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型犯罪

虐待型犯罪（精选四篇）

虐待型犯罪 篇1

( 一) 持有型犯罪的概念

想要搞明白该种类型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所指, 首先必须弄明白下面几个概念:

第一, 犯罪行为与状态是不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危害行为是指犯罪者在某种意念的诱导下所表现出的言行举止对社会的危害。从上理论出发, 即便是静止的状态也包含在行为理论之中。坦白怀有该种行为意念并不否定持有在外在具有状态的表现。

第二, “无行为则无犯罪”, 在已经有的刑法规范中, 对此的描述一直没有经过任何修改。言行举止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无行为则无犯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刑法研究与执行的重要原则。从这一理论演变的整体情况来看, 要根据行为人思想意念来考虑是否构成犯罪。按照目前的刑法观念, 只靠意念是无法判断是无法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 只有在意念诱导下的行为人的言行举止才能成为刑法针对的主要目标, 为了压缩刑法制裁的对象领域, 为了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 只能规定刑罚的基点为犯罪者的言行举止规范。改变传统的“无行为则无犯罪”的观念从根本上来说, 其实就是对刑法学基点的撼动, 其结果根本达不到法律惩戒的效果, 使得犯罪行为反复出现, 所谓人权的维护也将沦为一纸之谈。

第三, 刑法评价为何关注持有行为, 最本质的原因是为了社会的有序发展, 国内针对持有型犯罪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无论何种形式的立法其初衷是惩戒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这才是持有型犯罪的基点。将犯罪者的具体言行作为评判对象, 当犯罪者在明知不正当的情况下仍然支配或控制着某一财务, 不问来源, 不问性质地占有, 就该感召持有型立法惩罚条例给予处罚。

从本性上来说这只是一种言行而不是某种状态的持续。其内部性质构成犯罪的主要动因。根据持有的概念, 持有型犯罪可以定义为犯罪者以持有作为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而作出有害于社会和他人的应受法律惩罚的行为。

二、持有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对我国社会建设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当持有行为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危害突破一定标准限制的时候, 那么该种持有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与评价甚至是控制与惩罚。

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持有是一种行为举止, 不过从外在表现形态上来说他却具有静止的特点, 即便它看上去是静止的但是对社会的危害却具有很大的潜在爆发力。例如, 携带、私藏毒品, 虽然看起来是一种静止的行为, 但是这种药剂一旦大量流到市场上, 那么给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将是后患无穷的灾难。对于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 周围如果有人非法私藏大量毒品, 并将其作为个人兴趣爱好, 这个人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中是不正常的, 是不为我们所认可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毒品携带者或者私藏者的行为是有罪的, 他们会用手里的毒品牟取私利, 危害社会。该种犯罪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不仅仅在于行为自身, 更指持有作为其先前行为和后续行为的中间活动, 如果不对持有本身进行定刑, 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清除犯罪行为本身。虽然常常处于无形的状态中, 持有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却是巨大的。有些东西是不言而喻的, 以一些物品, 如毒品、假币即便其拥有者是通过一些正规渠道获得它们的, 而且行为人持有这些物品的初衷并不是要损害社会利益或者是某个个人的利益, 但是这些东西仍然会增加群众的不安感, 因为谁也不知道在以后的某一天, 这些物品的持有者会突然改变主意用它们来对付周围的某一个人, 或者是危害社会秩序。在刑法意义上, 民众的恐慌即为一种危害。

三、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

( 一) 持有型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认定

从客观的角度出发,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这件的关系有别于因果关系理论, 对持有这种行为本身的分析, 在该种犯罪行为法律认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 其他问题如持有行为的性质、行为形式, 以及其具体的后果上文已有论述。在文中, 根据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和持有行为提出了两个讨论点:

1.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关系

根据因果关系理论:要有危害结果出现, 首先必须有危害行为的产生。但是该种类型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类似的联系。在这种犯罪行为之下, 有害的行为就是“持有”, 最终的结果也通过“持有”表现出来, 前后之间没有一定的顺序性可言, 前者出现的同时后者也出现。几乎是在瞬时间一起发生的。

2. 持有行为的推定

在对行为者是否持有一种物品进行判断的时候, 要根据事件的实际状况, 按照具体的原则标准, 收集证据、证人证词作为判断依据。本文观点是, 对持有行为进行准确的定位, 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细节性问题入手:

