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风险

内生性风险（精选十篇）

内生性风险 篇1

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 既包括特殊原材料的供应商和特殊基础建设的提供者, 也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比如大学、科研机构、贸易组织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主要是指在原来的产业集群基础上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或者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中间组织, 产业集群具有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的特征, 已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其竞争优势也成为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与此同时, 事物具有两面性, 有利就有弊, 从产业集群自身发展来说, 它有可能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但也有可能衰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尝试的实践来看, 部分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外需依赖过度、 资金外流严重、创新动力不足、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缺失、产业外迁趋势增强等诸多风险。如若不能承认这些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认真分析这些风险要素并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 其最终后果将演变成企业批量倒闭、 产业空心、失业上升、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福利水平显著下降, 进而导致地方经济社会步入衰退。 从具体实践来看, 部分传统产业集群 (如温州鞋革业产业集群、浙江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 等已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 因此, 可以得到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在转型升级时, 由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规模变动、组织形式调整等产生的风险。内生性风险是必然存在且不可避免的, 但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使之产生的危害降低。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经济 “新常态”和“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 如何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 在全球价值链的组织体系中, 识别我国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研究风险的演化路径, 分析风险爆发的可能诱因, 并采取可能的政策措施及时防范, 这对于促进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健康升级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 1990)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以来,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一直都是应用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特征、产业集群自身的地理环境因素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展开。虽然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且不多, 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本论文研究的必要理论基础。

从产业集群内部揭示衰退风险:Bent Dalum等提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当产业集群不能跟随技术改进调整生产时, 集群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Tichy G提出了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并指出当产业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退时期时, 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个产品, 可能会拖垮整个区域经济, 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 龚强等提出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 又要警惕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风险, 趋利避害, 促进转型升级。

从组织形态及网络结构视角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Abrahamson等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 认为产业集群相互依赖所形成网络, 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僵化、失去弹性的根源, 进而使集群中的企业反应能力变慢, 底特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蔡宁等认为产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最终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失败。王聪聪等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对集群的风险抵御能力的影响机理, 运用仿真模拟方法刻画了内生性风险的动态演化。

从内生性风险成因角度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吴晓波等构建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并指出“自稔性”集群风险是周期性风险或结构性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 郑准等将“知识守门者”融入相关模型, 并且构建了“本地流转---知识守门者---全球管道”机制, 有助于我国集群突破双重锁定并实现内外知识互动的开放式发展。

从文献梳理的结果来看, 尽管关于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已有学者涉足, 但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阶段, 而从系统动力学角度对内生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 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传统产业集群升级内生性风险的研究尚未发现, 这为我们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任务。

三、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分类

由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的含义可知, 本文将内生性风险分类为结构性风险、 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是指在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阻碍产业集群健康成长的因素。结构性风险扩大的风险可能包括产业的组织者对该产业及其发展前景不能做到全面的认识, 管理者不能客观地认识到外部因素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从而导致了产业集群风险的扩大。

网络性风险的产生是因为产业集群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网状联系中, 因市场行情、单个企业生产力变化等引起上下游企业跟着产生变化, 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发生变化, 网络性风险存在较大的传导性和相互影响性。

生态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内相关企业相互依存, 从而导致创新惰性的扩大, 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最终带来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

四、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可分为以下四种方式。

1. 产业链上游企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导致生产投入增加、产量增加, 并对产业链下游企业产生影响, 引起生产原材料增加、产量增加、效益增加, 反过来进一步增加对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的需求, 使得产品销量增加、效益增加。 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成长来说, 产业链的生产资金投入情况能反映出该产业链的发展情况, 在这种方式下资金投入越多效益越好, 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生促进的正向影响, 但若度没有把握好, 也会产生负向影响。

2. 产业集群内部上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减少会导致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下降, 进而引起下游企业产品销量下降、 效益缩减, 反过来对上游企业产品需求量减少, 进一步使得上游企业产品效益降低、创新投入再降低。这种方式反映了企业之间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创新惰性对产业集群链的影响, 并会进一步产生恶性循环, 极大程度影响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3. 产业集群内部企业治理环境投入的降低会引起产业集群内及周边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增加、社会稳定程度变差、企业效益缩减, 此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企业治理环境的投入进一步降低。此方式反映了不当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会连续带来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 最终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崩溃。

4.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会带来整个产业集群结构的调整和规模的扩大、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契合程度提高、产业集群发展符合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此正向循环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这种方式反映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较高水平的管理决策者, 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会促进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基于产业链视角对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进行演化分析, 可以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 加大对市场行情的研究, 达到预期收益, 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长远发展。

五、防范措施

(一)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引导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力度, 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企业股权结构, 加快引进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切实提高资源调配能力、市场开拓能力、成本控制能力、风险防范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信用管理, 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 推动企业信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二) 建立现代人才队伍体系

一方面加大高端人才招引力度,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招引高学历、高能力人才进企业为企业服务; 引进高级管理人才, 提高企业管理决策能力, 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就业, 着力促进创业就业, 坚持就业优先, 以就业带动创业, 加强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 做好结构调整, 促进劳动力合理就业。

(三) 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把握全球未来科技革命趋势,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汇聚科技创新要素资源,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水平。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机制是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 只有基础打好了, 政策才能实施得好, 既要创新政府科技管理, 加大政府对研发支出的比重, 又要创新科技投入市场化机制, 充分发挥失常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摘要：产业集群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而从产业集群自身来说, 它有可能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也有可能衰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的类型, 并基于系统动力学角度推导出四种不同形式的演化方式, 最后提出防范内生性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内生性风险,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2]Tichy G.Are today’s clusters the problem areas of tomorrow.in competence clusters Ed[M].M Steiner (Leyam, Graz) , 1997.

[3]龚强, 张一林, 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 2014 (04) .

[4]Abrahamson and Charles J.Formburn.Macro-cultures: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04) .

[5]蔡宁, 杨闩柱, 吴结兵.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04) .

[6]王聪聪, 蔡宁, 黄纯.产业集群多层次网络结构对集群风险扩散的影响[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05) .

[7]吴晓波, 耿帅.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分析[J].经济地理, 2003 (06) .

内生性风险 篇2

关键词：工伤风险；农民工；风险保障

中图分类号：Ｆ323．8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055－04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目前已有近1．1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中国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城务工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生产企业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工作环境差、缺乏职业防护设施等不利因素加剧了农民工工伤风险。有相关资料显示，脚手架高空作业、拆除井字架、电梯安装、临边、平台施工等建筑业作业场所以及空调安装、外墙清洗等高风险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集中的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行业工伤事故频发，农民工死亡占比高达80％以上[1]。诸多事实均表明，农民工工伤事故居高不下已成为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一、影响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实现的外生变量

（一）政府责任缺损

1．制度安排的责任缺损。城乡二元体制是由政府政策、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阻断了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就业和迁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成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身份不平等的反映，政策壁垒使农民工这个特殊阶层无法享受正常国民待遇，工伤风险保障上存在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第一，尽管目前国家正在按照市场经济、城乡统筹的原则调整革除那些农民工国民待遇不公的相关政策，但地方和管理部门并没有响应政策转变观念，仍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速度，在清楚地方招商引资企业属危险及有害工序生产转移时，会因地方税收、财政和ＧＤＰ指标绝对份额的诱惑力默许纵容其合法存在；在企业不执行或消极执行《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忽视农民工劳动安全保护时，地方卫生和安全部门本应当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实行监控，很多却以职责不明而相互推诿责任，使伤残农民工不得不遭遇维权成本的“合法”恶性扩张，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因此被剥夺[2]。第二，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达成协议进入企业就业，则是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约，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这种反应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当低，工伤保险参保率更低[3]。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弱势地位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根本上的改观，高危风险行业的从业特征还会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在缺乏规范的劳动合同，缺乏明确劳资责任的前提下，农民工遭遇的工伤风险或职业病患将因无法提交具法律效率材料依据而不能得到补偿。综上所述，这些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履约率更低、工伤风险预防为地方经济利益所忽略诸多不良现状都表明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的不良变通已形成制度性障碍，表明目前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从实质上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伤风险保障环境，表明政府责任的缺损导致了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因资本与地方政府力量的联合被牺牲，农民工安全保障权正在以一种更隐蔽更合法方式被剥夺。

2．政策立法的责任缺损。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遭遇非国民待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立法的责任缺损，缺乏合理的处罚标准，缺乏相应的刚性法规，对企业行为规范缺乏足够威慑力。第一，农民工工伤事故政策归属不明。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很多从经济利益出发，利用工伤事故病况特别是慢性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潜伏性的特点，将合同终止在病状显现之前，农民工因无法收集到相关证据材料而无法进行工伤认定，无法享受工伤待遇。并且，尽管工伤保险条例已列明赔偿标准，而实际赔付中却视业主支付能力大小，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随意调整，甚至只要能拖过申请工伤期限便可合法逃避事故赔偿。第二，农民工合同签订缺乏政策强制性。目前的就业压力使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弱势地位更为明显，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过强，如果没有政策性立法约束，农民工不敢坚持签订劳动合同，不敢提出工伤风险防范及其事故发生的责任承担归属，更不敢涉及工伤风险防护相关劳保条件与待遇。显而易见，在政策立法不明和缺乏执法具有强制性时，业主必然选择风险自留以降低用工成本。

3．财政支持的责任缺损。目前，建筑、矿山和危险化学品三大高危行业的从业主体大多是农民工，要充分保障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需要健全的安全工程系统，需要劳动技能培训、安全意识管理以及安全法规监督等机制的正常运行，生产设备安全维护特有的周期性也需要充足的后备资金。换言之，农民工工伤风险抑制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撑，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工伤风险抑制资本投入仅占ＧＤＰ的0．7％多一点，而发达国家工伤风险预防性投入已占到3．3％，且多投入国营企业，农民工大量聚集于非公有制企业，资金投入的贡献率相当有限。由此可见，国家财政支持的责任缺位使农民工工伤风险资金无法得到充分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安全系统工程的建立，也是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不能普及、安全意识安全管理以及安全法规监督机制无法正常运作的重要原因。

