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精选九篇）
延安文学 篇1
1.1 景观和文化景观
景观是人类的栖息地, 是反映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物质形态。文化景观属于景观的分支, 是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 利用自然界的材料, 有意识的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了自己的创造意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一处多元性的、复合型的文化景观。
1.2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概况
延安,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鲁迅艺术文学院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在革命根据地首府延安, 创办的第一个培养党的文学艺术专业干部的高等学府。鲁艺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 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教育与产生相结合、教学、研究、创作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文艺教育单位。
1.3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特色文化景观——窑洞
窑洞是鲁迅艺术文学院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景观。当地劳动人民利用当地地形地貌的特点, 依山建造, 随着地势层层升高。延安的窑洞可分为石窑、土窑两大类, 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窑洞属于石窑洞, 坚固耐用, 材质以陕北地区原有的石材为主。石料层层叠加, 通过石料间的积压来稳固结构, 同时也使窑洞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
鲁迅艺术文学院共有七排窑洞, 分别作为学院的学生宿舍, 教室, 和办公室等。我的设计把鲁艺的窑洞做为规划重点, 形成博物馆展示区。室内运用原生态的本土方式进行展示, 设计理念上着重追寻本原文化的特征, 朴实无华的对展品进行展示。做到材料、形式本土化, 生活化, 提升展品的价值感和可观性。室内的设计材料主要采用本地的砂岩板及青石, 加以生活化的灯光对室内氛围进行烘托。在布置上, 把博物馆分为生活、学习两个展区。
第一展区是生活区, 主要展示农耕、运输、饮食炊具等生活用品, 展出形式主以实物为主。将窑洞的外立面引入室内, 在窑内营造出当年鲁艺师生日常生活的情景与氛围。农耕用具采用下沉式的展览形式, 生活用品及炊具食具等, 在窑洞中以土坑作为展示的平台, 色彩古朴, 增强室内的生活气息。
第二展区是学习区, 主要展示画架、画板、书籍、乐谱、剧本等一些学习用品。展出形式以玻璃橱窗为主。画架画板以地面为平台, 展现当时画家绘画的过程, 使艺术与游客互动起来, 烘托鲁艺当年浓厚的学习氛围。
2.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保护与规划中, 历史文化特色的运用
2.1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历史价值概述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是一处重要的、复合型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里是中央党校的所在地, 是培养党的军政干部和中高级艺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被誉为革命文学艺术家的摇篮, 对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是革命的后方与支持。另外, 桥儿沟天主教堂是在天主教传入陕北后不久即行筹建的, 是陕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最精美的一所教堂。这些遗存, 对于建筑史、宗教史和民俗研究等诸方向, 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2 充分体现历史文化特色, 对旧址景观进行保护与规划
对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做保护与规划设计, 应把其把历史文化特色作为一个亮点始终惯穿于设计中, 我从以下几方面结合设计方案进行分析。
第一, 以鲁艺旧址的现有规模为基础, 以对鲁艺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为前提, 对其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设计, 改善整体的空间布局、环境质量, 提升旧址的革命历史价值、文化艺术研究价值。以旧址的复原保护为重心, 做到修旧如旧, 体现鲁艺精神。
第二, 深入挖掘鲁艺历史、合理分析鲁艺的现实状况, 综合考察鲁艺所在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 通过科学的设计手法, 结合当地的传统理念, 积极、有效的推敲出适合鲁艺旧址的设计方案, 提升鲁艺的固有价值。
第三, 体现在具体的方案实施细节中。在鲁艺窑洞旧址的两侧, 依据地形做景观带。旧址左侧的景观带我把它定义为历史文化的再现, 右侧的景观带定义为民俗文化的再现。在不破坏原有地貌的基础上, 对道路进行修整, 沿路穿插景观节点。首先, 搜集鲁艺当年名人的资料与题字, 用铜板雕刻的形式表现出来, 放入左侧的景观带, 让行人在游览过程中体会到鲁艺的文化, 缅怀历史。再如, 对毁坏的7号窑院, 由于无从考证, 可以作为遗址保留, 几根废弃的条石, 几块有历史断面的青石板, 给人们无限的遐思。
3.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保护与规划中, 地域文化特色的运用
3.1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地域文化特色概述
延安有特色的民俗民间艺术, 有人说:“延安的民歌, 是天上飘来歌;延安的鼓舞, 是地下迸出的舞;延安的剪纸是心灵织就的画。”延安有美妙绝伦的剪纸, 有绚丽多姿的农民画, 有唱不完的信天游, 有蜚声海内外的安塞腰鼓, 有独树一帜的陕北说书等等。延安成为了民间艺术文化的瑰宝, 延安的民间艺术文化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世界的奇迹。
3.2 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保护与规划中, 地域文化特色的运用
第一, 以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的特色为依托, 运用体现鲁艺发展及地域文化特色的设计与元素, 景观设计紧跟文化艺术内容, 力求精致;尽量运用陕北黄土高原环境的设计元素, 适当结合现代景观的铺装、照明等手段, 融入陕北传统的装饰元素, 以视觉冲击力和文化底蕴较强的为首选, 同时引入壁画、浮雕、雕塑的装饰形式。
第二, 景观的布局要注重空间的连续、通畅性, 景观的设计应注重标识性、功能性及本土的地方特色, 与鲁艺旧址的建筑群很好的结合、呼应, 向周边地貌协调的延伸出去。
第三, 体现在具体的方案实施细节中。尽可能的展示黄土文化的特性, 把富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艺术形式加以提炼, 我从当地的辘轳的形式中得到启发, 在鲁艺前广场的雕塑中, 便运用当地的石材, 把辘轳加以组合, 并雕刻毛主席对鲁艺的题词, 充分体现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另外, 我把辘轳做为景观的小节点, 穿插在行人的线路中, 游人可以亲自触摸, 感受, 增加互动性。再如, 我把磨盘做为景观节点的石桌, 把石登做成了腰鼓的形式, 提升趣味性;铺装采用当地的材料, 如青砖, 砂岩, 青石板等, 充分体现原生态的黄土文化, 地域特色。
结语:
文化塑造景观, 景观反映文化。中国的特色景观, 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性, 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性质。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景观的偏爱、注意力, 及人们创造景观, 尤其是本地景观的行为。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处处凝结着文化的底蕴, 表现出文化特色的多元性、丰富性。我的设计以鲁艺旧址的现有规模为基础, 以对鲁艺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为前提, 运用与延安本地文化、艺术、民俗等相协调的设计手法, 完成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一种联系, 并坚持革命旧址与博物馆功能性相协调, 强调内部的文化艺术价值与革命历史价值, 用现代的艺术思维提炼出传统的革命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1].《景观, 文化, 生态与感知》俞孔坚著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8-6
[2].《中国民间美林著术》靳之林著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7
延安文学 篇2
摘要：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受到了人们长期的误解，被理解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它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特定提法。在这个表述中，无论是对“政治”一词内涵的选用还是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阐述，都表明了毛泽东坚持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并重的观点。
