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的国企改革（精选十篇）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1
1 家族企业的特征
所谓的家族企业简单的说就是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都归家族成员所有。美国著名的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第一次对其做了全面的描述:“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 (和家庭) 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 且保留高阶管理的主要决策权, 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因此我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定义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或个人全部拥有、控股拥有或者相对控股拥有企业的产权, 是一种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相互融合的经济组织, 且家族规则超过企业规则所起的作用。
从上述家族企业的定义中不难明白家族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型组织形式, 它既有经济组织的特征, 又具备非经济组织的特征, 其具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以家文化为凝聚力
家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我国的儒家文化, 由于家族成员有相同或相近的血缘关系, 接受相同的家族文化熏陶, 有着相同的家族价值观念和利益目标, 彼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关系, 明白企业的命运与家族的前途休戚相关, 因此, 家族企业更多的表现出家的观念和企业观念并重, 家业与企业一体化的特性, 家族血缘关系成为潜在的社会原则。这种深层的文化根基使的家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团结一致,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抗震力和凝聚力。
1.2 股权主要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我国大多数家族式企业目前主要沿用单人业主制、合伙制等经营形式, 其产权结构是单一主体。因此, 家族企业的股权一般都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通常是由创业家长或家族大家长全面控制, 如果企业规模较大, 则家族的主要成员也会掌握一部分股权, 其总体控股数额有时甚至高达90%以上。
1.3 控制权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业主制的现状决定了他们所有者与经营者同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状态, 以便使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得到最为理想的对应。因此, 其控制权限表现出高度的统一, 创业家长或家族大家长出任企业最高阶层职位, 如懂事长兼任总经理, 其它主要职位均由家族成员占据, 如副总经理及各个部门经理, 财务总监和主要的会计人员, 经营决策权和财务控制权都会由“家里人”牢牢控制。
1.4 企业所有权的家族代际传递
在企业所有权的传递上家族式企业更多的表现出他的非组织特性, 家族企业通常是被视为家族产业的一部分, 被视为一种事业,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财或生产单位。也就是说,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远不如家族组织重要。因此, 其所有权的传递要在家族内传承, 子承父业, 将其发扬光大。例如, 温州和义乌的很多企业家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进行深造以便作为企业未来的接班人、领导人。
1.5 差序式管理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认为中国社会在家文化的影响下, 表现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 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构成。这个网络像一个蜘蛛网, 以“己”和“家”为中心, 外推出去, 确立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等级序列。在家族式企业管理中, 则表现为管理者根据血缘远近, 关系亲疏, 对企业组织的成员加以归类, 对其信任程度表现出偏差性:管理者倾向将其自己家族的员工归类为内部团体, 而将家族以外的员工归类为外部团体, 在管理中对内外团体差别对待。例如, 领导者对自己人与外人会表现出不同的管理方式:自己人参与决策的可能性较大, 次数也较多;管理者较喜欢与自己人接触, 双向沟通较为频繁;对自己人的授权度较大、范围较广;对待自己人的方式较为宽大、体谅及人际取向;而对待外人则反之。
2 家族企业改革的必然性
家族制在企业发展初期适应了当时经济环境的要求, 使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但家族企业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追求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权为基本手段、以亲情第一为首要原则、以家族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特性,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抑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1 家族内部产权不清
家族企业的股权主要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其在具体家族成员之间的分配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企业顺利发展潜在的最大障碍。在企业创业之初、规模较小时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的未来, 但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 每个成员对待荣誉与金钱的看法将会出现分歧从而引起内部矛盾。家族成员初始的资本存量是清晰的, 但他们在工作过程中, 由于能力不同、岗位不同, 贡献也就大不相同, 但在增量分割上却只考虑原有资本存量的比例, 很少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作用, 股权结构并不随企业的成长而变化。同时随着家族企业由单一所有者型企业向兄弟姊妹合伙型企业以及堂兄弟联营型企业的演进, 家族内部不同家庭分支在股权和控制权上将出现争夺, 会分散家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发展失去原动力, 甚至使家族企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2.2 人才选择的封闭性
家族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代际传递和控制权的相对集中, 使其管理人员的选拔原则不是任人唯贤, 而是血缘关系第一, 能力第二。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选择范围呈现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约束条件的有限区域的发散型模式。在这种发散型模式下, 当家族企业成长起来时, 家族企业业主就会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分配给众多子女, 比如父亲做董事长, 儿子做总经理, 女儿做财务总监等等;当家族企业第三代成员成长起来时, 家族企业又会将经营管理权分配给家族的第三代成员。这样就使得家族企业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寻觅经营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才, 很多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这种管理人员能力欠佳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能力不足的特点, 使得家族企业在管理权传递中出现危机甚至导致家族企业的裂解, “富不过三代”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3 缺乏激励机制
由于家族制企业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扭曲, 在家族企业中就逐渐形成由具有相互认同感和团结的家族成员组成的“硬核”即内部组织, 以及缺乏认同感与具有离心力的不稳固外人构成的“外围”即外部组织所形成的企业员工的“二元结构”, 处于外围的员工因缺乏认同感得不到的信任, 因而对企业缺乏归属感, 不会把企业的荣辱和自身联系起来。家族企业在职位安排上采取的“管理岗位机密程度的分配序”, 即对外人开放的一般是开放机密程度较低的生产技术部门和例行公事的管理部门, 而对财务、销售等机密程度较高的部门则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使得员工缺乏进一步努力积极向前的动力, 通常是通过消极怠工表达自己的不满, 或是跳槽走人以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这样不但抑制了员工的积极性, 而且易造成大量员工流失, 增加企业的搜寻和培育成本。
3 家族企业渐进式改革有效对策
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关键是实现伯利和米恩斯所谓的“所有与控制的分离”, 即形成资本所有者与其代理人 (董事会, 总经理)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是否采取委托———代理关系取决于代理收益和代理成本的比较, 只有当代理收益大于代理成本时, 企业才会采取委托代理关系, 而当代理收益小于 (即使等于) 代理成本, 企业就不会采取委托。
国外家族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主要是以成熟的市场为依托, 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内部机制主要由所有者、董事会、监事会、职工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组合而成,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其核心, 另外还包括经理最优报酬设计、财务制度等。外部机制主要由市场机制、法律制度、政府部门、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公众舆论以及社会道德等构成。其中, 市场机制 (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 是企业外部最主要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 是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发生作用的关键。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严重缺乏, 尤其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市场机制的欠缺, 使得我国家族企业的改革要么是持观望姿态不敢放开, 要么是大胆尝试后的屡遭挫折。因此, 加强外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建设成为我国家族企业改革的关键, 而家族企业内部机制的建立是企业自身可以加以控制的。因此, 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需要在自我培育中逐步完善, 以弥补外部机制的欠缺。
3.1 第一阶段股权和控制权的相对分散
由于向现代化企业转变最根本是实现两权分离。因此, 股权和控制权的相对分散是关键, 股权的分散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寻找具有经济实力且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者, 以次级股东的形式合作, 即其股份总额低于家族成员股份总额的10%~20%, 这样可防止恶意控股以达吞并企业的目的既“猎鲨者”;二是对在企业工作一定年限且有重大贡献的外围员工进行适当的股份奖励, 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股权的分散相应就带来控制权的逐渐分散, 由于我国职业经理市场的缺失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择带来很大的风险, 使代理成本难以控制。因此, 管理人员的自我培育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改革初期, 主要是尝试中层管理人员的引入, 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和责任, 并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和相应的奖惩机制, 必要时还可提供短期的职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使他们成为家族式企业改革中的中坚力量, 以带动一系列的后续改革。中层管理人员的引入会带来管理方式的变革, 对家族式企业的家文化带来冲击, 因此, 要逐渐消除员工的“二元结构”, 营造现代企业文化氛围,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培养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