（二）相关司法制度不适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与农民工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出台，仅就工伤而言，就涉及《工伤认定办法》、《工伤保险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当多的事实证明，如此完备的权益保护体系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使农民工获得完善的工伤风险保障。

1．工伤索赔程序复杂。目前劳动关系确认难、时间长，造成了农民工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不利于工伤农民工的及时治疗和生活保障。（1）工伤认定主体确定困难。农民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有权申请工伤认定，这种规定充分体现了工伤保险实现保障权益的目的，也是工伤保险承担社会责任宗旨的体现[4]。一般而言，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交合法劳动合同，多数情况下被要求先确认劳动关系，事实上，农民工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从用人单位取得证明材料，尤其是用人单位面临高额赔偿的危险时。由此可见，仅索赔的第一个环节就力不从心，维权之路困难重重。（2）工伤认定时效具有制约性。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不存在延长申请时限问题。农民工要启动工伤风险保障程序，可能需要面对的是厂方或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劳动争议发生时效条款的利用，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对证据所列条款的利用。有数据显示，当程序进入劳动仲裁和诉讼后，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和整个程序持续时间最少在360～510天之间。资方或地方权力体系会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上的顺序和程序采取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来增大工人取证难度，迫使农民工因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过高而放弃合法索賠。（3）仲裁诉讼制度不当。目前劳动争议实行“一调一裁二审”仲裁诉讼制度，其初始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解决劳动争议方式，加快处理劳动纠纷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但诸多事实表明现实与此相悖，目前农民工多属“迁徙式”流动就业，赴外地施工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聘用农民工出现工伤后必须回到企业注册地办理工伤认定等手续，这种制度繁杂的索赔手续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农民工因返乡费用无法承担不得不放弃合法补偿权。

2．赔偿金支付方式弊端明显。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伤残事故发生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得到及时救助，但对于用工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则存在一次性支付与定期金赔偿问题。目前，各地实行的工伤事故赔偿多属一次性支付，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能尽快地解决纠纷，平息争端，但赔偿数额巨大，未来经济大环境的变动发生赔偿有可能无法与实际费用相吻和，且病况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也将导致后续治疗费巨大，以农民工聚集的中小私营企业的支付能力，一次性支付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农民工损失补偿很难真正实现。相形之下，如果采取定期金赔偿方式，虽避免了一次性赔偿的缺陷，但由于赔偿时间持续长，用工企业未来的经济条件与支付能力变数太大，若发生逃避债务或破产，农民工的赔偿更是空谈。

（三）工伤保险保障局限性明显

1．工伤保险实际覆盖率低下。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工伤保险法规，将农民工列入了社会保障范畴，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但由于农民工多从业于人力资本专用性弱、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替代性强特征决定了用工企业拒保违约成本较低，即企业为农民工参保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在没有政策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企业从经济利润最大化目标出发的理性结果就是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下，原因很简单，即使在建筑、化学这些高危行业，工伤事故的发生也只是小概率事件，雇主自行了结的成本支出一般低于全体农民工参保保费总和；与此同时，流动性大，劳动关系确认难、时间长，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等诸多问题也决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实际覆盖率低于名义覆盖率。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自2005年9月8日成立到2007年3月15日共办理了152件农民工工伤案件，只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超过90％的农民工没有工伤保险，没有一个用人单位主动申请工伤认定、主动支付工伤待遇（2007年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2．工伤保险实际保障功能不全。工伤保险参保，只是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实现的第一个环节，能否将各项权益落到实处才是保障功能的真实反映。换言之，工伤保险必须在已充分实现“医疗救治良好，工伤认定高效，劳动能力鉴定合理，保障待遇落实完全”后，才可以说发挥了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社会保障职能。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应自行承担农民工工伤责任，这意味着工伤事故发生后，救治费用和相关补偿均要依赖于用人单位。诸多事实证明，农民工属社会弱势群体，在企业、医院、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工伤认定机构职能部门不愿提供良性配合的前提下，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很难落实，基本不可能实现工伤保险所应具有的统筹资金、共担风险的功能。

（四）医疗系统市场机制改革弱化了工伤医疗救助功能

国民享有卫生保健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此意义上而言，医疗系统的准公共物品特性是农民工职业与健康保障的支撑，也正因为它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市场不能有效供给，要求政府作为主体来承担责任。从目前状况看来，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已经被日趋淡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形成的市场化模式使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工不能得到起码的康复与治疗。根据各地现行《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农民工享受的伤残津贴、护理费按期支付到丧失领取条件为止，如果选择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后即终止工伤保险关系。这意味着即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也不可能终身享受免费医疗，必须承担旧伤复发医疗费及生活护理费、职业病病情加重治疗费等后续医治费用。并且，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费，未参保农民工，虽然法令法规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关费用，在强制执行未果时工伤医疗费用仍须个人支付。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服务已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医疗系统的商业化、市场化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医院职工收入与服务挂钩，自由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方式更弱化了农民工工伤医疗救助功能[5]。

二、影响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实现的内生变量

（一）工伤风险预警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建筑、矿山和化学品行业的从业主体大多是农民工，这种从业特征决定了农民工是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者，职业病危害也正从城市向农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和扩散，现状不容乐观。究其根源，一是目前安全生产法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及安全生产标准方面尚未形成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制度，无法对企业生产操作进行安全分析和评估，危险源监控与事故隐患整改不能得到有效实施；二是农民工职业健康保护缺乏制度性的医疗服务，没有定期健康检查也没有职业健康专业培训，近2亿众多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伤风险的高危人群。由此可见，在通过经济、法制、技术、管理等手段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约束，运用安全监督的外部压力促使企业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的工伤风险预警机制尚未形成之前，工伤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二）工会维权组织“缺位”严重

农民工工伤风险保障不健全既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原因。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基本手段是组织力量和谈判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和思想文化意识的缺乏使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多处于弱势与被动地位。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实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诸多事实表明，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矛盾对恃中，由于团结合作经验不足很容易受控于资方，即使建立工会也因组织化程度低下而不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6]。有资料显示，目前珠江三角洲有外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对农民工实施劳役式封闭管理；违反《劳动法》有关规定，在电子厂、印刷厂、鞋和橡胶厂使用的一些国际禁用的化工有毒有害原料；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者仅占30％，12～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占47％，超负荷劳动已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可见，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农民工单个与企业谈判的博弈基本不可能取胜，企业在缺乏来自外部压力的状况下不可能致力于提高工艺、技术及设备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提供法制教育和基础培训。换言之，目前基层工会体制与机制的“缺位”导致经济发展利益极大的偏向资本利益集团，农民工因此失去了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培训的权利，失去了合法工伤补偿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获得职业健康保障的基本公民权。

（三）农民工雇佣双方均消极回避工伤风险

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消除，未来很长时期内农民工流动就业规模将呈扩张趋势，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决定了企业不会提供技术知识及安全培训。因设计或设置防护设施认识不足、不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或随意拆卸，或对施工机具性能、工作原理、适用环境不了解违规操作而发生安全事故的现象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存在。这种风险对于刚成为产业工人还不具备现代生产常识的农民工而言在所难免，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工伤风险规避不具主动性。与此同时，企业工伤事故处置的“义务软约束”也导致了工伤风险防范的消极。农民工多聚集于非公有制企業，企业因安全劳动保护的配套投入差，租用简陋厂房、购买陈旧过时机器，机械制备设计缺陷或安全不当，有毒气体聚集等人为因素增大了工伤事故发生的频率。并且，即使发生事故，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偏坦下赔偿额也很低，企业合法将农民工劳保防护费用转变成隐性利润，这种相对较低的事故成本使企业疏于防范，消极回避工伤风险。

浅析企业集群内生风险及其规避 篇3

企业集群是大量具有经济技术和产业上关联的企业在某一较小的地理空间上聚集, 为了弥补单个企业发展的劣势, 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立状况下发展难以获得的利益, 建立的一种介于纯市场和层级网络之间的具有自组织性质的复合中间组织。鉴于企业集群的成功示范效应, 企业集群现象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在对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进行研究的同时, 企业集群的潜在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而事实上, 早有专家指出, 集群产生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 集群一旦开始形成, 就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 但集群需要升级, 集群可能因为外部威胁等, 以及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 甚至衰亡。因此, 集聚也可能正是造成国家或区域竞争力降低的原因。总之, 企业集群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 但它并非没有风险。影响企业集群成长和发展的风险主要包括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内生性风险是来自于企业集群内部, 是随着企业集群的产生、发展与繁衍壮大过程中内生出来的, 与企业集群的发展息息相关, 决定了企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外生性风险是来自于企业集群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自稔性风险、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本文主要介绍了企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和规避方法。

二、企业集群内生风险分析

1. 结构性风险

所谓“结构性风险”是指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如同产品存在生命周期, 集群也具有一个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衰亡的过程。当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退时期, 企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一产品, 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 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 (Old Industrial Area) ”, 底特律就是一个从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变成“老工业区”的典型案例。

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G (1997) 在佛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 (Regional Product Cycle) 。Tichy.G从时间维度考察了企业集群的演进, 并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为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从企业集群生命周期来看, 企业集群在诞生阶段一般基于“聚集经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但这种优势在进入成熟期开始削弱。

