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补偿

政策补偿（精选十篇）

政策补偿 篇1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学者甘哈曼先生曾说过,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周围的环境当成是一种免费的东西, 因而随意地对待甚至糟蹋, 却不知道去保护和珍惜它。国内长期以来对于自然资源价值补偿的意识深度缺乏, 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障碍。目前我国正全面深化改革, 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对于生态补偿的重视正日益凸显。

笔者经过细致的梳理发现, 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意识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3年, 中央有关部门就协助地方政府在云南昆阳磷矿开展采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 这可以被看作是国内生态补偿的首次尝试。在此之后不久, 其他的一些省区市也陆续开始征收矿产开发补偿费用。与此同时, 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政策性研究也提上日程。在1998年修订的《森林法》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这为日后有效开展森林方面的生态补偿打下了牢固的法律基础。在随后的几年中, 我国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大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 并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生态保护工作。包括广东、浙江、河北、河南、福建、陕西等在内的多个省份积极制定符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和森林特点的生态补偿政策。2005年9月浙江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至此, 国内迎来了生态补偿发展的加速期, 关于生态补偿的国家政策导向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空气补偿机制”。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又一次把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之中, 这为确立生态补偿的公共财税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 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由此可见, 学界对于生态补偿及其财税政策的研究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时代价值, 同时对于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二、2005年以前的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生态补偿与财税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对生态补偿的研究, 不可避免地会提及相关的财税政策, 对于这一点, 以往的研究有所忽视, 一些文献虽然也涉及了财税问题, 但并未将之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加以探讨。而随着近几年来政府生态补偿政策影响的逐渐加深,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问题, 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总体看来,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起步较晚, 与之相关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在2005年以前,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很少,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与环保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司金銮 (2000) 在分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上, 阐释了运用财税手段保护消费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并就环境消费税与其他治污措施进行了比较, 提出了我国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刘秀丽 (2003) 分析了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财税政策, 指出税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 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建议学习国外成功做法开征环境税、调整现有税制等。

从阶段性来看, 可以2005年为界, 2005年以前虽有部分学者从财政视角对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探讨, 但这些研究涉及的内容并不全面, 研究者大多把财税政策看作是一种调节手段, 尽管也分析了财税手段对我国消费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 但对于生态补偿的路径选择、生态补偿办法、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2005年以后的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总的来说, 2005年尤其是2007年至今, 有关生态补偿的研究逐渐增多, 这一方面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与资源环境有偿使用观念的不断加深。

在这一时期, 按研究内容的不同开始出现分流, 从大的方面分类, 可以将之分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与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实践研究两大类。就财税政策实践研究而言, 又可分为流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森林生态与农业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功能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区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对此将分别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

邢丽 (2005) 从加大财政投入、拓宽环保资金筹措渠道、调整资源税费制度、发挥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功能、完善生态补偿收费制度等角度, 提出了建立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对策建议。

潘亚岚、陈溪鹏 (2005) 建议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加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工作, 提出应通过调整资源税、消费税等政策杠杆,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王金霞 (2009) 探讨了生态补偿的财税路径, 认为生态补偿财政体系应体现成本收益匹配分担原则, 财政补偿机制要将财政补贴与财政投资合理融合, 相关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要不断完善。

罗志红 (2010) 针对目前生态补偿财税调节手段简单、税费体系不规范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有限等现实情况, 提出应完善生态补偿收费制度等相关生态财税政策, 以推动我国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

李海鸣 (2010) 研究认为, 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加大生态补偿公共预算投入、创新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完善税收优惠措施、提高税收绿化度等方法, 可以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

陈少英 (2010) 在研究中提出, 应从构建生态税收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消费税法、完善现税收优惠措施等角度去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税收法律机制。

刘辉 (2013) 建议理顺财税体制, 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税费建设;认为我国应按照财政级次构建纵向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主体功能区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张淑翠 (2014) 在研究中提出, 要以人为本,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制订及执行生态财税政策时应凸显绿色低碳元素, 以推动“两型”社会的构建。

杨晓敏 (2014) 在分析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从完善税收制度、合理安排生态支出、健全生态补偿收费标准等方面, 探讨了解决方案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卢洪友 (2014) 在研究中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资源环境税费体系缺失等问题, 建议改进资源环境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并推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从而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发现, 相关学者在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方面, 通常从经济学、伦理学等方面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寻求理论支持。同时, 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注意到了生态补偿与财税政策间的内在联系, 认为它应该得到财税政策的支持。他们在分析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参考和借鉴了国外生态补偿财税制度或政策, 进而对我国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不断完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思路与方法提供理论依据或实践参考。

尽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唤醒了国内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对于资源环境有价的观念, 生态补偿的意识也开始觉醒, 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系统性较强, 涉及关系复杂, 这使得由国务院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生态补偿机制若干意见等文件至今仍未发布。此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还能发现, 自2013年以来, 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有些学者在对生态补偿财税效益量化评价的基础上, 开始关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或是在研究中凸显出绿色低碳元素, 探讨绿色生态财税政策的解决方案和新方向, 这也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探索。

(二)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实践研究

1. 流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最近几年, 我国的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针对江流、河流等流域内经常发生的单向污染以及湖泊等流域内频发的双向污染, 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周迪、傅春 (2010) 结合现有财税政策, 在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建议从完善生态补偿财政投入体系、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拓宽生态补偿筹资渠道等方面优化流域相关财政政策;从调整现行税制、推广生态税收等角度健全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税收政策。

李海鸣 (2010) 考量了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财税政策, 提出应借助建立流域生态基金模式, 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王燕 (2011) 研究认为, 政府补偿模式中存在的弊端为市场补偿模式提供了发展空间, 为此应通过完善水源地经济机制、法律保障机制、资金运作机制等来健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

刘强 (2011) 总结广东东江流域治理和环境保护措施的经验后认为, 可以通过生态补偿的环境管理模式来调整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分配关系, 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宫小伟 (2013) 认为, 在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政策时, 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重要来源包括生态补偿基金, 生态税以及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

以上学者大都建议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但现实中流域生态环境依然堪忧, 特别是2014年以来, 我国广东、湖南、甘肃、湖北等地围绕水污染而引发的纠纷接二连三出现, 促使相关部门开始规划修改《水污染防治法》, 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健全与优化。

2. 森林与农业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当前, 森林与农业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存在补偿主体单一、补偿浮动标准调整不足等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坚持扩大财税扶持力度、优化相关税费调节机制外, 孔微巍 (2012) 认为补偿资金融资渠道亟待多元化。

