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2024-07-14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精选九篇)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1

1. 图书情报工作管理理念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图书情报工作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 提供了更加新颖和高效的服务, 图书的智能也就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现代图书情报主要的服务方式包括:图书馆阅览、图书外借、图书文献复制、参考咨询等, 在这些职能上来看, 大多数的图书馆依然处于书刊的外借的服务方式, 很多时候还是根据传统的服务方式在进行管理, 将图书尽可能的收藏起来, 提供舒适的环境, 以及设备齐全的服务。

对于传统的情报研究主要就是提高科学技术对情报进行研究, 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单位进行为主体, 对于国家的核心重点进行转移, 主要就是发展经济外交, 坚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还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与时俱进不断的提高国家的发展。对于这些精神的发展, 图书的情报工作也就出现了新的形势, 对于科学文化的建设需要不断的创新, 同时需要国家领导和部门机关参与战略决策、编制规划和制定政策, 更好的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来, 提高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 改变之前的图书情报研究的问题, 对当前的情报研究工作更好的进行提高, 提高图书情报工作的实际效应。

2. 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的新范式

2.1 图书情报工作者要走多面性广泛性研究

对于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对象我们要不断的走向广泛性的研究, 改变传统的单元性的对象研究, 新时期的图书情报中心工作应该更好的放在经济建设中, 全方位的做好经济建设, 改变以前的老方法和套路, 根据新形势不断的发展进步, 摒弃之前的一些不足, 全面的提高图书情报工作。对于老的方法不能满足情报的收集, 所以对于图书情报研究的途径需要不断的提高使用性质, 也是当前图书馆情报工作人员的当务之急, 目前已经进入信息高速发展的时期, 计算机技术不断的进入人们的生活, 对于以前一些情报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比较低, 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现在的需要, 所以需要不断的提升工作人员的水平, 才能更好、更优质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才能使情报工作做得恰到好处。促进图书馆情报管理工作的发展, 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我们要有效的将人文管理融入到管理理念中, 促进图书馆的管理质量, 图书馆中人文管理也就是以人作为管理对象, 对图书馆情报工作人员进行民主化管理、非强制性和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将这些管理理念融入到图书馆情报管理工作中, 同时也被称之为柔性管理。

2.2 研究、普及传统情报, 做好高精尖专业化情报服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个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 也更加的专业化, 同时对于公共科学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 对于这种细分的情况下, 对于图书馆的情报工作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一些顶尖的技术可能都是有各自的科学工作者对材料进行研究得到, 对于这些技术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 对于图书情报工作者能够深入到基层, 更好的了解基层的研究工作者, 为他们的的相关资料进行有效的管理, 也就可以更好的节约大家的时间, 也能使图书情报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不浪费资源。同时对于图书情报工作具体的方法是:对于各个基层的管理建立档案管理, 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领域, 对于这些事情要根据具体的事物进行, 更好的体现图书情报工作的优势。同时对于我国情报研究没有专业的技术培训, 这些技术的普及都是刚刚建立, 所以对于我国情报工作没有较好的进行综合管理, 所以对于图书情报管理必须设立专业情报服务部门。

2.3落实科学发展观, 完善图书馆情报工作中的管理理念

图书馆情报工作的安全性可以很好的反映我国建设的价值观, 加强图书馆情报的安全建设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 通过实行情报工作安全建设理念促进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事业。图书馆中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这些是我国历史文化的象征, 对于新时期信息网络的冲击, 图书馆情报工作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 图书馆情报安全建设需要满足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同时还要满足图书馆安全管理的需要。图书馆能够长久的生存也就需要良好的情报管理, 完善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新时期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情报工作安全也就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发展观提高图书馆的管理理念, 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的评估准则, 并建立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在建立管理体系的时候, 我们要坚持以图书馆情报管理的需求进行设计, 同时还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图书管理的需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图书馆情报工作管理理念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对于图书馆管理工作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图书馆情报管理水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图书馆的情报工作人员必须要认真管理, 将科学管理作为工作中的重点, 保证公共文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喜清.行动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的新范式[J].图书情报工作, 2009 (10) .

[2]钟丽萍.论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新范式:循证图书馆学[J].图书情报, 2009 (1) .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2

从此岸到彼岸的反拨与超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学派研究范式探析

翻译研究中学派研究范武实现了对语言学派研究范式的反拨和超越,符合“科学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方式,但同时也容易抑此扬彼地走向新的.片面与极端,并最终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二元对立运行模式.

