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青少年（精选十篇）
回族青少年 篇1
一、方法
1. 被试。
调查样本为中学生77人，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部分中学。其中初中生47名（61%），30名（39%）；男生39名（51%），女生38名（49%），共计77名。
2.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将本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量表测评所获得的有效数据（N=77）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 本民族认同不同维度的差异分析。
以年龄（初中生vs.高中生）和性别（男vs.女）两个因素为自变量，本民族认同的认知、情感、评价以及行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认知维度，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达到边际显著，F (1, 68）=2.60, P=0.10，如图1，年龄和性别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初中阶段，女性的认知分数高于男性（M=24.44, SD=3.05VS.M=23.65, SD=3.18）；高中阶段，女性的认知分数低于男性（M=23.67, SD=3.31 VS.M=25.37, SD=2.77) 。
情感维度，年龄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 (1, 66）=5.19, P=0.03。高中生的情感分数高于初中生（M=30.43, SD=3.87 VS.M=28.23, SD=4.87）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无。评价维度和行为维度，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及主效应都没有。
2. 中华民族认同不同维度的差异分析。
以年龄（初中生vs.高中生）和性别（男vs.女）两个因素为自变量，中华民族认同的认知、情感、评价以及行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认知和行为维度年龄和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无交互作用。情感维度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68）=4.16, P=0.045；男性的情感分数高于女性（M=24.87, SD=4.29VS.M=23.11, SD=4.29）。没有年龄的主效应；没有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评价维度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68）=4.23, P=0.044；男性评价分数高于女性（M=30.86, SD=4.44VS.M=33.56, SD=2.91）没有年龄的主效应；没有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三、讨论
1. 本民族认同。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回族青少年本民族认同的认知维度在年龄和性别上有交互作用，高中生比初中生在民族认同的情感维度上分数高，有年龄的显著差异，而评价和行为维度没有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民族认同中认知维度的内容包括：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对本民族传说故事的了解、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等。在回族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仪式都强调对男性的培养，在重大节日中男性会身着民族服装前往清真寺礼拜。在节日中男性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的责任感。因此，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回族青少年男性较女性而言，对本民族的了解越来越多。高中阶段的学生自我意识增强，自我认同也在增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归属。在身份认同的意义来看，民族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自己对本民族身份归属也更加强烈，这种归属感带有情感，对本民族其他成员的认同，并愿意给予积极的帮助。
2. 中华民族认同。
回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中，认知和行为维度在年龄和性别上没有差异，但是在情感维度和评价维度上有性别上的差异，男性的情感和评价分数高于女性。回族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兼蓄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回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说及风俗习惯的了解和过节、饮食等行为上没有不同。男性比女性对中华民族认同情感归属更强，可能与中学生阶段男性比女性在自我喜欢的程度更高，对自己的评价更为积极，对自己属于中华民族成员中的一员也有着更为积极的认同。年龄段虽然是一种人为的分类方式，但它也是一种时间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族青少年对汉族文化、回族文化的接触时间越长，对这些文化更为了解，也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事实上，在多元文化下的认同，并不是排他性的，并非认同一种文化就要排斥其他文化。在不同情景需要下，灵活转换自己的认同更有利于个体社会适应。
四、结论
1. 回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维度中，认知维度存在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高中男性比初中女性有更高的认知分数。民族认同的情感维度存在年龄的显著性差异，高中生比初中生的分数高。
2. 回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维度中，男性情感和评价维度分数显著高于女性。
摘要：本研究采用问卷法,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77名回族初、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考察了回族青少年的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两个层面, 认知、情感、评价及行为等四个维度。结果表明: (1) 回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维度中, 认知维度存在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高中男性比初中女性有更高的认知分数;民族认同的情感维度存在年龄的显著性差异, 高中生比初中生的分数高; (2) 回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维度中, 男性情感和评价维度分数显著高于女性。研究结果为回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关键词：回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参考文献
[1]Phinney.J.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s.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J].1992, 7:156-176.
[2]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思考之二[J].读书, 1997, (10) :12-14.
[3]王沛, 赵国军, 喇维新.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 2006, 43 (5) :38-41.
[4]马燕坤.试论国家认同的文化建构在回族社会中的作用-以滇东北鲁甸为例[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4 (2) :85-90.
[5]余振贵.略论回族文化的内涵[J].回族研究, 1992.
[6]李伟, 丁明俊.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92 (2) :6-12.
[7]Phinney.J.S, &Ong A.Conceptu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Counselling Psyhchology, 2007, 57 (2) :271-281.
回族青少年 篇2
【发布文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1号 【发布日期】2007-03-29 【生效日期】2007-03-29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2007年3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二条中的“
（六）督促本级人民政府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并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报告办理结果”、“
（九）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财政预算计划的执行情况”和“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理乡、镇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辞职案。主席团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在乡长、镇长缺位时，从副乡长、副镇长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副乡长、副镇长的个别任免”的规定。
