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差距

投资差距（精选七篇）

投资差距 篇1

关键词：农村公共投资,城乡收入差距,内生发展,协整分析

一、引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辉煌背后,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却时刻困扰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那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不均衡的一个凸出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统计数据显示该指标在2012年曾达到3.10∶1,如果将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统计在内,这个比例应该在4∶1以上。〔1〕围绕城乡差距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过广泛讨论。其中两类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类,系统自生理论,即将差距看做城乡经济系统自然演化的产物。 其中以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最为典型,它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剩余劳动力,即不创造价值的 “零值”人口大量存在,导致劳动效率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是差距的根源,这种 “二元”结构的破除只能依赖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来吸收掉农村转移劳动力。又如张贵先、胡宝娣认为,〔2〕由于目前我国农业比较生产率较低,农业相比现代工业部门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乡差距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二类,系统干涉理论,即将差距视为城乡经济系统外部公共政策人为偏向的结果。如林光彬指出,〔3〕我国财政公共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基础之一;程开明等认为,〔4〕城市偏向所引致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梳理上述两类城乡差距的原因:一类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主导理论,认为差距只能靠城市及其主导的工业来消除,忽视农业、农村的主动作用;一类虽指出了城市公共偏向政策的不妥,但没有就正确的农村公共政策促进城乡均衡给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将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村内生发展的视角,描述农村公共投资是如何通过升级农村产业,促进城乡互动,进而实现收入的均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量描述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我国农村内生发展为主、城市外生助力为辅的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模式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内生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投资促进城乡收入均衡路径的简要梳理

循着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统筹发展路径,我国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日渐虚弱这种两级分化的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其实一个潜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度迷信城市以及城市所主导的工业对农村的 “输血” 功能,而忽视农村自身 “造血” 功能的修复。 再加上在“输血”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偏差性问题,重新审视现有的城乡经济关系问题,一个毫无疑问的答案就是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农业 “从属地位”的现代化路径思维定势,重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激活。只有如此才能强健农村孱弱的经济体质,让它与城市在良性互动过程中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公共投资作为政府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对相关产业及其居民有着积极的意义。按照这一逻辑,农村公共投资作为主要投向农村,服务农业、农民的公共资金自然能有效激活农村的内生发展,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此,很多既有的研究都予以了证实,如樊胜根、〔5〕林伯强〔6〕研究发现,政府在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农业研发等领域的投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地区差距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村公共投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两种效应实现:一种是直接的福利效应,即一部分公共投资所形成的公共服务能直接进入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函数,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另一种是间接的生产促进功能,即通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农村非农产业的壮大来提高农村的比较生产效率,进而增强农村居民获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借鉴C-D生产函数,本文将农村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的促进效应归纳为增加农业物力资本、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物力资本的增加。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可以直接构成农业、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资本,从而提高全社会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这类投资具有很强的引致效应,即它们可以改善特定地区与特定产业的生产条件,从而对社会资本起到引导与示范作用,如设施农业、机械农业现代生产方式都是农业资本积累引致的结果。这些生产方式能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单位成本,提高农业的比较生产率,同时迫使部分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退出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或者城市工业进行转移。〔7〕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正如舒尔茨有关福利改善的影响因素理论,即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耕地、能源,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8〕医疗卫生、教育等农村公共投资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他们健康维护成本,另一方面还能为农业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创造出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其中接受过农业科技培训的劳动力与农业物力资本相结合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前提;接受过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培训的劳动力则能成功地转移进入城市。

第三,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等公共投资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示范效应,从而推动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改革。技术投入所引致的传统农业向生物农业、规模农业等现代方式转变,有效地提高了土地、人力以及其他投入要素在农业领域的配置效率。

农村公共投资除了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外,还能显著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本地就业机会,这使得部分农民能兼顾家庭的农业生产,从而获取工农两种收益。农村非农产业的壮大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共同保障了农村比较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而这正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基本前提。

三、农村公共投资促进城乡收入均衡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证实农村公共投资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借助城市外生助力共同推动城乡收入均衡的有效性,本文将进一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

结合以往研究者开拓性的成果,以及农村公共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阐述,本文将反应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长期均衡的核心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gapt为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同样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其值越大代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fiscalt为反应农村公共投资的指标,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总GDP的比重来表示;εt为随机误差项;Xt为一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引入的原因,以及具体对象设定详见下一部分。

2.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对于研究变量间长期稳定关系的协整分析,1Granger曾指出,如果在信息集中遗漏重要变量,很可能导致虚假性的因果关系推断。因此,为了避免因遗漏重要信息而推出虚假因果关系,我们需要引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重要控制变量。

梳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视角的众多研究发现,反应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指示性指标 “城市化、工业化”是众多影响因素集合的交集,同时它们也是城市外生助力的重要体现。

以城市化这一影响因素为例,国内外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Todaro〔9〕的研究结论:在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会因为城乡期望收入差距的存在而不断流动,进而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如程开明、〔9〕陈迅〔11〕等研究指出:城市化以及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上述围绕城市化是拉大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激烈讨论,充分说明了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偏向作为控制变量的必要性。

与城市化类似,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迁同样与城乡收入差距紧密相连;产业结构中非农化水平体现了现阶段两经济部门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均衡化水平也会随之而变动;吴浜源等〔12〕对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工业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如许秀川等〔13〕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恶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工业化以及非农化结构变动对城乡收入均衡的不确定性作用同样也说明了该类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的必要。

进一步探究学者们更深层次的研究,不难发现,围绕城市化、工业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效果的争论其实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某些特征密切相关,即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一些特定的偏向和倾向才是差距最根本的原因。结合上述研究启示,笔者将控制变量X锁定为两大类:一类为城市化特征指标,用大中城市偏向度(urbPrefer)来表征;一类为工业化特征指标,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非农化倾向(indprefer)来表征。其中大中城市偏向度用我国36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GDP之和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来表示;2 非农化倾向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率来表示。以上1978~2012年的时序数据指标均整理自1979~2013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建设年报》等统计资料。在具体估计时,为了减少异方差干扰,所有指标均进行对数处理。

