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诉讼

公民诉讼（精选六篇）

公民诉讼 篇1

一、赋予公民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1. 域外考察及启示。

公民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人, 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从严”到“放宽”的发展过程。对公民原告资格的限制来自“利害关系学说”, 即要求以自己名义起诉的公民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如美国法律曾经规定, 起诉必须构成案件或争端,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事实上多多少少受到一定的损害或不利影响, 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受到事实上损害或不利影响, 他即使主张公共利益, 也不能享有起诉资格。对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对拓展来自于美国的“私人检察官理论”。根据这一理论, 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是检察总长专有的权利, 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公民即使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但是他可以请求检察总长批准他使用“私人检察官”身份向法院起诉, 主张公共利益。这种理论在联邦法规中得到极好的体现, 典型的如清洁空气法创设的公民诉讼条款, 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名义对任何人 (包括政府、公司和个人等) 就该法规定的事项提起诉讼。“私人检察官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民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 但“私人检察官”身份取决于检察总长的自由裁量, 这种身份的获得欠缺法律保障[1]。

根据“公共信托理论”, 如果特定的国家机关如检察机关没有依职权向法院起诉, 任何公民可以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而无须借助“私人检察官”的身份。如当今英国, 几乎任何人出于公共利益都可以申请调卷令和禁止令以制止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使用调卷令和禁止令的救济的条件逐渐放宽, 几乎取消了诉讼资格, 这已经成为广泛的原则[2]。作为行政法母国的法国很早就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其越权之诉的要旨为:只要申诉人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以提起越权之诉, 并不要求申诉人个人的利益。而且越权之诉着眼于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而不在于保护起诉人的主观法律权利, 因而是对事不对人的诉讼制度。法国甚至规定了很多优惠措施, 如规定提起越权之诉可免去律师代理, 不用预先交纳诉讼费等。

2. 法理基础。

赋予公民以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符合“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主义原则要求, 是私权制约公权力的现实需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现代世界各国在行政管理领域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行政权的膨胀, 人们把国家行政职能和行政权的这种大膨胀、大扩张的趋势称之为“行政国家”现象。这种“行政国家”、“全能政府”是人们在市场失灵后对公共物品需求大量增加后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它向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的公共产品, 但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副产品———对民主、自由和人权造成威胁;贪污腐败和权力滥用;人、财、物等公共资源的挥霍和浪费等等。依中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 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3]。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 公权的行使如果侵害了公共利益时, 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 主流观点正是把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交由检察机关来独占。然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因为现在公共利益保护不力的状况, 很多情况下, 就是国家机关 (主要是行政机关) 怠于行使其职权或没有尽到对社会的应有控制甚至是主动滥用职权所造成的。若允许国家机关拥有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垄断权, 只能造成更多的公共利益保护不力的情况[4]。而让公民参与公共利益的保护, 不仅可以避免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互包庇的现象, 而且能扩大和促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参与、科学决策。

3. 文化环境。

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使我们的时代进入了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 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大大增强, 使公益诉讼有了很好的文化环境。现实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富有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热血人士, 勇于以一己之力捍卫正义与公平, 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们常常不计较个人得失, 和侵犯社会公共利益、践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如:浙江画家严正学因对设在临近小学的色情娱乐场所进行举报未得到处理而诉文体局不作为案;农民老蒋认为, 财政局长超预算买车侵犯纳税人利益而起诉财政局案等等。 (当然,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因欠缺原告主体资格, 这些案件都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他们的行为也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吻合, 如“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等等。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 面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 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都应该有权利通过充分的、完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们的法律应该既支持“各扫门前雪”, 又支持扫除“他人瓦上霜”[5]。

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1. 对公民原告资格要有一定的限制。

公民公益诉讼不需要公民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但并非毫无关系或毫无限制。台湾学者将公益诉讼作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众诉讼指任何人基于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活动;狭义的民众诉讼指一定范围的民众或具有特别资格的当事人 (如纳税人和居民) , 针对违法或不当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6]。目前各国都倾向于狭义的民众诉讼, 如美国的纳税人诉讼, 法国的越权诉讼, 日本的居民诉讼, 其起诉人的资格都要求符合一定的条件:或是要求与被诉行为有一定利害关系, 或是要求具有特别的身份。其起诉范围一般限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公益领域。如日本规定, 民众诉讼的原告不必是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但必须是法律规定有资格起诉的人[7]。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 “人民为维护公益, 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 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 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为限。”借鉴域外立法例, 中国在规定公民原告资格时, 同样也应明确限定条件或身份, 如规定公益范围限于环境利益、纳税人利益、资源共享利益、公平竞争利益、一般消费者利益、文化利益、美观利益等, 而非可以就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项提起行政诉讼。