2. 自稔性风险

吴晓波借助植物学研究领域中描述自花结实的术语——“自稔性”, 构造出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图1) , 认为营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区域集群自身所具有的特性, 同时也是最终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导致集群衰退风险的根本性原因。将这种由集群自身营造优势的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称为区域集群的“自稔性”风险。区域集群具有专业化分工 (Specialisation) 、地理性临近 (Geographic proximity) 、群内企业相互关联 (Interre1atedness) 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 (Synergies and Spillovers) 四大特性。这四大特性在构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滋生了集群自身内生的风险。

3. 网络性风险

网络性风险是企业集群中的一种风险。企业集群是一种地方根植性网络组织。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格兰特诺维特 (Granovettor) 认为, 经济行为是根植 (或嵌入) 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 是由社会建筑并有文化意义的,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Harrison (Harrison.Bennett, 1994) 从集群内的合作网络关系出发研究集群风险, 指出“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并且指出SFNs (Small Firm Networks) 固有的弱点正在逐步暴露出来。瑞典的哈堪森 (Hakansson) 和斯涅何塔 (Snehota) 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 (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 以及所构成的网络关系, 而且网络变量——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是彼此依存的 (见图2) 。

哈堪森认为, 企业间这种网络关系, 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蔡宁等 (2003) 从网络视角对企业集群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认为企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集群中企业间的网络关系是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 企业集群竞争力与其内部网络具有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在集群形成阶段是力量的源泉, 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使企业集群僵化, 失去弹性的源泉, 继而集群中的企业与非集群中的竞争对手相比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迟缓。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企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4. 生态性风险

在生态学中, 近交衰退 (Inbreeding Depression) 和传染病 (Infection) 是危害生物种群的两种主要的风险因素。按照组织生态学的观点, 一个企业集群就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企业种群 (Population) 或企业群落 (Community) 。由于在结构、机制等方面与生物种群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两种风险在企业集群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1) 企业集群近交衰退风险。生物遗传学认为, 生物种群内的个体在遗传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些差异大都受遗传控制。有性生殖的生物在孕育下一代的过程中, 两个亲代的染色体上的基因就会在子代体内发生重组和突变 (Mutation) 。

与生物种群的情况相类似,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近交衰退的风险。美国著名学者塞思.戈丁 (Seth Godin)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论述。创意或概念在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的传播过程中就与其他不同的记因相结合, 形成新的“基因组合”, 环境的变化会对这些组合进行选择, 结果是最适应的记因组合得以生存, 不适应的则会消亡, 这个过程就是企业的记因式进化 (Memetic Evdution) 过程。企业记因的变化与重组是可以随时进行的。由于地理区位上的集中和产业内容上的紧密相关, 集群内企业之间会进行十分频繁的信息、知识、人员、企业策略, 以及行为模式等许多方面的交流, 同时也会排斥与集群外部的交流。在集群形成的初期, 这种内部交流无疑对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等会起到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长期下去将可能形成很强的趋同效应, 使得集群内企业都具有比较相似的“记因组合”。另外, 集群中的知识溢出效应使得有效的创新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这就容易导致“搭便车”行为盛行, 这也抑制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企业集群近交衰退的集中表现就是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 整体上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弱化, 即产生所谓的锁定 (Lock-in) 效应和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

(2) 企业集群传染病风险。企业集群中的传染病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而是指那种违背法律、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企业不良行为, 如在产品方面以次充好、欺骗客户, 在社会责任和义务方面欺骗政府、员工, 在商业信誉方面骗取银行贷款和其他渠道的投资资金, 以及拖欠债务等等。在一定条件下, 采取这些异常行为的企业有可能比集群中其他企业获得更大的收益, 从而使其不良行为像传染病一样在企业之间得到传播。

另一种常见的传染病则发生在那些在集群中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中。企业集群中大量企业集中于同一地域, 在总体生产规模和生产成本上占有一定优势, 容易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 因此对于集群外部的供应商来说, 企业集群实际上是一个居于买方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他企业传染病如拖欠甚至故意骗取银行贷款、强迫员工超强度工作、拖欠员工工资甚至故意欺骗员工等在现实中也很常见, 其危害性不可忽视。有文献指出, 企业集群对于在群内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信用具有很强的推进作用。但是一个企业对同群内企业具有较高的信用, 并不表示它对群外企业等有关方面也具有同样高的信用。企业是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复杂社会组织, 它的很多特征都可能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巨大变化。

三、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成因模型构建

在前人的基础上, 结合上述企业集群的四种内部风险, 本文认为企业集群内的企业围绕价值链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下边从企业集群内的地理性集中、专业化分工、资源共享、根植性、集群文化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企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成因。

1. 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在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组织学习、减少技术在企业间扩散的时间的同时, 也诱发了产业价值链上处于同一环节层次上的企业的决策趋同, 这些企业的决策往往相同或者相似, 从而导致战略决策趋同性“整体行动”, 这样当集群面临危机时, 成功解决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单个企业已经无法单独从事一件产品的全程, 往往需要几个企业甚至更多的企业进行分工来完成。但是, 当企业集群拥有较多的专用性资产时, 便意味着固定资产投入的风险增大, 无形中也加大了企业转型与升级换代的难度。

3.资源共享在使企业集群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 也滋生着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惰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是集群网络形成的基础, 资源的共享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 集群内部知识与技能的高度外部溢出性, 使得大量企业都想坐享创新外部溢出的好处, 这是对领头创新企业利益的损害, 因此大部分群内企业自身不愿意投入资源搞自主创新, 而选择“搭便车”。

4. 企业集群内大量企业通过根植性关系交织成网络, 这种网络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但也可能导致整个集群的封闭自守式结构。企业集群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网络, 企业集群中企业间网络关系是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 即体现为根植性。

5. 企业集群文化是在区域上由于产业关系而集中的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并被集群企业信奉和倡导的共同信念, 包括价值观、信仰、经营哲学、道德准则、管理制度和社会责任等, 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集群企业共同的风范和精神。企业集群文化不是人为造出来的, 也不是由某一成员的企业文化决定的, 是所有成员相互影响形成的。企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长时间受集群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抵制和群外的企业进行合作, 这就阻碍了企业集群的发展。

通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可以构建如下的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成因模型, 见图3:

这个模型可以从根本上说明企业集群风险的真正来源。另外, 通过该模型也可以看出, 企业集群的五大特性是相互交错, 密不可分的, 进而, 由它们产生的集群优势与风险也分别相互联系, 任何单一的风险都不足以导致集群的衰落, 但是当上述各风险相互交织, 互为强化时, 企业集群便会转变成为一个静态封闭的系统, 对外部环境应变能力的僵化将最终导致集群的衰落。

四、基于内生性的企业集群风险规避方法

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都是来自于企业集群的内部, 是企业集群的产生、发展与繁衍壮大过程中内生出来的, 影响了企业集群的成长和发展。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和企业集群内部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内生性风险可以通过企业集群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对集群的治理来规避。

1. 持续性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 市场竞争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企业集群要想在竞争中立足, 以求“长生不老”, 必须不断创新。集群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完善、相互的学习交流来抑制这些内生性风险。

2. 通过集群内产业系统的分解规避企业集群的资产专用性风险。

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资产专用性风险, 从本质上来看是企业间合作难度的增加。但是如果按照模块化理论 (朱瑞博, 2004) 对产业系统进行分解, 使价值链、顺序式的上下游关系转变为模块间平行的立体网状关系, 降低模块之间的衔接和相互依赖关系, 就能够化解一般企业集群的资产专用性风险。

3. 通过柔性化生产规避企业集群的决策趋同风险。

由于企业集群地理空间上的集中, 面对集群内独特的资源优势与相同的区域环境, 集群产业价值链横向各企业的战略决策趋同。而同一功能的灵活性分工凭借创新能力进行“背对背”的竞争, 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决策趋同性风险。

4. 通过加强集群的开放性规避企业集群的封闭自守风险。

为了规避集群封闭自守风险, 要求集群内部企业加强与集群外部的联系, 多与集群外部企业合作, 增强对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了解。企业会因为集群优势的丧失, 而离开集群, 最终企业集群变成“空洞集群”。

5. 通过改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规避企业集群的创新惰性风险。

因为集群内大量企业都想坐享创新的外部溢出的好处, 实施“搭便车策略”, 而不愿意自行研发投入进行创新, 从而挫伤了集群内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滋生惰性, 不利于集群的持续发展。笔者认为, 集群可以通过改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 来鼓励创新。以不同渠道引入外部技术创新资源, 通过区域整合, 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

6. 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政府要扮演好中介者角色。要在政府引导下建立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 包括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 如市场调查机构、技术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教育培训中心等, 为区内集群的成长提供组织、协调和保障作用。

五、结论

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其发展的极限, 从技术的产生到技术的不断完善改进, 最终一项技术都会发展到自身的极限, 到了技术极限以后, 技术的边际收益趋于零, 对这项技术再投资已经不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只会增加投资者的风险。企业集群是基于一个产业的大量的企业聚集在一起的组织, 而技术贯穿于整个产业链, 对整个企业集群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 技术趋于自身的极限, 企业集群面临着技术极限的风险。

企业集群技术风险属于外生性风险, 不同于本章前几节中的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群内的企业在产业上相近, 群内企业之间的技术差别不大, 群内企业之间技术方面相互影响不大。因此, 企业集群技术风险主要受群外的技术影响比较大, 和群内的技术关系不大。所以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的规避方法——企业集群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对集群的治理——无法规避企业集群技术风险。解决企业集群技术风险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技术跨越, 企业集群应根据自身的技术所处的阶段, 对技术的发展和程度进行评估和预测, 在该技术达到极限以前, 采取新的技术取代现有的技术, 规避现有的技术风险。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地方企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鉴于成功集群的示范效应, 集群在今天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因此, 本文从从企业集群内部出发, 深入分析了企业集群所存在的内生性风险, 以及这些风险的成因和危害, 从而得出了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成因模型, 并给出了规避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的方法:企业集群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对集群的治理。

