银行又不给你钱,你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而且去银行还要排队花时间;一个女生说报警,这引发其他组员的大笑和质问:“抓谁?你知道是谁给你假币的嘛?”一个男生说可以找个机会把假币再花出去,但同组的女生说,那你心里不会难受吗?明明知道是假币,还去骗别人。

三分钟时间过去了,六个学习小组中只有一个小组形成了统一的观点,笔者请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同学做代表交流,他说:“我们决定不交给银行,也不花出去,而是自己收藏起来。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我有一张50元的假币,我爸爸有一张100元的假币,我妈那里还有一些。这样可以提醒我们,注意识别假钞,不要再上当受骗。”笔者注意到,在他表述完他们小组的观点之后,其他小组里也有不少同学表示认可。

事实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持有假币达到一定数额的,即构成持有假币罪,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没想到,这个讨论题,无意中竟然让大家获悉了同学家庭中涉嫌违法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本身在起初并没有引起大家对其正当与否的怀疑?甚至还有不少同学对此表示赞同。

这样的教学故事发生在政治课堂上是意外,但也不是意外。说它是意外,因为从课程知识的角度来说,学生知道制造、使用假币违法,能够了解假币的危害性,但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怎样去防止这种“危害”的蔓延。说它不是意外,是因为从法治知识的学习到法治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认知过程,有了正确的法治知识,并不必然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那么,作为社会成员随之所采取行动的正当与否就更不能确定了。而这,恰恰是政治课程中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法治意识需要突破的难点与关键。

二、思想政治课程领域内法治知识的特点

作为一门显性德育课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法治知识,例如在高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一课中,明确提出要使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轨道,就需要建立一套由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共同组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这里的内部因素是指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和守法习惯,外部条件主要是指健全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而在其他经济常识课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教材主要结合经济主体的特殊性,介绍了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以及前文提到的打击假币等涉及具体行为的法治知识。综合分析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经济常识、政治常识与哲学常识三个领域内存在的法治知识,笔者认为其特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法治知识具有较强的概念性

由于法治知识的形成源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的社会行动,而人类的社会行动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因此,形成的法治知识就特别强调对自身本质属性的界定。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些法治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清楚法治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有效地进行归纳与辨别,并能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现象,对之进行描述或说明,这是学生法治观念得以养成并形成守法行动的基础。例如,在2014年海南省的高考试卷中有这样一道试题:

2013年,根据刑法修正案有关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上述关于维护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

①规范了司法活动②坚持了依法行政原则

③树立了立法权威④体现了公正司法原则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正确答案:B

分析:学生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前提是能够正确区分“司法”“依法行政”“立法”等法治知识的内涵与外延。

2. 法治知识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性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法治知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格外鲜明。归根到底,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取决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使得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既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历史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因此需要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甚至通过换位思考来明察秋毫,以更清楚地理解法治知识意味着自身能够初步具备法治思维,从而提升自己对法治知识的价值判断力,自觉形成守法行动。

例如,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认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研究事物的联系就是研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条件。把握事物的联系,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一思想方法就是典型的法治思维,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近年来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区分相似的法律规定。

法治知识的概念性与价值取向性是我们理解法治知识相辅相成的两个维度。由此,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法治知识与专业化地进行法治知识学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体表现为:在高中阶段学生并不是系统地、分门别类地对相关法治知识进行学习,从而为专业深造或职业选择做准备,而是在学习经济、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常识的过程中,进行相关法治知识的学习,初步领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律,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因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行为上自觉守法,这才是我们教学的重要目标。当然,在学习这一系列法治知识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因此而萌发成为相关法律专业工作者的职业理想,塑造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教学目标。

据此,法治知识在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增量”,而应当被当作促进学生法治意识发展的工具、途径或载体,以帮助学生自觉形成守法意识与守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知识应当被用于发展“人”,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在这一背景下的法治知识的学习过程,需要教师以完整而丰富的教学视野,为学生营造一个“法治知识”与“人”可以交互运动的场景。学习法治知识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增加学生的法治知识储备量,而是要增强学生对法治的理解能力,帮助他们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高他们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