2. 设置前置程序。

规定公民在提起公益诉讼前应将违害公益的行政行为向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检举, 如果有关部门在规定期间内对报告、检举不予处理或答复的, 或处理得不满意的, 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该制度可规定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但却是诉讼前的必经程序。如此既可以有效地降低滥诉的可能, 也能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3. 严控恶意滥诉。

恶意滥用诉讼权的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 但为了陷害被告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 扰乱被告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起诉被告的, 应该追究原告的侵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有学者主张为了防止公民滥用诉权, 可由法院责令原告交纳一定数额的诉讼保证金, 在原告败诉后予以没收或补偿给被告, 若原告胜诉则退还。

4. 原告胜诉后应给予奖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中, 都规定了奖励揭发, 检举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既然揭发, 检举违法行为应当得到奖励, 那么公民作为原告对违法主体及其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在胜诉后得到一定奖励是不容置疑的。奖励是对“护法”行为的积极、肯定的评价, 通过物质、精神奖励, 将利益与“护法”相联系, 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守法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行政公益诉讼, 使公益诉讼这种监督机制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 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7]。

5. 建立好公民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衔接。

公民的主体力量毕竟弱小, 遇有下列情形的, 还需检察机关的介入与补充。在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未予受理时, 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公益公诉权;在法院对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不予受理又不说明理由时, 可由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 先建议立案, 法院若仍未立案, 则可直接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公诉;进入诉讼程序后, 公民对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撤诉, 如果该撤诉对公共利益有可能造成危害的, 检察机关应提起公诉[7]。

6. 尝试“公益律师”制度。

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 律师以其对法律知识及诉讼技巧的熟练掌握与运用, 在公益诉讼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议通过一定的程序, 选拔一批业务精湛、职业道德良好且富有较强公益心的律师, 赋予他们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地位, 作为公民公益诉讼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张晓玲.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讨[J].法学评论, 2005, (6) :23-24.

[2][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 等,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258-264.

[3]郭跃, 王炤.浅析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J].铜陵学院学报, 2006, (5) :58-59.

[4]郭百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及诉讼类型化探讨[EB/OL].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xy/2008-04/18/content_835957.htm.

[5]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M].台北:台北元照出版社, 2001:192.

[6]张正钊, 等.比较行政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810.

公民诉讼委托书 篇2

委托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被委托人的委托书上的合法权益。在日常生活中，委托书在处理事务上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写起委托书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公民诉讼委托书，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民诉讼委托书1

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 ____________________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代理人_________的代理权限为：

代为提起诉讼；代为答辩；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查收集证据；代为出庭参加诉讼；代为调解；代为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委 托 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二O年月日

附：委托人：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

公民诉讼委托书2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姓名：。

受委托人：姓名：工作单位：。

职务：。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与

因

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诉讼代理人。

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

委托人：

年 月

日

附：

代理人： 住址：

电话：

注：1、授权委托书须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说明委托事

项和权限方有效。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或者

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

须有被代理人的特别授权。

2、诉讼代理权限发生变更或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

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

3、此书一式二份，一份由委托人存查，一份由委托人

交由受委托人递交人民法院。

公民诉讼委托书3

授 权 委 托 书

（公民个人用）

人民法院：

贵院受理 与我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

（性别：年龄： 工作单位：

职业： 住址：）为我的.诉讼代理人。

委托事项和权限如下：

委托人： 受委托人：

公民诉讼委托书4

委托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式：……。

受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方式：……。

受委托人： ×××，男/女，××××年××月××日出生，×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式：……。受托人系委托人的……(写明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

现委托×××、×××在……(写明当事人和案由)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事项与权限如下：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委托人(签名)

环保公益诉讼应重视引导公民参与 篇3

近日，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二审稿中的一条规定引起了各方强烈质疑，“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被很多人视为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垄断公益诉讼，可能对环境治理带来很大负面作用。

一件事一旦和“垄断”挂上钩，当然是很容易受到非议的，不过，就这条规定而言，形成“垄断”应当不是初衷，它其实是为了与今年起开始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而修订的。新民诉法规定，对于侵害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由于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一直不明确，导致基层法院经常不予立案，实际上公益诉讼难有作为。