关键词：企业集群,内生性风险,集群风险

参考文献

[1]Tichy G.“Are today’s Clusters the Problem Areas of Tomorrow?”.In Competence Clusters Ed.M Steiner (Leyam.Graz) , 1997

[2]吴晓波耿伟: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分析[J].经济地理, 2003, 23, (6)

[3]Harrison, Bennett.the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Crisis of the Cooperative Form:Part I, PartⅡ.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4, Vol.2

[4]Hakansson, Snehota.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networks.London:routledge, 1995

[5]蔡宁杨门柱吴结兵: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4)

[6]朱英明: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中国软科学, 2003, (7)

[7]王缉慈:关于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的几点建议[J].经济经纬, 2004, (2)

[8]Bathelt, H.Mamberg, A.and Masskel, P.Cluster and Knowledge: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A].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 Working Papers, 2002, (12)

内生性增长中的三方博弈 篇4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调结构的意图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投资者依然对主题投资意兴盎然，海南、新疆、西藏、重庆，还有很多人在打探东北的重新振兴、长三角的联合振兴等等。

这其实是对外生性增长的留恋。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外生性增长已经接近尾声，内生性增长将会是投资的主线。理由如下：

财政政策不一样的“积极”

2010年政府将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此积极与彼积极显然差别极大。

2009年财政政策是积极地扩张，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于“铁公鸡（基）”情有独钟。2010年则是积极地为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的失业增加与人民福利诉求提升买单，为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增加支出。此为其一。

其二，与2009年一样，政府依然在积极地增加税收。但今年政府将会动用财税手段积极地推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变革，这突出表现为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总额进行控制。

其三，积极地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并运用税收手段严厉地调控房价。

其四，政府积极地防范潜在财政风险，这显然会抑止地方政府负债扩张的步伐。当地方投融资平台被暂停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必将成为重大问题。

货币政策并非适度地宽松

M2增长17%，新增贷款7.5万亿，这显然不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特征。当政府将资产的泡沫视作未来公共風险的来源时，唯有通过严厉的数量控制才能将多余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中来。大家所关心的加息等价格管制将会在数量控制已经取得成效之时、在宽松政策转向正常政策时，方能释放出来。

与之相适应，政府也不会允许人民币升值来影响整体经济的恢复。报告中，总理敦促发达国家放开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升值是有条件，只要你放开管制，我们肯定买你们的。对此我们也有一个判断：人民币不会轻易升值。

今年“三八”或许是真的

连续几年，政府对通胀与增长的容忍度都是“三八”，投资者基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的三和八有可能是真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8%来说，这远低于25家市场机构之前预测的今年经济增长9.8%。

当政府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并且坚持以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首要目标时，保持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当过剩的流动性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时，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同时政府有很强调控能力，我们预测2010年的CPI同比增长3.4%。

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真的好复杂

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相当的大。当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的目标融汇在一起时，宏观调控真的成了一门艺术。理论上，这三者是很难统一的。

在2012年政治周期到来之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有冲突的，这显然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从而加大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当外生性增长的动力在二季度开始衰退减时，城市化下移带来的收益还无法收获时，春夏之交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着踏空的风险。

从以虚彰补实到以虚补实

2009年的资本市场是受到政府青睐的，它突出表现为“以虚彰实”，资本市场是一道风景。2010年，政府开始“以虚补实”。加大融资力度，并且防止信贷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防范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的重起。从长远来看，虚实不再分离有助于经济的复苏，短期来看，则看不出利好的出现。

供应链内生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 篇5

1 供应链风险管理

1.1 供应链风险的定义

供应链风险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它是风险在供应链领域应用的一个特例。关于供应链风险的定义, 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供应链风险进行定义。Cranfield把供应链风险定义为供应链的脆弱性, 认为供应链风险不仅产生于供应链内部, 而且是外部风险严重混乱的表现[1]。Christopher将供应链风险定义为从最初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传递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物料和产品流上的任何风险[2]。国内学者马士华从供应链外在环境和内在结构的不确定性出发, 认为在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过程中, 存在着各种产生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不确定性的因素, 并认为只要存在不确定性, 就存在一定的风险[3]。

总结众多学者的观点, 供应链风险就是指可能对供应链中的节点或整个供应链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不确定性, 是一种潜在的损失, 它存在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1.2 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含义

供应链风险管理是指通过识别、度量供应链风险, 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控制供应链风险, 采用经济合理的方法来综合处理供应链风险,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并对供应链风险的处理建立监控和反馈机制的一套系统而科学的管理方法。

2 供应链风险识别

供应链风险识别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第一步, 首先把供应链风险识别做好, 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供应链风险识别是指供应链风险管理者在各类风险事件发生之前运用各种方法系统地认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及分析风险事件发生的潜在原因。目前来看, 供应链风险识别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 是一种简单、容易操作又实用的方法, 该方法广泛应用到各种预测和决策过程中。在进行风险识别时, 对一些影响较大而又无法用分析的方法加以识别的风险时, 德尔菲法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识别方法。

(2) 财务报表法

财务报表法就是根据企业的财务资料来识别和分析企业每项经营活动可能遭遇到的风险。财务报表法是企业使用最普遍, 也是最为有效的风险识别与分析方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各种详细附录就可以成为识别各种风险的工具。

(3) 故障树法

故障树法是利用图解的方式将大的故障分解成若干小的故障, 并且对引起故障的各种原因进行分解。由于原因分解后的图形呈树枝状, 因而称故障树法。在对供应链风险识别时, 该方法可以将风险发生的原因层层分解, 排除无关因素, 从而找到产生影响较大的风险及原因。

(4) 风险问卷法

风险问卷法是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设计问卷, 并发给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内部各类员工去填写, 让他们回答本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风险因素。可以为风险管理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帮助风险管理者来系统地识别风险。

用于供应链风险识别的方法有多种, 但是应该注意到每种识别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完全识别出全部的风险, 在选择供应链风险识别的方法时, 不但要考虑供应链的类型、规模的大小, 还要考虑识别方法的特点, 两方面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风险识别。

3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供应链内生风险评估

3.1 供应链风险评估

供应链风险评估是指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损失的范围与程度进行估计与度量。风险识别只是风险管理进行的第一步, 还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损失结果、损失的严重程度予以充分的估计和衡量。在进行供应链风险评估时不仅要考虑风险对供应链节点上某个企业的影响, 还要考虑风险对整条供应链的影响。从风险造成的损失方面来看, 不仅要考虑风险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 还要考虑风险发生带来的其他损失, 如信任危机、客户的流失、企业名誉下降等一些无形的损失。

一般来说, 根据供应链风险产生的来源进行分类, 可以将供应链风险分为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供应链内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内部因素造成的风险, 一般表现为供应链管理风险、信息风险、合作伙伴关系风险等。供应链外生风险主要指由外界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发生, 一般指自然灾害、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

本文主要对供应链内生风险建立模型进行量化评估, 从风险发生的频率来说, 内生风险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外生风险。进行风险评估时, 选择内生风险中具有代表性的管理风险、合作风险和信息风险作为一级指标建立模型。

3.2 模糊综合评估模型的建立

(1) 因素集的确定:分别确定第一级因素集U和第二级因素集U1, U2, U3。

(2) 评价集的确定:确定评价集W。

(3) 对第二级因素集的各个因素进行单因素评价:可以通过相关专家的打分得到单因素评价矩阵Ri。

(4) 对第二级因素集作综合评价:对权重Ai作综合评价:Bi=Ai·Ri。

(5) 对第一级因素集作综合评价:对权重A和总评价矩阵R作综合评价为:B=A·R。

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原则, 可以评估供应链内部风险的级别, 一般可以分为风险性高、中等和低3个级别。

3.3 算例分析

对某供应链进行内生风险评估, 根据历史数据及专家打分, 可以得到对管理风险、合作风险和信息风险3个一级指标对供应链内部风险的权重, 以及3种内部风险的5个二级指标权重, 见表1。

为了评估该供应链内生风险的大小,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计算。

(1) 因素集的确定:一级指标有管理风险、合作风险和信息风险3个因素, 一级指标的3个因素分别包括5个二级指标。

(2) 评价集的确定:确定评价集。其中:w1取值为1, 风险性很低;w2取值为2, 风险性低;w3取值为3, 风险性一般;w4取值为4, 风险性高;w5取值为5, 风险性很高。

(3) 对第二级因素集的各个因素进行单因素评价:首先分别求出3个一级评价指标所包含二级评价指标的评价矩阵R1、R2、R3, 结果如下:

表1得:

对一级评价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的评价矩阵作模糊运算, 结果如下:

按照最大隶属原则, 该供应链内生风险高。并且内生风险的3个一级指标的风险性也可以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得出,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管理因素风险性一般, 合作因素风险性高, 信息因素风险性较高。如果要有效地防范该供应链的内生风险, 重点要控制信息因素产生的风险。

4 结束语

供应链风险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确保供应链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供应链风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系统地认识供应链风险, 深入研究供应链风险管理, 使企业管理者对供应链可能发生的风险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对风险的预防以及规避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R].Cranfield University, Report on behalf of DTLR, 2002.

[2]Christopher M, Lee H.Mitigating supply chain risk through improved confid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 2004, 34 (5) :388-396.

[3]马士华.如何防范供应链风险[J].中国计算机用户, 2003 (3) :21.

[4]丁伟东, 刘凯, 贺国先.供应链风险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3 (4) :64-66.

[5]田会, 邵祥理.供应链风险识别与防范[J].物流科技, 2006, 29 (4) :79-82.

