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精神（精选十篇）
中国建筑精神 篇1
通过对金茂大厦的了解使我对是否应该继承中国古建筑的文化, 应该如何继承, 是神似还是形似引起了我的思考。
中国古建筑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 其中的木结构体系、建筑形式、建筑装饰、城郭形式等都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元素, 为今天中国城乡建设的迅速发展, 为城市规划、住房建设、环境设计等提供着丰富的营养和有益的借鉴。我们是用了2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用了几百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历史街区“旧貌换新颜”了, 古城风貌看不到了, 古建筑文化消失得很快。这里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有对古建筑文化的理解、认同和尊重问题, 更有对古建筑文化是不是给予了应有的继承和保护措施的问题。
第一, 因地制宜。
中国古建筑依山伴水, 就地取材, 形式多样。有依山建筑, 有平川建筑。山区多石木结构, 平原多砖木结构, 南方林区有干栏式建筑, 东北地区有干打垒土房, 黄土高原有窑洞建筑。中国古建筑所以有如此丰富多样的形式和风格, 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重要的原因是因地制宜, 各地不强求、不攀比, 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
第二, 以人为本。
中国古建筑的结构形式、空间布置、城郭形式都是讲为人服务的。北方老百姓住四合院, 以院子为中心, 每个房间的门都是朝向院子的, 每天一家人的生活是以院子为中心展开的, 大槐树下, 莆萄滕下, 弄儿漆上, 家长里短, 谈天说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南方居所是塘在院中, 窗镜借景, 居所布置与自然环境相形相映, 小桥流水, 淘米洗衣, 一切方便人的生活, 一切从人的生活出发。建筑是围绕不同人的需要和为了人的不同需要展开的, 以人为本是贯穿其中的。
第三, 讲求秩序。
中国古建筑文化中讲求秩序是一个特点。北京古城建筑, 中轴线是讲求秩序的突出表现。从南面的永定门开始, 经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 到北面是安定门, 一方面是皇权至上, 一方面是皇恩浩荡, 表现了最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历史上的北京有“东富西贵”之说, 围绕中轴线, 有钱人住东城的多, 坐官的人住西城的多。秩序是十分重要的, 秩序是和谐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 建筑秩序使社会秩序得到明确和固化。
第四, 崇尚节简。
如果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古建筑质的特征, 简朴这个词可以给中国古建筑, 而豪华这个词可以给欧洲建筑。中国古建筑是用土用砖做起来的, 欧洲建筑是用石材用金属做起来的。我们一栋房子即使是宫殿往往用几年十几年时间就做起来, 欧洲往往用几十年, 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做起来。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单元是院落, 所谓大户人家, 不过是几个院落在平面上联系起来, 加起来规模很大。如果讲一栋建筑, 我们是上千平米, 欧洲是上万平米。江南的园林, 是把自然界中的山、水、林引入自家的庭院, 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 平填了许多自然情趣, 给人的美感仍然是自然的、清新的、简朴的。但是, 你看看法国的凡尔塞宫, 你看看印度的妲姬陵 (受欧洲影响的建筑) , 你很难用自然的, 清新的、简朴的这些词汇去描述它, 它给你的感觉是豪华的、厚重的、富贵的。中国古建筑文化崇尚节简不仅对建筑, 对社会生活也是一种导向。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讲求秩序、崇尚节简, 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 都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东西, 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呢?
近代以来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多次探索, 都还是更多的关注中国传统建筑的外在形式和装饰细节, 而忽视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精神。将传统建筑的局部嫁接到现代建筑上去的设计手法显然是继承传统的初级阶段, 甚至有背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也就难免被冠以“复古注意”和“形式注意”的帽子。从南京中山陵突破最初估价的八倍, 以及1951到1955年根据北京市的统计:“大屋顶一项就浪费二百三十多亿元”来看, 仅经济上的巨大支出就使这种建筑形式难以正常和健康的发展下去。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三种方法, 式的借鉴、符号学的借鉴、法的借鉴, 法的借鉴是设计方法, 思维方法的借鉴, 是最高级的借鉴方式, 由美国SOM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成为举世公认的既体现中国建筑传统, 又体现当代高科技成果的优秀作品。可以说SOM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课, 这样的设计理念应该是我们今后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主流方向。
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有哪些务实精神？ 篇2
农耕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特征渐渐形成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群体趋向，农人在农耕活动中认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真理。这种农人的务实之风也感染了文化人，于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便成为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形成了实用、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科学玄想的特征。“重实际而轻玄想”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自周秦以后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实用理性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
这种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很少刻意地附加装饰。
中国古典建筑是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木框架结构的技术体系之上的，一直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的表达与传递。从椽、檩、梁、柱到基础的结构力学传承，关系非常清楚。不仅如此，有些看似装饰物的构件，也有其结构方面的原始需求。如雀替，似乎是为了解决立面构图问题而发展的，但是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构造上的需要演化而来的，
又如室内装修的“彻上露明造”。为了避免屋顶构架的木材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处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之中。因此，很多时候不在室内另作天花，而是让构造完全暴露出来，对各个构件作适当的装饰处理，就形成了“彻上露明造”。
在中国古典建筑中，纯粹装饰的构件是很少的。构件一般是在充分反映用途和构造的情况下，加以有节制的装饰完成的。适用则可，绝不无谓添加。
其二是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