作 者:王洪涛 WANG Hong-tao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天津,300204刊 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年,卷(期):22(5)分类号:H059关键词:研究范式 科学革命 语言学派 翻译研究学派

设计研究的新范式 篇3

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了建筑设计理论之外,设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装饰艺术史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和园林设计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家具、玻璃、陶瓷、银器等各种古董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这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研究配合了艺术收藏市场的需要,因此在器物造型及风格演化的细节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类型的研究缺乏对“设计”本身概念的探讨和领悟,缺乏对设计行为本身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类研究针对的是“物”而非“事”。第二种研究方法的雏形基于艺术史与建筑史,其先驱是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他所撰写的《现代设计的先驱》(Pioneer of Modern Design)一书初版于1936年,他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设计在现代世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正因如此,设计所呈现的形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本体论意义,这种意义的呈现即为设计史。佩夫斯纳强调的是恢复设计方法与设计实践的统一。他认为,设计史应该阐明的道理是:通过对设计的研究,去探寻设计作品与设计的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

我国在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的。21世纪以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还集中于前面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产生的两种类型中的前一种,集中于对设计发展史中设计作品和设计师的描述与梳理工作上,而对于设计的社会学意义的探索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这种研究视角出发,设计史看起来与设计的行为过程是不相干的,这种研究模式似乎在试图回避从工艺史观或者说是装饰艺术史观出发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艺术商品化的背景,忽视了设计的人文要素以及对于设计本质意义的探寻,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设计研究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设计研究开始注意保持一种开放性和相对性,努力避免陷入过于具体的“物”的研究或者某种装饰风格或题材的研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南京艺术学院的袁熙旸教授。他不但在自己的文论中为国内的设计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注意译介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与顾华明策划主编的“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几乎囊括了近年来国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创新观点,这对于国内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尤其对于初涉此研究领域的年轻学生来说,它具有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意义。《人造世界的策略:设计与设计研究论文集》就是该译丛收纳的著作之一,作者维克多·马格林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研究学者,在2002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提出要持一种国际性、跨学科领域的设计研究态度,并提供了自己对设计及其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思考。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必将促进国内的研究考虑设计中更多的人文因素,也必将使设计研究与设计批评相结合,去更深刻地认识当今社会背景下设计的本质和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新范式 篇4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实践

一、引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开创了新的翻译研究方向, 它是建立语料库语言学和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是通过计算机检索和数据统计,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 并在充分描述的基础上揭示翻译本质。在国外翻译研究领域,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一般以Mona Baker 1993年发表的“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为开始, 标志着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结合, 而国内则以“汉语‘副职’英译的语料库调查研究”一文作为第一篇比较系统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文章。Mona Baker (1993:243) 预言, 随着语料库方法论的完善以及原语文本和翻译文本语料库的使用, 必将让翻译研究者揭开“翻译文本作为沟通活动媒介的本质”。

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及其分类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 受Toury和Holmes对翻译研究的划分图示的启发,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理论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 (Hunston, 2002:123) 就翻译理论而言, 语料库主要通过探讨某种意思如何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通过比较译文和对应母语中的语言特征及其出现频率来研究翻译过程。就翻译实践而言, 语料库为译员培训提供了工作平台, 同时也为开发机器翻译及机辅翻译之类的应用软件打下基础 (王克非, 2007:11) 。Laviosa (1998a) 认为,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正在不断发展, 从理论性的阐述和实证性的发现发展成为一个连贯的、综合性的、丰富的方法论体系, 用于解决有关翻译的理论、描述和实践等一系列问题。

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使研究方向从传统的研究范式转向验证式的描述翻译研究范式, 从规定性的方向转向描述性的方向。它以语料库中的原文和译文文本为研究对象, 通过计算机检索和统计词频, 词汇密度, 类符, 形符, 类符形符比率, 句子长度, 词语搭配, 句型等来分析翻译现象, 这种研究方法在翻译共性、翻译规范和译者风格等理论研究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译员培训, 翻译教学, 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优越性。

1、翻译共性

翻译共性又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 包括翻译显化, 简化和范化等, 主要体现在词汇、意义、形式等方面。翻译共性可以分为译语型共性和原语型共性。前者正如Mona Baker (1993) 所认为的, 翻译共性是“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后者正如柯飞认为的, 翻译共性是“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根据语料库研究表明, (Baker) 提出了翻译普遍性主要体现了四种特征:显化、简化、范化、平整化, 其中又以显化的研究最为集中。用语料库研究翻译普遍性的优势非常显著:语料库作为一种量化研究、穷尽化研究的现代化手段, 将翻译普遍性研究从最初的直觉的、模糊的形式变为目前清晰地、具体的、可操作的形式, 将小规模的、人工的、局限于个别文本的研究变成了大规模的、系统的、比较性的、目标明确的研究, 把零星的、不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变成了能够解释趋势与例外的连贯而丰富的研究 (laviosa, 2002:75) .

2、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和翻译普遍性不同, 翻译普遍性指翻译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别于原文的普遍特征, 它不受特定语言系统的干扰;而翻译规范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借助语料库可以发现特定文化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通过研究分析同一文本的不同时期的译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翻译规范;通过研究分析同一文本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译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文化的翻译规范。在这一方面, 语料库起到了其他研究就手段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3、译者风格

根据Baker (1995:147) 对风格的定义“以一系列语言或非语言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类似于大拇指指纹的个性特征”, 译者风格也就是指译者在译文中所显露出来的个性化习惯和翻译风格。传统的对译者风格的研究主要依靠研究者主观的感受, 研究对象的范围比较狭窄, 而通过语料库这一研究范式可以采用计算机检索的统计手段, 并且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 通过对译文的句子长度、词频、类符、型符、句型等进行量化统计分析, 更加科学客观的发现验证译者风格特征, 这样的实证性研究比以往的传统研究更具说服力。

