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文献综述（精选四篇）
认知语言学文献综述 篇1
关键词：制度背景,认知机制,价格发现,路径依赖
1 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邹朋飞、袁蕾、尹筑嘉 (2005) 等人认为, 所谓制度变迁, 是指通过改变投资者的行为, 使市场运行的结果和功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制度的替代、转变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不断指引着市场的发展方向, 并在证券市场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市场建立与发展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讲, 其实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由于现阶段中国正处于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 我国国内学者在分析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时, 大部分都将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目前, 中国证券市场仍然处在剧烈变化的阶段, 与西方很多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的国家具有很大差异。当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证券市场, 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而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基础结构并未定型, 市场是一种筹资制度安排而非投资制度安排,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便于筹资而制订, 某种角度上来说, 一个市场制度的制订, 可能会引起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改变, 从而引起投资不当, 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和反思。
2 股票市场制度背景和认知机制的关系
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然而, 制度的变迁, 是由于制度成本和效益的存在而导致的, 制度变迁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所谓路径依赖, 简单讲就是当前已有的制度决定了投资者的各种选择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证券市场未来制度选择的情况。
Smith和Mill (Acemolgu, 2005) 认为, 只有研究和产生一套制度演化的理论, 才能深刻地理解制度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又如何为人类行为使用。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制度改革, 都有其特定的路径依存, 带有非常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在资本市场中, 进行信息披露应该充分考虑投资者理性因素与有限注意等非理性因素。有限注意是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质是人们根据对信息的主观认知进行判断并作出投资决策, 这种行为模式往往导致投资者做出次优选择, 并引发投资者有限注意的机会主义行为被过度利用, 如在企业在投资者高估股票价格时进行股票增发, 上市公司在新股发行前进行盈余管理和操纵利润等。
在制度变迁的演化过程中, 应该客观的看待认知的路径依赖性, 历史的看待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认知的意义和作用。按照North的观点, 制度理论的问题本质上其实是认知问题, 弄明白这个问题, 关于制度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对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理论的研究, 目前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缺乏一个从内部微观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视角, 更缺乏将微观层面的变化与宏观层次演化联系起来的分析机制。有关制度研究中没有对认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路径依赖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涉及到多维度、多因素的复杂过程, 以往对认知的研究缺乏演化的观点。
3 制度背景和价格发现的路径依赖关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双重压力下, 市场经济波动剧烈, 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各项制度的颁布和推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制度是一种社会规则, 它能够约束和协调资本市场, 从而影响资本结构行为选择。
《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研究》中, 皮六一 (2013) 指出, 我国对资本市场制度的研究, 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一种是制度变迁和改革的角度, 另一种是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角度, 两个研究方向是相对独立的。张肖飞, 李焰 (2013) 在《股票市场透明度对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基于开盘竞价方式转变的事件研究》中指出, 在股票市场的交易机制设计中, 有效的市场透明度能够促进价格发现效率, 提高市场质量。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7月1日开盘集合竞价由封闭式转为开放式的事件, 从市场信息披露的角度解释了股票市场透明度对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 得到结论:市场透明度的提高阻碍了资本市场价格发现的过程, 导致开盘价格发现效率降低, 意味着开盘集合竞价透明度的提高并不能有效提高市场质量。
4 结论
以上研究成果证明, 制度环境确实是影响或者说决定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因此, 要提高证券市场的股价信息效率, 首先要从源头上加强和完善制度环境的建设,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好的法律保护制度、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收集成本、鼓励风险套利者积极挖掘和生产公司特质信息、为公司特质信息资本化提供便利条件 (例如降低股票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 近年来,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 以代表性偏误、过度自信等投资者认知为基础的竞争性假说开始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投资者有限理性作为认知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被经济学家用来解释证券市场价格行为。“有限注意”作为投资者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研究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Sherman, Ann E., “Global Trends in IPO Methods:Book Building vs.Auctions with Endogenous Ent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004.
