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世界与翻译中国

翻译世界与翻译中国（精选十篇）

翻译世界与翻译中国 篇1

杨宪益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他出身于官宦富豪人家, 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 家财万贯。在父亲去世几年后, 年仅七八岁的杨宪益仍须以其父代表的身份出席董事会。“许多年长的董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和同僚, 他们直夸我聪明、举止得体。”

生在富贵之家, 往往不是纨袴子弟就是颇有成就。因为有钱, 所以可以不事生产, 吃喝玩乐, 毕竟, 读书求学这条路充满了太多的荆棘, 是孤寂、沉闷而坎坷的。因为有钱, 所以请得起最好的老师, 上得起最好的学校, 买得起想要的书, 起步比别人早, 起点比别人高, 成就也就往往比别人更容易取得。显而易见, 杨先生属于后者。

杨宪益的启蒙老师叫魏汝舟, 在这位博学的老先生的熏陶下, 杨宪益的古文与古典诗词水平突飞猛进。得益于这位教学有方的老先生, 杨宪益对书本、对知识中国, 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了近乎狂热的追求。才十一二岁, 他就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杨宪益还常由家里一名年轻仆人陪同, 坐包车到天津的许多家新式书店, 购买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的大量著作。当时, 杨宪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 已经到了“贪婪”的地步。

少年

杨宪益上的中学是天津新书书院, 由伦敦一家传教士团体创办, 老师大都来自英国, 全英文教学。班里四五十个人, 他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杨宪益早在英文课程里就学到了雪莱、拜伦和济慈等人的作品, 但是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 主要还是来自于阅读课外书。当时天津法租界里有一家专卖外国原版书的“秀鹤书店”, 杨宪益每隔一天就要到书店浏览一番, 买上几本新书。最初他读的少儿读物有: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故事, 巴利的《彼得·潘》, 斯蒂文森的《金银岛》, 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后来又读了大仲马的许多历史传奇, 从《三个火枪手》到《铁面人》……

上高中后, 由于从小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 家里早就为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教师。这时, 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 通常是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 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歌很快他便几乎读遍了!

求学海外

杨宪益求学海外的动机是爱国。上高中时, 杨宪益深深地被18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的《人类的天职》所打动, 它唤醒了杨宪益狂热的爱国热情。同一时期, 杨宪益读到了拜伦的著名长诗《哀希腊》, 诗人对希腊命运的哀叹又引起他对祖国命运的联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一定要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天津没有人教拉丁文, 他就买了一本拉丁文语法书自学, 又请了一位希腊商人教他希腊文。可希腊商人不懂希腊古典文学, 满足不了杨宪益的要求。他于是萌发了出国学习希腊文拉丁文的想法。1934年深秋, 杨宪益到了英国。

杨宪益的欧洲留学经历看起来更像一部传奇小说, 与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经常会读到的勤工俭学史、苦学成才史迥异其趣。先谈谈他一波三折的入学经历。

经过一个冬天和第二年春天的学习, 1935年春, 杨宪益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居然一举通过了希腊文拉丁文专业的笔试。接下来是面试, 墨顿学院的主考官问杨宪益:

“你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多长时间了?”

“我学了五个月。是在伦敦向私人教师学的。”

“什么?才五个月?那你一定是侥幸通过的……好吧, 杨先生, 要知道我们英国学生通常在进大学以前得学七、八年拉丁文和希腊文。尽管你通过了考试, 但你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够巩固。我们强烈建议你推迟一年入学。你最好再多学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程, 我们将在1936年米迦勒节学期 (秋季班) 接收你。”

他必须再等待整整一年!这对杨宪益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给他的满腔热情和热切希望泼了一大盆冷水。

悻悻而归的杨宪益决定好好犒赏一下自己。他参加了一个环地中海旅游团, 路线是乘船绕地中海一圈, 途经直布罗陀海峡、阿尔及尔、里斯本、西西里岛、马耳他、希腊、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和埃及, 全程要花近一个月时间。这一路他饱览了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的风光和文化古迹, 了解了书本中得不到的人间万象, 为他以后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 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当时正是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他原本可以留在国外, 过着相对安全、有保障的生活, 但他毅然选择了带着他的英国夫人一起回到祖国。从此, 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将中国翻译给世界

1953年起, 杨宪益进入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 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一起, 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让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名声大噪的, 就是《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 除了杨戴夫妇译本外, 还有一种是1973年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译本, 译名为《石头记》, 翻译者是英国的霍克斯。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义的地方, 霍氏译本更多采用的是意译, 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英美世界影响很大。杨戴译本则更多地采用直译, 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读。其实, 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

今天的译者, 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 其实远非如此, 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杨宪益考虑的是, 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英语世界, 并以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斯的策略则是把《红楼梦》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举个小例子, 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比如对《红楼梦》“红”的处理, 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在中华文化中, “红”是和吉祥、喜庆、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 而在英语思维中, “红”则是和危险、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杨宪益用的是直译, 霍克斯则有意避开了“红”字, 甚至用“绿”来取代“红”。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

由于近百年来英语代表了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 所以在中国翻译界, 翻译外来作品时, 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可以说, 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更倾向于意译, 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 使译文更加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 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 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

翻译世界与翻译中国 篇2

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执业能力培训与评估

见习翻译准入评估纲要（试行）

一、总论

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执业能力培训与评估（以下简称TICAT）的见习翻译准入评估工作，是为遴选出合格的、不同学科背景的翻译人才参加到TICAT基础培训与评估项目，而专门设置的英语语言能力（特别是翻译能力）测评环节。

(一)评估实施目的检验被评估人员的基础英语应用能力，并通过考察其对于翻译源语言的理解能力，以及对于目标语言译文的判断能力，评估被测人员当前的英语实践水平及潜力（能否参加第二轮培训与评估）。

(二)评估基本要求

1、见习翻译及格（编号S100）：熟练掌握4000个以上英语词汇；具有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了解翻译操作的基本常识。