理论和实践证明, 发展生态农业是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有效发挥财税政策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作用, 邓远建 (2013) 创造性地提出了“益贫式”生态补偿的概念, 包括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农业生态人口流动和农业生态协作等“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以及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区域和人口发展等“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政策。

3.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由于缺少科学的政策引导, 我国各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成效不明显 (朱冬元, 2007)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克服困难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李勇 (2006)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收费政策, 提出了适宜的收费方法、收费标准和地区性的费率标准。邓晓兰、张雅丽等 (2008) 重点分析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税制问题, 认为应将资源税作为地方利益诉求的焦点, 尝试开征污染税改革试点, 平衡中央地方税负, 争取各方生态建设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吕雁琴、李旭东等 (2010) 指出, 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在税费设计上主要考虑的是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损失补偿, 而对其生态价值与矿山环境保护的作用涉及较少。

王智勇、黎菲 (2011) 以贵州省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其生态补偿为例, 建议改进转移支付办法, 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强化资源利用与生态补偿的税收政策, 如考虑将资源税与矿区使用费二者合一、针对矿山开采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征收交易税等;针对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生态价值及开发破坏修复资金不足问题, 可考虑在利用政府手段、市场手段的同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以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

4. 功能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在河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2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点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工作, 而部分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针对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进行了研究, 胡际莲 (2011) 认为各级政府需要从财税角度加强生态移民、生态恢复、生态产业升级和均衡功能区公共服务等的补偿性政策。徐莉萍 (2012) 认为, 我国应尽快打通主体功能区生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双轨通道。王亚俊 (2012) 则提出, 可结合本国国情适当借鉴西欧发达国家绿色增值税改革经验, 在增值税改革中引入差别税率制度, 对“两型”和非“两型”应税产品和劳务, 分别设置低税率和高税率, 通过税率杠杆加强功能区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

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产品低效率问题。杨勇等 (2013) 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较好的见解, 认为应修复我国主体功能区目前生态补偿财税制度存在的缺陷, 建议调整现有相关税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开整新生态税种;同时指出应从拓宽资金渠道、增加政府直接补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强化公共财政功能。

5. 区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探讨。

众多学者从区域性的角度出发, 对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朱晓波 (2005) 分析了辽宁生态环境存在问题的成因, 认为辽宁近期应从完善环保投入机制、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等方面优化财税政策。

梁红 (2008) 通过青海生态环境独特性及对全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及相关建议: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开征生态环境保护税、完善现行的保护环境税收支出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等。

徐政华 (2010) 围绕青岛生态经济发展的实情及配套财税政策的实践, 进一步探析了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模式及运行机制等, 建议综合运用财税政策进行干预。

刘强 (2011) 着重论述了包括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在国家层面的退耕还草, 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项目的财政支出政策, 并针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周建伦 (2011) 用数据剖析了相关财税政策在陕西省的非再生资源价值补偿方面的运用情况, 并归纳了我国非再生资源价值补偿体系的缺陷与不足, 建议从健全此类资源价值补偿的税收体系、推动横向纵向补偿的相辅相成等方面, 促进非再生资源价值的有效补偿。

李晶、杨乐 (2013) 认为财税政策在促进沿海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并列举了强化财政支出效果、严格补偿收费范围与标准, 以及改革环保相关税收政策,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等一系列财税措施。

王曙光 (2014) 以黑龙江的森林生态维护为例, 对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林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从加大财政投入、落实财政补贴以及完善消费与销售环节的相关税费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以上研究文献虽然在区域性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总的看仍比较零散, 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研究方法也较单一、研究结论比较粗糙, 可以说,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而事实上, 区域性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会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陈少英.建立与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的财税法律机制.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10;1

[2] .邓远建.“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23

[3] .傅春, 周迪.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生态经济, 2010;1

[4] .胡际莲.促进限制开发区协调发展的补偿性财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 2011;6

[5] .孔微巍.完善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商业经济, 2012;4

[6] .李海鸣.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思考.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0;3

[7] .李晶, 杨乐.促进沿海经济带生态文明财税政策大有可为.中国联合商报, 2013-07-03

[8] .李琦, 韩冰.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探究.税务与经济, 2007;6

拆迁补偿政策 篇2

三、统一拆迁标准

（一）被拆迁房屋补偿。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的，按照被拆迁房屋评估单价乘以被拆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确定。实行住宅产权调换安置的，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按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分别调换，根据市场评估价结算套内建筑面积价差，拆迁人免收公摊面积补差款。估价机构对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格应反映同时期、同结构、同用途、同类区域的二手房市场价格。

（二）政策性补偿。包括被拆迁人安装电话、有线电视、宽带、天然气、电表和空调移机等政策规定的补偿费用。

（三）政策性补助。包括临时安置补助费、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和搬家补助费。1.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有住宅房屋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按50平方米计算。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一次性发放6 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2.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拆迁商业、办公、生产用房等比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城区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准，由拆迁人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实际从业人员（不含临时人员）支付。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一次性发放3 个月补助费。3.搬家补助费。住宅每户补助1200元。非住宅由拆迁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或由拆迁人组织搬迁，据实补助搬家费用。

（四）政策性补贴。包括购房补贴和物管费补贴。1.购房补贴。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住宅按被拆迁房屋评估价的30%给予购房补贴；非住宅按被拆迁房屋评估价的20%给予购房补贴。2.物管费补贴。对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按普通商品住房建筑面积90平方米、1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一次性给子5年物管费补贴。

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研究 篇3

流域生态补偿是在区域合理分工条件下的用水权益让渡的利益均衡，在实施生态补偿时要考虑分工利益和让渡利益，这两者都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影响，从而利益补偿是一个随着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一方面，下游地区对流域上游地区提供的补偿标准与下游地区对水质和水量组合的偏好有关，偏好越强，补偿标准就越高；反之偏好越弱，补偿的标准就越低。下游地区的偏好与下游地区目标水量与实际水量的差距和目标水质与实际水质的差距有关，差距越大，偏好越强；差距越小偏好越弱。另一方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也与上游地区放弃部分用水权所产生的损失有关，损失越大，补偿的标准就越高。在制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时，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归纳起来，流域生态补偿是下游需求和上游损失的函数，下游需求越强烈、上游损失越大，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就会越高。

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框架

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应该包括约束下游地区用水需求过快增长、弥补上游地区保障下游供水责任而导致的损失和保障流域生态补偿行为常态化的政策。

（一）约束下游地区用水需求过快增长

实施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流域下游地区政府要根据可用水量，制订地表水用水总量、地下水可采总量、水功能区纳污总量、取水单位用水总量计划，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增长速度，严格控制缺乏用水保障的项目。