第一, 要正确对待“支配”与“控制”的实质性内容, 不管是支配还是控制, 其所指的具体事情具有很大的区别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支配对持有物的作用要比控制对持有物的作用大很多, 因为一旦持有物处在支配的情况下, 那么它已经丧失了原本的状态, 而在控制力量作用下, 它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状态; 其二, 持有者的行为不会对持有物的结构, 产生影响, 不管是在物态上的持有和支配还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持有和支配。不管是持有还是支配, 既可以是持有者本人, 也可以是持有者所指定的某一个其它的人, 重点是一种行为关系。其三, 该种犯罪行为, 不管是从行为本身出发, 还是从危害结果出发, 都具有“持有”性, 一定要注意两者之间在时间领域内的同步性。

( 二) 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认定

1. 持有是否必须具备主观要件

因为“持有”的行为性,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具有意念性。所以从犯罪行为的结构特点上出发, 不能排除其主观方面的因素, 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 也应该注意证明人对于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证明。此外, 由于在一些情况下主客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因此持有犯罪行为必须具有行为人主观上的一些特点, 否则, 法律上的限制范围将会被无限扩大。主客观的结合, 认为当一种言行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时候, 它在主观上已经先突破了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罪犯, 犯罪行为的产生是在其主观意念的诱导下出现的。

2. 持有主观方面的内容

在案件判定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形成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持有”本身就是一种行为, 尽管它从外在形态上表现为静止的。行为人在行为之前很清楚自己的所采取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但是仍然服从了自己主观意念的指向, 这种行为不能定义为过失。在现代法律规范中, 对于故意犯罪行为与无意犯罪而犯罪的行为进行了区别性处理, 同时现在法律在对因为意外、失误而导致的实害的、物质的危害结果的行为进行处罚的力度要轻于有意为之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另外, 对于无意为之而且没有引起任何损害的行为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给予惩罚。从损害后果处罚, 不管是持有型犯罪行为本身, 还是持有犯罪所产生的危害结果都具有“持有”性, 而这一特性本身又无法通过实害或物质等词语进行准确的表述。根据国内目前法律中关于持有型犯罪行为定罪的内容, 可以看出, 持有型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主要是针对我国特定管理制度权限的挑战, 这一违反行为的所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的判定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综上所述, 该种犯罪行为不会对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犯罪客体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所以, 该种犯罪行为本身不存在过失犯罪的可能性。

四、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作为最佳的维护被告方权利的刑事诉讼形式, 将出示证据的责任交给控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量大规模资金财产流动不断出现的现阶段, 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多, 控方举证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 更多的业界人士开始站出来, 提出应由被控者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所有的控诉形式都应该将举证的权利交给被空方。本文的观点是: 如果采纳这些新的观点, 很容易导致重担冤案错案的产生, 违背了现代刑法所倡导的主要精神准则。同时也会对传统的刑法定罪规范造成巨大的冲击, 引起刑法定罪惩罚领域内的混乱无序。

第一, 无罪推定标准决定了“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在所有的规范标准中是最基础的一项。现阶段, 在法律定罪的过程中, 传统的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罪名是否成立的形式已经被废除。控方负责举证的形式具有无条件性、稳定性, 如果有失误, 他们会负全部的责任。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 它是为了使控辩双方失衡的主体地位尽量达到平衡达到保护被告人的目的。但是在持有型的犯罪活动下, 行为人也只有经过法院的合法程序的审理后才会被最终定罪, 所以在这种犯罪行为模式之下, 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罪与否, 都不会对排定结果产生相反的影响。无罪推定同时有一项重要的派生规范, 也就是不管是谁, 都不能被迫证明自己行为的有罪性。在刑事诉讼中, 提供证据的主要责任是控方。在控方提供证据的过程中, 被告人也可以申请用有利的证据驳回对方的证词。

第二, 在罪行判定的过程中, 说明工作和举证工作在根本内涵上有着重要的区别。有学者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中, 持有者有责任与义务对这些物品的来历进行客观如实地解释。不过这跟控方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当控方无法完成举证工作或者举证不实的时候, 他们要对自己的举证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相反行为人如果无法讲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持有上述的物品, 或者是所持有的物品的具体来源的时候却不一定非得对自己的无法解释担负一定的刑法后果, 行为人是否应该承认一定的刑事法律责任, 得看检查方是否能够提出相应的, 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 证明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持有行为负法律责任。所以说, 不管如何, 只有将举证责任交给控方, 才能确保法律执行的有序性与有效性。