3.模型的估计以及结果说明

(1)变量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特点决定我们在估计前首先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通过ADF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gap、fiscal、urbprefer、indprefer均表现出相同的性质,即原始序列非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也就是说,所有的变量都是I (1)过程,因此为下面的协整检验、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提供了条件。

(2)协整检验。在进行Johanson多变量的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必须确定VAR的最优滞后阶数4利用VAR模型中探索性的 “laglengthcriteria”选项,可以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阶。

进而依据VAR (2)系统进行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结果中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分别在5% 、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零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因此gap、fiscal、urbprefer、indprefe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可以表达为式(2)。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的存在为进一步开展格兰杰因果检验5创造了基本前提。对四个变量进行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4)结果分析与说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村公共投资(fis-cal)是城乡收入差距(gap) 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结合对应的协整方程式(2),具体可以理解为农村公共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将缩小0.9931个百分点。大中城市偏向(urbprefer)以及非农化倾向(indpre-fer)均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两者都扩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结合协整方程系数,不难发现两者扩大差距的负面效应还比较明显,这说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一些偏向以及倾向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收入的均衡。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存在较为严重的外溢现象,诸如土地征收补偿费、农民工正常福利等很多本应该留在或者转移到农村内部的价值,由于城市的强势地位而被掠夺;城市化进程中的大中城市偏向战略更是忽视了与农村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小城镇的发展,从而使得城市化对农村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大打折扣。工业化进程中二、三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能有效转移滞留在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让农民工群体享受较高产业比较效率,同时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然而,我国工业化进程中 “以工替农”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地方政府在 “农业拉后腿、工业才是王道”的产业发展理念指导下,倾向于大规模征地、低水平设厂,人为地用工业去替代和消灭农业,从而使得农业发展的空间受到了很大的挤压,进而造成了差距的扩大。大中城市偏向、非农化倾向扩大差距的实证结果,也为我们调整既有的公共政策,即加大农村公共投资力度、优化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5)脉冲响应分析。协整检验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确定了农村公共投资对缩缩小小差差距距的的直直接接作作用用。在在此此基基础础上上我我们们进进一一步步利利用用VAR系统模型开展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分析。为了不受VAR系统中各变量不同排序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GIRF)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图1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从图1可以看出所有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均长期收敛于0,这进一步说明了VAR模型的稳定性。分别观察对应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发现对fiscal施加一个标准差冲击,仅有前三期非负,其余所有追踪期均为负。在第7期时达到了负向最大,最后逐渐减弱,并在长期收敛于0,说明农村公共投资前三期可能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来看,它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明显。农村公共投资由于投资效应的滞后性等原因,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7年内逐渐增强,并在第7年达到峰峰值值,在在随随后后的的时时间间中中其其作作用用将将完完全全展展现现出出来来。

注:D (gap)、D (fiscal)、D (urbprefer)、D (indprefer)分别表示gap、fiscal、urbprefer、indprefer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的(C,T,L)分别表示ADF检验方程中所对应的截距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C取c表示包括截距项,T取t表示包括趋势项,0表示不包括。是否包括c、t由AIC和SC值最小准则决定。当ADF值小于临界值时,表明序列是平稳的。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结合农村公共投资作用路径梳理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城乡收入均衡化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城乡工农关系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城乡经济关系的和谐不是城市主导农村、工业取代农业,而是将两者合而为一,均将对方的发展作为自己壮大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农业的内生发展必须受到重视。

第二,农村公共投资作为激发农村内生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它能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具体通过增加农村的物质、人力资本积累,优化农村资源要素配置等方式有效提高农村与城市间的比较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以公共福利政策在城乡间厚此薄彼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偏向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我国城乡差距,因此国家宏观层面上加大 “三农”的公共投入,改变城市偏向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如公平对待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将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保体系,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维权服务,从而减少城市化过程中所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扭转以往城市化牺牲和损害 “三农”利益的趋势。结合城镇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将城镇化与农村公共投资有机结合起来,即将小城镇尤其是中心镇作为农村公共投资的有效空间载体。此举一方面能扭转大城市“一支独秀”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能夯实农村城镇经济的基础、通过承接城市产业转移、聚集农村非农产业等方式有效激活农村内生发展,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目标。

第四,人为的非农化倾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结果也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思路。即任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公共投资都必须符合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规律。农业作为一个弱势产业,但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业。农业的稳定发展不仅能为农民带来持续的收益,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且在一些农业资源禀赋较好、农林牧副渔业等更有前景的地区,公共政策更要绝对的偏向农业发展。

第五,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表明,农村公共投资虽然在短期并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它所激发的农村内生发展以及与之关联的小城镇发展将会对城乡收入的均衡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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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管理世界,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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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6]林伯强.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J].经济研究,2005,(01).

[7]林志远.农业资本积累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金融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1,(08).

[8]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9]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st,1969,(91).

[11]陈迅,童华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2013年中国数据[J].生产力研究,2007,(10).

[12]吴浜源,王亮.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问题探索,2014,(05).

投资在线教育股：中美对比看差距 篇2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A股当中并没有在线教育的“平台提供商”，平台提供商都在海外上市，因此国内上市的在线教育公司主要是内容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

国外目前最火的线上教育应属MOOC，MOOC是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的简称，中文一般翻译成“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是世界名校开设的网络课程，老师专门为网络学生录制。有固定的开课时间，有作业有考试，考试通过后会授予证书。

相对而言，国内的在线教育机构及其运作模式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增值服务也比较缺乏，在投资在线教育公司时，不妨对比美国比较成熟的运营模式，发掘出未来有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公司。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K12教育

相关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在线教育主要分为在线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K12 教育。其中高等教育主要是MOOC 模式，美国自2012 年由一些顶尖大学设立学习平台，目前主要有三大课程提供商：Coursera、Udacity、edX。他们通过与大学合作，在网上为人们提供高等教育，像真正的大学一样。