4、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

对于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 语料库可以提供一种规模大、效率高、检索快捷的新的教具, 使翻译教学更科学、更规范。它可以提供其他译员的惯用翻译策略以及常用词汇和术语翻译, 并且可以帮助教师评估学生译文质量和反馈修改意见。语料库可以使学习者更快的提取学习资料, 可以提供丰富的例证。Bowker (1998) 发现, 在对专业领域的理解、术语的准确使用以及习惯表达方面, 借助语料库所完成的译文比用传统资源所完成的译文质量要高。

5、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

自20世纪80年代,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这一新范式的出现, 开创了机器翻译的新视野, 出现了第三代机器翻译方法即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 它可以分为基于统计方法的机器翻译和基于实例方法的机器翻译两大类, 这两类都是以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在翻译过程中, 使机器在语料库中检索到相同或相近的翻译例子, 自动生成机器翻译产品。这大大提高了翻译速度和机器自动进行翻译产品转换的处理能力, 降低了人为劳动时间的消耗。依据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成果所发现的翻译特点, 还可以推动机辅翻译软件的开发来提高翻译效率。

四、基于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具有语料丰富真实, 规模大, 检索方便快捷, 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更具说服力, 可以提供统计数据验证现行的理论等优势, 同时它也具有一些局限性, 如用于翻译研究的语料和语料库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控制变量也各不相同, 研究结果呈现多样化, 目前对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主要局限于印欧语系, 现有的研究成果用于非印欧语系是否适用, 是否所有的语言都呈现出翻译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在翻译普遍性, 翻译规范和译者研究等方面分析了大量真实的数据验证了现行的理论假设, 在翻译实践研究方面尤其是用于翻译教学, 译员培训和字典编纂, 同时也促进了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软件开发, 由于目前国内这一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 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给大家呈现了翻译研究的美好前景和潜在价值。

参考文献

[1]Baker M. (1995)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Target7.

[2]Laviosa, S (1998a)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Meta, 43 (4) .

[3]Susan Hunston.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关于翻译学几个研究范式的思考 篇5

一、直觉主义语文学范式

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凭直觉, 重灵感。以“人是万物之灵”, 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为指导思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字词的各种意义、字句的翻译方法、音律、风格、情感传达、诗歌的可译性等问题上。它认为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直觉, 以内省或者主题体验和感情为主, 偏重个性禀赋, 排除对客体规律的认识, 强调主体, 抛开客体, 把翻译看成是展现译者天才禀赋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强调直觉, 崇尚灵感, 轻视理性。译者只关注遣词造句之精当, 欣赏所谓“神来之笔”, 注重神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一切知识就会归于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主义[1] 。

该范式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 既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 也没有现代文艺学理论的指导, 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 认为禀赋天成, 侧重译者的天生资质, 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 对翻译学研究十分不利。

这一研究范式历时最为长久, 虽然在修辞炼字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但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 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神秘主义色彩。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 因而不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论知识。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受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 以雅各布森、卡特福德、威尔斯、奈达等为代表的语言翻译家认为, 翻译活动是语言间的转换, 语言的意义并不指向外部世界。而把一切外部因素如:译者的主体性、文化干扰、意识形态等排除在外, 形成了以语言学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热潮。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破除了长期以来语文学范式留给我们的神秘感, 克服了主观主义, 以语言分析代替了直觉感受, 如语义成分分析, 句法分析, 语篇分析等在翻译活动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归纳与分析的方法得到充分地发展。翻译研究转向内部语言学的探讨, 翻译被看做是机械地解码再编码的过程。焦点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 对外部语言学加以排斥, 主体被排斥在外, 客体成了中心。主体的作用与能动性、差异性被忽视[1] 。不但忽略了语言是用于交际这一事实, 同时也将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又导致了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 忽视了差异性, 只重视内部语言学排斥外部语言学, 不注意有主体介入和情境参与的具体语言现象, 而把语言规律等同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 把翻译活动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 这一思想一旦进入翻译活动, 必然导致对人的物化和把翻译过程简单化和程式化, 任何人只要按语言转换规律操作都能得到完美的译文的机械性活动。在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二元关系上, 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 忽视了人的主观创造性。这是一种静止与封闭式的研究范式。

三、解构主义多元范式

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打破了语言的封闭系统, 竭力倡导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翻译研究被置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之中。它指出语言具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不以文本为指向, 不再关注客体。把翻译研究从内部转向了外部, 把被结构排除在外的因素都纳入了研究翻译的视阈, 从而形成了多元的、多维度的局面。打破了原来翻译研究僵化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让我们以崭新的视角来考虑翻译的本质问题。解构主义运动是对结构主义的质疑、否定和拆解。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 没有译文就没有原文。“原文靠译文存活”和“译文与原文平等”的观点从根本上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提倡文化和语言的平等。

解构主义范式强调主体的个性差异。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先有、先见、先识的前理解结构, 因此对同样一个客体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指出语言与言说主体不可分离。意义只能在对话中生成, 由于这种生成性缺乏制约, 从而使得认识的客观性变得无法立足。

解构主义思潮指出了原来系统内的因素有与外部因素自由结合的可能性, 涉及了原来研究中所忽视的侧面。尽管其多维度、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 但它并未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理论, 因而缺乏实践指导性和方法论的意义。关于意义的不定性及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 以及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