在对行为人所持有的物品的具体来源以及途径的情况下, 持有型犯罪才有适用的空间。虽然这样, 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检查方没有必要再对持有者持有这写物品潜在的危害性进行分析调查以及相应的定罪处罚。检控机关在面对与特定物相关的案件时, 首先应该明确持有人的持有行为性质, 因为持有型犯罪行行为在理论上的一些特殊性, 所以其在责任确定上也和其它犯罪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检查方在处理持有型犯罪行为的时候, 要对其持有物品与持有物品后的具体行为进行判断, 当查明持有行为的先前行为或后续行为时, 持有型犯罪即丧失适用空间, 如果无法开展这项活动, 那么就由法律评定来对行为人的罪行进行评定。所以, 从刑事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来看, 检控放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变少, 反而比其它类型的犯罪行为事件的工作量要增加许多。

摘要：毋庸置疑, 持有型犯法行为的主要形式特点是“持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犯法行为的整体外在表现形式是静止的。根据国内现在的在司法活动经验来看, 该种类型的犯罪行为主要被关注的几个要点分别是共犯形态、停止形态、罪数形态的认定等等, 业界人士并未对其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笔者以国内现现阶段行刑法的具体规范标准, 从入罪原理、司法认定、证明责任等几个环节出发对该类犯罪行为进行探讨。

恶意透支型犯罪与自诉案件 篇2

http://hao.lawtime.cn恶意透支型犯罪与自诉案件核心导语：我们在进行刑事自诉的时候，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要求，但是在恶意透支型犯罪未属于为是自诉案件，那么是否可以被列入为是自诉案件呢？主要的情况可以是怎么样把握呢？下文法律快车小编与你一起详细进行分析。

所谓恶意透支型犯罪，是指根据刑法第196条及相关规定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从司法实践来看，80%以上的被告人在被刑事追诉后，往往主动归还了高额的透支本息款，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往往对其作取保候审处理，而60%以上的被告人被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笔者认为，此类恶意透支型犯罪案件完全可以列入刑事自诉案件之列，坚持不告不理制度。

一、减少司法介入，有利于缓解社会对抗。

从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的定义角度上看，持卡人并非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人，而是具有真实身份、合法的信用卡持有人；从情理上看，这种信用卡透支是建立在双方事先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信用消费，也就是说银行先埋单，个人后还款并付一定手续费的合同关系下的行为。从后果上看，信用卡透支不还，不管是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超过一定期限不还都将交付较高的滞纳金。从客观证据的形成来看，是否两次催收，是否超过规定限额和期限，主要是从银行相关报表上体现，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处理，一直以来遭人诟病。相反，将这种“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自诉案件，由于减少了公安、检察机关的司法介入，将双方的行为作为平等的主体来进行审理，可以缓解这种对抗情绪。同时，被害人可以提出反诉，通过相关证据主张自己的权利。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在量刑上体现了司法机关以人为本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司法机关介入“恶意透支”调查，使银行持卡人在心理上无法释怀，即使归还了透支款项，也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过。

二、适用调解结案，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需要满足三个客观要件，即数额要件、催收要件和时间要件。这三个客观要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恶意透支还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机关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需通过考察持卡人透支前的财务能力、透支后的消费情况及应对方式来推断其主观心态。但是如何判断“明知”，又如何定义“肆意挥霍”，这些模糊概念在实践中往往发生歧义，可能出现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形。

对于自诉案件，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也可以撤回起诉。如果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则被害人失去了调解结案或撤回起诉的可能。事实上，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中，如果通过法院促成调解，持卡人大多能主动归还欠款，这种结案方式双方都能接受，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三、强化银行责任，有利于建立诚信社会秩序。

银行向持卡人签发信用卡时，依法有审慎审查持卡人支付能力的义务。银行如果向明知不符合条件者滥发信用卡，无异于引诱持卡人恶意透支，并直接提供了恶意透支的工具和便利，因而从情理上讲，银行对于最终的损害后果同样具有过错。尤其在最近几年，由于银行之间恶性竞争，出现滥发信用卡的现象。

如果作为自诉案件，让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为了胜诉，其必须主动收集相关证据，有效地应对庭审诉讼，否则可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埋单或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驱使其不得不加强自身工作体系建设，促进银行信贷的健康运行。这样，既可以强化银行的责任，减少恶意透支的情况发生，且通过银行不断积累经验，努力加强工作体系建设，建立起稳定的市场信誉制度。