职业教育主要是各种职业培训以及对各种职业证书考试相对应的课程，语言培训也是其中组成部分。

K12教育主要是指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教育辅导。韩国的megastudy公司在此方面做得极为成功。

中美对比：差距在哪里？

相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美国在线教育，中国在线教育公司的差距在哪里？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国外在线教育和国内最大的区别在于，增值服务和教育企业背景。增值服务方面，国外的很多课程提供商不仅提供课程视屏，还提供课后题，并有批改功能，同时还有证书的颁发。但是国内大多数在线教育机构仅仅提供视屏的教学功能，这样在节省成本的同时也使得后续服务缺失。比如魔方英语，仅仅基于视屏的上传；而极智批改网又仅仅基于批改功能。所以缺乏全套服务的教育机构。

另外，教育机构的背景方面，MOOC三大课程提供商都有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的教授做课程、作业批改等方面的支持，而国内的在线教育机构在这方面是完全的空白，所以对于学生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

本刊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也了解到，就Coursera、Udacity、edX这三大提供商而言， Coursera有基于软件的测验、作业、习题集，并会安排另外的 5名学生给1名学生的书面作业打分。课程结束后，教授会为学生颁发自己签署的结业证书，不过并非来自校方。而Udacity主要特点是每个课程都划分为非常细的知识块并有相关细致笔记，每个知识块都有相应的习题和答案，且答案是通过教授视屏来展现的。edX提供基于软件的测试、作业，也有线下期末考。学生完成一门课程后可获得一个结业证书，上面都会印上 edX 和学校的名字，比如 MITX， HarvardX， BerkeleyX， UTAustinX等，目前证书是免费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在线教育领域还有诸多的创新空间，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领域的公司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在线教育中概股：另一种投资选择

对于A股在线教育个股缺乏判断力的投资者，或许可以考虑投资在线教育的中概股，这些之前已经在海外成熟市场上市的公司，已经得到了市场一定程度上的检验。

结合申银万国海外研究部中概股研究团队的判断，我们为投资者提供以下这些投资标的：

好未来 （XRS：US）：K-12 教育的领先品牌，场地效用较高，发展潜力巨大，互联网变革带来新机遇，2010 年以来，学而思不断寻找在线教育机会。虽然公司在线课程营收仅占总营收3%左右，但在线业务是其传统线下业务的良好补充。公司分别于PC端、移动设备经营6个在线品牌。学而思网校在在线课外辅导市场拥有28.9%的市场份额，位居市场第一。

达内科技 （TEDU：US）：达内科技是国内市场份额最高的IT 培训企业，市占率为8.3%（以营收计），2011-2013 年保持高速增长，营业收入CAGR 高达89.9%，学员人数CAGR 为68.9%。经过11 年的发展，达内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O2O 教学平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不断增长的学员群体和学费也驱动了公司未来发展。培训结束六个月内，学生就业率高达90%，平均起薪高于全国平均起薪14.3%，这使达内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正保远程教育 （DL：US）：在线教育的领导者，2000 年以“中华会计网”起家，2013 年学员数达270 万，2003-2013 复合增长率高达47%；在线教育业务贡献82.1%的营业收入，在所有上市教育公司中名列前茅。会计、医学课程垄断超过70%的在线教育市场份额，建筑工程、法律、自考等课程市占率在40%左右，也位列第一。会计从业资格考试（AQPE）、医学、建筑工程考培课程现金收入增长较快，2013年分别增长69.3%，67.4%和69.1%。

投资差距 篇3

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郭国峰和刘孟晖利用平行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得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和区域差异性的结论[1],龚曙明则在对1980-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后发现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动态决定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动态推动效应[2]。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配置,张蕊、李忠富和关柯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起投资优化配置的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06—2020年城市和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3],王克林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就业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就业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因果关系的结论[4]。关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姚成龙和章晓英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对1983—200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通过缩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来实现[5]。

上述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关联,但应当看到,针对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显不足。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受到来自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的影响,是否本身也决定着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变化,都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来讲,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入手来研究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对当前研究的一次拓展。而研究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和明显的现实意义。如果经济增长受到了来自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的影响,那么加强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调控,使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其剧烈变化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不失为一种政策选择。如果经济增长决定着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变化,那么立足经济增长来调控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或许比单纯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调控要更为有效。

本文依据1980—2010中国年度经济数据,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性质,并通过方差分解说明该因果关系的强度。

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区间为1980—2010年。

由于人均GDP数据比总GDP数据出现的错误相对要少,所以本文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作PGDP。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值作为衡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指标,记作PID。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PGDP和PID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分别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①(1978 = 100)和投资品价格指数②对PGDP和PID数据进行平减,并变换为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取自然对数后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值分别用LPGDP和LPID表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为Eviews5.0。

2协整分析

2.1趋势判断

直观图1,变量LPGDP与LPID呈现出较为平稳并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即协整(Cointegration)。

2.2平稳性检验

协整关系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或同阶单整,这里利用扩展的迪基—富勒姆(ADF)法对变量LPGDP和LPID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考虑到样本数据的有限性,选取最大滞后阶数为7。检验结果见表1。

注:1)ΔLPGDP和ΔLPID分别表示LPGDP和LPID的一阶差分;2)(c,t,k)中,c和t表示漂移项和趋势项,k表示 滞后阶数;3)**、***分别表示在5%和1%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PGDP和LPID的水平序列均非平稳,但一阶差分值全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明LPGDP和LPID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一阶单整。

2.3协整检验

变量LPGDP和LPID均非平稳却一阶单整, 所以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常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或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EG两步法要求样本容量必须充分大,否则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将会是有偏的,样本容量越小,偏差会越大[6]。为了得出稳健的结论,这里选用Johansen﹠Juselius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LPGDP和LPID进行协整检验。

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需先对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滞后阶数①进行确定。为了在消除随机误差项自相关的同时尽可能使模型保持合理的自由度,本文利用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最终预测误差(FPE)、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和Hannan-Quinn信息准则(HQ)进行综合判定,其中三种判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所以将VAR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3。对VAR(3)进行JB(Jarque-Bera)、Q、White②检验,结果表明,各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回归残差序列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进一步验证VAR(3)是最优的。