诉讼主体缺位一直是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最大难题，但这次直接把诉讼主体规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确实有点“矫枉过正”了。正如很多业内人士所言，这样的规定首先不符合立法精神，法律单独赋予某一家机构以诉讼特权，这违背了最起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从实践来说，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是一家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社团，但由于它归环保部主管，“半官半民”的身份导致其参与公益诉讼的有效性、公信力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况且，垄断公益诉讼的“特权”，要么会“不作为”，要么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由一家机构“包揽”公益诉讼，更不利于全社会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来。环保监督和治理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中华环保联合会纵使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兼顾到这么多方面，有这么多人员和精力来完成这么多公益诉讼。

相反，如果全国各类环保组织、社团都能够有平等的资格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则能够有效发挥各家机构的优势，同时让环保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这样将大大提高环保公益诉讼的“质量”，有利于环保组织的成长。况且，由于这些民间组织和媒体、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调查、举证、募资等一系列过程，无疑也是带动社会公众提高环保意识、增长环境知识的过程。

对于有些立法者担心放开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可能会导致“滥诉”，这无异于“乞丐担心糖尿病”，且不说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强，投入非常大，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官司不是想打就能打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公共领域的问题是法律意识太单薄，打官司的人太少，而吸引公众参与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让大家有意愿、有条件去打官司。

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环境诉讼，已经形成了直接利益关系人提起诉讼和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局面，而且公益诉讼的主体并无身份限定，这样才形成了“人人监督”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说，直接利益关系人的诉讼意识还太弱，和污染方进行博弈的能力还不够，推动公益诉讼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各地方法院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这些都是被业内所肯定的。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离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时间，修正案的草案全文目前也还没公布，当下的探讨已经反映了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诉求，立法者应当考虑到这些诉求。我们不能期望现在就具体到每个公民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毕竟还缺乏现实基础，但是，坚持让更多人参与到环境诉讼中来的方向不能改变，当下需要的不过是制定更多的配套制度措施，包括更大胆、更开放的司法尝试。■

斯诺登敲响

大数据规则警钟

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大数据冷不丁栽了个大跟头，“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棱镜计划”的揭秘者斯诺登，目前这一事件还在发酵中，但对大数据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今年年初，全世界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从业者都对大数据充满了希望，一些人还投入重金杀入这个刚刚崛起的行业，而他们的激情则来自于美国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重视。2012年3月22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

实际上，这些年，美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大数据的应用推广。伴随着各种随身设备、物联网和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人和物的所有轨迹都可以被记录。在获取数据后，利用信息分析技术找出具有相关关系的因素，为行动提供指导，这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被美国应用到了各个领域。

然而，科技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也是如此，它一方面可以推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在另外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不仅拥有无所不在的“眼睛”，而且还能拥有透过过去和现在发现未来信息的能力，这种“本领”若使用不当，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是灾难。

斯诺登事件让社会公众意识到了大数据的风险性。事实也证明，在“大数据时代”，芯片在移动数码产品+APP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配置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加拿大安大略省女皇大学教授戴维·斯基利科恩指出，一个普通人仅凭一部巴掌大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在几英寸距离内窥视其他人“移动数据库”里的隐私。或许您没有信用卡，不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但护照、身份证、社保卡、驾照……您总会有一样或几样，而所有“移动数据库”内都会储存几项大同小异的关键信息：持卡人姓名和生日，这些关键信息或许能帮助窃密者破解更多的“数据库”。

斯诺登事件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大数据挖掘和应用感到不安，一时间也让正风光的大数据行业被搞得灰头土脸。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信息技术，它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这没有办法逆转，当前对世界各国而言，最为紧要的是制定大数据应用的有关游戏规则，在信息利用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防止其不当应用泛滥成灾，不幸成为人人喊打的魔鬼。■

（郝建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

声音Voice

恶性案件频发并非孤立事件

?? 看了贵刊的《反社会人格的病态心理》，我认为最近一个时期恶性案件频发，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和当前社会道德水准低下，一些人心理不健康有关。贵刊应再撰写多篇文章介绍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让青少年受到心理健康的教育。□北京读者 张大力

总统隐私关乎大局

?? 如何帮总统先生挑选手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统也要有平常人的生活，可他们的隐私和安全却又关乎大局，因此对国家首脑使用的手机进行安保处理确实要煞费苦心。

