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化资本（精选十篇）
家庭文化资本 篇1
薛峰小学地处武汉市沌口经济开发区城郊结合部, 学生家长在成为市民前大多是当地的农民, 因此学历水平普遍不高, 职业以企业工人与个体经营者为主。2014年7月我校曾对一至三年级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 发现参与调查的350位家长中, 具有本科学历的仅11人。家长学历结构 (如图所示) 令人堪忧。
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 我校积极采取多种方式, 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争取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如家长讲座、家长开放日、家校网络联系平台等。但家长始终处于被动配合的地位, 学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培训也只是零星短期的。如何长远、全面、有效地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我校创新家长教育的思路, 从家庭文化入手, 开展优秀家风建设活动, 提高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 促使家长从被动地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地自我教育, 从零散地学习育儿知识转变为系统地思考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做法。
一、家风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
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尚或作风。由于我国古代的教育主要在私塾和家庭中进行, 所以家风对一个家庭的子女和所有成员都有教育与警示的意义。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家风、家训, 如曾国藩的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 人勤则健;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与此相关的家训更加具体, 历史上著名的家训就有《朱子家训》《颜氏家训》《孔子家语》《诫子书》等。常言道“富不过三代”, 财富很难永远继承下去, 而优秀的家风却是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文化基因, 可以代代相传。
文化资本最系统的论述者是法国哲学家布迪厄, 他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第一种经济资本就是可以直接转变为金钱的资本。比如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后可以到社会上就业, 就是他从学校获得的经济资本;学生从家长那里继承的财产与职务也是一种经济资本。第二种文化资本指的是能间接转变为金钱或地位的文化修养。有三种形式:1.具身的形式, 即与身体有关的健康、举止、习惯、品味、特长等;2.客观的形式, 即客观存在的物质如藏书、艺术品等;3.体制的形式, 指合法化的制度确认的资本, 如毕业证书、资格证书等。第三种资本即社会资本, 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本。比如名牌大学的学生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如校友网络便大于普通大学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本, 一些人读MBA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 即所谓“人脉”。
家庭文化资本就是家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和长期累积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性情倾向、行为习惯以及拥有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情况。儿童从一出生就受家长言谈举止、观念行为的影响, 可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的文化资本对学生的观念、习惯、健康、心态等有全面的影响。因此, 要想长久有效地提升家庭教育的效果, 就要从具身的家庭文化资本、客观的家庭文化资本与制度的家庭文化资本三个方面改进家庭的文化资本。而家风恰恰是一个能影响三种家庭文化资本的价值体系。以曾国藩的十六字家风为例, “俭”是消费观念, 俭朴节约;“勤”是指工作、学习态度;“健”是指身体健康, 这些都是具身的家庭文化。具身的家庭文化反应在制度的家庭文化上就是家规, 比如很多家庭规定子女“每天阅读”“周末才能看电视”等。我校把家庭文化写成书法, 并赠予家长, 让他们悬挂在家中就成为了物质的家庭文化资本 (见下图) 。
二、校风促家风, 使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相一致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要形成合力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校组织了家风建设活动, 指导家长在撰写家风的时候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如民主、诚信、友善等;同时也要符合学校的教育理念———“品德高尚、身心健康、快乐自信的阳光少年”。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 薛峰小学在2014年上学期期末的家长会上为家长们解读了什么是家风, 介绍了历史上的名人家风, 并推荐家长观看“百家讲坛”中的“家风”节目。之后要求家长们回家思考自己的家风, 写好后交给班主任, 班主任再交给学校。通过第一次发动, 学校就搜集到了一百多个家风。这些家风风格各异, 有的对仗工整, 措辞文雅, 如“宽容诚实、勤奋勤俭、心存大志、知引致远”;有的通俗易懂, 质朴有力, 如“懂谦让讲原则学自立”;有的是楹联式, 如“读书须用意, 一字值千金”;有的是几个字, 如“勤、孝、俭、仁、恒、谦”。无论何种风格, 这些内容都积极向上, 体现了家长们的生活态度与治家思想。当家长们在思考自己的家风时, 就是在主动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是在进行一次自我教育。
2014年11月20日下午3点, 薛峰小学又举行了“优秀家风表彰大会”。从一百多个家风中选出了五个有代表性的家风, 并请书法家写成书法作品。在表彰大会上, 薛峰小学的德育指导专家、武汉大学教育学院教师陈峥博士和谢翠玲校长向获选家长们赠送了书法作品并发表讲话。陈博士指出, 富不过三代, 而优秀家风却能代代相传, 是父母能送给子女的最好的礼物。谢校长强调, 家风是针对家庭中每个成员的, 希望家长们能以身作则。学校会年年举办家风评选活动, 让学生共同沐浴在良好的校风与家风中。之后, 优秀家长代表五 (5) 班方晨丰同学的妈妈在表彰大会上还讲述了她们的家风小故事, 她们的家风是“懂谦让、讲原则、学自立”, 这是是对做人、做事、求学全方位的要求。方晨风妈妈的发言有视频、有图片, 生动详实, 对在场的所有家长都很有启示。
联合资本--我们的企业文化 篇2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湖北光谷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谭夏雨。今年刚刚加入联合资本的大家庭。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联合资本是光谷所大家庭里的一个新的小伙伴。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未来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这段路看起来很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终点，甚至可能需要我们永远在路上；这段路看起来很崎岖，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最大的困难是，这段路充满了无限的未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参考模板，一切只能靠自己探索。
但其实，一切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为了行路，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汇集了大型省级国有平台和金控集团的各种资源作为后勤保障；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我们有多位行业内领军人才做领头人；大多数团队成员都是兼具高学历和丰富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队伍有着铁一般的纪律，那就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什么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余光中先生的回答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没有理想的人生，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每一个青年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每一个公司也会有自己的目标，正是这只心中的猛虎，支撑着我们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但是，在伴虎前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被猛虎所吞噬，对金融创新的追求变成单纯对销售业绩的追求。偶尔停下脚步驻足总结，仔细思索这一路的“风景”，才能更好的分析上半场，预热下半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时刻不忘理想、不忘初心的精神。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的回答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行路难，联合资本摸着石头过河难上加难。月溅星河无边，长路漫漫无涯，在公司探索前进的征途上，等着我们的有超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却没有孙大圣那七十二般变化。或许会跌倒，或许会受伤，但我们仍不能忘记，时刻昂首挺胸，仰望星空。西方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在观察天上的星座时，不小心跌进一个坑里，而被人取笑，说他能认识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脚下的路。黑格尔一语惊醒梦中人，嘲笑泰勒斯的人不知道泰勒斯其实心里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的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经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不畏眼前，勇敢抬头的追求。刘士余先生的回答：常怀敬畏之心。定位于成为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金融创新既是我们的天然承载的历史使命，又是我们得以发展壮大所必需的依托的手段。非实体经济的特性使金融创新充满诸多的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创新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往往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只有一线之隔，而每个创新者们得以保护自己不掉落深渊的手段，就是心中常怀敬畏之心。完全的无所畏惧，也意味着完全的无所顾忌，没有了敬畏之心引领方向，所谓金融创新只会误入歧途。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正是敬畏自然、敬畏社会、敬畏市场的晨钟暮鼓。
任正非先生的回答是：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嗅觉敏锐；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混改企业，我们有较国企更为宽松的环境，较民企更为有利的政策资源，这个良好的平台让小伙伴都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只有秉承“静行、突破”的狼性文化，当市场的新机会点出现时，联合资本才能迅速抢占市场先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充满狼性的团队氛围。
王进总经理的回答是：心中不忘情怀二字。正是从董事长到每一个基层员工，大家的赤子之心与情怀的汇集，才让联合资本得以发轫与发展。对于联合资本这条路上的所有行者们来说，走完这条路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仅仅是向上攀爬的通道，更是寄托心中壮志豪情的事业。只有心中带着情怀，才能欣赏这条修炼之路两边的满目春意。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生存之上的生活态度。
家庭文化资本 篇3
【关键词】学前教育 机会均等 家庭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 代际传递 文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G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231-02
一、相关概念
（一）学前教育机会均等
作为教育公平的次级概念，指的是适龄幼儿均享有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与条件。我国学前教育既被排除于义务教育之外，又作为基础教育的初始阶段，其边缘化地位造成学前教育在现今教育改革及发展上难以有质的飞跃。 事实上，不同阶层家庭的幼儿在接受教育的起始、过程、结果中遭遇的不公平现象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资本成为家庭优势地位传递的一种途径，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与资本传承。作为文化资本的子系统，家庭文化资本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家庭文化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大小。
（二）家庭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层和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背景、知识、气质和素养的总和[1]，也是文化资本在家庭中的具体表现，其内涵是家庭成员在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性情倾向、行为习惯以及拥有和使用文化资源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与文化资本一致，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具体化、客观化与体制化三种形态作用于子女教育机会、权利与学业成就的获得。
二、家庭文化资本是造成幼儿学前教育机会差异的重要来源
家庭背景与父母教养方式是造成幼儿教育机会差异的主观原因与重要来源。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在学前教育领域，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父母直接影响其对学前教育理念的认知程度与教育选择。
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家庭，往往具有较高的制度化与具体化文化资本，而具体化文化资本主要以间接、隐晦的方式，通过客观及制度化文化资本表现出来，客观化文化资本则主要受到家庭经济资本及具体化、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影响与制约。
无论出于儿童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的思考，拥有家庭文化资本优势的父母对儿童观及学前教育理念具有较为清晰、科学的认识，因此他们将倾向于最大程度的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及全方位投资，通过不断的文化积累与环境创设，期望子女能在最大程度上达成代际文化传承性及继承性的目的，以维护其优势阶层的地位及象征。这种准备和投入，往往是从娃娃开始抓起，例如通过客观化资本形式，购买相关早教资料、书籍、电子学习产品、或报读早教机构，选择优质幼儿园就读。无疑，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幼儿在教育机会的获得与教育结果的获得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一部分拥有先天文化资本优势的家庭大多数来自社会优势阶层。