美术语言研究文献综述 篇2
对于美术语言的探讨和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美术界的热点，是理论家和艺术家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所以历来的文献著作中，专门论述语言和在论述绘画思想和画评中论及语言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这些文章中，从不同的侧重点谈到语言，有代表性的论述方式和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从材料的角度论及语言
陈璐的《材料·观念·艺术语言》专门论及了材料与语言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材料的变革演绎着观念的更新，而观念的置换则决定着材料在艺术中的语言价值和意义，材料和观念的变革是艺术演进和发展的主体，是它们的变革带来了艺术语言的演变和发展，从而带来了艺术视觉形象的演变和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人类艺术从观念到形式的演进，都与艺术材料的变革紧密相连。艺术视觉形象的演变，恰是在观念的变革下，艺术材料变革所带来的艺术语言从形到质的演变结果。并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材料——艺术的材料——变革和发展的历史，一部人类关于材料的观念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一部艺术的语言方式演变的历史。
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观念变革下材料对艺术语言的开掘从外部向内部的延伸。材料使艺术得以存在和彰显，还使艺术得以物质呈现。纵观人类利用材料来创造艺术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一种新的艺术材料被发现发明和应用，都意味着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被创造和应用。对材料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外部形体到内部蕴含的发现延伸过程。早期对材料的认识局限在材料的外部形态上，即对材料的形状、颜色、硬度、质地等感性和直觉上的认识。使材料在艺术里具有了一种单纯的规定性，及材料仅作为艺术的语言——一种交流符号的物质载体，一种艺术的媒介形态而存在。随着对材料认识的深化，人们发现，在形状、颜色、硬度、质地等因素的包裹下，材料还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性。艺术家们对材料观念性的认识从材料外部形态向材料内部蕴含转化，使材料本身的言说力被发现、挖掘、张扬和意志化。而艺术语言，就在材料自身的自然力和创造力的释放和表现中得到新生。第二是观念变革下艺术语言在材料中由代语向自语的转变。即从材料代语（艺术家用材料说话）到材料自语（艺术家让材料说话）的过程。当材料在艺术之外时，它们自身并无艺术语言可言。但当某种材料被艺术家选中，放进了某种由它们自己或与别的材料共同组成的艺术环境、艺术语境中时，它们就成了一种语言。在人们对材料的观念性认识还处于对材料外部形态的认识层面时，材料的言说力并没有自主性。尽管其某种语言因素可以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发生决定性作用，但它在实际上却实质性地被动受制于艺术家，成了艺术家思想和意志的代言者。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中的材料仅作为艺术语言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就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而“艺术家的创作是艺术家在用材料说话”就成了一种当然。20世纪下半叶，“让材料自己说话”的观念在艺术中几乎成了一种艺术家的创作自觉。那些极具前卫意识的艺术，用现成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建起了一座通道。材料自身语言内蕴的呈现和张扬，使人们的理性思维直接通向的不是对“艺术是什么”，而是“生活是什么”的深刻思考。由此，艺术材料由代语走向自语，艺术力量的显现由艺术技巧转向材料自身言说力的显现。
第三是观念变革下艺术语言体系的解构在材料上的呈现。纵观人类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因各历史时期不同观念的影响，人类艺术语言还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性语言向个体性言语、由语言的有意结构到有意解构（即有意拆除结构）的转变和发展。自古希腊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观念都约定俗成地继承着一种话语的“中心主义”的原则。一定艺术历史中艺术材料的语言，总是囿于一个体系（古典的体系），遵守一种规范，自觉体现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和观念。正是这种艺术“中心话语”统治艺术语言观念的反映。随着对材料在观念认识上逐步深入，强调个体性言语“多话语并存”的艺术思维方式使艺术家开始反抗“中心话语”观的束缚和局限。艺术“材料”的概念被重塑——除了传统概念里的那些艺术材料外，所有被艺术家发现了并欲彰显其言说力的元素，均进入了艺术领域而成为艺术的材料。其结果是艺术语言的发展由单纯走向了丰富，“艺术”的概念被重组。现代主义以及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各流派纷呈，是新的观念变革下，艺术语言体系的解构在材料上呈现的最好证明。
刘平的《油画语言的物质媒介化倾向》一文，也认识到在西方油画艺术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重视材料本身。在现代油画中，形式和内容的位置彻底颠倒过来了，内容变得好不重要，形式才是最关键的，艺术的自律迫使绘画向内部挖掘自身的特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担忧，即现代绘画越来越固守在对材料的玩弄里。