根据时序数列的线性确定性趋势和协整方程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特点,确定滞后阶数为2(VAR的滞后阶数3-1)进行协整估计,结果见表2。

协整检验从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r=0)的原假设开始,r=0,迹检验统计量的值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25.87,表明应拒绝原假设,接受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备择假设(r≥1),在接下来的检验中, 迹检验统计量的值为6.63,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2.52,不能拒绝原假设(r≤1),表明应接受变量间有且仅有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以误差修正项(EC)表示的协整关系式为:

式(1)下方两行括号中所列的数值分别表示渐进标准误差和t统计量。对EC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ADF的检验统计量为-3.08,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2.97,表明EC的水平序列是平稳的。反映变量LPGDP和LPID在样本期间(1980—2010)存在着协整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和因果关系检验

3.1误差修正模型(VECM)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变量LPGDP、LPID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等价性[7],可以由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导出误差修正模型(VECM)。由于无约束VAR的最优滞后期为3,所以将VECM的滞后期确定为2,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对VECM各方程的检验结果表明,各回归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满足正态分布的假定,且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说明VECM是有效的,而由VECM整体检验结果可知,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较大,为 100.39,AIC和SC值较小,分别只有-6.17和-5.50,反映VECM整体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EC系数的大小反映着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2)式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为-0.739 8,表明偏离均衡部分的73.98%可以在至多两年之内得到调整;(3)式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为-0.329 5,相对较小,说明LPID对LPGDP的调整能力偏弱。

3.2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3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上,当滞后阶数从1变化至5时,ΔLPGDP是Δ LPID的Granger原因,而当滞后阶数由3增至4时,Δ LPID是ΔLPGDP的Granger原因,此时,ΔLPGDP与Δ LPID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4方差分解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的只是变量间短期的因果关系,还无法对因果关系的强度做出说明,为此,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法对变量LPGDP和LPID不同预测期限预测误差的方差进行分解(结果见表4和表5)。由于方差分解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成一定比例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8],所以它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由表4可知,LPGDP的预测误差主要来源于自身,占到预测误差的58%以上,这说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受到来自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的影响较小。

表5表明,从第二期开始,LPID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LPGDP,占到总预测误差的54%以上,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对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的影响较大。

5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之间存在着惟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增长都是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增长都会对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产生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化最终将会反映到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的变化上。基本过程可以理解为,当经济增长出现后,为了促进生产扩张,使增长得以持续,通常会使投资保持在一定水平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在行业、区域间做出选择和调整,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因此而发生变化。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一旦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偏离合理限度,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通过经济增长使其回归都是可以实现的。1980—2010年,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逐步缩小的事实客观上就说明了这一点。

2)从短期来看,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合理范围之内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充分利用这一效应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或将成为经济政策调控的一个着力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城乡有别投资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超出合理限度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可能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这提示我们,如何使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变化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或将成为政策调控的一个方向。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增速下降就可能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偏低、城乡投资差距变化不合理有关。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相信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将会缩小,而中国经济也将从中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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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差距 篇4

投资决策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决策行为之一,是统领融资决策、股利分配决策及其他附属性企业决策的首要决策。投资决策产生的投资行为,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两权分离使得股东与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这种问题反应在投资领域是管理者会进行消极的投资决策。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对TMT(Top management team)实施有效激励,可以促使TMT在制定经济决策时选择和执行能增加股东财富的行动和投资机会。由于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与绩效挂钩,薪酬契约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方法。根据锦标赛理论,拉大薪酬差距可以使高管团队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减少代理成本,提升企业绩效。因而目前企业界普遍采用在管理层内部实行差别化薪酬体系,即拉大TMT内部薪酬差距激励高管成员。尽管锦标赛理论着重研究TMT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是相关研究很少关注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没有揭示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即拉大TMT内部薪酬差距,能否促进企业积极的投资行为?积极的投资行为能否提升企业绩效?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主要从锦标赛与社会比较两个互为竞争性的理论解释企业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Lazear和Rosen(1981)提出的锦标赛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可以降低委托人监控成本,促使代理人更加努力,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一致提供有效激励,因此,拉大薪酬差距可以提高代理人和企业绩效。Kato和Long(2011)研究1998-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拉大薪酬差距可以提高管理层努力程度。鲁海帆(2010)、卢锐(2007)等也认为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与锦标赛理论观点不同,行为理论认为拉大薪酬差距,会让员工产生不公平感,主张通过缩小薪酬差距鼓励员工之间更多合作,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Grund和Sliwka(2005)首次将心理状态纳入员工效用函数,发现晋升产生的薪酬差距会由于员工嫉妒和同情而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周蓓蓓等(2009)以A股上市制造业为样本,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拉大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呈现负向影响。还有部分学者支持两方观点,张正堂(2006)提出薪酬差距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员工工作态度、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另一方面,可能因为破坏员工合作关系而有损于个人和组织绩效。高管团队薪酬水平、薪酬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但是学术界关于薪酬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并未得出一致结论。Lambert等(1989)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理人的薪酬水平不仅影响企业财务决策,还会对资本性支出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产生影响。Linna和Park(2005)对美国1996年到2001年最大的200家公司年报数据研究发现,外部董事薪酬与企业投资机会正相关;Sok-Hyon Kang等(2006)对美国1992年到2000年间9379个样本企业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投资行为与经理人薪酬结构正相关,经理人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收入越多,企业资本支出就越多。Aggarwal和Samwick(2006)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积极程度。Grundy等(2010)实证表明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而高管薪酬水平对投资无显著影响。Eisdorfer等(2013)发现管理者由于股权薪酬的吸引,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同时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负相关。我国学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例如企业现金流、负债结构等。部分学者选择企业投资决策的主体即高管团队为视角,分析管理层薪酬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王霞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投资规模受管理层基本薪酬、持股比例以及管理层任职年限的影响。张周等(2010)分析了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证明高管基本薪酬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詹雷和王瑶瑶(2013)以2005-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证明管理层薪酬水平、持股比例较低时,会导致过度投资,降低企业价值。夏宁和邱飞飞(2014)分析了高管显性激励(薪酬水平)和隐性激励(在职消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论是显性激励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已有研究成果对TMT内部薪酬差距和与企业绩效之间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缺少对两者关系内在机理的解释;关于高管薪酬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TMT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还未见到公开研究结论。因而,建立TMT内部薪酬差距———企业投资行为———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从企业投资行为的角度深入揭示TMT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黑箱”问题,深化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机理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三、研究假设