三、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与制约
（一）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化
具体化文化资本是个体在生活经历中，在与社会的互动和与他人的沟通中所积淀在个体自身的文化知识、个人素养和个体技能等，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包括体态、举止、仪表、交往、行为、习惯、技能等形式。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家庭文化氛围、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教育理念、教养方式以及亲子关系、亲密程度等。总的来说，家庭具体文化资本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角度出发，影响幼儿学前教育机会的主要因素是家长的教育期望。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具体化资本与体制化资本并不总是一致的，相当拥有体制化资本（这里主要指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并不具备同等的具体化资本水平，而体制化资本不具优势的家庭，却拥有较高的具体化资本，即个体受教育程度与个体文化素养并不一致，文化素养较高的父母对幼儿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具有更科学的认识，因此，我们在理解家庭文化资本的问题上，不能够单纯的“一刀切”，而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理性分析。
1.过高的教育期望
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除了作为一种社会筛选工具存在外，更被人们认为是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近年来“入园贵”、“入园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同阶层家长对优质幼儿园及幼儿教育资源的博弈。对于社会劣势阶层的家庭来说，教育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途径与方法，其原理可用文化资本的特征解释。文化资本能够在继承资本的转化性基础上，于一定条件下双向转化为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如大学教授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及作用于其职业、收入及社会地位，而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则希望利用教育的代际传递性来实现其资本传承和文化再生产的目的。
无论是对于优势阶层还是劣势阶层来说，过高的教育期望都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学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今，各地区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面对的问题并非“无园可上”，而是“无优质园可上”，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学前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作为学前教育的起点，首当其冲的则是无法保障幼儿学前教育机会的均等与公平。
2.过低的教育期望
具有过低教育期望的群体多是流动家庭、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以及拥有与高经济资本不相符合的低文化资本家庭，这部分群体拥有一套符合自身文化地位和阶级地位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其实质是不同阶层文化的自我排斥现象。对于劣势阶层家庭来说，这种贫穷的文化价值体系使得他们自动将自己排除于社会主流文化及群体之外，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小身处贫穷文化环境与氛围当中，受到“教育无用论”的影响，难以产生对教育，尤其是非义务教育的学前教育应有的认知及觉悟。
具体化文化资本低的家庭，往往缺乏科学的儿童观及教育观念，缺乏民主、自由的教养方式，同时，基于文化素养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为子女树立一个良好、积极的“榜样”形象，彼此之间缺少民主的沟通、交流。在他们看来，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更多的是为了解放家庭劳动力，为幼儿找到一个保障其最低安全及生活需要的托幼机构，如果家里没有时间看管孩子，就在附近社区、街道选择一家托儿所，或是将孩子放回老家“寄养”，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家庭更倾向于主动放弃本属于自己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及入园机会。
（二）家庭文化资本的体制化
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学历，具体而言可以是通过毕业证书、等级证书所确定的资格认证。一般衡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家庭中父母的学历或受教育程度作为测量指标。相关研究证明，城镇居民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所占比例与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3]。此外，在较高学历层次，学历与收入之间成一定正相关关系[4]。
从人力资本的筛选假设理论和成本补偿理论来说，父母双方学历、证书等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是反映个体能力差异与家庭工资收入的量尺，总的来说，除却城乡二元化和户籍制度等客观原因外，幼儿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性质越向技术密集型和新兴产业倾斜，所得到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随之提升，父母在子女的教育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性与多样性，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学习环境，通过自身社会网络及特权优势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资本的积累与代际传递，在儿童观和教育观念上也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往往会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优势，通过亲自参与、指导幼儿的家庭教育，激励幼儿学习动机，选择优质的学校就读，购买各类文化产品与学习用品（客观化文化资本），以身作则树立 “榜样”，营造积极、愉悦的家庭环境氛围。反之，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他们在子女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期望上被动且随意，这类家庭的父母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难以提供科学的指导和良好的受教育环境。生活中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乍听之下学前教育更像是教育范畴的奢侈品，从而放弃了幼儿本应享有的学前教育权利和入园机会。从长远来看，子女只能囿于家庭固有文化资本中，难以超越，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便植根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中。
四、结论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会对更高阶段公共教育体系的公平性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作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揭露了不同阶层家庭在子代教育领域中的不公平机制，与资本的性质相同，文化资本的差异主要由代际之间的传递而非个人的主观努力造成的，却极大地影响到个体的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获得。从家庭文化资本入手，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分别以间接、隐晦又相对强大的作用力影响了不同阶层家庭幼儿的前教育机会获得。
有鉴于此，政府应强调坚持平等的价值诉求，适当发挥政府在教育公平方面的作为，在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向落后地区、幼儿园和弱势群体适当倾斜，逐步缩小教育差距，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弥补因文化资本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参考文献：
[1]亢晓莉，陈理宣. 试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发展的影响[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03）201111
[2]郭丛斌，闵维方. 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 教育经济与财政.2006.11（11）.
[3]方海永.受教育程度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从人均收入，人均支出，消费结构三个方面[J].企业技术开发.2012（2）
家庭文化资本 篇4
一客观文化资本的内涵
客观化文化资本以一种具体化、物质化的的形态而存在。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文化产品和理论的对象化, 是在物质和媒介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它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的客观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商品有两种形式, 若以经济资本为前提, 文化产品可以作为物质性而被占有;若以文化能力为前提, 文化产品可以被象征性地占有。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文化耐用品、媒介制品、器皿、乐器等。这类文化产品是家庭成员所创造的财富并提供给成员使用支配的客体化文化资本, 可以像经济资本那样直接传承和转让。
这些文化产品除了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个体自我内化所赋予的文化价值。由于文化产品是基于自身具体的文化资本的外化或客观化, 这也就决定了具体化文化资本之间转化或传承的有限性。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不可能完全传承, 只有所有权可以传承, 然而消费文化和使用手段都是具体化于个体身体内部的, 只能学习和模仿, 不能直接传承和转让。学生若想要利用好这类资本, 除了家长需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以外, 更重要的是学生也要有能将其转化为自身资本的能力。学生要经过学习和训练, 寻找合适的方式去体现客体文化资本的内涵, 使得客观文化资本与自身的文化资本结合, 发挥其作用和效果。客观化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附于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 才能发挥最大功能, 否则就算拥有大量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也无济于事。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具体的形式, 而这种主流文化的具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霸权”, 在学校的教育中可以通过制度化的运作而获得法律的认可。这也使得拥有主流客观文化资本的家庭更有“发言权”, 占据的优势更大。
二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影响力逐渐提升, 国内外研究显示, 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学生在未来的学业效果表现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轨迹。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个体所占有的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 与每个家庭对文化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情况不同有关。受家庭经济实力的影响, 家庭拥有客观文化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种文化资本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距离的远近也不同。客观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能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供学习或促进学习的工具和资源, 提供更多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来促进学习, 提升学生学习的效果。学生在未来的教育中获得优势和机会就越多。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又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学生, 包括为其提供的家庭内外的客观文化资本的不同, 这势必会影响学生以后的学习效果和成长。
(一) 家庭内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内客观化文化资本是指家庭中所拥有的客观化的文化商品, 如报刊、杂志、书籍、电脑、词典、学习机等家庭文化耐用品。这些物质化的文化资本越多, 质量越高, 学生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就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学习奠定基础。家庭中占有课外图书和工具性书籍的数量和质量, 书房、书桌、学习机和电脑等学习用品以及家庭内各类型的客观文化的资源的组合配置和利用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生从小就生活在家庭中, 时刻受到家庭氛围和环境的影响。家庭居室的布局和装饰, 房间内的物品的陈列、学习用品的组合和摆放以及各种家庭物品类型选择都会影响学生品位、熏陶学生情感。倘若家里陈列的都是庸俗的摆件或是浮夸的奢侈品, 购买的书籍都是一些小说、动漫、娱乐杂志, 学生欣赏的品位也就停留在一些华而不实的物品上;而如果家长为其购置的大多数是有意义的书籍、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文化底蕴的藏品, 学生则可以从中感悟到学习、生活的价值, 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学习效果。所以说, 文化资本再多, 如果不能合理地配置和利用, 其效果也不会理想。
学生要想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家长不仅需要提供相应的学习用品、安静的学习环境, 而且还要为学生的学习制定合理的计划和提供正确的指导。学生也要将家长提供的客观文化资本转换为自身文化资本, 自觉调整学习态度和方式, 进行自我提升。在内外因的相互融合下, 学生的学习效果自然就越好。