2、见习翻译优秀（编号S101）：熟练掌握6000个以上英语词汇；具有较高的英语应用能力；了解翻译操作的基本常识，并具备参加翻译实践活动的潜力。

(三)评估特别说明

1、见习翻译准入级别是TICAT项目的起点级别和门槛，评估分值达到S100101级别的被评估人，可以以见习者的身份参加到一些简单的翻译时间工作中，并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为将来成为合格的语言服务人才打好基础。

2、评估分值达到S101级别的被评估人，将被允许参加TICAT项目第二阶段基础级别的培训和评估，是否能胜任更高一层次的口笔译工作则应通过第二阶段培训和评估来认定。

3、TICAT见习翻译准入评估，是面向各学科开放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语言服务潜力的测评，不仅考虑到被评估人的英语语言水平，更加看重其语言能力在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潜力，以期为后续的翻译人才培养计划筛选出合格的学员对象。

二、TICAT准入评估题型设计

试卷旨在测试应试人的英语知识和能力以及对翻译的认知程度。

100道测试题的组成，依次为：

1.英语词汇（包括单词、短语、惯用语、熟语、习语等）

2.语法（包括句子结构、动词时态和语态等）

3.翻译技巧（包括词类转换、主动被动转换、省略、增补、定语从句的翻译等）

4.修辞（常用的借代、比拟、隐喻、双关、押韵等手法）

所占比例大致上分别为35%、25%、25%、15%。

样题：

1.请选择正确的译文，并将其编号填在空格中。

The students decided to pull the teacher’s leg._______________

A.学生们打算拖老师的后腿。

B.学生打算替老师跑腿。

C.学生打算跟老师开个玩笑。

D.学生打算为老师做点事。

正确答案：C

2.以下文本选自关于诗的介绍性文章。根据语意，选取一项将中文的并列句翻译为一

个英文复合句的译文。

原文：简言之，用诗的形式表达喜、怒、哀、好、恶、惧这些感情的作品称之为抒情诗；用诗的形式叙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作品称之为史诗；用诗的形式描述田园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田园诗。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In brief, what in the form of poem expresses such feelings as joy, anger, grief, love, hate and fear, gives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personages and events, and presents a

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者” 篇3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

(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能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太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l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

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受质疑，给周小川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伦敦G20金融峰会举行前一周，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倡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逐步取代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多数评论者认为，周小川的言论只是借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之机，表达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或者他的建议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只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所设定的规则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周小川提出此建议背后的逻辑是，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值得信任，那就应该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而代之，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选项；而中国1994年就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又是，必须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一个利用国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清晰可见。

伦敦G20金融峰会和匹兹堡G20峰会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渐渐淡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论域，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货币互换进程的加快。与此同时，汇率制度改革亦在按照“部分可兑换一基本可兑换一完全可兑换”的步骤逐步推进。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学术密友、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6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未来5年内，能够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当《华尔街日报》阿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策划的一个经济高峰论坛——《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人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人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

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人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而从1992年他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参与“复关”／“入世”谈判至今，他的角色经历了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到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道者的转换。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

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

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

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经常被称作“市场经济俱乐部”，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禁语”。

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被叫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对此，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对手却无法理解：第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商品经济；第二、他们不相信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结合。

从宏观层面无法说清楚，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受一位资深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启示，又改从微观层面，即企业运作层面进行讲解，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国家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可以从企业的运行体制中体现出来。为此，他们还从北京请了一批研究企业管理的专家去日内瓦，跟谈判对手解释那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疑问：中国报纸有关企业运行机制的报道说，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两心变一心，那么两心是如何变一心的呢?但是，北京专家的解释反而让谈判对手更加糊涂。最后对方说，你只需告诉我，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此路不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就和龙永图商量：能否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谈判对手倒是欣然接受，但是回国向中央汇报时被否决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承认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才终于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现在谈翔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据说最早就是由龙永圈舶人中国内地的。

1997年2月，龙永图升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兼任中国“人世”首席谈判代表。而两年前，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取代了“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协调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因而，此时的谈判就由“复关”谈判变成了“人世”谈判，而谈判的范围亦相应扩大。

谈判范围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外参与利益博弈的部门大大增多，谈判难度随之增加。

一方面，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规模急剧扩大。“实际上各个部门参与的谈判代表，一个方面是代表我们中国谈判，说得难听一点，一方面是监督龙永图是不是出卖了他们部门的利益。”龙永图后来回忆说。

另一方面，谈判对手，特别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双方讨价还价最激烈的就有八个：一是农产品市场开放、出口补贴和国内的农业支持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坚决不承诺开放A股等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三是保险业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开放问题；五是银行业开放问题；六是汽车业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八是外资

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人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人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博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鳖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面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

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

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都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2006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后增至16个)部委联合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春节前后，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设计；4月，5月、6月，又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一哈佛大学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为各套方案之间争论的焦点。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当时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报)齐聚钓鱼台国宾馆“过堂”时，“市场主导”的声音仍然占据着上风。

彼时，陈竺正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医改座谈会”(亦即“1017会议”)，讨论综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拟的新医改讨论方案，“政府主导”的观点突然占了上风，“到2020年建立一个覆盖中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总目标和“坚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线基本成型。

“新一轮医改启动之时，卫生部主政的是高强，而医改新方案成形之时，陈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几个部委参与起草的，所以陈竺个人对医改新方案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长期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制订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体制。”

陈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

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

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央企海外上市的操盘手

曾采访过朱云来的记着说，他行为低调。衣着普通，面对记者提问，全部报以沉默，甚至不愿逢露自己的姓氏，

因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本土业务的增多，中金董事长朱云来亮相国内公开场合的频率亦越来越高，而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正在逐渐褪去。

现在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转往芝加哥DePaul大学修读会计硕士，毕业后进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受雇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1998年正式加入中金公司驻港办事处，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中国国务院现任副总理王岐山。