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建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不论建筑群多么庞大，人在其中活动，所感受到的永远是与人相亲和的尺度。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巨石建筑之精神诠释 篇3
太阳光线以强烈阳刚的面貌对应了月亮的柔美，世间万物在它的照射下，生机蓬勃。太阳光线形成的光柱暗喻着太阳神的阳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蒙娜亚德拉神殿的主殿设计，就是一个丰腴女性的胴体，代表着氏族的首领或大祭司，阳光在某个特定的日子，穿过神殿的甬道，直射在套间中的祭台上，表明太阳神的精华注入给了氏族人群。研究者经过推算，知道了太阳光在公元前10205年夏至与冬至日照射的就是这个地方，祭台——心脏——灵魂寄住的地方。而两边的侧殿则象征氏族首领的助手，它们的功用显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同样有助于凝聚力的强大。史前先民以此祈求丰饶的同时，同时也有以女性的特质娱神的意识，企盼大地丰饶，氏族繁衍兴旺。
即便在母系社会，性对于异性的诱惑力无疑是亘古不变的。从出土的两件新石器时代母性造像就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一方面女性是一个号召者，可理解为强有力的首领；另一方面女性又以女性自己独有的妩媚，带给异性愉悦。
这让人联想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创造的无边法力，结合阿波罗的理性与形式感，或许它就是史前先民超越时代的精神利器。
美学的发端无疑是为自己生活得更为惬意而找到精神上的理由。
浅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人文精神 篇4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人们思想下的产物, 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纵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其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关联具体体现有:
一、建筑环境经营与堪舆学说
“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 说明早在春秋时期《管子·乘马》就已经注重城市的选址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后来更是有专门的风水理论阐述建筑环境的重要性。“风水”一词的解释最早见于晋人郭璞的《葬书》:“气乘风则散, 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 故谓之风水。”古人认为“风”具有“散气”的作用, “水”具有“聚气”的作用, 两者相融, 恰恰符合人体阴阳平衡的生理特性。避风聚水才可以获得生气, 有生气之地时可以使万物获得蓬勃生机的一种自然环境。
风水学中的理想环境应该是背靠祖山, 左有青龙, 右有白虎二山相辅, 前景开阔, 远有案山相对, 有水流自山间流来曲折向前, 最好是坐北朝南, 大体上就是一个四周有山环抱背山面水的堤段,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从现代科学观来分析, 是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背山抵御寒风, 面南可以得到充分的日光和夏日凉风, 临山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种思想用于建筑, 在建造自己的居所时充分考虑环境、朝向、开间等因素, 使之符合人的需要——既能在舒适、方便安全、吉祥如意。
清朝吴鼒著有《阳宅撮要》一书, 撮合了清代以前的多部风水著作的要点, 更细致地从阳宅的选址、外貌、间数、宅门、天井及床位、井厕的选址都作了论述。如“乾足天门莫作坑。……乡居住宅若于来龙处开坑, 大则伤宅主, 小则官非人命”即厕所不能放在宅门口, 不能放在乡村的上风口, 等等不一而足。在一定程度上说, 风水理论的核心就是使建筑更加人性化, 它是古人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 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如浙江兰溪的诸葛村, 山西沁水县西文兴村, 浙江武义县郭洞村等都是相当著名的风水宝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建设, 不仅仅从实用上满足居民的生活要求, 因为灌注了思想内核, 使之也能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 此地居民自是十分满意。
二、内向性与群体建筑
无论是群体建筑还是私宅单体建筑, 中国的古典建筑多以庭院式出现。“庭院深深深几许”, 引得多少文人墨客遐想联翩;“侯门似海”高墙将庭外庭内隔成了两个世界, 使高墙内具有很强的私密性, 一宅一天地, 这种内向性气质给古代建筑以神秘色彩。
除园林外, 由一个个单体组成的群体建筑多采用对称的方式沿对称轴又称中轴线进行布局。重要的屋舍往往被安置在中轴线上, 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的宏伟壮观的紫禁城就是最好的例子。尊卑贵贱、森严的等级制度, 在建筑的安排与布置上也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建筑布局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密切相关, 按照不同的等级, 所建房屋都是有限定的, 比如四合院的大门形制也使有高低等级区分的, 文武百官和贵族富商多用“广亮大门”, 其余的四合院的大门用门扇在大门里前后不同位置来区分, 门扇越靠外等级越低, 分为金柱大门、蛮子门和如意门, 普通老百姓四合院的大门不用独立的房屋只是在院墙上开门, 称为随墙门……尊卑贵贱、伦理纲常不可逾越。
群体建筑为了突出威严之势往往体量雄伟, 主次分明, 统一而有变化。如果说这种群体建筑包含了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等级、礼仪等精神意味, 那么在组成这些群体建筑的每个单体建筑又因地制宜, 巧妙设计, 将自然之植被、花草、泉石等, 布置成一个与外相对隔绝的私密的、悠闲的的“个人空间”, 与中国人尚自然, 以养天地之灵气不无关系。“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代表了很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态, 反映在建筑上就是于群体性与内向性于一体的庭院式建筑, 进与退, 儒与道的巧妙融合。
三、技术、装饰中的精神意味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 以木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这种木结构由立柱、横梁、顺檩等构件而成, 隼卯结构使之相吻合, 并且富有弹性。古代建筑的木构架又分为台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 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 墙壁起分割、遮阳、防寒抗风的作用, 本身不承重, 因之赋予建筑极大的灵活性, 由于木结构本身的特性, 隼卯结构又有伸缩的余地, 有利于防震, 因此针对这一特点有“墙倒屋不塌”的美誉。
木在古人的眼里不仅仅只是建筑的材料, 更多的时候他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木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 象征着春天、绿色、生命。而“土”——砖、石, “此生归无, 可再生”, 多用于死者的陵墓, 因此古建筑生者的房屋多用木早在《书经·洪范》上就举有木火土金水五事, 关于木, 《洪范》曰:“木曰曲直”。《五行志》借刘向以君之务田猎夺农时, 犹木之不遂其性, 曰“木, 东方也。于易地上植木为观, 其于王事。威仪容貌, 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 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友三驱之制, 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 使民以时;务在劝桑, 谋安百姓, 如此则木得其性矣”, 《易》与五行, 依天德而断人事, 使木有了更深的内涵。