□上海读者 黎晓

论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篇4

国内外理论界对民事公益诉讼内涵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但是主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种, 任何组织和个人针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第二种, 把公益诉讼作了狭义和广义的划分, 狭义的公益诉讼一般指检察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 又包括任何组织、个人代表国家,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即所谓的“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第三种, 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笔者认为特定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和个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违反法律、法规, 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不特定他人利益的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均应视为公益诉讼。

二、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现状

2001年5月8日, 新疆乌鲁木齐三位市民发现新疆某娱乐场所外面悬挂着三枚旗帜, 分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中国国旗和海德酒店的店旗, 三面旗帜处同一水平线上。他们认为这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7条的规定, 属违法行为。后来他们又发现新疆其他两家酒店也存在类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行为。三人认为国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理应受到尊重。这三家都是涉外的旅游酒店, 作为中国公民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他们以三家酒店为被告, 向管辖法院提交的诉状, 分别予以受理。但最终法院认为三位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 即与案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裁定驳回了起诉。可见, 在实践中, 虽然也有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获得了媒体公众的关注和法院的支持, 并最终得到满意的维权结果。但是大多数公民以原告身份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是不被法院支持的, 主要理由就是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 究其实质, 也就是传统的当事人理论给了法院不予支持的理由。

三、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性

(一) 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分析

1.法理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 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体现了人民主权的立法精神, 笔者认为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应当是, 公民对一切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不特定人利益的行为都有权提起诉讼, 即公民对这些案件具有准利害关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是基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 即当事人必须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或者义务人, 依法对争议的标的物享有处分或者管理的权利。公民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基于以管理者的身份, 应当是权利人或者义务人, 因此与这些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准利害关系。公民基于这种准利害关系是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2.现实依据

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维护私益和公益的愿望也逐渐突显出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 面对一切损害国家的、公共的、不特定人等利益的违法行为, 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 都应该寻求有效途径来维护这些权益。随着我国法治环境的不断健全, 维护好私益的同时兼顾好公益的保护已经是我国保护人权、建设法治社会的现实要求。

(二) 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限制

1.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

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具有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益, 即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国家的成本支出与社会公益保护所获收益之间的关系。故笔者认为,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 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作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这里的有优先权的主体是指检察院和特定的行政机关, 例如民政局、环保局等。向具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 可将诉讼转移到优先权主体那里, 这样更能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率。因为无论是从人力、财力还是知识储备方面, 有优先权的主体一般都要强于普通公民。而且检察机关和特定的行政机关起诉, 也能使法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提高其重视程度, 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耗用较小的成本完成诉讼, 保护公益事业。公民向有优先权的主体提出建议应设定为“应该”而不是“可以”。这一程序设立可以防止重复起诉和滥诉, 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

2.起诉前四十五日的通告期

虽然可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但是必须对原告的权利适当的限制, 以防止个别公民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意诉讼。对公民公益诉讼权的适当限制, 也能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防止滥诉, 节约司法资源。因此笔者认为, 可以在设立一个这样的前置性法律程序, 即如果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话, 法院或者具有优先权的主体必须向检察院提交有关的《公益诉讼通告书》, 由检察院向损害公共利益的主体发送相关的《公益诉讼通告书》, 对其进行警示, 令其在45天的公告期内采取一些措施, 从而停止侵害、挽救损害、对受损害人进行一定的弥补措施。

四、结论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开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之门的钥匙, 只有科学合理的明确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才能夯实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的研究, 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韩志红, 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毕玉谦等著.民事诉讼研究及立法论证[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试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民原告资格 篇5

关键词：公益诉讼；原告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是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基于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修订增加了民事诉讼公益制度——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公民可以成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格原告，本文将对民事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具体为公民资格问题对公益诉讼制度完善进行分析。