关键词：《讲话》、政治标准、艺术标准、政治、内容、形式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公开发表。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份文艺纲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文艺思想，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文艺批评标准的讨论上。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应该“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由此，相当一部人认为毛泽东在文艺批评标准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是以政治标准压倒艺术标准，从而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阐释理解为庸俗社会学观点。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应该在全面深入理解其含义的前提下给予其客观公正的审视。
“政治”一词在《讲话》中被多次提及，然而其在不同的语句中所表达的含义却有着细微的差别。在讨论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这一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在这里，“政治”一词是指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它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强调的是一种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在讨论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时毛泽东则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进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在这里，“政治”一词涉及到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包含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在其中，而另一层较为隐蔽的含义则包含了对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削弱，相对应的，又加入了与艺术相关的柔性因素在其中。因此，虽然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政治”一词，但是这个词语在不同句子中出现时会有细微的差别在其中。总体上来讲，《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有的是专门用来强调意识形态的，而有的则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较为广泛内容在内的词语。而文学批评标准问题中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政治”一词应该作第二种解释，即，它是一个含有意识形态在内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包含内容较为广泛的词语。
对《讲话》中关于文学批评标准这个问题的不准确理解，除了包括指涉“政治”一词时，对其在含义上产生的模糊理解外，更为常见的就是对“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误解。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里的“政治标准”实际上对
应的是“内容”，“艺术标准”对应的是“形式”。事实上，在《讲话》中，对于文学，毛泽东提出的是：“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要政治（内容），同时也要艺术（形式），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整体。而在许多错误认识中，都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理解为：与政治相比，艺术不值一提，或是认为政治高于一切。事实上，“政治标准第一”这句论断确也表明了毛泽东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应该将其理解为：在文艺创作和批评时应该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应首先确定文学艺术符合政治标准，在这基础上又要保证其符合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者的区别是在先后顺序上，而并不是在重要与否上。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讲话》在文艺标准这一问题上，虽然兼顾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然而又特意突出强调了政治标准。这种表述看似矛盾又复杂，但是事实上，毛泽东选用这种表述方式是有其特定的原因在其中的：其一，与毛泽东身份有关。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个新政权的领导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文学家。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政治是处于绝对地位的，虽然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但是作为第一身份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来讲，在指明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结合的同时，又强调政治标准在先，兼顾艺术标准，采用这种提法是符合其政治家的身份的。其二，与中国国内形势有关。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提升政治觉悟、强化政治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策略。其三，与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面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其予以军事还击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延安文学》2016年总目录 篇3
小说工场
穿越旷野/李慧萍/4
闰月/王哲珠/23
恐惧/李心丽/33
假如阳光能拐弯/曹国军/42
碎裂/王选/52
在撕裂中前行的417/左雯姬/59
砸金蛋/杨耀峰/68
年礼/朱百强/76
上儿子家过年/成方/85
告白/陆樱/92
内伤/王延昌/100
小小说茶馆/104
拓毅 云溪 张爱国
西部散文
认苦作舟，以梦为马/丁鹏/109
大地契约/刘星元/117
众神栖居的岛/林文钦/120
季节乱/李天斌/123
马坊书/耿翔/127
钙质的鲁迅/石淑芳/132
鼠事/沉洲/138
可可托海，一幅诗意的山水长卷
/张恒/141
诗读本
很少告诉你/疾风/148
海和初心/马映/151
请允许我误入歧途/苏明/153
永恒/李全文/155
赞美诗/高兴涛/157
麻池河诗抄/子非/159
回望陕北/杨岸/161
陕北青年诗人作品选/163
柳池 季纯 樊瑛 杨佳佳
红色记忆
民国初期的瓦窑堡社会（上）
/赵通儒 遗著 魏建国 整理/167
爷爷吴岱峰与西北革命/吴兰涛/180
人文陕北
民间陕北专栏之一 ——
神性陕北/刘国欣/189
北方评论
作家理应深入生活，贴近读者/200
走不出的黄土地/刘新中/210
诗意的倾诉足以让时光倒流
/绿岛/213
论形体塑造角色的重要性
/惠四风/217
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比较
戏曲与话剧的异同/苗宝平/219
洛川作家作品专辑
租爸/支海民/221
大悲寺那些事儿/桂千富/228
夜钓/杨同轩/231
买书/梁锦雪/235
知青/陈延民237
风的街道/屈丽娜/239
2016年第2期
小说工场
打沙/钱良营/4
青春期/许侃/28
鸽子/陆传进/51
姐在高原/彭康/75
七点三十分的怒火/衣水/94
入侵者/许仙/108
奔跑的豬/孙庆丰/118
优雅/石淑芳/126
西部散文·陕北作家作品专辑
回忆1994年陕西散文创作会
/史小溪/134
贾平凹锦言拾珠/裴积荣/139
赵总兵传说与家事及史载/破破/142
小镇世界/白李东/151
幼时玩伴/史翠萍/156
石磨记存/苏世胜/161
故乡水磨/雷艳平/164
你我兄弟/李玉胜/167
背若弯弓/袁军/170
诗读本
鸟雀惊起云朵/李王强/174
冷暖黄河/洪烛/177
重复/梁文昆/179
长安夜/梁亚军/181
一只鸽子在阳光中静立/郭涛/183
临水而居/喻永军/185
爱的秘密/顾彼曦/186
真理朴素而简短/牟小兵/187
流离/王绮城/188
陕北青年诗人作品选/189
思小云 张佑铭 吴雪艳 尚子熠
红色记忆
历史天空摘下的88颗星
/王久辛/192
民国初期的瓦窑堡社会（下）
/赵通儒 遗著 魏建国 整理/195
人文陕北
民间陕北专栏之二 ——
年的陕北/刘国欣/209
北方评论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
构建农村的叙述方式/侯业智/218
十个后记/张怀帆/225
惠潮的别样/高安侠/237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苗宝平/239
2016年第3期
纪实中国
梁家河/张伯龙/4
小说工场
野百合/高安侠/21
一九七六年的地震/姚家明/54
光棍领袖/吉方君/79
孩子/徐东/101
谁看见了喜春婆姨/惠潮/109
极品女人的黄金大道/杨晓景/121
芦苇花开/川宇131
小小说茶馆/138
/相裕亭 冯伟山 寒梅 郑武文
西部散文
一个真实的阎肃/乔林生/143
陈炉/刘爱玲/151
我与村子/毕华勇/154
云端上的甘南/李萍/159
心仪乡野/祁玉江/163
黄色的无名花/范盈华/168
魂归故乡/赵玉霞/171
nlc202309082037
诗读本
燕山：石头里的教堂/北野/174
亚洲上空的经声之旅/水尘/179
一个人的控诉/张永波/181
也许……/宋义军/183
阴山笔记：春之声/马端刚/185
怀念江山/马慧聪/187
风水谣/蒋志武/189
睡前书/秋雨荷乡/191
时光/李晓峰/192