在古建筑的装饰无论是色彩还是形制, 都无不反映了国人的国民性。从最初的在木材表面施加油漆以防腐, 发展到后来“雕梁画栋”的彩画, 极大地美化的建筑, 不过在建筑装饰的用色上也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的。黄色是最尊贵的, 绿色次之。宫殿建筑更是严格。如清朝的三大殿均采用最高级的建筑彩画, 以龙凤图案为主题, 在青绿为主的底色上大量沥粉贴金,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和玺彩画”。故宫主要建筑为黄色琉璃瓦顶、朱红色的柱子檐下阴影处为青绿加点金, 轮廓鲜明、富丽堂皇。然一般的是不可以大量用这些象征尊贵的色彩的。
此外, 建筑物各个细节之处也融和了国人的精神性因素。如大门上的俯首衔环、门前左右的镇宅铜狮、殿堂屋脊上的仙人走兽, 小桥上的兽头、台基上的螭首、香炉脚上的兽头等等不仅仅美化的建筑, 也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神圣的意味。这些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为多见的。
四、自然式布局与诗意的追求
自然式的布局以中国园林最为称道。“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园林最初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为逃避现实、隐逸江湖、寄情山水, 在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经营起具有山水之美的小环境, 其后不断发展、自成体系, 明朝的计成著成《园冶》一书, 全面地论述了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尽可能的因地制宜营造一个将自然美景集于一园的诗意景象, 湖石、桥廊、曲径、幽泉、花丛、林木皆巧妙布置。对自然的喜爱和诗意的追求早在中国古代早期的神话、宗教中就可以发现, 人们总是运用象征和比拟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和愿望。孔子就有“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寓智者乐于治世, 如流水一样不知穷尽, 仁者喜欢像山一样安固而万物滋生。因此山水在国人眼中带有仁者智者的神圣色彩, 有寄托精神的作用。
园中植物又以修竹、莲荷、兰草、松梅等为多, 亦取其良好寓意也, 以物之品格拟人之品格。置身其间很能陶冶性情, 修身养性何乐而不为。他们为古建筑注入了更多的诗情画意和精神色彩, 极大地调和了建筑的坚硬、板正, 使之更柔和, 刚柔并济、阴阳互补, 美不胜收。
深厚的人文精神使得我们看待中国古代建筑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来看, 而应该是融精神性与实用性为一的生命体。不仅仅满足了对建筑物质上的要求, 也因其深厚的人文精神, 使中国古代建筑让人回味不已, 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和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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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精神中国精神征文 篇5
本次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文明奥运、人文奥运。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从小时候起老师就教育我们讲文明树新风，这也是我们文明古国优良传统的体现。在奥运会期间，不光是北京等内地大城市就连远离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克拉玛依都感觉跟平时不一样：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少了，讲文明用语的多了;随地乱扔果皮垃圾的少了，爱护环境的多了;不走人行道横穿马路的少了，遵守交通规则的多了……
奥运会上，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运动场上，运动员们你争我抢、你追我赶，看得我们惊心动魄，这也体现了团结、拼搏、奋进的奥运精神。试想，我们在学习方面拿出这种拼搏精神，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学习成绩还会差吗?
奥运会的参与者不但有运动员、裁判员及相应的工作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北京办好奥运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把我国的优良传统—文明礼仪传诵给全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佛寺建筑场所精神的探寻 篇6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 几千年来与我国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融会贯通已然成为了中国“儒道佛”三大教之一, 不仅对民众起到了心灵慰藉的作用, 还一度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民众的思想武器。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洗涤心灵、净化灵魂的重要作用。作为佛教物质载体的佛教建筑庄严肃穆, 不仅仅是僧人修习佛法弘扬教义的修炼场所, 也是香客游人礼拜进香休闲赏玩的宗教场所, 是着力于以精神为原动力而形成的物。佛教建筑创建了一种庄严肃穆神秘的理想场所, 形成了独特的场所感, 并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场所精神。
场所理论源自现象学, 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提出, 经由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的进一步研究与论述从而为建筑现象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1980年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 (Norberg Schulz) 发表《场所精神》一书正式提出了建筑现象学这一名称, 并指出建筑现象是包含自然环境、人造环境及场所精神的环境现象的反映, 而场所精神则是建筑现象学的核心内容。场所是经由人、环境与人建“集结”在一起的有意义的整体, 这些物的总和形成了一种“环境的特性”, 亦即场所的本质。
2 佛教建筑场所的建构
2.1 佛教建筑场所的空间
空间作为佛寺建筑的主体部分, 是构成场所的重要因素。空间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 还是容纳人们日常生活和经历的具有更普遍和具体意义的三维整体。场所具有实体上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蕴含着精神上的意义, 对于佛寺建筑而言也不例外, 但其精神属性远远重要于物质属性。在场所的空间结构中, 中心、路径、领域与边界是其主要表现元素。
中心是由人的活动而构筑形成的, 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我们的活动总是离不开中心。在佛寺建筑中位于轴线中心的大雄宝殿显然作为其中心, 起着焦点的功能, 承担着僧人香客参佛礼佛的行为活动中心的地位。而路径则是对于中心的必要补充, 表示里外关系的构成或是“出发”与“离开”的行为模式。传统佛寺建筑是以庭院型布局的组群建筑, 一般以山门殿作为入口部位即“出发点”, 沿着南北轴线布置的院落空间暗示着纵向的运行轨迹, 并用廊与廊的连接来形成通道以方便僧人香客的往来流动。前后院落之间的台阶通道亦可扮演路径的角色。事实上所有的场所都是始于边界的出现而存在的。若无某种醒目边界的限定, 空间就会是无限扩展的。佛寺建筑大都由朱红色的围墙围合, 形成了一个适宜人活动的场所空间, 而由墙体、门窗等内边界围合的殿堂空间则更是人们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地。边界的围合构成了场所要素之一的领域, 以波多盖西的话来说:人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中心衍生的领域, 或“场”。佛寺建筑的各个殿堂空间可谓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往外延伸形成的院落则是殿堂空间的“共识”。在场所空间中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围合。围合产生了内部, 包含了形成内部空间的“面”, 即场所空间的界面。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实在的界面, 间接感知虚无的空间, “实在”的接触造就了“虚无”的体验, 界面的特性决定了空间的性格。佛寺建筑的场所空间界面是由地面、垂直面、顶面等构成的。佛寺建筑的空间构成形态、界面形式以及围合形状、空间的明与暗、大与小、虚与实、简单与繁复的对比等等, 在这一系列空间的铺垫之后揭示出整个序列构思的精神内涵。