一、公民原告资格的理论依据

第一，程序当事人理论。基于利害关系人说和权利保护说，起诉的当事人必须为正当当事人，而民事诉讼理论界提出了程序当事人说，即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人及对方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换言之，判断诉讼当事人的标准是实际起诉标准而无论其与诉讼标的关系。无疑，程序当事人理论为公民成为正当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与公共利益无利害关系亦无法定的管理权或支配权的公民，秉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维护公共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拥有起诉资格能够对被侵害的公众利益实现普遍的救济，扩大了救济的可能性。法律赋予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本身就是公益诉讼中适格当事人的扩张，对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既判力扩张理论。传统的判决既判力仅仅限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对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出现了既判力的效力向当事人之外的无利害关系人扩张的需要，例如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和诉讼担当实际上就是一种既判力的扩张，可见我国的法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既判力的扩张。就公益诉讼而言，其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诉讼标的差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类似于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根据既判力扩张理论，公民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不仅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对社会公众、特定的国家机关、公益组织等都具有拘束力，这也是公益诉讼本身判决效力具有扩张性的必然要求，不因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而改变。

二、必要性

新民诉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的规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关于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以及有关组织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主体，第一，检察机关，第二，行政机关，第三社会团体。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具有法律地位的保障，但是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不可能高于其自身的工作职责，工作繁重的国家机关对于受损害得公众利益的知悉途径和时间都可能具有滞后性，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和侵权的发生。

三、制度构建

第一，针对赋予公民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可能出现的滥用起诉权问题，设立前置程序。公民素质可以肯定却不能过高估计，公民滥用公益诉讼起诉权的可能性不可忽视。同时，制度的设置和完善必须对其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进行程序和制度预防，以免在实践中引发难以挽回的问题。另外，借鉴有关国家公益诉讼制度中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增加有关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规定，应当设置相关前置程序，设立相关专门机关，规定公民在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有关机关反应情况，在有关机关在拒绝或在一定期限内怠于行使其权力时，公民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设置前置程序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公民滥用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起诉权，规范公益诉讼起诉权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减轻法院因公民起诉而增加的工作量。

第二，针对可能引起的重复起诉问题，设立公告制度。由于公益诉讼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一旦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则有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公民向不同法院提起关于同一诉讼标的公益诉讼，可能引发重复诉讼和法院之间矛盾判决的现象，因此论公民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建立上述的专门机关建立相关的网络平台和联络机构，法院对于其受理的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应当在平台上进行公告，对于引起的管辖权冲突问题由先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针对公民个人的专业能力和经济能力不足问题，设立法律救济制度。公民个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相对于法定机关和社会团体而言，其劣势在于公民个人的专业知识、个人能力、经济能力有限，在大部分案件中，公民个人还可能承担因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如律师委托的费用、餐旅费、如果败诉所应承担的诉讼费用等等，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减损以及时间、个人成本的消耗很可能使得公民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大门前望而却步，因此建立适当的法律救济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热情和积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当在一下两个方面进行救济：第一，建立公益律师制度。我国的公益律师目前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笔者认为将公益诉讼制度引入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公益诉讼领域未尝不可。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仅有轶强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公益诉讼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案件本身具有复杂性、证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极强的困难性，单单靠起诉的公民个人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公益律师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笔者认为公益律师可以有法院制定也可以由公民个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第二，建立补偿制度。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应当由败诉方的赔偿费用进行合理的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奖励。可以借鉴美国《反欺骗政府法》的规定，如果被告败诉，要向个人原告支付25%到30%的胜诉酬金。笔者认为在我国应当给予公民原告以适当的补偿而不应当过高，否则将会增加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数量，造成司法混乱。

四、总结

公民诉讼 篇6

(一) 公民诉讼的原告

综合美国有关法律16款公民诉讼条文, 可将其提炼为同一格式, 即任何人或任何公民有权对任何人违反环境法的行为提起诉讼。原告的表述分为任何人和任何公民。除《清洁水法》规定为任何公民外, 其余15部法律均为任何人。例如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1, 人包括个人、公司、合伙、社团、州政府、市政府、市、镇等政府当局、州委员会、州政府机构、任何州法律实体和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机构。《清洁水法》规定2, 公民是指, 利益正在或即将遭受不利影响的一人或多人。任何人与任何公民内涵相同, 仅为对原告的不同表述而已。

公民诉讼的原告范围极广, 涵盖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中任何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实体。有学者认为, 除极少数环境法外, 联邦环境法在原告资格问题上, 立法层面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关于原告范围与可诉事项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关系或其他事项, 立法也未作规定。3司法实践中, 大部分公民诉讼是由环保团体提起的, 团体只有在证明其成员的环境利益遭到损害后才可起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团体以保护公益利益的名义是不够的, 他必须提出自己成员在美学、自然保护、经济、娱乐等方面的利益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损害, 才能获得起诉权。4