企鹅岛思想文化随笔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能“移标易识”
/樊高林/193
欧美：原罪未赎再添新仇？
/王久辛/198
我们都该向土地下跪/林杰荣/202
活着和死去的高加林、刘巧珍们
/黄勇/205
红色记忆
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同学录/209
人文陕北
民间陕北专栏之三 ——
信仰陕北/刘国欣/229
小立春风/张渝/240
2016年第4期·纪念专号
图说长征
领袖论述
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
/朱德/4
党的历史教训/周恩来/6
回忆长征前后/陈云/8
历史文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陈云/11
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16
雪山草地行军记/杨定华/41
从甘肃到陕西/杨定华/62
红2、6军团从湘鄂边到
康东北长征经过/任弼时/85
综述回忆
回顾长征/刘伯承/94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103
红6军团的西征/肖克/118
从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127
回忆红军第25军的长征/徐海东/140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徐向前/144
回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肖克/157
历次会师
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李先念/168
永坪会师/霍春华/172
奠基礼/徐海东/175
甘孜会师/谭尚维/179
欢庆会师/杜义德/184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鹤桥/189
陕军长征
参加长征的陕西人
/魏建国 姜永明/195
彭老总眼里的“猛张飞”
——杜中美/田雨/203
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张宗逊/206
忆红2、6军团黔东会师前后
/李达/213
瓦布梁子/贾拓夫/220
我们怎样过的雪山和草地
/潘自力/223
巧渡金沙江/肖应棠/226
光荣的使命/余洪远/234
我在长征路上/符先辉/244
落脚陕北
牺牲在陕甘宁边区的营以上长征干部
/姜永明 魏建国/248
长征战役中的西北红军/张化民/256
长征路上的国家银行
/魏协武/269
敬仰谢子长/王晓建/272
护送高福源/肖赤/276
战歌嘹亮
战歌嘹亮/282
长征歌/定一 拓夫/282
反攻歌/282
突破了四道封锁线/283
再占遵义歌/莫休/283
凯旋歌/莫休/283
渡金沙江胜利歌/彭加伦/283
红军入川歌/定一 伯钊/284
两大主力会师歌/定一/284
提高红军纪律歌/彭加伦/284
战斗鼓动歌/彭加伦/284
打骑兵歌/定一 黄镇/285
草地/罗常明/285
吃牛肉歌/285
到陕北去/彭加伦/285
到陕北/李志民/285
远征曲/肖向荣/286
十五月斗争歌/286
与二路军会合歌/287
庆祝红军大会合/287
会师歌/287
另类长征
长征路上的外国人/马义/288
毛泽东致周素园信/293
周素园自传/294
《周素园文集》序/王震/296
長征： 突破一切/毛眉/299
红军长征期间实力统计/304
2016年第5期
小说工场
北京，你好/程多宝/4
埋坑/吴安钦/26
一路走好/张驼/43
等你的好消息/张曙光/57
你在天堂/蒋泥/72
倒春寒/胡广星/85
张宇的烦恼人生/刘爱玲/93
压床/王明明/102
唤醒古堡/张爽/110
西部散文
向一座古城致敬/庆九/118
万物生长/三三/127
逃海/复达/134
东莞，让我忧伤的城市/陈朴/141
乾坤湾夜话/胡松涛/146
nlc202309082037
春事晚/叶灵/150
游击课堂/金石/154
行走陕北/秦延安/157
植物志/高亚平/160
诗读本
比诗歌更重要的是……/木叶/164
灵魂书写录/罗至/167
那卡/张远伦/170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乔林生/172
怎么活都是一部电影/破破/174
春风酿酒的秘密/鲁侠客/176
仍有/唐果/178
虚的事物/冷冰/180
陕北青年诗人作品选/181
张和 惠诗钦 崔巧玉 風信子
红色记忆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学录/185
从黄土高原到蔚蓝南海/王晓建/195
人文陕北
民间陕北专栏之四 ——
风物陕北/刘国欣/218
北方评论
镌刻诗歌的纪念碑/王可田/227
回望历史，追忆慢时光
/李萍 贺延东/233
编读往来/238
2016年第6期
小说工场
江左江右/张品成/4
我的第一次高考/张润生/38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冷启方/61
寻找王青云/刘浪/78
择校季/王刊/87
被城市吞蚀的女人/蒋新磊/99
硬通货/张亚宁/109
张良的电影/杨耀峰/119
小小说茶馆/125
刘建超 飞鸟 张恒
西部散文
能不忆蜀西/唐毅/130
城市的意义/席平均/136
啸叫的陶/张强/142
颜色物语/晓晓/146
外公进城/顾彼曦/150
日照花开/白李东/156
旧时村庄/白东梅/160
像草木一样轻/张静/164
红色记忆
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同学录/168
战歌似的生命/马力/175
一个卓尔不群的乡村党支部
/冯瑞荣/178
诗读本
回望月山/耿翔/182
海水也是有火焰的/张晓润/188
想象一次可能的看见/宋宁刚/190
秋日叙事/左右/192
江山醉/刘星元/194
当火车驶过你的枕边/高权/196
这里并不寂寞//198
琴声/白恩杰/200
恩师歌/高治宏201
陕北青年诗人作品选/202
贺林蝉 杨英 马小强 王磊
人文陕北
民间陕北专栏之五 ——
石质陕北/刘国欣/206
北方评论
朝着太阳走 寻找回家的路
/常智奇/216
汹涌诗潮中的瑰丽风景/王可田/229
暗香浮动野百合/郭群/232
《延安文学》2016年总目录235
延安文学 篇4
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 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 不断培育、积累而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与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筑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1]。延安, 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历史宝库, 伟大的延安精神, 是我们党和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1998年9月10日江泽民同志为延安大学题词:“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为科教兴国造就英才。”延安大学坚守这一指导思想, 我校不仅是延安精神理论的形成者, 又是新时期延安精神的传承者。
二、延安大学传承延安精神的途径
1. 运用独具特色的红色历史遗址,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延安十三年间共留下了500多处革命旧址, 就延安而言, 目前已建成的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革命旧址、馆藏革命文物、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数量均有不小规模。这些革命旧址具有独特性、至高性和唯一性特点, 且在全国范围内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时间宽度最广、级别最高。延安大学充分发挥这一区域优势, 积极开展各种传承延安精神的活动。
广大师生从革命事件、伟人事迹和英雄人物故事中, 现场深刻理解了格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 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工作斗志,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品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是对他们心灵的洗涤和净化。真实地反映了延安大学坚持用延安精神育人的光荣历史与辉煌成就。延安大学校园已成为广大师生和国内外友人学习延安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红色大学唱红歌, 爱我中华跟党走”获教育部思政司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等奖。
延安大学筹建创办了“窑洞大学”和“泽东干部学院”, 就是依托延安大学的基地名誉 (是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大学生延安精神教育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教育部机关党校培训基地) 和要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功能而建成的, 使得新时期的延安精神得以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延安大学对延安精神教育的开展不仅仅是针对于本校师生, 而是同时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资源和人才优势, 对延安精神教育的推广做出巨大的推动作用。截至目前, 全国范围内多所院校的超过10万多名师生, 已经走进延安大学, 接受了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
2. 运用红色人文资源开创弘扬延安精神新篇章。
延安大学在校园建设方面坚持以延安精神为主题, 并依托延安特有的丰富红色人文资源, 建设形成了布局精致、独具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校园建设风格。比如人文景观就建有毛泽东题词石、郭沫若题字碑、吴玉章雕塑、江隆基纪念碑、院士浮雕墙等等;纪念性景观就建有了以延安大学校友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办公楼和学校道路, 还有“先锋广场”, 这是为了为了纪念我们的毛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而建。这些景观的建立让校园的文化氛围浓厚, 生活、学习在强大的红色文化氛围中学生的情操必然被熏陶。