三、法治知识的学习过程需要场景意识

在关于“收到假币怎么办”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知道一些行为是合法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些行为不能确定是否违法,因此存在争议。若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思考,学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就会复杂起来。课堂小组讨论体现了学生各种“趋利避害”的想法,不可谓不真实。这些想法是重要的教学资源,有助于推动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强烈场景意识的问题,才能将抽象的法治知识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才会给学生带来遐想,引发争议。由此,教师更容易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程度、对涉及法律的问题的思考方法以及情绪的波动、态度的变化等,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课堂教学的流程,引导学生思维发展的方向。

何谓法治知识教育需要的场景意识?通俗地说,就是尽可能还原法治知识产生的问题情境,解决人在社会行动中的某一方面的矛盾。课堂学习中的场景意识对学生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为学生学习相对抽象的法治知识创设了直观、生动的环境；其二,将法治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为学生进一步建构知识创设了环境。前者,让学生有兴趣地学习,而后者则让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

当然,场景意识之下的法治教育因为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学习自主性,也更有可能偏离法治知识科学性的轨道,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一部分学生对“收藏假币”行为的态度。但不可否认,在没有场景意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一定没有这一类的行为,反而是场景的设置让这类应当被纠偏、纠正的行为获得了教育的机会。

正因如此,教师有场景意识地设计法治知识的教学也面临两方面的考验:其一,教师本身必须对特定的法治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不仅仅是对教材字句的了解,而是从法治知识的概念性与价值取向性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才有可能为法治知识教育创设合乎实际的场景;其二,教师要能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学生在特定场景学习过程中建构知识的表现,并对这些课堂生成性资源进行及时处理,组织有效的课堂反馈与分享,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守法行动的落实。

四、法治知识的真正掌握需要学科实践

教师在课程中教授法治知识时,可以选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讲授法治知识,另一种是让学生通过体验法治知识的产生或运用过程来掌握法治知识。

从课堂教学的时空条件来看,教师直接向学生讲授法治知识似乎更有效,学生的学科纸笔测试成绩也更好。比如,有的教师会运用生动的小故事说明事理,也有教师运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为授课方式增光添彩。但是,法治知识的真正掌握却应当体现在法治观念的形成,并最终表现在守法行动上,没有这些,其有效性是不足的。

思想政治课程的价值追求是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初步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在课程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需要增强观察、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具备正确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形成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这些都是建立在相关课程知识学习基础之上的。因此,仅仅关注教师是如何“讲授”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关注学生学习法治知识的过程设计,即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学科实践。

如果从空间的维度区分学生的学科实践,可以分为课堂内的学科实践与课堂外的学科实践。两者相比较,笔者认为课堂内的学科实践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法治知识具有概念性,需要准确地界定内涵与外延,强调理性思维;也是因为具有价值取向的法治知识需要在课堂内进行同伴交流,从而促进反思,厘清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课堂外的学科实践不重要,而是指教师在重视课堂内学科实践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课堂内外的学科实践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前文所述的学生课堂讨论与分享结束后,笔者引导学生对每一项行为选择进行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在完成课堂内的学科实践基础上,建议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法律文献或走访银行验证本次课堂学习的知识。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周,那个提出“收藏假币”的学生来告诉我,他在家长的帮助下,联系了一家银行,并邀请银行工作人员为同学们讲解“假币的危害与识别”知识讲座。活动现场,同学们一共上缴了“280元”假币,银行在隔天寄来了凭证,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简评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篇9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1. 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 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们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法治”思想———以法为本来治国。他认为, 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政权,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需要制定法律、法规, 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用法律来统治人民。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割据, 战火不断, 奴隶社会瓦解, 封建社会形成, 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 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勾画着宏伟蓝图, 各种体制在战火中经历着大浪淘沙。儒、墨、道、法各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不分伯仲, 但在诸侯的战场和朝堂上, 法家成了最后的赢家。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实现了国富兵强, 秦王嬴政采纳了法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治国, 成为战国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历史最终选择了法家, 选择了重视发挥法律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重要性的“法治”体制。这充分说明“法治”思想在当时最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最易被人民所接受。“法治”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 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防止、结束分裂割据, 保障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 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强调立法者不可随意立法, 而必须“当时而立法”, 立法必须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宜, 即“法与时宜”。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现代法理观已十分接近。春秋战国时期, 商鞅依据当时的情况实行变法,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严刑峻法, 实行连坐”。通过制定严酷法律控制人民, 避免国人的离心倾向, 使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从而实现了秦国国富兵强的目标, 在争霸战争中占了上风。秦统一后, 人民经过长年战争, 人心思安, 严刑峻法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秦始皇仍然没有放弃严刑峻法, 反而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以至于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教训, 放宽刑法,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国力迅速恢复, 到汉武帝时, 进入了封建社会前期最强盛的时期。明朝时,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随之出现, 因此需要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故《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 严厉整饬商品市场。以上史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中“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历史进化观, 值得我们肯定。