内生性风险 篇6

注册会计师增多的同时也迎来了国内外的“诉讼”高峰时期。无论是被媒体曝光于人前的知名案例还是那些不为大多数人知的审计失败案例,都共同的指向了一个疑问———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会审计失误?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可划分为内因和外因。首先,让人关注的内因无非就是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与自身的职业道德意识,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质量的控制等。尽管审计过程的内因直接作用于审计风险的高低,但是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有效措施较大程度上的规避审计风险。然而,由于审计过程的外因受我国审计法律机制、被审计企业的经营方式与其投机取巧的态度加之执业人员的职业环境等多重影响。我们对其必然失去大部分的控制力。所幸的是外因对审计结果并无多大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作用于审计失败的两大内生因素主体: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

一、注册会计师的作用力

1.审计过程中独立性的缺失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执行鉴证业务时应当保持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这个热门行业存在的大前提。假若审计过程中缺失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则几乎没有了保障。导致审计过程中独立性缺失的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例如,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企业存在除专业服务收费的其他直接经济利益或者含金量大的间接经济利益,与被审计企业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经营关联等等。

自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拓宽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前进的道路。就注册会计师所接单的业务范围而言,单纯的会计、审计、验资等拓展到财务咨询、公司理财、税务代理等等。一家企业由创立时的验资到正式经营后的代理再发展至每年年报审计都可以由一位注册会计师接手,由此伴随着业务的增多,执业人员与鉴证客户的交流也会增多,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注册会计师主观上的对被审计单位的过度信任,最终也许会导致为避免审计结果对密切友好的被审计企业造成不良影响,执业人员将应该坚守的审计独立性原则抛至九霄云外。

2.审计过程中专业胜任能力弱

目前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主要通过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加综合阶段的考试来选拔。尽管注册会计师的考试中涵盖的知识面很广,对复杂的经济业务也有着重的考核。但是现实中,大批的应届毕业生,甚至一些没有会计专业背景的人加入到考证大军中,通过这个考试的人们能得到大家对他们学习能力的肯定,但是实务能力呢?从来没有接触过实务的他们很容易被欺骗和诱惑,加之审计工作是一项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仅要求执业人员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更多要求丰富的实务经验,缜密的综合分析能力,精准的判断以及与审计相关的政策理论水平。如果审计人员达不到这样的能力要求,就较难对被审计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分析出相应的经济活动以及出具准备的审计意见,那么审计风险就无法避免了。随着行业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一些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注册会计师在接受业务委托时未经过谨慎思考就盲目承接;在审计过程中,过度信任被审计企业的管理层,运用不恰当的审计程序,甚至收集的审计证据都不充分等等,这一系列的缺乏自身职业道德约束以及专业胜任能力较弱的的情形最终都足以导致审计失败。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力

1.中小会计师事务所间的恶性竞争

随着注册会计师人数增多,会计师事务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小会计师事务所没有能够吸引大客户的硬件和软件。这样一来,几乎所有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目标客户就只能是中小型企业。然而,中小型企业这一块蛋糕是不够这个逐渐壮大的行业均分的。加之我国审计服务的收费标准是由各级省级财政部门与同级物价管理部门商定的。无论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优劣与否,他们获得的收入都是一样的。因此,各中小会计师事务所都在使尽浑身解数拉拢大家虎视眈眈的目标客户群体,强势拉开了“价格战”的帷幕,形成了难以避免的恶性竞争。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小会计师事务所若想要给鉴证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需要投入高额的成本,甚至他们还将面临着丢失目前的客户与潜在的审计市场风险。因此审计行业渐入低价竞争的形式,收益的减少使得执业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降低成本将应有的标准化程序能略过就略过,审计质量自然不高了。如此也加大了审计风险。

2.事务所对审计业务质量缺乏控制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启用了毫无审计经验的新注册会计师,与此同时未对此类审计人员安排有效指导或适时的监督。过度的信赖有可能会导致审计过程中忽略了一些重要信息(特别是重大错报的信息),从而导致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合格;为了保证审计工作底稿的真实、完整和可靠,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社会审计都明确规定了对审计工作底稿的三级复核制度。然而一些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或项目经理并未投入足够的精力在所承接的业务中来,往往过了二级审核就直接通过了。因此审计质量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潜在的审计风险较高,极有可能造成审计失败。

三、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

1.注册会计师的微观把控

美国现行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划分为四个层次:(1)职业道德理念,(2)行为守则,(3)行为守则解释,(4)道德裁决。鉴于我国目前并不存在道德惩戒,注册会计师们为了逐利而出具的不合格的审计意见缺乏强制的道德约束力。因此,以审计结果的质量来决定注册会计师的收入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执业人员承接审计业务时应坚决的保持审计过程中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性,自己的主观公正的立场切不可受任何利益的影响。想要从根源上降低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强大的自我控制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应该谨记于心。

刚被委托重任的新执业人员,应踏实谨慎的对待接手的会计资料,尽量运用标准化程序以此尽可能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降低审计风险;在审计过程遇到的瓶颈应全方面收集审计证据,灵活运用储备的知识。与此同时年轻的审计人员应坚决地拒绝被审计企业的利益诱惑,捍卫职业操守,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审计素质和审计能力。

2.会计师事务所的宏观调控

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并将其贯彻到事务所中的每一位与审计风险息息相关的执业人员。严格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执行标准化程序,切不可为了削减审计成本暗示执业人员缩减审计程序。高层会计主管人员不能让三级复核制度流于形式化。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在选择被审计企业时要全面考虑该企业的管理层品格,一旦发现委托企业的管理层品格不正直,避免审计失败的直接方式就是拒绝承接。其次还要考察该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和法律困境等,评估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能否处理此类复杂的会计资料,切忌为了逐利承接超过事务所能力接受范围内的复杂审计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宏观上调控各种审计资源,使事务所有限的资源效用最大化。切不可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与同行大打价格战,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应在质上取胜行业竞争者而不是降低审计成本导致出具不合格的审计意见。承接的较重要或复杂审计业务不应全部分配给毫无经验的新审计人员,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过度信赖也是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之一。

四、结论

除了以上着重分析讨论的两大直接作用于审计风险的内生因素,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审计质量的干预。例如,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该将审计质量监管与鉴证业务监管联合,着重审核价格较低的审计意见,健全审计业务收费制度,重罚丢失职业道德的审计人员和一昧逐利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影响社会公众的投资判断,出具合格的审计报告是每一位审计人员应尽的义务。

参考文献

[1]邓妍鑫,田倩.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风险与应对措施[J].财经界,2016(02).

内生性风险 篇7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引人瞩目的产业组织形式。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受惠于集聚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增长效用的同时, 也有一些地区出现由于集群衰退引发地区经济萧条的现象。例如, 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 浙江省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等。因此集群衰退的风险因素以及防范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

集群衰退的内生风险因素是指集群在发展过程中, 由集群的结构、产品特点、企业间互动关系等特征共同作用下自发产生的对集群发展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蔡宁等人从集群的网络视角对集群内生衰退风险进行了分析, 针对网络的三大结构变量:度分布、聚集系数以及平均最短路径长度来对集群的结构特点进行刻画, 进而分析了这些特点与集群衰退风险之间的关系 (王明发等, 2006) 。另外陈金波等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把产业集群因内部结构特征而产生的风险称之为“自稔性”风险, 认为这种“自稔性”风险是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并且从生物遗传、基因变异的规律出发, 探讨了企业集群的近交衰退风险 (陈金波, 2005) 。

以上研究都肯定了集群内生风险因素对集群衰退的决定性作用, 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集群结构特点是导致这些因素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 这些理论都没有直接给出集群特点与风险因素以及集群发展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而无法就这些风险给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本文试图从引发集群发展动力的集群特征出发来分析内生风险因素产生的原因, 以及通过对三类不同结构的衰退集群的案例分析, 验证集群特征和内源性风险因素之间的联系。

二、集群衰退的内生因素分析

产业集群的发展会始终伴随着内部企业间竞争和合作形式的互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特征给这些互动行为带来了成本或者收益上的竞争优势, 给集群带来高于外部企业的超额价值, 是集群形成及早期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是集群自组织演化的内生动力。然而, 在此过程中, 也会有阻碍集群成长的负面因素产生。

第一, 路径依赖引发系统封闭性。集群内企业通过互相交流合作形成集群的本地网络, 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的信任机制和交易惯例造成集群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形成固定的发展路径。在“路径依赖”作用下, 这种发展模式得以不断强化并最终随着集群的成熟固化在集群网络中。在集群发展初期, 这种固定的模式减少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集群生产效率, 是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路径的固化, 集群为探索新路径而产生的创新活力大大下降, 企业会由于惯性固守已有的技术, 集群会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应变市场变化的能力, 导致竞争力不断下降 (Markusen, 1996) 。

第二, 专业分工引发资产专用性。区域内的专业分工不仅能发挥专业企业对资源高效利用的优势, 而且通过集群内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减少了中间产品的投入价格, 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使产品获得价格优势, 增加了集群的额外剩余, 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集群。因此,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 (Best2001) 。然而, 同时产生的资源的专业化配置, 造成了集群内资产专用性不断增加。当这种资产专用性增加到一定程度, 一旦集群面临外部市场较大的变化时, 拥有较高专用性资本的内部组织可能由于无法快速从原有的生产中撤出, 进而无法生产出适应新市场变化的新产品, 使集群应对市场的适应性减弱。

第三, 同质产品引发市场失灵。大量生产相似产品的企业集聚可以引发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性效应, 在整体上降低集群生产成本, 产生集群超额的剩余价值, 增加集群内企业在产业内的优势。但是, 在集群内部的统一市场上, 产品差异的减少会大大增加企业间竞争强度, 引发在集群内市场上的无序竞争, 市场调节失灵, 企业利润丧失, 削弱集群竞争力。