为了使延大学子更好地了解延安精神在延大血脉中的流淌, 真切感怀先辈的奋斗历程, 感受学校深厚文化底蕴, 充分激发学生努力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 延安大学重修了校史馆、陕北民俗馆和路遥文学馆“三馆”。新建的延安大学校史馆全面而形象地展示了延安大学70年的辉煌历史, 浓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 充分宣扬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良好的氛围和历史文化气息。参观“三馆”已成为延安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使他们成为延安精神的学习者。这项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广大新生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 为他们今后努力学习、积极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传唱红色歌曲、升华延安精神。延安大学每年都要举办红歌会。红歌会吸引了广大教职工师生的广泛参与, 传唱延安大学校歌是这一活动的一大亮点。延安大学校歌由老一辈革命家作词谱写, 激昂高亢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体现着延安精神的内涵本质。在重大节庆活动和新生进校延大都会组织合唱比赛, 延安大学校歌是必选曲目, 而学唱校歌也成为每一位延大学子的必修课。随着延安大学校歌及红色歌曲在红色大学的唱响, 红色歌曲所蕴含的延安精神精神和红色文化也必将在延安大学中继续传承和弘扬。
三、延安大学对延安精神的传承硕果累累
1. 延安大学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延安精神专家、学者。
传承延安精神是延安大学的必然使命, 延安大学的学者们重视对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传承创新延安精神。自建校伊始, 我校就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对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未间断。坚持把中共党史学科作为第一学科来建设, 成立了中共党史研究院、延安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培养了一批从事延安精神研究的专家学者, 确定了党中央延安十三年与延安精神为核心的5个研究方向。涌现出刘建德、高尚斌、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等一批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界、学术界独树一帜, 享有较高声誉。这种研究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入手, 同时赋予延安精神全新的意义, 研究成果引起了全国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延安精神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从这一时期开始, 全国延安精神和延安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概念、基本体系和代表性观点, 大部分是由延安大学学者和专家提出来的。充分发掘并利用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延安精神资源, 是延安大学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2. 在延安精神的熏陶下延大教职工、学子展现新风貌。
为了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延安大学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搞好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成效显著。延安大学每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祖国、社会、人民与我”主题演讲、“延河论坛”大学生辩论赛、“红歌会”、“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并常年坚持主题团日活动和双休日校园文化活动以及重大纪念日、节假日开展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这些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又使广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成为延安精神的传播者。
同时, 我校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开展帮贫助残、便民服务活动。节假日开展“三下乡”支援者服务活动, 多次受到国家和省上的表彰奖励。我校开展的“手拉手”活动, 为山区小学义务授课、义务讲解等均受到了好评, 见到了实效。通过实习 (见习) 、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活动, 在实践中践行延安精神, 使学生成为延安精神的践行者。
为了弘扬延安精神, 推动我校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延安大学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注重文化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延大鲁艺学院师生创作的情景剧《小二黑结婚》、舞蹈《母亲黄河》、陕北说唱、秧歌剧《兄妹开荒》, 演唱经典革命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绣红旗》, 以及陕北民歌《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等, 朗诵延安大学校友、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让作品中蕴含的延安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我校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对师生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在现代社会中, 西方资本主义不良思想沉渣泛起, 浮躁、享乐等一些不良风气逐渐盛行, 作为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院校, 我们就更应该以强大的精神内涵充实自己, 当好时代的中流砥柱。所以, 延安精神的教育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延安大学通过设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子课题, 进行专题研究。并设立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大学生文化素质与延安精神教育”等课题。
四、传承延安精神, 再创新的辉煌
延安大学建校七十多年历程中, 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各类优秀人才, 他们遍布全国, 绝大部分战斗在科教文卫和工业生产第一线, 其中90%的人才已经扎根西部, 为西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跟延安大学自身肩负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使命, 以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老区、乐于奉献”的延大精神和“立身为公, 学以致用”、“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延安大学一直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培养合格的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 延安大学在巩固传统的基础上, 更是要依托教育基地和窑洞大学, 结合本校的教学特色和专业建设, 培养出传承着延安精神的基础扎实、爱岗敬业、奉公职守、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下的合格人才。
延安大学以延安精神培育人, 以红色文化感染人、鼓舞人。这样一个红色校园文化环境中的师生, 以延安大学的历史为荣, 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延安大学地处陕北这个落后的三线城市, 虽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但必须与时俱进, 时时克服精神懈怠, 充分运用延安大学的优势与资源即延安精神激励师生不断前进, 创造新的辉煌。
摘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地域特色。延安大学从创办伊始, 至今七十多年间一直秉承着以传承延安精神为办学理念, 在日常管理中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传播红色文化, 继承和发扬长期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 让延安大学成为延安精神活的灵魂, 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延安大学,延安精神,传承,发扬
参考文献
早春二月访延安 篇5
早春二月,赴西北公差,途经延安,让我真真切切地圆了一场延安梦。
在王家坪革命纪念馆,我们碰到一位陕北老人,头扎白羊肚毛巾,一口难懂的延安方言,结实的身板透出令人敬慕的刚毅。陪同我们参观的导游小红,和他攀谈起来。知道他已89岁了,是1933年刘志丹部下的老红军,参加过抗日东征和著名的青化砭战役,当过营长。现在,他是退下来的村干部，窑洞土炕种田放羊，闲了就来纪念馆转转，看看老照片，回想那伟大的年代，心理就感到欣慰和踏实。