虽然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对于TMT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企业投资行为决策者的TMT,其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企业绩效提高更依赖于高管团队成员个人努力程度的提高。因此本研究推论:随着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拉大TMT内部薪酬差距,锦标赛理论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可能超过行为理论对于绩效的负向影响,因而得出假设:

假设1:TMT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投资决策是企业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决策之一,TMT在投资决策和执行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根据TMT内部薪酬差距、企业投资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结论以及企业实践管理经验,得到推论:拉大薪酬差距可以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促使TMT采取积极投资行为,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因而得出假设:

假设2:TMT内部薪酬差距与投资行为正相关

根据企业制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企业绩效的基本范式,制定合理地薪酬差距可以有效改善投资行为,也能够改变企业绩效;忽视薪酬差距对TMT行为的影响,传统代理理论框架下薪酬合约的激励效果不明确。实际上,企业绩效的改善并不完全是投资行为改善的结果,还受企业管理效率及其他多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经济、公司治理、TMT其他激励措施等。这些因素都能促进TMT采取积极的投资行为,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得出假设:

假设3:投资行为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根据以往研究定义,数据可得性以及上市企业年报中高管信息披露详细程度,将TMT界定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包括: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等。投资行为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其中主要是厂房、设备的增加。因为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可以改变企业的规模、结构、经营方向和发展趋势,故选择企业投资规模衡量企业投资行为。本文以2012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不全、ST及*ST企业,得到1063个样本。选取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在于:第一,制造业企业数量较多,可增加研究的精确度;第二,制造业企业经营业务涵盖各个领域,生产过程覆盖整个产品生产周期;第三,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入比例大,回收时间长;以上特点能反映企业投资行为的一般规律。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企业绩效(EPS),当年每股收益,又称每股税后利润,是综合反映公司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2)自变量:TMT内部薪酬差距(Gap),指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水平同其他高层管理者之间薪酬水平的差额。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中并未单独披露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因而用“前三名高管的平均薪酬”与“其他高管平均薪酬”之差衡量TMT内部薪酬差距,考虑到薪酬激励的滞后性,选取前一年的薪酬水平。(3)中介变量:投资行为(Invest),采用投资规模与资本存量比例(I/K)衡量投资行为。投资规模(I)=当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现金之和,资本存量(K)=年初总资产。(4)控制变量:财务杠杆(Lev)、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H10)、上一年投资额(I)、企业现金流(Cash)。各变量的定义和说明见表(1)。

(三)模型构建

根据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投资行为在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不考虑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即模型1。

第二,考察TMT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构建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中介变量(投资行为)的影响模型,即模型2。

第三,考察TMT内部薪酬差距是否间接通过影响投资行为影响企业绩效,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投资行为),检验企业投资行为的中介作用程度,即模型3。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2012年度,EPS均值为0.304,标准差为6.29%,表明我国上市企业的绩效波动较大;TMT内部薪酬差距平均为12.058倍,小于普遍心理预期;企业新增投资均值0.082,现金流水平为0.063,企业当年投资超过现金净流量,说明企业投资规模普遍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见表(3),数据显示:TMT内部薪酬差距、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和投资行为等变量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相关关系;TMT内部薪酬差距、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上一年投资额等变量与投资行为显著相关。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相关系数绝对值远小于Hairetal(1998)提出的0.9的严格标准,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见表(4)。数据结论:三个模型全部通过F检验,t检验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DW检验显示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平稳,回归方程有效。模型1中,TMT内部薪酬差距 (Gap) 系数α1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拉大TMT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正向促进企业绩效,TMT内部薪酬差距增加1个单位,企业绩效会提升0.061个单位,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中,TMT内部薪酬差距(Gap)系数β1也显著为正,拉大TMT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有效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3中,投资行为(Invest)的系数γ2显著为正,即投资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绩效越高,意味着改进投资行为能够对企业绩效起到积极作用。模型3中,TMT内部薪酬差距的系数γ1显著为正,且比模型1系数α1下降了0.006(0.061-0.055),降幅为0.6%,表明加入投资行为的中介变量,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因此,投资行为在TMT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设3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前面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采用托宾Q作为企业绩效指标,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绩效与TMT内部薪酬差距的回归系数略有变化,但显著性程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研究结果稳定。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