逐步形成和完善合理水价及其结构。逐步推进形成反映水资源供求状况、供水成本和环境治理的全成本水价制度，适时调整水价结构，使水资源价格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区域内用水许可证交易转让市场。建立用水许可证交易制度，探索取水许可证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拍卖等制度，提高水资源配置的效率。

筹集稳定供水保障基金。要从财政收入、水价收入、水资源费收益、用水许可证收入、污水处理费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建立供水保障基金，重点用于节水、污水处理、中水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植树造林等。

（二）弥补上游地区保障下游供水而导致的损失

支持生态建设和水利设施改造。要加大对上游地区植树造林、水土保持节水设施、洪水拦蓄、污水处理与利用的投入，积极提高流域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和保持水土的能力，改善上游地区水资源利用条件。

扶持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要保证生活用水、控制生产用水，保障生态用水，积极优化水资源利用格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扶持发展节水型产业。

扶持因实施水资源保护而受到影响的居民和企业。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支持生态敏感脆弱地区居民搬迁，扶持因实施水资源保护而受到影响的居民和企业，帮助居民改善生活条件，企业转变生产方式。

建立健全对流域上游地区财政减收的转移支付。在实施水资源保护初期，要以下游地区横向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为主，以产业帮扶为辅。在实施水资源保护中后期，要以产业扶持为主，财政转移支付为辅。

（三）保障流域生态补偿行为常态化

建立流域补偿常设机构及其运转机制。常设机构的成员由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政府专业部门以及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从长期来看，要建立与流域生态补偿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其相关措施，组织流域生态补偿的谈判等，成为流域生态补偿的组织者和监督者。

支持产业异地建设和税收区域分成。要从流域上下游地区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鼓励支持流域上游地区到流域下游地区的工业区内进行招商引资，举办工业企业，在流域上下游进行合理的税收分成。流域下游地区结合流域上游地区的资源环境状况，支持上游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耗水产业，保持流域上游地区经济总量的平稳增长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基本稳定。

分期建立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在初期，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以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为主体，流域下游地区资金为补充。在中期，要以流域下游地区资金为主体、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为补充。在后期，以流域下游地区补偿资金作为补偿资金的全部来源。流域下游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的资金政策来源要以财政预算支出为主体、以水资源利用相关税费为补充。

建立两类流域生态补偿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要将依托水质水量进行补偿和不依托水质水量的补偿有机结合起来，在初期要以不依托水质水量的补偿为主体，在中后期要依托水质水量补偿为主体。

二、建立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工具体系

（一）财政类政策工具

指政府设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增加或者减少财政投入规模、标准：

庇古税。即对流域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效应所征收的税收，主要是对“三废”排放所征收的各类税费，如污水处理费。对水资源比较紧张的流域，征收的各类税费要与治理“三废”的成本或者削减排放所增加的成本相当。同时，对水资源的利用，也可以征收一些特别税收，以控制不合理的水资源消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即上级政府和下游地区政府对流域上游地区提供的财政支持，转移支付的规模主要依据相关标准以及上下游之间的协议。我国对全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工程给予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这些项目对流域水源涵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补贴。即对流域内企业增加经济活动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的补偿，补贴要与增加的成本相当。补贴包括对上游地区的投资补贴、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对部分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采取补贴的方式可以对类似的经济活动起到激励作用，同时，补贴可以防止部分产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同类产品价格上涨，进而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

基金。即具有固定来源和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相对于税收而言，基金的征收和使用的专用性特征比较明显，开征的成本比较低，使用效果比较好。因此，在实施生态补偿的初期，基金将是一种重要的首选工具。

（二）信用类政策工具

基于总量控制基础上的权利交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用水结构调整：

用水权和排放权交易。基于水资源利用的许可证交易。用水企业要向水管理部门购买一定期限的用水权和排污权，企业获得取水权和排污权后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出售。政府可以通过许可证的发放对用水和排污实施总量控制，并筹集一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权利设置的范围内，超过权利设置的范围，该政策工具将失效。

碳汇交易。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我国可以在水资源比较紧张而下游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流域模拟碳汇交易的形式，鼓励支持流域下游地区到流域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和保护湿地，进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权。

生态标记（识）。对受环境影响比较大的产品赋予的社会信誉，比如原产地标志认证，它能够增加某个地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增加经济效益，也是对农业的一种间接补偿。

期货期权交易。即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跨期用水权利的交易，流域下游地区可以通过购买一定期限内的、达到某类水质标准的用水数量来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期货期权的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上游地区必须有相对稳定可靠的水源，即使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能够保障下游地区的用水，如果上游地区水资源本身就比较紧张，这个工具将无法实施。

（三）行政类政策工具

政府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各种行政干预：

罚款。对某些行为的处罚，比如超标排污罚款，它可以加大某些不利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行为的成本。

许可。对某些合法性行为的设置的前置条件，没有经过政府许可，不能从事相关行为。比如取水许可、排污许可。与许可紧密相关的是许可证制度。

限制。对某些行为的直接管制，比如环境保护总局近年来采取的区域限批，以及对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等就属于一种限制措施。限制是对某些项目实施了额外附加条款，甚至采取直接干预。

奖励。对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行为给予激励，比如水环境保护年度人物的评选、对采用先进工艺技术的企业给予奖励等。

（四）法律类政策工具

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到区域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此，需要随着水环境形势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制订流域生态补偿立法。整合现有涉及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制订专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以促进流域生态补偿关系的建立。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响应机制。当流域上游或者下游地区提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关系时，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程序自然启动，相关各方要积极参与，不得回避。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监督机制。赋予特定机构对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实施监督，建立和完善对流域生态补偿行为的监督机制，保障流域生态补偿的稳定正常进行。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现状评述 篇4

当前, “浮沉”天气和“雾霾”天气现象愈演愈烈, 影响范围由北方逐渐向南方多个城市蔓延, 这严重危害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喜人成果, 但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问题 (形势) 依然不容乐观。“浮沉”天气只是冰山一角, 其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在恶化, 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生态问题令人堪忧。因此, 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联动机制,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何桂梅等 (2011) 、丘君等 (2008) 和李文华等 (2007) 研究指出, 生态补偿作为国内迅速发展的热点领域, 是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区域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

2 生态补偿内涵及理论基础

2.1 生态补偿的内涵

介于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 国内外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已有的研究结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观点主要是针对自然环境。《环境科学大辞典》将其定义为生物体和生态系统面临外界干扰时, 所展现出的抵抗外界干扰、提高自身状态以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 或者是已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还原能力;亦或是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的补偿等, 或自然环境对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的缓冲作用。