2005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评选朱云来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时，曾如此介绍他：“没有人能像朱云来那样，横跨环球金融界和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朱云来是中国唯一的国际级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主管，他有芝加哥DePaul大学的会计学学位……被认为是一位能干而勤奋的交易人。中金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

而曾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行为低调，衣着普通，面对记者提问，全部报以沉默，甚至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

中金公司最初的业务范围亦成全了朱云来的低调。

1993年，中国国务院开始酝酿国内超大型企业海外上市，适逢此时，时任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林重庚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两件事一结合，就催生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中金公司的发起股东包括五家海内外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技术投资和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名力集团。借此，摩根士丹利等海外资本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虽然国务院批准成立中金公司时赋予它的职责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战略重组和境外融资等提供多种服务”，但是，最初它的主营业务是护送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去海外上市，而本土业务几乎为零。

因此，彼时，朱云来无需公开露面。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金公司的黄金时代是从朱云来到来之后开始的。此话的准确性几何姑且不论，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金公司承销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人寿、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超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的确是2000年初朱云来接替方风雷执掌中金公司之后发生的。

超大型垄断资源企业海外市，最初的确解决了超大型垄断资源企业国内市场融资难、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等问题，但是随着上市的公司逐渐走出困境，而且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公司，国内的各种质疑之声开始高涨：第一、低价入市导致国民财富巨额流失；第二、优质上市资源流失，导致国内证券市场空心化和边缘化，第三、产业被外资控制，国家经济安全堪忧。

另外，中金公司参与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不乏失败的案例。据说，2007年中投公司欲借入股美国黑石集团变相IPO但最终巨亏，背后就有中金的参与。

略谈中国佛经翻译与西学翻译之差异 篇4

I.两次翻译高潮的历史背景、延续时间、翻译活动中心, 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关于两者兴起的历史背景

佛经最早是为了加强统治阶层的统治而被引入中国。然而随着时间的积累, 佛教在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成为信徒受众最大的宗教,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历史上的重要佛经翻译者, 如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 都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从事佛经翻译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其统治而在其中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 西学翻译兴起的时期,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残的时期。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的这80年间, 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屈辱史。这种历史背景下, 西学翻译的活动, 多是积极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 以期能够救国保种, 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爱国”、“制敌”、“救世”的活动。

二、在两者持续的时间上

中国的佛经翻译活动, 最早从西汉的哀帝时期 (公元前2年) 即已开始, 但那时只是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 , 已经较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在经历了唐朝的鼎盛后一直持续到北宋, 历经了十多个世纪,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跟佛经翻译持续的千余年相比, 西学翻译的主体时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 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以两者在时间上的差异, 尤其悬殊。

三、翻译活动中心

后秦时代, 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 使长安转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立译场。后来道安的翻译活动以及其“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的提出, 都使长安的中心地位得到加强。随着西晋时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由竺法护在长安揭开的, 长安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佛经翻译中心, 其中心地位也一直得以保留。而中国西学翻译的中心, 则围绕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天津而展开。当时清政府首都北京当然是最主要的翻译活动中心。但后来的随着洋务派、维新派对翻译的重视和推崇, 在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开办洋务学校、译书局等, 使得翻译活动的中心城市延伸至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中心城市。

II.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的主体、客体不同

一、关于两次翻译高潮的主体

1. 翻译主体的国籍

从翻译主体来看, 佛经翻译的早期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人或者久住中国的外籍后裔, 例如,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人 (即波斯人) ;“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中的支氏, 即为月氏人。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名家竺法护也是月支人;后秦时期的名僧鸠摩罗什, 祖籍为天竺 (今印度) , 因精通梵文胡语和汉语, 而成为一代译经大师。而西学翻译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 以期能“爱国”、“救世”, 所以多为国内本土的有识之士。

2. 翻译主体的职务及政治立场

(1) 佛经翻译主体多为佛教人士, 虽博学多识, 但其主要活动还是讲学、受经、译书, 不承担政治上的行政职务。而西学翻译的主体多为当时朝政的有识之士, 如林则徐曾为钦差大臣, 查办海口事务;与林则徐同时的魏源为道光进士, 曾任内阁中书;主张开办翻译馆, 培养翻译人才的奕、李鸿章、张之洞则分别为当时的权倾一时的恭亲王、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马建忠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 曾为李鸿章办理洋务, 并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公车上书”也是其当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所为;严复, 曾到英法等多留学、游历, 任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 后被李鸿章调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林纾也曾中举, 后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张元济和蔡元培则为同年进士, 张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蔡则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并与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等等。由此可见, 与佛经翻译主体多为佛教人士相比, 西学翻译的主体都为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政治界的领军人和倡导者, 在整个的西学翻译的进程中, 起着旗手和领航者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 佛经翻译的主体都是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出发的, 不存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而西学翻译主体多为文化界和政治界的领军人和倡导者, 这就必然会导致西学翻译主体间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如李鸿章、张之洞, 只是希望在不改变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前提下, 引进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 被称为“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 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改良政治, 变法维新。

3. 翻译活动得以延续的主要途径

佛经翻译主体主要为佛教人士, 其延续的主要途径是师徒间及宗派内部的传递。如前面提到的月支人“三支”:支谶来到中国, 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 支谦又受业与支亮;东晋高僧慧远乃道安的大弟子;后秦的僧睿, 也曾师事道安, 后入长安, 参与鸠摩罗什译场助译, 为其主要弟子之一;而道宣 (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的创始人) 也曾参加玄奘译场, 负责润文。相对而言, 西学翻译则没有如此紧密的师从关系, 虽然其中一些人士也具有师生关系, 如冯桂芬为林则徐学生, 梁启超为康有为门生, 但他们之间的翻译理论已经不是简单的师生间的传递和延续了, 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开眼看世界”的时期, 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潮流和西学理论开始大量涌入, 这样一来, 可选择的内容就大大增加, 也就使得翻译理论的师从关系大大降低。