2.2 佛寺建筑场所的特性
除去空间概念, 特征则是场所空间更普遍更具体的意义表现。它既是总体的定性质量, 也包含了限定空间元素的实体及其具体形式。场所不同, 其特性则不同。住房使人富于安全感, 剧院让人心情愉悦, 寺庙则给人静穆庄重之感。
由墙体、木构架体系、台基以及大屋顶围合而成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佛寺建筑最关心的一种“物质”, 可加以塑型与明晰化。高耸翘曲的凹面向天大屋顶构筑成了庄严不可冒犯的崇高的特性。方形的殿屋空间由土堆砌或砖砌成的连续的量感的墙所包被, 不过包被则被木构架体系中对称有序排列的柱列所贯穿。因而建筑物形象化了佛寺场所精神基本的空间特质。
佛寺建筑特殊的特性也体现在单体建筑的分量感和稳重规整的外表下。厚重的台阶、矗立的柱间、雕刻精美的落地门窗给人以接近大地的视觉感受。华丽翘曲的大屋顶的视觉力量使得墙体被压低, 同时也营造了一种直破苍穹的恢弘气势。结构划分明确和装饰简洁的山墙则是直耸天空与亲近大地两者之间和谐的过渡者。
特征不仅仅展现的是建筑物与人为环境的联系, 同时也是与自然环境的遥相呼应。山峰的垂直性在佛寺高耸矗立的屋顶、高高远远翘起的翼角中找到了回响, 而对大地的眷恋则反映在了水平扩展的多进院落中。整个佛寺院庭组群契合成一个整合性的整体, 契合成了广阔大自然背景中的团团图案, 介于天与地之间、水平与垂直之间扮演着强大的结合力量。
当香客沿着纵深轴线前往重重院落进行礼佛与观赏时, 佛寺的历史与信仰活生生地显现在脑海中, 渐渐形成丰富而又连贯的佛寺意象。进进院落以南北向为轴线依次排列高低错落, 具有明显的视觉连续性。重重高高的围墙围合的院落空间布局在形制形式上有着严密的等级限制, 规整而富于变化, 严谨而又不失于灵活, 给予了佛寺空间独特的场所精神。
3 佛教建筑场所的空间体验
3.1 定位
舒尔茨的场所理论认为定位是使人们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具体地位, 明确自己同场所关系的能力。俞孔坚将其概括为:定位需要对空间的秩序和结构的认识, 一个有意义的场所, 必须具有可辨析的空间结构。
在建筑场所空间中, 人的行为可以用“中心—路径”来阐述。只有通过中心、路径、领域与边界这些空间结构的构成因素的结合才可能塑造出复杂的整体氛围, 以符合人类对定位也就是方向性的需求。
定位与环境意象有着直接的关系。环境意象是指环境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是人脑的认知结构与环境形象相互作用的产物[1]。具有明确特征的空间结构和形象是产生美好环境意象的根本基础, 同时也是产生场所精神的重要前提。如若一种环境中秩序混乱、特征混淆、力量薄弱、光线不明则会造成定位的困难, 同时也会导致安全感、归属感与方向感的失去, 取而代之的则是陌生感和失落感。
佛寺建筑的场所空间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作为人们礼佛观光的视觉重点, 人们在那里膜拜、祈祷与思考, 深刻感受到佛法的宏大无边与神圣不可亵渎, 同时也寻求着自己存在的意义并建立同周围世界的联系。而秉承着轴向前行的佛寺小道则是人们通往中心———大雄宝殿的必要过程, 我们藉由通道从佛寺外的喧嚣的红尘世界进入到清净自在的宗教圣地, 排除杂念、专于一境并得到心灵的净化。定位并不只意味着可想象性, 同时也是“发现”和“惊奇”。
3.2 认同
一个场所的社会文化生活演变历程使得场所本身形成其特定历史, 一个有意义并能给人带来历史回忆的场所才会获得认同感, 从而使这一场所富有精神[2]。场所精神利用建筑物给予场所特殊的特性并充分利用这些特性和人发生亲密的联系。佛寺建筑作为一种人造场所, 是自然环境、人造环境与建筑物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并由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有意义的综合“物”, 是场所精神的形象化与具体化, 也是对场所特征的一种强烈认同感。佛寺建筑不仅仅是人们参拜修行的物质空间, 也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宣泄与外露。
认同感是一种情感与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 是人在世界中居住存在与环境交往中意义的显现, 是人认识自我、亲近环境、思考世界的表现。人的生活从他降生于世便已开始, 从那时起便开始与环境发生联系。人们在土地上行走, 享受鸟语花香, 感受风吹雨打、体验电闪雷鸣,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认识自然、感受自然。就现代都市人而言, 与自然环境的友谊已沦为一种片断的关系, 更多的是与人为环境的交流与认同[3]。
在当今时代, 佛寺建筑不仅仅只是单一的宗教场所, 而是功能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场所, 多样性、随机性、认同性是其内在需要。佛寺场所的空间环境不仅有能够形成方向的空间结构, 更能让我们由衷地“认同”。场所精神是环境特征集中和概括化的体现, 通过对佛寺场所认同, 人和场所产生了互动。这时, 通过对佛寺场地自然环境、空间及细部特质的体验和诠释, 充分感受到了佛法无边、超脱尘世的宗教信仰, 对活动主体的内心世界引发了深深地思考与启发。
4 佛教建筑场所精神的营造
建筑的灵魂在于空间, 空间是展现建筑场所精神的物质载体[4]。场所精神是指人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辨别自身的位置与所在位置的联系, 能够对场所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并能清楚地通过场所空间具有的文化系统和特征符号认识到自身与场所的意义所在。建筑是场所中被赋予意义的意识空间, 其空间的大与小、明与暗、虚与实、高与低、简单与繁复等形态变化,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人们的情感宣泄和激发思想共鸣。配合着建筑装饰细部和构件的符号化, 此时, 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 更是启发心灵、教化众生的精神场所。
佛寺建筑不仅仅具有多种性质与功能的空间, 而且其空间形态、布局方式, 装饰构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所在, 表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以及“礼”的制约。佛寺单体建筑通过其屋顶性质、面阔进深、台基柱列和门窗样式等的多样组合, 营建了一种统一中富于变化的严肃而又不失灵活的艺术空间。
佛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也是城市居民公共游赏的场所和风景名胜区内原始型旅游的主要对象[5]。传统佛寺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切要素, 并补充创造了自然环境中缺失的或是不利的元素, 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 赋予了环境以文化的意义, 使得其成为具有更普遍和具体意义的物的聚集, 即有意义的场所。建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原先的传统建筑形式如斗拱、屋顶等失去了原有的结构与作用, 但是其蕴含着的文化与美学精神却延续至今。场所精神并不会随场所的具体结构和特征的变化或消失而失去, 只要在场所中有对于历史的积极参与, 那么场所精神便会一直延续。人们在参与中找寻存在的根基与立足点, 这便是场所的意义所在。
5 结语
佛寺建筑的最终目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 即表现它的“场所精神”。今天的佛寺建筑已然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之一, 也是建筑艺术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在这里参神拜佛, 在这里观光放松, 同时也承担着教育民众的重责。日益紧张的快节奏生活, 给人带来无限的压力与抑郁, 人们渴望寻求心灵的放松与净化。而透过佛寺建筑的建筑形式、建筑构件以及建筑空间与陈设, 从中探求对人生的思考, 体会建筑各部分蕴藏着的文化及审美意义, 体验其场所精神。通过对佛寺建筑的空间、特征以及场所定位与认同感的剖析与阐述, 关注活动主体内心的感受, 注重建筑环境氛围的营造, 这对于佛寺建筑场所精神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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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楚智, 范迎春.湘南古宗祠的功能及其空间场所性[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4 (6) :113.