3.2 第二阶段中层管理人员的外部引入
在实现股权初步分散化之后, 通过发行新股票或债券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募集资金, 扩大企业的现代化程度, 从而推进股权的进一步分散化, 从而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此时, 需要对引入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全面的考评, 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职位擢升和解雇的标准, 同时再次引入中层管理人员, 为企业的管理阶层提供更多的人才。对擢升的管理人员, 制定更严格的考核制度, 赋予他们更大的管理权和决策权, 逐渐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企业的支柱力量。另外, 在外部管理人员引入的同时, 家族成员也要纳入相应的考核管理之中, 无论是族内人还是族外人都一视同仁, 都要适用“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从而建立以公平竞争为基础, 以效率最大为目标的激励机制。例如, 在杜邦公司里就有这样一个规则:除非和其他非家族成员的雇员一样, 甚至更为能干和勤奋, 否则家族成员就会被劝退离开企业的管理层。这样就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可选择区域扩大了边界。同时随着企业外围员工和内部员工的相互融合, 激励机制的完全作用化, 使员工焕发出新的热情, 把自己的未来和企业的未来栓在一起。
3.3 第三阶段家族企业的成功转型
随着家族控股量的逐渐减少, 家族控制权的逐渐削弱, 家族人员逐渐退出企业, 而相应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逐渐成熟和可选择区域的宽泛化, 以及相应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完善,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逐渐发挥作用, 家族式企业就逐步过渡到现代化企业, 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的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1]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9) .
[2]费孝通, 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 1985, (25) .
[3]李富.家族制企业未必不能长寿[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2004, (2) .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2
一、循
国企因循国家体制，循政治体制，循人事制度，循薪酬制度，循稳稳之道。求：国企名副其实，个人位子得保，权力能予运用，效益日趋下滑，亲属佑护得当，天下太平大吉。循此道，必自取灭亡。
循国企之制度，用国家之资源，谋社会之福，群众之便利，国进之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循环往复，国富民强。反之，穷则思变，循政治之道，左右逢源，在其位，谋其政，高瞻远瞩，大公无私，谓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当权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暑”。
循人事之制度，应观其言、察其行，言行考察。有：聘其位，不予利之碌碌无为者;
谋其位，窃企利之魍魅小人者;
居其位，谋拆借之虚度光阴者。
循薪酬之制度，市场经济千变万化，飞速发展，观念翻新，而薪酬制度几十年守成不变，论资排辈，同岗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何进取，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是企业创新发展最大的瓶颈。
循稳稳之道，乞嗟来之食，充碌碌之饥，抱残守缺，前畏狼，后惧虎，倦而居之。只求一隅而偏安，苦苦守成终不成。
二、序
学习国家政策，了解市场规律，前瞻市场动态，洞悉市场商机，果敢投资经营，创新管理机制，有序有方略，循序方可就，顺势者天道昭昭。
企之机，序谓理，理清、理明、理出天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解”。梳理得网络脉络之盘根错节晓悉，纳万象百态与心中，一举一动一得一失俱明。序则有形，意为得。
序人事，人与人与人为众，一口彐为事，人事可理解为：众人一人一口事或成或败，人事是至关之重要。人事序，颇费心;
阅人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企之阅人，商机遁失，无多时日，智者用人，一面洞察。
序薪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薪为劳者所酬，劳之多酬之丰，人皆谓劳之，反则不明，生闲怨，波及远，累及深。
三、渐
渐思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之思想转变，循序渐进。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宣传教育，再宣传教育。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而再，再而三，随势者转，隋势者呆。
渐制度，制谓人之桎梏，久而久之，思不知其变，已受其制;
导其思，引其道，渐变其制，渐变渐引渐导渐进。度，审时度势，受命度情，观其行度其人，渐知渐明渐行渐胜。
渐薪酬，国家在发展，经济在进步，消费在提高，薪酬之变应渐行，定级调整、物价调整、工龄调整、奖励调整、效益调整、考核调整。
渐稳稳，人进我退，人退我进，人驻我扰，人疲我打，工心为上，攻城为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事。说之、频之，掠其心夺其志，昭彰日月，其垒必自破。
四、进
进心、进思、进谋、进福、进利。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
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进心是第一要义，心若无，则皆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贻，进思是第一阶梯，若无思，则皆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进谋是第一取向，若无谋，则无取。不昧已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若无福，则无久。利国、利民、利人、利已，若无利，则无成。
观企真相，如剥茧抽丝，一直到底;
治企之疴，似奄息病人，补宜温和;
惩企之蛙，借势以利导，温水烹之;
人大、政协的渐进改革空间 篇3
人大、政协二十年，完善发展尤为念。笔者曾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连续20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含10年副主席）。由切身体会，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就此题目谈点浅见。
改革是个量变积累过程，“旧瓶可以装新酒”，在原有体制下不断更新内容，采取渐进式变革。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如此，政治改革也应如此。近30年来，人大、政协就处于不断完善中。
有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文明。西方民主制的一些内容，的确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不能机械照搬。
人大、政协的发展完善，必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来考量，一是完善，二是发展。完善就是利用现有模式、体制中的大量空间，充分挖潜，发挥人大、政协应有功能。发展就是在现有体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增加新的功能。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完善与发展中，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法律依据与保障，而党的领导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人大：如何做到权力配置最佳化
实行市场经济，是为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化；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发挥民主对权力配置的基础作用，以实现权力配置的最佳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在实际生活中人大的作用离宪法的规定与人民的期望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关于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10年，参与上百部法律的审议、表决，发现几乎所有法律草案都并非出自人大，而是出自政府各部门。部门立法很难中立，在具体条文中，往往可见保护部门利益的痕迹，把部门权利具体化、详尽化，把义务与责任空洞化、简略化，尽量保留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本部门执法时的自由度。许多常委会委员原来就是部长，他们到人大时也发现这一缺陷，却很难改变。经过再三提意见，才改为政府部门起草后同人大法工委反复磋商，进行解释或折衷，经三审通过。
为什么人大不能起草法律文本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编制，这些编制都在政府各部委中。其实完全可以把原属各部委的立法人员编制集中调到人大来。
第二，关于人大代表的构成。各级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太高。全国人大开会时，按省组团，分团会就如三级干部会。当中一圈沙发，按名签入座，皆为省级领导，外面一圈为地市领导，最后才是一般代表，讨论发言也常按此顺序。其实，现在有些党代表已改为常任制，许多负责官员已担任党代表，是否再任人大代表值得思考。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与司法机关的职务，这一条可考虑部分地延伸到人大代表。
各级代表的产生也应采取差额选举方式，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与责任感，加强审议能力，更好地代表民意。如今有些人大代表缺少责任感，极个别人甚至把选票带回家作收藏品，不投入票箱。
第三，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行使。各级人大与常委会在行使职权时，应把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当作重点。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加上国家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共约15.1万亿元。如何花这笔钱，是人大监督政府的重中之重。各国议会都将此作为重头戏，辩论不休；表决通过后，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否则会遭到质疑甚至弹劾。我国对此项审议重视得不够。一是人大开会时间与财政年度不同步，一般3月才开全国人大，等于有1/4年度的预算，未经审议通过就执行了；二是报告中的各种术语、栏目、演算等犹如“天书”，即使高学历者也难以看懂，许多决策失误与严重浪費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必然使政府的收支既缺失公正，又缺失效率，使税收在分配与使用时不够透明。
政协：如何坚持“和而不同”
当代民主已发展为两种形式，除选举民主外，还有协商民主，这正好为政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既是协商，就要追求和而不同，对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意见进行调和，故要尊重不同、保护不同而非消除不同。在这方面，政协也有可以完善之处。
第一，政协需要更多地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从求同存异，经大同小异，直到化同消异。追求消除不同，就不能坚持和而不同，反易造成同而不和，难以履行协商民主的功能。
第二，政协界别划定需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如今庞大的中间阶层正在形成，应进行界别的调整与重新设置。可以增加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设置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等各种新的界别，以更好地反映当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第三，政协委员要淡化荣誉感，增强责任感。现在一些人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荣誉和奖励。有些人为地方做了些好事、善事，捐了钱财，就安排当政协委员；有些人并不重视协商民主的责任，甚至开会、调研等活动也很少参加，成为空头委员。