刘刚在《以语言保持对现实的差异性——我的艺术观》中，也说既然艺术家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来保持和现实关系的差异性策略，从而实现有价值的文化批判，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语言的实验性。并在其创作中，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材料的表现力：一是对材料人文含义表达的探索，再就是对材料制作的技术含义的研究。刘刚认为，材料的本性在根本上就是它的物质性所引发的人文主题，在别人看来那是些废弃的材料，一旦被我运用于绘画语言，让其进入一定的文化语境，它的表达性也就由此而生。
二、从绘画语言的心理角度进行解读
代表性的有黄超成的《艺术与视知觉——绘画语言解读系列》，把绘画的视觉艺术语言，通过视觉心理的角度进行解读。
黄超成借用阿恩海姆等心理学家的理论，说明图像具有情感，艺术家利用这种特性把图形传达情感的作用用于艺术表达，构成了绘画语言的重要部分。并对绘画语言做了定义：绘画语言是指画家用一定的手段和工具材料，使艺术作品获得的视觉感受形式。绘画语言包括线条运用、色彩原理运用和笔触、明暗运用等绘画技法。绘画语言是作品的最后实现阶段，它决定着作品的外在视觉效果。
对绘画语言的理解，归结为传达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说话或书写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和感情，而在绘画中，艺术家则以颜料、色彩、形状、线条等方式来传达思想和感情。比如抽象画用点线面色彩等绘画元素，表达一种纯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构成是作者对自然或内心你感受的对比，它就是绘画本身，它通过的图形和色彩的不同建构，产生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反映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
同时认为绘画语言本身也具有情感的暗示功能。比如线条是绘画里最基本的表达手段，作为一种图画的媒介，其功能不仅可以客观地描绘对象，并可以从主观上来暗示感情，而且其本身也具有情感的暗示。色彩在绘画中可以用来创造气氛，象征思想和表现个人情感，即使不用色彩来再现具体的内容对象，色彩本身的构成秩序也同样能保险情绪和情感。他认识到绘画语言的重要性，说一幅画可以有内容，也可以没有内容而只有形式，可以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但不能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具体的倾向。但把绘画语言的功能还是倾向于表现情感。如艺术家画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画，那他必须要运用极有个性特征的色彩、线条、图形、笔触、构图来表达出某种非常个人化的情感或情绪；如果艺术家既要表现内容，又要表现形式，那他就必须运用最适合于表现其内容的艺术语言形式来表达主题。
文章最后强调绘画是一种语言。说一些绘画作品技巧很高，在构图、用色和细节的表现上都非常完美，但却成为不了伟大的作品。那是因为它们缺乏独特的个人绘画语言和画中物象以外的意义，它们只是完美的复制了自然而已。并对绘画语言的发展做了一个概况：绘画在过去几千年基本上都承担着为社会、宗教、为政治、为道德教化等方面服务的任务，此外还有着记录图像的功能。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自由地探讨艺术自身的性质。这时候的艺术家更多的思考绘画形式、语言自身的存在价值，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主题而存在。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对抽象的偏爱和画面的平面化处理，这都是为了使形式脱离自然的约束，从而达到更自由的表达个性、情感和风格的目的。
还有韩国榛的《技与艺——视觉语言与艺术行为心理漫谈系列》，重在阐述视觉语言中，行为心理对技能表现即语言表现的作用。即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既有它的独立性又有它的局限性。同一种语言形式，由于使用功能的区别，也不可能相互取代。人类在创造和使用语言时，形成语言文字和视觉语言两种。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思想情感和传播文明经验的媒介工具，视觉语言是人类最原始的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
他认为在视觉语言的传达中，掌握了绘画的技能，不一定就会获得绘画的艺术能力。举例包豪斯的约翰·依顿教授援引的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说明有和无相依存，但无起到本质作用，说明艺术能力是看不见的内在心灵活动。和庄子的列御寇射箭的故事，批评为了炫耀技能而掌握技能，阐明心理定向产生的心理结构对人的行为所起的作用是本质的。
三、对艺术语言的解读 对于绘画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关系上，杨晨光在《自然语言的解读》中认为，绘画借鉴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启发绘画，一幅绘画作品，越是符合自然的语言就越自然、生动。
王光新的《艺术·语言·情感》则从情感因素解读艺术语言。他认为绘画语言是由多种形式因素相融而建立的，不同元素整合成不同的结果，其结果又是由画家情感所决定的，所以绘画语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情感因素。绘画中的色彩语言、材质语言、造型语言是按照特定的艺术方式构成特定的形式，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同时传达了与形式相融的情感体验，即形成了艺术语言的精神品质。
对艺术语言和艺术家的关系，杜俊萍在《艺术语言与艺术家身份之关系——以西方写实艺术为例》一文中谈到，艺术家们认为只有对艺术形式本身进行探索，而不必关注艺术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才是符合艺术之为艺术的本体的；并且认为只有对艺术形式和本体的关注才是精英艺术家。从理论上讲，艺术语言与艺术家身份的这种内在关联，与艺术语言本身就承载着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标准相关联。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艺术语言并不只有描绘、表现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思想和情感的功能，而且它也在言说的过程中，具有显现、确证使用它的主体，即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价值的作用。