“你这样的老革命，怎么没进北京、西安?”我问。他爽朗一笑，露出残缺的门牙，说：“现在延安差啥?什么瓜果蔬菜要啥有啥，嘿，你们到东郊去瞧瞧那上万亩水稻田是我们劈山改道延河造的。嘿，延安的大米一年一熟，珍珠似的……”说话间流露出无限的自豪。从那深邃闪烁的目光里，我猛然捕捉到了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光芒。
在枣园，我们有幸观看了一场当地文化部门为欢度元宵节赶排的喜剧小品演出。编剧、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通过生动活泼、亦庄亦谐的戏剧手段，赋予观众深刻、高尚的哲理启示和审美情趣。其中一折《信天游唱不断》，演示一个鳏居老汉被儿子接到城里供养，安全门、三明治、摇滚乐……他接受不了，他想黄土高坡，常唱“信天游”，同楼的人都说这老汉神经有“毛病”。只有对面楼里的一个同他一样境遇的寡妇大娘是知音，于是阳台和后窗对起了“信天游”，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对着对着，两位老人离城返乡“私奔”了。全场座无虚席，笑声如潮。这出小品反映了改革开放老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起来后，老年人们也在追求和向往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极具时代特色。
清凉山,宋代名臣范仲淹镇守延安时曾驻扎于此。殿宇亭阁、洞窟胜景星罗棋布。当年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马列学院、财政总署、人民银行等文化金融机关遍布山麓,有“金山文海”之称。
回望延安 篇6
不无巧合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曾在延安地区上山下乡,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道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延安时代开辟的现代知识青年的成长之路。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讲演中的话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当时,一首陕北知青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曾经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的青春梦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播出后,更将土窑洞的灯火、信天游的歌声烙在一代人的心中: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
40年后的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与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还畅谈起这段青春岁月:“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又来到下乡的地方,看望父老乡亲,代表党中央向老区和全国人民拜年,对围拢的群众说“我是延安人”,再次让世人的目光投向陕北,聚焦延安。
延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宋范仲淹在此戍边,留下千古传诵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现代延安以革命圣地闻名天下,人民共和国的点点滴滴无不在延安奠定基础并臻于完成。也正是延安时代,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达到高度统一,“五四”新青年与亿万老百姓结合起来,先锋队与主力军会合起来,最终形成席卷天下的历史洪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个比喻:“中国革命有两支大军,两个总司令,一是朱总司令统率的大军,一是鲁(迅)总司令麾下的新文化大军。”用当今学术语言来讲,延安时代不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价值发扬光大,而且为现代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确立了一整套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洁非在《解读延安》一书的结语中,列出12项“延安重大成果及影响一览”,第一项就是“建立了文化领导权”[1]。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新文化的经典之作,包括诗歌、小说、音乐、绘画、戏剧等,而且锻造了一大批置身人民革命与历史实践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仅从如下“延河边的文人们”及其历史功业,就不难想象新中国新文化的波翻浪涌,云蒸霞蔚:
留学生:王学文(留日)、何干之(留日)、叶以群(留日)、周扬(留日)、艾思奇(留日)、陈伯达(留苏)、师哲(留苏)、杨松(留苏)、冼星海(留法)、艾青(留法)、陈学昭(留法)、李又然(留法)、江隆基(留德)、高士其(留美),等等。
大学生:黄华、丁玲、吴伯萧、王实味、齐燕铭、范文澜、卞之琳、何其芳、张庚、胡乔木、王汝琪、蒋南翔、刘端棻、王大化、周而复、任仲夷、欧阳山尊、于光远、杨西光、邓力群、田间、陈传纲、李锐、胡绳、高原、朱穆之、顾准、刘祖春、吴光伟、龚澎、严慰冰、浦安修、韦君宜、苏灵扬、李慎之、王光美,等等。
专科生:杨献珍、王朝闻、钱俊瑞、李庄、袁庚、吴南生、陈叔亮、萧军、塞克、孔厥、胡考、贺绿汀、陈企霞、蔡若虹、刘大年、吴印咸,等等。
中学生:安志文、吴德、廖盖隆、吴冷西、田家英、贺敬之、冯牧、沙汀、陈荒煤、徐懋庸、郭小川、柳青、秦兆阳、刘宾雁、马宾、江青、叶群、戈扬、李鹏、穆青、王若望、凌云、马天水、聂元梓,等等。[2]
这个名单可以继续延长,即使新中国新文化的凌烟阁功臣,也有不少未列其中,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人、百岁老人甘惜分,如邓拓、马可两位当年河南大学学子等。邓拓后以人民日报社社长和《燕山夜话》知名新闻界,并以史学经典《中国救荒史》入选首批“学部委员”;马可有《南泥湾》《白毛女》《我们工人有力量》等名曲蜚声天下。至于众多新文化的经典及其意义,对比一下国民党宪兵学校军歌与“红色经典第一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一目了然了:
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
充尔德性,肃尔威仪,大仁大勇,独立不移。
克励尔学,务博尔知,唯勤唯敏,唯职之宜。
军有纪律,国有纲维,孰为之率,唯尔是资。
完成革命,奠固邦基,匪异人任,念兹在兹。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
文学博士朱鸿召在其第一部研究延安的专著《延安文人》,即后来再版的《延河边的文人们》一书中禁不住赞叹,现代急剧动荡的思想潮流与文化运动中,“组织最严,程度最烈,声势至大,影响至深的,不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出现在黄土地上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势造英雄,20世纪中国的真正英雄,也不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而是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人民领袖毛泽东”[3]。正因如此,新中国新文化包括新闻传播无不将延安奉为圣地,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叫,也象征性表现了这一点:“延安,延安,我是851,我是851……”“文化大革命”后期问世的歌曲《回延安》传唱不衰:“一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作者、诗人贺敬之,更以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的《回延安》,表达了一种朝圣般的心情:
《延安文人》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在当今消费、时尚、后现代潮流中,庄严神圣的延安就像一大批现代经典的遭际,形容漫漶,精神消隐,尤其在一片解构反讽的虚无主义声浪中,延安传统往往横遭唐突。上焉者以形形色色的“忏悔录”要么痛哭流涕,竞相为当年的少不更事反省悔过;要么以学术之名深文周纳,指鹿为马。下焉者则不惜道听途说,甚至无中生有。一次,某校举行新闻师资培训班,应邀授课的一位学者不谈专业,不论新闻,而大讲毛泽东在延安如何天天吃鸡一类八卦,弄得年轻教师不辨真伪。我只好说,别的不清楚,但有个细节是真的: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毛泽东请他吃饭,仅有白菜、咸饭、一味鸡汤。也正是延安之行,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鲜明对比,使这位爱国华侨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这个故事也见于朱鸿召的《延安缔造》,这部新书同他之前叫好叫座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样,在我有限的延安阅读中均为难得一遇的佳作,前书47万字,后书27万字,加上《延安文人》,总计百万字,读来只觉其短,不嫌其长。对新闻人来说,这三部曲似的著作,除了意气风发的精神气息、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激荡人心的时代风云,更有许多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故事与细节,当成长篇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来读均无不可。这里,刻意不提“报告文学”,是因为它们均属厚重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历史著述,只不过以传神的细节和生动的笔墨呈现而已。其实,这样一脉史传学统源远流长,从《左传》到《史记》,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到张荫麟的《中国通史》,代为不绝。国家精品课《中国新闻传播史》配套教材、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也多少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一传统的突出特点,在于让普通人也能进入纷繁复杂的历史,把握其脉络,认识其规律,感悟其道理。以延安为例,从朱鸿召的娓娓叙述中,宝塔山、延河水不再让今人觉得敬而远之,而成为活生生的、既可感可触又可亲可敬的革命圣地。下面我们就随便摘录其中几个故事:
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收)和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194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从下午到晚上,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相互拉歌,领导讲话,群众欢呼后,锣鼓队、秧歌队、宣传队等近百个文艺团体,竞相表演,气氛热烈,广场上到处洋溢着一派火热的革命喜悦气氛。在人声鼎沸的歌舞海洋里,鲁迅艺术文学院派出150人组成的“鲁艺宣传队”特别出众。他们阵容强大……还演出新编秧歌小剧《拥军花鼓》,让人耳目为之一新。……他们且歌且舞,一唱众和,在群众中却大受欢迎。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哇)了门。/猪哇、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当他们唱到“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的时候,秧歌队全体队员一齐非常热情地大声接唱叠句,为之帮腔,观众更是大笑不止,前仰后合,掌声雷起。开始,他们都以为演员表演精彩,观众才爆发笑声掌声。但后来发现不对,观众笑得有蹊跷。几场演出都是在这接唱叠句处引发全场骚动,散场后他们请教当地群众为什么,群众又都笑而不答,这就更奇怪了。后来,他们找到民间秧歌老把式,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一句〔恶〕话(即不好听的话),是说男女下半身部分……”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后来将此处唱词改为:“哎哩美翠花,嗨哩海棠花。”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4]
延安是时尚的,延安是开放的。
中国现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始于延安。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居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的功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言壮志(语)传播给世界。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延安,坚持在抗战前线为八路军和根据地群众义务服务,把志愿者精神发挥到极致。朝鲜青年郑律成用自己的艺术才思,谱写了《八路军进行曲》,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5]
如果说2007年付梓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是一部珠玉满地的私人叙事,那么2013年出版的《延安缔造》则是一部气贯长虹的宏大叙事了。在这部新作中,朱鸿召博士以近50万字的篇幅,系统、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延安这一历史文本,揭示了100多年来仁人志士艰辛探求的中国道路如何在这里形成,描绘了新中国的雏形如何在这里孕育,勾勒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如何从这里起航。一句话,现代中国如何在延安诞生。即使如此,这部沉甸甸的力作依然保留了“日常生活”一书的鲜活生动、活灵活现。比如,除了字里行间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故事、细节、叙事等笔墨,在全书7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案例:斯诺在陕北发现了什么、陈嘉庚访问延安看到了什么、萧军在延安经历了什么、黄炎培到延安问到了什么、徐佛观(港台新儒家代表徐复观———引者注)驻延安观察到了什么、美军观察组为延安说了什么、梁漱溟两访延安听到了什么。再如,开篇就讲述了几个放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或社会地位,毅然决然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
黄华,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陈明,上海学生的请愿与斗争
丁雪松,一个重庆银行职员的爱国路径
黄华,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同北京大学的黄敬、清华大学的姚依林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作为斯诺的翻译来到延安,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明,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正在上海读高三,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与丁玲结为夫妻;丁雪松,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去延安前在银行有一份待遇丰厚的稳定工作,1937年底她悄然离开重庆,春节前夕到达延安,脱下呢子大衣、丝绸旗袍,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从一位城市白领变成革命战士……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如同漫漫长夜的北斗星、茫茫大海的指南针,延安就是这样强烈地吸引了成千上万向往光明、追寻真理的中华儿女,如长河大川一泻汪洋的抗大校歌,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丰谱写,既体现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也抒发了黄华、陈明、丁雪松等一批爱国青年的报国情怀。
从朱鸿召的延安系列著述中,我不仅重温了耳熟能详的历史,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新知,而且体味了经典的意味。何谓经典?不谈学理与定义,仅从寻常事实入手,是否可以说,经典就是面临困惑,遭遇迷途,陷入混沌之际,能让人们重新清醒,豁然开朗,正本清源,返璞归真的东西。古典中国每逢天崩地坼、礼崩乐坏,总是返诸圣贤,解读孔孟经典,重新获得澄明、定力与方向,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现代中国,百年激荡,左冲右突,东进西出,最终在延安形成现代中国的类似经典。这一经典既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又契合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创造中,飞扬着正大光明的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现代灵魂。下面让我们以新闻界为例,重温一下这一现代经典。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闻界在“全面开放”的时代氛围中,乘长风破万里浪,为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新闻传播领域也难免出现乱象。《新闻记者》杂志从2001年开始,每年评选一次年度十大假新闻,最初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想到一直评到现在还没完没了。面对诸如此类新闻乱象,各方疾首蹙额,建言献策。主管部门十年来推行“三贴近”“走转改”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是影响广泛,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正能量的作品,如《人民日报》的《热血铸雄关》、新华社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济日报》的《国之重器声动九天》、《北京日报》的《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科学时报》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中国青年报》的《新教条主义的光荣孤立》、中央电视台的《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迁徙的人》、《文汇报》的《曾维康:来自泥土上的低语》等,新闻行业的风气虽大有好转,但许多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大略说来,主要问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业务问题,诸如采访不实、调查不细、事实不清,“客里空”现象五花八门;另一方面是政治价值模糊。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王维佳举例说:“这几年很多中央媒体的传播内容,尤其是新媒体传播内容在文化品位和政治思想上对都市商业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明显偏斜就很说明问题。”[6]