二、关于两次翻译高潮的客体

所谓翻译活动的客体, 即所翻译书籍的内容、选择标准和所译之书的来源等方面。其实, 但从两者的名称上, 即可看出两者是有差别的。

1.翻译客体的内容

翻译的主体和时代背景决定了佛经翻译时期进行的主要是佛经文典的翻译。除了将梵语翻译成汉语, 还有将梵语翻译成藏语的活动。而西学翻译基本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发展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 所以其翻译客体变得丰富, 并因翻译主体的的政治立场不同, 而选择不同的翻译客体:洋务派主张科学技术类, 如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等;维新派主张政治法律、各种学术之书和自然科学等。

2.翻译客体的选择标准

佛经翻译在中国经历了从无意识地见什么译什么, 到有意识地缺什么译什么的过程, 所以初期的佛经翻译可以说没什么选择的标准。而西学翻译中各派则是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的选择客体:洋务派以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为己任, 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立场, 希望引进新知来保护清政府的统治;维新派则注重翻译西方的政治法律及学术书籍。

3.翻译客体的来源

佛经翻译时期既有“无原本” (即由外来僧人口授几句经文) , 也有“胡本”、“梵本”, 且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古印度时期的佛经大多无原本, 而是口耳相传。早期的佛经翻译也就相应地无原本, 全凭口授。一些由西域古代文字写成的佛经开始被翻译过来后才出现了“胡本”的佛经原文。而西学翻译主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留洋经历, 所接触的文化多种多样, 因此西学翻译客体既有来自于英语、法语等欧美文化的, 也有来自中国邻国日本的, 呈现出向当时发达、先进国家学习的特征。

III.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的翻译理论和译论争辩

一、翻译理论

与延续长达千年之久的译经活动及汗牛充栋的佛经译著相比, 有关佛教译论的数量和分量却不大相称, 一些翻译大家, 如鸠摩罗什、玄奘等, 所留下的议论往往是零星的、片段的议论。有的即使留下了一些译论, 但由于年代久远, 其出处目前还不能断定, 例如, 有的资料上就提出玄奘在译论上提出过八个字“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但后人通过研究却不曾在玄奘的文章中找到这八个字, 倒是在梁启超的评论中找到了。所以这个八字译论到底是谁提出的, 至今没有权威的解答。

而西学翻译事业能取得较快发展, 却是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突破密切相关的, 尤以维新派的理论贡献最大。例如, 马建忠、高凤谦、梁启超等人、最早提倡广译, 突破了洋务派及教会人士专译格致类书的狭隘格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又带头号召翻译哲理类和文学类书籍, 使得翻译的格局更为宽广, 从而呈现一派新的景象。

二.译论争辩

佛经译论争辩交锋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文”和“质” (即直译和意译) 的焦点上。而西学译论史上至少有两次较大的讨论:一次是严复与梁启超、吴汝纶等人之间展开的, 主要是关于翻译文体、语言等;另一次是章士钊与吴稚晖、胡以鲁等人之间展开的, 主要是关于译名问题。

IV.结论

以上为本文作者总结的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的主要的区别所在。当然, 除了上述几点, 这二者之间还有很多的不同, 如二者具体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两者对中国当时和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西学翻译中包含的科技翻译的第二次兴起, 等等。

翻译在我国是一项古老而几乎不间断的活动, 而且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 各种翻译活动蓬勃发展。今天中国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 和前面三次的翻译高潮也是密不可分的。希望通过本文能使大家对中国翻译的历史能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摘要：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分别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和第三次高潮, 本文将对这两次翻译高潮的历史背景、延续时间、翻译活动中心, 翻译的主体和客体和翻译理论等方面着手进行对比分析, 比较出两者的差别所在。

关键词：历史背景,持续时间,翻译主体和客体,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009重印)

[2].谢锐:长安佛经翻译的基本体系与历史意译佛教在线www.fjnet.com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篇5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作 者：陶全胜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外语系,安徽,淮南,23 刊 名：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6(2) 分类号：B948 关键词：佛经翻译   佛教中国化   归化策略  

中国饮食文化与汉英翻译 篇6

关键词： 饮食文化 翻译 翻译方法

1. 饮食文化与语言

自古以来，饮食就是中国百姓的第一要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鹽、酱、醋、茶都与饮食有关。郦食其向刘邦进言时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齐民要术》中指出：“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在面对自然灾害和苛政战争的时候，百姓最关切的仍然是填饱肚子。“吃了吗”是我国的国问，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护，更说明了“吃”在我国人民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的习俗中，不论婚丧嫁娶还是走亲访友，总是以吃作为重要内容和活动高潮。

中国人对饮食和饮食文化的重视，必然反映到语言当中。同大多数文化负荷词语的产生方式一样，汉语民族的具象思维方式在表达饮食的词语中也找到了充分表达抽象事物的途径，许多饮食方面的词语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汉语中与饮食有关的词汇特别丰富，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用饮食来形容，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位”，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饮食用具也成了汉语中的常用词，“铁饭碗”和“大锅饭”是计划经济的代名词，“砸了饭碗”和“背黑锅”与倒霉有相似的贬义。

这种借物喻义是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各个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氛围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和英语国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这就使得他们对同一种食品或器具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反应或不同的语义联想。

这些与饮食文化有关的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方所没有的东西，如中国的饺子、包子、汤圆、粽子等，西方的cheese，hot dog，各色面包等。这类词称为文化词（cultural words），是指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具有的事物和概念，而另一文化中没有，从而在翻译中、双语转换时形成一种词汇空缺。Newmark把这种词称为empty words。

另一类词是文化负荷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phrases）。这类词与文化词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是对方所没有的，而文化负荷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是对方有的，只是在词义的宽窄方面不完全重合（overlap），也就是说，只有某种程度的对等，不重合、不对等的部分有大有小，这也造成了对方的词汇空缺。这种不重合、不对等的情况大都是由各自社会文化的特点造成的。

