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西部

2024-07-18

和谐西部（精选三篇）

和谐西部篇1

一、乡村关系出现不协调问题的经济原因

在建设新农村的新形势下, 由于农业税取消后, 一些附加在农业税的费用无法继续收取, 一些乡镇为实现自己所承担的目标任务, 想方设法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控制, 从村内汲取实现目标任务所需的各种资源;有的借口规范村级财务, 通过“村财乡管”模式, 把本来应该属于村管理的村级财务收归乡管, 越权干涉村级财务;还有的在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截流本该发放给村级组织与村民的资金, 凡此种种都诱发了乡村关系的冲突。政治问题的根源大多在于经济领域, 政治体制与行政体系中出现的病症往往都可以在经济领域找到病原体, 乡村关系不协调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二元经济结构下乡村经济落后是乡村关系难以实现良性互动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近3 0年来,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 但城乡分割的体制仍未被彻底打破, 城乡发展之间二元经济鲜明反差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乡村经济不发达, 乡财政税收收入少, 入不敷出是许多乡存在的普遍现象。一些地方因地处山区, 干旱缺水, 用水成本很高, 再加上种子、农药、化肥、农业税等费用的攀升, 使农业收益极低, 有时甚至亏损;许多地方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 留在农村务农的多为“胡子军”、“童子军”和“娘子军”, 一些地方出现了撂荒地现象;在贫困地区, 村级集体经济多空壳化, 村级收入很少, 村委会无力搞一些公共设施建设, 村干部经济待遇很低, 村委会发挥自治功能受到了一定限制。经济落后, 税源不足, 使乡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过多的向农民集资收费, 滋生出许多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 这是当前乡村关系出现不协调的根本原因。

2. 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乡镇财政困难是乡村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

实行分税制后, 由于主要收入被中央相对集中, 省、州市和县区同样采用相应的办法集中财力, 各级政府之间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而层层挤压的结果, 使乡镇成为最大得利益受损者。在西部整体经济较落后、各级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并不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执行到国家行政的末梢——乡镇政府, 其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支出缺口很大, 乡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是西部落后乡村的基本状况。在新农村建设中, 从实际而言, 许多项目是农民迫切需要的, 但需要并不代表所有项目都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欢迎, 态度主要取决于项目的资金来源。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乡镇政府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村委会, 从村庄汲取财政资源, 在集体经济近乎无的现实下, 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其必然逻辑结果。这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相违背, 自然会受到村委会及村民的抵制, 由此引发乡村关系的紧张。

3. 乡镇机构改革尤其事业单位改革滞后是影响乡村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因

在西部许多地方, 乡镇财政支出中工资支出所占比例过大, 由此使人们联想到乡政府机构膨胀、冗员过多是造成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显得有点儿表面化了, 其实在西部许多地区, 在财政紧张的压力下, 乡镇党政机构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 (当然需要进一步精简)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村事业单位尤其是学校改革滞后, 冗员过多, 国家尽其最大努力向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一部分被冗员所占用,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通过向学生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成为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一条重要途径。事业单位改革滞后, 人头占用费用过多, 使在乡镇一级的吃饭财政局面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 无法向公共财政转化, 导致新农村建设的许多项目难以进行, 使乡村关系趋于复杂化。

二、改善乡村经济状况, 促进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因此, 从根本上说, 改善乡村关系要靠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理顺乡村经济利益关系来实现。

1. 统筹城乡发展, 壮大乡村经济

在西部落后乡村地区, 许多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 发展是硬道理, 要理顺乡村关系必先“富民”。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乡村经济发展是理顺乡村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只有西部乡村经济真正发展壮大起来, 农民真正地富裕起来, 乡村组织的财政、财务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得以缓解, 才能为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当前的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初次分配中减少农产品交易税费负担, 在再次分配中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向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尊重农户市场主体地位, 发展特色农业, 积极推进农村产业化经营;支持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组织, 推进农业种植结构、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尊重农民意愿, 着力减轻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类负担;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规范劳动力市场, 多渠道扩大农民转移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落后地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 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技术支持等方面,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支持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的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对农民所承包土地、荒山、荒地的收益实行严格保护;加快乡、村两级所属企业的产权改革, 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 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推动企业的发展。

2. 改革财税体制, 使乡镇成为一级财政主体

无论宏观统计还是微观考察都表明, 当前许多乡镇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乡村关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可以从财政紧缺的环境和压力中得到部分解释, 改善乡级财政状况是改善乡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乡镇财政困难既有自身原因, 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原因, 其中不少因素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就目前而言, 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进行中央和地方的税种分摊机制的改革, 适当将一部分税源广、易收的税种分给乡政府; (2)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增加中央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 (3) 提高承担基础教育职责的政府层次, 确保对乡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全额到位; (4) 建立严格的乡镇财政预算平衡约束机制, 大力压缩办公经费, 减少不合里开支, 杜绝在新农村建设中为追求政绩而乱铺摊子、乱上项目的行为。通过以上改革, 使乡财政成为一级真正的财政主体, 避免由于乡财政陷入危机而向村级组织和村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出现。