二、将第三十条第一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可以向主席团提出辞职，由主席团决定是否接受辞职。主席团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第二款“主席、副主席出缺，由代表大会补选。主席团其他成员的补选，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决定”，合并修改为一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主席、副主席出缺后，由代表大会补选。主席团其他成员出缺后的补选，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决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修改后，重新公布。
回族青少年 篇3
关鍵词：回族文化 回族舞蹈创作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c）-0248-01
回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并结合回族的民族特征，丰富发展起来的新型的文化模式，伊斯兰教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回族文化的特殊性和性质。回族舞蹈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的借鉴融合回族文化，从而创作了一大批创新性的具有回族特色的舞蹈作品。回族舞蹈创作中主要借鉴融合的回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
1 回族舞蹈对回族文化的创新
回族舞蹈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在回族文化深刻影响下，回族舞蹈发展逐步的脱离了在历史坎坷进程中退化消沉的尴尬处境，品种从稀少不断的丰富。回族舞蹈的创作也逐步的向多元化发展。通过对回族舞蹈展演作品的观展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回族舞蹈创作已经非常大的突破与创新，在借鉴和融合文化的基础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回族舞蹈作品中音乐的变化
在传统回族舞蹈的创作过程中，舞蹈编导一直局限在传统的有限模式中，墨守成规没有创新，舞蹈音乐通常都是直接沿袭2/4或者4/4的回族传统民歌和“花儿”的节拍及格律。近些年，回族舞蹈创作者在传统的舞蹈音乐基础上融入先进的现代音乐元素，增强了回族舞蹈作品的动感和节奏性，使舞蹈音乐在回族舞蹈中更好的发挥其功效，让传统舞蹈动作经过音乐变化而发生夸张和变形，具有时代性。也让回族舞蹈音乐既具有潮流时代风韵节奏却又不缺乏民族气息。
1.2 回族舞蹈创作结构的变革
回族舞蹈中不仅其音乐又有了新的变化，其结构形式也不断的突破创新，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下回族舞蹈的结构方法，应用“时空交错结构、交响化结构、心理结构”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思维逻辑的先进的结构方法。如在回族群舞蹈作品《喊窖水》中所应用的结构方式就是心理结构。它以人物的心理意向作为主线实现串连，从人物的心境出发，从“没有水、缺水生活的苦、悲”到“对水的期渴与望盼”直到“通过战士们打井获得水的喜悦”这一个丰富的心理变化，舞蹈完整的沿着人物心态变化来发展，把舞者心理过程和观众心理活动紧密的联系起来，一步步的推向高潮，使舞蹈演员和观众产生激烈的共鸣。这种模式摆脱了传统的结构方法与千篇一律的表达模式，使回族舞蹈升华到人们的真实情感并直接的撞击到内心最深处。
2 回族文化对回族舞蹈创作的影响
回族舞蹈是回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回族文化对回族舞蹈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回族文化中许多重要的并具有典型的民族特点的文化元素，激发了舞蹈编创者舞蹈创作的热情和动力，回族舞蹈的创作者用智慧将回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如宗教文化（礼拜、洗礼和汤瓶艺术）、日常习俗、饮食文化等和舞蹈创作融合借鉴，在回族文化影响下创作出一大批的优秀舞蹈作品。回族文化对回族舞蹈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2.1 回族文化为回族舞蹈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舞蹈创作者在舞蹈的创作过程中，会受到各许多因素的干扰，除了创作者对音乐的感悟能力、观察能力和创作灵感等自身因素外，创作作品的理论完整性，文化背景的丰富，对舞蹈创作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回族，回族文化为回族舞蹈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回族文化丰富了回族舞蹈的动作语汇
回族文化丰富了回族舞蹈动作语汇，舞蹈的编导从回族的文化中提取出相关动作经演变后变为舞蹈作品中的动作语汇。如受到伊斯兰教影响，回族嫁娶时要进行洗礼仪式。回族舞蹈创作者把握回族洗礼过程中的细节，从中提取出舞蹈的动作元素，进行加工。把“净洗”中“抹头、抹耳、洗肘、倒三把手”与民族生活中各种动作进行夸大变形，产生出舞蹈主体动作。
2.3 回族舞蹈创作离不开回族文化
回族文化时回族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回族文化的影响下回族舞蹈逐渐的成长壮大，在人们视野中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回族文化要继承发扬和与时俱进，回族舞蹈也需不断创新，保持其强劲的生命力，努力传承和发扬回族文化，在回族文化中寻找更多的舞蹈创作源泉，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了解回族人民的生活、民情风俗和宗教信仰，让更多优秀的舞蹈作品出现在艺术舞台上。
3 结语
总之，在回族舞蹈的创造过程中，回族文化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丰富其动作语汇，相互的影响和支持，创作出许多的优秀的舞蹈作品，在今后的舞蹈创作过程中，创作者要借鉴融合回族文化中优良的元素，发展创新，不断推动回族舞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史末安.伊斯兰的光辉[M].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2009（7）.
[2]马敏，马海静.浅谈回族文化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J].传承，2009（24）：146-147.
浅析回族起源与回族的传统民间音乐 篇4
一、我国回族的起源
(一)经商来到中国
早期的回族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那时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到我国经商。他们主要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商业往来频繁,这些商人逐渐在我国的广州、扬州、泉州定居下来,目前我国南方的回族人大多数是他们的后裔。
(二)被蒙古人掠入中国
13 世纪初叶蒙古西征期间,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被征服,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随蒙古军队从陆上经过新疆来到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被蒙古族征调过来的“西域亲军”中的“回回军”,成为现在我国回族人的主体。
(三)其他途径
回族人除了上述两种来源外,还有一些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途径来到我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也有一部分是我国的土著民族在与回族人不断交往、共同生活中信仰了伊斯兰教,成为回族人。
二、回族的传统民间音乐
过去,回族受伊斯兰教和传统意识的影响,不提倡歌舞,但随时代的发展,回族的民俗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变,特别体现在民间音乐形式上。在回族同胞居住集中的地区,回族群众喜爱唱一种叫“花儿”的民歌,在回族隆重婚礼宴席上最具喜庆气氛的一个民俗娱乐活动是“宴席曲”。下面谈一谈回族的传统民间音乐“花儿”和“宴席曲”。
(一)回族的传统民间音乐“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我国西部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民间歌谣,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及广泛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长期以来,回族承载了“花儿”传播的使命,他们口口相传,使“花儿”的种子播撒在古丝绸之路一带各地,尤其是这些地方的回族聚居区,是“花儿”流行的主要区域。
“花儿”又名“少年”,也叫山歌,是一种高腔山歌。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花儿”是回族人民传唱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
“花儿”内容非常广泛,歌唱生活、劳动、爱情及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向往等。在回族聚居的地区,几百年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人们都要聚集于山清水秀、风景旖旎、鸟语花香的山间举行传统“花儿”会。每逢“花儿”的歌咏集会,参加者达数千人,人们在野外搭起帐篷,燃起篝火,通宵达旦,歌声不绝。回族“花儿”大量使用地区色彩浓郁的方言,朴实无华,贴近回族人民的生活,从而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民族情调和地域色彩。
