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公共政策

高薪养廉公共政策（精选六篇）

高薪养廉公共政策 篇1

保障与激励机制是反腐三机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而高薪养廉又是保障与激励机制的一条可尝试途径。顾名思义, 高薪养廉就是政府给公务员提供较高的薪俸, 使其不仅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维持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 从而避免因经济状况而滋生腐败行为[1]。

高薪养廉由来已久, 从中国古代到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见其身影。新加坡被公认为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的典范, 但关于这一典范的各种驳斥, 称其为“误读”的言论也是层出不穷[2]。我国尚未实施高薪政策, 关于高薪养廉的大范围讨论自21世纪初开始, 继2012年博鳌论坛后, 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争议浪潮。现如今, 全国上下反腐声势浩大, 高薪养廉作为一种解决腐败的可能途径, 又一次映入人们的眼帘。

二、理论与适用性分析

1. 理论基础

高薪养廉是激励理论的政治管理探索。所谓激励, 就是“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3]。作为激励理论的代表之一, 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 将人类的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而薪俸的高低对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作用并不相同。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中, 薪俸高低与其直接构成正比。而且这种正比关系不局限于公务员个人, 而是扩展到公务员的家庭。与此类似, 由于收入来源稳定可靠, 各种福利保险减少了后顾之忧, 高薪也极大地满足了公务员对于安全的需要。薪俸高低直接作用于第一和第二层次, 对于其他层次的需求则具有间接的作用。高薪对于公务员来说, 是一种工作的肯定,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增强了其社会交往的筹码, 从而获得爱与归属感。

2. 适用性思考

我国的廉政思想源远流长, 廉洁奉公是一直提倡的价值追求。将“高薪”与“廉洁”联系起来, 让人对为官的动机和品行多少有些怀疑。但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一味强调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行为, 虽说站在了道德的最高点上, 但忽视了人正常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要, 很有可能发展为道德绑架。[4]同时, 众多的基层公务员处境艰难和少部分官员贪赃枉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公务员内部在经济和权力等方面出现了断裂层, 层间与层外落差感交叉, 社会声音复杂。而我们所身处的大环境,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但人均水平低,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触及的利益群体复杂等病痛依然困扰着管理人员。“高薪养廉”虽有不切国情的一面, 具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但是根据物价指数、社会收入水平等因素, 把部分公务员, 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提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创造公务员收入内部平衡和同外部协调的局面, 养廉还是可行的。其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高薪的标准, 以防高薪养廉沦为变相加薪。高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 一般情况下应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3到5倍, 以保证官员个人和家属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待遇, 防止需求腐败。高薪只是养廉的一个手段, 仅仅依靠高薪来养廉是愚蠢的, 要建立一个高廉洁度的政府, 高薪养廉必须和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惩戒、教育制度配套起来使用。

三、结语

不可否认, 物质保障机制贴合人性与实际, 对个人的激励作用显著。高薪养廉, 虽与传统的“俭以养德, 廉以修身”的价值观念有所冲突, 但它具有现代社会的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特征, 大众对此具有潜移默化的心理认可度。高薪, 是反腐倡廉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绝非充要条件。如果仅仅依靠所谓的高薪, 也很容易削弱公务员团队的道德与法律基础, 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人才来管理国家, 服务人民。所以在推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同时, 必须加之以必要的人才选拔、培训与淘汰机制, 并做到阳光行政、公开透明, 确保普通民众主人翁的地位。高薪的标准也待商榷, 在大趋势下结合具体实情, 在公务员群体内部和与民众工资之间达到一个合理值, 切忌大刀切, 全国各地一个样。“高薪养廉”之“养”是培养, 而非供养。现在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正在酝酿中, 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大的公平性, 以求在合理的范围内, 平衡各方、缩小差距,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维护社会和谐。反腐不能一蹴而就, 完善筛选、激励和监督机制是根本, 三个机制的配套使用, 才能发挥1+1>2的效果, 这需要我们以一种更长远的眼光, 在各个重要阶段拉起警戒线, 把好反腐关。

摘要：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监督机制是杜绝腐败的三大有效机制。高薪养廉政策作为保障与激励机制的一个途径, 历来备受关注。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高薪达到养廉的目的。

关键词：高薪养廉,反腐,适用性

参考文献

[1]司静.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发展, 2012, (5) :41-45.