(二) 家庭外客观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家庭外客观化文化资本包括家庭居住地周围可利用的文化资源、选修的文化课程、参与的文化活动、文化旅行等方面。家庭住所所处位置的优越与否、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如何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 若在家庭居住地附近修建了大型书店、公共图书馆等可以被学生利用的文化资源,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的学习资料的查找和扩充提供了方便。其次, 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利用课余的时间为其报名文化特长班或者补习班。诸如, 舞蹈、乐器、书画等特色课程或者英语、数学等补习课程。再次, 如果家庭所在地距离博物馆、科技馆、戏剧院等文化活动场地较近的情况下, 若家长能够亲自陪同学生参观博物馆、科技馆, 欣赏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文化活动, 在进行这类文化活动时, 给予学生详细的讲解和指导, 则会促进学生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 打开学生的思维的空间, 拓展学生的视野。最后,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 家长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陪同学生去世界各地参观旅游或者提供额外的资金为学生报名一些团体的文化活动, 让学生去世界各地参观学习、感受生活、增长知识面以及获得一种美的陶冶, 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气质。
三对家庭教育的建议
(一) 提升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的传承和利用率
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的传承和利用与家庭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联。学历较高的家庭, 其自身文化修养也较高。家长在教育学生时一般有正确的教养观, 能为学生明确成长的方向和营造良好家庭文化氛围, 制定出合理的计划引导其学习和成长。在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提高的前提下, 客观文化资本被充分利用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最终使得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促进作用。
家庭中的文化资本是个体努力与社会多因素综合作用下获得的, 我们要不断积累家庭客观文化资本, 扩大文化资本的家庭拥有量,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智力和非智力支持。首先, 要增强家长的文化传承意识, 不同的家庭客观文化资本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 指引和影响后代的成长和发展。家庭成员对文化资本的合理利用对学生思维的发展以及品性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进而影响其学习效果。其次, 政府部门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家庭客观文化资本, 大力支持和倡导客观文化形式的活动, 组织和合理利用周围的文化资源。政府可以通过免费向公众开放图书馆、书刊亭、展览馆以及完善互联网等教育系统的方式来丰富家庭的客观文化资本。再次, 社会各界也可以组织志愿者, 定期举办一些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又能提升学生的素养和智慧的活动。通过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各种活动的开展, 增加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业成就的提高。
(二) 整合和扩充客观文化资本, 弥补家庭客观文化资本缺失
每个家庭拥有的客观化资本是不同的。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诸如艺术品、绘画、古董、乐器等文化资本。要使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势必要整合社会的客观化资本来弥补某些家庭的客观化文化资本缺失, 从而使大多数学生有充足的客观化资本可以利用, 有足够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来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对于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的整合和扩充。首先, 家长要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物质条件, 并加强自身客观文化资本与其他家庭文化资本的资源共享, 积极寻求学校、社会各界的资源支持。家庭间文化资源共享, 可以相互扩充文化资本。在资源共享和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也是对学生无形的教育。家长要鼓励学生间的交换和分享彼此的文化资源,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其次, 教师可以合理利用家庭内外的文化资源, 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教师还可以挖掘班级资源, 利用同学去过旅游景点、博物馆、科技馆等, 定期举行资源共享的文化活动, 既能增进学生间沟通, 又能增长彼此的见识,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化活动缺乏状况。最后, 学校和社会相关机构也应提高对缺失客观文化资本的的家庭资源支持。例如, 学校可以举办家长课堂、家长洽谈会、家庭教育咨询中心等;社会机构可以向公众免费开放纪念馆、展览馆、图书馆, 举办免费家教讲座等;社区也可以经常举办一些家庭书画、摄影、音乐剧表演等文化活动。总之, 社会各界都要参与到整合和扩充文化资源的队伍中来, 为缺失客观文化资源的家庭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 这样才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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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篇5
丹尼尔贝尔 严蓓雯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 2011级一班 刘佰超 1116161610 丹尼尔•贝尔1919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美国强势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社会倾向深有体验。青年时代的贝尔思想激进，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专业方向和毕生研究的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贝尔作为学术界后起之秀，他积极参加了二战后的历史反省与文化大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看法。这一时期的贝尔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对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专制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同时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的精神起源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然解体。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堪称瓦解传统文化根基的一把利器，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无视原有规则与秩序，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抗拒上。而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4页，下同，若无其他引用不标出书名）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享乐主义也为传统的坍塌推波助澜。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让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的矛盾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丹尼尔•贝尔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反映论之类的社会解释，他认为：“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第8—9页）
“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就是导致现代性双重羁绊产生的原因。”（第20页）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驱动下，人们内在强大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欲望的可实现程度也越来越高。于是，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除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贝尔还从政治角度揭示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家庭医疗器械：新资本门和道 篇6
市场需求巨大
在今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美国强生(医疗器材)公司在我国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六个城市举行了以“健康随手测，强生健体行”为主题的“2005年百万家庭健康行”活动，向当地群众猛推他们最新上市、1000元一支的“随手测”血糖仪。
强生瞄准的是一座极待开采的“中国金矿”——中国 2004年已有4100多万人患有糖尿病，并以每天至少3000人的速度增加，但仅有1．5％左右的患者拥有自己的血糖仪，而在欧美国家这个比率高达90％以上。假设未来几年中国有5帆左右的糖尿病患者购买血糖仪，平均每台以1000元的价格计算，2000多万患者的消费总量就超过了200亿元!
血糖仪仅仅是一种家庭医疗产品。如今家庭医疗产品已在中国开发出了很多品种，带来了一个难以估算的十分庞大的“钱景”市场——在欧盟发达国家，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在医药总产值中各占一半，或者六四分；在中国，这个数据为9：1，市场空间非常乐观。
不少投资者已注意到：家庭医疗器械正在全国各地极速“走红”!在大小城市的街头，都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兴味盎然地试用各种新奇的家庭医疗器械。而那些抢先进入家庭医疗器械生产或销售领域的老板，已将大把钞票塞进了他们的口袋。
市场专家指出：中国的家庭医疗器械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新兴市场领域，家庭医疗与保健工程是今后家庭的投资方向，今后完全可以像卖电视、冰箱等家电那样，把家庭医疗器械普及到每一个家庭。
其主要原因有：1、中国国民医疗保险水平低，城市居民医药医疗自费比重较大，而农村几乎完全自费。这种情况导致国人寻求自我治疗的意识增强，因此家庭医疗器械的发展具有文阔的市场空间；2、近年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提高，也越来越注重自我保健，一些有预防和治疗功能的小型医疗器械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3、现代生活节奏加速，使得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和患有轻病的工作人群没有充分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这时，家庭式的医疗器械就成了“家庭医院”的主要设备，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不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
而从西方的情况看，近年在西方各行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家庭医疗器械行业却一枝独秀。美国《财富将家庭医疗器械行业列为未来10年增长最快的十大行业之首。
家庭医疗保健器械行业，金矿等你挖，但你准备好了吗?
三大产品亟待开发
家庭医疗器械主要包括家用治仪、家用检测器械、家庭保健器械、用护理康复器具等四大类。
而以下三种产品的发展趋势，具有十分光明的市场前景：
一、数字化、电子化的家庭医疗日器，前景好。
医疗器械已开始呈现从医院用医疗器械到家用医疗器械、再到家用医疗电器的发展趋势，这与电脑的发展很相似——开始是机构用大型电脑，后来家用的个人电脑逐渐增多，现在电脑已成为了一种普通的新型家电。
医疗器械将完全重复电脑的发展过程，而在深人家庭变成家电的市场化过程中，它将造就难以数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部分亿万富翁。
美国著名的巴特尔研究中心对今后10年市场热门进行预测，排名第一位的是能消费得起的家居医疗保健，今后10年对简易家用医疗设备的需求会很大。美国《财富》杂志预测 21世纪前10年发展的产品，家庭医疗器械也被排在第一位。在西方，家庭医疗器械已占到整个医疗器械产值的40％，而专家断定不出10年，家庭医疗器械这一比例至少要倒过来。
在中国，由于公费医疗(社会统筹)覆盖小、水平低，家庭自费比重高，如何自我治疗、自我保持健康更今人关心，家庭医疗器械更是市场巨大，因此医疗器械将更快地变成与家用电脑一样的新型大众家电。
二、治疗性、保健性的家庭医疗器械，前景好。
与西方家庭医疗器械的发展方向不同，西方进入家庭的主要是检测类仪器，而中国家庭医疗器械的市场需求方向主要是治疗性质的。
因此，我们应主要投资选择家用治疗类机器，并且要着重考虑疗效和价格这两个产品的决定性因素：一、这类产品不是时尚产品，疗效是第一位的；二、在价格上，经营者必须确定这是给大众的产品，不是给富有阶层的产品，因为富有阶层更愿意到高收费的医院去治疗。
另外，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高科技家庭医疗保健器械，尤其是方便老年人使用的器械、吸氧仪器及妇女保健和美容设备等，一直需求旺盛，家庭保健医疗器械的市场潜力凸现。
因此我们应大力投资或经销此类新颖产品，特别是保健类中医医疗器械，这样不但能在国内市场受到欢迎，还能打开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三、按摩器具，国内外市场需求旺盛。
利用推拿按摩进行保健和治疗，是中华医学的传统项目，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内许多新型按摩器材的推出，比如按摩椅、按摩枕头、按摩床具、按摩车等，备受国内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的牛产阶级欢迎，国内各大商场都有专柜销售这类产品。
按摩疗法在国外也得到广泛认同，因此我国按摩器具的国际市场也非常诱人。比如在2003年，由我国一些眼光超前的中小企业生产的按摩器具，出口总量一下跳到了7500万套，出口创汇金额达到3．15亿美元，我国一下成了按摩器具出口创汇大与此同时，国外生产的部分高档按摩床具等，在国内也有与众不同的营销路径
家庭医疗器械主要的经销渠道有零售、代理、网购、连锁经营等，目前直接零售(指从厂商或大批发市场拿货)的利润高达 50％～60％，直接批发(从厂商拿货快速出货)的利润也高达10％～15％。
家庭医疗器械的货源地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珠三角的浙江和深圳已发展成为我国各种医疗器械的重要制造基地，而深圳的高档医疗器械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目前深圳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有近300家，医疗器械贸易企业 400多家，占全国医疗器械单位总数的30％。
对于资金不是很雄厚、选择做零售商的投资者，除传统的批发进货渠道外，还可以采取当前比较先进的信息化网络采购，以从厂商或代理商处获得更低成本和更快速的货源。也可联合同行集体进货，这样更能节省货晶及运输成本。
对于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做区域代理商或进行连锁经营，特别是连锁经营，很可能成为未来家庭医疗器械零售业的主要业态。
另外，在目前家庭医疗器械市场刚兴起、中间利润还十分丰厚的情况下，开一间网上家庭医疗及保健器械商店也是一种既时尚又可行的营销方式。不过要清楚，目前这种营销方式所面对的顾客比较有限，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乐意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因此货品应以日本松下自动血压计、欧姆龙电子血压计等大晶牌为主，同时在价格方面应主动让利，网邮价格可以比市场价格低两到三成。