“花儿”在曲式和节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音乐特征。它在旋法中运用四度框架与细碎装饰音相结合,表现在曲调上行时连续四度大跳,形成较大的起伏;下行时则取迂回波浪式;在高亢、刚健之中又带有抒情缠绵的风味。“花儿”节拍丰富,通常运用散板和混合拍,它一般在室外演唱,演唱者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唱法,以体现“花儿”的曲调高亢、音域较宽、音程跳动大的特点。
(二)回族的宴席曲
“宴席曲”是纯粹的回族传统民间音乐,它的传承至少有500 多年以上的历史。回族“宴席曲”作为一种民俗事项,经过长久的传唱、积淀,形成的一种艺术模式,它是回族隆重婚礼宴席上最具喜庆气氛的一个娱乐活动。2008 年,青海回族“宴席曲”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宴席曲”是由元代“散曲”演变而来。它也包含了伊斯兰吟诵音乐和经堂歌的成分,同时又吸收了中国西部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并且还保留着我国宋、元时代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歌舞小曲的古老风貌。“宴席曲”的曲调优美婉转,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能歌能舞。“宴席曲”只有唱词、舞蹈动作,没有人物故事,不用任何乐器伴奏,全凭悠扬的声音、丰富的表情取得感人的效果。它既不同于一般只唱歌不跳舞的民间歌曲,又不同于戏曲杂剧,是一种特定条件下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
“宴席曲”也叫“家曲”,所谓“家曲”就是在家里、村庄里演唱的歌曲。它与“花儿”相对,“花儿”是在野外唱的曲子,一般不允许在家中演唱。“宴席曲”一般只许在喜庆的日子里演奏,如结婚、乔迁、丰收、添子、伊斯兰节日或在回族同胞家中作客时,常常会听到优美的回族“宴席曲”。
“宴席曲”的曲调。“宴席曲”的调式大多是商徵性和角羽性的五声音阶,音域不宽,多用真声演唱,表现力强,能从多方面表达思想感情。“宴席曲”结合一定的拍子进行表演,其拍子多为复拍子,在“宴席曲”中,一词多曲和一曲多词的情况比较常见,一般以四句为一段,歌词优美动听,节奏欢快舒畅,演唱者载歌载舞,时时散发着极其浓郁的地方民族生活气息,使每个参加喜庆集会的人们都如痴如醉,其乐融融。
“宴席曲”的歌手们不论是请来的,还是自己主动来的,主人都要热情款待,要给他们拿糖果、沏盖碗茶、端馓子等。节目开始时,演唱者的领头人先向大家表说一番吉祥的贺词,然后演唱者进入场中,首先唱《恭喜曲》,边吃边唱;在规模较大的宴席场中,会先让著名的歌手唱,然后让远路的歌手唱,再让附近的歌手唱。听众大都是本庄乡亲和客人以及随同歌手而来的爱好者,唱到逗趣时,大家仰天大笑,兴趣盎然。“宴席曲”的演唱方式有:独唱、对唱、齐唱、问答独唱等。在歌舞间歇处,便有打调者上场逗笑。“打调”是宴席曲中间幽默风趣的小快板,唱曲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可使宴席曲演唱者得以休整,以便再次登场表演。“打调”的歌词多为即兴演唱,这些即兴编的唱词,情趣浓郁,妙趣横生,唱得亲朋好友满堂喝彩,气氛异常热闹。“宴席曲”的演出多为通宵达旦,直唱到天色启明。“宴席曲”演唱到最后一般以一曲《谢东家》作为结束,大家才相互致谢道别。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生活内容不断丰富,“宴席曲”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新一代有文化的演唱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宴席曲”基础上,大胆创新,把“花儿”的一些音乐元素及词句和“宴席曲”恰当地有机融合为一体,使得回族“宴席曲”的民俗民族风格、地方区域特色更加浓郁,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好评。
清朝回族（共） 篇5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傈僳等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 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人口最为稠密”，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义的浓浓烈火，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纷纷投人到了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几乎完全摧毁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使河州、肃州、金积堡、西宁成为当时回民起义的四大根据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枪洋炮的剿杀和诱降下，轰轰烈烈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从华州起义到肃州被屠历时12年，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坚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义也历时12年，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孙玉宝、崔伟、甘肃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新疆妥得鳞、索焕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间上虽然没 有云南长，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个别的还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甘肃的回民由于有马占鳖的投降，可
以说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过去丝绸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庄，经过“左屠户”的屠杀也无一幸免，其惨状由此可见一斑。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清军巢杀之恶毒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仅陕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说），改变甚至抹杀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倾族驱赶回族人民，专门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来的关中平原、银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会宁、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和径原、隆德等山区贫瘠之处的安置策略，直接影响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今天西北回族的贫困就是由于当年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还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所以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极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东干族。白彦虎东干族尊为“东干民族之父”。
新疆焉耆回族婚俗 篇6
说媒
在20世纪50年代前，一般男女青年婚事由父母包办，个别父母也有征求儿女意见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婚俗程序是先由男方家请一位媒人带着糖、茶、干果等四色礼的红包袱到女方家提话(说媒)，俗称“走红包”，“红包”一般有四色礼：糖，是甜甜蜜蜜之意，茶，是回味绵长之意；干果多为红枣和核桃，红枣代表喜庆，核桃则代表圆满。到结婚之日撒红枣和核桃的寓意是早生贵子，美满幸福。而前去求亲时，女方的家庭一定要考察的。要了解女方母亲的秉性和茶饭、针线咋样，尤其是锅灶很讲究，所以，媒人去女方家先进厨房看锅台、案板等厨房用品是否锃光瓦亮，应了那旬俗语“一进门，四下里看，先看锅灶，后看人”，这家厨房干净，院落整洁，说明女主人是个麻利人，调教出的女儿也一定错不了，便开口说亲。
而女方家经过了解男方家庭情况，尊礼仪，家底比较殷实是首选，并向至爱亲朋和女儿征求意见，如果不中意，在媒人第二次上门时，婉言回绝，并退还礼物；如果还需进一步慎重了解，则托词延缓几天给话。一般在媒人第三次上门时，要做决定，如同意，女方父母就给媒人明确表示，并提出点定的另三位媒人，连原提话的媒人共为四大媒人。然后由男、女家请四大媒人共商定亲事宜，双方互通信息，择吉日下聘礼定亲。
订婚
定亲礼随男家心意，一般是依男方生活水平定。给准新娘的金耳环和戒指是一定要送的，还有两套时尚的衣服和一套化妆品。女方给准新郎回赠一套衣服。结婚前，如果恰逢穆斯林隆重的开斋节，准女婿还要去女方家送开斋礼，一般是给老人备四色礼，给准新娘一套衣服。
送大礼
定亲后通过媒人串连决定送大礼和结婚日期，大礼由女方提出自己心爱的穿戴、饰物、用具，写出礼单。通过媒人与男方家反复协商确定，在送大礼的同时决定结婚期，然后男女一同去领结婚证。
如今，虽然儿女的婚事基本上是自由恋爱，可规矩还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尽管是走形式，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一样不落地完成每个环节，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强调对婚姻大事的慎重。
嫁娶
结婚这天，男女家都要搭喜棚，招待亲友。
上午，女方家先给新娘绞脸，即把新娘脸上额前的毛发除去，再打扮一新，然后打发新媳妇的弟弟或者小侄儿到男家新房门上去钉门帘，这表示女方已准备好，即将发亲了。
这时，新女婿由已婚青年一人做陪女婿(伴郎)及至亲好友十多人，前往女方家举行证婚仪式(娶亲)，娶亲队伍到女方家后，先认亲，然后由阿訇念“尼卡哈”(婚证词)。1950年后，阿訇念“尼卡哈”前必须询问是否领过结婚证，还有由阿訇写“伊札布”(确认书)。阿訇念“尼卡哈”时会按教规询问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妇，男方念“盖毕尔图”(愿娶)，女方由窝其力(至亲)代答“达旦”(愿嫁)。在这个过程中，来参加婚礼的穆斯林亲朋好友们一哄而起，争抢起桌上的红枣、核桃等喜果来，据说红枣就是女孩，核桃就是男孩，谁抢得多，将来会子女双全，此时，婚礼达到了高潮1