第二类观点基于社会经济视角。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一种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手段。毛显强等 (2002) 认为, 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利用资源环境的行为收费, 提高其行为成本, 以减少该行为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 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收费的实质就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陈兆开 (2009) 也认为生态补偿就是环境资源受益者, 给予受到负外部性影响的主体一定补偿, 以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王兴杰等 (2010) 将生态补偿看成是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 认为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调节相关方利益关系, 使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综合起来, 可以认为生态补偿包括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的补偿 (缓冲) 和对相关行为的收费 (奖励) 两部分。虽然部分地区的生态补偿实践已取得了喜人成果, 但我国整体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仍不容小觑。

2.2 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2.2.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指, A (个人或组织) 在对B (个人或组织) 提供某项服务或劳动时, 伴随这一过程, 也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 (受损或受益) , 并且还不能对受影响的第三方进行补偿 (受损者) 或取得支付 (受益者) , 按第三方受到的影响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环境和资源利益相关者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 容易出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应归咎于外部性。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 庇古和科斯两位学者分别主张诉诸于政府和市场手段。

2.2.2 产权理论。

生态环境和部分资源大都属于公共产品, 伴随着环境利用和资源开采, 不可避免会出现“搭便车”现象, 甚至引发“公地的悲剧”, 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分析原因, 应归咎于环境资源权划分和界定不清晰。而产权理论可以解决该问题, 并有以下观点:通过产权界定可以明确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权界限, 促进产权人经济效益的提高, 减少“搭便车”和“公地的悲剧”的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生态环境问题。

2.2.3 和谐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都提及了“和谐发展”, 该理念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协调好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探寻当代人以及不同代际人之间的补偿方式和途径, 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要实现后者的和谐仍需取决于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 归根结底要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综上可知, 保护环境是实现人类和谐发展的前提。

3 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综述

3.1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 生态补偿研究对象可归为4大类, 即生态要素补偿研究, 主要包括森林和矿产资源;区域生态补偿研究, 集中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功能区补偿研究, 分为水源涵养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此外, 较早时期的排污收费制度和传统的环境价值研究严格意义不属于生态补偿研究, 但确是早期生态补偿研究的雏形。归纳起来看, 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补偿原则、利益相关者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 、补偿标准、补偿形式和资金筹措等。上述研究以文献梳理法为主, 实证分析法为辅。研究思路一般是首先界定生态补偿的概念, 然后在概念框架内展开相关分析, 有学者借鉴了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 丰富了国内的生态补偿研究。国内学者对具体生态补偿实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探讨, 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为我国改进相关补偿制度提供了借鉴思考。如高新才 (2011) 分析了甘肃矿产资源开发的补偿政策和实践, 阐述了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最后从法制保障、资金管理和监督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意见。刘通 (2007) 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利益补偿政策法规进行了归纳总结, 分析了政策实施取得的成效, 指出了补偿范围和标准、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欠缺, 最后从5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郑海霞 (2010) 指出,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流域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 有利于协调水资源利用和减少用水冲突, 提出了在建立全国层次补偿框架的基础上实施分层补偿等一系列建议。

3.2 对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评述

我国已经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有:生态环境补偿费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 ,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 (20世纪90年代末) , 公益林补偿金政策、占用耕地和开发矿产资源的补偿政策、生态扶贫和移民政策、自然保护区及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 (21世纪) 。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和恢复生态, 协调地方经济发展, 建立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 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3.2.1 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

第一, 缺少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大多为区域性政策, 多是从当地 (区) 的生态环境出发, 针对某一种或几种生态要素设计的政策, 导致生态补偿的总体目的难以实现。第二, 生态补偿政策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一些补偿政策大多是以项目、工程或计划等形式组织实施的, 存在着确定的影响期限。第三, 生态补偿政策带有明显的部门色彩。在实际工作中, 相关职能部门仅从本部门的生态保护责任出发进行政策设计, 忽视了总体利益。

3.2.2 生态补偿机制亟待改进。

第一, 补偿标准偏低, 且计算方式尚未统一。生态补偿服务的理论价值是补偿标准确定的基础, 但理论价值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 更不能用于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 因而不能形成全国统一标准。第二, 补偿资金利用效率低。地方政府补偿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 能够真正用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仅是一小部分, 相当一部分都被当地政府用作了其他开支。第三, 缺乏完整的补偿原则。现行的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眼前和局部矛盾, 如跨区占用和交易等, 但都没有涉及到如何实现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的最优配置和代际公平等内容。

3.2.3 生态补偿开展的保障措施不完善。

第一, 生态补偿的立法和制度缺位。目前中国在专门的生态补偿法规和立法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如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补偿机制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导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直接影响了生态补偿活动的顺利开展。第二, 资金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干涉, 并未形成自发的环境权交易市场,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融资机制。

4 生态补偿政策研究展望

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 有关生态补偿的概念、补偿标准、利益相关方的界定和资金管理等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对现行生态补偿政策的定量评价研究也较缺乏, 此外, 对于符合我国国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上述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现从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第一, 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强化。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概念仍没有达成一致, 采用的测量指标各有所异, 生态补偿的支付标准多种多样, 未形成统一的支付标准, 仍需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完善。

第二, 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当前生态补偿重点不突出;利益相关者认定标准模棱两可;有关生态补偿市场融资的配套服务欠缺;资金用途缺乏必要的监督。这些问题作为深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重要创新领域, 可以通过大量分析来补充完善。

第三, 关于生态补偿微观视角的定量分析尚需进一步加强。目前, 相关文献主要基于宏观视角来进行研究, 定量分析生态补偿的文献极少。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补偿进行定量分析或许是未来研究的趋势。例如,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 利用现行的计量软件, 对具体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进行测评, 并探析影响政策和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这也是生态补偿定量分析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步骤。

第四, 关于生态补偿的本土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研究是从国外开始的, 而生态环境问题却在中国愈演愈烈, 因而基于中国特殊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再加上不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迥异性, 要充分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 就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而分类补偿政策也是我国未来生态补偿本土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摘要：近年来, 为遏制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进一步恶化, 政府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政策。鉴于此, 首先介绍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探讨了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接着对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简要评述, 在此基础上, 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留村无非法拆迁补偿政策 篇5

企业拆迁赔偿项目主要是四块:

一是房产价值赔偿;二是设备设施赔偿;三是停产停业赔偿.四是搬迁奖励赔偿.房产价值赔偿方面主要由房产和土地使用性质决定;

政策补偿 篇6

一、浙江省财政支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试点范围

2009年，浙江省开始在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和省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的县（市）中选择一个乡镇或一个村进行试点。2012年开始，在海宁、临海市开展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省级试点工作，并逐年扩大试点范围，2013年将桐庐县等9个县（市）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进一步将嘉兴市所辖县（市、区）纳入试点范围。省财政积极增加财政投入，由2012年的1911万元增加至2014年的9101万元，三年来省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61亿元。