3. 精简乡村机构尤其是事业单位人员, 减少费用开支

乡、村两级组织的职能是通过其机构运转来实现的, 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 对于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至关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现行体制下, 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及县以上政府机构设置, 对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乡镇而言, 机构、人员的精简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只有自上而下才有成效, 所以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必须通盘考虑, 科学规划, 转变职能和工作方法, 精简机构和人员, 以便于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 为乡村机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乡镇要从西部落后地区的实际出发, 按照强化信息处理、综合协调, 淡化直接的经济管理职能原则, 将党政机关和所属站所融为一体, 按照职能分类归口, 组建设立四办一部。把原来的办公室、组织、人事、宣传、统战、综治、司法等部门合并为党政综合办;把民政、土地、文化、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管理站、水利站等合并为社会发展办;把经管站、财政所、企管站、统计所等合并为经济发展办;把计生办、计生服务站、流动人口管理站合成计生办;另外, 还有乡人民武装部。这样调整归类, 隶属明确, 上下统一, 避免机构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同时, 要加快对乡镇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 将不适宜由政府履行职能的事业单位推向社会, 对必须保留的事业单位坚持裁汰冗员, 严格控制教育部门非教学人员比例。近年来, 西部落后地区在乡镇机构改革中裁撤、合并了一些乡镇机构,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镇财政危机。因此, 在村级干部工资、经费由乡镇财政支出的特殊情况下, 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裁撤、合并行政村, 减少村级组织的总数量, 从而减轻乡镇财政负担, 最终减轻农民负担。

总之, 要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根据西部乡村落后地区的特殊经济情况,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发展壮大乡村经济, 改革完善财税体制, 加快乡镇机构尤其是事业单位改革, 切实缓解乡、村组织的财政、财务压力, 为推进乡村关系和谐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摘要：在西部落后乡村地区, 由于经济十分落后, 使乡村财力十分薄弱, 许多新农村建设项目因资金缺乏而无法实施, 进而导致乡村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协调。要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采取壮大乡村经济、改革完善财税体制、加快乡镇机构尤其是事业单位改革等措施, 切实改善乡村经济状况, 推进乡村关系走向良性发展。

关键词：乡村关系,和谐

参考文献

[1]邹静琴: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调适与重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1) :30～35

和谐西部篇2

西部寄宿制学校的建立，有效克服了人口高度分散与教育需要相对集中的矛盾，使许多高度分散的学子，以寄宿的方式集中起来组织教学。这无疑使得宿舍管理工作成为了重要环节。宿舍就是“第一社会”、“第一家庭”、“第三课堂”。宿舍虽小，影响却大，因此，要建设和谐文明的校园，首先要从宿舍建设做起。学生宿舍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是学校稳定、发展的前提。所以，探究一条和谐宿舍管理新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和谐宿舍的准则

中学生是一个知识水平低的群体，因此在特定的人际关系群体和特定的交流范围中，它会逐渐形成除了宿舍本身所拥有的物质条件特色外，更重要的是拥有了其他和谐，文明、健康的特色。

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中学学生宿舍，应具备如下条件：宿舍应以中学生生活的基本要求为出发点，要符合国家配备标准，且通风安全，卫生清洁；开展宿舍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宿舍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有序，保持宿舍的整洁卫生，管理人员配备合理，敬业负责，无安全事故发生；应当建立创建“文明宿舍”的长效机制，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活动开展得富有成效，树立相互帮助、相互共荣的团队意识，形成健康高雅的宿舍文化氛围。

切实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学阶段是中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中学生发展自己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的最佳时期。和睦的宿舍如同和睦的家庭，宿舍就是避风港，是力理的源泉，这让学生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提供信心和力量、情绪低落时提供诉说的场所，平时，学校和都把学生的学习作为中心任务，忽视了学生的适应能力尤其是为人处世方面的培养，常常把宿舍当成一个睡觉的窝儿，那么，宿舍成员就不会有归属感和自豪感，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的学生很有可能形以自我为中心，考虑个人得失多，性格变得孤僻。

创建“和谐、团结、友爱、文明”环境。寄宿制学校，宿舍已经成为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和思想教育阵地，积极营造出一种健康快乐的宿舍新生活，使宿舍成为学生美化生活、优化环境、独立人格、健康身心的成长与成才摇篮，同学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最终达到和谐