众所周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新闻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奠下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制度、体制、传统等影响至今,科班出身者对其核心内容更是烂熟于心:“四性一统”(即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统一于党性),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调查研究,不尚空谈,消灭“客里空”,反对党八股……作为《解放日报》改版的一篇经典文献《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新闻学、新闻业的关键问题,一是新闻的本源,一是新闻的价值(不是“新闻价值”);一者涉及新闻的科学意味,一者关乎新闻的价值取向。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严肃的新闻学、新闻业无不遵奉事实第一、事实至上的观点,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先有事实而后才有新闻,乃是中外古今新闻人的共识与常识。陆定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其他新闻学的地方,仅仅在于赋予这一新闻第一要义以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值得提及的一点是,2013年岁末与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分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按照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陆定一对新闻学的第一要义作了经典阐发: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如果说关于新闻的本源,陆定一的观点与其他新闻学差异不大,至少尊重事实是世所公认的,那么在新闻的价值取向上,他的观点则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一言以蔽之地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第二个要点,就在于集中阐述这一新闻传播的群众路线及其价值: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们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既做学生又做先生。
这一价值立场,上承“跻身19世纪最伟大新闻工作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的马克思及其人民报刊传统“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下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党报党刊的政治价值与政治宗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访问《大公报》,应总编辑王芸生的邀请,挥笔留下一幅墨宝———为人民服务。如今,无论是在中南海的影壁上,还是在天南海北各种公务场所包括清华园的会议室门楣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毛体大字都触目可见,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并视为理所当然。而这个现在看来如此普通的思想,当年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历史上何曾将芸芸众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更未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识。人民、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国塑造的核心价值,毛泽东更以一句震古烁今的口号,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现代价值———人民万岁!同样,延安之前,最优秀的中国记者,充其量也只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关注民生,鞭挞黑暗,呼唤光明,而不会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与亿万人民同甘共苦。直到《解放日报》改版,为人民服务才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新闻观。《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如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习仲勋《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等,无不高扬这一价值,将新闻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皈依。
任何新闻学与新闻业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特定的价值立场和政治取向。美国批判传播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明确指出,“美国媒介史就是一部大型公司利益持续不断、无往不胜的成功史”,“它的一切都是直接面向利润最大化,其他任何事情几乎都是公关”,“新闻自由意味着资本家自由地从媒体产业中捞取尽可能多的金钱”[7],等等。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一向将科学与价值明确统一起来:科学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全面地、真切地了解世界,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价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地积极推动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对照延安的现代经典不难看到,当下新闻学与新闻业一些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模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是远离甚至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与宗旨,一些名利双收的记者、编辑、主持人恐怕不仅淡忘了陆定一说的“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千万要有群众的观点,不要有‘报阀’的观点”,有心无意地抛却人民记者穆青念兹在兹的座右铭“勿忘人民”,而且更以党和人民赋予的话语权谋求个人名利甚或政治价值。
有一次,在办公室与学生聊天,谈及党性人民性的话题。他们倒背如流重复了一通“高大上”的话语,我说这样说固然不错,但似乎仅仅触及表皮,恐怕难以让人心服口服、入脑入心。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那么,这里如何达到彻底呢?如何彻底理解党性人民性问题呢?我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没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政党,就不可能有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比如,古代中国有草民,有小民,而唯独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民,虽然儒家一直讲民为本,君为轻,历朝历代也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但这个“民”没有也不可能有当家做主的主体意识,小日子一旦过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然后改朝换代,一切依然如故。而人民以及人民性这一事物及其概念本身,无所不在地隐含着一套现代价值与启蒙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如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显而易见,这些价值不会自动生成,不可能自然而然落实在现实中、思想上,而是点点滴滴依靠先进政党及其历史作为,如“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男女平等”“翻身解放”“剥削压迫”等新词语新思想的生成等。就像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涌现的一大批新文化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诗人雷抒雁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大庆时以炽烈的诗句再次抒写道:
宽皮带束紧着灰色的军装
短头发的女县长
以她洪亮的嗓音
把“人民共和国”译成亲切的乡音
让这新鲜的词汇
一遍遍撞击衣衫褴褛的
穷苦人的心
……
“解放”,“翻身”
共和国啊,最初的年代
那些赢得战争的大手
抖落了乡村千年的灰尘