3.“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打破了贵族特权, 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追求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君主除外) , 使平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法律权利。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古代, “法不阿贵”的例子举不胜举: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胡惟庸、清朝的和珅……这些达官显贵最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二、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也存在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来治国”, 反对“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认为要“禁暴止乱”, 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 而只能使用暴力, 以严刑峻法治国御民, 才能建立“六亲相保, 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论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在“法治”的统治下, 除了权力外, 道德、良知、是非、公正无足轻重, 将“法治”与“德治”完全对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法律来解决。比如, 有两个已婚男女, 瞒着自己的妻子、丈夫, 相互产生爱慕之情, 关系暧昧, 这时候, 你能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吗?又如, 一个小孩, 趁大人不备, 偷偷溜进自己家中, 拿走了几个面包和一些零钱, 你又能用法律上的哪一条来惩罚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 而这些都不能单纯用法律去惩罚。可见, 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的很多事情, 不能只用法律来调节。因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有自己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 而这些东西全用法律强制执行, 只能促成逆反心理。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不宜全部采用法律手段, 而应用道德来衡量与约束,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2.“法自君出”, 容易形成独断

法家的“法治”要求法律必须统一, 不能政出多门, 主张“法自君出”, 由君主来制定法律, 法律反映君主的意志与利益, 强调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 建立起一种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超越于法律之外, 法律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皇帝的一道圣旨, 可以将无罪之人置于死地, 造成许多千古冤案。如南宋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而对皇帝本人, 尽管昏庸无道, 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制裁他。因此, 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像秦始皇一样的暴君。

“法自君出”容易形成个人独断与专制统治, 法律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这样, 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3. 刑用于将过, 严刑峻法会失去民心

刑用于将过指的是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 就应处以刑罚, 将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 给予同样的刑罚。法律的严肃性体现在它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危害进行处罚, 以告诫人们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处罚人于无危害之中, 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在量刑时很难找到确凿的犯罪证据。证明一个人有无犯罪的想法, 单凭证人的证言和执法者的主观推断, 犯罪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李飞和张洋是同学,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李飞对张洋开玩笑说:“你那么富有, 说不定哪天我会把你的钱全偷走了, 让你也尝尝贫困的滋味。”没过几天, 张洋的家中被盗。作为执法者, 总不能因为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话, 没有其他的真凭实据就认定李飞有罪吧!刑用于将过, 不仅不能起到告诫犯罪的作用, 还容易造成冤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其局限性还体现在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统治者往往不计后果地加重刑罚。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 对人民的压迫过甚, 必定会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秦朝的严刑峻法, 不但没有巩固其统治, 反而因陈胜、吴广振臂一呼, 就有数万人响应起义, 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后, 号称强大的秦朝在农民战争的强大打击下迅速灭亡。事实证明, 严刑峻法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上乘治国方略。

法治思想的研究 篇10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 但其思想中仍然有许多闪光点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目前, 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 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 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 法治思想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而韩非子的思想对我们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有相当大的启迪作用。

