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信贷（精选三篇）
正规信贷 篇1
关键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行为
一、引言
正规金融是指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目前,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邮政储蓄机构。
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 农村资金需求也大幅增加, 然而, 作为重要的农村资金供给主体之一的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发展缓慢 (见图1) , 对农业支持明显不足, 以2006年为例, 我国GDP为209407亿元,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GDP之比1.07∶1。而第一产业GDP为24700亿元, 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量与GDP之比为0.49∶1, 单位农业GDP获得贷款支持明显偏低。另外,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金融现象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正规金融农村信贷发展缓慢, 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农村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构建, 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正规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 妨碍了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进程。因此, 研究农村信贷市场上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 对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素质, 解决我国农村的金融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对农业类项目更为严重的信贷配给行为
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信贷配给行为, 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市场上, 实施配给行为的倾向更为严重。这里主要用贷款利率与银行期望收益的关系曲线来说明这种行为。
1.贷款利率与银行期望收益的关系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贷款利率提高对银行的期望收益存在两种效应, 一是利率的上升, 会导致银行期望收益的上升, 这是利率的收益效应。二是利率上升时, 由于信贷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银行不能观察到借款人的投资风险, 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 (逆向选择行为) , 或者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 (道德风险行为) , 因此, 银行信贷的平均风险会上升, 导致银行期望收益下降, 这是利率的风险效应。[1]因此当贷款利率变动时, 银行信贷的期望收益变动等于利率的收益效应减去利率的风险效应。
当利率较低时, 利率的收益效应大于风险效应, 随着利率的上升, 银行期望收益会上升;但当利率升高到一定程度时, 利率的收益效应等于风险效应, 此时, 银行的期望收益达到最大;当利率继续升高时, 利率的收益效应小于风险效应, 随利率的上升, 银行的预期收益会下降。因此, 贷款利率与银行期望收益的关系如图2所示。
2.农村信贷中的配给行为
农村信贷市场作为整个信贷市场的一部分, 它既有信贷市场共同的特点, 又有其信贷自身的特点。
(1) 由于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弱质产业, 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 其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要低于其他项目, 银行从其项目中获得的期望收益也要低于其他项目, 因此对于相同的贷款利率, 其收益效应要小于其他项目。
(2) 我国农村融资主体规模小, 风险较大, 申请和审查成本都较高, 产品和技术落后, 治理结构不规范, 讲信用不够, 特别是财务信息不透明, 在农村信贷市场审查借款人的资质和监督借款人的活动等都需要更高的成本, [2]信贷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使银行信贷风险上升。因此, 银行对于农业类项目贷款的风险效应远大于其他项目。
农业类项目的贷款利率与银行期望收益的关系曲线要低于一般项目的曲线 (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利率水平较低时, 银行从农业类项目中所获得的期望收益的上升对贷款利率上升比一般项目更不敏感, 而在利率水平较高时, 银行从农业类项目中所获得的期望收益的下降对贷款利率上升比一般项目更敏感, 因此相对于一般项目而言, 农业类贷款项目的利率对于银行期望收益的影响要比较小, 银行在对农业类项目会更倾向选择信贷配给行为。
三、信贷制度改革导致的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的行为
高效的信贷制度安排应该是制度供给者和需求者相互选择的结果, 也是信贷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相互选择的结果。然而, 我国金融机构农村信贷改革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非需求导向型的过程, 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供给。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在安排农村信贷制度时, 主要考虑满足信贷资金供给者的需求, 忽视了信贷资金需求者的需求, 从而表现出农村信贷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 并存在较为明显的市场化收缩效应, 使得原本不足的农村信贷资金供给更加滞后于需求, 农业信贷供求失衡的局面更加严重。农村信贷资金供给对农村信贷市场均衡的作用过程如图3所示。
假定农村信贷市场只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金, Q代表农村信贷资金量, r代表信贷利率, S代表资金供给者 (金融机构) 的资金供给曲线, D (主要是农民) 代表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曲线。资金的供给者的原有资金供给曲线为S0与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曲线是D, 二者形成的均衡是 (Q0, r0) 。
政府出于某方面的考虑 (如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效益较低) , 而减少了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 其结果是, 对应于相同的利率, 农村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减少, 则其资金供给曲线会向左上方移动, 此时形成的均衡是 (Q1, r1) , 可以看出, 在农村信贷市场上, 均衡的信贷利率提高了, 信贷资金量减少。实际上, 由于我国对信贷利率的控制很严格, 因此利率应还保持在r0的水平上, 此时对应的资金需求保持不变, 仍为Q0, 而此时的信贷资金供给为Q2, 此时的资金供给缺口为Q2Q0, 由此可见, 在我国控制信贷利率的条件下, 缩小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会产生更大的资金缺口。
以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机构为例, 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机构是基于对成本、收益和防范风险等多方面的考虑, 其基本原则主要是以经营效益为出发点, 对规模不经济、资产质量差、包袱沉重、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的机构进行逐步的撤消与合并。许多地区在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撤出以后, 只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着当地的金融服务工作, 降低了当地的资金供给和金融服务质量, 使农村经济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上面的模型分析是假定农村只有正规金融一个融资渠道, 实际上, 由于各方面原因,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已经广泛存在, 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产生的缺口会由非正规金融填补, 这也是非正规金融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四、自身既得利益导致的不合理的信贷行为