[2]陈济朋.新加坡“高薪养廉”差不多是传说[N].新华每日电讯, 2014-01-10 (003) .

[3]刘璐.论高薪养廉[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1, (6) :100-104.

高薪养廉 篇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既需要有道德理想激励，也应该有自我实现激励。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物质激励具有其他激励方式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适度高薪是尊重人性的体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时多层次的，组织只有不断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才能产生激励作用。适度高薪不仅是对公务员辛苦劳动和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公务员认真付出的一种补偿和回报，而且这将对公务员其他的激励形式起到强化作用，形成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

另外，高薪能给公务员带来长期稳定的较为富足的收入，从而使其跻身社会中上阶层，这不仅能大大减少腐败的诱因，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成本，使一些心存腐败意图因机会成本过高而却步。

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和政策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当代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现代精英主义的因素，社会对精英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广泛的认同，从而保证了有才能的人出任官员而无后顾之忧，并使官员保持着很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就新加坡和中国而言，其文化背景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两者社会文化中都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因素。有人提出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无法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认为：一是中国官员的数量太大而相当一部分素质底下，二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提高了官员的薪金，他们还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对于前者，我们认为，高薪养廉政策确实无法在冗员过多、开支庞大的体制中推行，但是，冗员过多并不是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必然产物，更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和体制中，高度精简和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是最主要的形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高效而精干的政府体制和官员。新加坡、香港和澳门不都是在华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小政府吗？所以，高薪养廉是在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一种有效选择，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得到这种高收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制约官员是否腐败的重要因素。高薪养廉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腐败的成本越高，他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如果腐败，就可能失去他的优越地位和高收入。当然，这也包括腐败被查处的几率有多高。在新加坡，腐败被揭露后直接损失极大，在另一些国家，直接的和间接地损失极大。如果一个官员只有很低的收入，那么他可能不会为失去这些而顾忌什么。这与经济性的成本与和收益原理是相似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一般来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并总是在发展，但实际上社会对人的约束也是很严格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高薪养廉，给公务员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重，使他们不用贪污，力图从经济和物质根源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只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搞得更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有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机构。

一、建立健全一套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制度；

二、制定和完善一套反贪防腐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

三、建立健全反贪肃腐的执法机构；例如贪污调查局。

反腐的多管齐下：

1、以俸养廉

2、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

3、完善公务员约束机制

4、强化监督 只要是指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在监督机制方面，要重视三种监督力量，意识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监督，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三十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曝光以对滥用权力者进行舆论监督。

高薪养廉并非新鲜事物，我国宋代就有“增俸养廉”之说，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更是有“养

廉银”制度。在当今世界，也是数不胜数。从廉政楷模来说，有亚洲的两大廉正典范—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以清廉著称的欧洲国家。

高薪的功效，首先，高薪可以满足政府官员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消除由于生活所迫而引起的贪污腐化问题。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薪养廉能增加官员贪污腐败的成本，使他们在下手之前心中会有一番更为复杂的衡量。再者，高薪养廉可以吸引更高素质的公务员，而更高素质的公务员又可以降低防腐的难度。

宋代高薪未能养廉 篇3

一段时期以来，“高薪养廉”理论颇为流行，论者以为给予公务人员高薪，解除其后顾之忧，可令官员“不必贪”。其实“高薪养廉”既非舶来品，也非现代人独创，中国古人早已实践这一理论千年，却以失败告终。其中官员待遇之优渥，尤以宋朝为最。

《宋史·职官志·奉禄制》记载，“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 。这“三百千”，就是文武最高级官员的基本月薪了。那么，“三百千”相当于目前多少人民币？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能从后世史学家的考据中找出一些线索。

有学者以黄金为参照物推算，宋代最高等级官员的基本月薪“三百千”竟然价值20万元人民币！也有人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粮价为参照物，由此推算出“三百千”相当于今天的4.5万元人民币。金价标准与粮价标准得出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取一个平均数，那么高官的月薪至少有12万元人民币。

无论从哪种结果看，宋代官员待遇之高都是不争的事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官员的福利也相当不错。《宋史·职官志·奉禄制》还记载了宰相、枢密使的福利，“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以及茶、酒、厨料等都由朝廷供给……除此之外朝廷还有田分给高官，让他们坐地收租。有人估计福利加总起来比得上“基本工资”，也即是说，官员们的实际收入至少还要翻倍。

高官收入丰厚，小小县官又能拿多少钱呢？据《宋史》记载，人口多的大县县官可拿到“三十千”，最小县的县官也可拿到“十千”。按照上文金价和米价取平均值的算法，其月入也在4000～12000元人民币，另外还有多如牛毛的福利。

面对此情此景，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会对宋代官员的待遇发出感叹：“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另一北宋名臣文彦博说得更干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最重要的是笼络住士大夫阶层，朝廷的大政方针，老百姓有何置喙的余地?