(一) 立法。

在《八说》篇中韩非指出:“书约而弟子辩, 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 明主之法必详事。”意思即为了使所有人都能遵法、守法, 以法为路, 法要详细、具体。法是“必然之道”, 因为是必然之道, 所以必须使天下人知晓:“法者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而不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 莫不闻知也。” (《难三) ) ) 法一定要明确, 要公诸于众, 使社会成员都熟知法律才能真正守法。今天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首先必须建立较为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 做到“有法可依”, 同时也要积极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 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 使得法律深入人心, 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主张赏罚要“合乎刑名”, “刑名者, 言与事也……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 则赏;功不当其事, 事不当其言, 则罚” ( ( (二柄) ) ) 。同时要“赏罚有度’, , 赏罚作为法治手段必须使用恰当才能达到赏善罚恶的目的, 否则“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 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 用刑过者民不畏”《饰邪》) 。反映到现代法律中, 就是罪刑法定的原则, 它要求法无明文不为罪, 法无明文不处罚, 这是刑法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也是依法治国的当然要求。我们应该依法公正、公平办事, 不能滥用法律, 徇私枉法, 对于违法者量刑要完全依据法律, 总之, 一切以法律为根本, “有法必依”。

(二) 执法。

韩非认为应以法律统一社会, 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犹如测量事物长短、轻重、曲直、多少的器具, 在运用过程中体现的客观性是稳固的, 它不因人的主观意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正平等、一视同仁的。因此.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对于那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官吏, 他更强调刑无等级, 事断于法。“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思想, 是韩非为实现其法治目的, 提出的最激进的主张, 他在《韩非子有度》篇是这样说的:“法不阿贵, 绳不绕曲, 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同样的思想在商鞅那里被表述为“一刑:“所谓一刑者, 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者, 罪死不赦”。这种思想作为三代盛行的“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直接对立面而出现, 其矛头直指贵族特权, 因此, 它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后世人们反抗法外特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对于现代法制建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是最重要的原则, 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原则, 才可以消除司法活动中的特权, 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执法上, 韩非强调“重刑止奸”、“峭其法而严其刑”, 这使得他走向了“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的死胡同。但是, 其“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对于犯罪分子坚决严惩不怠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现代社会中, 也总有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出现, 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严重经济犯罪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绝对不能姑息, 应该坚决予以严惩, “违法必究”, 只有从重从严惩罚犯罪, 才可以真正地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法家“法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一个大的飞跃, 它对依法治国的含义进行了准确的界定, 进一步将“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法治国家”, 第一次把“依法治国”, 和“法治”庄严地载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前提, 其最终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 我们也应认识到, 仅有依法治国, 一切事务单凭法律决断, 也是不行的。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必要手段同样必不可少, 它对社会的那种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是法律所无法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先秦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 可以说各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 但是又各有片面性。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差异, 简而言之即道德与法律之争。道德和法律一样, 说到底只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这点上来说, 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还是作为统治方略, 任何法制模式或德治模式都应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价值性和目的性。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 无论是儒家的礼法德治还是法家的高压政策, 都使道德或法律不同程度地'僭越成目的。与此对应, 人则被贬损为工具乃至沦为牺牲品。儒家为了强调道德的普适性而贬低法的作用, 法家为了伸张法的权威而夸大道德的局限。道德与法律潜越割裂的后果, 一方面使道德由于没有法律和物质的支持而变得空洞甚至虚伪, 另一方面使法律由于没有道德的精神滋润而生硬化甚至流于形式。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二者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只会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 虽然也能够兴盛一时, 但最终都走向了衰落和灭亡。只有法治、德治并举, 既抓法制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 又抓道德教化, 坚持以德治国才能国强民富长治久安。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有理想化的品质, 主要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法律注重现实和事实, 主要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调节手段既不可或缺, 同时又都不充分, 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当前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 法治和德治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 我们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功能, 树立法治权威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不仅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 而且要建设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要不断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同时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 为改革发展构建一个人心思进、公平正义、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战国]韩非:《韩非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