旧有制度安排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的既得利益与产权结构密切相关, 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 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 阻碍选择新的路径, 哪怕新的体制比现有体制更有效率, 在改革中表现出限度维护自身利益的产权偏好 (David, 1994) 。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正规金融体系的组成机构, 按农村金融改革的设想,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将分别承担商业性、合作性和政策性功能。而这些金融机构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经营管理行为与其向农村提供资金的职能相矛盾, 因此不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这种分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3]
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在县域农村内有营业网点的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但其并没有真正承担起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 制约农业发展银行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有:
(1) 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 农业发展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经营管理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其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
(2) 作为政策性银行, 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 由于资金拨付有限, 且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致使其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 使筹资成本上升, 降低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内在发展动力。
(3) 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 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问题, 业务范围太窄。虽然银监会在2004年批准其可以开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加工企业、储备化肥等多项商业化信贷业务, 但目前县域农村内的农发行各分支机构开展商业性支农信贷业务处于起步阶段, 开展商业性贷款的管理经验还不完善, 业务范围和贷款投放量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2.中国农业银行存贷款的影响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加快,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中国农业银行在“一分一脱”后, 实行商业化经营, [3]在组织机构方面实行了“收缩农村, 拓展城市”的战略, 撤销了大部分农村营业所, 自1996起全国农业银行共撤并机构26584家, 占其1996年机构数量的40.3%。目前, 农业银行农业贷款只占10%左右, 而且越来越少。
3.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不足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分支机构最多、惟一一个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和机制问题, 能够有效地向农村输送资金的农村信用社数量十分有限, 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严重不足。并且农村信用社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 通过“农转非”把资金更多地投向获利机会较大的非农领域, 并以上存资金、网上拆借和购买国债等方式转移资金。
4.农村邮政储蓄快速发展, 加速了农村金融资源的转移
首先, 邮政储蓄通过吸收存款, 存于央行赚取利润, 将农村仅有的资金“倒流” 城市, 使本来就紧张而缺乏的农村金融供给市场更加恶化,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邮政储蓄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纯福利享受者, 加重了农村信贷市场的供求矛盾。尽管2006年以后, 有少部分地区正式开办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试点业务, 但目前大部分县域地区邮政储蓄机构仍然不能办理贷款业务。其次, 邮政储蓄的性质不明, 监管不力。邮政储蓄局属于邮政部门的内设机构, 而邮政储蓄网点又属于金融机构, 央行的监管很难实施。
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
(1)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由于农业产业自身特点及农村融资主体的特殊情况, 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类项目会产生更为严重的信贷配给行为。
(2) 由于信贷制度改革忽视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 片面强调供给者的利益, 造成了农村信贷市场上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不足的行为。
(3) 正规金融机构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 促使其做出不合理的信贷行为。
2.启示
(1) 严格规范农村信贷的决策机制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一是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相应的信贷政策来确定农村贷款的投向并提高投资评估的科学性, 使农村金融机构独立决策、独立审贷。二是建立完整的风险监控、补偿和转移机制, 规避农村贷款风险。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使得农业信贷具有高风险性, 严重制约着农业信贷的发展, 削弱了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效应。因此, 建立农业信贷风险控制制度, 对增强农村金融基础, 提升农业金融支持效应, 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2) 建立农村贷款的政策保障机制。
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营效益受到影响的农村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补偿, 从利益上鼓励农村金融部门增加农村信贷投入, 以增加农村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政策性金融中的政策性信贷 (如粮油棉收购专项信贷资金、扶贫贷款、康复扶贫贷款、边境贫困国营农牧场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林业贷款、治沙贷款、专项基本建设贷款、专项技术改造贷款) 等实行封闭运行与封闭管理制度。
(3) 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信贷金融体系。
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承担起农村信贷投入的主体责任, 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 探索适合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2]李芸.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与制度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 2002, (07) .