四、从具体绘画门类分析语言
如徐鸿延的《中国山水画笔墨语言的美学意韵》，重在探讨笔墨情趣，认为笔墨写景状物，所表达的是自然界的神韵，也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外化。它表现丘壑山川外在形象的同时，还展示艺术家的人品和修养，它在描绘物像内在结构和神韵的同时，还展示着艺术家多方面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追求。对情感的传达是其最为本质、恒定的特征。同时把笔墨与老子的实源于虚、有源于无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说笔墨不仅仅是对自然形色之美的再现与描摹，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对自然万物体悟之后的一种艺术升华，其中蕴含着深奥的哲理，这种观念必然影响着山水画的笔情墨趣。类似的还有卢培钊的《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美学意蕴》，从民族审美和传统哲学的背景中，分析线、墨和意。
在吕品田主持的《当下艺术语境中的油画语言—与中央美院部分中青年教师座谈》中，其主题就是靠绘画本身来说话；进人你自己的状态，坚持一种东西；纯化艺术语言的实质和关键；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都是在谈油画的语言问题，例如孙为民特别语言的纯正、特有的美感和表现力，画最重要的是要追求味道或表达一种情趣。马路说他画画时就想跟着画面走，追求天成，不想太多的东西，画面可以通神。刘晓东也说从艺术语言方面怎样判断艺术品的好坏是个关键的问题。朝戈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可以先天规范的东西。张晓凌更是认为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对精神和语言的双重失语感到忧虑。
柏柯村的《个性化语言在油画中的表现透析》，认为油画语言同其他任何门类语言一样，在作品中都可反映出作者对艺术、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以及他所追求的信念。画家在创作前根据题材、自身内在情感的需要会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即构成了油画的个性化语言。作为直观的外在表现，在创作中实现对油画语言个性化表达的方式和程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涵和深度。油画语言的表达，需要线、面、形、色等多种视觉形式要素。这些要素的运用产生了画面上的组织效果和艺术家独特的绘画风格，也就形成了个性化的绘画语言。然后从造型、色彩、笔触等方面阐述个性化的审美特性。
五、传统语言在现代题材中的转向
在传统中国画领域，如何使传统笔墨语言面对现代题材，就涉及到传统语言的转向问题。代表性的有吴宪生的《中国人物画艺术语言转化的问题》，认为艺术语言是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载体，当原有的语言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艺术家就会去寻找创造新的载体，即新的艺术语言。在新的语言转化的同时不否认传统艺术语言，是以原有的为基础，是对传统的发展。认为没有艺术院的创造实质上不是创造，对照搬他人或古人的艺术语言来从事的创作实际是一种模仿。所以面对现代人物，应当创造新的艺术表现语言。另外在孟繁玮整理主持的《中国画的现代题材及其与国画语言的关系》中，陈洪绶也谈到现代题材进入中国后，必然要求相应的绘画语言加以表现，但这种语言必须是中国画的而且是现代的，更多的考虑应该是中国画自身笔墨形态的发展。
传统语言在现代的转向，不仅仅是在中国画领域，在油画等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比如张剑的《在具象油画的抽象性语言中寻找空间》一文，就认识到具象油画在影像广泛充斥生活的现代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从具象的形象中借用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形式，以独特的抽象性语言，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莫也的《油画写实语言的对话语境与独语行为》中，也对当今油画写实语言拘囿于自然物象描绘的对话语境提出担忧，认为其必须具有主观精神的客观显现，不然将在艺术竞争中失去自我。
六、对当代绘画语言的思考
对当代语言的思考中，特别是对于当代艺术的失语焦虑的困惑，蒋永青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困惑》一文做了详尽的分析。在“形式精神”及其表现说局限中，从吴冠中提出形式美开始，到戴士和的《画布上的创造》，针对性的提出把艺术语言的“形式精神”归结为艺术家个人的“内心生活”，是否会导向语言弱化？在“现实精神”的艺术困惑中，提到了另一种倾向，即艺术语言的要义并不在于形式自身的内容，而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针对性。最终总结出“表达”与“构成”主客二分对峙的深层原因。
在语言手法枯竭的批判这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是段炼的《后现代语言的枯竭》。他认为今天在西方，后现代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发展演变而渐渐淡出了艺术、文化和思想圈，作为后现代遗产之一的艺术语言，如“挪用”、“戏仿”之类，也相应渐趋枯竭。今天在中国，挪用、戏仿等西方后现代绘画语言，仍然是架上绘画的主要语言，例如眼下正疯狂流行的恶搞、大脸之类。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家所面对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所面对的问题，也大不相同。于是后现代或伪后现代的艺术语言，如“恶搞”之类，已经成为弱智的表现。如果这类语言不具备当代意义，没有当代理论的支撑，便只会沦为弱智的跟风，沦为艺术市场的奴隶，沦为一种流氓策略。这种流氓策略，与艺术语言的贫乏和枯竭直接相关。而这种语言上的弱智，与今日艺术的商业化和流氓化倾向相伴随，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如实写照。