四、有效减少和节约司法成本。

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明显增加了公安、检察运用司法权力的环节，实际上将个别人的行为所应付出的成本转嫁给了公众，由政府出面动用国家暴力为银行讨债。从司法实效来看，由于大量的信用卡透支行为，在公安侦查过程中即将余款还清，且偿付了数额较大的滞纳金，检察机关也都作了相对不诉处理，即使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宣告缓刑或免予刑罚。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可见，刑罚并非是必要手段，也完全可以被其他手段替代，如对符合发卡条件的持卡人恶意透支，银行可以约定较高的滞纳金，通过市场手段刺激持卡人的谨慎心态；可以调整透支限额，避免损失过大等等。因此，在无法追回欠款时，银行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这样做可节约大量的司法人力物力，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浅析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 篇3

一、对干股分红型受贿罪的界定

“干股”是指股东没有进行实际出资而获得公司一定份额的股份。股份是公司的资本单位, 它代表着股东的出资、代表着股东拥有公司资产份额的比例, 也是公司利润的分配依据。可近年来, 有一些领域和行业存在着权力干股问题。例如煤矿行业、矿产行业等。所以, 公共权力已成为一些官员入股投资、大肆敛财的资本, 而企业又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能, 既然官员们收受了干股, 自然就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也自当视公权力于不顾而加入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列。这种受贿类型在近年来的受贿犯罪中越演越烈。在此背景下, 《意见》第二条对干股型受贿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干股就是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他人干股的, 构成受贿罪。另外《意见》还规定, 进行了股权登记和有证据证明股份已经实际转让的, 受贿额是转让时的股份价值, 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对待, 股份没有实际转让受贿数额应以实际获得的红利数额计算。根据《意见》的规定, 我们不难看出“干股”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实际出资而以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条件, 获得公司一定份额的股份。这与近年来我国公司在治理公司方面借鉴国外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模式特别相似。外国公司治理模式中的干股原是公司用来激励高级管理者的一种薪酬制度, 由董事会决议, 奖励给公司高级管理者一定的股份分红权, 这笔分红权背后的干股在经过一定期限后就能转化为可供交易的股份, 管理者可以进行转让。按照国外公司激励制度的这一规定, 这种干股的性质具有激励性, 其表现形式有权力干股、管理干股、技术干股、信息干股、员工干股和亲友股六种。其中的权力干股与新时期我国腐败犯罪的表现形式略有相似之处, 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中的干股股份就是行贿的赃物。因此, 笔者认为, 这里的“干股”与《意见》中所说的干股不同, 这里的干股一般是只享有分红权, 不享有股份所有权, 具有奖励性质而无须支付对价的股份。

我国《公司法》第28条规定了股东必须按期足额缴纳自己在公司章程中所认缴的出资额, 股东如果没有按规定缴纳, 除必修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必须向已足额缴纳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实际缴纳出资而只享有分红权的“干股”, 是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 不是公司法上的股东。而原股东赠送的具有出资背景的“干股”, 因原股东已经进行了实际出资, 所以, 接受这类干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 是公司法上的股东。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公司法》上只承认具有出资背景享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而没有出资背景只享有分红权不享有公司股份的不是股东, 这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干股股东在我国公司法上并不能取得股东资格, 也不享有公司权利, 我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干股。而《意见》上所说的干股理论, 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出资而享有分红权的激励性质的干股。目前这种未出资而获得“干股”的现象已成为近年来反腐败斗争中最常见的一种, 需要严厉打击。所以, 笔者认为, 《意见》上所说的“干股”只是一种俗称而已, 它既不符合外国公司关于干股的理论, 又不符合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要求, 它不是纯粹经济学和民商事法律意义上的“干股”, 而是包括已进行股权转让和实际上进行了股权转让, 享有股权的股东, 还包括股份未实际转让和以分红名义获取利益, 不享有股权而享有分红权的真正意义上的激励性质的股东。鉴于目前国家工作人员未出资而收受干股的现象较为严重, 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干股问题, 尤其是干股分红问题的定性处理分歧较大, 因此, 我们在此有必要加以研究解决。

二、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及性质的认定

《意见》中规定的干股受贿数额的计算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异议, 笔者现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