二、浙江省财政支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做法

浙江省财政以加强耕地保护为目标、保障粮食安全为导向，突出重点，制定了试点补助政策。

（一）加强耕地保护为政策目标。试点政策目标为，实行保护责任与资金补偿相挂钩，构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力保集中连片、a优质耕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投入机制，制定补偿资金筹措、分配、使用、管理制度。

（二）保障粮食安全为政策导向。为突出耕地保护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省分配补助资金时将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作为重要因素，分配权重占60%。同时要求各试点县在制定补偿方案时实行差别补助标准，补偿政策向种植早稻等粮食作物的基本农田倾斜，引导和促进粮食生产。

（三）突出补偿重点。耕地保护补偿实行面上补偿和重点补偿相结合。补偿重点区域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确定。省补助资金由试点县统筹使用，重点补助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用于对土地承包经营户的直接经济补偿和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保护和开展基本农田基础设施日常维护等支出。

三、试点政策成效

（一）初步建立了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大部分试点县初步建立了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机制，制定了补偿政策，明确了资金来源、补助对象、标准、方式和发放程序等。（1）补助对象方面，有的单独补贴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平阳县、安吉县、武义县、岱山县、松阳县等5个县；有的补贴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如桐庐县、海宁市等2个县；有的补贴给种植农户，如临海市。（2）补助标准方面，补贴到农户个人的，30元/亩·年到120元/亩·年不等；补贴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合不同耕地保护工作绩效，每个村2万元/年到10万元/年不等。（3）补助方式方面，有的分重点区域补偿和一般区域补偿；有的实行基本补偿与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有的根据以违法用地情况为主要内容的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情况给予补助。

（二）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收入。试点政策对耕地保护主体给予补偿，直接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收入。2014年度全省累计拨付耕地保护补偿资金2.01亿元，其中补助给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1.4566亿元，涉及乡镇240个、行政村3967个、耕地面积517.45万亩。虽然目前的补偿标准不高，发放给个人的资金有限，但充分体现了政策的普惠性。

（三）提高了耕地保护意识，遏制了违法用地现象。通过试点政策宣传和政策激励约束，明显增强了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提高了耕地保护意识，有效调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各试点县将耕地保护补偿与土地管理工作绩效，特别是违法用地防控工作紧密结合，有效遏制了违法用地现象。如海宁市每亩补偿100元，对发生违法用地的，扣发补偿资金并要求整改。这几年海宁市违法占用耕地的比例明显下降。

（四）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为农田基础设施维护和修缮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耕地质量和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部分试点县将补助政策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挂钩，重点补偿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耕地，有效促进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如开化县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内种植早稻的补助标准为100元/亩·年，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补助40元/亩·年，充分体现向种植粮食作物区域倾斜的政策导向。

四、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浙江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显现出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较单一且不稳定。目前试点县补偿资金来源主要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简称新增费），来源较单一并且收入不稳定。首先，新增费面临减收。国土资发〔2014〕18号文件明确，加强年度用地计划与规划的衔接，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重点控制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建设用地规模。这意味着如果新增费征收标准不变，新增费将面临减收。其次，新增费作为造地改田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按规定还需保障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等支出，可用于耕地保护补偿的资金相应减少。再者，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年度间用地计划指标使用量不均衡，新增费收入不稳定。

（二）耕地保护补偿面临“补少不起作用，补多没有财力”的困局。有学者研究提出，耕地保护补偿实质上是对耕地使用限制的补偿。补偿的具体标准根据正常市场条件下的耕地转为最佳利用方向（可定义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价值与原正常市场条件下农业用途价值的差额测算确定。我们可以将此差额当作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从耕地保护补偿单项政策看，目前实行的补偿标准，远未达到耕地保护主体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对农户发挥的激励作用有限。同时从目前的财力状况来看，难以实现补偿标准与耕地保护主体的机会成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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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地补偿标准难以准确计算和确定。耕地保护行为对于农民和地方政府而言都存在机会成本。当耕地维持农业用途时具有农业生产价值、生存保障价值、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这些价值的归属难以准确划分，价值大小也难以精确计算。同时部分耕地资源价值已在市场交易中得到补偿，部分价值被耕地盈余区的耕地使用者享有。不同区位的耕地保护机会成本也不同，城镇周边的耕地的机会成本要大于远离城镇的。由于影响因素较多，对不同补偿对象的补偿标准难以准确计算和确定。

（四）国家层面未明确具体要求，省级政策制定有难度。中央十分重视耕地保护补偿工作，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2011、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国务院164次常务会议等多次提及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问题，但未出台具体指导性意见。省级层面在资金筹措、使用等方面均存在困惑，制定全省框架性政策有难度。

五、财政支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政策探讨

（一）建立资金投入长效机制。需进一步拓宽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除新增费外，具有耕地发展权跨区域补偿性质的土地指标调剂收入可作为来源，此外还可以在土地出让收入和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中安排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部分资金。同时中央应合理提高耕地占用税和新增费征收标准，使占用耕地的成本能如实反映耕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耕地保护成本。

（二）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目前浙江省正开展粮食生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加大粮食生产补贴资金在县级的统筹整合，使得原本“多、散、小”的资金发挥集聚效益，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这些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体现了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补偿。目前与耕地保护相关的政策和资金仍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如粮食生产功能区水稻生态补偿政策和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在补助对象和用途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可研究采用因素法分配，切块下达，由市县统筹用于耕地保护补偿。

（三）实行差别补偿和重点补偿。《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耕地保护的目标是实现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即耕地数量和质量的总体平衡。这要求在补偿制度设计上，既要以耕地数量为因素，也要与耕地质量情况挂钩，对不同质量和区域的耕地，在补偿政策上应有所区别。目前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浙江省正在开展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划定工作，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应该与此项工作成果衔接，补偿政策向优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倾斜。

（四）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补偿资金的筹集能力会发生变化，各地可以结合各阶段的财力状况，以一定年限为周期确定动态补偿标准。为更好发挥资金效益，在补偿标准相对不高、农田基础设施条件较落后、村集体经济困难的状况下，补偿资金可着重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田基础设施维护和修缮，反之，加大用于农户直接补偿的比例。

（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耕地保护补偿涉及面广，资金需求量大，各地应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先选择重点区域的基本农田开展试点，建立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总结经验，再扩大到所有基本农田，最后到所有耕地。

（六）与降低耕地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收入相结合。在当前耕地保护重点转向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背景下，耕地保护补偿不能单纯依靠直接经济补偿，还需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等途径，降低耕地经营成本，提高农民耕地经营收入，激励农民耕地保护的主动性。