刘刚在《以语言保持对现实的差异性——我的艺术观》一文中，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也对中国当代语言提出了批评，他说艺术家和日常经验保持差异性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个性化的语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位艺术大师都是语言大师。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始终没有一种整体的文化批判力量，其原因就在于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没有构造出属于中国人的的话语体系，每次所谓的艺术革命、视觉革命实际上不过是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注脚，而不是一场语言、话语的革命。没有一条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语言链带，首先表现在中国人当代精神状态的话语体系无法建立，艺术也因此无法渗透进生活经验的层面，无法真正介入社会变革的大格局，形成不了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力量。因此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来保持对现实的差异性,艺术家的文化批判本质就是语言的批判。
资料文献：
1、《材料·观念·艺术语言》，陈璐，装饰，2005年第8期
2、《油画语言的物质媒介化倾向》，刘平，美术家，2002年4月
3、《以语言保持对现实的差异性——我的艺术观》，刘刚，美术研究，1996年第4期
4、《艺术与视知觉——绘画语言解读系列》，黄超成，艺术探索，2004年第4期——2005年第3期
5、《技与艺——视觉语言与艺术行为心理漫谈系列》，韩国榛，美术向导，1996年第2期——1999年第1期
6、《自然语言的解读》，杨晨光，美术观察，2007年第6期
7、《艺术·语言·情感》，王光新，美术观察，2007年第2期
8、《艺术语言与艺术家身份之关系——以西方写实艺术为例》，杜俊萍，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9、《中国山水画笔墨语言的美学意韵》，徐鸿延，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
10、《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美学意蕴》，卢培钊，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影响口头语言测量的因素：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口头语言；测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6-0091-02
为了研究口头语言测量的方法，我们在阅读相应文献基础上作出以下综述。所选文献为1999年-2004年之间发表在Language Testing期刊上的7篇文章。所涉文章涵盖了测试难度，例如Elder(2002)，Fulcher和Reiter(2003)等；影响测试难度和表现的因素，例如Jennings(1999)，Kormos(1999)，O’Loughlin(2002)，O’Sullivan(2002)和Vermeer(2000)等。为便于比较，表1总结了这些文章探讨的话题。
1影响测试题目难度的因素
设计测试时，无论是为了研究还是一般教学而进行的测试，我们都需要关注其难度。Fuleher(2003)和Elder(2002)为研究测试任务的难度提供了参考。
Fuleher(2003)评析了当前人们对测试任务难度的认识。Fulcher(2002)称，尽管Bachman(1990)提出了一套测试方法体系，但是并没有被用于研究任务难度。Skehan(1998，cited inFuleher 2003)也提出了影响测试表现的种种语言心理学范畴。Fuleher(2003)则提出了从测试任务的语用学特征和说话人的母语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测试难度的方法。Fuleher(2003)发现社会权力和强加感(imposition)两个因素在某些母语文化背景的语言学生中间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设计测试任务的角度，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社会地位悬殊时或明显存在强加感的时候，相应的测试任务难度就会加大。所以在设计测试任务时，应该避免这类极端条件，减少社会权力差异或强加感对口语发挥的影响。
与Fuleher(2003)不同，Elder(2002)研究不同的口语测试环境对人们感觉到的测试难度有什么影口向。Eldeff2002)引用了Robinson(2001)提出的两类影响测试难度的因素。
有趣的是Elder(2002)也讨论过Skehan(1998)的观点，引用了Skehan(1998)提出的认知复杂性理论(cognitive complexityframework)。尽管Elder(2002)试图运用Skehan(1998)的理论，但是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Skehan(1998)。Elder(2002)发现，人们往往认为不同的测试方法会有不同的难度，但是研究结果表明，测试参加者对任务难度的理解和设计人员对相应条件下任务难度的设想往往不吻合。也就是说，设计测试任务时完全可以设计多种任务，并且能够保证难度均匀。