(一) 对于干股转让性质的认定

干股作为未实际出资而获得的股份, 其本质属性是不实际缴纳出资而享有分红权的公司股份。干股的转让形式包括实际进行的转让和登记转让两种。我国《公司法》第74条和第140条规定了公司股权的转让, 应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向接受股权转让的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进行相应的修改。从《公司法》的这一规定可知, 登记并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 而是对抗要件, 起着公示确认作用。已经登记的干股产权就转让到收受人名下;但实践中为了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 行受贿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不进行登记或者双方就股权转让已达成了其他形式切意思表示真实, 属于干股实际转让。即使收受干股没有经过登记, 只要有证据证明发生实际转让的, 也应当认定为受贿。笔者认为, 关于实际转让股权的认定一定要严格慎重, 不能仅仅只是双方达成口头转让协议, 还要有一定证据, 如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有其他股东的证人证言、分红记录等。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行业的股权转让或股东资格的变更还需要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或确认, 也就是说这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注意把握刑事犯罪行为与商事法律行为在认定上的不同, 刑法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 而商事法律则侧重于法律形式的齐备, 所以, 对于未经登记而已达成合意的干股转让行为在公司法上并不认定为生效, 而在刑法上却应以犯罪论。

(二) 对转让行为时的界定

《意见》中规定了干股转让情况下, 其受贿数额应当按照“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来计算。因为考虑到股份价值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行为时与案发时的股份价值一般并不一致, 所以, 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点来计算股份价值, 以消除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分歧。那么如何有效获取干股转让行为发生的时间证据就成为反贪部门查办案件过程中的重点。我们认为在登记转让股权的情况下, 由于登记日期准确, 容易查证和确定, 一般登记的时间被认定为转让行为时, 因此, 具体案件承办人员应当集中搜集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时间记录、股东名册相关变动的具体登记时间等证据材料;在未登记而实际转让股权的情况下, 认定转让的时间一般以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股权的时间作为转让行为时, 这需要搜集的证据有贿赂双方关于转让股权行为的时间供述、约定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双方协议上转让的时间、背书的时间等手续上的证据来确定真正的股权转让时间。

(三) 干股未转让, 也未实际分得红利情况下的定罪问题

股票是有价证券的一种, 具有确定的价值, 能自由转让。《意见》第二条规定了未实际进行股权转让, 而是以分红形式获取利益的, 受贿数额应为实际获利数额。这一规定表明, 股权未转让情况下, 以所得红利数额计算受贿数额。实际上, 股权未实际转让可能是行受贿双方具有转让干股的意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实际转让, 如国家工作人员担心事情败露, 或缺少转让的条件和手续, 或行贿人根本没有转让意图只是假借干股之名进行行贿等。笔者认为, 《意见》中规定的未转让股权的干股是真正意义上不出资只享有分红权, 不享有股份价值的所有权的激励性质的分红股, 与登记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控制公司股权, 此笔干股价值不能被认定为受贿数额, 而受贿数额应该仅以实际收取的红利数额计入。按上述观点,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国家工作人员既没有转让股权又未获得红利, 国家工作人员就应按无罪处理。在这里我们以下面案例为例, 看看此种认定是否妥当。案例:2012年在甲公司国有股权进行转让并改制中, 某省东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与甲公司原总经理李某约定若王某成功收购甲公司国有股权将获得20%的股份, 之后王某顺利低价收购, 李某按协议将其中时值1800余万元的股份送给王某。后来产权交易中心将该股份过户到王某个人账户。2015年1月甲国有股协议转让给东能集团的批复未获批准, 遂上述股权的过户也被撤销并还原到过户前账户。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在对甲公司国有股股权转让过程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甲公司价值1800余万元股份, 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但因该案中甲公司送给王某的那部分股权由于王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始终未实际控制和占有该部分股权, 实际此笔股权也未为王某带来财产性利益, 故其收受“甲公司”股份的犯罪行为未得逞, 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在实践中我们应将《意见》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干股, 但基于时间原因或者其它沟通障碍无法及时将股权过户至受贿者名下由其自由支配, 同时受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亦没有收取任何红利。这应该按照受贿未遂处理, 而不宜认定为无罪。