投资差距 篇5

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 导致其对经济的影响加剧。因为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出口。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对消费、投资和出口都产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将从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对这三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 以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均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已经产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消费的影响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迅速, 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人均GDP还是很低, 人民生活水平尚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 内需不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近年来不断升高, 早已突破了60%。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 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66, 740.18亿元人民币, 而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 210亿元。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 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消费。金融危机后, 外贸需求减少, 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口号, 使得近几年内需有所上涨, 但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利于我国国内消费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均将大部分应分配与低收入的财富聚集到高收入的群体中去, 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两个极端, 即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下降, 而高收入阶层消费奢侈品的需求则增加。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 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还是有许多人生活在温饱水平线上。一般地,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为严重的社会中, 由于社会财富聚集在极少部分群体中, 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极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 这就是说, 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 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弱。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随着收入的增加,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因此收入高的人群, 消费较少, 储蓄较多, 而收入少的人消费少, 更少有储蓄。结果形成高储蓄, 低消费, 并最终导致消费减少, 减少有效需求。这一现象极为符合中国现阶段“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经济现实。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很容易使市场生产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富人更倾向于消费高端奢侈品;另一方面低端产品则为穷人所青睐, 而处于中间水平的大部分工业产品的需求则较少。因此, 它极有可能导致国内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 而国内工业品狭小的市场又制约了国内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 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所有这一切在我国现实中反映出来就是:有些地区厂商由于市场的滞后性, 不知道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一事实, 从而因为盲目扩大投资而产生产能过剩;另一些地区的厂商则因为缺乏利润激励, 产生了较为普遍的投资不足, 从而最终形成产能过剩和估计不足并存的现象, 这一现象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投资的影响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对一国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2003~2007年期间, 消费需求偏低且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不得不实行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现了在此期间平均10%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出, 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 投资分为物质投资和人力投资,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这两种投资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首先来看物质投资。按照宏观经济理论, 由于投资系数的存在, 投资的增加可以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 刺激生产, 增加就业。但投资乘数的大小是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相联系的, 他等于1/1-mpc。边际消费倾向越大, 投资乘数越大。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 势必导致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 社会中大部分人因为财富的减少而减少消费, 虽然会增加富人的消费, 但是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总效应还是会使社会中总消费量减少, 从而最终导致这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小, 继而减小投资乘数, 降低物质投资的投入对产出的多倍扩张效应。另外, 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小也会导致有效需求降低, 从而减少生产者扩大生产、增加投资的动机, 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物质资本的投入量。

其次从人力资本来讲。理论上,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假如经济增长仅仅依靠资本积累, 而这种资本积累有又不过是靠用现存的生产技术来增加工厂的数目的话, 那么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会停止。要使得经济增长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地增长过程, 而不出现停滞或后退, 只有依靠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在社会实际中, 尽管穷人所拥有的初始禀赋较少, 但是由于投资与人力资本, 提高教育水平可以使下一代人脱贫致富, 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 因此穷人虽然投资水平低, 但相对而言,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他们而言有更大的偏好。但是, 在收入分配差距日渐加大的今天, 第一, 由于收入差距的加大, 使得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支出占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很大部分, 当所得收入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时, 人力资本的投入就会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下一代拥有不同的教育起点, 获得不同的教育资源, 并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方面又往往会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 处于竞争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 收入差距的加大, 不利于广大民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虽然现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但各大高校四年的各种费用加起来平均每年也在1万以上, 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第三, 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流向。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以要素的初始禀赋不平等为根源, 国家的发展政策更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导致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低。反过来, 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更希望去东部发达地区, 很少人愿意回到西部去, 导致了人力资本在东部发达地区的聚集, 而西部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都被吸引到发达地区, 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不发达地区。在市场体制的收入分配机制下, 人们向收入高的地方聚集, 各地贫富差距加大更使大部分毕业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向高收入地区转移, 导致了低收入地区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三、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出口的影响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典需求理论,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其净出口余额上。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 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大, 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扩大, 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这些年, 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到2011年3月, 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 达到了30, 447万亿美元。在骄傲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匮乏的人力资本和低廉的劳动价格使得中国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发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从而能够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高额的国内储蓄率使得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国内企业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以求销路。这种出口增长方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其一,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低收入阶层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这进一步使得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网络资源无法得到补充, 因而使其收入来源更为有限, 更难以改变现有的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低收入阶层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 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低附加值工作, 这种工作的工资通常较低, 无技术含量, 大部分都分布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行业。由于有这种低廉的劳动成本,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也由于大量出口这种低附加值的产品, 使得我国处于国际贸易的低端, 只能承接一些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贸易。因此,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和更新换代;其二,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经济转型期产生储蓄剩余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前面已经交代了, 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使社会财富聚集在小部分高收入群体中, 大部分人因为收入有限, 再加上生活成本大, 会选择缩小消费, 增加储蓄, 结果导致平均消费倾向减少, 储蓄剩余产生, 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外销, 但这种低成本、低附加值靠出口数量取胜的模式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及稳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摘要：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这三者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都会使经济发生较大的波动。现阶段,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其对消费、投资和出口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 进而间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证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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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差距 篇6

1 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现状

1.1 地区差距的现状

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接近70%,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90%以上。沿海与内陆的差距, 1978年东部人均GDP是中部、西部的1.49倍和1.85倍, 2000年已经扩大到1.80倍和2.34倍。据《2004中国发展报告》测算, 200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信息化指数分别为60.9、53.84和49.85。据初步统计, 2003年,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GDP、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9%、69%和72%。

1978年, 东北、中部、西部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东部的0.79、0.45和0.41;到2004年, 该数据变化为0.56、0.41和0.32, 东部与其化地区的差距明显扩大, 其中东部与东北的差距扩大最为明显, 提高28.2%。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地区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之势, 由1978年的0.349上升到2004年的0.365, 上升4.6%。

1.2 城乡差距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城乡差距是1∶1.8, 90年代城乡差距1∶2.5, 现在城乡差距是1∶3.3, 我国城乡差距是排世界前三名的。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逐渐拉大, 由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3年的3.2∶1。在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中,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又明显低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距, 二者分别由1980年的1.86倍和2.83倍扩大到2004年的3.89倍和6.94倍。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我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其比例是3.23∶1, 西部的一些省份这一比例更高, 达4∶1以上。

总之, 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是名列世界前茅的。从政府部门到学者都在关注与采取措施应对之。笔者提倡从税收这个路径去探索缩小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 以资达到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 因为中国的所得税法存在破口。

2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存在破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体现了企业所得税税法的灵活性与宽容性。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25%, 低者免税, 具体条款不一一赘述。笔者在此只想针对部分税收优惠条款补充些看法。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第四章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存在破口, 亦即, 在现实执行过程中会成为素质不高的相关公务人员为官钻营之道, 以中饱私囊。笔者不是危言耸听, 更不是信口雌黄。譬如, 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其中“小型微利企业”的具体范畴没有明码标价, 这可是给执法者做主观题的时候。因此, 在确定小型企业是否是小型, 是否是微利要靠执行税法的税务部门人员去揣度, 而衡量的标准是心中存在的无形尺度。再比如, 第二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 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 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笔者对这句话有疑惑, 那就是“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 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究竟要与地方分享多少才能减征?分享多少才能免征?没有明确界定。这又是个很有弹性空间的主观题。