从以上两项研究看，测试任务的难度似乎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可以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知的影响因素往往在实验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而且难以求得它们各自的权重。将来的数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测试难度的问题，并须从中确定主要的影响因素，尽量减小其影响。正如Elder(2002)总结：“难度受多个复杂而不稳定的因素影响，既包括测试任务的种种特性，又包括测试参加者各自的特点。”
2影响测试表现的因素
2.1 Jennings(1 999)开篇就提到了测试的话题对于测试参加者的影响
该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确定测试话题可选与否对口语测试表现有无影响”。Jennings(1999)文中，这两种测试环境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同；然而，可选话题一组的测试者平均分高于参照组。该研究针对测试参加者的调查问卷也显示，参加者认为提供可选话题与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基于测试参加者的书面反馈，Jennings(1999)提出，测试参加者们能否选出最适合发挥自己水平的题目。也就是说，设计测试任务时须认识到，一方面，提供可选题目能够减少话题效应，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到测试参加者能否作出最有利的选择。
2.2Kormos(1999)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比较了角色扮演和访谈两种测试方法
该研究比较两种测试环境下测试参加者和测试人员提出和认可的话题数目，以及他们各自的开始会话、结束会话等会话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角色扮演测试环境下，如果测试参加者和测试员提出几乎相同数目的话题，也就是说，角色扮演测试环境比访谈更像日常对话；同时，在角色扮演中，测试参加者能更有效地打断对方，也能更有效地掌握话轮。
Kormos(1999)认为，在访谈型测试中，测试参加者和测试员的地位并不平等；而在角色扮演测试中，测试与被测人员双方的地位则相对平等，而且交流也更平衡，有利于测量测试参加者的会话能力。
我们设计二语习得的口语测量工具时可以参考Kormos(1999)：尽量将测试和被测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减少地位差别或悬殊对口语测试的影响。Kormos(1999)中还揭示了，在为了测量某些因素而进行的访谈中，参加者如果意识到测试的目的，可能取悦测试人员(mtbjeot expectancy)等人为因素。
2.3 关于性别差异对语言产出和测评可能产生的影响。O’Loughlin(2002)进行了研究
O'Loughlin(2002)发现先前的研究都认为：性别差异在话语交谈中有明显的表现。人们认为，典型的女性会话风格是合作、趋同、话语双方地位平等；而男性的会话风格是控制欲，话语双方地位不平等。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的传统观念，O’Loughlin(2002)认为性别可能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角色以及交谈的环境共同起作用。
O’Loughlin(2002)在结论部分说因性别而产生的产出和测评差别并非不可避免。这也就是说，我们设计测试时能够并且应该尽量减少因性别产生的影响。
O’Loughlln(2002)的数据搜集活动中，无论是测试参加者还是测试人员，他们在开始测试前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各自放松，正常发挥：测试要求他们做自我介绍，交流各自兴趣；另外，测试参加者还可以选择测试题目的话题。这种组织方式尽量减少了测试参加人员的情感因素。
2.4 O’Sullivan(2002)研究口语小组测试中的熟人因素
在实验中，O’Sullivan(2002)相应地将32名日本学生分别进行了3项测试，个人信息交流、故事简述、商讨决策等。这3项测试都是先分别与自己的朋友成对完成，然后与陌生人成对完成。所有的表现都有录像记录，由有经验的测试员打分，最后转写为文字以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朋友成对完成任务的测试参加者得分较高。然而，分析了他们的语言产出后作者发现语言的语法复杂程度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性别也会影响测试的表现。
该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种测试任务，如Skehan(1998)称，不同的测试任务可能产生不同的测试表现，因而作者认为3项不同的测试任务获得的数据要比单纯依赖一种测试任务更有说服力。
2.5 Vermeer(2000)研究的是自发口语产出(spontaneousspeech)中的词汇丰富性问题
该文章对型符比(Type／Token Ratio，简写作TTR)用于测量词汇丰富性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到型符比(TrR)是广泛运用于第一、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研究手段(Vermeer，2000)。作者的研究发现在语言习得的初期，型符比(TTR)能够较好地测量学习者口语词汇的丰富性；但在语言习得的后期，型符比(TTR)就不再能够反映学习者知道懂得哪些词汇了，型符比(ITR)只是一个比率。
相反，Vermeer(2002)指出我们可以用学习者口语输出词汇的难度来衡量他们语言的词汇丰富性。口语输出词汇的难度可以用这些词汇在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的频率来计算。Vermeer的观点对于我们测量学习者的口语产出水平，特别是二语习得研究中口语数据搜集，有参考意义：可以求得其口语词汇的丰富性。并据此区分学习者的目标语学能力。
3结论
认知语言学文献综述 篇4