女排精神中国精神 篇7
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争夺,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随后,在1982年的秘鲁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再度夺冠。紧接着,在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实现了三连冠的梦想。中国女排并未就此止步,在1985年的第四届世界杯和1986年的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连续二次夺冠。于是,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后受“女排精神”鼓舞的北大学子则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更多的中国人则通过女排精神,真实地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国人猛地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而变得有些失落和彷徨。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女排精神广为传颂,其实就是在向国人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心和能力。女排精神从一开始就超出体育竞技范围,而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起到了激励、感召和促进作用。
1980年代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几经沉浮,8月29日,2004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三局,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以来第二次在奥运会女排比赛中摘金。2016年8月20日,在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1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冠军。十二年之后再回世界之巅,拿下奥运会金牌!
女排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女排精神很好地诠释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友好、坚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更关键的是,它因契合时代需要,不仅成为体育领域的品牌意志,更被强烈地升华为民族面貌的代名词,演化成指代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它一直与女排的得失、沉浮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评价中国女排的最难以割舍的标准。女排精神之所以备受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远远比金牌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女排精神不仅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更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
中国建筑精神 篇8
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对材料和工艺的继承, 对建筑的生态性等方面问题的探讨, 王澍用小规模的实验进行探索, 为建筑师指明了方向。王澍的成功在于建筑本体借用了当代装置的理念, 并引用中国的生命哲学, 实现了艺术精神的回归。王澍的建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建筑思维模式, 是一种文化的批判。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王澍的建筑不是一种风格, 也不是一种样式, 他是对中国城市建筑的一种思考, 不能形成盲目的“王澍体”, 设计的目的不是形成一种固定的风格样式, 而是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
对于如何成为优秀的建筑师, 王澍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建筑师首先是个文人。不能简单的把建筑当作一种工程, 应把建筑看作一种文化, 建筑要传达文化里最好的精神和状态, 建筑师要用良好、平和的心境看待人和自然, 并将这种心境运用到建筑设计的创造中。王澍的作品《瓦》就运用中国古典造园的意境创设手法, 追求一种简单的、朴素的、纯真的美, 将建筑看成是一种抽象的表达, 实现建筑与人的对话, 整个作品给人一种放松的审美感受。建筑设计并非孤立的单体, 而是与使用者的一种对话, 建筑设计真正是要理解一个城市的需求, 完善人们的生活方式, 恢复人们的精神状态。王澍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意识”, 建议公共建筑采用“开放式”的格局, 化解“堡垒”, 通过“混合型”的居住结构, 化解社会矛盾。建筑文化是一种软实力, 合理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 应体现出更多的价值观和文化需求。王澍对建筑的理解并不局限在建筑本身, 而是将建筑提高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建筑设计是提供给人一种生活的方式, 深度挖掘建筑设计的文化精神, 无疑是对当下“千城一面”建筑设计的有力回应。
二、象山校区——建筑精神的回归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建筑设计的典型代表, 象山校区的建设不仅将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与当代施工技术融合在一起, 并达到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施工技术并存的效果, 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诚然, 自工业革命以来, 手工艺与大机器生产的博弈从未停止过, 始终在此消彼长的规律中对抗。王澍通过手工艺与现代施工技术并存的实验, 也为手工技艺的保护带来新的希望, 为手工艺和现代技术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王澍不仅实现了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技术并存, 并且将中国的生命哲学、空间概念、意境等精神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 也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提供了一线新的希望。
以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为例。象山校区的奇特之处由“门”开始, 象山校园的大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门”, 而是由一面“墙”构成的, 是没有围合的墙的自然延伸, 这种创作手法打破了人们对于“门”的固有思维, 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表达建筑的意义。象山校区使用的材料大多是从乡下拆房现场收上来的老砖, 大量运用旧砖瓦, 不仅可以展现砖瓦的肌理, 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印记, 旧砖瓦映射着中国城市大量拆迁的现象, 通过视觉上的冲击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营造体系, 实现建筑的再生。砖在校园中运用既实用又富有趣味性。象山校区院落的地面是古老的青砖, 青砖的缝隙里长满青苔, 青苔满布给人一种踏实感。王澍不仅仅从中国古代古代造园艺术手法中汲取营养, 还将书法艺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 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像书法笔触一般顺水而建, 及富中国韵味。校园内砖、瓦、檐、竹、木等元素的运用, 充满江南水乡的灵性, 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王澍的建筑设计不仅有十足的“古”味, 也极具现代特色。线条感极强的灯、屋顶水泥的质感、管道的裸露都是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象山校区的建筑设计将中国的生命哲学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校园中种植庄稼, 体现了中国一直以来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校园中种植庄稼能够唤起人们童年的回忆, 庄稼的种植与收获诠释着我们与大地的关系, 这种温情的美贯彻王澍建筑设计的始终。