[3][4]严瑞珍, 刘淑贞.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分析与改革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 2003, (07) .
正规信贷 篇2
摘要：运用企业主的传统社会资本分析了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企业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任机制使得非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降低，合作效率提高；规范充当了非正规信贷的社会担保品，对非正规信贷有着强的社会约束力。但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闭合”和内外有别的信任水平使得企业信贷融资范围被人为“锁定”在特定的对象，形成嵌入性依赖。
关键词：非正规信贷；嵌入性；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5—0041—04
嵌入是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则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和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的变迁路径过程实质上也就嵌入了行动者关系与社会宏观结构的双重层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视角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便转化为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嵌入性依赖。嵌入性已被看作是沟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企业行为进行解释最有潜力的概念，但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已有许多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同见解，指出嵌入性概念暗指经济交换往往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不是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们中间；同弱关系假设相比，嵌入性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实际上，嵌入性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本文借用嵌入性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农村中小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非正规信贷现象，且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具有自我强化倾向，存在路径依赖的特性。
一、非正规信贷的产生根源
非正规信贷相对正规信贷而言，显然在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对当事人的约束等方面具有许多非正式、不规范的特征。具体地，私人间借贷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关系的基础之上，即使规模大一些的民间金融组织借贷也是由小范围的亲友、邻居等熟人借贷圈发展而来。从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源来看，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利用声誉机制对借款人进行监督。基于人缘、地缘而拥有的对借款者的信息获取优势以及由于借款人社会身份形成的“声誉机制”，使得非正规金融得以顺利开展。因此，非正规金融具有比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降低借贷的信息搜寻、信息获得成本，在降低营运成本的同时还减少了违约带来的风险。显然，这种传统民间信用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的发展。在传统封闭经济状态中，人们通常受地域限制而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互助关系，这种互助关系是基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构成的，民间信用的产生正是利用了系统内这种特殊主义来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融资需求。
从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源看，尽管前人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实际上都说明了非正规信贷与“熟人社会”的吻合性，也即非正规信贷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内嵌于借贷双方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非正规借贷主要发生在相互熟悉的社区，借贷双方彼此知根知底，各自不仅了解对方的才干与人品，而且清楚对方的身世、财产及亲友关系，贷款人通过人缘、地缘等获取借款人的信息，在此，借款人的名声及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取代了传统的实物或金融抵押，成为非正规借贷的基础。如果借款人违约，将受到声誉丧失、社会排斥等严厉的社会惩罚。因此，非正规信贷的运行机制是利用当地固有的信息、社会网络和关系进行履约，而这些是具有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属性。
二、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的机制分析