除了国家部委组织的语言生活普查外,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 多个学者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 得到结果不尽相同。从研究方法来看, 相关研究多采用随机抽样法、调查问卷法, 来调查固定区域内的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赵小刚 (1) 在调查甘肃省农村通用语言文字观时, 对甘肃省农村居民进行了普遍调查, 选取甘肃省66个市、区、县管辖下的乡镇, 再从乡镇选取两个自然村, 将调查地点扩大到264个农村, 尽可能覆盖甘肃省的全部农村。但该调查属于语言态度调查,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选取调查样本时先固定四个调查样本身份, 再选择抽取样本的数量, 在实际调查时较为费时, 也浪费了不少抽取的样本, 结果指出绝大多数甘肃省农村居民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但对学习通用语言文字缺乏兴趣。
在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 (2) 中, 样本的选择多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 旗县及以下单位未能得到全面覆盖, 无法反映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城乡差异, 调查结果分析主要以调查对象的职业为参考变量, 考察了各个职业规范使用普通话的程度, 调查指出部分地区和职业普通话推广效果不容乐观, 18-50岁的被调查对象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阮茁茁 (3) 在其硕士论文中采用了分层整体随机抽样方法, 为使抽样样本具有代表性, 按达标分层, 分为达标学校和未达标学校, 按各部分所占比例进行抽样, 并在每层抽样中考虑沿海、山区、城市、农村的分布情况。该调查旨在调查莆仙地区家庭结构、家长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使用态度对儿童学习普通话的影响, 并抽取了部分儿童做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母语幼儿普通话水平差异。调查结果显示, 家庭语言的选择对儿童语言学习的影响巨大, 从莆仙地区的普通话使用状况来看, 方言片区推广普通话具有一定的难度。
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4) , 选择了该市人口分布较具特色的三个区域进行调查, 但调查过程中未说明抽样方法和样本选择的标准, 该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了306份问卷, 对样本信息进行了汇总, 调查了银川市三个区域居民使用普通话的场合, 对推广普通话工作的了解程度, 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和学习普通话的主要目的, 最后调查了该区域居民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地位、功能和前途的看法, 总体结果显示普通话发展前景良好。
2 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我国的语言使用状况调查涉及到方言、民族语言和特殊人群语言使用的情况, 因涵盖范围较大, 此处只整理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的资料。
2.1 新疆地区以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其他学者对新疆以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有:戴庆夏 (2007) (5)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洪景市基诺山基诺族乡调查基诺族的语言使用状况, 该调查研究将基诺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分为中心区和边缘区两个类型, 调查其母语、汉语和第三语言的语言能力。该研究指出高度聚居、国家政策和稳定的民族意识是基诺语保持顽强生命力的原因, 并分析了基诺族双语制度建立的现状和原因, 指出基诺族母语保持状况良好, 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 这与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的影响有关, 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也使得基诺族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
丁石庆、刘宏宇 (2001) (6) 对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进行了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能力的调查研究。该研究采用了随机抽样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分别设计了测试语言使用功能和语言能力的调查问卷, 并对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进行访谈。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哈利村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状况良好, 语言生命力旺盛, 在家庭语言和社会交际语言中占有绝对优势, 但在人口流动变化, 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的影响下, 该区域内达斡尔族双语使用情况势必会发生变化。
王远新 (2008) (7) 采用分层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青海省同仁县的土族做了不同类型的田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吾屯话 (汉藏混合语) 的土族和使用当地方言的土族在复杂语言环境中, 基本都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 对普通话和汉字掌握程度不高, 但在不同社会交际场合中使用汉语和藏语的被调查者比例较高, 该地区土族学习汉语的重要场所是学校, 由于周围人说普通话的较少, 故缺乏使用普通话的机会。