文化负荷词视其构成和意义特点可分为三类：

A类：切分和归类不同的文化负荷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phrases）due 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这一类文化负荷词语，所指意义之所以不重合，只有部分对等，是因为不同社会文化对客观事物和概念的不同切分造成的。例如中国普通人知道一两种茶的名称，在专业人士那里可以分出上百种，而大多数西方人恐怕只能叫出红茶（black tea）和绿茶两个名称。

所有这些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对一些事物的不同切分和归类造成的词义不重合、不对等或词汇空缺，在翻译中往往构成很大的难题。

B类：联想不同的文化负荷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phrases）due to different association。

B类文化负荷词与A类的不同之处在于A类词所指称的事物，由于不同文化的不同切分和归类而形成意义不重合，是客观的。B类文化负荷词所指称的事物是相同的，其不同的文化含义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给以的不同联想，这些联想往往带有感情色彩，是主观的。可以说A类含义的不同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切分和归类，B类含义的不同来自处于某个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所赋予的感情色彩。例如：All is fish that come to his net（放到篮里的都是菜），The great fish eat up small（大鱼吃小鱼），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不在内行人前卖）弄，butter to butter is no relish（千篇一律），big cheese（大人物），whole cheese（自以为是，说话算数），cheese cake（女子性魅力），hard cheese（倒霉），no use crying over split milk（牛奶翻了，哭有何用），pudding rather than praise（好话不如实惠）。

C类：语用规范不同的文化负荷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 （phrases）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norms。

词、词组、表达法的语用意义是深厚的，同时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色彩，特别是在制度习俗文化中更是如此。在问候、告别、婚礼、葬礼、礼貌、穿衣、饮食、出行等方面，各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形式和内容。由于语用意义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含义词（语），我们把它们归入C类。

2.翻译方法

从以上中西饮食文化对比中可以看出，由于中西饮食文化的截然不同，中英语汇中与饮食有关的词语存在明显不同的联想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灵活采用各种翻译方法，传达出原文的意义。

2.1保留形象直译法

词的文化负荷（cultural load）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直译法能保留这些文化特点，不仅有利于文化交流，还可以丰富译语的表达力。如：

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选集》）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s go，“When a melon is ripe，it falls off its stem，”

and“When water flows，a channel is formed.”

又如：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

（刘鹗《老残游记》）

Admist the feverish bustling，there appeared on the stage a girl about eighteen or nineteen years old，dressed up just like the former. Her face was shaped like melon-seed. Her beauty was above the average woman—charming but not coquettish，and a clarity of complexion but not coldness.

2.2舍弃形象意译法

汉英两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有时这种差异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汉语中食品的形象及其喻义，有的出于典故，有的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有隐含之义。翻译时原语所依托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如果采用直译法，这些词语的喻义自然就无法為译语读者所理解，这时只能舍弃形象，译出其语用喻义。如：

狄仁杰推荐的姚崇数十人，后来都成为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资治通鉴》）

Yao Chong and tens of other people whom Di Renjie had recommended became famous ministers afterwards， and some people said to Di Renjie，“all the pupils in the whole country have been taught by you.”

又如：

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

The first day he made practically nothing；the second，business was very good.But then he was flat out on his back for two days becausehis ankles had swollen up so badly.

（老舍：《骆驼祥子》，Shi Xiaoqing译）

再如：

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

（老舍：《骆驼祥子》）

What’s more，what if word of this spread and reached Fourth Master Liu’s ears？Did he know that his daughter was a tart？If he didn’t， then wouldn’t he put the whole blame on Xiangzi？

2.3释义（补述）

“小方，你倒没生病？哦，我明白了！鲍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

（钱钟书：《围城》）

“Little Fang，you didn’t get sick？Oh，I get it！Miss Pao’sbeauty is such a feast to the eye*，and you got your fill just looking at her and didn’t have to eat.”

Literally，“someone beautiful enough to be eaten.”

（珍妮·凯利，茅国权译）

译者特地加注解释“秀色可餐”的字面意义。

又如：“铁饭碗”仅直译为“iron rice bowl”是不够的，在行文或口头表达中宜有补述。如：For a long time，Chinese workers have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the“iron rice bowl” system， having a job for life. 甚至可以补充一句：If you were hired by a factory，you had no cause to expect to be fired.

还有我们常说的“吃大锅饭”，仅译为“eat from the same big pot”是不能传达其国俗语义的，有人对这一国俗词语作了一段较长的解释：It is a misguided kind of economic equalitarianism. Under this equalitarianism， among locals， units， and individuals， those who work hard and those who loaf are treated similarly， as are those who do a good job and those who do a poor job...具体在译文中如何处理，另当别论，但译者应该想方设法使读者了解其国俗语义。

2.4省译

当原语形象和喻义的结合关系对译语来说很陌生，难以移如译文，或者原语形象在上下文里不太重要时，可采用概略化或释义的方法只译出喻义。如：

只见他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

（曹雪芹：《红楼梦》）

Her eyes were swollen；her face was bathed in tears.

（杨宪益、戴乃迭译）

又如：

咱们奶奶万金之躯，劳乏了几日，黄汤辣水没吃，咱们哄她欢喜一会还不得一半儿，说这些话做什么。

（曹雪芹：《红楼梦》）

Madam’s health is what’s important. Here she’s been wearing herself out for days， and not a bite to eat or a drop to drink has she had yet. The least we can do is try to keep her amused. Why should you tell such tales？

（杨宪益、戴乃迭译）

“黄汤辣水”本来指酒，译者翻译成“吃饭和饮酒”，符合原文的含义，不失为好的翻译。

2.5替代

用英语中的词语或成语替代。如：

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

（《小二黑结婚》）

The pot shouldn’t call the kettle black if it’s got soot itself.