不同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农村中小私营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企业主在企业中的作用尤其突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融资等决策的关键人物，企业主作为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键“接点”，必须有能力为企业获取所需资源。因而，企业主社会资本在农村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企业主传统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相对封闭、信任具有差序格局、传统规范约束力强等特性，因此，本文将从构成企业主传统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信任、规范角度对农村中小企业获得非正规信贷的内在逻辑机理进行剖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的根源。
(一)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所需的信息大致包括企业主个人信息和企业经营信息，其中，企业主个人信息是一种人格化的信息，只能被熟人所掌握和了解；企业经营信息是非人格化的信息，企业主为了控制企业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通常对企业经营信息建立一种保密机制，不对外公开披露真实信息。因此，除了企业主的“自家人”、“自己人”以外，“外人”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信息。显然，在信息不规范化的情况下，信息的交流将受到极大限制，信息的扩展借助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或者通过扩大的血缘、地缘和人缘等的联系纽带传递，这时相对应的融资交易方式是家族和网络型融资。这种家族和网络型的非正规信贷融资方式需要借助于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即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呈现“差序格局”的企业主人际关系网。贷方通过企业主的人际关系网络了解企业主的信息，包括企业主个人的人品、经营能力、还款来源以及企业主及其家族的关系、财富等信息。因此，与企业主越亲密、联系越密切、交往越频繁的亲友、邻居、同学等越容易获得信息，使得信息在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地缘关系的网络之间传递效率更高。在这个意义上，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知根知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由于非正规信贷多发生在熟人和亲友之间，借贷所需的信息收集是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是日常生活的副产品，信息主要通过闲言碎语(gossip)方式进行收集和传递，信息收集费用很低。即使交易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服务的地域范围较小，日常生活是其交易信息收集的主要途径。因此，民间借贷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日常的人际交往，“熟人社会”中特有的信息搜集、甄别等优势，以较低成本收集信息，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农村中小企业正是通过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获得非正规借贷。由于处于创业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抵押能力严重不足，企业主个人及家族的关系、信用等财富是外部投资者最看重的因素，并发挥了“担保”功能，而企业主个人及家族的财富信息通过企业主的关系网络进行传递，因此，对这个阶段的企业来说，企业主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存续时间的延长，企业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企业主交往半径的不断扩大，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以血缘、
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关系或泛家族关系仍然发挥了主要作用，网络呈现相对的“封闭性”，因此，企业主所具有的特殊关系网络为企业所能认同的融资对象范围本能地设定了地域界限和空间边界，最终使得企业融资范围呈“闭合状态”。因此，对于创业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大为降低，但是，通过企业主关系所达成的借贷契约还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使得较为成熟的企业仍然使用非正规信贷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形成企业对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
(二)信任机制
与企业主内外有别、“差序格局”的特殊信任结构相对应的，企业的信贷融资交易半径局限于企业主的关系网络内，融资的对象为近亲、远亲、乡邻、朋友等，并以亲友为主。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内，企业主与网络成员的互动是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这种信任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双方重复多次交往，彼此知根知底，因而，企业主的信任水平间接地衡量了其他网络成员对企业主的信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不仅能够提高借贷双方合作的效率，还能够降低借贷成本，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假定有资金融入方(企业主)甲和资金融出方乙，乙借款给甲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为I，甲得到资金后运用资金的净收益为NI，乙对甲的信任概率为P，不信任概率为1—P，乙根据对甲的信任情况决定贷款与不贷款。乙对甲信任则贷款，概率为P，乙对甲不信任则不贷款，概率为1—P。则：甲的期望收益为R甲=P×NI，乙的期望收益为R乙=P×I-(1-P)×I。