之后, 人们茫然了, 原来的理念被破坏了, 原来的结构被解构了, 而它又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理论。这使得翻译学面临着空前的困惑。

四、建构主义新范式

建构的翻译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翻译学范式的特点, 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 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 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 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1] 。实践哲学, 它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去理解和解释翻译研究;交往理性, 它把自然实存世界以及社会世界和个人主体的精神世界都用语言的中介联系了起来, 使翻译研究向着现实生活敞开了大门;共识性真理, 是以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之中或整个社会中, 在一定公众范围内能否取得相同的意见, 即形成“共识”作为判断标准, 即共识性真理;言语行为理论, 是指建构主义翻译学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转而关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它重视具体语境及人们情感和价值的判断, 是翻译研究更为适当的语言学基础。

该模式表现为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和“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研究模式。开放是向着现实生活世界的开放, 真正从观念性文本走向现实的文本。建构的翻译学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与桥梁。翻译活动是探讨这种交往活动的规律性以及如何建立起文化之间交往的合理模式, 其目的是使信息交流, 知识共享, 促进互相了解和彼此沟通。实践性是走出观念性文本思考人类生存的世界。这种实践性并不只停留在宏观问题上, 也针对具体的文本进行探讨。社会性是指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应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 同时它也受社会规范与规律制约[2] 。建构的翻译学的研究模式是“主干清晰, 多元丰富”。主干是言语学, 它是以语言学为重点, 多元丰富是与主干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 译者主观能动性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兼顾“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主次分明。提出翻译要回归翻译本体, 重建语言本体的建构主义翻译学, 它既是对以往各种翻译模式的超越, 又是一种新的理性思路。

上述各研究范式实际上是由哲学观、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决定的。下面从这四个方面分析一下各范式的异同:

哲学观:语文学范式依据是直觉主义的心灵哲学, 深受古典知识论的影响。它强调直觉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 因此排斥理性分析。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 尊重理性分析;解构主义多元范式以语言本体论的解释哲学观为基础, 主张多元性看问题;建构主义翻译学范式是实践哲学, 它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去理解和解释翻译研究。

理性观:语文学范式是直觉主义的非理性, 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感觉;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语言的工具理性, 重视理性, 忽略环境因素;解构主义多元范式是反本质主义的非理性, 否认事物的本质;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交往理性, 它把自然实存世界以及社会世界和个人主体的精神世界都用语言的中介联系起来[3] , 使翻译研究向着现实生活敞开了大门。

真理观:语文学式是心灵真理观, 认为人的心灵活动就是真善美的创造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符合性真理观, 以命题与外部实际的相符性为真理的判断依据;解构主义多元范式是怀疑主义真理观, 它认为真理客观存在但却被种种假象遮蔽着, 去除假象还原真理;建构主义翻译学是共识性真理观, 在一个群体中或整个社会中, 能否形成“共识”作为判断标准, 即共识性真理。

语言观:语文学式是语言过程说, 把语言看成“精神不由自主的射流”, 只能在心灵中唤醒;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语言结构说, 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和结构, 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构成, 而不是个人言语行为的心理过程[4] ;解构主义多元范式是本体论语言说, 语言是主体存在的方式, 意义只能在对话中生成而不是由语言规则设定;建构主义翻译学是言语行为理论, 它关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它重视具体语境及人们情感和价值的判断, 是翻译研究更为适当的语言学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这几种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理论选择或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因此, 对待同样问题就会有不同的题解, 正是范式的不同才产生了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解答。这正是不同学派的不同翻译观的体现。

摘要:翻译学的确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经历了几个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直觉主义语文学范式;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90年代中期以后以解构主义多元化为特征;现处于建构主义阶段。新范式的出现, 新老范式的更迭意味着学科研究的进步。从翻译学的角度, 对现存的几种研究模式进行了重新认识。

关键词:翻译学,范式,语言学,多元化,建构

参考文献

[1]吕俊, 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3]卢熙.建构主义翻译学中的交往观[J].四川大学学报, 2008, (3) .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6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

从2001年中国学者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至今, 生态翻译学已经发展了十余年,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以胡庚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发展, 在各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 其他学者也纷纷开始探索这一理论的奥秘。与此同时, 随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成立, 《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发行, 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就是生态翻译学研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部佳作, 它的出版, 标志着生态翻译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 也可视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宣言书。该书试图对生态翻译学的十余年作出回望, 澄清, 和梳理, 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 也有益于梳理和阐明理论视点并解惑释疑, 必将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和交流。

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是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0月出版的。本书运用相似类比、概念移植和系统纵观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对生态翻译学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 探讨了“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核心理念, 并对翻译生态体系、翻译本体理论、翻译文本转换等内容进行了解读与示例, 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该书在内容上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态翻译学理论诠释, 包括其产生背景、起源与发展 (第一章) , 核心理念与视角 (第二章) , 宏观、中观、微观研究 (第三、四、五章) , (2)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 (第六章) , (3)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取向与启示 (第七章) , 该文将对这几方面一一阐述, 并进一步论述本书的三大特色和该理论需要改进的地方。