对于资金特别雄厚的投资者，可投资开发成本更低、产品更新颖的家庭医疗器械产品，其中的市场容量相当大。比如几年前，在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有几十家生产小型家庭医疗器械的小企业，它们当初虽然没有任何的市场概念，只是在全国各地广招推销员做社区推广，但如今每个企业的年销售额都已上千万元。其中的10家企业，还发展壮大为开发区的百强企业。
而家庭医疗器械最有力的市场推广手法是：1、社区推广；2、会议营销；3、电视直销。
家庭医疗器械目前最大的消费人群是老年人，所以应采用广播、报纸、杂志等比较常见的媒体进行广告宣传。但与同样选择这些媒体的医药保健品广告作用不一样的是，医药保健品的广告主要是传播产品概念，传达促销销售信息。而家庭医疗器械广告的销售作用是其次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吸引目标消费者关注，并通过及时打进的咨询电话，有效地搜集消费者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直销、会议营销等，利用产品良好的体验感为诱饵，通过营销人员一对一的方式达成销售，再利用完善的售后回访服务，树立产品良好的口碑，进而影响相关消费者的购买。
除哈慈、像果等少数企业的产品外，家庭医疗器械较少大规模使用电视广告，因为电视广告大投入虽然有可能获得大收益，但是其中的风险仍然值得我们警惕。
家庭医疗器械的市场运作方式应比较细腻，主要是采用销售人员与顾客一对一的攻心手段，所以投资人或经销商要严格管理和培训销售人员。
另外，很多产品如华盛治疗仪、华汉神针等墓本上都是以，二、三级市场为主的，都是通过农村中小城镇包围城市的战略来达到全国市场走红。选择二、三级市场为主要市场，不管是推广手法、广告承诺、社区推广等，在二、三级市场都能游刃有余，所以家庭医疗器械的市场也是在广阔的二、三级市场。
做家庭医疗器械的市场，不能有医药保健品的浮躁之风。医疗器械讲究的是实效，讲求的是市场效益，应扎扎实实地做市场，稳稳当当地赚钱。所以你要清楚，即使你的家用医疗器械已做到了市场反应良好，但也不可能像脑白金、纽崔莱等保健品那样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只能“闷声发大财”。
如果你把家庭医疗器械的市场，做实在了，即使在，其他行业的品牌培育期，你也能保持良好的产品运作态势和稳定健康的现金流。待以时旧，你的产品肯定能成为品牌，你肯定能“从赚小钱到赚大钱”
风险提示与投资建议
高额利润必将吸引大量投资，所以你不管是选择做家庭医疗器械的生产商还是代理商、零售商，都要清醒意识到：在市场需求如此巨大的前提下，将来当然也会有较大的竞争风险。
生产企业的风险在于短期内难形成自己的主打品牌，这在将来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将处于不利的位置。为避免此种风险，投资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然后合并整合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提高整体竞争力。
零售商或代理商面对未来的竞争风险，可以寻找一些更有效的营销方式，如从现在就开始有意识地与医院或医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家庭医疗器械经营处也可以聘请医师为顾客提供专业、权威的建议，给顾客一些参考意见，但这个方法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成本也较高，不适合创业初期的投资者，在创业初期走与医院或医生合作的双赢营销方式最为实惠，效益也更好。
家庭文化资本 篇7
关键词：家庭文化资本,子女教育,文化影响,弱势倾斜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伴随人一生的客观事实和过程。作为文化在家庭的一种呈现形态,家庭文化也是如此。正是基于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家庭文化资本”近年来受到人们尤其是学界的广泛关注。就家庭文化资本存在的事实分析,不同的家庭文化资本累积不仅有着数量和类型上的差异,也有着质量和处境上的分野,因而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上述状况及其影响,不仅政府层面需要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家庭、教师,包括弱势家庭子女自身等相关利益主体和影响方,也需要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
一、从社会分层审视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元化形成
“分层”,原初是地质学表征地质构造不同层面的术语。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分层”指在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由于某种差异而形成的分层状态,它集中反映着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和地位不平等状况。
社会分层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和影响都十分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赖于社会分层。社会分层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而在一定社会中,优秀人才总是稀缺的,某些较为关键的职位通常由优秀人才来担任。于是,社会优质资源为他们所用,他们拥有更多成才和成功的机会。原来相似起点的人在社会化尤其是接受教育过程中,渐渐产生财富、声誉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可见,社会分层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内容和涉及范围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经济分层、文化分层、权力分层、声望分层等层面,这些对学生的受教育状况,乃至成年后的职业去向都有重要影响。
首先,是作为文化能力的个体化文化资本。最主要是个体通过整个家庭或家族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技能等方式的继承,并在后天继续受到教育和培养,形成和内化于自身的一种潜在的文化修养。一般说,某个人的言语、性情、学识、能力等都是个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体现。如:中华大地人众物阜,56个民族仅是语言就纷繁复杂。汉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而这对于不同民族家庭出身的儿童,其拥有的个体化文化资本是“天生”有异的。同样,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城市,或城市孩子来到新城市读书,与新同学交流成为重要环节,而其本身的语言会影响他是否能尽快融入集体。
其次,是作为文化产品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对家庭文化资本而言,如果家庭中的文化产品较多,孩子早年的家庭文化环境好些,学业成就也将更高些。如,有无书桌或书房作为孩子学习专有场所;家里是否拥有百科全书,有无书画、杂志;其他如有无电脑等学习工具等。这些文化产品,本身可创造文化气息,其子女也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显然,父母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够文化产品,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次,是作为文化制度的体制化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的获得,取决于文化制度的确认。家庭成员通过某种学术考试或标准考证,获得某些资格证书和能力证书,从而构成为受教育程度和水平的文化资本。虽然,这听上去与家庭没有太大联系,往往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但实际上,个体化文化资本与所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密切联系。它不仅作为子女个体文化资本的背景,而且可以与子女受教育过程中所获文化资本实现某种转换。
显而易见,根据文化资本的结构及其分析思路,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一是形体化的文化资本,如言谈举止、修养和情趣等;二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书籍、绘画、艺术器具等;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如家庭成员的文凭、证书、资格等。显然,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与此相关,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化资本有着丰富形式,且有轻有重。每个家庭,也有不同程度文化的多元化积累。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分层现象愈加明显,每个家庭所拥有或积累的文化资本各有差异。从对子女教育的角度看,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元化形成是决定他们受教育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学历层次较高的父母,通常也具有儒雅的言谈,较注重仪表,讲求精神满足,喜爱音乐,经常逛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其中,自发地产生着“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教育面临困境或选择的时候,拥有家庭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往往更有接受优秀教育或拥有教育机会的优势。
二、家庭文化资本差异的双重性影响
家庭,是子女受教育的最早场所;父母,是子女受教育的“第一任导师”。基于家庭文化长期积累差异以及文化分层所带来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终将对子女受教育状况发生重要的影响。而所谓家庭文化,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家庭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家庭物质精神生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家庭成员对其家庭生活环境的反映,是家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尤其是它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利于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
1.特定家庭文化资本的个别传承性
文化是人终其一生的过程,其传承性极为重要,是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家庭文化亦是如此,长年累月形成的家庭文化资本,其传承是必须的,同时又各有特色。家庭文化的个别传承性,体现为最基础的是它继承来的家庭文化差异。其中,包含了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文化氛围、家藏书籍、文化器具和学习器具等。布迪厄曾指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可借助从父母或同伴那里获得的各种文化资本,帮助他们在学校里获得不同程度的收获和成果,并且由此获得不同价值的文凭,也即文化资本。我们认为,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关乎子女接受知识的多寡深浅、影响子女“三观”品质的树立。如身处书香门第的孩子,所受家庭文化熏陶甚是浓厚。而一个父母长期在外的孩子,几乎无家庭文化氛围可言。这些都在现实和无形中影响着子女对学习资源的获得,关乎他们的受教育条件。
2.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延续性
除了继承家庭文化的个别特质性资本,家庭文化资本获取的渠道是子女个体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文凭和相关证书。学校教育与个人的家庭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学校成为学生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家庭文化资本的优势或劣势之后,进行竞争并获取更多文化资本———文凭的场所。借助学校这个场所,利用学校教育的实施,学生原有的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得以延续,常常是进一步扩大或缩小。而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这些文凭和相关证书,不仅是增加到个体身上的新文化资本,也间接促进了家庭文化资本的积淀。而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存在、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存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素质和行为。制度性文化资本获得的延续性,很直接带来的影响是父母亲的职业及其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3.社会性文化资本的自发扩张性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和生活的。由于阶级的产生、阶层的分化,人们自然而然地被划分、被归类,进而有了天壤之别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身份象征。一部分人成为精英,拥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处于上等阶层;而另一部分人,无法获得优质资源,处于下等阶层,收入也有了天差地别。例如,我国的农民工,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续几代人,都没受过像样的教育,怎敢奢求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并获取好工作?弱势的地位,常常使后代仍处于下等阶层。
显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职业类别对子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对子女教育作用最大的还是家庭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譬如,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子女会接受怎样的教育,父母的人生观影响子女从小养成怎样的人生观,家庭语言编码会在子女接受学校教育时影响他们与同伴交往是否沟通自如、能否很快融入集体。
三、促进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
基于家庭文化资本的结构与演化过程,洞察其差异对子女教育的两重性影响,我们认为,不同家庭在文化资本上不仅有数量、类型上的分野,还有着质量和处境上的差异。但是,家庭资本的状况只是后代文化资本的基础,并不能简单决定后代文化资本的高低和事业是否成功。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到个体成就动机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先天的他赋因素的影响力并非无所不能,后天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愈来愈大,并成为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换言之,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我们不仅不能赞成简单的决定论观点,即个体除了具有家庭的先天的和他赋的因素外,还具有后天的和自致的因素,社会和组织可设置新的“场域”,个人可努力改善自身素质。在行动上更不可等闲视之,而应当积极回应,有所作为。不仅政府层面需要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学校、家庭,包括弱势家庭子女自身等相关利益主体和影响方,也需要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其要义是多元整合、综合治理、通力协作,有效制约文化资本缺乏对弱势家庭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将政府宏观文化调控、学校文化的大力建设以及家庭自身文化资本积累优化等层面多管齐下,促进家庭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实现文化资本在社会系统中的良性流动。使弱势家庭子女享有较之前更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拥有较以往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进入更适合自己的学校学习,更好地实现社会层次提升。