三、结语
“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是王澍的学术理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他以西方现代建筑观念的反思为背景, 批判性的回归传统。王澍喜欢基于手工艺之上的建筑, 也使得他的建筑呈现出独有的风貌。在讨论过去和未来方面, 王澍的作品可以超越争议, 这对当下建筑设计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是, 我们要理性对待“王澍体”, 不能将王澍的建筑作为一种风格, 而应回到建筑本身才是对王澍建筑最合理的回应。王澍普利兹克奖的获得, 是世界建筑界对中国建筑界的肯定, 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开辟了一种新的道路。但是不能将王澍的建筑定义为一种风格, 他是对当下中国建筑迷茫境遇的一种反思, 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要反对任何将王澍建筑风格化和符号化的行为, 那些试图将王澍的建筑幻化成一种风格, 并通过这种风格的运用来解决当下建筑面临的困境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想要改变当下建筑的现状, 就必须全面了解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寻找现代语境下的中国人民的建筑艺术精神, 建立现代中国人民接受的新的建筑设计意义系统, 真正实现建筑艺术的回归。
参考文献
[1]程大锦著.《建筑:形式、空间和秩序》.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2]维特鲁威著.陈平中译.《建筑十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布鲁诺·赛维著.张似赞译.《建筑空间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4]勒·柯布西耶著.杨至德译.《走向新建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运用建筑空间语境诠释城市大学精神 篇9
作为现代大学源头的欧洲中世纪大学, 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Bologna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 为适应其宗教特性, 一直以封闭的寺院或教堂的形态存在, 与城市只有小而深的拱门相连。19世纪牛津学者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是西方早期论大学之经典, 他认为大学是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绅士的地方。与中古大学一脉相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白令哲明确指出, “美国一流大学都遵循这样的理念:每一个学生都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中国传统大学的理念—精英教育不谋而合。人们若时常漫步在这样的大学校园中, 观赏建筑的同时必能感受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精神。
现代大学的发展, 历经洪堡提出“教学与科研统一”、美国《英雷尔法案》掀起“赠地运动”、康奈尔大学校长提出“通用教育”, 到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提出“大学要忠实地为社会需要服务”。大学的功能逐步拓展, 增加了研究生院、职业教育、技术学院等, 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多规模的体系。而中国近年来的大学扩招, 使得校园早已不再是早期封闭的象牙之塔, 而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密, 大学的教育也由单纯的培养精英人才转向多层次、多类型的大众教育。
由大学扩招引发的中国近十多年的扩招高校, 其建设数量和规模的飞速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史无前例的学生数量要求校园规模急速扩张, 几乎每校必建新校区, 每城必建大学城, 无论是在城市的人文还是物质环境中, 大学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大学的重要性更在于大学所坚守与传承的“大道之学”的价值精神的内在统一。从现实性上看, 大学的校训彰显着大学所秉执的价值与精神, 大学里的校园建筑客观地呈现着该所大学承载的价值品格和精神诉求, 诸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等。
但是, 现在身处许多现代化的校园建筑中, 人们并不能充分感受到大学之为“大道之学”的精神性存在, 更多的时候只能从镌刻于石头上的校训感受到一丝大学的气息。鉴于今天大学校园建筑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分离, 如何用现代建筑话语诠释大学的传统与价值,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大学校园的物质环境为适应大学之精神, 既有我们应该坚持的, 也有我们该“弃旧图新”之处。
首先, 要弘扬大学的“明德”之精神。
虽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常因国家文化以及社会发展之别而有异, 但是, 对德性之重视可谓古今中外之教育所同然。我们常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 “人统”重于“事统”和“学统”, 也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一个人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绝对真诚乃至产生宗教感的时候, 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境地, 这就是一种德性, 必不会“曲学阿世”。科学为求“真”, 但在求“善”的人事世界, 《大学》中有更明确的论述, 首先要“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为人君, 止于仁;为人臣, 止于敬;为人子, 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 止于信”, “修身”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与之相反的是, 在目前中国大学的教学体系中, 人文教育极为匮乏。高考状元可能不懂如何待人接物, 成绩优秀者可能只有求学之诚心却无基本道德之水准, 上海机场曾发生的留学生弑母一案就是例证。究其根本, 在于中国教育体系长期忽视人文教育, 忽视“学做人”的教育。我们太重视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 却严重忽视对于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培养。为了下一代能够“出类拔萃”“成龙成凤”, 父母们急切地催促孩子1岁背唐诗, 3岁学钢琴, 背着沉重的书包奔忙于各种知识辅导班, 而如此急功近利培养的结果却是孩子仍然可能不知“仁”“敬”“孝”“慈”“信”为何物, 也缺乏对为人之基本礼仪、社会之基本公德的深刻领悟。
2011年中国高考超过70%的录取率 (1) , 从一个角度宣告着大学已成为大众化教育。大学的“明德”教育, 已经成为提高国民素质、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 是当今急剧变迁和多元化社会的迫切需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社会, 大学的教育就是要扬善戒恶, 从而让人们的内心无限地趋向这个理想社会, 就像对知识的追求会使人无限地趋向真理。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曾在《大学的世界精神》一文中写道, “一个个学人的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 正是建立世界理性秩序的一条通路”。[1]