第四，政协的作用要用法律来保证。《宪法》在序言中肯定了政协的作用，但在其后的138条具体条文中，没有一条涉及政协。全国人大开会时，在邀请列席人员决定后面总是加上一句：按惯例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大会。不是按法律规定，而是按“惯例”，这就是政协法律地位不确定的表现之一。
十七大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是一个新提法，对于发挥政协的功能无疑十分重要，但决策程序是要由法律来规定与保障的。人大代表履行决策职能，进入决策程序，是有各种法律依据的；政协要纳入这一程序，也必须得到相关法律的保证，政协地位与职能的法制化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五，十七大提出支持政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民主监督不同于人大的法律监督，也不同于政府的行政监督，更不同于党内的纪律监督，它更多是社会的舆论监督。这就要求政协委员能同媒体沟通，利用舆论平台实行民主监督。然而目前我国没有《新闻法》，媒体也缺乏相对的独立性，政协如何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就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
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
以上浅见，针对人大与政协制度如何完善。完善之后，还要进一步发展。从目前走势看，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笔者就此谈一谈个人看法。
选举和协商的民主形式可以相互补充。人大属代议民主制度，政协属协商民主制度，两者可相互补充。这种改革力度很大，困难不少，但可使政协真正纳入决策程序，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的作用。
人大、政协议事时，应采取辩论制度。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就必须通过不同意见的辩论与交锋，使真理越辩越明。现在开会讨论不少是表态性质，不同意见无法交锋。周总理早在1956年就提出，将来在人大会上要建立辩论制度。辩论制度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因此，人大、政协可考虑修改议事规则，推动辩论制度。这也对代表与委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才能各抒己见。
逐步实现代表、委员职业化。相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数量问题，提高代表、委员的民主决策能力更为重要。可先使人大常委会委员与政协常委职业化，唯有职业化，才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否则每年付出高额会议成本，却未必能取得相应的效果。
改革过程中的渐进决策研究 篇4
1 政治体质改革理论
1.1 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
在我国建国初期,基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也有我党和政府稳定的指导方针,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在1957年之后的近20多年里,我党和国家都陷入到左派的思想当中,当时我国人民单方面地认为,改革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是一个可以通过人们意识努力能够催化的,不是一个历史自然形成的过程,所以,当时的人民希望通过全国举办大跃进运通过动来改变当时中国所处在的落后境地。另外,由于当时收到国外一些国家的压力,国内人民对国家的政治改革认识不足,一心想通过“赶美超英”的方式来追赶其他发达国家。其实,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心里是可以理解的,心愿也是好的,可是不能盲目地对改革作出决策,也正是当时我国对于国家政治改革相关理论是比较缺失的。
1.2 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
为了能够使我国社会平稳长久的发展,我国对于政治改革就必须要采取渐进的决策方式。自从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大会以来,我党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到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当中来。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也出现过一些坎坷,但是从大局看来,我国对于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抉择是正确的,并且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出现大型动荡。并且我国坚持走改革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与活力,我国正是利用这种渐进式的决策方法,成功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胜利。
2 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2.1 政治改革的动力
我国的政治改革在1983年的时候主要是针对政府机制臃肿,政府部门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在1989年我国的政治改革主要就是将我国党政与政企区分开。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主要就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提所产生的需要出来,理顺社会的上下关系,1999年政府指出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及其沉重等等。
可见,政府的政治改革任务在每个时期都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新的改革任务出现,就说明了旧的改革在处理之前的情况的上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新的改革将在之前的改革基础上对新产生的问题作出效果。我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就是政府机制不断完善,改造,而改革的过程就是渐进决策的过程,所以,政府政治改革是一个长久而且艰巨的任务,并且要不断地逐渐深入,不断推进。
2.2 渐进政治改革的进程
为了促进我国的国情发展,我国在20世纪进行了多次的政治改革:其一是在1983年至1986年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其二就是1989年我国国务院进行改革;其三就是1993年至1996年我国的政府机构以及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其四就是1999年以来的我国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改革。所有的机制改革就是在为政治改革服务。
3 中国政治改革的成效与展望
3.1 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及其成效
我国进行渐进性政治改革,也受到了很大的成效,笔者总结以下四大成效最为明显:
(1)我国坚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以经济为中心,将我国物质文明以及群众的精神文明重视度提高,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脚步。
(2)通过改革有效地处理好了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也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
(3)通过有效的改革,我国能够对自身国情以及社会的发展情况做出理性分析和预判,这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4)我国逐渐趋于现代化,并坚定不移地将现代化建设作为我国的首要目标。
通过我国推行渐进性的政治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国逐渐摆脱了旧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模式,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也使得我国的国力逐渐地增强。
3.2 21世纪的政治展望与合法性资源
我国是一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而且我国有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改革时期,所以针对我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于合法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将目前我国现有的理论原则和以往所经过实践总结的经验相结合,进行相关总结。
二是我国目前的国情开看,有着严重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国土广袤,人口也很多,又拥有悠久的历史。这就意味着要有统一的一个领导,来对整个国家的国情发展做出相关决策,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家的改革建设进行实践,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党的领导素质来加强我党的领导,是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另外,我国人口众多,就必须要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减少我国人民对政治改革的无知和冷漠,将自身参与到整个国家政治改革当中来。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有着大量的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制约着我国政治改革的发展,这就需要我党和人民在今后的改革当中不断完善优化自己,一切以国家大局为重。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5
看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适用性
11级会计硕士201150010417柳建平俄国（前苏联）于1922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后期，其弊端逐渐凸显于1990年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部分东欧国家也移植了苏联模式，同样造成了经济政治困境，进而体制改革。与此相对应，我国 在1949年建国后也仿照前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满目苍夷、百废待兴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经济不得不进行改革，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欠缺。
一、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起点相同
由于上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照俄国（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因而中、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着相同的历史起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党保持着绝对的控制，虽然各国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第二，权力结构过分集中，部分程度的个人独断，各国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第三，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的监督。第四，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政策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等。第五，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第六，改革前，各国的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政治困境，都期望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中、俄（前苏联）改革的背景看似相同，但也略有不同。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行的时间要比俄国等东欧国家短等原因，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带来的政治问题和经济矛盾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从制度变革开始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