1.“政策倾斜”,政府发挥文化资本调控
政府层面要强化责任意识,实施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倾斜政策,实际就是要变革教育的价值观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价值观问题。弱势家庭子女教育是当下社会的焦点,也是重大难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创新精神,尽管问题再复杂,也要全面掌握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的教育状况和弱势家庭子女教育面临的困境,挖掘问题的症结所在,勇于探索。[2]树立文化资本向弱势家庭子女倾斜的价值观,包括解决不同文化资本群体的价值分歧和冲突问题,尤其要帮助弱势家庭子女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盲目呻吟。不求立竿见影,但求循序渐进。[3]
由于个人经由教育获得知识和文凭可视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这种资本会被其拥有者作为特殊的一般等价物或衡量标准,同其他反映人社会地位的各种资源进行交换———这种特殊的一般等价物,在现代社会甚至比货币具有更高交换价值。因而,具体到相关政策,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投入更多资金,安排人力、物力,使基础教育资源体现教育公平,给弱势家庭子女提供平等积累文化资本平台,提高其家庭文化资本。
值得欣慰的是,当前我国政府在高考录取环节,已采取明显的倾斜政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偏远地区的学子给予特殊照顾———提高他们高考的录取率,增加他们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重。但是,我们认为,仅仅高考环节倾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中国现有应试教育背景下,激烈的升学竞争并非始于高考,而滥觞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而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被更多关注。政府需要重视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在教育经费、师资和其他资源上做出倾斜。如,政府要针对偏远地区学校,在选拔教师时把好关,鼓励优秀教师支教,导向师资的良性流动。让弱势家庭子女依然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上学能改变前途,努力能天天向上。
2.“文而化之”,学校大力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不仅体现为某种成果,还是一个“文而化之”的过程。[4]在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背景下,校园(这里主要指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成为每个孩子必经的重要成长之所。在这里,在不同层次、类型学校里,学生所获得的知识等级、接受的无形文化熏陶是迥异的,孩子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基本定型。由于文凭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各种文凭已成为获取更高收入、更多权力和更高地位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对他们的职业取向具有直接的影响。
学校的本质是文化,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而专业的学校文化。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场域,学校文化是师生员工在学校组织背景之下,遵循特定的价值观念,进行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过程及结果。[5]学校要在文化氛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大力建设。有了优秀的学校文化的熏陶,学生才会愉快地生活和学习,这是首要条件,也常常是隐性的但却影响深远的因素。为了拉近学生因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学校要大力进行文化建设,以学生为本,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从学校主体来看,要缩小家庭文化差距,主要是利用学校大环境、班级小集体包括家校之间的紧密衔接。
与此相关,教师要充满爱心,努力改革教学,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即由问题的根源出发,充分了解学生的身心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学生群体,要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基础上发现和解决问题。教师还要和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利用教师自身文化资本的优势,与家长一起寻求有效方法帮助学生。例如,如果学生家长文化水平较低,教师可单独抽时间进行家访或帮学生“开小灶”,其要义是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3.“扬长避短”,家庭文化环境自我优化
家庭文化的核心是家长能否实现自觉而高质量的文化影响。其中,父母自身“知识资本”的获取很重要。布迪厄曾指出,上层阶级的后代,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各种资本,并运用它们来保证获得有声望的教育文凭,从而维护他们既有的阶级地位。而下层阶级的后代,虽然也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但由于他们缺乏各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包括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知识技能、审美品位等在内的文化资本,因而最终使他们不能更多地跻身于上层阶级。那些出生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可以从其父母那里接受和继承更为雄厚的文化资本。而且,由于他们所接受和继承的家庭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之间具有较高的共通性与契合性,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在学校取得学业的成功,并对自身未来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家庭要努力积极作为,父母率先垂范,扬长避短。为了促使子女在获得继承性的家庭文化资本时不落后于他人,父母需要为此做好应有的准备,尽其所能,拥有一定的文凭或学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经济能力范围内给孩子准备教育教学所需要的书籍、工具等。更要营造一个有品位的家庭文化环境,以尽量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在子女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和过程中,确保子女教育的第一环境———家庭,不会因家庭文化“负资产”带来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家长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努力。首先,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可将学校视为一个整体,班级为一个小部分,将每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或资源尽量整合利用。其次,家长可以在居住区,尽量利用业余时间带孩子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学习参观。第三,与年纪相仿、年级相通的学生和家长,建立长期互助交流的联盟模式,互帮互长。这样一来,相信对平衡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将会有很大帮助。
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研究 篇8
在当代, 贫困问题一直是政府、学者和公众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较低, 贫困现象也一直较为普遍, 而农村贫困更为引人注目。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重点和关键在农村, 因此探讨农村贫困现象,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讨贫困现象, 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要弄清贫困产生的原因, 即贫困何以产生?何以再生?对此, 各种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学学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力资本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和分析起点。不少中国学者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对中国的农村贫困进行了研究, 并涌现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 综观中国目前从人力资本角度对农村贫困成因的研究, 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概念的把握上, 对人力资本的理解不够全面、准确, 即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大都侧重于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方面, 而忽视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思想水平状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 大部分研究都是直接以农村贫困户为研究对象, 没有运用比较的方法, 即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作比较研究, 因而其研究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
基于此, 本研究在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全面、准确把握的基础上, 用社会问卷调查的方法, 通过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比较, 侧重考察了农村家庭中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在本研究中,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思想观念、迁移能力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贫困主要是指相对贫困, 即同一时期不同家庭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 按世界银行的标准[1], 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50%便可视为相对贫困状态。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与其家庭贫困有某种联系, 而究竟是如何联系的, 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图1的研究框架可以粗略勾画出它们之间运作的结构关系。
本次研究的调查地是湖北省秭归县。该县位于湖北省西部, 长江西陵峡两岸, 辖12个乡镇、192个村 (居委会) 、38.73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32.2万人。全县国土总面积2427平方公里, 耕地39.57万亩。2007年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2.69:23.80:53.51, 人均GDP为787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2507元[2]。我们的具体调查过程是:首先按照简单随机原则从12个乡镇中抽取5个乡镇, 然后在5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00个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于2008年1—2月由调查员进行入户发放自填式问卷, 结果回收问卷261份, 回收率为87%。其中有效问卷187份, 有效回收率为71.6%。按相对贫困的划分标准, 即以2007年湖北省秭归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507元的1/2即1253.5为标准, 统计得出, 样本中贫困家庭有90个, 占总体的48.1%;非贫困家庭97个, 占总体的51.2%。
二、结果与分析
(一) 农村劳动者知识存量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知识存量是反映人力资本存量高低的一种重要指标, 它一般是后天所获得的, 而且获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正规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等。在知识社会, 经济的发展不再依赖于人口数量, 而是要有很高的人口素质。实证研究中, 学者们往往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判断其知识存量的大小。当地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途径绝大多数均依赖于学校的正规教育, 因此, 我们将家庭主要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该家庭劳动者知识存量的主要指标, 分组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 家庭主要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 (即相当于初中水平) 以下的家庭占了总数的67.4%以上。将这一指标转化成分组的定序变量与农村家庭收入作相关分析, 相关指数达0.409, 通过似然卡方比值的检验 (P值为0.033) , 表明知识存量与农村家庭收入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知识存量越低, 家庭收入也越低。将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进行比较发现:主要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 (大约相当于高中或中专水平) 以上的家庭在非贫困家庭中有着36.1%的比例, 在贫困家庭中则降到了28.6%。而在6年 (大致相当于小学水平) 以下的区间, 两类家庭的比例分别为11.3%和23.8%。这就表明, 农村家庭主要劳动者的知识存量低下与其家庭贫困有较强的相关性。