1 生态翻译学理论诠释

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的绪论《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中, 胡教授对生态翻译学、翻译学及其他翻译理论研究的关联与区别做了描述, 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视角的翻译学研究, 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 并认为“作为一种从生态视角纵观翻译的研究范式,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 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 以东方生态主义为依归, 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 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 文本生态, 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作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纵观和描述” (胡庚申:P27) 。下面将分别从几个方面阐释生态翻译学理论。

1.1 生态翻译学的背景, 起源与发展

第一章主要介绍生态翻译学的背景, 起源与发展。任何一种理念的产生, 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生态翻译学也不例外, 它是经济社会转型和译学研究方面的反映, 也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 同时, 它也是生态维度的学科发展和生态术语的翻译研究的必然结果。知道了生态翻译学的来源后, 对其研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了解也显得非常重要, 分别是: (1) 体现人类认知途径的“关联序链”; (2) 体现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系统特征的类似与同构; (3) 体现“翻译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胡庚申:p38—p39) 。这几个方面构成了生态翻译学建基的三个前提。

另外, 第一章对其持续发展和循序渐进的积累传播也用了大量文字来解说, 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主要进过了三阶段:

第一阶段 (2001—2004) :称为探索立论阶段。以2001年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论文和2004年正式出版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标志, 该阶段界定为一种构建生态翻译学的“中观”及“微观”研究。

第二阶段 (2005—2009) , 称为整合倡学阶段。以2006年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理论构建”国际会议上诠释生态翻译学和2008年发表“生态翻译学解读”专题论文为标志, 该阶段的前期界定为一种生态视角的翻译途经研究, 后期又试图展开翻译学的分支学科研究。

第三阶段 (自2010年以来) , 称为拓展创派阶段。以2010年创立“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 2011年创办《生态翻译学学刊》, 连年召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 以及2013年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为标志。该阶段经历了生态视角的翻译途径研究和翻译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之间徘徊之后, 界定为一种生态翻译研究范式, 或曰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抑或曰生态范式的译学研究。

1.2 生态翻译学的理念与视角

第二章对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 理论基础,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生态理性和伦理原则等理念与视角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描述, 指出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 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纵观审视的整体研究, 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范式。它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 东方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 研究对象是翻译生态 (译境) , 文本生态 (译本) 和翻译群落生态 (译者) , 研究方法则采用了学科交叉法, 相似类比法, 概念移植法和系统纵观法。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性特征包括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 关照“翻译群落”, 昭示“翻译伦理”和倡导多样统一, 它的伦理原则有:平衡和谐原则, 多维整合原则, 多元共生原则和译者责任原则。同时, 本章也叙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其他理念与视角, 包括关联序链, 生态理性, 译有所为, 翻译生态环境, 以及翻译生态移植论、翻译生态平衡论等。

1.3 生态翻译学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

第三、四、五章则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对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体系, 翻译本体理论和生态翻译例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从宏观上来说, 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包括翻译本体生态系统, 翻译教育生态系统, 翻译市场生态系统和翻译管理生态系统。其中, 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核心, 翻译教育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基础, 翻译管理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保障, 它们除了彼此互联互动之外, 都依托在生态环境中, 关于这一复杂关系, 胡教授在该书的151页用示意图清楚的描述出来了。

从中观上来说, 生态翻译学主要回答了翻译本体研究中“何为译”—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谁在译”—“译者中心”、“译者责任”;“如何译”—“置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和“为何译”—“译有所为”等翻译学问题。总之, 中观研究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其核心, 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理论构建中的中坚。在中观的翻译本体理论研究中, 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 描述翻译过程, 明确翻译原则, 彰显翻译主体, 厘定翻译标准, 回归译有所为等。

从微观上来看, 第五章通过对具体的翻译案例的分析, 探讨了生态翻译中的“多维”转换, “掏空”再现, 环境“补建”, 原生态“依归”, 自然化“仿生”和文本“干涉”, 从微观上说明了生态翻译学对具体翻译现象的指导与解释, 同时也提出了若干生态翻译视角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2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

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 更在于应用。本书第六章主要讲述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 并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相关评述, 解读了一些翻译界的热议问题。

2.1 理论应用与研究

作者举例说明了生态翻译学在文学翻译研究, 哲学社科研究, 应用翻译研究, 翻译教学研究, 翻译家研究, 口译研究和网络翻译研究等领域的应用, 丰富了我们对生态翻译学的认识, 显示了该理论在应用实践方面的生命力。

同时, 也涉及了翻译史和译论史的研究, 认为其可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之下, 从不同的线索展开相关研究, 如以关联序链为线索, 以翻译生态环境为线索, 以译者中心为线索, 以译有所为为线索, 以纵观整合为线索, 我们期待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史和译论史既能与历史沟通, 又能与未来衔接。

关于翻译批评研究, 该书指出, 目前可针对生态翻译学的“十论”作为展开翻译批评的重点, 具体是:1) 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伦;2) 翻译文本的文本移植论;3) 翻译主体的译者责任论;4) 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论;5) 翻译方法的多为转换论;6) 翻译过程的滞弱留强论;7) 翻译标准的多维整合论;8) 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论;9) 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论;10) 译学发展的关联序链论 (胡庚申:p328) 。这十个方面都可以成为翻译批评研究的视角。