二、中俄改革路径的不同点
（一）俄国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俄国等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原有体制外的力量，在原来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解构中，由新兴政党推进的。剧变后俄国等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在于允许建立多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而实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正是在这些政党的推动下，俄国等东欧国家通过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走上了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的政治发展道路。二是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同时并举，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俄国等东欧国家，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核心内容的上层建筑所需要的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出现时，政治转轨就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或者基本完成了，而且中东欧的政治转轨没有因为经济转轨的巨大痛苦而出现反复或曲折，虽然初始阶段有点乱，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快速和顺利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政治转轨和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政治运行机制，可现实地看，这两个条件在中东欧国家都不同时具备，但是他们同时推进了这两个转轨和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同时得到了外力的支持，这个外力或者说外部条件非常难得，巨大的经济援助比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力度还大，平均到每个中东欧小国家，而且连续15年、还在继续的输血极大地支持了经济转轨；欧盟东扩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千载难逢，欧盟为了实现一体化，永葆和平，真正从政治上消化中东欧，给予他们的政治转轨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中东欧，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取向的政治转轨吸收和消化了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转轨为政治转轨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
2.俄国经济上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指改革过程中的硬着陆，是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突然转变为市场经济，试图一夜之间消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由于这种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将俄罗斯的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的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私有化，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自由化。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条件。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价格的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实行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三，.稳定化。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削减赤字，平衡预算，稳定价格。但是，俄罗斯在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却在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成为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同时，俄罗斯经济转轨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强力推行的。这种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群众基础，只能导致矛盾加剧，破坏稳定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变更，走向资本主义经济。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选择了积极的渐进战略，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两种形式相结合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在初始阶段付出较低社会成本，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相互配合、相互促动，共同推进。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就是党和政府勇于和善于承担政治发展的责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政治发展。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就是广大微观政治主体和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政治实践活动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既依靠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领导，又依靠基层边实践边创造边转变观念和认识，共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二是先经济后政治，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限制太多，难度太大，很难做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协调同步。一方面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受到西方的遏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政治体制以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型增加了政治系统分化的因素；与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政治人和政治组织的再造，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政治参与的过于直接和扩大也会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从主观和客观上反映出中国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难度。因此当代中国虽然感觉到了政治发展滞后的阻力，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为了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以及控制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张力，还是现实地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策略。当然，这种形态并不意味着政治不发展，只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反差效应。
2.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
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保持平稳过渡，重视改革顺序选择，把改革的风险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释放出来，以避免或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和恶性通货膨胀，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首先是农村经济改革，然后逐步向城市经济改革推进。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都经过了局部试点再总结推广的过程。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创造了条件。经过渐进的局部改革，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短缺等问题，但为下一步攻坚改革打下了坚经济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对改革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第二，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原则。“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以此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既避免了生产能力急速降低，又使国有企业逐步熟悉并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一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先从增量部分进行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增量改革又会产生连锁反应，为存量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深入，降低改革成本。②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率先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另一部分原有体制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在现实中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劲的适用性
从目前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发展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改革的成功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也符合照辩证法的观点远离，事物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而这种特殊性中又总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都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有可供其它转轨的国家借鉴的重要经验，如经济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等等。同时，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改革方式同样具有许多长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激进式改革的整体性，它对于存量问题的解决，它快速发育市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改革渐进 步步为营 篇6
前者而言，如果6月钱荒时间是金融改革的一次试探进攻，那么此次方案堪为金融改革的第一次正式亮剑。后者而言，可为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革、扶持的前奏。