在传统农耕社会, 农民主要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劳动, 更多的是凭借世代相传的精耕细作经验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意志力, 知识的作用并不明显。然而时至今日, 农村产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下降, 多元化的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很多地区甚至淡出了种植业, 转向发展林业、渔业、旅游业等产业发展。即使是在种植业内部, 受到工业化的驱动, 农业劳动者也需要较多的农业科技知识才能较好地完成农业生产。数据显示, 就职业分布而言, 属于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已达40.2%。毋庸置疑, 劳动者在从事这些劳动和工作过程中, 对各种知识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其它有研究也表明, 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 劳均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越强[3]。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知识存量已经先于对其需求的增长而相对稳定下来, 现实状况也基本上没有给劳动者留下多少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因此, 知识存量低下的现状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 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农村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二) 农村劳动者技能存量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技能存量体现着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它从本质上不同于知识, 它更多地需要人们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来获得;同时它反映着人们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对于当下的农村劳动者而言, 技能的内涵业已发生了变化, 该要素与经济收入的转化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在本次研究中, 我们主要对家庭中掌握技能的人数及其技能类型进行考察 (见表2和表3) 。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的逐渐下降以及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迅速上升, 各劳动岗位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日趋明显。调查结果显示, 家庭主要劳动者掌握技能人数与家庭贫困状况有着很大的相关性 (卡方检验中P值为0.007) 。50.0%的非贫困家庭拥有1个以上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 而69.9%的贫困家庭没有1人拥有特定的劳动技能。
在所有技能类型的被选频次中, 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差异也明显, 分别为36.5%和63.5%。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家电维修、车辆驾驶、美容美发等服务型技能的掌握上, 两者在总频次中的比例分别为13.5%和29.7%;其次表现在建筑、装潢等工业生产相关技能方面, 对应比例分别为9.5%和14.9%。而在木工、石匠、屠宰等传统农村技能方面, 两者相差不大, 仅为1.3%。
这表明, 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的技能受人青睐, 而在传统社会比较吃香的“九佬十八匠”已经风光不再。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 劳动者凭借传统技艺获取经济收入和劳动交换以及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地位。但是, 现代工业带来的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和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改变, 使得现今农村社会对技能类型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对于那些年龄相对较大的劳动者而言, 旧有的技能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 而对新的技能学习又由于年龄、体力和健康等原因显得十分困难。这便为家庭陷入贫困提供了可能。即使是在主要劳动者年龄不高的贫困家庭, 由于技能的学习需要较高经济的投入而使这些劳动者止步。因此, 农村家庭劳动者掌握技能的情况可以成为反映家庭贫困状况的一个窗口。
(三) 农村劳动者健康存量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健康存量是指人口的身体状况或身体素质, 它是人力资本的最基础的自然指标。健康存量高的劳动者, 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劳动成果, 并减少看病、治病和护理的时间, 直接导致劳动参与时间的延长;而健康存量低下的劳动者则刚好相反, 不仅如此, 看病、治病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一笔收入, 这样的劳动者家庭往往就会陷入贫困。本次研究主要调查了农村家庭劳动者生病次数、患慢性病 (见表4) 和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
调查显示, 对于生病的平均次数, 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差异显著, P值为0.021。在“4.0次以上”的区间内, 贫困家庭的比例达26.2%之多, 而非贫困家庭则仅为13.4%。劳动者生病的频率较高意味着该劳动者身体状况欠佳, 劳动能力不强, 所能承受的劳动强度较低。而农村当下仍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 这类劳动者创造的经济收入自然要大打折扣。
在检验家庭患慢性疾病的劳动者人数与家庭贫困的相关性时, P值为0.027, 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差异也显著。其中43.5%的贫困家庭至少有1名慢性疾病患者, 而非贫困家庭的这一数据只有26.8%。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 慢性疾病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有着很大影响, 它制约了劳动者的劳动区域和劳动强度, 严重的还会束缚其他家庭成员的劳动空间。
在医疗支出方面, 非贫困家庭全年人均医疗费用为604.8元, 而贫困家庭则达到了720.9元。同时, 我们计算家庭医疗支出在全年收入中的比例时也发现, 贫困家庭中的均值0.38, 非贫困家庭中却仅为0.17。从这方面看, 劳动者的健康存量低下会直接导致其家庭贫困。
总之, 劳动者由于自身的健康状况不良而全部或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 或者由于疾病的困扰消耗着家庭的人力和财力, 导致家庭贫困的发生和延续。此外, 劳动者的健康存量低下不仅反映在体力的不济、时间的损耗和对家庭收入的消极影响之上, 还由于该要素“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4], 因而具有作用于家庭贫困的多重路径。
(四) 农村劳动者迁移能力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这里所说的劳动力迁移是指劳动者的劳动空间发生持续性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劳动类型等涉及劳动性质的变化。迁移可以是工作居住地的变化, 也可以是所从事的职业种类的变换, 既包括劳动者的远距离迁移, 也包括就地迁移。劳动者能够实现迁移不仅需要以体力、健康等生理因素为基础, 还需要拥有获取迁移信息、做出迁移决策等一系列能动性条件。在一般情况下, 迁移能力强的劳动者无疑会获得较高的收入。本研究主要对农村家庭劳动者的迁移人数与远近距离迁移情况进行了考察。 (见表5和表6)
数据表明, 就外出务工这种远距离迁移而言, 有50.6%的贫困家庭无一人前往, 而在非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则降低了8个百分点, 为42.6%。并且, 随着家庭中迁移人数的增加, 贫困家庭越发表现出显著劣势。家中外出务工达两人次以上的非贫困家庭占27.3%之多, 而贫困家庭中则仅为9.1%。也就是说, 由于难以实现远距离劳动迁移, 贫困家庭难以享受“打工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对于近距离的劳动迁移, 即劳动者的就地转移, 贫困家庭显得更为力不从心。因为就地迁移的劳动者大多从事的是客运、美容美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从事这些行业通常需要寻求资金支持、学习新技能、转向非农行业、承担一定风险、适应新行业劳动场景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这些要求成为阻碍贫困家庭劳动者进入就地迁移的“门槛”。我们看到, 在贫困家庭中劳动者从事农业劳动的占到了73.8%, 而非贫困家庭中则仅为46.3%;贫困家庭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只有16.7%, 而非贫困家庭却占30.5%之多。由此可以看出, 贫困家庭劳动者的就地迁移能力与非贫困家庭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无疑凸显了两类家庭的收入差距。
总的来看, 劳动者就地转移对劳动者迁移的主观能力要求与外出打工相比实际上更高。而外出打工受劳动者的健康、技能存量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客观因素限制较大。对贫困家庭劳动者而言, 或者主观能力难以适应非农产业的需求因而近距离迁移困难, 或者客观条件制约个体外出的步伐因而远距离迁移受限。无论迁移距离远近, 他们与非贫困家庭相比都更容易失去这种迁移的机会, 从而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五) 劳动者思想观念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
思想观念可以说是人力资本存量高低的综合体现, 它是人们对某一特定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或者基本看法。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任何行动都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或影响, 劳动者在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动精神、创造精神和自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息息相关。“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者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者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 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5]“思路决定出路”, 那些思想观念趋于传统和保守、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村劳动者便容易进入贫困的泥潭。
在调查中, 我们假设政府拨给被调查家庭1万元的扶助金, 询问户主在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有保障且没有债务之后使用这笔款项的选择 (见表7) 。
结果显示, 选择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待生产性投资的问题上。贫困家庭中的劳动者选择“拿来做点小生意”和“用来学一门技术”两项的次数比例要明显少于非贫困家庭, 分别相差4.5%和6.1%。而前者选择“把钱存到银行”这种传统储蓄方式的比例则要高出后者5.4%。这说明, 贫困家庭的劳动者面对新事物缺乏尝试的勇气、不愿接受挑战, 而非贫困家庭中的劳动者面对扶助金的假设有着较为明显的投资倾向和意识, 反映了他们对市场的敏感程度。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的家庭收入。
在对贫困的原因归纳中, 贫困家庭的户主对“健康/体力状况”和“知识水平”的感触比非贫困家庭更深, 也更倾向于寻找“政府发挥作用情况”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原因。与此相反, 较多的非贫困家庭户主对“思想观念”、“个人努力程度”和“社会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可以看出, 非贫困家庭的劳动者对贫困的归因更加侧重与个人能动性相关的因素, 贫困家庭的劳动者对贫困的归因更侧重于外在因素, 怨天尤人的倾向明显, 呈现出消极的思想状态, 这种消极的思想状态则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策略, 继而成为其家庭贫困的一大诱因。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农村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劳动者人力资本各存量差异性的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结论: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低下是导致其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第一, 知识存量的低下会使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和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和削弱, 他们提高劳动能力的空间也因此受到限制, 从而增加了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而知识存量的相对丰富则意味着劳动者在学习、掌握劳动技能以及思想观念转变上具有速度优势, 这种优势便是农村家庭拒绝贫困的重要武器。第二, 农村生产方式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使得劳动者传统技能的经济效益逐渐降低, 那些没有一技之长或仅具有传统技能的劳动者家庭往往会陷入贫困状态;而技能拥有人数较多、技能类型现代化、技能使用自主性较强的家庭一般与贫困无缘。第三, 农村劳动者的健康存量低下一方面通过经济消耗诱发家庭贫困, 另一方面因其对劳动能力的制约而阻碍其家庭走出贫困;健康存量较高的家庭既维持了较低的医疗开支, 也保证了较高质量的劳动实践。第四, 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 无论是远距离外出打工还是近距离就地转移, 都需要一定的能力储备, 那些迁移能力低下的劳动者容易陷入家庭贫困;那些成功实现迁移流动的劳动者则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收入, 使家庭远离贫困。第五, 部分农村家庭的劳动者尚未跟上农村社会变革的步伐, 在思想观念上存在保守倾向,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其家庭走向贫困的可能性较大。相反, 思想观念上的开放倾向使得有些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步伐轻快, 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先机, 避免家庭陷入贫困。
因此,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 给农民子女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并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各种帮助, 避免贫困的克隆。其次要对农民进行多种渠道的技能培训, 重点关注贫困家庭的劳动者, 使他们成为一技之长或多种技能的现代化新型农民。三是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增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四是要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并为农村贫困家庭劳动者的迁移提供方便和帮助。五是要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 培育农民先进的思想理念。
摘要：人力资本是研究中国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思想观念和迁移能力等人力资本存量对其家庭贫困有着重要的影响,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人力资本,家庭贫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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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本与青少年体育参与研究进展 篇9