另外, 本章还探讨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伦理研究, 译学流派研究, 还有其他研究等的指导。

2.2 纵观评述现有研究

除了对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理论及应用做了研究之外, 本章还对现有的应用研究进行了纵观评述, 认为其从内容上来看, 涉及内容较广, 既有文学、社科、科技。商务、公示语、网络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又有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历史、翻译伦理。翻译流派等方面的研究, 不仅有笔译、口译、配音、字幕翻译方面的应用研究, 而且也有翻译家研究、方法论研究和术语方面的研究等等。从文章作者角度看, 中国青年学者, 研究生居多;从理论焦点角度看, 围绕翻译生态环境、三维转换。适应与选择、译者中心等较多;从文章理论角度看, 先论后学, 渐归于学。

2.3 解读热议问题

本章最后一节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 详细解读了翻译界长期热议的几个问题, 如可译性问题, 复译的问题, 翻译策略选择问题, 风格翻译问题, 翻译研究转向问题等。其中, 关于复译问题, 作者认为, 复译的主因是由翻译的文本生态、翻译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的变化而使然。

3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取向与启示

生态翻译学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 探索性地贯通了“译学”、“译论”和“译本”三个层面, 初步形成了生态翻译学宏观译学架构, 中观译论体系和微观文本转换“三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第七章进一步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格局, 列述了生态翻译学中西合璧、古今贯通、文理交汇的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发展, 揭示生态翻译学发展取向的启示和意义, 并对全球化视野下的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预测和展望。

作为一种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纵观审观的整合性研究, 生态翻译学已经初步显示其实践型、开放性和普适性的基本范式特征。随着生态翻译学的不断发展, 需要开展研究问题的广度、深度、精度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近期可从面上的应用性拓展, 内部的精细化深入和外部的国际化推进等研究角度进行深入探究。

4《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的特色

作为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理论著作,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以其鲜明的特色, 给译界带来了新的思考, 就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 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 该书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作者通过比较和对比, 分类和例证,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 全方位, 多角度, 多层次的向我们展示了生态翻译学复杂的学术理论和术语, 并详细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翻译理论的起源、核心理念、发展及应用等等。

第二, 本书不仅图文并茂地系统讲解了这一暂新的翻译理论, 而且在附录四里以图表的形式专门列举了从2001年到2012年间关于生态翻译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的447篇研究论文, 这就便于对这一理论感兴趣的人们更快速地查阅相关资料, 了解学术前沿, 为我们从多角度进一步掌握这一理论铺平了道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 本书分类严密、清晰、涵盖全面。该书包括2个列表, 10个图示, 170条注释, 8个附录, 428条参考文献, 引用资料丰富, 为广大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除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本体之外, 作者还广泛地援引生态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诸学科的文献及原理, 支持其理论建构, 因而增强了该论著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总之, 该书的论证和结构特点在于:概念明确、旁征博引、论述客观。

5 结束语

生态翻译研究给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对其的研究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 开始出现了“向学理的普遍性、学科的整合性、视野的全景性、范式的多元性和视界的融合性等方向渐进嬗变 (胡庚申:p406) ”。

然而, 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和“拓展点”, 生态翻译学还需要不断地丰富和拓展, 还需要进一步认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规律, 还需要全体探索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因为生态翻译学同其他任何研究一样,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不完备性。胡教授指出, 这些缺陷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 “良莠不齐”的问题;第二, “以偏概全”的问题;第三, “视角单一”问题。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个事实, 而有些问题存在于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的初期,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恐怕这也是一个必然阶段。随着对生态翻译学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 相关表述也在逐步完善之中, 我相信, 广大读者读完这本《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之后, 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

参考文献

[1]恩创·哈格斯.生态翻译学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J].上海翻译, 2011 (4) .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4) :90-95.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2) .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7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1.1 范式概念

范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提出来的, 范式主要是指科学家在研究某一个特定的课题时所采用的一种规则, 有的时候也会用语言表示, 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范式可以说具备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随着学术界对研究范式的关注程度加深, 范式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义, 学术界将范式定义为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全体员工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采用的一种或多种方法和理论, 可以说范式对科学研究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而且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范式的形成也代表着新研究方向的出现。

1.2 范式特征

1.2.1 时代性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不管是国内的局势还是国外的局势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改革开放之后创建, 这也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环境, 社会主义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增长,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个性化的追求,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时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起码要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具备时代性, 要与时俱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中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只有及时掌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时刻关注时代问题, 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的根本。

1.2.2 综合性特征

现阶段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仍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 而马克思主义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很多关键性的指导, 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体现在对学科知识的吸收以及融合上, 像人们熟知的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被融入其中, 各个学科之间都有互通的地方, 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的综合性特征非常强, 它区别于传统的范式, 将传统范式中的狭义特征很好的摆脱掉。

1.2.3 导向性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早就存在的, 它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宣传工作以及相关的政治工作之后才逐渐成形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哪个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都是政治, 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为阶级服务的, 社会群体也好, 个人也好, 只要是处于道德规范的影响下, 都会做出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在阶级性的情况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要更加明显一些, 毕竟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以政治为主的,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集中体现了核心价值观念, 这样也就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特征。