综上所述, 集群内的企业会为了扩大对集群超额价值的创造与瓜分, 自发产生合作或竞争行为。这些企业行为在一定的产业结构条件下会造成集聚负面效应的累积, 使集群失去原本的竞争优势 (如图1) 。

三、集群特征分类研究

由于集群的特征与集群的结构以内部企业间的关系紧密相连, 因此要弄清不同集群的内生风险因素首先要将集群的结构以及内部企业的关系加以区分。很多学者针对集群的复杂结构对集群进行了分类研究。如:Michael Porter根据集群内产业间关联方式将集群分成横向结构的产业集群和纵向结构的产业集群。Lynn Mytelka和Fulvia Farinelli基于产业集群的内企业关系性质, 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型集群 (Lynn Mytelka and Fulvia Farinelli, 2000) 等。其中荷兰经济学家克劳瑞格等人 (Knorringa, Stamer, 1998) 的分类方法较好的体现了集群内部产业链的结构以及企业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更利于对集群竞争优势特点和衰退因素进行分析 (如表1) 。克劳瑞格等人在借鉴马库森 (Markusen, 1996) 对产业区的分类方法基础上, 把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与轮轴式产业集群, 并针对三种集群内部企业的规模、企业间竞合关系以及集聚发展优势的等方面做出了分析。在这些分析本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不同类型集群容易引发的内生风险因素。

四、衰退集群案例分析

第一, 衰退集群的选取。在众多研究集群衰退的文献中, 对于集群衰退的准确定义描述较少。集群的衰退从本质上是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的衰退。因此, 可以根据产业衰退时的一些经济现象来判断集群的衰退与否。集群衰退时期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利润率降低。利润率水平是产业集群兴衰程度的一个综合反映, 处在衰退阶段的产业集群利润率既表现在较前段时间的下降, 也表现为较其他地区同类行业或者同地区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要低 (冉庆国等, 2007) 。二是集群整体规模减小。随着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变化, 产业集群的总体规模也在发生变化。进入衰退阶段, 集群表现为企业数量开始减少, 中介服务组织开始逐步撤出集群, 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 集群产业规模变小。蒂奇也认为, 衰退阶段这一阶段集群中企业大量退出, 只有少量新进入者 (Tichy, 1998) 。三是开工率不足。在产业集群衰退的初期, 由于企业退出障碍的存在, 集群的衰退可能并没有表现为集群规模的缩小, 而是表现为产业集群内企业长时间的开工不足。四是创新能力降低。处在衰退阶段的产业集群往往推出新产品的数量少, 技术创新与引进速度慢, 工业装备老化陈旧。

根据以上判断集群衰退的标准, 本文从国内外典型衰退集群中针对三种集群类型选取了三个案例进行研究 (如表2) 。

第二, 三类衰退集群案例分析。具体如下:

(1) 意大利式集群———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我国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是一个有着悠久手工制造业传统的城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形成了以五金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由于集群内的企业多数由家庭作坊式的手工工厂发展形成, 因此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意大利式产业集。1994年初, 位于永康市的万事达工贸有限公司开发了使用真空保温技术的保温杯命名为“老板杯”, 投入市场后迅速取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成本在60元的产品市场售价一度涨到200~300元, 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当地企业投入同类产品的生产。在规模扩张初期, 1300家企业的2000多条生产线使得保温杯集群的产值跃升至15~17亿元。随着产量的增加, 竞争变得激烈。由于产品本身技术门槛低, 易于通过集群本地网络进行扩散, 企业间模仿现象严重, 因此多数企业将降低成本和价格作为主要竞争策略。在缺少产品创新的动力、企业大打价格战的作用下, 大量劣质的同类产品侵占了永康保温杯市场, 造成市场调节失灵, 给集群经济收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同时也使集群的发展进入了衰退阶段。

由此可见, 在意大利式产业集群中, 受企业规模和研发能力限制, 往往小企业的创新成本会远远高于模仿成本, 过度模仿行为容易造成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 使集群缺乏弹性。

(2) 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东莞PC产业集群。广东省东莞市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强发展轴———穗、深、港“经济走廊”的中点。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性的优惠政策、丰富的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吸引了众多台湾IT产业制造商在这里投资建厂。随着台达、诚洲、声宝等实力雄厚企业陆续入驻, 带动了本地一大批生产配套型企业的壮大发展。产品涵盖了电脑主板、电脑驱动器、电脑机箱、显示器等多种IT产业的中下游产品。形成了以外部大型台资企业为中心, 融合了大量本地中小配套企业的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集群以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出口加工经营为主, 从原材料、技术供给到市场需求都依赖于台湾核心企业。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和相对固定合作伙伴, 不但节省企业的交易成本也缩短了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增加了集群在信息技术变化迅速的IT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是集群发展初期的主要内源性动力。然而, 过于固定的合作模式使得集群内卫星企业本身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和单独应对市场的能力, 形成系统封闭。因此随着集群拥挤成本的上升, 东莞逐渐劳动力等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集群没能通过内部调整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核心企业开始向苏州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转移, 地区经济一度出现了衰退。

因此, 由外部企业迁移生成的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会因为对外部企业的高度依赖性, 集群生产的产品没有直接面对市场竞争, 使得集群系统的封闭, 造成了集群内部缺少创造超额价值的动力。

(3) 轮轴式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位于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底特律产业区是一个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企业为核心, 包含了几百家汽车制造商和零配件制造厂商的轮轴式产业集群。20世纪20年代初三大汽车公司分别完成了对企业内部改造和对上游零部件企业的兼并, 并在本地大量专业配套企业的合作下, 大大提高了集群的生产的效率, 创下了每10秒钟生产一辆T型车的惊人效率, 使其一度成为全美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然而, 专业化的分工带来的资产专业化, 由于下游核心企业处于寡头垄断的市场中, 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使集群的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三家核心企业中, 作为上游企业的零部件制造商只能根据核心企业的需求来生产产品, 造成了集群内产品种类单一。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的压力下, 三大汽车公司没能准确掌握市场信息的变化来调整产品, 其市场份额迅速被日本丰田等生产小排量汽车的公司赶超。大量为其生产配套产品厂商没有能力转产到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上而破产倒闭, 造成了整个集群的衰退。

因此, 在轮轴式集群中, 内部企业高度专业化的垂直分工以及产业链纵向上的市场势力不均衡容易造成专业资源分布的高度集中, 导致集群整体系统的僵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不同的集群结构和内在关系下, 原本形成集群发展动力的集聚特征, 在内部企业自发的一些竞争合作行为下也会引发对集群发展有负面影响的因素。这些内生的风险因素会打破就集群原本正反馈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并在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导致集群衰退。

参考文献

[1]王发明、蔡宁、朱浩义:《基于网络结构视角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以美国128公路区产业集群衰退为例》, 《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4期。

[2]陈金波:《基于生态学的企业集群内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当代财经》2005年第6期。

[3]冉庆国、黄清:《产业集群的衰退原因及其升级研究》,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4]Markusen, A.R.,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J].Economic Geography, 1996.72.

[5]Best.Michael H, Cluster Dynamics, Ch.3in:Th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Renewal of American Industr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Lynn Mytelka and Fulvia Farinelli.Local Clust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R].Discussion Papers from United 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 The Netherlands, 2000.

[7]Peter Knorringa, Joerg Meyer Stamer.New Dimensions in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From Cluster to Industrial Districts[J].ATAS Bulletin XI, 1998.10.

内生性风险 篇8

创新性是保持组织竞争力的必要条件,然而风险的存在使得创新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对组织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成功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创新型组织以创新为基本指导思想、可持续性创新为行动方针,以超额利润和社会责任为组织发展的方向,在具体职能上,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知识创新相互配合的一系列创新行动来应对挑战,并取得可持续性发展和担负起社会责任的组织实体。创新型组织具有以下特点:①创新的主导思想贯穿组织发展始终;②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为组织持续创新的目的;③以高成长、高效率和高风险性为组织成长的特征;④以担负社会责任为组织发展的本质目标。

1 创新型组织的风险管理流程

风险管理理论一般将风险管理分为三个阶段: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及风险监控。风险识别阶段主要任务在于识别出组建创新型组织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外生风险因素与内生风险因素;风险评估阶段评估内生风险发生的大小与风险可能发生时造成损失的大小;风险监控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对识别出的风险要素进行预控与监督,制订相应的风险应对预案[1]。

创新型组织具有高成长性、高风险性的特点,与普通组织相比外生风险对其影响更剧烈。创新型组织的外生风险主要包括:第一,政策与法律环境风险。政策风险是指国家的宏观、中观、微观政策的变化对创新型组织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性。第二,经济环境风险,国家经济形势的好坏会影响创新型组织的绩效。第三,社会与文化环境风险。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点等导致的国民对创新型组织的接受程度。

内生风险则按创新型组织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对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技术风险、组织风险、管理风险。图1为本文提出的基于生命周期的创新型组织内生风险管理流程。

在风险作用的过程中,创新型组织的外生风险作用于组织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组织各个阶段的风险影响取决于外生风险的剧烈程度,与外生风险作用于组织的某个生命时期无关。内生风险也作用于组织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但对于各个阶段风险的作用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组织孕育期技术风险更重要,到了成熟期组织风险成为首要风险因素。在对组织风险进行识别后,进入了组织的风险评估阶段,在对风险的评估过程中,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和建模技巧,如模糊综合评价、灰度分析等数学方法可以用来评估风险的大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输入变量可能是主观的或未经检验的,且任何评估方法都只是帮助量化风险,并不能消除风险;风险监控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预控和监督,如果风险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由风险管理责任人提出对策建议,实施后进行重评估[2]。