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青年因着共同的“志愿”而走到—起来了，在窄小的宿舍里，进入同+宿舍，大家便是“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以礼相待。这就是团结友爱。

一个宿舍环境的产生、发展、传播、变迁乃至最后的消逝始终还是与中学生的生活紧紧相连的。优美整洁的宿舍环境靠大家用双手去打扮和维护，团结友爱的宿舍人际关系靠大家用心去付出和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宿舍建设靠大家用美德和智慧去营造和发展。我们要坚持健康的思想性原则，促进其健康活动的开展。

和谐文明宿舍的管理模式构建

和谐文明的宿舍文化对中学生成长成才有着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我们有必要建立一条以学生为主体、以宿舍为阵地、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为主要方式，以辅导员和班主任管理相配合、深入了解为辅助途径的管理新模式。

建立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机制，共同培育呵护文明宿舍。宿舍管理和服务工作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需要很大的付出的工作。学校不但要足额配备专门的生活管理人员，而且教师的工作也具有很大的双重性，一方面要教好学，另一方面还要尽到父母和兄长的责任。只要学生在学校，老师就要如同其父母一样从生活细节、习惯养成、穿戴冷暖都要一一关心呵护。这不仅是一种工作量的体现，更是一种情感的付出，爱心的奉献。这就使得我们在学生寄宿管理上，一方面必须落实好人事编制上的“定额加附加”的核编办法，以保证必要的生活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学校要切实推行全程、全面、全员的“三全”管理办法。要从学生入学到离校的全部过程都有管理任务，学校的每一个场所、学生的每一个方面都有管理约束机制，学校从校长到每一位员工，都有管理学生的具体岗位和职责要求，要这些岗位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之中促进全员管理效度。

发挥团员和舍长的积极模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激发活力，树立“团员宿舍”牌，增强这些同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同时带动周边宿舍把宿舍建设好。

男外，进一步发挥宿舍舍长的作用，制定舍长报告制度，明确了舍长的职责。舍长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政教处或宿舍管理老师报告，问题也会得到及时处理。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管理者对学生的情况了解得更全面、更及时，畅通了信息反馈渠道，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保证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进行。

以各项规章制度为准则，实现学生思想和行为教育的规范化、高效化、合理化。重视宿舍管理章程建设，完善制度建设体系，实现向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延伸。一是完善宿舍管理人员工作制度，制定岗位责任的量化考核办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二是推进平安宿舍创建制度建设，明确安全保卫的机构和责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学生自我管理的运行机制，从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卫生习惯等方面，建章立制、明确责任來提高中学生宿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四是制定完善的宿舍公约，使每个宿舍成员消除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倡导文明健康的言行举止。

建立和完善对学生宿舍管理的监督和评估系统，是强化学生宿舍管理的有效措施，也是把宿舍管理工作推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正确途径。在住宿学生中开展“评优”、“评佳”活动，使得文明宿舍、优秀学生成为广大寄宿生学习的榜样，更进一步地激起学生争当“优秀寄宿生”、“十佳寄宿生”的热情，从而自觉净化自己的言行，遵守宿舍纪律。

和谐西部篇3

自然资源越丰富,生态环境越脆弱,这一现象在我国西部地区体现尤为明显。广袤的西部地区储藏着大量的天然气、煤炭、铁矿石、水能等资源,据统计,全国三分之二的石油可采储量、83.9%的天然气储备、38.6%的煤炭储量、23.9%的铁矿石储量在西部地区,全国76.85%的水能资源可开发量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还拥有全国40%以上的森林[1]。勿庸置疑,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与能源战略基地”,是我国“生态战略屏障”,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

但是近些年,西部的生态环境现状却令人堪忧,一方面全国大规模向西部索取资源,环境恶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西部贫困人口为了生计而加剧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构建和谐西部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又能有效保护环境是一个重要战略课题。为解决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是笔者认为,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只是暂时性和表面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大力推进“生态补偿”向“生态赔偿”转变。

二、西部生态环境与“生态贫民”

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生态贫民”的贫困程度无以复加。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5年,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82.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7%,青海省草原退化面积已达440万公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遭严重破坏的达973万公顷,四川若尔盖湿地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92.87万亩,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7.6%,并以每年11.65%的速度继续沙漠化[2]……由于生态植被大面积遭到破坏,西部地区1000多万人吃水长期处于困难的境地。全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贵州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该州森林覆盖率高达60%以上,60%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但良好的生态资源并没有改善在此居住的农民生活。全州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达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人口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6%和33%,有4.5万人还住在茅草屋内[3]。另据统计,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60%左右的贫困县和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