(二) 公民诉讼的被告

根据上述同一格式, 公民诉讼的被告是任何人, 被告任何人的范围等同于原告之范围, 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 一般违法者。包括私人、企业、联邦政府以及美国《宪法》第11条修正案规定的其他联邦政府机构部门。可对该类主体违反法定或行政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提起诉讼, 并要求违法者遵守管理机构制定的限制性规定。第二, 特殊违法者。即环保署署长, 但只可对其未能依法履行某个非自由裁量行为或职责的情况提起诉讼。

(三) 公民诉讼的限制要件

公民诉讼的目的在于满足公益, 考虑到法院负担过重等因素, 美国在建立该制度之初也加入许多限制要件, 由于篇幅限制, 笔者仅选取两个典型要件加以分析。

第一, 只可对行政机关的非自由裁量行为起诉。大多条款5有该规定, 署长未依法履行某项行为或职责时, 且该行为或职责是非自由裁量的, 那么任何人可对其起诉。但有人认为, 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不作为或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时, 可对其进行公民诉讼。6笔者认为, 对署长未能依法履行一般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或职责的应提起行政诉讼;而对署长滥用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或职责且对环境公共利益将要或已经造成损害时, 可对其提起公民诉讼, 因为公民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第二, 只可对行政机关疏于执法的情况起诉。大多条款7中有如下规定, 署长或者政府已经并正在勤勉采取执法行为的, 任何人不得起诉, 但其获得介入该执法行为的权利。该条目的为公民诉讼的作用是补充而非替代政府等的执法行为。由行政机关代替公民等主体对被告进行纠错可以有效地节省司法资源, 同时原告的介入权可对此过程进行监督。

(四) 公民诉讼的费用承担

公民诉讼费用承担采用适当模式。为鼓励民众提起公民诉讼等, 条款中都作出了倾向保护原告的特殊规定。例如, 《清洁空气法》第304条第4款规定, 法院在作出最后判决时, 认为其裁定是适当的, 可将诉讼费用判决由占优势或主要优势的当事人承担。这一规定预示着诉讼费用很大可能为被告所担负。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之规定

2012年我国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 新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法增加第55条8, 这条既为民诉法的修改亮点, 又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保法修正草案进行了一次审议, 于同年6月形成了二审稿, 二审稿第48条9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和范围作出了规定。

首先,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主体仅为环保联合会一种, 可分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和省级设立的环保联合会两类, 其性质均为中央或省级环保部门主管的由热心环保公益事业的人士、企业和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其次, 环境公益诉讼范围。可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起诉。从文义解释看, 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行为须有损害公共利益的要件。如加害人行为仅损害私益, 受害人则可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 主张损害赔偿等。

三、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之启示

(一) 原告资格适度放开

1. 个人的原告资格。

公民诉讼条款均授予个人的原告资格, 有人认为应删减个人起诉的资格, 理由在于实践中多为团体提出公民诉讼, 个人起诉略少, 为提升公民诉讼效用价值应删减。反观公益诉讼之机能, 最重要的为弥补事后法所缺失的预防功能, 而个人恰是能启动预防功能的主体, 所以将个人纳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中有必要性。既保障个人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 又可有效地实现环境公益诉讼预防功能。

2. 有关组织的原告资格。

有关组织的起诉资格一直是环保法修改的争议焦点。新民事诉讼法对有关组织未加以限制, 二审稿中有关组织仅为环保联合会一家。此规定引起轩然大波, 环保法的修改进入三审。有关负责人在汇报时强调, 环境公益诉讼是新制度, 宜积极稳妥地推进确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也要考虑诉讼主体的专业能力等因素, 防止滥诉。建议修改为: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 由此, 有关组织拟将由五个要件组成, 即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业务范围是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设立年限为5年、信誉良好以及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相关研讨会指出, 当前中国符合上述条件的组织共13家, 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等, 其中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有过公益诉讼的实践。该项修订, 看似比二审稿放宽, 实则“换汤不换药”。 (11)

美国为防止团体滥诉对其作了限制, 起诉后由法院判断其是否适格。该做法与我国传统的法官不可造法的理念有异, 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界定有关组织的范围, 前者旨在保障提起诉讼原告的“量”, 保障该制度运作的可能性。试想相关制度确立后仅较少或没有主体来运作, 这有悖于立法目的。为保障“量”, 建议取消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这一要件。如果行政机关在审批环保组织之初就想到自己将来可能成为这些组织的诉诸对象, 试问作为理性人有多少环保组织可以顺利成立呢?另一方面“质”, 保障该制度运行的有效性。组织的业务范围和章程等是从事环保且信誉良好的;设立应满5年或以上;其成员中应有3个以上是环保专业人士以及3个以上法律工作者。