在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综述之前, 有必要对家庭资本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家庭资本的概念来源于Bourdieu《资本的形式》, 其中指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借用这一理论, 教育社会学家将家庭资本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3]。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长以物质的形式投资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源;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太浓各国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和文化商品等特定的社会资源;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中建立在信任、规范、制度或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 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针对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进行质与量的评价。
体育参与是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而在国内体育界产生的新名词, 他来自英文sport participation。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的一些学者就对运动卷入 (sport involvement) 现象发生了兴趣, 并进行了相关界定, 但在我国体育界对其概念的界定尚无定论。刘海燕等在《关于运动参与概念的研究》一文[4]中指出:运动参与是指学生在体育课堂或课外体育活动中身体、心理等方面的投入, 其特征为参加活动过程中身体和心理两部分的不同表现及其相互关系。本文借用此概念来界定运动参与, 因此, 运动参与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加入的过程, 而且也包括学生心理能量的投入, 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认识、情感、意志、兴趣等心理因素的投入势必影响身体投入时间、频率和强度等, 而且运动参与水平的高低与学生身体和心理能量投入密切相关, 是学生身心统一的结果。
1 家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有关家庭经济资本的界定主要从运动领域进行界定, 因此, 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以物质的形式投资在体育上的资源;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主要从父母的经济收入、父母所占有的体育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家庭所在社区的体育资源情况进行综述。
家庭收入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Sallis (2000) 等人[5]通过对影响女青少年体育参与的54篇文章进行综述发现高家庭收入的青少年有着较高的身体活动参与, 两者之间显示了中等程度的相关。Loughlin (1999) 等人[6]对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研究, 发现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水平较低, 但是亚裔学生的参与水平在所有的被试群体中最低, 可以考虑为体育活动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 且受到文化的影响。Ferreira (2007) 等人[7]通过对25年间的150篇有关影响身体活动的因素的分析发现, 家庭收入对运动参与有积极的影响。Penny[8]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越高, 青少年参与中大强度运动的可能性越大。Robert (2010) 通过对加拿大土著居民的质性研究发现, 家庭经济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 可以提供交通、设备等相关的物质支持。Sallis (1999) 等人[9]对102篇有关青少年儿童体育参与的文章进行综述, 发现家庭经济资本与青少年儿童的体育参与之间不存在相关。Butcher (2008) 等人[10]与Sallis (1996) 等人[11]的研究却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刘德佩翻译的金崎良三“家庭对日本高中生参与体育的影响”一文[12]中指出, 家庭的经济状况与体育参与程度之间, 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国内有关家庭经济资本对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有:李彬彬[13] (2004) 对家庭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因素进行了综述, 其中指出, 体育场地和设施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 地区和城乡之间体育设施和经费投入的不平衡, 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体育参与的情况差异较大,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或观念落后, 几乎没有任何体育设施, 直接影响着农村孩子的体育参与。吕树庭[2] (1995) 对影响中学生体育参与的家庭因素进行调查, 研究指出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直接参与体育的影响, 在于他多少影响着直接参与的程度。莫连芳 (2007) 的研究指出[14]广西大学生的家庭不富裕, 因而参与体育锻炼的程度较低, 秦晓龄[15] (2010) 对小学高年级学生体育参与的研究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高, 家长对体育参与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 影响了高年级小学生的体育参与。董宏伟[16] (2010) 对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家庭资本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家庭的经济收入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直接的影响。李建英 (2002) 指出[17]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收入偏高和偏低的家长对子女参与田径训练的反对率较低, 收入持中的家庭反对率最高。
综上所述, 家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以及相关的影响效应还不明确。
2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有关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从父母的教育水平、家长的教养方式、父母的信念以及角色榜样 (role model) 等方面进行论述。
Sallis (1996) 的综述研究[11]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 (parental education) 对女性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Penny (2000) 的研究指出[8]母亲的教育水平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有着消极的影响。Haas (2002) 的研究指出[18]来自于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儿童有较大的风险为肥胖儿童, 与儿童相反的是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儿童需要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些可以从家长中获得, 但是青少年已经具备了相关的知识且能够独立的进行是否运动参与的决定。另一篇研究指出父母在家中提供的运动经验, 会塑造孩子的运动参与动机, 母亲购买运动用品会提升孩子的知觉能力跟价值信念, 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同时父母的信念会影响孩子的运动参与。Fredricks (2002) 的研究指出[19]父母可以通过提供资源、设备以及情感鼓励和参与运动的机会来促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David (2006) 等人[20]的研究指出角色榜样的行为通过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模式来促进他们的体育参与。Scheerder (2008) 的研究指出[21]女性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与父母的角色榜样有着显著的相关。Julien (2005) 的研究指出[22], 父母的信念系统包括父母对子女成就领域的能力的知觉、对相关领域的价值或重要性的知觉以及父母对子女在成就领域的期望, 这些信念都能够通过期望效应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运用SEM对父母与子女运动参与的关系进行分析, 发现母亲的角色榜样对儿童的体育参与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母亲对儿童能力的信念对儿童的体育参与通过儿童对自己能力的感知而产生影响。
3 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体育参与的研究成果
借鉴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 家庭社会资本可以界定为:家庭成员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 嵌入在家庭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这既包括家庭内的亲子互动, 也包括家庭与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有关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主要从上述角度进行。
India (2007) 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因素进行追踪研究发现, 家庭凝聚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以及父母的体育参与都对青少年的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23]。Wendy等人[24]通过对父母提供交通支持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父母提供的交通支持对于校外的运动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 因而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Brustad (1996) 指出[25]父母的鼓励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Scanlan (1986) 提出[26]父母对儿童运动表现的满意水平影响着儿童的运动参与。Babkes指出[27]父母积极的运动参与对青少年的运动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Fletcher (2000) 指出[28]父母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以及对子女的运动兴趣的强化来促进运动参与的发生。因而有必要对家庭的动力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Jessica (2005) 指出[29]父母行为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有必要确定哪些因素对其产生积极影响, 那些产生消极的影响。Brustad (1988) 研究指出[30]父母的压力对运动参与有消极的影响, 而父母的体育参与对其运动情境中的情感反应有着积极的影响。Marlene (2008)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女性体育参与进行了研究[31], 发现父母通过角色榜样、提供支持以及解释三个方面来影响女性的体育参与。Lindstron (2002) 运用多水平回归分析对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邻里因素和个人因素进行了分析[32], 研究发现邻里因素对于运动参与的影响达到总方差的5%, 因此邻里因素对于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
4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有关家庭资本的相关概念: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之间的混淆, 比如对于体育器材的购买有列为经济资本的也有列为文化资本的。
其次, 在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中, 大量的相关研究都是家庭资本对体育参与的积极影响, 但有研究指出可能存在消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划分, 了解哪些具体资本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造成积极的影响, 哪些具体资本会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造成消极的影响。
第三, 在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中, 较少考虑到各个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比如属于文化资本的父母的教育水平, 也影响着家庭的经济资本, 两者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存在何种程度的交互作用, 也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 有关家庭资本的研究指出, 家庭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 家庭内的社会资本包括父母的投入、父母的期望, 亲子之间的感情等, 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包括邻里监控、社会整合等。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内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 较少有关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影响。因此, 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是否对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有着同样的作用?抑或与教育领域一致, 属于影响青少年体育参与的远位变量?都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五, 在有关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中,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心家庭的研究, 而我国的家庭较多情况下为三代同堂, 甚至四代、五代, 因此, 在对我国家庭社会资本进行考虑的是有必要考虑祖父母辈对青少年子女的体育参与的影响。
第六, 有研究指出, 青少年的运动参与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亚裔学生在很多情境下都有着较低的运动参与率, 这种情况是否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一致?或者是因为我国的学生相对喜欢安静的运动, 较少参与国外激烈对抗性运动, 因而影响了对参与率的评判?
第七,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 因而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域差异?