三、对干股分红型受贿案件中疑难问题的认定

(一) 关于以“干股”名义受贿和干股分红型受贿的界限

《意见》中对于干股和股份等概念应当以符合公司法上的相关规定为前提, 即应当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其他非公司经营实体是不是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和股票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 关于收受非公司经营实体“干股”的情况。合伙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都属于非公司经营实体, 其内部资本是根据合伙协议或个人出资等方式形成的, 共同经营, 内部资本不划分份额, 对外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和无限责任等风险。所以, 这类实体经营的根本不是公司, 主体不具有公司法上公司的主体资格, 也就不存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股份, 更谈不上什么干股,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这类非公司经营实体所谓干股股份, 这往往是行贿人以干股分红为幌子而行行受贿之实的。那么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 可以按照《意见》第二条干股型受贿的规定, 因为前已述及《意见》第二条关于干股型受贿中的“干股”的理解, 即“干股”只是一种俗称而已, 它并非纯粹经济学和民商事法律意义上的干股, 它也包括非公司经营实体的行贿人送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干股”。其次, 关于借用干股分红的名义进行受贿。即对于行受贿双方根本没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 所谓股权分红, 不过是行贿人行贿和受贿人受贿的借口而已, 其实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财物贿赂, 因此, 关于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宜适用《意见》第二条干股型受贿的规定, 应按一般的受贿案件处理。再次, 关于分红数额高于合法持有股权应得分红额的问题。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合法的出资入股, 其出资数额少而所获分红额远超出干股应得份额的处理。笔者认为, 对于超出部分应按照《意见》第二条干股型受贿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二) 关于收受分红数额远大于收受干股价值的问题

在实践中, 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收受干股股份应分红利与实际所得红利数额悬殊, 即国家工作人员登记或实际受让的干股价值小, 而从请托人处所实际获得的红利数额却十分巨大, 超出了应得红利额。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干股的数额是50万元, 但却收到的红利数额是120多万元, 而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收受红利数额远远大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下50万元所应获取的红利,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应该按照《意见》的规定, 首先, 从120万元里扣除50万元干股所实际获得的红利的余额作为受贿数额, 然后, 用这一余额加50万元, 作为受贿的数额来处罚, 将50万元实际所应获得的红利作为受贿孳息予以没收。但如果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超出的部分红利不清楚, 则这部分不应作为独立贿赂性质部分, 而应作为受贿孳息予以没收。二是实际获得的并非红利, 即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的并不是公司企业的正常利润, 如该公司经营状况不良, 严重亏损, 无利润分红, 而以红利名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而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公司实际无利润分红, 但仍接受红利的情况。如国家工作人员接受50万元股份, 当年该公司并没有赢利, 却接受了20万元的“红利”, 这实际上就是在“干股”之外, 又接受了额外的贿赂。这种情况不适用《意见》的规定处理, 应当将此名以上的红利直接认定为受贿犯罪数额, 与非法收受的股份价值相累计, 依法予以定罪量刑。但如果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公司的经营情况不清楚, 则这部分“红利”不应作为独立贿赂性质来处罚, 而应作为受贿孳息予以没收。

(三) 关于先收受红利后转移股权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 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先接受请托人所送的干股, 不论是否办理登记或实际转移股权, 然后再按干股数额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红利, 但对于先收受红利后转移股权应如何计算受贿数额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个案例:“2012年5月23日, 张某收受杨森公司20万股干股, 价值200万元, 但一直都未实际转让股权。直到2014年11月2日, 张某要求杨森公司将这笔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 当日双方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 (登记时20万股价值220万元) 。在此期间, 张某共获红利19万元。后张某被立案侦查, 在登记转让至案发前, 张某另获取红利15万元。如何认定张某的受贿数额?有人认为, 在先收受红利后转移股权的情况下, 登记行为应被认定为对之前未实际转让股权的一种事后追认, 应具有溯及力, 即先前收受干股未实际转让股权的行为, 同样具有转让的效力。故本案中张某受贿干股的数额应认定为200万元, 正常的市场涨幅不能作为受贿干股的数额, 张某受贿数额包括获取的所有分红所得应为234万元。笔者认为, 这种先收受红利后转移股权的情况, 登记行为应认定为对之前未实际转移股权的一种事后追认, 应具有溯及力。故本案张某受贿数额应认定为200万元, 而不能将价值处于不断变化、波动状态下正常的市场涨幅作为受贿干股数额, 所分红利34万元, 为避免重复评价应按受贿孳息处理。

摘要：本文从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的概念入手, 针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下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以下简称《意见》) 中规定的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数额计算及性质认定问题, 特别是针对具体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为干股分红型受贿犯罪相关理论研究略尽绵力。

关键词：干股,股权,受贿罪

参考文献

[1]王新红.“论干股”[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6 (5) :78-83.

[2]薛进展.“论商业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认定”[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7 (3) .

[3]陈国庆.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与处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1.

[4]刘为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受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释与适用[J].人民司法, 2007 (15) .

[5]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10:274-275.张志平.“认定‘干股’受贿需注意三个要点”[N].检察日报, 2007-7-20.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10:281-286.

[6]黄祥青.“如何认定受贿干股类受贿犯罪”[J].上海审判实践, 2007 (9) .