乙对甲的信任度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双方不完全信任，乙对甲的信任度低，设P=O.3，则甲的期望收益为0.3NI，乙的期望收益为－O.4I；第二种情况，如果双方不完全信任，乙对甲的信任度高，设P=0.8，则甲的期望收益为O.8NI，乙的期望收益为0.6I；第三种情况，如果双方彼此信任，设P=1，则甲的期望收益为NI，乙的期望收益为I，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可以看出，在双方不信任情况下，双方的收益都会遭到损失，无法达到最优状态。由于非正规信贷发生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借贷双方已经培育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信任，从而使得非正规信贷的成本降低。这对于创业初期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尤为重要。
但由于企业主的信任呈现内外有别、“差序格局”的特殊信任结构，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必须依附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具有边界范围，其作用力与有效性难以超越“熟人”社会范畴，因此，这种特殊信任关系使得企业主不能把关系网络内的借贷优势与借贷效率扩展到网络外，企业的融资范围被“锁定”在非正规借贷内，形成企业与外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方面遇到障碍。因此，即使对于已进入较为成熟阶段的农村中小企业也很难突破对非正规信贷的依赖性。
(三)规范的约束机制
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网”执行着非市场化的社会交换功能，“人情”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是习俗所认可的人际交往准则。“人情”相当于“礼尚往来”中的“礼”。作为交往规范的礼(人情)必须是，我来拜访你，你应该回访我；拜访你时，我随身带着物品送你，你请我吃饭，那你回访我时，也须带有物品，我也要盛情款待你。“人情”意味着交往中要讲究“礼尚往来”而不能无“情义”，这种伦理道德已经形成乡村的文化习俗，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可见，“人情”往来是发生在熟人之间，是关系取向下的人际交往潜规则，使得乡村社会的借贷也带有浓厚的“人情”味。借款方恪守“有借必有还，借贷必相等，或者还要额外偿还人情债”的准则。因此，对于农村的企业主，不仅通过“人情”关系获得信贷资金，还可能因“人情”作用获得无息借款，当然，企业主必须偿还因“人情”获得的借款，否则，在乡村社会就会被其他人说“坏话”(乡村信息传递速度快，大家口口相传)，留下坏名声。
“顾面子”成为一件与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当中国人主观地觉得“失去面子”时，他的自尊心会受损，造成情绪的不平衡。因此，个人平时不仅要消极地“维护面子”，而且要积极地运用种种的“面子工夫”来“争面子”。由于个人是家族链条上一个摆脱不掉的分子，因此其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事业功名、做官掌权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的期待并由此可以沾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做的事符合家族众人的期待，那么不但自己感到非常荣耀，其家人也会感到骄傲，并同他分享荣誉和资源；反之，如果他做的事情或选择违背了家人对他的期望或以失败而告终，他就感到羞耻，丢脸，不愿回到家人群体中，以免被家人羞辱或让家人在当地感到无地自容。因此，农村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其行为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为了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给整个家族争“面子”。
农村中小企业的非正规信贷合约是一种私人契约，具有非市场化的交换功能，实行“非等价交换”原则，因而，传统的家族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合约的执行约束力更大。因而许多无法通过法律机制来执行的非正式合同的交易行为则由信誉机制来保证完成，所以信誉可以理解为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合约的承诺。信誉是一种社会资本，可视为由社会公众所形成和持有，行为者(即信誉主体)因诚实交易、信守合约、真诚合作而赢得的声誉。本文无意去区分信誉、声誉、名声、面子等含义，在此认为这几个概念都表达借款方诚实履约而获得的良好社会效应。企业主作为借款方有激励建立诚实的声誉，进而保证借贷合约的执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熟人社会借款方的声誉信息易于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的社会惩罚力。这种惩罚即使不能施加于借款方本人，也可以通过家族成员而实现。惩罚力度之大以致于违约者无法在当地立足，甚至再也不能得到贷款。可见，声誉在非正规信贷中有着社会担保的作用，声誉好的企业会获得非正规信贷，并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三、小结
正规信贷 篇3
一、“尤努斯模式”和“郁南模式”概况
1.“尤努斯模式”概况
1976年, 孟加拉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不忍赤贫妇女受到中间人的盘剥, 自己掏出27美元借给42个村妇, 帮助他们摆脱了“契约奴隶”的身份, 由此开始, 尤努斯创立了以穷人为客户的小额贷款模式。1983年, 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 (Grameen Bank, 简称GB) , 又称乡村银行或“穷人银行”, 其创办的目的是为孟加拉的穷人提供更多的小额信贷服务, 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本文称之为“尤努斯模式”。