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单一

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着实单一了一些, 而且还过于片面, 由于受到单一的限制, 导致很多研究理论比较薄弱, 甚至很多研究理论的研究依据都不能够令人信服, 最主要的是单一的研究对象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起始点其实是学生, 学生是主要的受众, 但是传统的理论研究却没有将学生列为重点的教育对象, 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这也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偏差, 很难与新的范式和新形态相适应。

2.2 研究方法滞后

现阶段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这也极大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因为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下, 教育模式会显得很生硬, 而且对受教育的对象也是采取了一刀切模式, 这种教育模式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实际的研究中还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3 理论研究认识存在误区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对其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误区, 这也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的发展。一般传统的理论研究只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部分关注程度高, 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概念, 所以说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很容易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发展。

3 理论研究的影响因素

3.1 科技创新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 科技创新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逐步扩大,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方面, 对范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技术不断融入的目的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性与科学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之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思考层面相对较低, 我们通过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让思考层次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深层次的沟通。

学科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 如果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 那么对学科进行研究是不现实的, 而且即便研究出了成果, 其成果也是与社会的实际相脱节的。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时一定要重视与科学技术的融合, 二者之间实现融会贯通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作用。

3.2 我国国情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一套理论, 而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服务, 帮助人们去解决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场上来看, 我国始终奉行的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源泉,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我国的国情进行有效融合, 可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社会每天都在变化, 科技也好, 理论也罢, 都要时刻与社会的发展脚步相一致, 立足我国国情, 真正的去满足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 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内涵。

3.3 发展因素

社会每一天都在进步, 而进步的根本就是不断发现生活当中的问题, 并能够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其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 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在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 要非常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构建, 而且还要有前瞻性, 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要结合新的思路和思想, 这样才能够保证始终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去看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最关键的是, 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要不断关注社会上出现的热点话题, 因为这些热点话题都有可能会成为政治, 通过分析这些热点话题, 最终实现理论研究新范式的应用。

3.4 世界局势因素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 其新的形态就是建立在全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角度, 要求我们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候, 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并且在实际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 通过扩大思维来创造出符合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 这些因素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基于此种情况, 我们要及时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规律, 时刻创新, 迎接未知的挑战, 用世界性的眼光去看待出现的问题, 提高自身的思维, 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新范式和新形态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摘要:本文从实际角度出发, 研究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形势, 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进程。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形态,分析

参考文献

[1]杨晓慧.高校辅导员主体论探析[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112-113.

[2]文泰安.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科研究的可能性[J].传承, 2008, (24) :97-98.

[3]沈壮海.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版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 (11) :138-139.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8

随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科学建设的迅猛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方面, 原有已成型的研究范式正面临着多方面问题的挑战, 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以在未来平稳健康的发展, 建立一套符合现阶段及未来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范式, 以及以新范式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形态迫在眉睫。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原有范式

所谓范式, 指的是一个学科领域内, 对基本学科概念、核心学科内容、主要研究方式等学科内有价值方面的总括, 是学习学科领域内知识的时有一个可利用的范例、模式。如今的范式早已从零散的知识走向系统化、科学化, 每个学科领域内都有其独有的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其范式的确立对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它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已经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 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往更加深刻的方向研究, 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阶段, 范式的确立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壮大, 在学术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二,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确立, 为学科领域内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对学科领域内知识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是建立在已确立的方法体系之上的, 范式的确立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得以稳定、健康、独立的发展;第三, 范式的确立促进了学科领域内各部分的共同发展, 促进学科的繁荣, 一个学科内共有的范式可以将原本相对分散的各个部分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共同利益体, 使各部分可以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使学科领域可以共同繁荣[1]。

2 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科领域的发展,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也逐渐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主要有以下方面:

2.1 只关注划定区域

每一个学科领域内范式的确定, 都包含其对该领域重要区域和标准的划定, 但这种区域的划定使得学科内主要的研究对象表现更为突出, 使研究者的眼光和精力全都束缚在划定区域内的研究上, 这样随有利于某一区域内学科的深入发展, 但研究的广度也受到了限制, 长此以往, 会阻碍学科领域内的研究发展, 不利于学科内知识的全方位研究。

2.2 学科领域划分过细

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确立后, 有关于学科内的问题划分得更为精细, 更加精细化的发展虽然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 但过细的学科领域划分也会逐渐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越来越朝着闭塞化发展, 甚至陷入无法扭转的学术研究危机, 很多领域内复杂难懂的概念层出不穷、很多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复, 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2.3 越来越朝学院化方向发展

与学科领域内的精细化趋势相同,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也日趋朝着学院化发展, 很多学术领域内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局限于在大学中建造自己的学科研究体系, 这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面临着很大危机, 很多研究者以学生的身份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来, 但其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教育经历, 可谓理论有余而实战不足, 这样的研究无异于纸上谈兵, 对学科领域内的发展起不到积极作用。

2.4 解题效率逐渐降低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确立以后, 在学科领域内知识的拓展和延伸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对于学科领域内的实践操作与解决问题方面却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对于重大历史理论以及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无法给出适宜的解决方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新任务, 存在着一些无法弥补的薄弱环节,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需要建立起新的范式。