1950年以来，发亲前先由娶亲来的人，将小面值的红包和糖果、花生、干果向围观的人抛洒，然后新媳妇由已婚至亲作伴娘，另有女方至亲送亲，并带上嫁妆(过去回族女孩长到十三四岁，母亲就要教针线刺绣，学会刺绣后，就要慢慢给自己刺绣嫁妆)，嫁妆包括绣花衣裤、鞋袜、床上用品、木制油漆床柜、木箱或皮箱、首饰等。新媳妇娶来先摆开嫁妆让参加婚礼的宾客欣赏和品评新媳妇的针线刺绣手艺。从60年代就免去了刺绣品，代之以衣柜、梳妆台、桌椅等。70年代陪送改为家具、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开始从洗衣机、收录机、黑白电视机，进而彩电、电冰箱及其他家用电器。现在新结婚的90后，新房里电脑、液晶电视、环保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也是样样俱全。
新娘上迎亲花车之前，新女婿由家族里品行好，相貌英俊、风趣、知书达礼、年龄相仿的陪女婿(伴郎)相伴，在女方长者的引领下向每个新亲戚说赛俩木(问好)，表示认亲，并邀请新亲戚到婆家去“下汤”(认认门)。有人耍戏新郎和陪女婿，一会儿要行大礼，弯腰要九十度，一会儿抱个婴儿来让新女婿和陪女婿行礼，这时，不管娘家人怎么开玩笑，新女婿和陪女婿都不能急眼，这就看陪女婿解围的本事了。
当娘家的小辈在媒人的陪同下为新房钉上喜庆的红门帘时，就表明可以发亲了，男方家赶紧做好迎亲的准备。喜车快到男方门前时，男方客人要给公公反穿皮袄，倒骑毛驴，背上插扫把，脸上抹黑灰，婆婆戴纸糊高帽，耳朵上挂两串红辣椒。公公婆婆前往迎亲，也有的婆婆在彩棚前候亲。过去迎送新娘有“姑不娶亲，姨不送亲”的规矩。新郎要抢在新娘前进入洞房，俗称“占房”，表明从今天起，他是一家之主，要担当起养家的重任，要为自己的妻子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
晚上要耍床(闹洞房)，一般只限于青年和小辈之间，现在改为参加婚礼的青年人和新人一同唱歌跳舞，越热闹越好。
下汤
第二天一早娘家弟弟给新媳妇送“睁眼包子”，以示父母关心女儿，也是对女儿由女孩变成女人的一个美好祝愿，愿女儿从这天起用新的身份在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同时新女婿由陪女婿作陪到岳父家行谢礼，并在岳父家吃睁眼包子。新女婿吃“睁眼包子”，先要给岳父岳母道赛俩木，改口称之为“阿达阿妈”，所以“睁眼包子”也称“改口包子”，岳父岳母乐呵呵地给新女婿和陪女婿送上红包。这个时间也是娘家姨娘姐妹戏弄新女婿的机会，有的亲友和好事者还在个别包子中包上盐巴、辣椒等物，以试探女婿是否精明，一般聪明的新女婿在陪女婿指点下，用筷子夹包子时慎审挑剔，否则就会夹上盐巴或辣椒馅的包子，只要咬开，不管多么难吃，新女婿都得吃下去，这会引起一场哄笑。
而还在婆家的新媳妇吃完“睁眼包子”后，由送亲的人领着先认公婆，改口叫“阿达阿妈”，公婆也会赠送比较贵重的礼物。然后，按照辈分一一认婆家的大人小孩，婆家人用娘家人戏弄新女婿的招数开始“刁难”新媳妇，给这个道了赛俩木，给那个道赛俩木，一上午下来，新媳妇头晕眼花，压根就没有记住哪个是姨婆，哪个是姑婆，只是保持着端庄的笑容，有分寸的行礼。
中午，新女婿和陪女婿乘车前去娘家接新亲戚来新
家，娘家人携带“下汤”的礼品去婆家拜访。礼品除了糖、茶、枣、核桃等干果的四色礼，娘家妈要呈上的“摆作”(礼物)，有女儿待嫁时给公公、大伯子哥，小叔子的千层底手工制作的布鞋，公婆的枕头，婆婆和小姑子的是绣花鞋，那都要出自新媳妇的手，是看新媳妇好针线和娘家妈调教女儿的能耐。还有娘家妈一针一线为女儿和女婿缝制的衣物，有女儿的绣花盖头、绣花衣裤、绣花鞋，女婿的服装也是从头到脚准备齐全。在20世纪50年代前这种婆家七大姑八大姨品论新媳妇和娘家妈针线活的热闹场面还是常见的，现在没有几个女人会女红了，“摆作”被成品服装和皮鞋代替了，只是没有了当年那份蕴含着女孩出嫁前为婆家大小准备见面礼时的紧张、羞涩、担忧和向往的味道了。娘家的礼品是卯足了劲儿给女儿争光，就是为了让婆家感觉到新媳妇是娘家人的手心宝，祈盼婆家人要善待新媳妇。
娘家人摆完“摆作”就进新房四下观察，看看女儿房间的摆设，就怕女儿会受委屈。
婆家为了表示对新亲戚的尊敬，会摆上精心准备的“13花果碟”，一般待客都是“九花果碟”，有婆家人亲手制作的各种小点心、油果子、糖、瓜子、葡萄干、杏仁等干果组成，品种多、样式美、口感好的果碟既表明了婆家人的诚意和重视，又体现了婆家人的经济势力，所以，娘家人是否有面子就看婆家人先上的果碟子。
撤去果碟子后，婆家就端上了传统的待客饮食“九碗三行子”，或“花席”或“面子席”，现在多数是上荤、素、凉、热搭配比较齐全的菜。这时候，新媳妇在伴娘的陪伴下给娘家大小行礼问好，娘家人为了给新媳妇长面子都会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给新媳妇。新女婿和陪女婿要围桌向坐首席位置的人道赛俩木，请大家开始用餐。回族待客是男女宾客分别就座，公公、婆婆要分别到男女新亲戚桌前说赛俩木，热情招呼客人愉快用餐。
过一个多小时，婆家人再次把娘家大小请上桌，端上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臊子汤”，摆上一大盘滑溜细长的手擀面，放几碟精致的小菜，这是“下汤”的最后一道程序，吃完面，娘家人与婆家商定好回门的时间就告辞了。
回门
第三天，新婚夫妇和公婆到女方家拜谢新娘父母，叫回门。回门那天娘家依旧是竭尽全力用最高的礼节款待新亲家，旨在拜托对方善待自己的女儿。此后，婆婆还要带着新媳妇到娘家各亲戚家去认亲。所到之处亲戚礼节越周全，新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就越高，而新媳妇在婆家的表现也越加贤惠。婆家带新人告退时，娘家妈要给新女婿送上一份厚礼，给跟随来的小姑子和小孩一份礼，希望大家善待女儿，使她在婆家有个宽松的生活环境。
下四道面
第四天，娘家母亲和舅母、姨妈至亲女眷(窝其力妈)带着几斤新鲜的羊肉和切好的长面，还有女儿出嫁前穿过的旧衣，新围裙，也就是送女儿进厨房“下四道面”。这天表面上是展示新媳妇茶饭的本事，其实是婆家验证娘家调教女儿的能耐，也从侧面反映了娘家妈的厨艺水平。女儿的厨艺强，受到婆家人的赞誉，娘家妈很风光；反之，则会颜面扫地。回族养女之道就是“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上炕的裁缝，下炕的厨。”从小在妈妈家“娘家门上十个锅灶能玩转，婆家一个锅灶伺候难”的严格训导下长大的回族女子嫁作人媳，不光要有好性格，孝顺公婆，奉茶端饭，还要在操持锅灶方面特别麻利，为的就是不能给娘家抹黑，处处体现出涵养。所以，在婆家做这顿饭，回族女子会倾尽全力施展厨艺，目的就是为娘家妈争光，也为自己在婆家立足争一席之地。
其他
回族青少年 篇7
关键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叙述,回族报刊,群体振兴
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on)是指叙述者对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一种解释。一般而言,历史叙述者可以是作为个体的人,也可以是由人而组合成的“集体”。叙述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文字或语言将自己的历史解释呈现出来。这种解释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既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可以说“历史解释是一种基于客观的主观行为”[1]71。具体而言,回族的历史叙述是指不同时期回族成员(主要是回族知识阶层)对历史上关于的本民族重大问题的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回族的历史叙述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历史叙述的社会背景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回族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放眼看世界,回族社会中掀起了改良社会以振兴民族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回族知识分子积极体认世界潮流、客观分析自身现状,尝试寻找近代回族社会衰落的原因,进而从中探索改革社会的良方。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回族中开始意识到自身“历史叙述”的重要价值。
回族振兴的思潮首先是受时代大势所趋。清朝末年,在西方新思想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刺激下,回族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就看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认为新的社会“,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2]4,并且社会的发展“日日无穷,新新不已”[2]3。在新的社会中,只有通过宗教改良和教育普及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否则群体将因落后而面临消亡的危机。民国前期,回族在“五族共和”思想和议会政治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世界“民族自决之呼显,震动全球;平等自由之口号,布满空间。”[3]7民族复兴的愿望继续激励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影响下,社会开始重视边疆民族的经济、教育以及少数民族争取本民族利益的要求[4]298,促使回族进一步觉醒。加之日本侵略危机的不断加剧,他们又清醒地认识到“救国于危亡”即是“谋民族之生存”[5]9,而民族的振兴又是救国的重要基础。因此,追求回族群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顺应时代潮流,以求得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逐渐成为回族社会的共识。