2 创新型组织生命周期中的内生风险分析

组织被誉为“生命”,是因为它与生物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新陈代谢、自复制、突变性。因此组织生命周期与生物生命周期有相似之处[3]。与普通组织相比,创新型组织成长更迅速,更具有效率,所以生命周期曲线更加陡峭。本文借鉴陈佳贵教授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模型,模型中按照时间顺序把企业生命周期依次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蜕变期,由于蜕变期可以发生在生命周期的成熟期或者衰退期,所以本文对此不予探讨。在创新型组织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内生风险中的技术风险、组织风险和管理风险是影响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三种风险对组织成长过程中的危机程度有很大不同。

2.1 孕育期

孕育期是组织由构思转化为现实的时期,与普通组织相比创新型组织的孕育期很长,所面临的风险是技术风险。主要包括:

1)技术创新方向选择风险。技术创新方向错误的原因是由于组织搜集信息的不准确导致对市场需求方向的错误判断而将价值低的市场机会错认为是有前途的机遇,进而导致技术创新方向的错误;

2)技术创新可能不成熟。由于新技术被证实的程度不足,或新技术所要求的配套产品规范还未开发,从而导致风险的增大;

3)技术人员技术能力的不足导致技术创新不成功,或组织现有整体技术水平不能完成新技术所要求的所有运作环节,从而导致组织创新项目终止或延迟;

4)新技术可能被模仿或被其它新技术替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技术本身领先程度不高,可能较容易地被竞争者模仿,或被更新的技术替代。

2.2 求生存期

此时组织已经正式建立。孕育期组织耗费资源开发新技术产品,求生存期所面临最严重的风险是市场可能不接受或晚接受新技术产品。新技术产品投入市场后,由于市场引导或宣传的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且新产品的推出时间和市场的有效需求产生时间存在一定时滞,如果时滞过长将导致一定时限内产品需求不足,研发资金无法回收。

求生存期最大的问题是实现组织的生存,主要关注技术创新是否被市场接受,因此组织风险非常小。此时期的组织结构上以直线制为主,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很大,部门设置是因人而设置相应职权,组织气氛活跃,鼓励创新的思想占据主流;组织流程上无规则可依,多数是由领导人口头规定,决策快速;创新型组织多是由技术创新起家,组织内部的主要领导多是由技术人员担任,所以组织文化崇尚技术能人,英雄主义盛行。

在管理危机上。此阶段组织的管理风险主要是营销风险和战略风险,具体表现在:营销对象不确定,从而导致无法尽快确定营销策略以获取利润;市场规模不确定,有时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己显现出来,但无法预测市场需求的规模,从而可能导致错误的生产及营销策略;组织战略不确定,组织往往着眼于短期生存发展而忽视长远发展的规划。

2.3 高速发展期

和普通组织相比,创新型组织的孕育期较长,其他时期的发展速度比普通组织快,成长更具有效率,从求生存期到发展期的时间间隔比普通组织要短很多。

在高速发展期,创新型组织所面临的主要技术风险是资金在已有技术的持续改进和新技术研发的分配比例。创新型组织对已有的技术进行改进是为了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由于知识经济时代技术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不能推出新技术将被竞争对手超越,此时有限的资金如何在技术持续改进和新技术研发上分配是企业领导人必须仔细衡量的战略问题[4]。

在组织风险方面,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主要的组织危机是集权管理对组织成长的制约,建立分权的组织结构是组织成长的必然要求。合理划分各个层级在组织结构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中层和基层的积极性是组织成败的关键。

管理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和决策风险。初期的成功会使创业者盲目投资于一些风险性很大的项目,决策者只看到这些项目的盈利性而忽视其风险性,导致决策失误。而盲目的多元化导致了很大的财务风险。

2.4 成熟期

在成熟期,组织的灵活性和可控性达到了平衡,出现了一些理想化特征:一是组织的制度和结构完善;二是组织的创造力、开拓精神得到制度化保障。

在成熟期企业有了稳定的现金流,研发费用充足,此时的技术风险是:

1)技术研发的多元化风险。技术研发人员为了达到组织多元化发展的要求进行多方面的技术研发,以至于不能形成技术合力,减缓了技术创新的进度;

2)技术扩散风险。在成熟期的组织,必然会通过主动的或被动的技术扩散方式来做大市场,这时候组织面临的风险是技术授予对象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进入成熟期的组织内部系统趋于复杂,抗风险能力已增强但组织趋于保守而不愿冒风险,创新精神不足;组织结构已五脏俱全但相互之间存在权力冲突和利益冲突;组织流程的各种规章制度应有尽有但形不成约束力。由此,处于成熟期的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组织结构风险。

2.5 衰退期

衰退期是组织走向衰老和消亡的时期。进入衰退期的组织将面临以下风险:

1)组织的硬件和软件的老化,包括技术老化、组织系统老化、思维观念老化、决策模式老化等;

2)组织抵抗风险能力下降,即对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日趋低下;

3)组织适应能力减弱,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降低,组织往往不能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行业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科技进步的变化,从而使组织面临淘汰的危险。

3 创新型组织内生风险的监控

创新型组织的高成长性孕育了极大的成长风险,对风险的监控使得组织可以更健康的成长。在分析了组织内生风险后,需要连续监控组织内外部变化对风险的影响,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常用的方法有:

1)强化正确的风险管理思想。企业领导者应该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思想,重点在于风险发生前的监控,而非风险发生后的处理上。

2)任命风险管理负责人。必须任命具体领导主抓风险管理,建立风险责任制度,把具体职责范围明确。

3)建立横向跨职能的风险管理小组。各横向职能部门挑选领导者组成风险管理小组,定期就部门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汇总,避免全面风险的发生。

4)定期开会讨论风险。组织领导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定期就风险召开主题会议,将风险管理作为会议议程的一个内容,讨论风险状态并构思应对策略。

5)建立风险数据库。时刻对组织现实状况和数据库中进行对比,对已察觉的风险注意记录并跟踪、监视和控制。

6)明确风险层级责任管理制。如果风险在较低水平出现,中层管理人员就可以处理,而对任何威胁整个组织的风险须提交给风险管理小组。

4 创新型组织内生风险管理对策

在进行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监控后,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发生的严重程度的不同提出具体的风险对策。由于创新型组织高成长、高风险的特点,组织全过程生命周期对技术风险预警、组织的柔性化和管理的迅速应变性具有更高的要求。在技术风险对策上,组织应建立健全技术风险的预警机制,技术风险管理信息化体制;在组织风险的对策上,应建立学习型组织;实行组织柔性化管理,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组织文化;在管理风险对策上,应在充分的调研后选择目标市场,建立组织经营战略的数据资料库和经营人员控制机制,随时注意收集市场信息。组织还可以凭借信息技术建立知识库,将以往组织的风险管理知识、经验、历史资料输入知识库。对以往组织曾发生的每一种风险都进行梳理总结对策,然后由知识库提出辅助对策以帮助组织应对风险。对各阶段内生风险提出对策如表1。

摘要：组织是具有生命特征的开放式人造系统，组织的成长具有和生物类似的生命周期特征，对创新型组织来说，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是不相同的，同一形式的风险在组织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过程中对组织的影响程度也是不相同的。本文试图对创新型组织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和定义，分析生命周期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技术风险、组织风险、管理风险，提出建议使得创新型组织把有限的风险控制资源投入到对风险的控制上去，促使其更快更好发展。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型组织,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李勇．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

[2]郭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生命周期中的组织创新[J]．工业技术经济，2005(7)．

[3]胡继灵．企业生命周期与生物生命周期的比较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1(6)．

内生性风险 篇9

对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经济变量还是外生经济变量的认识不同，将导致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以及选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既然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现象表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按照内生货币理论的政策建议，就应该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然而，我国却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实践证明，这种选择使得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本文先是论证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然后分析了货币供给内生性出现的原因，最后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性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一国货币供给作为内生变量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函数。根据货币理论，在货币内生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是无法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自主地左右其货币供给的，其货币政策必须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需求型调控。

一、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

在二级银行体系中，货币供给可以根据公式M=B*k来说明，即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在中国，由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都不是中央银行能独立控制的因素，最终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存在。

(一)基础货币的内生性

基础货币是货币当局对存款机构和非存款机构的净货币负债，其具体形态一般包括存款机构在货币当局的存款和库存现金以及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持有对政府的债权向政府提供融资以投放货币；二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或再贴现的方式形成对金融机构的债权以投放货币；三是通过收购黄金、外汇等方式形成一国对外净债权以投放货币。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并轨和强制结售汇制度，取消了外汇额度和外汇计划控制，外汇储备增加迅猛，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迅速上升，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供给渠道（如表一）。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中央银行不可能灵活控制外汇占款增量。而且，外汇占款的快速增加除了与我国出口持续顺差和吸引外资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有关外，还与国际上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诱使国际“热钱”源源流入我国有关。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必须大量购入外汇，从而被动形成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可见，外汇占款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数据如表1所示）。

（二）货币乘数具有不可控性

如果仅仅将货币供应量定义为活期存款和通货之和，则货币乘数k=（r-c+1）/(r-c+r-d+r-e)，其中，r-c为现金—存款比率，r-d为法定准备金率，r-e为超额准备金率。

央行能够控制只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是由信贷机构自行确定的，现金—存款比率则是所有货币持有者对存款和现金权衡之后选择的结果，它们对货币乘数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都不是央行能够控制的，从而货币乘数具有不可控性，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

二、中国货币供给内生的原因分析

（一）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

具体表现为：第一，组织独立性不足。央行在组织上隶属国务院，仅仅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第二，人事独立性不足。从央行的人事任免制度可以看出，政府部门、金融机关在央行货币政策机构的人事渗透过多，使之产生行政依赖性和缺少广泛的代表性；第三，职能独立性不足。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央行缺乏应有的决策自主权，实际只有执行权；第四，经济独立性不足。由于常常受到财政、地方政府甚至商业银行的干涉或影响，央行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作用。相反，它作为最后贷款者，顶不住来自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货币需求压力而被迫发行货币，最终成为经济波动的推波助澜者。可以说，央行缺乏独立性是我国货币内生现象的根源。