汉语里有“添油加醋”一词，讲话的人或写文章的人为了使故事更有吸引力，就添枝加叶地增加一些内容。恰巧英语里也有add spice to和spice up，两个词组都很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如：

“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

（阿城：《棋王》）

“My fellow student then told him a wellspiced version of my story，which irritated me‘I lost my parents，’I said，’and for you it’s just a good story？’”

（W.J.F. Jenner译）

又如：

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摆设酒馔，正是：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

（曹雪芹：《红楼梦》）

Presently little maids brought in tables and chairs and set out wine and refreshments. Verily， glass vessels overflowed withnectarand amber cups brimmed withambrosia.

此处“琼浆”、“玉液”分别翻译成nectar和ambrosia。Nectar是希臘神话中众神饮的酒或甘美的饮料。Ambrosia是指美味芳香的饮料。译文借用西方现有的词汇表达中国酒文化的特点，基本意义相符。

2.6增译

（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化成酸醋……

（钱钟书：《围城》）

The wine in Xinmei’s stomach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西方人也食用酸醋，但只认为醋是一种酸味调味品，很难把它与嫉妒联系起来，故译者在译文中增译了“in his jealousy”这一短语，以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和理解句子的隐含意义。

3.结语

饮食文化在英和汉民族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因此英语和汉语中有许多反映饮食文化的词语和表达法。有时候这些词语和表达法在英语和汉语中一一对应，但大多数时候由于文化不同，这些词语和表达法在对方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灵活采用各种翻译方法，尽量完美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胡兆量.中国文化地理纲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李振杰.汉英新词语汇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吴宓与中国翻译文学 篇7

吴宓先生的极高学术成就, 与他求学成长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917年, 吴宓公派赴美国求学。他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学习, 次年, 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哈佛大学, 他的导师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文学评论家白璧德教授 (Irving Babbitt) (1865–1933年) , 学习和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

1921年吴宓回国后, 在国立东南大学担任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 主讲《中国诗之比较》等课程, 他在教学中, 经常把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与中国儒家思想这四大东西方传统文化做对比分析研究。在此期间, 吴宓、梅光迪、柳诒徵和胡先骕等人还创办了在中国文学和翻译史上著名的《学衡》杂志。《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 阐求真理, 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 在其后的11年间, 共出版了79期。作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 吴宓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勇于出不同翻译理念的重要人物之一。吴宓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传承性, 他主张合理的选择西方文化的同时, 根据中华民族的传统加以吸收、光大。吴宓在自己的译文和《学衡》所刊登的其他文章里, 仍然使用圆圈句读, 不使用西式的标点符号。他的翻译, 既维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价值, 大力提倡国学的同时, 又介绍了西方学术观点和作品,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 这种不随波逐流,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学术精神十分可贵。

从1930年开始, 吴宓先后访问游历了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家, 在1931年回国后, 他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 1941年, 吴宓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聘用的英国文学部教授之一。1944年, 他先后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46年, 吴宓又担任了武汉大学的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同时他还兼任《武汉日报》的文学副刊主编。新中国成立后, 吴宓一直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 后随四川教育学院合并入西南师范学院。

吴宓先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

吴宓先生在中国翻译界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这与他的翻译思想密不可分。他通过翻译, 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意识的归化整合, 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进行新的传承和建构。他所倡导的翻译理论, 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 但是, 他在翻译上的很多思想都体现贯穿于他的论文、讲义及编辑按语中。

论文《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中, 吴宓说:“翻译有三要, 一者, 深明原文之意;二者, 以此国之文达之而不失原意, 且使读者能明吾意;三者, 翻译之文章须自有精彩, 是即严又陵所谓信达雅也。”这里的信, 意思是作品的翻译者要忠实译作的原文, 通过译者的翻译把原文用恰当合适的中文翻译出来;达, 就是翻译后的译文要通顺, 前后引衬, 来突出意;雅, 就是指翻译后译文的文字, 既有文字字面优美, 又要兼备有译文声调的抑扬顿挫的美。在诗歌翻译方面, 吴宓坚持“翻译书籍, 自其极浅显处言之, 绝不可以甲国之字, 凑作乙国之文理, 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他主张在翻译诗歌时, 译者要进行适当的合理改写, 并且也要体现诗词的音韵格律。他翻译的诗歌作品, 就是这种思想的完美体现。吴宓把翻译视作一门语言和文字的艺术, 翻译的过程恰似在译者再创造的艺术过程。

在他的翻译实践中, 吴宓使用归化式翻译比较多。这不仅减少了译作中国人不熟悉的异国元素, 也为读者们提供了通顺自然的译文。这样一来, 中国传统文学体系与外国诗学传统相互渗透交融, 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汉语诗学的发展, 也就是学衡派所推崇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

最能体现吴宓高超翻译水平的作品, 是1935年由中国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这部作品, 收录了吴宓在1908-1935年之间翻译的诗作31首。这些诗歌的题材多样、风格多样。吴宓将原诗运用中国的古体、近体, 甚至用骚体出神入化的翻译出来, 体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高明的语言驾驭能力。在《吴宓诗集》中, 也有一些他用新体翻译的诗歌。

吴宓的翻译实践活动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事业中。他培养了很多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人才。钱钟书、李健吾、李赋宁、曹禺、季羡林、吕叔湘……这些知名学者都是吴宓的学生。

除了翻译领域, 吴宓先生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是中国国内最早的应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之一, 他撰写过多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 同时, 他也是最早把《红楼梦》推广和介绍到西方的学者之一。

中国现代翻译史上, 吴宓学贯中西, 在世界的大背景中, 对比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既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 也使世界越来越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

摘要：吴宓先生在中国翻译界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他通过翻译, 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意识的归化整合, 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进行新的传承和建构。中国现代翻译史上, 吴宓学贯中西, 在世界的大背景中, 对比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既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 也使世界越来越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

关键词：吴宓,中国翻译界,学贯中西,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戴继国.率真与达雅──吴宓译诗管窥[J].外语教学.1995 (01)

[2]李月.吴宓的著译与翻译观[J].兰台世界.2012 (04)

[3]王泉根.多维视野中的吴宓[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

[4]吴宓.吴宓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35.