但是很明显市场对此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前者，在市场的众多议论之中，竟然有人认为，这是对银行的长期利好政策。因为此政策的推出并没有影响银行的资金稀缺属性以及银行的强势讨价还价能力，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影响银行的业绩水平。但这正如我们上次所说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更深入的改革，包括经济保底，包括此次只取消贷款的下限，而没有取消存款的上限。其实按我理解这只不过是步步为营的一种做法，接下来的进一步深化调整是必然的。在长期而又深远的改革当中，时间是对政府有利，而非对四大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有利。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争利，这是当前经济结构中的核心矛盾之一，如果本届政府真的想要有所作为，必然要改变这种结果，使得资金从在金融体系中空转，到由金融资本转向实体资本，金融资本向实业资本让利。
坊间传闻说，在最初的方案当中是有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措施的，只不过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而已。我倾向于相信这个传言。这更符合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的行为及思想趋向，也是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所需的必然措施。否则的话，大力投资会进一步产生泡沫及产能过剩，不可以。大幅减税会降低政府收入，行政利益受损，也不可以。只有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财富转移、利益转移，才是现在所能选择的阻力相对较小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上来就打官僚资本的主意，那是胜算不大的方式。
无论改革还是日常做事，必然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先行一步，以此在某个所需方向上，先行打出一片天地，从而确定、加固这个方向，其他的事情不论阻力大小与否，下一步的动作都会顺畅得多，因为先前的动作已经把趋势确立了，接下来顺应趋势就是必然的，没有人可以和趋势对抗。
关于第二条，市场普遍认为，所有的小微企业所减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对政府财政收入损失很小，而对企业和实体经济整个的扶持力度很轻，所以认为，并不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措施，其力度与期望相差深远。但我们恰好认为，这又是一个在实体经济领域进行改善的前奏信号，我们不能够希望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一定要有爆发性的重大事件为前奏，而由小及大，小的事件引发大的事件，小的方向引导大的方向，这或许是更加明智的、更省力经济的方式。因此从目前的市场态势来看，不论实体经济是如何的，资金面是如何的，但是政策底，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是已经出现了。更何况，对于月收入两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其得到的免税好处，要比想象的大很多呢。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7
1 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概况
“基本药物”的概念是由WHO提出的,基本药物行动被作为基本医疗保健的主要内容之一[3]。
CHINA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CONOMICS
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探索即开始于1979年参加WHO的基本药物行动计划。1992年,我国颁布了《制订国家基本药物工作方案》确立了基本药物的遴选,其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基本需要。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基本药物目录每两年更新一次;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协调医药发展的重要手段。2007年,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使用和价格管理的通知》,试行基本药物定点生产和单独定价的政策,并通过将药品价格印在药品最小包装盒上来规范流通环节。
2 渐进主义与基本药物制度改革的适应性
渐进主义认为政策决策与方案制定过程的渐进性是由于受到政治、技术和现行计划的制约。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同样存在着这些制约。
渐进主义认为渐进性也是由技术上的困难造成的。我国自1979年到2009年三十年的基本药物制度一度被认为“有目录没制度”[4],即使后来的改革也被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比整个医改的设计都复杂”[5]。正是由于在基本药物制度设计上要受时间、信息等因素影响,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智慧或其他手段了解所有方案,洞悉其后果。因此,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深入开展,其中的矛盾和困难会越多[5],这也决定了基本药物制度要坚持边执行边修正的渐进主义。
决策的渐进性也是由现行计划的延续性所决定的。我国现行的基本药物制度由于完全摒弃了原有的基本药物目录和实施方案,导致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缺乏[6],地方主义保护严重[7]等新问题的出现。因此,进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后的调整必须重视原有政策的延续性,采取渐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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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衍生新问题。
综上所述,渐进主义适合于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依据渐进主义,结合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状况,笔者提出了以下调整框架。
3 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渐进主义调整框架
3.1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渐进调整的基础
基本药物制度渐进调整的基础是要确立其法律地位,保证政策的延续性。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三十多年的探索中,其制度内容在不断的改变,尽管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始终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其执行力度也就大打折扣[8]。即使最近的相关政策也是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的,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体系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体现。
3.2 设定渐进推进的制度目标
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目标的制定要考虑医药卫生体系建设、地区的差异性和实施过程的复杂性。我国现行制度仅安排不到两年的探索根本无法建立一套优良的基本药物制度体系,需要对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进行渐进的调整。基本药物制度本身包括了多个环节,并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相衔接,设定简单的目标不能保证制度目标的明确性。省级的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是相对独立的基本药物制度框架内的措施,而全部配备使用和零差率销售的措施要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相互制约。依据目前的制度目标,“在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分解为具体目标和阶段目标。具体目标包括全部实施集中采购配送以及基本药物的遴选、定价、报销和监测评价等其他环节;而阶段目标主要是针对使用环节,可设定为与医改体系相适应的配备使用目标。
3.3 进行基本药物目录的渐进调整
基本药物目录分出基层医疗机构部分,并由原来的2000余种缩减至307种后,非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使用无章可循;各地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目录的增补以满足基层的用药习惯。因此,应尽快发布非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目录,以弥补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违背渐变调适原则带来的问题。在该目录的制定中,应参照原有的基本药物目录,按照一定的梯度进行调整,依据国际经验以及基本医疗机构目录经验对目录渐进进行调整,最终调适为最佳的目录。
3.4 推行利益协调的政策方案
一是逐步推行“带量采购”的招标采购。目前,各省依据各自的情况,实施了不同的招标采购方式,但实际的过程中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衍生了很多的招标过程的问题。“带量采购”通过一种药物只选择一家企业采购,使该企业在投标前就能比较准确地计算供货的数量及市场份额,便于计算成本并合理确定报价,有效地遏制了“药价虚高”[9]。由于该采购模式兼顾了生产企业、患者和决策部门的利益,符合渐进主义的利益集团协商妥协的决策理念。
二是将全部配备使用和零差率销售的方案分步实施。目前,我国“以药养医”的环境没有得到改变,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药品收入接近80%[10]。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部配备使用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无疑完全切断了医疗机构的经济来源,加上补偿机制不完善,这些严重损害了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利益。各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作为补偿机制的主要协调者和执行者,其有限的财政能力也与高需求的卫生改革需求相矛盾。
4 结语
渐进主义适应于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但在实践中并不排除其他决策模式。就渐进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制度的延续性,综合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利益,采用渐进的方法对实施方案和目标进行调整,尤其需要采取法律手段确立基本药物制度的法律地位,适度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并对各种实施措施进行渐进调整,以协调相关集团的利益诉求和适应我国医药卫生环境,切实推进基本药物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胡象明.公共部门决策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2-82.
[2]曾婉玲.论渐进模式对我国行政决策的影响[J].学理论,2009(15):31-32.
[3]孙静.WHO基本药物概念与国家实践[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2(1):38.
[4]佚名.加快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EB/OL].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ywzc/s357/200903/39381.htm,2009-03-10/2011-06-16.
[5]王世玲.医改困局:基本药物制度“举步维艰”[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10-3-17/168921.html,2010-0316/2011-06-16.
[6]王文海.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J].中国医疗前沿,2009,4(20):114.
[7]山东药品配送事件反映出医药行业官商勾结情况严重,中国企业新闻网[EB/OL].http://www.e23.cn2010-5-20.
[8]蒯丽萍,陈盛新,裘雪友.运用立法手段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J].中国药房,2010,21(4):312.
[9]边吉.明确采购主体坚持量价挂钩和质量优先[J].中国医疗保险,2011,(1):53-55.