（二）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需求决定供给”的现象

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

第一阶段，1998年前的金融系统中存在“倒逼机制”。改革开放以后，投资体制改革了，主要表现是投资主体多元化，众多的地方政府参与投资决策过程，这对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却在金融领域产生了“倒逼机制” 。“投资饥渴症” 的出现使得信贷需求旺盛，专业银行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首先满足商业性贷款，把政策性贷款的资金硬缺口留给央行，或者专业银行大量的超规模贷款导致自身备付金下降，使银行体系出现支付困难，信贷规模常常被突破，使得央行被迫调整贷款规模计划，而不能自主控制货币供给目标。即“倒逼机制”使得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

第二阶段，1998年至2004年银行“惜贷”、“慎贷”，企业投资、居民消费不旺。1998年央行取消了贷款规模管理，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措施，使得“倒逼机制”的效应减弱。然而，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企业缺乏投资动机，个人缺乏消费欲望，商业银行普遍“惜贷”、“慎贷”，货币需求下降。从央行的主观角度讲，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放松银根可以有效地扩大货币供给，但央行先后8次下调利率，特别是1998年一年三次下调利率，1999年一次下调达40%以上，基础货币供应以每年14%以上的速度递增，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仍然大幅上升。可见货币需求和信贷需求在货币供给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在一个似乎陷入“流动偏好陷阱”的经济体中，只能被动的接受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而无法主动进行。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的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出现来自需求拉动。食品、能源、原材料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价格上涨，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制约。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尽管自04年以来央行出台了一系列以遏制房价上涨为目标的“组合拳”，但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仍然维持在高位。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投资性（或称投机性）需求得以抑制，普通居民住房需求的增长也足以支持房价的持续增长，在一些人居环境较好的城市，民住房需求更是居高不下。所以，供求矛盾是造成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央行企图通过紧缩信贷来降低房价的想法是好的，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其政策效果可想而知。

（三）其他因素

在经济体系中，还有一些因素将导致货币供给的内生。如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信贷供给能力对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存在着影响；再如，近些年来银行加强了放贷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企业因信贷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转向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数额日益扩大，实际上加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此同时，由于受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还是主要依靠信贷，这就使得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更加明显。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根据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可知，在货币内生的经济中，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供给型货币调控模式是无效的，而应该采取以利率为中介指标的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但在我国，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尝试着以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到了1998年，就完全放弃了信贷规模，开始正式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理论上，这将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效；几年来的实践也表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控性、可测性和与最终目标关联度上，与当初的预期相去甚远，货币政策效果差强人意。

自1995年开始，央行开始采取“软着陆”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深受影响，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面对突如而来的“通货紧缩”现象，央行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对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反倒使得1998——2003年中国物价持续走低。从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趋势，能源、原材料、有色金属、房地产食品等行业的价格持续上升。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及至“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以上行业的价格水平仍居高不下，且有由结构性通货膨胀向全面通胀转化的态势（见表2）。

（二）政策建议

基于内生货币政策的理论建议，在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前提下，应采取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需求调控模式。然而，受制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不具备可操控性。目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从而能独立自主的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1.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首先要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央行组织和人事的独立，而不再是国务院的附属机构。还要明确央行独立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的权限，制定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再次要进一步强化行长负责制，使之真正拥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最后要保证央行的经济独立，不受来自政府和金融机构压力的影响。只有加强央行的独立性，才能从根源上避免货币内生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冲击，发挥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稳定经济的作用。

2.增强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缓解外汇占款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决定和汇率形成机制一成不变。虽然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在目前的状况下是无法实现的，但只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由于外汇占款而形成的大量基础货币，会使央行处于被动的局面，因此灵活的汇率制度将为具体的操作过程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而且，适当放松机构和个人使用外汇的限制，逐步变强制企业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并最终实现自由结售汇能缓解外汇占款压力，抑制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3.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务之急不仅是发展货币市场、健全利率渠道，更重要的是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和地方性中小影银行发展，尽快形成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得利率、汇率及资产价格都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最终实现以利率作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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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田勇.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4月

［3］胡瑜.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经济师,2003(2)

［4］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5］周诚君.内生货币政策理论及其货币政策述评.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1(3)

我国投资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 篇10

关键词：出口,FDI,储蓄,投资

►►一、 引言

国内学者一直有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需从而依赖贸易出口的论点。他们认为, 太过依赖外需会导致本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 外界的变化会引起国内经济乘数波动。所以他们大多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但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的情况下, 忽视外需对投资的影响力是不明智的, 本文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从内生影响因素和外生影响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数据实证, 通过计量得出其影响力大小。

本文的创新之一在于从内生和外生两个方向考察了投资的影响因素, 本文没有引入收入变量, 而是重点考虑了出口对投资的影响, 即对投资外生性进行考察。本文另外一个创新点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因此本文排除了政府投资, 考察了在完全市场经济下各种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最后, 考虑中国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 FDI产生的出口大约占我国总出口的60%以上。因此本文的模型考虑了FDI对投资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依托的函数为:Δk=f (Δexp ort, Δsave, ΔFDI) , Δ表示变化率。投资是对资金的需求, 资金供给save对投资的影响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供需决定论。在开放经济下, 国外对本国的资金投入也应考虑在内。

根据上面的理论模型, 本文的计量模型考虑为下面的式子:

ln (k) =c0+c1ln (exp ort) +c2ln (save) +c3ln (FDI) (1)

其中, k是排除了政府投资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月度数据, 即所有通过居民和企业来实现的投资。Export表示各月出口额, save为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额月度数据, FDI为外资直接投资月度数据。其中, c1, c2, c3分别表示出口、储蓄及FDI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

这个公式表示的是投资与出口、储蓄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 即投资与外国的产品需求——出口, 国内资金供给——储蓄, 国外资金供给——FDI, 是相关的。一般而言, 外国需求的增加会促进本国的生产, 企业会增加投资产品生产以满足外国需求。所以, 随着外国需求的增加, 投资会增加, 随着外国需求的减少, 投资会减少。因此, c1理论上是正数。在同样的情况下, 当资金供给增多的时候, 获取资金的成本就会降低, 企业就会愿意借贷更多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所以, c2, c3在理论上也是正数。

►►三、数据及来源

本文选取2004年1月到2010年3月的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由于某些变量在1月份或者12月份没有统计数据, 因此本文删除了某些年份中第1月和第12月的数据。这样本文总计62个月度数据,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出口, 储蓄以及FDI。

由于FDI、出口的计量单位是由百万美元构成, 因此本文通过对应时间 (2004.01-2010.03) 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换算成人民币计价。本文收集了所有固定资产累计值, 以及其中的国有投资部分, 通过计算得到本文所使用的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每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考虑到在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期间 (2004.01—2010.03) 内爆发了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2008.08) , 本文将2008年8月的统计数据作为分割点, 做两个回归。相比单个回归可以更优显示影响投资因素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又考虑到宏观经济存在粘性 (3-5个月) , 本文将时间分割点定位于2008年12月。简言之, 本文将会分别2004.01-2008.12和2004.01-2010.3两个时间段的统计数据各做一个回归。

►►四、计量结果和分析

1.模型回归

首先是从两个时间段, 对本文公式 (1) 进行两次回归。结果见表1。需要考虑的是, 公式中的经济逻辑是否存在, 即本文公式是否被证明为伪回归。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2)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 5%和1%。两个时间段的D-W检验数值都很小, 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比较强的正自相关性。这说明本文公式所确认的逻辑有可能是伪回归。因此, 需要对两个时间段回归后所得的残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ADF) 。

检验结果 (表2) 表明, 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 可以认为两个时间段的残差都是平稳的, 也即排除本文理论逻辑存在伪回归的可能性, 其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估计可以求出长期均衡关系。通过Q检验和相应的偏相关调整, 得到如下结果 (表3) :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2)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 5%和1%。

观察计量结果, 表3的 (1) 列与 (3) 列的变动表明,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中, 在市场和政府 (这里指政策, 而非直接购买和投资) 的共同作用下, 出口对投资的作用在下降;国内资金的作用有所上升;而FDI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基本保持不变, 这可能是由于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衰退, 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依然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进一步分析, 虽然危机历时一年左右, 但是出口、储蓄、FDI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影响总体没变 (弹性系数相加值基本不变) 。即在政府决策部门针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的一年中, 各国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并没有总体上的提高。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政府税收是有限的, 如果靠过多的增加货币发行则会导致通货膨胀, 从而央行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也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重视能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 即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结论中深入挖掘其经济意义, 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鼓励企业出口。通过本文的实证结论, 出口会引起固定资产很大比例的增加, 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引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这种规律应该不会改变。所以, 我国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下, 政策不应该变化太大, 在大方向上应一直保持刺激扩大出口的战略。

第二, 鼓励FDI流入国内。FDI不是投机资金, 也不是热钱, 而是投入到我国实体经济的资金。从刺激内需的角度考虑, FDI投入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提高收入, 自然而然地也就提高了内需, 而不再是一味地依靠政府的政策刺激。

第三, 加大对民营及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市场上的资金量对企业的投资有很大影响, 增加对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的供给对增加其投资的作用很大。现阶段, 我国民营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国有企业的社会义务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 导致资金大量流入其中, 但是效率却不高。如果我国金融政策够对这些中小企业及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倾斜, 那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必定会大大的增加。同样, 固定资产的增加, 会引起收入的增加 (投资是收入的函数) , 进而实现消费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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