2.2 新疆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研究
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较大规模的有两次, 除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对新疆地区的调查, 还有高莉琴先生主持的“新疆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课题调研。
而新疆的语言环境复杂, 大部分学者进行的语言调查研究是, 某一民族在多语环境中的语言使用状况描写。如刘宏宇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比较研究———母语保持及相关语言现象》 (8) 调查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内聚居的锡伯族语言使用状况, 分析多语环境下语言接触对母语保持和语言选择的影响, 考察了锡伯族双语教育的现状。
孟红莉 (9) 在新疆伊宁市对维吾尔族城市居民进行了较全面的语言调查, 运用pps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抽样方法和结构式访问法, 调查了该市89个社区居委会的常住维吾尔族居民, 在调查选点时将社区类型划分为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民汉混居社区和汉族聚居社区。新疆的民族聚居于杂居是相对而言的, 大杂居的环境中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 各民族聚居的环境中也有部分社区杂居的情况, 因此将调查选点的分类按民族杂居区和聚居区划分, 较为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该调查严格采用概率抽样, 控制调查各环节, 因此获得了较为科学、客观的资料, 所反映的语言使用状况较为准确。在对该市维吾尔族进行语言态度调查部分时, 将调查结果量化, 并检验了统计数据的同质性信度系数, 尽量降低语言态度的主观性, 提高数据可信度。
这些语言调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言普查的不足, 客观反映了新疆部分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 为后来进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3 结语
综上所述,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不在少数, 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新疆的使用情况无人调查。国内学者先后在我国的甘肃、内蒙古、福建、宁夏等地开展了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 研究方法和抽样方法合理, 基本做到科学有效, 但这些调查研究中所调查的区域范围较小, 调查对象同质性差异较小, 语言环境相对单纯。新疆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 目前为止还未有人调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新疆的使用情况, 受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普通话的影响,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可能会出现与这些区域调查结果不同的情况。
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指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怀有强烈情感, 但伴随着社会变化, 人口流动、语言接触等因素对语言使用状况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终会发生巨大变化, 这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者加以关注和研究。
摘要：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 从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等方面梳理了我国通用语言文字调查的情况, 对比分析语言调查研究的不同。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注释
11赵小刚.甘肃农村居民通用语言文字观的调查与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 2007, 04:21-29
22 麻彩霞.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J].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8, 10:45-46.
33 阮茁茁.莆仙家庭语言教育与学校普通话推广现状调查[D].福建师范大学, 2005.
44 贾楠楠, 刘晨红.银川市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语文学刊, 2013, 07:43-46.
55 戴庆厦, 罗自群, 田静, 金海月, 吴铮, 蒋光友, 时建, 邱月, 赵敏.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J].南开语言学刊, 2007, 01:4-22+164.
66 丁石庆, 刘宏宇.莫旗达斡尔族聚居村落语言现状研究--哈力村语言调查实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4:98-107.
77 王远新.吾屯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4:79-85.
88 刘宏宇.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比较研究--母语保持及相关语言现象[J].满语研究, 2006, 02: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