如果说科学知识的学习教会人如何“待物” (格物) , 那么“明德”的大学精神立足于如何“待人”。大学的物质环境与之相适应, 就需要在书本之外, 提供一个人和人健康交往的场所。大学的建筑、景观、一草一木乃至一块石头, 都述说着教育的理念, 承载着潜移默化的教育的功能。
在英国巴什大学的校园中 (图2) , 学生宿舍、餐厅等生活设施与教学楼穿插布置, 并由一条步行街贯穿, 打破了生活设施与学术教育设施之间的界线, 提供了一种日夜均“有生命”的校园, 体现了学术与社会生活并重的思想。校园建筑群体的规划与设计, 打破学科独立的院系格局, 创造更多的交往空间, 基于校园整体环境提升学术化的氛围。景观、建筑、规划的一体化设计让学生在整个校园生活的时空连续性体验中感受到优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创造更多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和老师不期然相遇领悟为人处事之基本准则的机会。
其次, 要让大学校园建筑环境成为“第三课堂”。
大学的“第一课堂”在教室, 是传授、学习知识的场所, 大学的“第二课堂”在课外, 是自学、交往、交流、研究的场所, 而大学的建筑环境 (包括单体建筑、校园格局、景观、外部空间等) 的形式直观地表达了设计者的理念决策, 也传递了教育的信息, 成为大学的“第三课堂”。以人为本、关注校园外部空间的物质环境设计, 会传达人文主义的信息;营山理水、珍惜自然环境的校园空间规划, 会传达对自然的尊重态度;富有创造力的建筑空间设计, 会激发学生的感受力和创新激情;因循地域文化和文脉传承的建筑, 会培养学生的文化自尊;应用最新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建筑, 会促进学生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探索前沿技术动向;追求品质的建筑, 会启发学生思考细节的力量……建筑是容纳生活方式的地方, 不同于纯粹的艺术品既可以靠近又可以远离, 建筑及其空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天的大学校园设计, 需要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尽可能地在智能化、生态化、结构化的建筑理念中实践性地创造建筑, 并以此为平台实现更为广泛的智能、生态的现代生活, 并不断在此过程中完善现代建筑的理念, 从而为城市化建设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大学校园建筑的这种实践, 需要的不仅仅是现代意识的扩展, 更有与既有的大学传统建筑的融合, 只有将二者有效地平衡, 才能真正实现大学校园建筑与大学精神的完美融合, 在展现传统的同时彰显现代的生存智慧。
再次, 可将大学校园建成为“城市中的公园”。
作为一个城市的智力名片, 大学还承担着公共文化教育的功能。因此, 将大学校园建成“城市中的公园”, 可以扩大大学精神传播效力, 让更多的人感受大学的文化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追求, 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思想。中国的城市化, 导致资本推动每一块土地都在追求高容积率的建设。国土资源部新规明令住宅建设项目容积率不得低于1.0, 而城市中的大学校园规划按照教育部指标要求, 一般容积率在0.3~0.5, 也就是说, 在同样的用地中, 只需要建设不到一般房地产开发项目一半的建筑量, 这就决定了校园中有充分的用地来营造景观环境, 理水种树, 调节城市生态环境。同时, 校园可以向城市市民开放, 不仅为大学师生服务, 还可促进校园与社会的更多交流, 发挥校园作为社会文化知识中心的作用, 将资源与社会共享, 关注“终身教育”“再教育”和城市居民素质的提高。例如重庆交通大学双福新校区的规划设计, 按照“理水纳百川, 生态参天地”的理念, 保留大量树木竹林和山丘坡地, 整理已有水系, 形成大片湖面湿地岛屿和半岛环境, 可植莲、栖鸟、划船, 将校园建设成为双福新区的生态旅游景点和开放的城市公园 (图3) 。
遗憾的是, 很多校园建设的掌舵者, 对校园建筑的投入不余遗力, 对校园环境景观的设计和建设却匆匆了事甚至不作专业推敲, 而很多建筑师也只关心自己设计的建筑单体。殊不知, 对于校园这样一个特殊尺度的建筑集群环境, 整体系统的效能比单个建筑更有影响力, 这也就决定了校园的规划和设计需有建筑和景观整体化多专业整合的考虑, 良好的校园环境既是建筑物的群体组合也是一座城市的公园。
最后, 大学校园应带动周边区域城市互动发展。
随着现代大学多层次结构的发展, 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为社会服务, 为城市服务”也成为大学精神的一部分。“新区建设、大学先行”在过去的十几年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模式, 大学在引领开拓新的城市空间的同时, 以其强烈的边界效益激活了周边地带的经济、文化与空间活力。可是大量新建大学校园周边地带至今仍然一派萧条景象, 这是由于很多校园的建设还局限于传播知识的单一教育功能定位, 城市建设的领导者, 缺乏从城市的角度来充分利用大学各种设施功能带动城市发展的意识, 当然学界也缺乏深入有力的研究来支持相关城市发展决策, 导致新建的大学校园没有真正地带动城市新区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聚集, 其周边地带的空间发展方向、目标以及何样的功能群体聚集来支持其所需要的城市物质空间策划与优化设计, 都尚在混沌之中。
同样, 城市之中的老校区, 特别是其周边地带的城市空间同样面临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命题, 其巨大的“知识溢出—带动城市发展”潜能没有得以发挥。虽然很多老校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发形成周边地带的特殊功能集群, 但是缺乏物质意义上的有机整合与策划, 空间活力不够。城市中的大学面临自身功能和空间的扩张, 而其所处的城市面临在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依托大学的能量、建设优化城市空间的历史使命, 这就为大学和周边地带的城市空间带来共同发展的广阔机遇。
城市的发展需要大学的知识、研究、服务来带动, 大学也需要城市的支持进一步发展。大量的科技产业、社会服务设施、社会共享设施与大学的知识转化生产力相关, 呈边缘聚集效应自发聚集在大学周边地带。以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为例 (图4) , 在四平路、赤峰路、国康路区域内集聚了800多家企业, 吸纳了两万多名就业者, 2010年就达到150亿人民币营业额, 缴纳国家各项税金达5.04亿人民币。[2]有研究表明, 大学的知识溢出效益有直接和间接两种, 主要集中在一定距离以内, 并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3]发达地区的大学, 其研究活动对当地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欠发达地区的大学, 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大学教育—研究—产业紧密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基于城市和校园互动发展的要求, 大学周边地带的城市空间也应该具有自身的功能、交通、环境特色。
总之, 现代的大学作为科研 (生产知识) 、教学 (传播知识) 和科技产业 (利用知识) 的综合载体, 其功能更多地显现在直接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在传统意义上以教学育人功能为主的大学必定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 对于今天的大学校园如何传承大学所应承载的固有精神, 同时以其物质环境对城市发展起到良性的作用, 需要我们更多地思考与大学传统精神价值诉求的结合方式, 传承大学所承载的教育理念和精神追求。
摘要：大学的精神历经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均在其校园建筑空间语境中体现, 今天的大学校园, 其建筑空间面临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分离, 如何用现代建筑话语诠释大学的传统与价值,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本文从大学“明德”、第三课堂、城市中的公园、带动周边城市互动发展等方面阐述运用当代建筑语境诠释大学精神的观点和方法。
关键词：大学校园,大学精神,建筑语境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陈强, 赵程程.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发展中的政府策动演化路径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4 (1) :109-116.