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有一句古话:“不破不立, 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任何事物想要发展都需要打破原有的桎梏, 因此, 只有废除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才能建立起来, 具体的构建方向分为以下几点:

3.1 确立中国本土立场

想要建立起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就必须要建立在确立中国本土立场的基础之上, 现阶段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呈现出盲目崇尚外国理论的态势, 而忽略了中国本土的思想理论成果, 中国本土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3.2 放眼世界进行发展

当然, 在新范式明确确立中国本土立场的同时, 也不能闭目塞听, 忽略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开放性研究, 新范式的确立应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在更开阔的领域中积累自身经验, 更要在繁杂的世界背景下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中国是整个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发展应紧跟世界的脚步。

3.3 培养新型问题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建立起来的新范式应该吸取原有范式解题效率低的教训, 积极发现现有问题和潜在问题, 并要及时对问题做出回应, 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构建和完善科学体系上, 要做到将注意力转移到问题的解决和研究的成果上来, 以求得更有发展的未来。

3.4 建立独特学术思维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要以建立独特的学术思维为中心, 原有的范式中, 便存在学术思维缺失的问题,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这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长此以往, 我国学术界将会逐渐失去创造力和创新力, 在新的范式中, 要注重学术定位、学术研究精神、学术研究责任等方面的确立。

4 以新范式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形态

在确立起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以后,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也会逐渐形成, 新的理论形态主要以教育方面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的创新为发展核心, 与前文提到过的确立中国本土立场等新的范式发展方向相一致。在新的理论形态下, 需要学术界放下古板教条的传统方式, 积极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 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有通过实践, 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也只有通过实践, 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形式还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变、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发现等三个研究支点作为建立新形态的核心, 以保证新形态的合理性与科学性[2]。

5 结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原有的范式已经逐渐显现出只关注划定区域、学科领域划分过细、越来越朝学院化方向发展以及解题效率逐渐降低等客观问题,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新范式亟待建立, 新的范式应该注意确立中国本土立场、放眼世界进行发展、培养新型问题意识以及建立独特学术思维等方面, 新的范式确立之后,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褚凤英, 张宜美.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范式[J].探索, 2013, 05 (25) :213-214.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篇9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范式形成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并不是与学科的诞生同时产生的, 而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对象较多, 比如教育的方式、教育的主体及客体的问题, 以及相关的核心理论概念等。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系统的构建过程, 并且以这种理论系统逐步推进核心形态的形成, 扩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确立自身的研究范式, 实际上能够更好地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出发点。这种研究出发点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形成常规的理论研究, 并且形成自身核心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最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不断地成熟与应用。因此, 没有一个良好的研究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就不能够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得以推进, 无法形成常规化的学科。

此外,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可以让学术成果互相之间进行交流, 从而形成学科发展竞争力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可以提供教育理论研究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更加集中而且紧密, 才能够传扬自身学科的学术理念, 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平台。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形态发展的趋向

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 其本身都具备一定的科学的范式发展模式, 范式的发展和转化通常也是科学不断成熟的过程。对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新范式的发展, 应该对过去的范式进行批判继承, 进行适度的扬弃, 促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的诞生。不过,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以及新形态并不能够被预先描摹, 其必然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发展和转化, 所以, 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研究主要是对其发展的趋向进行描摹和思考。

( 一)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范式, 应该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关注和挖掘, 从而对现实的问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方法论, 而不是单纯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标志, 只有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关注和回应, 才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回应, 对于思想政治学科的知识框架的构建也尤为重要, 特别是对于一些具备前提性的问题, 要能够形成一系列的研究和针对性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发展, 应该如同马克思提出来的, 一个时代的关键问题, 并不是为了提出答案, 而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是能够根据时代的共同命运提出来的。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的研究, 应该对于一些具备格局性的大问题、对现实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进行关注, 同时也应该对于一些老的问题进行关注。问题是研究和探索的动力,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不仅仅诞生于时代, 也孕育于过去时代的理论成果。所以思想政治理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 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从各种土壤养分当中逐渐成长起来。

( 二) 对各学科知识、思维的吸收与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探索新范式时, 需要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吸收各种不同的学科知识, 特别是集合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之后, 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学科的学术思维的碰撞, 从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之中进行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层次的学科, 如果单纯采用数量极少的学术知识进行研究, 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进行吸收之外, 更对于不同学科本身的思维模式的吸纳以及弘扬。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的理论范式当中还是存在思维模式系统性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在注释和整合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 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思维模式。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不仅仅是知识内容的发展, 更是学术思维模式的成长, 这样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探索问题的方法, 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把握和分析, 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升也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三) 学科支撑与关键研究点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 应该是以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的关键点和学科支撑。因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发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只有配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研究成果, 才能够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学科价值。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种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互相之间碰撞和融合, 因此, 在上层建筑的构筑和发展方面, 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理论研究落脚点, 更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支撑。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是具备了重要的学科价值,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化, 根据国家和时代的要求, 调整自身的学科结构和研究方法, 以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作为支撑,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这一点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 更是时代和民族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之一, 值得深入探索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少波.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刚性刍议[J].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5) .

[2]李春玲.政治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评论, 2009,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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