经济学家出身的尤努斯创办穷人银行, 是因为他形成了不同于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接纳被银行拒绝的穷人, 穷人贷款者是诚实可信的, 穷人本身具有生产技能。尤努斯也把这样的理念具体化为贷款原则, 指导以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的所有穷人银行的经营运作。格莱珉银行94%的股权由穷人所有, 只有6%由政府所有。穷人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物、连带担保等, 也不需要付法律责任。甚至连乞丐也能借钱。调研资料表明, 目前, 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成立了1277个分行, 遍及46620个村庄, 每年发放小额贷款的规模超过8亿美元, 平均每笔贷款额130美元。 从1983年创办至今, 格莱珉银行累计发放的小额贷款总量达到57.2亿美元, 令639万人受益, 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脱离了贫困线。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在创造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 自身还能持续盈利。成立至今, 仅有3年出现亏损, 而其他年份均实现盈利。2005年格莱珉银行成功盈利 1500 万美元。而且其贷款还款率高达 98.89%, 远高于世界上公认的风险控制最好的其他商业银行。
在帮助穷人的过程中, 格莱珉银行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也在逐步完善。目前, 已发展为包括两个专业性机构——格莱珉银行 (GB) 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 (BRDB) ;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 (PKSF) ;三个兼营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 (B) 、社会进步协会 (ASA) 和普罗西卡 (Pmskika) ;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 (Grameen Trust) 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GB是孟加拉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尤努斯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 主要以穷人, 特别是农村贫困妇女为贷款对象。根据格莱珉银行的规定, 只有家中土地少于半英亩或家庭全部财产不超过等值1英亩土地价值的农户才拥有的贷款资格。在实践中, 为贫困妇女贷款更有助于改善家庭成员和孩子的福利水平。因此, 格莱珉银行96%的贷款发放给了贫困妇女。
(2) 小组联保、无抵押信贷。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不要求任何抵押担保, 也不要求贷款者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而是以未来贷款额度来防控风险。所谓小组联保, 就是将来自同一地区从事相似活动的贷款申请者5人编成一组, 若干个贷款小组形成一个贷款中心。贷款小组成员投资失利或违约会影响到其他成员的借款计划。
(3) 多种利率, 周周还贷。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还款期限一般为一年, 但是采用整贷零还、一周还一次款的方式, 每周归还本金的1/50。利率采用简单利息, 分为四种:创收目的的贷款利率20%, 住房贷款利率8%, 学生贷款利率5%, 艰难成员 (乞丐) 贷款免息, 零利率。
(4) 贷款资金用于快速见效的生产活动, 保证分期还款。为了保证及时还款, 借款人将资金主要用于能够快速创收的生产性活动, 特别是非粮食生产的小手工业和副业, 从而实现每星期还款。
(5) 依靠信任和激励政策进行风险管理。格莱珉银行对早期小组联保机制进行创新, 开发了“广义化推广模式”。 新模式下贷款小组内各成员间不再承担连带担保义务, 而仅仅通过道德约束互相监督和激励。格莱珉银行通过中心会议保持业务过程的透明度, 由贷款小组组成的贷款中心定期召开会议, 集中放款和还贷, 集体培训, 安排成员交流各自的还款计划和进程, 使贷款小组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和激励, 营造出团队精神, 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还款率。
尤努斯的精神和做法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赞扬, 尤努斯模式被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成为利用信贷活动扶贫的重要途径, 尤努斯教授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 尝试用尤努斯模式为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家庭提供小额贷款, 收到了很大成效。但以破解农民贷款难的要求衡量, 尤努斯模式所解决的问题还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 一些地区推广尤努斯模式取得成效比较大, 也主要是靠属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 而并不是靠格莱珉银行式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还有资料表明, 很多发展中国按照尤努斯模式建立起来的穷人银行, 不仅实力有限, 还很难长期生存下去。
2.“郁南模式”概况
郁南县隶属于粤西云浮市, 总面积1966.2平方公里, 分为“八山一水一田”, 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现有人口51万, 80%以上户藉在农村, 约有5.5万个农户从事农村种养业。长期以来, 郁南县同全国一般农村地区一样, 农户贷款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难突出, 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 为破解农民融资难题, 云浮市率先在郁南县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该县以信用体系建设为突破口, 以创建征信中心、建设信用村 (镇) 、实施金融扶贫为主要内容, 使农民无抵押、无担保、凭信用就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即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 本文称之为“郁南模式”。2010年全县涉农小额贷款比三年前增长了1亿多元, 4497个贫困户中有44.27%由于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而摆脱贫困, 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利润也由三年前的1000多万元增长到5000多万元, 实现了借贷双赢。