论情绪型犯罪及其防范对策 篇4

关键词：情绪型犯罪,产生机理,防范对策

引言

情绪型犯罪是一类常见的犯罪, 往往表现为行为人由于心理和情绪的极大波动, 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并且伤及他人。情绪型犯罪在类型归属上属于自然犯罪, 和高智商犯罪、职务犯罪等相比, 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 因此, 在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上比较复杂, 且情绪型犯罪的防控比较困难。本文试图从情绪型犯罪的内在机理出发, 对情绪型犯罪的防范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情绪型犯罪的内在机理

(一) 情绪型犯罪的概念

情绪型犯罪在犯罪学上有很多不同的称谓, 如“激情犯罪”、“情感犯罪“、“情绪犯罪”等等, 这些概念所要揭示的都是一类突发性的暴力犯罪。如有学者认为, “激情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外界重大刺激所造成的强烈而短暂的消极激情支配下实施的爆发性、冲动性的犯罪行为。”[1]也有学者认为, 情绪型犯罪是“是由不良的情绪或情感导致的犯罪”。[2]从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来看, 情绪型犯罪是由于行为人内心波动而造成的行为失控与失范所产生的犯罪行为。

情绪型犯罪一般发生在情绪波动较大的人群身上, 如青少年、吸毒者、酗酒者、失败者等等。在青少年犯罪、酗酒犯罪、家庭暴力等场合, 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比例比较高。这些犯罪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人的情绪受到了相关语言、行为或者场景的刺激, 引起行为人心理和情绪的极大波动, 进而引发了行为人的犯罪动机, 并且在犯罪动机的推动下, 将犯罪行为付诸实施。

(二) 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

由于情绪与人的心理有关, 而心理现象又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 因此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也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将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与其他非情绪型犯罪进行比较。

对于其他故意犯罪而言, 行为人的情绪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非主要的, 行为人更多地是基于一定的犯罪目的, 如贪利、复仇等, 而谋划犯罪, 并且实施犯罪, 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构成侵害。而对于情绪型犯罪来说, 情绪型犯罪的行为人, 其犯罪动机主要是由于情绪波动而被激发的, 其犯罪目的也比较明确, 如伤害他人、报复他人等。情绪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受到了言语、行为或者场景的刺激, 一般不具预谋性, 相反地具有突发性。总体来说, 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可以通过如下几个过程来描述:

1. 情绪激发。

行为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情绪受到刺激, 造成剧烈的情绪波动。“多数是因为被害人的语言、行为不当所引起的, 事先没有预谋, 犯罪人一时冲动丧失理智进行犯罪。”[3]如行为人被他人揭短、嘲笑、羞辱等。由于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致, 对于心理素质好的个体而言, 他可能会对他人的挑拨与羞辱一笑了之, 但是有些个体的情绪容易激动, 如青少年、易怒者、吸毒者、酗酒者等, 由于心理控制能力本身的差异, 造成这些个体在经受挑拨和羞辱的过程中难以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2. 形成动机。

“犯罪动机是犯罪人个性 (人格) 的不良倾向在消极环境和条件下, 进一步膨胀和歪曲的结果;同时, 犯罪动机的产生和实施, 又反过来深化犯罪人个性 (人格) 中的不良倾向。”[4]在情绪型犯罪中, 犯罪动机的产生时间比较短, 速度比较快, 行为人由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内心情绪的波动, 并且在此环境和条件下, 行为人产生了犯罪动机。

3. 实施犯罪。

形成犯罪动机后, 行为人在犯罪动机的驱使下, 实施犯罪。尽管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可能会由于主观或者客观上的原因而未能实现犯罪目的, 即构成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但是在犯罪动机的驱使下, 行为人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来实施犯罪。由于情绪型犯罪发生较快, 具有突发性, 因此一般来说情绪型犯罪没有预备行为, 或者预备行为不明显;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则较为常见。

二、情绪型犯罪的防范难点

犯罪预防是刑法的目的, 也是犯罪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犯罪规律的把握, 实现对犯罪的防控。但是, 和其他犯罪相比, 情绪型犯罪在预防上有着较多难点,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犯罪人个体差异明显