（作者单位：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

责任编辑：洪峰

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配套政策 篇7

关键词：公立医院,费用控制,补偿机制,配套改革

以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医疗、医药与医保“三医联动”配套,需要财政补贴、基本医疗体系建设,尤其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医保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与政策完善。

1 完善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贴机制

目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基本上是行政化的单一补偿方式。同时,新医改存在简单化地追求政府投入增加的倾向,并在基层医院采取了通收通支与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政府投入的增加难以改变医疗机构的行为和解决看病贵等问题。在构建公共财政制度的背景下,不仅要加大“补需方”的力度,更需要采取市场化的财政补偿方式,以需方团购促使医疗机构竞争性提供高质低价医疗服务。在全民医保制度下,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应以突出其公益性为目的。为此,要改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运行机制,按照公共财政改革要求,实行政府投入统一核算,推进医院财政体制和财务会计制度改革,并使财政补偿与医院人员经费脱钩,而与医院承担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挂钩。一方面,要明确财政补偿范围,重点应补偿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或技术发展、公共卫生服务、指令性任务或公益活动等专项补助;另一方面,财政补偿的数量与方式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补偿的标准,按地域、医疗机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公立医院以及县及县以下公立医疗机构补偿力度,使政府补贴成为公立医疗机构固定成本和社会功能投入的主要补偿渠道,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2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应因地制宜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时间较短,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认识程度、管理手段、管理措施、“一体化”程度尚有许多不足。不同地区间医保发展差距较大,在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上,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支付方式。因此,支付制度改革要与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卫生资源、医疗服务体系等基础条件与管理水平相适应。需要强调的是,在医疗费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必须兼顾医疗服务供求双方利益,并将公立医院的内涵建设与外延发展、控制医疗费用与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服务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起来。支付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探索过程,是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利益不断博弈、调整和完善的过程。支付制度改革应该因地、因病制宜且趋向多元化,要把总额预付、按病种、按服务单元、按人头等预付方式与项目后付方式相结合,建立多元化、混合化费用支付体系,以消除单一支付方式的负面效应而追求综合效应。

3 医保管理能力与方式转变

在医疗费用支付中,医疗机构与医保机构存在目标取向上的不一致性,两者间形成了博弈关系。只有当两者之间形成具有约束力协议并风险共担时,才能形成合作博弈关系。显然,支付制度改革对医保机构医疗费用管理理念、方式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预付制,需要支付方对医疗服务费用与质量建立科学严谨的测评体系,建立医保基金风险共担机制,才能合理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保支付水平的可预见性,从而实现医保、医疗和患者三方在支付水平可接受性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只有在医保补偿预算指标分配公开化、分配过程透明化、分配结果合理化,医保部门对医疗机构从单纯费用管理与控制转向合作与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机制,才能有效促使医疗机构主动提高内部运行管理水平,医保机构也才能从事后费用监管转向对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

4 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政府要强化区域卫生规划的作用,明确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并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机制的转变,促进城乡、地区甚至不同阶层间基本医疗服务制度的均等化,这是政府的必然职能。医保支付方式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有效政策工具,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有利于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基本医疗服务制度的构建。为此,必须重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导向作用,推动建立有序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使医疗资源更多地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提高可及性与公平性。

5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公立医院采取适应性改革,比如,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和管理改革、诊疗规范体系和疾病分类体系管理、质量控制与绩效管理、监管机制建设等,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技术支撑。医保对公立医院补偿多少、如何补偿,将由医疗机构与医保机构协商谈判决定,公立医院需要法人化改革从而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才能作为市场主体独立承担相应责权利。为此,公立医院管理、经营与监管体制改革成了现实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

6 医疗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改革单方面的政府定价机制,形成由医疗服务方、付费方参与的社会协商定价机制,从而采取市场化定价机制。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要根据医疗成本的变化,考虑医疗服务供求双方的利益,从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在公立医院获得经营自主权,政府又间接监管医院的情况下,医疗价格对于医院行为的调节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就药品价格而言,解除药品加成管制,允许医疗机构以医保打包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来平衡医药价值,会有效扭转医疗服务价格扭曲现象,并降低医药费用水平。

参考文献

[1]谢春艳,胡善联,等.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与经验[J].中国卫生经济,2010(5):27-29.

[2]顾昕.公立医院补偿的关键是医保付费改革[J].中国医疗保险,2011(9):8-11.

生态补偿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篇8

1 生态补偿与林业的涵义

1.1 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公共制度, 其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和发展机会成本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调节功能, 协调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1,2]。

1.2 林业

林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之一, 包括造林、育林、护林、森林采伐和更新、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采集和加工等。林业生产通过培育和保护森林以获取木材和其他林产品, 并利用林木的自然特性以发挥其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环境等重要作用[1,2]。

2 生态补偿政策提出的背景

2.1 生态效益在价值形态上不被社会认可

由于广大群众的接受和认知能力不同, 加上一些人被眼前局部利益驱使, 导致其在社会活动中只为谋私利, 忽视生态效益, 造成生态效益并未得到广大社会群众的认可, 遭到孤立和漠视。因此, 要开展生态补偿效益,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中不断进行生态效益的计量研究, 使之成为公认的社会价值形态。

2.2 现实中环境管理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但仅仅靠一套制度安排而没有相应的拨款来保障需求的满足, 很难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供需平衡。因此, 要想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就需要将生态管理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配套执行。

3 生态补偿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3.1 增强林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大部分共同组成了森林的效益。经济效益表现为生产木材、食品、药材、轻化工原料等。森林的生态效益表现为维持物种繁衍所需的环境、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净化空气、改良小气候和地方气候、美化环境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是森林具有的特性和本质。

3.1.1 经济效益。

由于建立森林生态保护区的地区大多为欠发达地区, 其面临着生态植被脆弱、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信息闭塞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而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还面临着把生态建设和脱贫致富以及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有效结合保证相互协调的难题。生态保护政策付出了生态保护方面的必需投入, 而且承担了生态保护所需的机会成本, 探求出了切实可行、富有效率、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机制以市场作为基础, 以利益为驱动导向, 以合作共赢为发展基准,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使生态保护区域的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把林业生态建设与林农增收紧密结合起来, 使公益林与商品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得到同等保障, 已成为巩固和扩大林改成果, 促进林农增收致富, 解决广大林区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3,4]。

3.1.2 生态效益。

生态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而目前我国的林业建设正在不断从以开采砍伐木材为主逐渐转变成为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主, 林业生态补偿机制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生态建设中采用大量“退耕还林”、“以能代赈”、“休樵还植”等措施, 不仅大量地减少原生态植被的砍伐, 使得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发生一定改善, 同时也转变了能源保护区的能源利用形式, 促进能源使用更加清洁和可持续[5]。

3.2 促进林业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

林业具有很高的经济、生态以及社会效益, 林业在享受生态补偿的情况下正在不断地向生态经营发展。旨在不断地改变以往盲目地不顾生态环境建设而造成环境恶化和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 以有效地解决“国家要生态, 地方要发展, 农民要增收”的一系列问题, 促进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 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促进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摘要：阐述生态补偿与林业的涵义, 分析生态补偿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其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以促进我国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补偿政策,林业发展,环境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为.延边林业发展对策研究[D].延边:延边大学, 2009.