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篇8
关键词：中国,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
一、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分析
(一)改革必要性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性质及决定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过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对过渡过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就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言,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经济学家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阈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这些理论上均认为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是一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安排,而造成这些高交易成本的原因却在于: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不对等;个人损益与社会损益的不一致等。旧体制的低效率,一方面是由于事实上产权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执行的困难(这主要体现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代理成本)。产权的模糊性并不仅指每个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的权利的模糊,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公有制下,社会成员没有退出权,结果当事人无法惩罚违规者,以致违规行为蔓延,这是公有制低效率的关键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上述结论,发现合作社由于社员被赋予了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做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每一层都会导致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换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中初始委托人(老百姓)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每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努力水平会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事实上,此类分析模型就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此外,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了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些条件: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也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二)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
一般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模式。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和到位的过程。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实行“体制外”改革,即旧体制不变,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第二,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改变分配契约,允许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或者改变雇佣契约,允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第三,试点改革,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第四,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浪费,一种办法是承认现有的权利格局是合法的,然后允许拥有权利的人自愿交易权利,此即所谓“计划权利交易”或“买入型交易”,实际上就是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的赎买过程。另一种办法是当旧体制下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分离时,有权利方向义务方支付以换取义务方的同意,此即“买入型交易”。
(三)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原因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改革的初始条件将是决定改革路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要寻求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就离不开对中国改革之初约束条件的分析。
第一,过宽的“制度鸿沟”。主张“激进式变迁”的人常说:“你不可能分两次跨过一个鸿沟”此话似乎有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鸿沟有多宽?一个国家在选择制度变迁方式之前,完全有必要来度量一下新、旧制度之间“鸿沟”的宽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当然应该鼓足勇气,一跃而过。如果这条鸿沟远远超出了一个人能够跳过的极限,那么仍坚持一步跳跃,便有“落沟”而丧生的危险。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面临着一条过宽的“制度鸿沟”,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就越强,如果这种冲击的强度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句话说,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社会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数量取决于现行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即“制度鸿沟”)以及制度变迁的速度,如果“制度鸿沟”越宽,变迁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越大,则变迁的成本也就越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第一个标准,即制度变迁方式的可行性与“制度鸿沟”的宽度密切相关。如果“制度鸿沟”较窄,那么变迁引起的冲击和成本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的“激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反之,如果“制度鸿沟”过宽,那么经济制度的剧变将在短期内给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成本,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这也是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制度选择总是在一定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原有制度下的所有资产中,人力资产(这里的“人力资产”是指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劳动力的能力、素质、技能以及他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将在制度变迁时代中处于所有资产转换的中心,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人不仅是启动制度变迁和决定制度变迁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一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物质资产的处理和重新分配(尤其是在新制度下更有效地利用它),要靠人力资产去完成,原有制度契约关系的瓦解,新关系的确立,以及制度机构的重组都取决于参与的个人和团体的决策。而另一方面,在不同制度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不同的,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人力资产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因此,制度变迁首先要求人力资产随之转化,制度创新究竟有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制度组合与人的因素是否相匹配。就此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人力资产更能确定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式了。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产生并给中国留下了奇怪的“制度遗产”:从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指令性分配,到适合中央计划经济需要的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人力资产的分配和使用是最不合理的、最不恰当的,不对人力资产进行深刻的改造,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健康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取代物质资产,可以复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人(新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然而,对人力资产的综合而又深刻的改造,只能渐进地完成,虽然有可能一下子完全出现新的物质资产,可是一夜之间替换人力资产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是一个不断需要摸索和花费更多时间的过程。
第三,“制度记忆”的“缺失”。通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保留着对某种制度和行为的记忆:即他们今天的利益与他们过去经历的某种制度和行为相关。一般而言,制度记忆具有私人属性,不能转让。对于制度变迁而言,“制度记忆”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已经融入人力资产的制度记忆能为推进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和行为上的线索。当制度变迁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的进程要顺利的多,因为“制度记忆”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有关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相反,当制度变迁缺乏这类可利用的“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新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在决定和实施时往往会遇到怀疑和犹豫,继而迷失方向。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市场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人的大脑中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制度的“记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这也是决定我国经济改革“渐进式”模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而非激进的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而言之,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改革成功的典型案例。当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其次,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
然而,“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致使许多结构性问题被遗留下来,主要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这里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的城乡差距;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此外,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外延型而非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
中国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尚难判断。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对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中,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直以来都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经济学者中产生强烈共鸣。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在方法论上秉承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精髓,运用了经济人概念、成本—收益分析和均衡分析的静态及比较静态方法,并引入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成果,建构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制度非均衡→初级行为团体出现→次级行为团体提供必要的制度装置→制度均衡再现。
在诺斯的理论中,他的制度创新理论最能凸显其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在他看来,制度的发明与创新,并非像斯密和哈耶克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自发秩序之生成,而是来自当政者或政治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就此而言,在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径中,制度变迁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在工具理性主义看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节省征得全体同意的成本,从而提高制度变迁的净收益。不过,现实经验并未对诺斯理论架构所需的政府理性提供充足证据,政府竟然容忍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安排长期存在。为此,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跳出了新古典的框架,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初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有可能将随后的制度变迁,长期锁定在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并由此推演出渐进式变迁逻辑。尽管如此,“路径依赖”理论并不表明诺斯放弃了其工具理性的信念,相反,他认为摆脱锁定状态的创新力量和强制力保障仍然来自政府。