中国新闻对外传播与翻译 篇8

一、对外传播的定义

早期, “传播”被西方传播学研究者定义为:“发送者将信息以某种格式通过某种媒体来传递到收信者, 以达致某个目的”。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对外传播, 对外传播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最初名为“对外宣传”, 后因“宣传”一词对应的英语为“propaganda”, 它的政治意涵过重, 易引起西方受众的抵触和反感, 因此突出“传”而淡化“宣”, 将“对外宣传”改名为“对外传播” (2) 。

对外传播活动主要是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基础传播上, 以民间传播为主力、以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传播为先驱、以西方部分学者及来华外国友人为联盟, 综合利用不可控媒体与可控媒体采取的传播与互动。对外传播的目标人群是国外受众。我国进行对外传播目标是为了让国际社会对我国产生理解和认同, 从而最终可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甘险峰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谈到:“对外新闻传播是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者与境外人士合办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传播媒体, 以境外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 针对境外受众的特点和要求, 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而进行的新闻传播。” (3)

二、对外传播的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 现在, 西方国家征服世界不再像过去凭借赤裸裸的武力, 而是依靠“文化霸权”,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取得过去武力霸权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就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长期以来, 西方媒体主导着世界舆论, 他们的报道影响甚至操纵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从总体上说, 是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利益出发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 其核心价值取向不可能具有普适意义。 (4) 但是, 长期以来,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一直都带着“三色眼镜”:即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共产主义红色”;带有较为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黄色眼镜”;既把中国当成“新殖民”, 又把中国当成全球问题的“新替罪羔羊”的“绿色眼镜”。大多数国外受众并不了解中国, 故而西方媒体“五颜六色”的报道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扭曲、错误的认识。例如, 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达赖喇嘛成为了坚持信仰自由的化身;在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中,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则刻意强调新疆地区的形势与冲突。因此, 为了打破西方媒体的垄断, 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外传播刻不容缓。

三、对外报道存在的问题

对外传播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活动, 文化差异固然阻碍了人们的相互了解, 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和兴趣。中国仍然是西方国家知之甚少而歪曲甚多的国家。麦克拉斯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一书结束部分指出“决定西方的中国形象的, 是西方文化本身。” (5) 赛义德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其代表作《东方学》中, 赛义德指出西方人心中的东方形象是按照西方价值体系“制造”出来的东方, 而不是客观的呈现。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中国人, 甚至包括一部分对外报道工作者, 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同样是知之甚少又错觉甚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自我东方主义”的概念。“自我东方化”的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 是东方国家因为受到西方国家构建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念秩序的影响, 认同并且接受东方相对西方是落后的;第二, 东方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念秩序下, 进行自我文化改造, 努力地使东方“迎合“西方;第三, 通过用西方的现代标准来互相塑造其他东方国家形象的方式来“迎合”西方, 造成东方国家内部的“彼此东方化”。

四、对外传播与翻译

目前, 我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汉语新闻英译。赛义德曾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 (6)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 译员所承担的工作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需要通过翻译传播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产生的价值观。

对外报道英译不同于单纯的汉译英, 要想使对外传播实现预期的效果, 在翻译汉语新闻之前必须先进行“译前处理”工作, 所谓“译前处理”就是在不改变原文主旨和原文精神的前提下, 对汉语新闻进行一番处理, 对其语言文字重组、删减、编辑、加工, 使其表达的内容能为西方读者接受。之后, 再来翻译“处理后”的汉语新闻。从事对外新闻报道的译者一定要懂得灵活变通, 不能完全忠实原文地直译, 要使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若即若离”, 否则, 对外新闻报道的译者就很难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也无法实现对外传播预期的效果。

语言是交流思维的工具,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西方人对中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 而我们通过对外传播就是要利用语言的交际功能去改变他们的思维定式。如何成功地进行对外报道, 翻译的工作十分关键, 可以说在对外报道中译者“撑起半边天”。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 被认为与语言行为和决策密切相关。传播是指一个信息源, 通过符号的操纵去影响另一个系统。翻译作为一种信息的传递方式, 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 但翻译与普通传播又有所不同。因此, 作为两种语言和文化的驾驭者, 译者在做对外传播翻译的时候必须打破原来的符号系统, 重新选择文化转换代码。语言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语言又反映着该语言社会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符号和社会中, 信息如何被正确解读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 也是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尽管跨文化交流困难, 但是由于各种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还存在某些基本相同或相近的要素, 这就使得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 动物保护、环境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 面对中西两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 如何克服语言文化差异, 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又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是对外报道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

五、结语

2014年10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全球发行量已突破450万册, 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广泛关注, 引起热烈反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强烈兴趣。强起来的中国, 需要展示自己;变革中的世界, 需要了解中国。 (7)

我国进行对外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我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同时也是打造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对外报道译者不仅肩负道德、社会责任, 更要承担政治责任, 即要承担“有利于中国的良好形象, 有利于在国外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氛围”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在对外报道的选材上, 要多考虑国外观众喜好, 对外报道翻译是一个将原稿件“重构”的过程, 译者需要运用翻译技巧进行在目的语语境中的“再构思”“再表达”, 这就需要提供背景知识、慎用政治术语以及避免华丽辞藻。最后, 在处理对外报道翻译时, 译者应该坚持文化平等和文化多元的策略, 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翻译, 使世界了解中国, 中国走向世界。

摘要：对外传播是中国融入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成功的对外传播不仅可以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在中国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中国的英语新闻一直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是我国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目前, 汉语新闻英译是最常见、最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手段

关键词：新闻,对外传播,翻译

注释

11《“一带一路”, 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24日。

22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年, 第124页。

33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M].北京:五洲出版社, 2004年, 第96页。

44蔡敏.帝国心态与后殖民叙事--也谈西方媒体关于拉萨事件报道[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年第15卷第3期。

55 Mackerras, Colin.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6[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心知三联书店, 1999年, 第102页。