在市场经济大浪潮冲击下, 拜金主义到处泛滥, 多少人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走向犯罪的道路。比如, 2010年中国司法部门破获贿赂、贪污案例18000多起。这是司法工作者的业绩, 同时也是中国官员的耻辱。司法人员破获案例只是在截流, 而没有从源头上堵住漏洞。中国人多, 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要建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 尽量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 在立法中也要尽量体现法律的规则, 才有利于执法者做到“穷尽法律规则, 方得适用法律原则”。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使其规则化。

3 税收政策地域性差别化

税收是平衡经济的一道杠杆。奥立佛·温德尔·赫尔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曾经说过, 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因此,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所得税虽然有不同档次的划分, 但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1 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的依据

确定立法原则时要考虑这样一些关系:①需要与可能;②历史、现实与未来;③客观与主观;④整体与部分;⑤专家与社会;⑥本国国情与全球化。因为法不仅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即使是在同一社会形态里, 当经济基础发生局部变化时, 也会引起法律的相应变化。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及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差距,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企业税法的制定要随局部地区不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另外, “法要具有尊严和权威性, 必须正确反映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符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为了缩小“四大差距”,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 建设新农村等。然而中国的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不但存在, 而且位居世界前列。因此, 笔者盼望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充分利用税收这把杠杆, 从而达到很好地控调国民经济运转的目的。因为“政府购买和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外生变量”。

若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除了考虑立法时要考虑的一些关系外, 还得遵循立法规定的立法原则, 那就是:①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③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④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 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

3.2 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的具体措施

笔者建议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标准, 暂时拟定以下税收标准:东部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25%, 中部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0%, 西部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15%。这种递减式收税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相符合, 也与中国政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精神相吻合。在确定东、中、西部地区这个大框架下, 城乡企业也采用等差式收税标准, 以相差2%递减。制定同一地区内的企业所得税标准要看企业所在地区的级别。这种地区级别的判断标准部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所定的标准。之所以参照选举法, 是为了使权利与义务对等。具体一点, 同样是在东部地区, 企业若在设区的市与在不设区的市所交纳的企业所得税标准不一样;企业若在县政府所在地与企业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企业所要交的企业所得税征税标准一个样;企业设在乡与镇所要交的企业所得税标准一个样。一言以概之, 设区的市比不设区的市及市设区、县高一个阶梯, 乡镇又次之。

企业设在自治州、自治县与民族乡就参照其所在地区税收标准来决定征税情况。笔者拟定以下收税标准:企业在东部地区的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市, 就按地区征税标准25%全额征税;企业在东部地区的自治县县城就减免一半征收12.5%。以此类推, 企业在中部地区的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市就按地区征税标准20%全额征税;企业在中部地区的自治县县城中就减免一半征收10%。企业在西部地区的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市里就按地区征税标准15%全额征税;企业在西部地区的自治县县城中就减免一半征收7.5%。再者, 无论东、中、西部地区自治乡的企业所得税全免。以上这些想法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修改意见。

4 税收政策地域性差别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

笔者之所以主张税收地域性差别化, 是为了吸引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大量投资, 从而达到缩小地区之间差距的目的。在同一地区中, 企业设在市、县、乡政府所在地, 其所交的所得税不一样, 目的都是为了鼓励企业往县、乡镇里投资。这有利于解决乡镇人民就业问题;有利于繁荣乡镇;有利于减轻农民工大量流向城市给城市的发展造成压力。据有关资料显示, 1990年城市流动人口为3100万人, 1995年为8400万人, 目前估计达2亿左右。这些人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及就业等方面均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基本保障, 当因收入极其微薄影响其养家糊口时, 就会去偷抢, 不利于城市的管理。

企业设在自治县、自治乡所交的企业所得税分别有别于其他地方政策, 是因为自治县、自治乡大多数很贫困, 而且人口稀少, 主要在西部、西北部地区。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 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笔者希望通过超低的税收优惠政策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一方面有利于当地人民发展资源型产业,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吸引企业往这些地方投资办厂。

总而言之,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也为了积极履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 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税收调控却是财政政策的外生变量, 若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 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这有利于建设新农村;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些都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编辑委员会.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修订版) 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美]曼昆.经济学基础[M].梁小民,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美]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张帆, 梁晓钟,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投资差距 篇7

1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表现方面

1.1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伴随着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愈加显著。由表1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2008年与2013年相比, 城乡居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差值277.72元。同时, 农村居民的收入基数小导致从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城镇居民快于农村居民, 由2003年的2.61倍扩大至2013年的2.76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年相关数据得出.

1.2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农村中占大多数的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少、增长幅度小, 而占少数的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多、增长幅度大, 导致了财产性收入差距在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越来越明显。由表2可以看出, 在2008年至2012年, 农村高收入户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低收入户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17.35倍、24.41倍、15.92倍、15.96倍、16.80倍。由此得出, 农村高收入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高于低收入居民, 说明占少数比例的高收入居民拥有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 财富正在向少数人集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中。

1.3 区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区域条件、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优化结构以及理财投资能力等方面也制约着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由表3可以看出, 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在2012年东部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的4.12倍和3.73倍。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高的北京市为例, 人均财产性收入是当年广西省农村居民的31.84倍。除此之外, 由于财产具有衍生性, 财产性收入差距在高低收入区间内反映更为明显, 还会受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影响 (蔡亦敏, 2009) 。