3. 法定机关的原告资格。

除审判机关外, 法定机关应包括检察机关 (检察院) 和环境监管机关 (以环保部门为首) 。

检察院能否提起诉讼, 理论界争议较大。反对的理由有, 在我国《宪法》未对检察机关职责修改的情况下, 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有悖于法定职责。 (12) 从美国制定法看, 大多允许检察机关介入诉讼。虽然美国与我国的检察院分别隶属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中, 其职能不同, 但将检察院纳入我国公益诉讼的主体有一定的可能与意义。

首先, 理论的可能。近年, 我国多地发生检察院起诉的环境案件, 最终判决均以检察院胜诉而告终。尔后, 多地出台了有关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书面文件, 例如2009年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 (13) 。以上实践创新对在环保法中添设检察院为公益诉讼原告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其次, 现实的意义。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性质相同,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院为普通原告。有人认为我国检察院的性质为监督机关, 这与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身份相悖。其实不然, 其一, 检察院作为原告之身份提起民事诉讼在我国早有践行 (后于1982年废除) , 检察院提起诉讼有利于无人问津的公益损害赔偿的实现。其二, 可由上级检察院作为监督者来监督作为原告的下级检察院。需强调的是, 检察院应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最后主体, 其诉讼范围是法定期限内无人起诉且不起诉将可能造成环境受到更大损害的情况。

关于环境监管部门能否提起公益诉讼也颇有争议。反对者认为, 环保局作为法定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拥有行政权力来预防和控制“对环境本身的损害”, 因而没有必要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环保局径直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这相当于逃避直接行使环境行政权力的职责。 (14)

其实不然, 美国环保署作为公民诉讼原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并且我们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首先, 我国一些单项环境法规已作出相应规定。例如,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 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次, 多地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实验, 拥有环境监管部门诉污染者的实战经验以及地方性文件。例如, 2010年昆明市环保局诉三农农牧、羊甫联合牧业案, 该案最终原告胜诉, 两被告被判立即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赔偿损失。最后, 环境监管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其职能要求。无论是现行环保法还是正在修改的草案, 都赋予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保工作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权力, 而有权提起诉讼是监管权力的应有之意。

综上, 建议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纳入诉讼原告行列。

(二) 被告范围的选择

公民诉讼规定任何人可对环保署署长的非自由裁量行为提起诉讼, 而我国并未对能否向环保部部长提起公益诉讼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我国不乏有个人或团体状告环保部的案件发生, 但均以原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拒绝受理。

2014年石家庄市民因空气污染状告环保局, 这是我国因大气污染发生“民告官”的首案。从选择立案法院及诉讼请求看, 该案为行政诉讼 (15) 。深思本案,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是绝对排除在行政诉讼外的, 只能连同具体行政行为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就是说,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 例如某开发利用规划, 公民等是不得对其进行单独审查、更不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但这类行为对环境的侵害更为深远。

诚然, 从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背景出发, 该类抽象行政行为可否划分至可诉的领域内呢?笔者认为可以进行尝试。首先, 从社会契约理论看, 公民将管理环境的权利让渡给环保部门, 环保部门是公共管理的托管人与公民为契约关系。因此在管理环境的视域下, 公民与环保部门为平等关系, 这为该类案件的可诉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 可以弥补抽象行政行为给环境带来影响而诉诸无门的现象, 个人、团体或检察院对环保部门进行公益诉讼一能直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二能间接地监督行政机关行为。

(三) 诉讼费用的承担

我国多地已建立环境法庭, 但让人遗憾的是许多环境法庭无案可审。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分析国人是厌诉的, 但随着社会的转型、环境问题的严重, 这一传统被逐渐打破, 环境受害者逐渐寻求司法救济, 但由于监测、化验、鉴定等实际费用的高昂, 受害者在诉讼上又显得力不从心。美国运用的是“适当模式”, 我国大可采用这种模式以求公益诉讼的正常运作。可以在环保法中添设如下内容:判决公益诉讼成立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实际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参考文献

[1]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2]别涛主编.环境公益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3]张式军.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4]关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