[2]浣成.广州市林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09.

[3]李文华, 李芬, 李世东, 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 2006, 12 (5) :677-688.

[4]曹小玉, 刘悦翠, 郝红科.建立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构想[J].西北林学院学报, 2006, 21 (2) :23-26.

政策补偿 篇9

关键词：青海,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7日

青海省草地资源丰富,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牧区之一, 又是三江发源之地, 其环境效应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就青海牧区而言, 由于牧场缩小, 单位面积载畜量相应增加, 超过了自然恢复的限度, 引起草原退化, 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关键在地方政府。

一、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内涵和意义

(一) 内涵。

从经济的角度看, 生态补偿是一种环境经济手段。一方面草原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草原资源过程中, 对草原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一是“受益者付费”, 即由政府或具体受益者对实施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 进行必要的补偿;二是“破坏者付费”, 指消耗草原资源或对草原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生产、开发及经营者为恢复草原生态环境而支付的补偿;三是指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 进行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行为, 以及给予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 政策上的优惠等行为。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 草原生态补偿是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和保护成本, 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 调节草原生态环境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安排。

(二) 意义。

草原的价值从空间上看超越草原自身区域价值, 超越了空间的局部利益, 形成对邻区和更远地区的扩散和迁移, 草原的破坏会直接危及整个中国, 甚至对全球都有影响。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有重大的意义。

1、生态意义。

草原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多种生态功能。尤其是青海的三江源作为我国水资源的主要发源地和涵养区, 是长江、黄河、内陆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和补给区, 是阻挡河西风沙源区沙尘、保护河西绿洲的重要生态屏障。由于草原近几年生态系统的退化, 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出现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量增大的干旱化趋势, 并造成冰川萎缩、湖泊水位下降、河流径流减少、气候变干, 灾害增多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2、经济意义。

一方面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落实补奖政策既可以直接增加农牧民收入, 又可以加强饲草基地建设, 推进农牧互补, 提高草畜业效益, 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草原是一种公共产品, 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积极变化会给相邻区域带来生态利益。青海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可能会丧失许多发展机会、付出机会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合理体现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品的价值,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3、政治意义。

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也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 增加牧民收入, 提高牧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是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草原牧区作为民族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 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任。草原放牧是青海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落实草原补奖政策, 对于推动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 增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 构建牧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青海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潜力分析

(一) 政策与资金的支持。

2006年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加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 2010年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会议决定, 从2011年起, 在内蒙古、新疆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 , 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央财政安排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4亿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实施禁牧补助;二是实施草畜平衡奖励;三是落实对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四是安排奖励资金。从政策的制定到财力的支持都显示政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问题的重大思考, 我国草原生态问题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青海省政府为了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落实到牧区、草场、牧户, 依据国家指导意见制定了《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意见 (试行) 》, 对政策实施的目标、任务、措施等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 编印了汉、藏、蒙三种文字的《青海省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50问》, 对390名牧户信息采集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集中进行培训。按照财政部和农业部要求, 结合实际, 在做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前期七项工作的基础上, 编制了《青海省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方案》。选择有代表性的6州15县、45个乡、135个村, 组织开展了入户调查和模拟测算工作, 对制订的方案进行了模拟验证。在此基础上, 经过广泛征求各地意见建议, 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 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

生态文化是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概括, 是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信念、价值理想、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生态文化是人类对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反省, 是高度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青海藏族形成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草原人文环境。藏族生态文化流传至今所倡导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藏族的生态文化提出了万物一体, 崇敬自然, 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 构建了自然、人文生态系统, 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奉行和谐节制的生活方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高原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正因为这种和谐的藏族生态文化以及对自然与生命的虔诚和向往, 使青海藏族表现出感恩于自然与生命的博大宽容。这种生态伦理观已渗透到了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草原人整天接触大自然, 投入的感情和智慧最多, 因此他们也最懂得草原, 最会利用草原。这种草原文化体现了生态文明深厚绵长的精神和理念。

(三) 西部大开发促使城镇化建设。

为了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 党中央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对一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化、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生态移民, 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小城镇作为城市、农村的连接体和中转站, 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生态移民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是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关系的客观要求, 也是带动农村市场化、城市化、文明化、现代化水平提高, 使农村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的主潮流。青海省政府从2003年开始, 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牧民进行整体搬迁, 迁往保护区外生态条件相对较好、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州、县政府所在地, 引导牧民转产, 从事非牧产业。同时, 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 移民迁入后, 搞半舍饲畜牧业, 草场实行季节性禁牧。在一些具有地理区位优势或具备比较完善的交通条件、市场集散功能较明显的地区, 组织建设物流中心, 充分发挥商品流通业辐射、扩散作用, 带动周边农村、牧区工业的发展, 促进小城镇崛起, 消化农牧业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小城镇化的建设既可以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 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青海省政府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与建议

(一) 意识与行为的脱节。

环境意识是一个从认识环境到形成关于环境的稳定的态度, 并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的过程, 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认知、态度、评价、行为上的多层面的客观反映。在环境意识的支配和推动下, 主体便会产生相应的环保行为, 形成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的行为。为了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落实到位, 青海省政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广泛进行了宣传,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当地牧民充分理解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项惠民政策, 既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对当地牧民来说, 草原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存的基础, 离开以往的生存依靠便会产生不安的心理, 会担心今后的生活, 很难短期内根本改变, 在自主创业、增加收入方面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热情, 收入渠道极窄。同时, 由于长期从事畜牧业, 劳动技能单一。

建议:对于牧民的环保行为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 加大对牧民的智力投资和技能的培训。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 向公众普及环境知识, 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 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 积极投身环境保护。