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路取向中的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创新,但诺斯在对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社会制度中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却采取了一种趋同于斯密和哈耶克在社会制度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并从其中导出了渐进式制度变迁逻辑。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决定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目标。恰恰是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现实,又必然要求借助政府强制性介入的制度变迁方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安排。在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中,对旧利益格局并非一次性打破,而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就导致每个时段新的利益安排都要面临着与旧的利益格局共存的局面。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时间跨度大,进程慢,这种混合的格局会存续很长时间,使新旧两部分利益格局实现“共容”,从而形成一个过渡性利益格局,也造就了一些从这种非均衡体系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格局,新的自发型构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制手段,往往会选择“妥协”,从而导致新制度效率降低,或者完全被旧制度“同化”,出现所谓“体制复归”。
因此,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由于具有合法强制力,当新制度安排与旧制度发生抵触时,它可以进行有效的强制性干预,或者利用完备的官僚体系使新制度强制合法,从而覆盖旧制度,改变“锁定”状态。就中国目前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中国因其初始条件启动了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政府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进而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这里也可以形象地认为,“双轨制”是新旧利益格局并存的方式,因为“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尊重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而“并轨”则是政府权力强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也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双轨制”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允许自发型构的新制度安排在不对旧利益格局构成本质影响的前提下合法地获取制度外的收益。因此,“双轨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作,它较顺利地解决了旧体制对新制度的激烈排斥而可能导致的改革失败问题。但是,在“双轨制”下,新制度并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独立运行,它必然要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不会对新制度予以支持,从而降低了新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国有银行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民间融资尚未被有关法律认可的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资金非常有限从而降低了其效益。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一方面,产生了大量可供相关权力集团(包括个人)追逐的“租金”,从而导致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泛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对新制度不满,使改革阻力增大、社会支持度降低;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在“双轨制”下获取大量“租金”的权力集团(包括个人),构成非均衡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对制度变迁的推进构成来自权力层面的巨大阻力。此时,单纯的市场力量已不足以与其对垒,而勇于改革的最高决策集团,甚至可以说个别有远见的政治家,面对“双轨制”运行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利用政治权力的合法强制性手段,以修改或颁布法令的方式实行“并轨”。尽管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政府的利益平衡措施及其权威,很快消除了阻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尽管“并轨”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阵痛”,但毕竟在“并轨”后一些更“市场”的规则,可更方便地被制定出来,由此可认为,每一次“并轨”都致使市场进一步完善。
(二)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反思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首先,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质疑和削弱。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威性构成了其强制性的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威其实就是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向信息相对缺失的一方提供信息的行为,或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直接提供方案时的被认可性或服从性。信息的不对称导源于信息搜寻成本和对信息感知能力的差异。就信息搜寻成本而言,不论政府如何高效,政治领袖如何杰出,都不能无成本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必须搜寻到大量非大众化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搜寻,政府虽然比其他“社会实体”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需要搜寻的信息范围越大其成本也就相应越高,而且对那些通达渠道存有障碍的信息的获取,政府所付成本不一定更低。就信息的感知能力而言,政府是一个由“有限理性”的具体个体(政府官员)构成的“实体”,而非一个理性而超然的存在。即便从整体上而言,其也无法超越“有限理性”的局限。此外,由于搜寻成本高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备,也属于“有限理性”范畴。基于上述缘由,社会公众就没有理由完全相信政府提供的方案一定是最优的,从而其权威性就有理由被质疑。这样,由于权威性的削弱,政府主导模式所需的合法强制性也必然会降低。
其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将会面临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两方面权衡和选择的困境,以至无法摆脱“诺斯悖论”。不同制度主体的目标函数或效用函数是有差异的。以初级行为团体的自发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政府的自觉行动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就明显不同。前者完全是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的最大稳定、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基于此,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一个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当存在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不完善的政治市场时,制度变迁是以掌握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与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两者一致为前提的,而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则单一化为巩固其政治威信,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这表明,统治者(政府)的效用最大化并不必然同社会财富最大化相一致,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因此,当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等成本因素时,那种容忍和漠视低效率制度长期存续的政府不作为,就不难以理解了。所以,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并非必然拥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源。
再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外在制度或正式约束方面作出调整,而内在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是否会对这种调整给予支持,也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制度缺乏是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而制度构建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尽管基于制度普适性认知的制度模仿,被认为是可选择的节约成本的方式。但是,不同社会和国度在习俗、意识形态、社会资本构成乃至政治文化底蕴方面是不同的,这也进而构成了不同社会和国度内在制度的差异,这也将会导致具有相似制度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其制度运行效率方面的截然不同。一种存在的经验性事实是,外在制度的推行,需要借助内在制度构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外在制度的可执行能力取决于其对内在制度的兼容性。中国的内在制度特征显然有别于“制度溢出”的国家。当政府将规范的市场制度在国内推行时,如遇到来自非兼容的内在制度抵触,政府要么借助具有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要么按照渐进式逻辑通过长期“教化”修正内在制度。“双轨制”的运作,为内在制度的修正提供了时间和利益诱导,为以后“并轨”准备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不过,暴力的使用并非是一种持续性的手段,而内在制度的修正,又是漫长且无法确知其方向的社会自发过程。所以,强制性的政府制度变迁推进,必然遭遇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最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需要借助完备的政府官僚体系和政治机构。因此,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为保证政府主导的可行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保留了原有的政府行政体制。这实际是渐进式“双轨”理路的延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已启动了“市场”思维的经济体制,遇到越来越多来自传统“计划”思维的行政体制障碍,从而构建的市场体制效率必然受损,除非政治体制也进行与经济体制一致的制度变迁。但是,这又无法延续政府主导的逻辑,政治体制变迁的实效也无从保证。这恐怕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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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9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改革, 改革的方法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激进的改革, 典型的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种是逐步推进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属于后者, 人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
所谓休克疗法, 就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了这样的改革。当年俄罗斯领导人认为,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 是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 解决不了问题, 改革应当大刀阔斧、一步到位。他们采取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 大致是:第一步, 也是改革的重头戏, 就是物价改革。从1992年1月2日起, 一下放开90%消费品、80%生产资料的价格, 到了4月, 消费品价格就比1991年12月上涨了65倍。第二步, 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 出台了财政、货币“双紧”政策, 采取了增加税收等措施, 引起企业生产萎缩, 失业人数激增。第三步, 大规模推行私营化。快速私营化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之手。推行休克疗法的改革, 使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了一半, 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说, 是渐次推进的。
以农村的改革为例, 1978年11月,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悄然实行了包产到户, 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冲击, 从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党中央积极引导农民的改革, 但没有下令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 而是允许各地依据自己的情况执行。这种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 到1983年初, 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作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79年, 四川广汉县南阳公社建起了全国第一个乡政府, 取消了人民公社。但直到1982年12月, 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作出了改革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 (镇) 政府的决定。到1984年底, 全国建立了9.1万个乡 (镇) 政府。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 人民公社制度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国农村渐进式改革一个完整的阶段,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农村和整个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 农村的渐进式改革很成功。
再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为例, 也是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方法。我国并没有一下就制定退休制度, 而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决定建立顾问委员会, 作为新老交替过渡的组织形式, 经过了10年时间, 到1992年的十四大, 才作出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决定, 实行退休制度。实践证明, 采取渐进方式解决老同志的退休问题, 使干部制度得到完善, 很稳妥。