根据犯罪学的研究, 个体是否会实施犯罪, 与个体的体质存在一定的关系, 甚至与个体的基因存在一定的联系。即便是从日常经验来看, 我们也能够轻易地看到, 有些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小, 遇事较为镇静, 而有些人则情绪容易波动, 较为容易受到刺激。个体之间之所以在情绪控制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主要与人的体质、血型、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对于其他有规律犯罪来说, 情绪型犯罪的规律性不强, 犯罪人个体的差异决定了个体能够有效地控制自身的情绪, 并且理性地与他人相处, 这就造成了无法针对所有人制定普遍适用的犯罪防控措施。

(二) 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

从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来看, 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 其突发特点主要表现在犯罪人从情绪受到刺激一直到犯罪实施完毕, 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 远远短于其他蓄意犯罪。例如, 陌生人之间发生口角, 平素并无冤仇, 而仅仅由于一些口角刺激了犯罪人, 导致犯罪人不惜实施犯罪;又如, 在家庭暴力中, 被害人的言语或者行为刺激了犯罪人, 导致犯罪人激愤杀人;再如, 青少年在交往中由于某些不快而故意伤害他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情绪型犯罪, 具有突发性, 不管是其他在场人员还是司法机关或者其他社会主体, 都难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三) 情绪型犯罪后果严重性

情绪型犯罪的犯罪人在情绪上过激, 不但犯罪人本身, 其他人员也都难以有效控制情绪型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在行为人受到情绪刺激后与他人斗殴, 尽管行为人最初的想法仅仅是打击对方, 却可能会造成他人重伤甚至死亡的后果, 从而构成犯罪。情绪型犯罪的后果严重性主要是由情绪型犯罪本身的突发性决定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时, 意识状态呈现模糊性, 认识范围狭窄, 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 缺乏对行为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认识, 加上自我控制能力的严重缺失, 往往不计后果, 不择手段, 出现异乎寻常愤怒和强烈的攻击行为。”[1]对于其他预谋事件的犯罪而言, 犯罪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可控范围内, 而情绪型犯罪的后果却难以控制, 这也增加了情绪型犯罪防控的难度。

三、情绪型犯罪预防的应对之策

情绪型犯罪的预防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是情绪型犯罪同样具有犯罪的一般特征, 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本文认为, 情绪型犯罪的控制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一) 及时发现、疏导不良情绪

尽管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 但是作为个体的犯罪人, 其情绪的滋长却是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以马加爵杀人案为例, 马加爵与同学之间由于在宿舍打牌发生口角而被激怒, 进而通过杀人的方式报复同学。据媒体报道, 马加爵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而受到挫折, 甚至怀恨在心。正是由于这一经历, 导致了马加爵的情绪容易被激怒, 进而酿成悲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青少年、易怒人群而言, 要及时发现、及时疏导不良情绪, 使这些群体避免在情绪上受到刺激。不管是作为管理者的学校还是政府, 都需要帮助这些在心理上存在缺陷的人。作为与这些人相处的人员, 如同学、配偶、亲属、朋友等, 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尽量避免激怒他们, 学会宽容忍让, 避免与这些个体发生冲突。

(二)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情绪型犯罪与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一个宽松、向上、乐观、自信的社会环境中, 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和轻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显得较为和谐。但是在一个总体环境和氛围比较压抑的社会中, 人的情绪可能会容易经历波动。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不和谐之处。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的情绪反应其实是社会的情绪反应, 如果将犯罪看做是个体对社会的破坏, 那么情绪型犯罪同样可以看做是由于一定社会氛围下所导致的个体情绪的变化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基于此理念, 对情绪型犯罪的防控需要从整体出发, 通过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来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使社会环境更为和谐融洽, 从而消除产生不良情绪的环境和土壤, 有利于降低情绪型犯罪的发生率。

四、结语

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特点, 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情绪型犯罪的发生机理比较复杂, 可以看做是由于情绪受到刺激造成情绪剧烈波动, 引发犯罪动机, 进而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对犯罪规律的揭示, 实现对犯罪的预防, 但是情绪型犯罪和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 在防控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这主要是由于情绪型犯罪与个体的特质有关, 且情绪型犯罪具有突发性和危害性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 情绪型犯罪从情绪受到刺激一直到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比较短, 因而给该种犯罪的防控带来了难题。可以考虑通过对高危人群的心理干预以及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积极化解, 实现对情绪型犯罪的有效防控。

注释

1[1]刘俊俊.激情犯罪的生成机理与防控措施.边缘法学论坛.2009, (2) :84-88.

2[2]郑丽.青少年情绪型犯罪的心理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 (2) :107-109.

3[3]中共福建省南安市委政法委课题组.激情犯罪的成因及防范.福建法学.2007, (3) :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