(二) 牧民“等、要、靠”的思想惰性。

草原生态补偿是一项针对牧民的惠民政策, 多数牧民对中央和国家有关农牧业方面的政策、规定知之不祥, 只知道是“一个好政策”, 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有什么内容、如何建设、建设成什么标准, 特别是自身怎样参与、配合和努力, 牧民们一片茫然, 甚至有些牧民认为既然国家提倡退牧还草, 那么对于失去牧场的牧民国家就应该养着他们, 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等、要、靠”思想。“等、靠、要”的思想使牧民等待国家援助资金, 靠上级财政拨款, 而不是自力更生地去发展, 依赖意识特别严重。同时, 由于大多数牧民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验, 不愿接受新事物, 排斥市场经济、农业科技信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经验, 对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观察别人用的结果再作决定”思想意识守旧, 封闭、保守观念较强, 也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信息, 视野狭窄, 以“小家”为中心, 得过且过, 日子久了便养了惰性, 形成蝴蝶效应。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农牧民封闭保守, 缺乏顾全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和响应上级方针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

建议:当地政府针对当地牧民的文化程度深入宣传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对自力更生的牧民给以鼓励和优惠政策。同时, 要加大科技培训力度, 让牧民树立信心, 信心才是力量之源, 不甘心落后才有动力, 集思广益谋发展, 积极探索发展之路。

(三) 生态补偿政策的连贯性。

草原已成为全国性公共物品,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享受到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的地区和人们却并没有为此支付费用, 而广大草原地区的人民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生态补偿政策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建立在“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 责权利一致的良性运行基础上。此外, 我国的生态立法落后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实践, 在处理各类生态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资金筹资机制, 使得草原生态补偿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没有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导致政出多门,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管理的混乱和困难。

建议:建立目标责任机制, 不仅仅是明确中央、省级地方政府在草原保护和建设方面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明确受益地区、受益人群有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出资的义务, 制定相关生态法律规制, 落实监管责任,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形成政策合力。

参考文献

[1]宋宗水.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2]郭升选.生态补偿的经济学解释[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6.6.

政策补偿 篇10

关键词：甘肃,医学教育,成本核算,补偿政策

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由于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甘肃省的医学教育存在着办学规模小、办学层次不高、师资短缺等问题,因此为了加快甘肃省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确保医学院校的长远发展,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相关地区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成本核算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制定一套完善的成本核算机制。

1医学教育成本的界定以及核算

教育成本可以从狭义的和广义的两方面来进行界定, 狭义上来说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对教育成本进行界定的,广义上来说是从会计学的角度来对教育成本进行界定的。通常对医学教育成本的核算是从会计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指的是医学院校在进行医学人才的培养时所投入支付的所有费用的总和,其中学校发生的一些与培养学生无关的费用支出、社会以及个人投资于医学教育所丧失的机会成本等都不属于医学教育成本的范畴之内。

医学教育成本从会计学的角度进行核算首先将学校所投入的教育总成本计算出来,然后将其分摊到学校的各个部门中,分别核算出行政、后勤、教学以及科研部门的成本,接着按照合理的系数将行政和后勤的成本费用分摊到科研与教学这两个部门的成本中,进而形成以科研和教学为主的支出成本,最后再根据相关的成本数据计算出每个医学生人均的教育成本。在整个医学教育成本核算的过程中,要保持分摊系数的合理性与客观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医学生的人均教育成本核算进行分摊并细化,进一步为分析与控制成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医学教育实施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2.1成本控制离不开成本核算

成本控制与成本核算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本控制需要以成本核算为基础才能实行,这就说明了成本控制是离不开成本核算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不是由每个学校制定的,而是由国家确定的,因此在成本核算与成本控制方面,高校之间不存在竞争性,这也就导致了高校严重的缺乏成本核算与控制的动力。近些年来一些医学院校没有将一些闲置的房屋设备等有效的利用,却兴建了一些耗资巨大的楼房,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学生的经济支出以及国家的财政增加负担,因此高校实施成本核算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促进高校的人事改革,进一步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成本控制的力度。

2.2成本核算机制是完善教育收费制度的关键

学费是学校教育成本的一部分,我国将个人教育成本补偿的比例设置为25% ,但实际上我国大部分院校都将个人教育成本补偿的比例设定为了36. 74% ,比世界银行所规定的30% 还要高。显然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实际收费份额相对于规定来说是过高的,造成我国高校收费份额过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国教育成本核算不够规范,缺乏一套完善的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机制,这就导致了在制定学费标准时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因此教育成本核算的客观性是高校收费能够保持公正合理的前提条件,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成本核算机制可以进一步促使教育收费制度的完善,使收费标准更加的客观性。

2.3医学教育的社会性要求实施成本核算

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先进的医疗设备支撑, 还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水平的医学人才的出现,这就体现了医学教育的社会性。因此只有加大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才能使我国整个社会的医疗水平不断地提高。加强对医学人才的培养,需要国家和个人共同的投入才能完成,因为医学教育在给社会带来效益的同时也给个人带来了收益,它的受益对象属于公众性的,因此医学教育的费用由受益主体也就是国家和个人来承担体现了合理性和公平性,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国家和个人各自分担的成本比例为多少才合适以及收费的依据等都是需要衡量和深入分析的问题,因此实施成本核算是很有必要的。

3甘肃医学教育补偿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医学教育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相比具有教学内容实践性强、投入高且学制长等特点。医学教育中有两年的临床课程需要有较为完善的实习条件,这是一笔较大的成本支出,而且医学教育中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实验用品,大多数的材料都属于一次性消耗不能多次使用的,这就消耗了大量的成本投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医学实验标本和医学实验材料,如尸体、动物等都需要耗费许多人力、财力和物力来投入及管理。这些支出对于医学教育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造成了医学教育成本的普遍偏高。甘肃省属于我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甘肃的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少数民族学生多、贫困生多、农村学生多等问题, 因此国家应实施补偿政策,多渠道的拓宽资助资金的来源, 使高校贫困生能够共享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针对医学教育,相关的政府部门应有所偏重,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拨款标准,弥补医学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为医学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而确保医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4甘肃医学教育实施成本核算的优化措施

4.1改革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

目前我国缺乏一个统一的成本核算制度和体系,要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就要选择适当的成本核算方法,成本核算方法可以分为会计法与数理统计法,由于数理统计法的准确率较低,而且成本的使用价值也不高,因此使用会计法来进行成本核算是最有效的。但现行的高校教育会计制度是在多年前建立的,已经无法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改革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4.2建立医学教育成本核算监管体系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与成本核算制度相匹配的成本核算监督管理体系,使医学教育的成本核算在相应的规范及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够使医学教育成本核算更加的真实可靠,进一步的为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4.3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

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医学教育成本核算顺利有效的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对会计人员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的提高,定期组织一些与成本核算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培训,为会计人员提供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使会计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地提高,从而为提高医学教育成本核算奠定良好的人员基础。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