在意识到时代趋势的同时,回族人士也认识到群体衰落和不振的现实。清末回族知识分子即看到当时回族因“人智不辟“”生计日蹙”,而使得“中国之‘回回’宗教衰落达于极点”[6]44。民国建立后“,世道文明,教门进展”[7]13,回族社会也展现出崛起的气象,然而衰落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更加深刻地反思自身群体的现状。他们认为回族的落后主要表现在普遍缺乏宗教知识,经济上多陷入贫困以及政治上参政意识和国家观念淡薄。回族社会的衰落更使得回族在这一时期,“论文化,则不但不能对中国文化有所贡献,即回民本身亦已教育落伍,文化水准低落;论社会政治,则五千万回民完全在被统治的地位;论经济,则为人附庸,而被剥削。”[8]2残酷的现实和浩荡的时代潮流,不仅使回族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而且从内外两个方向刺激回族知识分子深刻剖析自身衰落的原因,以期从中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突破口。在他们看来,近代回族之所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回族因内部分歧而难以真正团结。在回族知识分子看来,由于宗教的缘故,回族具有天然的团结精神。然而,回族内部的分歧使得这种团结之力难以发挥最好的效果。以对回族社会发展的主张而论,回族内部有“趋旧”和“趋新”之分。前者多热心和专注于宗教“,低着头,不管闲事,淡于国家的观念,对于一切不合时代的习尚,难于改变,不明了世界的大势”,而后者对于宗教持有自卑态度,转而追求西方的新思想,“迷信了外人所著的教科书”[9]2。两派之间互相批判,对于伊斯兰教之发展与回族内部的团结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再者,以教义论,因着教义的分歧和宗教的保守,导致回族内部“徒斤斤于末节,重琐屑而昧大义,别树新帜,立异矜炫,派别一起,互相攻击”,甚至“有斗殴成讼数年不息者”[10]9。因此,回族内部的分歧消耗着回族的内聚力,削减了回族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使得回族在近代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
第二,回族伊斯兰教的保守限制了回族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回族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材多是已经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文的书籍,且“所读之阿文,虽令阿拉伯人读之,亦不明了”[11]230,其内容和思想显然已无法满足回族在现代社会的需要。其次,回族伊斯兰文化由于宣传不力,使得伊斯兰教的价值只有内部少数人知晓,而“大多数的教友,亦多不明了其价值之所在”,族外人“则知者更是寥寥无几”,以致外界对回族“误解百出,往往发生诬蔑我教的论调”[12]12,阻碍了回族以及伊斯兰教的发展。最后,许多回族成员仍抱有“争教不争国”的思想,淡于国家的意识,往往不负爱国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复兴的进程,国家的衰落反过来阻碍着回族的发展和伊斯兰教的复兴。面对近代回族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许多民族成员思想保守,不思与时俱进,坚决反对宗教改良和教育革新,使得回族社会难以整体发展。
第三,回族青年淡于宗教的意识,无法承担民族振兴的责任。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文化的衰落,回族青年对于宗教认识不清,时常曲解教义,有时甚至视宗教为迷信;另一方面,青年不明白个人对宗教应负的责任,往往视宗教为教职阶层的责任,对宗教复兴事业漠然而不关心。回族青年的参与意识不强,使得回族振兴缺乏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阻碍了回族社会振兴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时代潮流进步的趋势以及回族社会衰落的现实,促使回族开始反思自身衰落的内外原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益严重的国难危机影响下,回族认识到自身振兴与国家独立的双重使命,更加意识到民族振兴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们从群体内部分歧、群体内部思想保守以及青年成员等角度,探讨群体衰落的原因,又试图从这些原因当中寻求振兴回族群体的出路。
二、回族报刊与回族历史叙述的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知识阶层在深刻分析自身群体衰落成因的基础上,普遍认为回族社会振兴的出路在于扩大宣传、教育改良、重视研究、建立统一组织等方面。他们更进一步意识到这些方法的实施皆赖于宣传,即“宣传是我们伊斯兰唯一的利器”,通过宣传可以推动回族社会形成振兴与救国的共识,而“各地发行的宗教刊物,就是我们的宣传机关”[13]10,因此报刊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遂成为联络各个阶层的回族成员、各个地域的回族成员以及推动回族与外界对话交流的重要媒介。
近现代回族报刊对于回族社会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月华》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回族报刊,其创刊的宗旨为“发挥回族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以及“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与生计。”[14]1另一份重要的回族报刊《突崛》的创刊宗旨为“唤醒中国回民“”阐扬回教教义”“倡导回教教育”以及“联络回教民族”[15]1。这些回族报刊宗旨虽然在具体用词上略有差别,但其内涵都是注重宣传回族伊斯兰文化、联络各地回族、促进回族的觉醒以及回族社会的进步。由于报刊的流通性较强以及成本相对较低,回族报刊便成为推动回族社会振兴的重要宣传工具。通过报刊的宣传,可以宣扬伊斯兰教的“真”“善”“美”,也可以与外族人、外教人进行对话,有助于消除误会和偏见、消弭隔阂与对立。再者,原先回族因散居各地,难以相互联络、统一行动,以致“知识上、情感上殊形隔膜”,难以就回族振兴事业形成共识,但现今“以报纸为联络之具,教民相互,辅相裁成”[16]6,回族社会方有声息相通之媒介,对于推动回族振兴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回族知识阶层不仅认识到回族报刊的重要价值,而且认识到研究和宣传中国回族历史对于群体振兴和救国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回族历史叙述的缺失成为导致回族社会衰落的重要因素。回族自唐代“先民”入华以来,注重宗教发展,对于“教乘“”道统”的记载较为详细,而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则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仅有依靠先辈记忆流传下的民族发展的粗略脉络。因为没有自我认可的系统的群体历史叙述,“整个回族之活动状态,印象渐泯,无法昭示于后人”,遂招致“历代邪说暴行”,民族中的部分成员也因不加以分辨而“数典忘祖,莫知其身所自出、族所由来”,更有甚者“张冠李戴”,“误认族宗”;仅存的回族成员也因“无一部纲举目张、显明美备之史乘,群其人文,纪其本末”,而“无法窥见其真相”,也就无法从前代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致陷于“地位窘蹙、文化不振”[17]17的落后境地。因此,民族历史叙述的整理既可以为回族社会振兴提供历史的依据、动力和经验,同时又是回族振兴的具体表现。
在这些回族知识分子看来,回族历史必须由回族自己来叙述。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回族历史“充其忠实之精神,自能别裁谨言、褒贬允协,表现其本来面目,示人以正确观感”,而后“始有独立之尊严”[17]18。此外,通过对于回族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在文化上,可以正本清源,改变种种错误的论述,以利于伊斯兰宗教事业的发展,使回族“不但不去阿附旁人,并且还要进一步,把旁人拉进来与吾们一样”[18]11;在激励青年学子方面,可以使他们了解伊斯兰教在世界上和在中国的光荣历史,了解回族在中国历代的贡献,“这样一来青年教胞为羡慕所驱使,由亲奔而渐渐履行”;最后还可以通过梳理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回族的历史演变状况,证明宗教以及群体振兴要“因时因人因地各种不同,而换掉方法”[18]12,使回族成员认识到顺应潮流以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推动“与时俱进”的思想成为社会共识。
回族报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社会振兴的重要宣传媒介;回族历史叙述是回族社会振兴的重要思想泉源,二者都成为推动回族社会走向近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两者相互结合,回族历史成为这一时期回族报刊登载的重要内容,回族报刊则成为回族历史宣传的重要媒介。通过报刊的宣传,使得回族历史叙述可以影响更多地回族成员,“上为祖宗纪实,中为族众增荣,下为子孙以得失之林,发展其生活领域”[17]17,对于回族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历史叙述的特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回族对自身衰落原因的分析,回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历史叙述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回族的历史叙述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以及回族内部认知程度的影响,其在载体、内容、指导思想以及历史观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以学术专著为载体的回族历史叙述开始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报刊作为宣传回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因其种类较多、发行范围较广,为社会重新认识回族、了解族回族打开了窗口。同时,在这一时期,回族学者也开始在回教史的名义下系统地研究回族历史,相继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影响较大者有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1940)、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1940)以及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等。他们的研究对于理清回族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解释回族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起到开拓作用。然而,由于印刷数量和发行范围有限,难以对当时的回族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报刊仍然是回族历史叙述传播的主要媒介,回族历史著作的出现则标志着回族史学开始进入学科化的研究阶段。