徽派建筑形式里的人文精神 篇10
徽派建筑, 是中国古建筑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其独特而典型的建筑形式, 在中外建筑界深受喜爱与重视。它以粉壁、黛瓦、马头墙为表现特征, 以三雕与彩绘为装饰形式, 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布局特点, 既自然古朴, 又精美富丽, 具有极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二、徽派建筑艺术的人文特质
徽州是极具地域个性的文化区域 , 历史悠久, 文风鼎盛, 内涵丰富。千百年来, 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在这里交汇, 分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徽州文化既有着道家隐逸耕读的情趣与质朴, 又有着儒家理学的厚重与严谨。徽派建筑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文特质。
1、儒学文化
徽州是儒学大师朱熹的故乡, 其带有浓郁儒学特点的理学思想, 在原本深受儒家影响的徽州得到了广泛传播, 塑造了徽商“贾而好儒”特点。极具文化修养的徽州商人在建筑中注入了崇儒重教、修身处事、避祸祈福等人文寓意, 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美感, 更成为徽州人追求精神生活、享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
2、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传统美学观
中国人对大自然有着天然的崇拜心理, 追求“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理想境界。这种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观念, 在徽派建筑艺术中亦有着很好的体现。无论从建筑的选址、空间的营造还是形式的表达处处体现着尊重自然、亲近自然、利用自然的精妙智慧, 赋予徽派建筑典雅和谐之美。
三、人文精神在徽派建筑形式中的体现
1、布局
徽派建筑在整体布局上, 极为讲究“风水”的观念, 徽州人建造房屋, 十分注重方位的选择, 看清方向的利弊方能动土。比如:黟县人认为黟县“龙脉”起与西北, 门朝正南属于“相克脉”, 因此其民居里的大门一般只有东、西、北三个方向, 如受地基限制不得不向南开门, 也会设法偏出一扇斜门, 让人感觉不伦不类。这种风水理念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观念, 今天被认定为是一门有关人和环境和谐共存的学问, 涉及到水文、景观、生态、物理、气象等科学领域。徽州人的风水观念里的环境意识与科学精神, 赋予了徽派建筑实用考究、细节丰富的人文特质。
建筑内部布局整体上较为方整, 多为“天井 + 合院”的布局方式, 开敞与封闭并存。天井与敞开式厅堂一起成为布局的中心。徽派建筑大多高大封闭, 天井的设计不仅为厅堂带来了充足的光线, 也解决了出檐深、进深大的庭院的通风问题, 同时为相对封闭的高墙大院带来一片蓝天, 实现了自然环境与室内环境完美融合。两边厢房相对封闭, 围绕厅堂对称分布。开敞宽阔的前厅堂, 是男人会客与日常活动场所, 而封闭昏暗的厢房、绣房、厨房则是女性秘密活动的空间。这种布局方式一方面体现了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思想, 另一方面也是亲近自然, 追求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
2、构造元素:马头墙
在徽派建筑形式中, 马头墙是极有代表性的元素。马头墙的设计不仅是徽州人生活智慧的体现, 也是追求“气韵”“情境”“虚实”等传统美学观念的表达。马头墙又称封火墙, 功能上用来隔断火源, 防止火势蔓延, 为了这种建筑结构更加具有美感, 其轮廓被设计成阶梯状, 以房屋的进深决定脊檐的长短叠数, 外观造型被设计成抽象化的昂首长嘶的马头, 象征着宗族犹如龙马精神一般繁荣昌达。马头墙的基本结构成一字形, 许许多多的“一”字层层叠落、时高时低, 时断时续, 在大块的白色墙面上, 犹如中国画里的白描, 形成灵动唯美的节奏韵律, 赋予呆板、静止的建筑以驰空绝尘的动态美感。远远望去, 整个村落在青山碧水的怀抱中犹如万马奔腾、气势恢宏、生机无限。
3、色彩
徽派建筑的色彩外观, 大多粉墙黛瓦, 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 产生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 对于徽派建筑色彩选择的直接原因, 学者们认为是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 富甲一方的儒商在政治上并没有尊贵的地位, 因此禁止使用金碧辉煌、五彩斑斓的色调, 聪明的建筑师选择了灰白色彩, 这种看似单调的色彩构成, 在不同的光线的映照下同样体现出异常丰富的内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经过几百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墙面的白色石灰早已剥落, 出现了一种冷暖相加的复色和肌理效果, 反而更加增添了建筑本身历史的厚重感。徽派建筑的色彩选择从美学观念来说, 是尊重自然、返璞归真和谐精神的体现。黑白相间的建筑实体与周围的碧水、修竹构成一幅天然的动人画卷, 借壁为幕, 花影为题, 虚实相生, 令人回味无穷。相对于镂金错彩的华丽宫殿, 徽派建筑的色彩更好的体现了儒商骨子里追求山水本色, 以雅为美的文人气息, 具有极高的审美趣味。
4、装饰
徽派建筑装饰最有代表性的其三雕艺术——砖雕、石雕、木雕, 在室内装饰上, 以木雕艺术最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雕刻分布在仪门左右、厅堂上下、梁柱东西、窗棂内外, 手法精湛, 造型精美。映衬在质朴粗犷的老建筑上, 有一种苍劲古拙的大美。这些建筑装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在于其装饰题材上惯用隐喻的手法, 有的反映了忠孝节义、科举恩荣的理学精神, 有的体现了渔樵耕读、抚琴吹箫的文人精神, 又的则是表达求福避祸、小康之乐的世俗精神。透过这些古雅质朴的装饰内容, 鲜明的折射出古徽州人在建筑精神上追求物质与精神二元统一的特点, 传达着尊儒尚道、避祸祈福的审美心理及朴素情感。为徽派建筑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楹联与题额
在古黟漫游, 处处可见精美绝伦的题额与楹联, 他们大多以砖雕或竹雕的形式分布在门楣上方, 厅堂左右。寓意深刻, 书写讲究, 不少书法均出自大家之手,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寄托了主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追求、人生感悟及对后人的劝谕与告诫。梳理这些楹联的内容, 大多以劝善、处事、修身为主题。古徽州人很早就进入社会谋生, 尝尽了人间疾苦。他们将自身为人处世的深刻体味, 浓缩成题额楹联, 置于门楣, 挂与厅堂, 告诫后人吸取祖先经验, 代代相传, 光宗耀祖。如西递村履福堂中堂楹联“几百年人家, 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 只是读书。”宏村“民间故宫”承志堂楹联:“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及其他民居中的“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处处体现了徽州人崇奉伦理道德观念、追求修身养性、善于总结生活智慧的人文精神。
四、总结: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启示
在全球化的今天, 随着不同文化的激烈冲击、科技的迅猛发展, 在现代建筑设计领域, 我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开始变得模糊。房子已经成为居住的方盒子, 建筑承载的精神内涵正逐渐落入虚空。本文希望通过对徽派建筑人文精神的重新解读, 为我国现代建筑设计呼唤民族精神的回归带来新的启迪与思考。毕竟, 人文精神不散, 文化才得以继承与发展, 我们的未来才更加值得期待。
摘要：建筑是文化的载体, 研究建筑应不止于研究其外在形式, 更重要的是研究隐藏在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徽派建筑作为徽州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缩影, 其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现实价值, 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徽派建筑,建筑形式,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汪良发.徽州文化十二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3]王明居, 王木林.徽派建筑艺术[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