2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成因检视

2.1 财产原因

居民的财产基数拥有量、区域经济的发展、投资市场的健全、社会保障的水平以及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都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密切相关。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决定着所拥有的财产数量。当前, 我国居民财产占有不均衡、群体差距较大, 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而财产从收入中转化而来, 农民长期以来收入水平过低、财产基数较小, 不利于财产规模的累积而限制了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从而扩大了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上面的差距。其次,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受到财产结构的影响。土地、住房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来源, 财产性收入主要为储蓄存款且金融理财产品不多。例如农民对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 在现行土地流转制度下, 能够从中获得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少;同时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虽然较大, 但住房价值较低, 能通过租赁等形式在房产上获得财产性收入也颇受掣肘。

2.2 发展原因

经济发展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起着基础性作用。从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看来, 东部优势明显, 拥有资源、技术、人才优势等, 造成地区间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机会的不均等;中部位于内陆腹地较为偏远, 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单一, 多为银行储蓄利息收入;西部地区的资源相对匮乏, 而且受到自然条件制约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发展缓慢。由此, 东部地区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途径多元, 而中西部较为单一。其次, “马太效应”也影响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冷崇总, 2013) 。“马太效应”会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产生不同作用, 发达地区具有更为强大的发展潜力, 也有更充足的资源聚合能力和人力资本, 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就越多元。以2013年最高的北京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例, 北京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716.4元, 对比发展相对落后的广西省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53.9元, 农民财产性收入差额由2005年的569.7元扩大到2013年的1662.5元。

2.3 市场原因

资源配置的手段是市场, 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金融市场中获得, 财产性收入拉大差距的成因之一就是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价格涨跌变化幅度。在房地产市场中, 据数据显示, 2012年底全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7.09m2, 其中砖木结构就达到15.92m2/人, 市值仅仅为681.90元m2。在土地市场中, 我国不适宜居住的生态脆弱地区就占到55%, 此外,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基础。但是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难以在农信社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下得到满足, 同时也没有相对适合农民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因此, 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来决定自己的投资途径, 特别是匹配中低收入阶层的、风险较小而安全性较高的理财投资产品明显缺失。

2.4 制度原因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影响着财产性收入差距。在以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为特征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 农民面临着投资机会不均等的困境, 严重阻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明显, 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分割问题, 医疗保障、义务教务保障都主要集中在城市, 长此以往, 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 从而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得以提高, 最终增加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而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投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如水利交通设施等。这些都阻碍了城乡融合及资源、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结合, 不利于农村金融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 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得不到保障。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及生活保障就是土地, 但目前土地产权关系模糊、未形成合力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也不完善, 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有效被发挥, 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得、拉大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2.5 素质原因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理财能力, 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内因, 进而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和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差距。

首先是教育水平, 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师资教育力量悬殊, 在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高、师资投入充足, 而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投入欠缺。同时农民的知识储备有限, 文化素质偏低, 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意识, 也难以具备需要专业性较强风险投资能力和拥有规避风险的预判能力。特别是更为偏僻地区的农村居民, 对有风险的投资途径更是避之不及。其次是理财能力, 其财产性收入的多少和个人的投资意识、偏好和抗风险的承受能力息息相关, 这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获得的成因。而且在农民组织化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同时, 相当多的农民在进行市场投资时都是以个人主体独立参与, 因此多会选择投资风险相对较小的储蓄手段从而得到收益也较少的利息收入, 而高风险、高收益的有价证券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青睐, 从而影响了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3 缩小农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3.1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理顺分配关系, 在确保增加农民收入的条件下促进收入再分配的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时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各类社会保险等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次调节, 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给增加居民的财产基数提供条件,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 效率是调动积极性的关键, 而公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衡量效率的圭臬。在稳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 不仅要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也要拉近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 着重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因为农村居民一直以来徘徊在较低收入状态, 抑制了其财富积累的速度, 所以不仅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进一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切实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从而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异。

3.2 促进经济发展

从整体上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 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首先培养农民从业技能, 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进程, 也让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切实利益。其次, 制定相关措施, 大力扶持农民创业积极性, 使其工资性收入得到提高, 最终加快其收入资本积累, 为获得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同时, 促进城乡一体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要加快城镇和乡村间良性互动,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 对产业、土地、人口、资源等这些资源要素进行整合, 通过规划引导, 加速城镇产业的聚集,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3.3 完善市场体系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 “要保障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住房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为维护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权益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房地产市场中, 农村房屋租赁市场和买卖市场要在确权、确证、市场操作规范的条件下进行,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权益。此外, 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市场也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 政府与金融机构应贴近市场, 拓展出适应农村居民的周期短、风险低、收益高、收效快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 为闲散农民的资金创新出一条投资途径, 使得农民财产性收入得以增加。

3.4 加强制度建设

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入手,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最根本的制度是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是农村最基础的生产关系、土地权益也是农民最大的利益情况下 (韩长赋, 2014) ,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 允许金融机构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 会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 使土地价值在市场中流通得到充分体现, 农民也才能从中拥有真正土地性财产收入。因此, 要在确权、确地、有证转让、规范公开的市场操作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条件下, 在原来的占有、使用、流转、收益等权益的基础上, 再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的权能,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韩长赋, 2014) , 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其次, 要拓展农民增收途径,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建立投入增长稳定机制,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和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一, 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建立相应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健康保险制度, 也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在自我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第二, 进行农村社会救助, 对农村中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农民, 通过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救助, 使受救助者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三, 进行农村社会福利救助。对农村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缺少劳动能力等特定对象提供相关社会公益性救助, 只有增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 使农民可以安心地进行流转土地, 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3.5 提高农民素质

农民的自身素质不仅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也直接影响自身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师资力量, 还要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 也可以通过农村社区和村委会为农村居民开展投资致富的项目。同时, 还可开授一些投资基础课程培训, 转变农民理财投资的观念, 提高对风险的分析能力, 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 调动农民的投资热情, 为加快财富累积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蔡亦敏.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问题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 (4) .

[2]王婷.增加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评析[J].当代经济研究, 2012 (7) .

[3]冷崇总.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思考[J].价格月刊, 2013 (3) .

[4]赵华伟.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解决途径[J].改革与战略, 2010 (9) .

[5]张丹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关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人民论坛, 201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