第二,清史反思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历史叙述,多以歌颂穆罕默德功绩、颂扬伊斯兰文化以及传扬历代回族贡献为主,对于明清回族历史也多赞美之词。民国建立之后,面对回族社会的衰落,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回族衰落的原因,回族的历史反思就此发端。民国初年,回族的历史反思多在宏观上,从专制制度以及回族自身等角度探讨群体衰落的原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知识阶层借助国家编纂清史的契机,在反思回族所受压迫的基础上,将清代视为回族最为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回族“在‘满清’时代,为图种族之生存,不得不遏制其强大之民族性;不得不隐减其狂热之革命性”[19]7,最终使得回族社会更加封闭和落后,清朝统治者成为近代回族不振的罪魁祸首。而另一方面,原先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叛乱”的回族反清运动,成为回族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反思,除去清代统治者强加给回族的种种“曲笔污蔑”,试图为清代回族革命运动“正名”,让回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到新社会当中。
第三,历史叙述中出现进步史观向循环史观的转变。回族的清史反思,将清代视为回族最黑暗的时期,打断了原先回族先贤以进步史观为主的历史叙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回族知识分子看来,由唐代至明代,是回族日臻向上的时代;而清代是回族走向落后的时代;民国回族虽处于历史上最衰落的时期,但是回族相信在国家的领导下,凭借着自身的觉醒和努力,民族终将重新走向振兴和辉煌。
第四,历史叙述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指向兼重共存。民国前期的回族历史叙述,或重于国家认同,或重于民族认同,皆因时而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知识分子愤感“我中国民族蒙羞含辱,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此之中,国家与民族命运相系,故回族认为“救国于危亡”,即是“谋民族之生存”[5]9。即在这一时期,回族的振兴与救国紧密相连。因此,这一时期的回族历史叙述的指向既突出了民族认同,又注重国家认同,突出表现“我们是以民族对国家取得回族地位”[20]10的进步思想。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篇8
由于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 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 留下了各种宗教印迹, 而在全民信仰的民族, 整个社会诸领域无一不受宗教的浸染。纵观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历程, 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 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
从50年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的近30年, 回族文学是以歌颂为主调的歌颂型文学。宗教问题一直是回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禁区。这一时期的回族作家大多来自本民族地区, 在党的关怀下, 亲自参加了革命, 亲自投身于火热的斗争, 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当时初露头角的作家或后来才步入文坛的作家, 在接受汉语言的同时, 竭力学习和模仿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 (当时主要是苏俄作家) 的写作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因熟悉本民族的本土文化, 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成为作家, 这也是事实) 由此走上创作道路, 所以他们的创作风格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的汉族作家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论受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还是受汉族作家的创作影响, 他们均处于一个不断模仿的创作过程, 属于一代具有一定成就的效仿型作家。
正是由于效仿别民族 (主要是汉族) 作家, 加上大多数回族作家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 只是单频道 (纯粹实用性) 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 包括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民风民情, 便在50-6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中, 受到了无神论思想的冲击。作家们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 不假思索、不加研究地一概反传统, 宗教理所当然第一个受到冷遇和致命的批判。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唱颂歌, 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歌颂党的民族政策, 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 歌颂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歌颂各民族的翻身解放等上面。当然, 我们不反对这种颂扬, 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来说, 确是雨后晴天、翻天覆地的变化, 确实值得大书而特书。但是, 我们也认为, 体现着每个民族历史文化深刻内涵民俗民情包括宗教信仰等, 同样应该是不应被蔑视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从50年代后期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 尽管回族作家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 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 如回族当代小说的开拓者哈宽贵的《金子》、《夏桂》, 韩统良的《家》、《龙套》, 郝苏民的《月光幽幽》等。但在“创作思想上, 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 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了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 或不敢涉入, 或有意无意地回避。当然, 基于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 作家们不可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 哲学上归属性思维必然导致归属于统一的政治模式而形成一种统一的创作模式。这个时期大部分回族作家的作品多数是寻找一种与汉族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现, 而缺乏从本民族生活、本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本民族心理素质的角度去反映和描述生活。宗教,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自然要受到回避或扬弃。
到了三中全会后的新时期, 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许多回族作家的笔触开始伸向这里, 一般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已演化为回民特用语的宗教术语和宗教活动自不必说, 运用大部分篇章描写宗教人士和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人物形象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有关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 他们在寻找自己文学创作之“根”的同时, 将笔端渗入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 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 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予以审美观照, 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白炼的《朋友》、马兰生的《索拉桥上的爱情》、石舒清的《修坟手记》、《沉重的季节》等等;另一种情况是完全肯定宗教文化的, 如张承志。他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少数民族作家, 他的现代宗教意识和肯定宗教文化在其小说《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充分地表现。正如回族作家石舒清所说:“我族属使我的笔更容易游走在一个无限大的未知领域与精神空间。”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古老而纯朴的宁夏西海固, 同样回族诗人马福宽, 杨峰、师歌的“根”不也就在西北高原吗?