郁南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包括:
(1) 政府主导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破解农户融资难题。2009年6月, 郁南县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指导下, 与人行云浮中心支行紧密合作, 依托人民银行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 创建了郁南县征信中心。县委县政府组织成立郁南县征信中心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下设统筹协调办公室和信息采集办公室, 负责组织、协调征信中心建设, 并且制定了相关指导性文件, 确保征信中心信息采集、使用和安全有效运行。 (郁南县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其运作模式如图所示) 。截止2010年底, 该系统已采集了所有在郁南县工商局注册登记的8959家企业、个体工商户信息, 包括在县人民法院、工商、税务、公安、国土、质监、劳保、环保、供水、供电、卫生、计划生育等14个部门, 共28701条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了全县11.2万户农户共41.3万人的户籍基础信息, 包括3733人419条农户违法违纪信息, 1333条计生处罚信息以及郁南县29个信用村4797户信用户的家庭成员信息, 家庭经济系信息和社会评价信息;实现了全县7家金融机构与工商、质检、桂圩镇勿坦村首批10个单位的征信数据共建共享、互联互通。郁南县靠建设征信中心, 打破了政府部门、金融系统、企业、个人之间的“信息孤岛”状态, 实现了全社会的信息共享, 有效降低了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的交易费用。
(2) 进行信用村建设, 按农户信用等级区别授信。郁南县以桂圩镇勿坦村为试点创建信用村。该村由镇村干部、村老党员、村民代表、农信社人员等18人组成农户信用等级大评委, 对所有申请贷款的农户 (即并非全村所有农户) 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评级标准既包括财务状况, 又包括乡村治理内容, 并体现对农户的激励机制。评级指标涉及的方面有农民收入、农村党建、计划生育、青年及妇女创业状况、治安与法制、邻里关系等。对符合信用激励方向的行为给予加分, 不符合的给予扣分或一票否决。全村把申请贷款的420户按“优秀、较好、一般、差”四种信用等级进行了评定, 评级结果张榜公示, 接受全体村民评议监督, 确保公平。评级后, 县农信联社按不同信用等级实行有区别的授信额度, 对较好等级以上的359户信用户进行了授信, 授信金额441万元。截止2011年5月, 全县已有29个行政村开展勿坦模式信用村创建, 6515户农户申请参加信用等级评定, 为4746户信用户授信金额达6368万元。郁南县经验已在云浮市各县 (区、市) 全面实施, 并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广。
(3) 探索金融扶贫新路子, 由“输血”改“造血”。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要求, 郁南县与对口帮扶的东莞市、云浮市有关部门合作, 积极探索金融扶贫新路子。2010年1月, 郁南县与对口帮扶单位东莞市石排镇合作, 率先在平台镇大地村开展金融扶贫, 同年3月扩展到东莞石排、茶山、后街3个镇对口帮扶郁南6个镇9个村。基本做法是:帮扶单位先期投入一定数额帮扶资金设立金融扶贫基金, 在郁南县农信联社设立基金专户, 以基金作担保, 放大5倍额度为贫困户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专项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 并由对口帮扶责任人一对一帮助贫困户支付90%的贷款利息, 其余10%利息与本金由贫困户偿还。郁南县在帮扶单位支持下, 并通过社会募捐, 总计筹集金融扶贫基金1000万元, 向全县4497户贫困户实施整体授信5000万元, 每户贫困家庭授信1万元, 基本上满足了贫困户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金融扶贫实现了贫困户获得金融信贷支持的“零”突破。截止2011年6月, 已有3453户已获得金融扶贫支持, 支持金融2889.6万元, 贷款覆盖率达76.8%。
二、“尤努斯模式”与“郁南模式”的异同分析
“尤努斯模式”与“郁南模式”相比较, 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
1.共性
两种模式的共性主要表现为:①都是以一般商业性金融模式下难以在正规金融机构取得信用贷款的低收入家庭为贷款对象;②不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 采用信用贷款形式。③利用民间伦理道德网络消除信贷业务流程中的信息不对称。④做到了借贷双方双赢。
2.差异性
两种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两种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孟加拉经济基础脆弱, 社会动荡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超过半数的人是文盲, 80%以上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 依靠出卖劳动力或租种土地为生, 农业生产率低下, 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主要从事简单手工业、副业等维持生计。郁南县同全国一样, 政局稳定,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已经从总体上进入了从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发展阶段。