实际上目前西部“生态贫民”面临着要“环保”还是要“温饱”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沼泽,耕地是越来越少,农民失去了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农民为了生存,大量开垦坡耕地,大片被开垦出来的坡耕地严重破坏了山体和植被,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4]。

三、推进“生态补偿”向“生态赔偿”转变的原因

所谓生态补偿机制,普遍认为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受益人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遭受损害者支付相应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5]。但是这种机制的建立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补偿”向“生态赔偿”转变,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一,“生态补偿”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歧视性。“补偿”这一说法显示补偿者和被补偿者两个主体的不平等,是“强”和“弱”的两个不对等主体,强者对弱者造成了伤害,处于同情或悲悯,给予一定补偿,使对方心理和精神起到一定安抚作用。再者补偿可以有多有少,没有制度、法律对补偿主体起到约束作用,甚至可以不给。反过来,“赔偿”则是在两个对等的主体之间进行的,谁损害了我的利益,谁就该赔偿我的损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对于赔偿的方式和额度,被赔偿者有一定的谈判权和发言权。

第二,“生态补偿”这一概念不承认生态环境市场化地位,不承认生态环境商品化属性。“生态补偿”是一个不考虑生态环境价值属性的传统概念,其实大家都公认环境问题本身就是经济问题,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是一种特殊商品——“生态商品”,我们应该承认其市场化地位。而“生态赔偿”就带有一定市场经济色彩,承认“生态商品”的客观真实性,体现出环境公平、公正的含义。

第三,“生态补偿”是一个行政概念。“生态补偿”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补偿”一般发生在“强”和“弱”的两方,更多时候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对民众之间,强烈的行政色彩使得生态环境的价值“荡然无存”,完全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的判别标准划分

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应该坚持两个主要原则: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污染)谁赔偿。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之间的判别也要有一个标准,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判定:第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正外部性是“生态补偿”的范围;第二、由于资源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发展机会的丧失是“生态赔偿”的范围。

从环境经济学理论来看,如何内化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外部性是确定生态补偿依据和标准的基本原则。所谓正外部性,亦即重要生态功能区或流域保护中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改善和增值,也叫外部经济性。在正外部性条件下就会出现“我花钱栽树,他人免费乘凉”、“墙里开花墙外香”,出现环境这一公共产品“搭便车”现象,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受益的不只是西部地区,而是全国甚至是世界。对于生态环境产生的正外部性,国家应采用生态补偿的方式对西部地区进行经济补偿。例如,长江上游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这一区域的居民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了贡献,国家可以采取区域补偿的方式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偿。

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等生态保护活动产生负外部经济的条件下,“生态成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为了内化外部不经济性而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中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所谓“额外”成本是指赔偿主体在资源开发中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污染及其对当地居民生存和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了恢复生态环境而投入的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成本;例如,上游企业对河流水体造成了污染,污染的水体对下游居民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和不利影响,那么该企业就应该对其进行生态赔偿。所谓“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是指被赔偿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限制了一些污染和破坏生态的产业发展,退耕还林、还草等对耕地的占用等行为给当地居民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例如,若尔盖湿地沙化的重要因素就是过渡放牧[6],为了避免造成若尔盖“湿地悲剧”,就必须减少牲畜的数量,限制牧民的过渡放牧行为,这必然会对当地的牧民收入造成一定影响,理应对其进行生态赔偿。

综合上述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判别标准来看,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都集中在生态赔偿层面上,大多属于生态赔偿的范畴,所以应大力推进生态赔偿的进程,从而实现生态环境问题的法律化、市场化。

五、建立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的对策思考

关于“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标准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理论上讲,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是确定补偿和赔偿的真正依据和标准,但是生态价值货币化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如下;

1、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推进生态补偿或赔偿的法律化。

生态环境补偿或赔偿必须建立在法制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法律手段,为加强生态保护立法,而且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具体的补偿和赔偿标准也必须通过法律给予明确规定,以立法形式确立完善的、统一的生态补偿、赔偿机制,是确保在公平、合理、高效的原则下,落实环境保护的最有效手段[7]。

2、定量评估生态环境货币化价值。

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定量评价一直是困扰该问题的核心,如何定量评价生态环境的市场价值涉及到工程技术难题,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应尽快研究生态环境货币化价值定量评价标准和方法,为解决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问题提供技术保障。

3、探索生态环境的市场化模式。

采用市场化资源配置手段,确定生态环境的商品属性,积极探索环境权益的交易机制和模式,并选择一定区域试点推进,逐步将生态环境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摘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的重要战略决策。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生态保护区的农民逐渐成为“生态贫民”，为此专家呼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只是暂时性和表面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大力推进“生态补偿”向“生态赔偿”转变。

关键词：和谐西部,生态补偿,生态赔偿,生态贫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