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阶段与展望 篇9

翻译是一项与人类文化、思想交流密切相关的活动。从汉末用文字记载的佛经翻译开始，我国的翻译至今已1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理论家们孜孜探索，总结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形成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

中国传统理论翻译的形成期。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65年流传于至国。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我国译论的论述一般都从三国说起，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直接有关。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最初阶段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规模不大。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译经事业蓬勃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高僧主持译事，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虽然对于翻译理论的探讨多停留在“文”“质”之上，但却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停滞期。佛经翻译在北宋时已基本结束，此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统治者闭关锁国，翻译活动几近停顿达六百年之久，翻译理论基本是空白。至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开始了科技翻译，这次翻译高潮大体历时两百年。它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传教士联袂来华不可分割。这两百年间，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高潮。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测量法议》等书。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他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书。李之藻说“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实质上强调了对原文的忠实性。

（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期。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此期间共翻译出版了四百六十八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著作。这些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起到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作用，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在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上实质性的起步与进展。这次翻译高潮，初期以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期以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次翻译高潮影响在政治方面，封建政体解体，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是与严复并列的大翻译家。严复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而林纾则主要翻译小说。林纾强调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相交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翻译活动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鼎盛期。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茅盾、钱钟书、傅雷等一大批翻译家。

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

傅雷认为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字词类、句法构造、修辞格律、俗语都各不相同，因此用一国文字表达另一国文字的特点精华就如同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但“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形式?”而今这一观点还是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1964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与傅氏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说法不一，但精神实质无异。

二、中国翻译展望

从过去至现在，中国翻译走过了风风雨雨，经历了高潮与低谷。先后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为主的觉醒期，九十年代的反思期，以及新世纪之初的全面建设期，中国的翻译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翻译研究距离一个成熟完备的现代理论体系，足以使一个理论成为一个可证实，可证伪。而今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翻译在日益频繁的语言文化交流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翻译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实用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希望被世界了解。中国需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中国也有大量优秀的东西需要推介给国际社会。要研究翻译理论，就必须了解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清楚翻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流派。随着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从而会带动翻译文化学的进一步发展。21世纪，翻译研究将忘记自己的出身，必将拥有更广阔的天地。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和借鉴外国翻译理论的成果，而且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北京对外翻译公司, 1998.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4]穆雷.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及展望[J].外国语, 1995, (4) .

[5]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J].中国翻译, 1996, (6) .

模糊语言学与中国诗歌翻译 篇10

模糊在文学作品当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 在翻译领域, 许多学者已经将模糊应用到各个方面。因此, 模糊的翻译非常值得研究。

模糊是现实世界中一个基本的特点和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 作为反应现实世界客观性的语言来说, 它必定能体现这样的特点。事实上, 语言的模糊是语言灵活性的一个缩影, 它反应在语言的语音、语义、语法层面。同时, 文学作品通常会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增强语言效果, 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通过运用这些手法, 诗人可以含蓄并有效地传递意义, 抒发情感。

更为重要的是, 模糊语言拥有很强的文化性。文化模糊通常暗含在具有文化意义的画面和想象当中。它源自于不同文化的意义和背景。以下是一些实例:

例1: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清明》

最后一句中“杏花”意义是不定的, 这个词就产生了语义模糊。它既可以理解为修饰“村”的形容词, 也可以理解为“村”的名称。

The Mourning Day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 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mid apricot flowers.

By Xu Yuanchong

“杏花”在汉语和英语当中都没有模糊意义, 但是当它与另一词合用, 被运用到一篇特定的诗文中, 模糊语义就产生了。语义的不定性是导致一词多义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情况下, 词语本身没有模糊意义, 它的“意义”和“所指”都是固定的。然而, 当它被置于一定的情景之中, 或者与另一词合用时, 模糊语义便产生了。

例2: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它晚风来急。——李清照《声声慢》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numeral fuzzy words“三杯两盏”vary:

Version 1:Wine, two or three cups—thin wine—

Hoe can it hold off the bitting gusts at dawn?

By Zhu Chunshen

Version 2:By cup and cup

Of wine so dry, oh 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e so swift?

By Xu Yuanchong

Version 3:How can a few cups of thin wine

Bring warmth against

The chilly winds of sunset?

By Lin Yutang

很显然, “三杯两盏”运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朱纯深将“三”和“两”翻译成了确切的数字:“two or three cups”。但是国外的读者未必能够领略这两个数字语调的奥秘。因此, 许渊冲和林语堂选择了模糊的词语“cup and cup”和“a few cups”, 这样更忠实于原文的意义。

例3: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From a flute the Willow Song wails forth but why?

Beyond Jade Gate pass, spring winds will never climb.

柳是一个典型的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词语。它通常和告别联系在一起。而柳枝常常象征着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语义转移可能会导致误译, 相似地, 文化蕴含较为深刻的词也容易引起误译。

2、结语

模糊是自然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 也是语言一个十分普遍和复杂的特点之一。它贯穿于词汇, 句子, 篇章的各个层面。语言的模糊性日益得到了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关注和兴趣, 由此带来了模糊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模糊语言学是当代语言学当中一个相对较为新兴的学科。

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模糊语言。许多学者和翻译家对于模糊语言的发展都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语言的模糊性的存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就包括了事物本身之间模糊的界限, 客观实物的多样性, 以及人们无法将客观世界的指示界限清晰地划分出来等。本文通过对汉语诗歌当中一些模糊语言翻译的举例和分析, 展示了模糊语言在文学翻译当中的重要性, 这将对翻译学, 英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Zadeh, L, A. (1965) “Fuzzy Sets”Inform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Academic Press.

[2]Zadeh, L, A. (1975)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Fuzzy Subsets.New York:Academic Press.

[3]刘宓庆 (1999) 《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4]伍铁平 (2002) 《模糊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武柏珍李文戈 (2004) “模糊翻译研究述评”《外语研究》Vol.4

[6]许渊冲 (2003) 《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