二是贷款对象差异较大。尤努斯模式的贷款对象以具有强烈家庭理财愿望和能力的贫困家庭主妇为主;郁南模式下的贷款对象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具有强烈致富愿望的农户, 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分。
三是贷款用途及额度不同。孟加拉国无地或少地的农村人口众多, 他们主要靠非粮食生产特别是各类小手工业或家庭副业维持生计。所以, 从穷人银行获得的贷款也主要用于这类周期短、创收快的项目, 贷款额度也相对较小, 一般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而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 农业生产占据重要地位, 郁南模式则主要是支持农民从事种植养殖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贷款额度需求大, 一般在1万~5万元人民币左右。
四是信贷管理方式不同。尤努斯模式下的小额贷款的还款周期短 (每周还款) 、利息比较高 (经营性贷款利息达年利20%) ;郁南模式下的小额贷款还款周期相对较长, 一般在贷款期限为一年, 必要时可以展期到三年, 贷款利息执行中央银行统一规定的利息标准并有所优惠。
五是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贷款金融机构的性质和政府的作用。首先, 在尤努斯模式下, 由非正规金融机构向穷人提供信用贷款, 由于这类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众存款, 因而信贷资金来源极为有限;在郁南模式下, 由正规金融机构之一而且是农村金融主渠道的农村信用社向农民提供贷款, 资金来源在理论上是无限的, 事实上, 2011年郁南县农村信用联社就利用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而且其它金融正规金融机构也可以参与农村信贷业务。其次, 在尤努斯模式下, 政府的参与是有限的, 即使对格莱珉银行, 也只有少量的资本金投入, 可以理解为道义上的支持, 日常信贷业务并不参与。在郁南模式下, 虽然政府虽然也不参与具体的信贷业务, 但开展信贷业务必须的信息平台是在政府 (人民银行系统也属于政府序列) 的统筹协调下搭建起来的。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比较, 笔者认为, 相对于已经在中国推广近二十年的尤努斯模式而言, “郁南模式”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旦郁南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完善, 就能够帮助农民在更大规模上和更大范围内获得信用贷款, 加快脱贫致富和发展经济的步伐, 尤努斯模式在中国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据笔者研究, 我国 (亦应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 传统农村经济系统具有货币短缺性质。该性质的具体表现是, 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发展经济一直受到信贷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瓶颈制约。我国农村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现代化进程, 必须着力改变这一性质。但孟加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证明, 尤努斯模式不可能改变传统经济系统货币短缺性质, 而郁南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我国农村金融理论界流行一种认识, 即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给农民贷款成本高、风险大, 农村金融的主渠道应当由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然而, 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信贷资金来源有限和利息过高这两个根本性缺陷, 只能反复证明农村经济系统货币短缺的性质,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性质。不言自明, 这种认识是以政府不应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理论为前提的, 是对市场失灵的放任。
郁南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述认识的科学性。在郁南农村金融市场上, 政府既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动辄“越位”, 如强迫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办合作基金会, 也不像近些年那样经常“缺位”, 如对农民贷款难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束手无策, 甚至不管不问, 而是通过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进行恰到好处的“补位”:政府一方面要求广大农民 (也包括所有市场经营主体) 树立“有信用就有钱”的观念并付诸实际行动, 另一方面帮助金融机构破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成本高、风险大的经营难题, 对借贷双方都做到了“帮忙”不“添乱”。在尤努斯模式中, 只是借贷双方利用以伦理为纽带构成的“熟人社会”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 而郁南模式则是把党政系统的工作机构同“熟人社会”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做到了借贷双方信息公开透明。它说明, 只要制度设计合理, 小额贷款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是讲信用的, 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上进行大规模信贷投放有利可图。郁南模式不仅是改变传统农村经济系统货币短缺性质的有效尝试, 也为经济学家从制度等多角度解读农民、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