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影响下寻觅着自己民族的“根”, 并置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文化和背景之中。因而以公正的态度去认识事物, 描写生活, 塑造形象。可见, 当代回族作家有意识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掘进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来自本民族, 又回到本民族, 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诚感受, 基于胸中流淌着民族血质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回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和首要的标志。回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而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 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属于美好的东西, 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其笔端有意无意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现象, 既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出陋俗中的劣根性, 从而较深刻地展示出民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当然, 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 所以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 其主旨是复杂交错的;作家对宗教的感情, 也是复杂奥妙的。
冯福宽的《割不断的思念》、《历史的影子》、《克尔白的新月》、《寻找丢失的骆驼》等作品典型地体现出作家对宗教的感情。在《寻找丢失的骆驼》一文中, 作家通过荒原、苍茫的天色、孤零不靠的矮屋, 深沉的黑夜沙漠和新月, 构画了一幅完整的信仰之图, 用以说明人类为追求一种目标时的那种坚不可摧的意志。即肯定了宗教的巨大凝聚力, 又着力表现了虔诚固守的宗教信仰。而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作家, 也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系伊斯兰教最朴实的哲合忍耶教派的作家。他浓烈的现代人的现代宗教意识在其《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心灵史》描述的是“世世代代举红旗”, 用自己的生命义无反顾地殉教以捍卫自己的心灵自由的哲合忍耶教派在两百年间牺牲和流放、拼搏的历史, 它即是一部艺术作品, 也是一部回族人民的“宗教史”。
由此可见, 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当代回族作家们以真诚、真实、慎重而严肃的态度来表现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 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极富现实意义的文学探索。但也应当看到, 宗教与其陈旧的观念意识与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以及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地联系。所以任何理论先行的简单化否定和肯定认识都不可能触及其本质, 因而是不足取的。可以这样说, 宗教现象可以和贫穷落后的民族紧密相联, 也可以和繁荣富强的先进民族相并存;可以成为消极的力量, 对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阻碍任用;也可以化为积极因素, 成为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或时期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说:“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 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 只有意识到, 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 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性, 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 有些歪曲。”可见, 宗教与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各少数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禁忌、风俗人情、婚丧嫁娶, 乃至农牧业生产及收获等, 都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渗入到各少数民族社会诸领域, 并积淀为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隐含于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之中, 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 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它颇具能量的作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要历史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 不可能不对本民族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查和描述。宗教反映, 渗透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中,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摘要：自古以来, 文学便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纵观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历程, 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 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本文即论述了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
关键词：当代,回族文学,宗教
参考文献
[1]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
[2]《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 尹虎彬著, 见《民族文学研究》第1987年第6期。
回族装饰艺术纹样构成研究 篇9
我国是个由多民族组成共同生存发展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其各自鲜明的艺术文化特色,因此,我国具有丰富的艺术文化底蕴。回族文化艺术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在装饰图形、纹样、色彩、构成等方面都体现伊斯兰文化宗教的审美特征。回族艺术视觉元素传承了伊斯兰装饰图案的风格,在伊斯兰风格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构成,这些视觉元素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即具有伊斯兰风格又带有中国韵味的独特的回族装饰风格。这种装饰风格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新型艺术文化,因而其装饰艺术表现除了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外,在装饰手法、材料运用等方面,也充分吸收了传统汉文化装饰的内涵与特点,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回族是一个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文化的核心在于伊斯兰教教义及文化内涵。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审美取向。回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装饰纹样中不仅有阿拉伯人的艺术传统还吸收了中亚,西亚,以及中国本土各民族的艺术成分。回族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其多民族融合的独特性,使其具有多种艺术成分相结合进而呈现出艺术元素的多样性。具体而言,回族装饰艺术元素的构成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回族装饰纹样的构成元素
伊斯兰教禁止崇拜偶像及肖像绘画,谴责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宗教建筑物上塑造或描绘人和动物。这也促进了回族在图案装饰艺术的追求方面,更加的精益求精。这种图案装饰艺术一般表现为颇为生动形象的植物图案和一些抽象的几何图案。因此,在伊斯兰装饰纹样中,图案成了最为主要的装饰体系。这种多变的几何图案具有抽象的非现实的表现力及强大装饰效果,它与被装饰物品巧妙地结合并融为一体,这样的表现手法成为了回族装饰工艺中较为核心的表现形式。