宋制的确不可为法，因为高薪未能养廉。高俅、蔡京、童贯等大奸巨蠹即使合法收入已年入过百万甚至数百万“人民币”，不也照样贪得无厌？如包拯般清廉的官员毕竟少之又少，文官依然爱钱，武将照旧怕死。变法图强的王安石也曾给官吏加薪以防贪渎，然而最终不得不承认“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高薪可以养廉的一些资料 篇4

高薪成为必要条件： 高薪养廉不仅是司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而已经上升为必要条件了。我们联想讲企业文化，但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是根本不行的。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一个企业在上市之后，投资人发现企业老总工资过低，肯定就不敢投资了。老总承担这么大责任，拿这么点的薪水，可能很轻易就离任了。因此，薪资水平必须和责任相匹配。

有条件赞成高薪养廉：理由有二：其一，高薪可使官员的薪水与其所任职位、所担职责和对社会的贡献相适应，可使官员不致过分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的不平衡，有利于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其二，高薪可为推行严格的吏治提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实行低薪而伴之以严格管理，往往会使人牢骚满腹，人心离散，乃至远走高飞。人只有在优厚的待遇下才有可能忍受严格的约束。这是常理。笔者之所以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赞成高薪养廉，是因为高薪说到底只是养廉的一个可能条件，而非必然条件。换言之，高薪并不能必然带来廉洁。因为薪水再高也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仅仅依靠较高的薪水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也不能阻止有些官员为捞取好处而以权谋私。因此，在实行高薪的同时，务必建立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我们提出高薪的主张并不只是单纯出于养廉的考虑，而是还考虑到要为政府部门吸收最优秀的人才。

薪俸制度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历来有高薪养廉的主张。高薪与养廉究竟有什么关系？高薪养廉的实施如何制度化？根据我国的国情，应该怎样看待高薪养廉？这是本文着重要论述的内容。（想下这段话中的问题）

高薪养廉的提出针对腐败的严重状况，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以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高薪养廉制度来抑制腐败，在这些人中包括国内政治界、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实务部门及普通群众等各行各业人士，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反贪专家。但是在我国也有人怀疑这样一项制度对反贪的效果，使之成为争论最激烈的反贪制度之一。

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措施及条件鉴于单纯地依靠法律的惩处难以杜绝官吏的贪婪，为了奖励廉洁，我国历史上提倡过高薪养廉的制度。俸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朝代作为防治官吏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禄以养廉”。到了清朝，则干脆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另行增加大大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直接了当地称之为“养廉银”。

高薪养廉制度在某些朝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是在于它是符合了人性的需求，解决了人的基本需求，这种基本需求不仅包括生活上的生存问题，还包括了与人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经济收入和开支问题

 清朝雍正年间的“养廉银”制度，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养廉抑贪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客观存在、有史为证的，不能轻易否认。

 境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高薪养廉。

宋朝“高薪养廉”的罪与罚 篇5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饷。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也许这样写，读者们不容易对以上数字概念化，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对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一个研究，来作为说明和补充（依据：宋仁宗嘉祐年间《嘉祐禄令》）：

因此，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他实物补贴。另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综合计算起来，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还要远超2万贯。

考虑到中国自隋唐以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就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用粮食来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粮食价格按照400文一石（约100斤），如按每斤粮食人民币2.5元来计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万贯就是1250万元——而当时北宋一个州（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一般也才1-3万贯左右。

此外，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一些官员还能领取两份薪饷“职钱”——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开始，朝廷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龄的官员退休：一方面对年满七十的官员不予考核和升迁，另一方面，对自愿退休的官员加官晋级（有点类似当代公务员退休上调半级至一级待遇做法），并对其子孙可以“荫补”，即给予一定的官职但没有具体职务，甚至还优待其妻子——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梁山上能“大秤分金银”，而且还有一帮好兄弟，杨志却宁愿去投靠梁中书，希望能“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不愿意上梁山的真实原因所在。