摘要：文章依据Bourdieu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论框架, 对家庭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进行综述。分析表明后续研究有必要厘清家庭资本中的相关概念, 探析不同家庭资本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体育参与, 同时也应考虑两者关系中的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
家庭文化资本 篇10
甘肃省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大省, 地处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处, 山地、高原、平原、河谷、沙漠和戈壁交错分布, 形成了陇南山地, 陇中黄土高原, 甘南高原, 河西走廊等四大农业板块, 而且自然环境复杂, 气候干旱, 人多地少。甘肃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概括起来讲具有如下特征:土地辽阔, 但可利用面积比较少;气候类型差异较大;水资源贫乏, 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业生产地域差别较大。针对这种情况, 要因地制宜改变甘肃农业落后面貌, 关键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实现由粗放式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根本转变, 就是要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不断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 提高土地产出率、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从而有效促进甘肃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拟对1990年以来甘肃农业投入要素在发展甘肃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作定量分析和测算, 对农业要素投入及匹配状况及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希望能为甘肃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并对甘肃农业发展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对现代农业的认识
(一) 现代农业的含义
现代农业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相对传统农业而言, 现代农业是指按照现代经营理念的要求, 用现代经营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和现代物质装备条件武装起来的, 集市场化、科学化、组织化、设施化、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社会化等诸多特性为一体的农业发展。
(二) 现代农业的特点
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 特征是商品化, 方向是集约化, 目标是产业化。它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是与传统农业相对而言的。第一, 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 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 农业的内涵得到了拓宽和延伸, 农业的链条通过延伸更加完整, 农业的领域通过拓宽, 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第二, 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线明显的局限性, 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 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 有利于城乡合。第三, 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 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 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第四, 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 发挥资源优势和区域优势, 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运用。
(三) 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
发展现代农业对加快农村基础建设, 推进农村科技创新, 开发和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培养现代农业人才, 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提高农业产出率, 增加农民收益, 控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甘肃现代农业发展与要素投入的统计分析与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4个指标来分析生产要素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与拉动效果。所建立的模型方程为:
式中:Y表示农业生产总值, 单位为亿元;A为技术进步;K为农村家庭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为亿元;L为农村劳动力, 单位为万人;T为技术创新;α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系数;β为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系数;γ为技术创新对产出的贡献系数。对 (1) 式两边求对数:
指标说明:Y为甘肃省调整后的第一产业总值, 单位为亿元。1990年=1 (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修正) ;K为甘肃省农村家庭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为亿元。由于原始数据为增量投资, 所以运用单豪杰 (2008) 的方法换算为固定资本存量, 再用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T为甘肃省三项专利年人均申请数。本文所采有数据来自于1990-2009年的《甘肃省统计年鉴》。
(一) 描述性分析
(二) 单位根检验
按照协整的定义, 若两个变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它们必须是同阶单整的, 故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首先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这里对甘肃省农业总产值Y, 农村家庭固定资产投资K, 农村劳动力L, 甘肃省三项专利年人均申请数T的平稳性的检验采用ADF法, 其模型表达式为:ΔXt=α+βT+γXt-1+θ1ΔXt-1+θ2ΔXt-2+…+θpΔXt-p+εt。假定原假设为H0:γ=0, 备择假设为H1:γ<0。接受H0意味着序列非平稳, 拒绝H0说明序列平稳。利用Eviews6.0经济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 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 时间序列log、logK、logL、logT经过一阶差分平稳, 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 协整检验
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先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得到回归方程:
回归方程 (1) 残差记为RESID1, ADF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 回归模型所反映的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 说明甘肃省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家庭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且二者可以互相解释。
(四) 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这些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它能够将变量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包含在同一方程内。模型由非均衡误差、原变量的差分变量以及随机误差项组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且经验证, 各项检验均通过。
由误差修正模型可知, 资本、劳动力的投入及技术创新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与农业总产值的提高是正相关的, 而且劳动力的投入对提高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最大, 资本对提高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次之, 技术的贡献最小。表明甘肃省当前农业经济还是粗放式的增长, 没有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创新在想对农业发展中的效能。
(五) 协整分析评价
自1990年以来, 甘肃省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较大贡献, 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5.17%,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甘肃农业产值基数相对较低, 保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较大。第二,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全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紧张, 而甘肃发展现代农业的资源环境较优越, 甘肃水土光热丰富且资源组合状况良好, 诸如甘肃人均耕地多于全国 (甘肃人均耕地1.8hm,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多) 受自然影响较小, 资源条件为甘肃农业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外部环境。
注﹕检验形式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k表示滞后阶数;ADF检验的临界值来自软件EVIEWS6.0;滞后期k的选择由系统自动生成;D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
从长期来看, 甘肃省农村家庭固定资产投资, 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力投入, 技术创新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 对甘肃现代农业发展贡的献很大, 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拉动了甘肃现代农的发展。从长期来看, 由协整模型 (3) 可知, 系数1.0724表示应变量Y对自变量K的弹性, 也就是说甘肃省资本投入额每变动1%个单位, 农业总产值将变动1.0724%个单位,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系数1.5538表示应变量Y对自变量L的弹性, 即甘肃省劳动力投入1%个单位, 农业总产值将变动1.5538%个单位,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系数0.3738表示应变量Y对自变量T的弹性, 也就是说, 甘肃省技术创新每变动1%个单位, 农业总产值将变动0.3738%个单位,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就意味着, 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外, 技术创新对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甘肃省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从短期来看, 甘肃省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农业总产值的变动可能会出现不一致, 这时可用误差修正模型来解释。从模型 (4) 来看, 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甘肃现代农业的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短期内甘肃省资本投入对数的一阶差分每变化1%, 甘肃省农业总产值对数的一阶差分将变化0.9765%, 劳动投入对数的一阶差分每变化1%, 甘肃省农业总产值对数的一阶差分将变化2.557%, 技术创新对数的一阶差分每变化1%, 甘肃省农业总产值对数的一阶差分将变0.2895%, 可见生产要素的投入波动对甘肃省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劳动力的投入影响最大, 表明甘肃省农业总产值仍然是粗放式的增长。ECMt-1的系数反映了修正项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也就是说如果上期农业总产值低于长期均衡水平, 即ECMt-1<1, 本期的农业总产值将会提高;如果上期农业总产值高于其长期均衡水平, 即ECMt-1>1, 本期的农业总产值将会降低, 从而保证农业总产值与其生产要素的投入之间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 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合理配置将大大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增加, 从而将有效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型 (4) 中ECMt-1的系数为负,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近20年农业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 劳动力最高 (7.03%) , 资本次之 (4.97%) , 技术创新最低 (1.19%) , 表明:甘肃农业发展依然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源的大量投入引致的, 科学技术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尚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劳动力变动很大, 表明劳动力变动成为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影响力较显著的因素, 这与现代农业发展用现代经营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和现代物质装备条件武装起来的, 集市场化、科学化、组织化、设施化、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社会化等诸多特性为一体的农业发展理念相违背。
可见, 虽然从表面上看, 劳动力和投资是农业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 而实际上, 由于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制约, 投资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发挥, 而甘肃省劳动者普遍受教育水平相对比较低, 所掌握的农业技术技能也相应比较低, 因此, 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甘肃现代农业今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进步与投资增长相适应, 甘肃必须适时地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的传统农业到集约的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现代农业首先要以科学技术为强大支柱, 现代农业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只有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不断扩散和应用, 资本的投入才能有效发挥其最大效能,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才能带来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甘肃省虽然发展现代农业的潜力较大, 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水资源相对缺乏, 相比我国其他地区, 发展现代农业对投资和技术创新的要求更高。而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要依赖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共同拉动, 二者的协调与联动已成为甘肃省现代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一, 在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 必须有相对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与之相适应。否则, 投资的效率必然被技术创新水平的不匹配所制约, 从这个意义上讲, 技术创新与投资适度增长、农业投资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改善为主导方向, 已成为甘肃省现代农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第二,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因素, 其促进农业发展的刺激作用经长期发挥已不明显。因此, 农业产业化将成为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制度创新的突破点。第三, 劳动力变动已成为甘肃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效率最低的投入要素, 由此可见, 尽快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 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及产品结构战略调整, 降低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 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四、政策建议
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正确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式、发展方向, 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积极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人多地少、自然环境复杂、地形种类繁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是甘肃的省情。这就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 应始终把握粮食生产安全为前提, 从基本省情、县情、乡情、村情出发, 依托资源、因地制宜,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甘肃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城郊地区, 人多地少, 土地非农化速度快且不可逆转, 但地方政府乃至村级组织的财力以及相应的以工哺农能力很强, 农业生产的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比较完善, 应充分发挥交通、信息优势, 采取集约型发展模式, 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安全、无污染的现代农业。重点培育一批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专业村 (如无公害蔬菜、百合、木耳、黑美人土豆、中药材等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带) 。旱区要发挥气候适宜、农田节水滴灌设施基本配套且高产稳产农田比例高的优势, 积极推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重点培育设施农业, 种、养殖专业村、专业小区。低热河谷地区, 要发挥热区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玉米, 优质时鲜果菜等特色农产品专业村。山区、半山区要发挥土地资源优势, 着力培育毛栗子、核桃、黑美人土豆等专业村, 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 发挥比较优势, 提升竞争优势。
综合实际省情和以上的研究结论, 对甘肃省现代农业的发展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 要加强财政惠农政, 发展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相结合的模式;加快促进农村金融改革, 增加低息贷款;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的基础, 也是从根本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因此, 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逐步形成“政府持续加大投入、农民积极筹资投劳的多元化投入。第二, 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和应用,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推广节水灌溉、抗旱增产、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高效增产技术, 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建立综合性农业服务站 (所) 的思路和要求, 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建设, 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 改善农技推广条件,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实施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千百万”工程, 形成以技术指导为纽带、示范户为核心、连接周边农户的技术传播网络, 带动农户普遍提高科技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第三, 优化农业结构,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格局。当前, 甘肃省在生产内容上要重点抓好:一是巩固提升业已成型的产业区域布局。以“突破加工、打造品牌、实现提质增效”为重点的巩固提升工作。二是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按照“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的要求, 大力发展专业户、专业村, 走基地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三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由农业资源性产品生产向初加工、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的转变, 尽快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第四, 加强农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及农业专业人才培养, 从农民科技培训和创业培训两个层次上全力推进农民培训,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摘要：文章利用甘肃1990-2008年的统计数据, 在对甘肃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生产要素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研究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实证分析表明, 二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据此对甘肃现代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协整,EC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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