1、几何装饰纹样
几何纹样特点是以圆形、方形、三角形、或菱形等为基础性元素,通过相互重叠、并列、交叉,产生不同的构成效果,这些图形具有立体精细的装饰效果,可产生丰富的视觉感受。伊斯兰图案的构成,也吸收了中国传统图案的精华,将植物纹样与几何纹样结合构成外形丰富的新几何纹样,形成独特地视觉风格。
2、植物装饰纹样
植物纹样多以自然界中的花、草、树、藤为素材,经过高度的艺术提炼进行合理的艺术变形,形成极具艺术趣味、变换多端、错落有序、的抽象纹样,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构成各色装饰图案,形成装饰带,广泛使用与各种装饰物。在整个构成上,植物的不同部分互相穿插、重叠,形成以各种曲线和律动带来的美感。
3、文字装饰纹样
文字装饰纹样完整的传承了阿拉伯文字纹样的装饰特点,在伊斯兰教工艺美术和其他各领域都极其常见。苍劲有力、气势恢宏、鸾飘凤泊、挥洒自如的阿拉伯书法艺术使回族装饰艺术充满审美情趣,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审美文化思想。文字装饰更注重外形与线条的结合出的韵律,并将其运用与各种纹样或画面相结合,特别是当它与阿拉伯风的装饰纹样结合到一起时,更显示了一种和谐和华美的视觉感,它与中国的书法艺术略有相似,是一种具有较强表现力且极富变化的艺术手段,形成了回族特色的装饰艺术。
二、回族装饰纹样的艺术特征
回族装饰纹样在形式上,精巧新奇、细密工整,是伊斯兰教美术也是回族装饰在具体对象上表现出来的特色;在内容上,包容性与延展性是伊斯兰教美术的突出特点;在组织构成上,采用布满的手法,具有“布满”、“均匀”、“对称”的装饰特色,饱满且不拥挤、细腻但不繁琐、华丽却不娇作、工整而不显匠气。回族装饰图案在纹样与纹样的装饰构图中,画面正中的图案可以是文字纹样也可以是另外两种纹样,画面构成主次分明,构成结构同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构成规律非常相似,通过主纹样在画面中央的位置和所占的比例大小来确定。辅助图案由多种不同构成方式,有将纹样相互交织组合而形成的综合构成,也有一种以单一纹样独立存在的构成方式,这种用单一纹样独立装饰的图案多使用于地毯装饰、女子头巾、男子的白帽装饰,具有较强的回族特色,它与阿拉伯奢华、细密的装饰风格相比显的简洁明快,是回族特有的标志性装饰元素。
三、回族装饰色彩的艺术特征
色彩知觉会引起审美主体的审美兴趣、审美情感。是装饰艺术风格的重要表现。色彩能让人感到愉悦,能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民族性,且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色彩的选择上,由于回族受伊斯兰文化尚绿的影响,装饰色彩多采用蓝、绿为基调。绿色是回族穆斯林喜爱的色彩之一,在他们看来绿色意味着生命,象征美好,因此在回族宗教建筑物上大量使用。无论是具有宗教性建筑清真寺、拱北的窗框、中堂,还是民居的家具装饰上,绿色都是被广泛使用的色彩,其整体效果单纯清爽,表现了一种清幽淡雅、富有生机的视觉特征。传统的伊斯兰色彩多采用对比色与邻近色进行装饰,形成了既庄重又赋有冲击力且的视觉效果,回族装饰色彩继承了这些传统,但更侧重于采用蓝、绿色彩的同类色和邻近色进行装饰。同类色是将色相相同,明度不同的色块、经过明度渐变调配,形成了变化无穷的色彩区域,构成了明度不同的装饰效果。而邻近色是将含有相同色相的色块组织在一起构成的图案、色彩之间相互穿插组合,但不改变蓝、绿主色调,构成更为丰富、明快的视觉效果。蓝、绿色块大面积使用形成了统一的冷色调,使整个装饰显的清雅脱俗,与伊斯兰富丽华贵的装饰效果形成区别,也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中丰富的色彩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回族特有的装饰风格。
回族美术装饰艺术在多民族交融下形成文化多元化,思想观念相互渗透和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回族视觉艺术风格。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清真寺的装饰艺术中,还是民居的装饰方面,都追求一种自然、和谐、清净、淡雅的审美风格。这些艺术风格的表现多采用几何纹样、植物纹样、文字纹样,以二方连续和单独纹样的装饰形式出现。色彩则以蓝绿为主调的装饰风格为主,突出了回族特有的艺术格调和浓郁的宗教特色。综上所述,回族装饰艺术作为回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一般装饰艺术的特质,又有其独特的民族审美影响下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回族的艺术观及对装饰艺术的审美情趣。
摘要：回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民族,其装饰艺术独具宗教性、民族性,特别是其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作用下对装饰纹样演变色彩构成艺术等方面的追求,呈现出了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及民族审美情趣。
关键词：装饰艺术,回族,伊斯兰文化,纹样构成
参考文献
[1]罗世平.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程全盛.阿拉伯图案艺术[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如何指导回族学生学好英语 篇10
1.创设语境
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运用, 因此教师课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和背景知识, 创设一定的语言情境, 帮助回族学生学习英语, 运用英语。例如, 在教学“The holiday”一课时, 笔者适时地邀请回族学生介绍自己民族的特色节日, 并把节日中特有的习俗说出来与全班同学分享。又如, 在教学“My family”一课时, 笔者让学生带上自己家人的照片, 向同学用所学的英语介绍家人。
2.结合语音教学, 解决单词记忆困难
大部分回族学生在单词发音上存在一定困难, 再加上他们在小学阶段没有很好地掌握英语单词的拼写规则, 所以他们在单词记忆方面存在比其他学生更多的问题。没有了语音和词汇作基石, 部分回族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了畏难情绪。因此,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以语音教学为切入点, 逐渐使回族学生掌握英语字母和单词的发音规律。
(1) 教师在刚开始的字母教学中就应该将字母教学和语音教学结合在一起, 让学生对英语语音有一定的概念。例如, 教学字母b时, 可以让学生先跟读[b]、[i:], 然后跟读[bi:]。教学26个字母时, 教师可以告诉学生, 每个字母都有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非常重要, 一个是它们作为“单身汉”时的名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母的读音;一个是它们在家庭中的名字, 是指字母在单词中的读音。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学生理解语音的概念时就比较容易。从教第一个单词时起, 教师就要认真地将一些常见的语音规则和单词的拼读规则相结合, 让学生真正地将单词的音形结合起来。例如, 在教bike时, 笔者先出示了like;然后, 让学生读mice、rice等单词, 掌握“i+不发音的e”发[ei]的规律。通过这种方法, 能让学生掌握单词的拼读规则。
(2) 自编绕口令, 辅助语音教学。教师还可以花一定时间和精力编一些语音绕口令, 这些绕口令应该尽量用简单的和比较常用的词汇。如用“Kate plays eight games”这类带有[ei]音的简单绕口令教学生操练[ei]的发音, 学生可以同时掌握发[ei]音的几种情况。
(3) 在平时的单词教学中, 教师要帮助学生总结单词中字母组合和元音字母的发音规律, 让学生通过语音规则来记忆单词。教师还可以适时地将单词记忆练习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如在学完季节类的词汇后, 教师可以当场设计练习题。
(1) Fill in the missing letters:s--s-n;f-ll;w--t--.
(2) Make new words by these letters:g/r/n/i/s/p (spring) ;m/r/e/m/u/s (summer) ;l/a/l/f (fall) .
这些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总结字母的发音规律, 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巩固旧知识, 内化语言知识, 也使得学生懂得了单词是按一定的规律形成的, 识记单词有一定的“捷径”, 这为有效记忆单词提供了较好的方法。
此外, 在纠正学生的语音时, 教师要多鼓励学生, 多表扬学生的进步, 不要在学生第一次读英语时就挑毛病, 更不要嘲笑讽刺和挖苦学生, 千万不要让学生在刚开始学习英语语音时就形成英语学习的焦虑感。
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笔者, 要想指导回族学生学好英语, 除了爱岗敬业, 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和勤奋工作的精神外, 还要不断地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 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这样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