一寸寸温暖着穷苦大众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现代的先进政党,就没有人民这种政治主体及其现代意识,由此说来,没有党性,就没有人民性。另一方面,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又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此之外,别无所求,离开人民以及人民性,共产党及其党性就势必成为空中楼阁。毛泽东有个比喻: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再好的种子,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生根、发芽,才能茁壮成长。所以,共产党人必须同亿万人民结合起来,党性由此寓于人民性之中。总之,从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视角看,党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无论怎样剪裁都相互依存。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传播,一方面必须信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与作风,既不弄虚作假,也不装腔作势;另一方面必须把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而这一切,都在延安时代奠下根基,并形成《解放日报》改版、《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反“客里空”等一系列新闻经典。对于当下的新闻学与新闻业而言,价值问题尤为关键,用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话说:“中华民族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它的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都必须考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即人民主体原则。”而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72年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又说道:“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由此引申一下,是否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新闻,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新闻。而这也正是延安及其历久弥新的现代经典留给今人的深刻启示。
摘要：<正>2014年,霜叶红于二月花时节,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近30年来文艺界以及整个文化界的大事,自然引起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也让人联想到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人世沧桑、天翻地覆,而一以贯之的还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的价值与灵魂,还是现代文化即新文化的精神气象与美学品位。不无巧合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曾在延安地区上山下乡,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道走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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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延安 篇7
这是我魂牵梦萦的延安之行。走在这条通往胜利的大道上,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壮观的画面:炮声隆隆,战马嘶鸣,一群身着土布军装、脚踏草鞋、背负刀枪的战士,纵横高原谷地、黄河岸边,演绎出一部保卫延安的壮丽史诗。到达延安已是晚上七时,我们住进距宝塔山最近的宾馆。亚圣饭店八楼,正对着宝塔山,当我拉开窗帘,五颜六色的灯光交相辉映,将宝塔山映衬得更加雄伟壮丽。巍巍宝塔,屹立山巅,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在半天云雾中熠熠生辉。
到延安不上宝塔山,是一件憾事。虽然这里苍松翠柏蔽日,新枝嫩叶招摇,但我更愿意抚摸那些被风霜磨砺的古砖,抚摸枪炮子弹留下的痕迹。是的,塔上的每一块青砖,每一个弹洞,都承载着曾经有过的历史,铭刻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
延河在宝塔山下与一条小河相汇,然后拐个弯滚滚东流,投入到黄河中去。延河桥静静地横卧在宝塔山与延安城之间。眼前的延安城热闹繁华,大厦林立,车流穿行,人群蠕动。
怀着敬仰的心情,我们参观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杨家岭的旧居。这是地道的窑洞,在岁月的剥蚀下,门窗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风化。窑洞内的摆设非常简陋,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如此简陋的居室,竟是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的领袖们工作栖息地。站在窑洞前,我神情专注而虔诚,是领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我们铺就今天洒满阳光的路。
窑洞不远处的大树下有一套小石桌椅。1946年8月,毛泽东曾在这里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抚摸石桌,我耳边似乎回荡起伟人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幽默谈笑声,心中油然升腾无限敬意。
中央大礼堂是杨家岭最辉煌的建筑,外形酷似一架平伸双翼的大飞机。走进大礼堂,当年的会标和主席台摆设依然如故。就在这简陋的礼堂里,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在中央办公厅旧址,导游唱起了《东方红》。她说:这首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人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以表达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多次在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欢迎。
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三段歌词,改名《东方红》。
我们带着朝圣归来的感觉,带着净化的灵魂,依依不舍离开延安城。回望延安,心潮彭湃。延安,你是一部深奥的大书,那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璀璨夺目的精神宝藏,永远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注释
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 篇8
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1. 文献记载有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2.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3. 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4. 稿酬形式多样化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为2—5角。
5. 稿费的使用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食药两用的延安酸枣 篇9
Oct 2014 China Food Safety 69延安酸枣是陕西省延安市特产, 是来自黄土高原的野生品种, 不仅无污染无公害, 而且营养成分含量较高, 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 是良好的食药两用干果。在200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延安是酸枣的适生区, 延安市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部, 在延河、洛河上中游, 海拔1000~1400米。延安以北为梁、峁丘陵沟壑区, 土壤以黄绵土为主, 以南是以塬为主的塬梁沟壑区, 土壤以黑垆土为主, 中间有部分黄绵土。境内沟壑纵横, 干旱威胁大, 属于暖温带半温润温凉气候。雨量较少, 春季较干旱, 夏季多暴雨、冰雹。年降雨量为500~600毫米, 多集中在夏季, 年干燥度在1.0~1.2。年温度为9℃~10℃, 最热月温度为22℃~24℃, 最冷月温度为-6℃~-7℃, 年极端最低温度平均为-20℃~-22℃。全年积温为3100℃~3400℃, 有效生长季有140~155天, 平均初霜在10月中旬, 终霜在4月下旬, 无霜期有160~170天。全年日照为2400~2500小时。酸枣树喜向阳、干燥的环境, 因此, 延安地区的土壤气候是酸枣生长的适宜区域。延安酸枣含大量维生素、柠檬酸及钙、铁、锌、镁等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 种仁含酸枣仁皂甙A、B等, 是中国酸枣种类中活性成分较高的一种。据专家测定, 延安酸枣果仁内含有活性炭、脂肪油等药用成分, 经过提纯可制成降压、改善心血管功能和调理神经系统功能的新药, 特别是酸枣仁药用有效成分总皂甙含量为1.1353%。酸枣树是陕北黄土高原的野生水果品种。随着酸枣的食用药用价值被发掘出来, 延安市人工栽培也逐渐增多。荒山坡、黄河滩地却极其适合酸枣生长, 因为种植酸枣并不需要太多的田间管理, 对土地要求很低, 还能响应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 当地农民种植酸枣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随着延安酸枣品牌的提升, 延安周边的区县, 很多农民都是订单种植。随后, 延安市开始实施酸枣产业化开发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酸枣仁成份研究, 确定其药用活性, 建立酸枣仁质量新标准, 研究观察野生酸枣筛选优良酸枣品种, 利用克隆等高科技生物技术培育优质酸枣种苗, 在延川、延长、宜川和宝塔区建立10万亩符合GAP规范要求的优质酸枣基地并对基地产品进行产业化开发。通过技术攻关, 确定了酸枣仁的药用活性, 建立了包括指纹图谱在内的酸枣仁新标准, 选定了5个适生性强、结果率高、果形好、药用成份含量高的优良酸枣品系, 并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酸枣组培快繁中心, 采取“公司+高校+农户+基地”模式, 在“三县一区”与12个乡53个村3868户农民签订酸枣种植合同, 建立符合GAP要求的酸枣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3.1万亩, 并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幽兰) 食药两用的延安酸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