“高薪”没能“养廉”

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山石园林艺术，并推荐给宋徽宗。宋徽宗用过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开封），十船称作一“纲”。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几乎全国各地，没一处不是朱勔的目标。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而且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各级官员不单帮应奉局搜罗花石，若看中了谁家比较富有，还会强行勒索钱财，不然其房屋、田地甚至墓地都被官员伙同应奉局，派人以黄纸封之，称为供奉皇帝之物，强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则获“大不恭”之罪，而且会故意破墙拆屋的搬运。因此，被征花石的人家，惧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后果，只好倾其所有，以应对各级官员的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却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高俅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数量大致在一万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即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三万。

与此相对应，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两千万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一亿三千万以上（一说一亿五千万，超过唐7倍，而国土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唐），却无丝毫结余。

所以方腊才在起义檄文中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

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宋一代，虽不是主观上希望借高薪来养廉，但其高薪制度却没起到养廉的效果，反而耗空了国家，成为其积弱的主要的内因之一。

莫迷新加坡高薪养廉只是个传说 篇6

新加坡总理和部长们的薪水一直为全球之冠,2007年,又为总理、部长和国会议员平均加薪了25%,但是,高薪只属于少数人,1994年新加坡实行顶级公务员高薪制以后,全国年薪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公务员只有30名左右,与之相比,新加坡中级官员为10多万新元,而低级官员不过八、九万新元,与企业单位相比并无特别。各级官员皆有相当权力,若真高薪养廉,又何以只及于这30多人,这就表明,这一制度另有其目的。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强调,给予顶级高官以高薪,首要目的并非是为了养廉,而是吸引人才“弃职从政”,有意思的是,对于“弃职从政”的人士而言,世界第一水准的官员薪水其实是“低薪”,从1994年开始的顶级公务员高薪制度,采用的是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工资挂钩的政策,“弃职从政”的部长和高级官员拿到的所谓高薪,与其在企业时的收入相比,也就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根本不是什么高薪。

对此,或许有人会大惑不解:公务员往往出身名校,又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加之久在政府部门,自然见多识广,何以还要到外面去吸引人才,而这些人才又为什么会“弃职从政”,弃高就低?对此,笔者的理解是,新加坡政府试图吸引的是那些公务员体系很难造就的具有决策能力的人才。一般而言,公务员制度更注重执行力,各级公务员的主要工作为上传下达,其知识和视野都相对专化;相对而言,决策却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作出各种判断,需要更加宽阔的知识面和视野,尤其重要的是需要反复比较权衡各种方案而加以选择,显然,在竞争性的企业环境中,这样的人才要更容易涌现,而如果能将这样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中来,对于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当然大有裨益。而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弃职从政”的主要动力在于为国效力的荣誉感,以及运用自身能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抱负心。

当然,“弃职从政”并非新加坡所独有,著名的越战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的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不用说,担任部长的薪水与他们在企业的薪酬相比是相去甚远的,对于他们来说,出任政府高官旨在实现平生抱负,附带收获的是社会声望和荣誉,薪水之高低与廉洁与否,倒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回到养廉问题上来,其实,早在1994年实施顶级公务员高薪制度以前,新加坡其实就已初步解决了廉洁问题。采取的所有措施是对贪污贿赂行为进行严厉处罚。首先,根据1960年新加坡政府修改的《预防腐败法》,新加坡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一旦发现其生活方式和财产状况与收入不符合,法院就可以作为证据,给予严惩。其次,由于新加坡面积狭小,行政层级和公务人员相对较少,公务员的贪黩行为败露几率也就更大,这也震慑了不廉洁的企图;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最后,由于新加坡公务员退休公积金相对优厚,每月积存为工资额的40%(其中政府积存22%,个人积存18%),且随着年资和级别越来越丰厚,一旦因不廉洁而导致退休公积金被没收,损失将是巨大的。因此,以上三端从奖惩两个方面,使得新加坡在不借助于高薪的情况下,就已经基本解决了一般公务人员的廉洁问题。

可见,对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养廉而言,更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从奖励方面,以对廉洁奉公的公务人员有所报偿,丰厚的退休公积和完备的医疗保障,应为首选;而在惩戒方面,重要的可能不是对特定官员惩罚的强度,而是要尽量做到贪黩必纠,而这自然就需要自由的舆论,完备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