经济体制的改革,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包括国企、物价、金融等方面的改革, 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 更是经过了许多步骤。
回顾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 对照别国的休克疗法改革, 渐进式改革的优点是很明显的:第一, 渐进式改革每一步改革的力度较小, 群众比较能够承受, 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第二, 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 震荡小,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三, 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总结和积累经验, 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路子。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 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提出各种见解, 出现多次交锋和碰撞。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文件实际上已将社会主义经济定性为“商品经济”, 这就意味着将要放弃长期使用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提法。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是一个突进。邓小平说, 这个文件好, 说了新话, 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就是指此而言。
此后,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继续进行探讨, 有争论, 有交锋。有人强调公有制, 有人强调有计划, 更多的人强调商品经济, 而不说市场经济, 怕同资本主义分不清界限。
1992年初,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破除了长期以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是思想理论上的大突破。
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决定,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四大以后, 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改革进一步推进。这是我国改革一次大的突进。
渐进中有突进, 渐进与突进相交替, 一步步推进, 这是改革的辨证法。不能以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渐进式改革。改革在渐进中必须有突进。对于这一点, 要从我们改革的根本性质上来看。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总体上说, 自我完善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 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存在, 它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密切联系, 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因此, 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必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伟大革命”这个提法充分表明了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 “伟大革命”要求有质的变化, 而质的变化就意味着突进。
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是质的改变, 在政治体制方面, 也要实现某些质的改变。
邓小平分析我国的政治体制后指出,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还指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 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革除封建主义残余, 革除家长制, 以民主取代过分集中的权力, 这些, 都是政治领域的质的更新。
邓小平的讲话已经过去了很多, 今天来看, 政治体制中有的弊端已经基本革除 (如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 但有的弊端却有了新的表现和恶性发展。如权力过分集中, 产生形形色色的特权;如权力与资本结合, 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结合。总的来看, 邓小平讲话中指出的问题、发出的告诫, 仍然适合当前的情况。
政治体制改革, 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方面, 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但这只是总的理念、要求和原则, 还需要形成具体目标模式, 形成可操作的机制。这就需要实行突破性的改革, 要有突进。在其他各个领域, 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 必须通过改革的突进, 才能实现。
30多年的改革, 成绩很大, 但冷静观察, 还没有哪一方面的改革已经完全成功, 都是正在进行时, 都需要在渐进式改革中, 适时突进, 不断推进。
现在, 推进改革的呼声很高。有的论者提出, 要进行第二次改革;有的论者提出, 要重启改革;有的论者提出, 要再改革。这些提法各有其含义, 但都表示希望改革要有新的突进。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10
1.1 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的缺点
1.1.1 体现了个人所得税纵向征收的不公平
在我国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中, 就工资薪金所得来说, 工薪阶层的月薪里包含了医疗支出、教育费用、养老保障以及房贷还款等诸多支出内容, 对于许多工薪阶层来说, 月薪仅够维持生计所用。然而, 目前的税制依然将这部分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调控的对象, 使其成为了征税的主体人群。反观之, 由于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其通过将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以工资薪金以外的方式纳税, 并利用其他形式个人所得的税收优惠来规避税收。这造成穷人征税, 富人避税的现象, 反映出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征收的纵向不公平。
1.1.2 体现了个人所得税横向征收的不公平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的是分类税制, 即按照个人所得的性质分为11类所得, 不同的所得适用不同的征收办法。在11类所得中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的是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及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的是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8类所得实行的是比例税率并辅以一定的扣除项目及相关的优惠政策。结合我国目前个人所得来源的多样化、复杂化、隐性化的特点, 这一税制形式将会产生个人所得税税款征收的横向不公平。例如, 在股息、利息红利所得中, 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投资取得的高收入几乎不用缴纳税款, 然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包含了诸多维持生计费用的月薪却依然要照章征税。
1.1.3 没有体现量能负担的课税原则, 不利于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现行的税制体系没有全方位衡量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 同时也没有考虑到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从税收公平原则来看, 两个相同收入的家庭, 税收负担应当一致。然而在目前我国依照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下, 相同收入的两个家庭会因家庭人员数量不同, 产生税收负担不一致的情形。与此同时, 在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下, 也没有充分考虑家庭的教育、住房、社保、抚养子女及赡养老人等支出, 最终滋生税收分配不公的新问题, 从而与量能纳税, 公平分配的税收原则背道而驰。
1.2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综合税制的优点
1.2.1 体现了个人所得税纵向征收的公平性
因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与分类征收制的先天不契合, 故实行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必须改革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分类征收制为综合征收制。在这一所得税制中, 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均以家庭为单位, 以其家庭总收入扣除诸如赡养支出、抚养支出、购房支出、教育支出及医疗支出后的余额申报个人所得税。再辅之以免征额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一变革将更有利于保障低收入家庭, 从而实现个人所得税纵向征收的公平性。
1.2.2 体现了个人所得税横向征收的公平性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下, 不再对个人收入进行分类, 并采用不同的征收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所有成员的总收入为征税对象, 不再区分收入类别, 这样一来, 能实现个人所得税横向征收的公平性, 能有效地遏制个人利用所得来源的多样化、复杂化、隐性化来逃避税收, 避免出现“穷的更穷, 富的更富”的不公平现象。当然这一改革举措必须以完善相关征管配套措施为前提。
1.2.3 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公平课税原则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更能体现税收量能负担的课征原则。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下, 相同收入的家庭征税的额度应是相同的, 不会出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下, 两个总收入相同的家庭, 因家庭成员的多寡而征税负担各有不同的现象。因而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度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更显公平。
2 实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要实现以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的改革, 首先必须要改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 即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征收。而要实现这一征收模式的转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主要是由我国家庭界定的复杂性、国人对现金消费的偏爱、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不够完善等因素造成的。
2.1 我国家庭界定的复杂性
界定家庭的范围是改革以家庭为单位的征收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家庭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现实中有因婚姻关系或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有因其他关系在一起生活而未组成家庭但共同负担生活费用、有虽未与家人住在一起生活但却要负担其生活费用, 比如外出打工农民。为实现征收的公平, 就要对不同的家庭实行不同的费用扣除, 然而这种复杂的家庭结构导致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实际操作愈发艰难。
2.2 国人对现金消费的偏爱
由于历史因素及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 国人对现金消费颇为偏爱, 在这种消费模式的影响下, 加之现实生活中个人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复杂性, 使得税务机关在现阶段还无法监管与控制个人的所有收入, 这也不利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化。例如在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中, 工资薪金所得是可以通过单位代扣代缴的, 但是一些财产租赁收入如房屋租金一类的个人收入就难以计入个人所得来纳税。
2.3 我国税收征管系统还不够完善
我国的税务部门与工商、海关、财政、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没有做到信息共享, 缺少实质性的相互配合措施, 从而使税务部门无法监控税源, 导致税收漏洞的出现。这也不利于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的改革。
3 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的渐进式实施路径设想
3.1 遵循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界定纳税人, 并以法定形式确定下来
在我国现实社会中, 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以“夫妻关系”来界定家庭, 从而确定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方式。现实生活中我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在界定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时, 必须遵循以公平为主同时兼顾效率的原则。鉴于此种情况, 笔者认为以“共同居住生活兼有限真实负担”的原则来界定家庭更为合理。共同居住生活针对的是由于婚姻、血缘以及其他关系在一起生活而共同负担生活费用的家庭形式, 有限真实负担则针对的是取得收入的人与负担的家庭其他人不居住生活在一起, 但家人的主要生活开支来源于取得收入的人员, 例如外出务工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纳税家庭界定为包括务工人员真实负担的父母、配偶及子女在内的有限人员。
3.2 大力推行转账支付的消费方式, 建立家庭收入监测与统计体系
要对个人收入实施全面有效的控制, 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实行统一的居民身份证号和纳税身份证号制度。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必须凭身份证到政府机关领取纳税身份证号, 两证的号码是一致的, 并终身不变。个人收入与支出均需登记此号码, 并通过银行账号在全国范围内银税联网存储, 同时要求每个单位必须按规定在银行开户, 每笔收入和支出都通过银行转账结算, 使纳税人的每笔收入都处于税务部门的直接监控之下。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 实现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汽车等高额消费品的实名登记, 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
3.3 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信息系统
建立全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络, 对个人的重要收入, 如工资、奖金、劳务报酬及从其他渠道取得的收入进行计算机网络监控和稽核。同时, 加强技术改进, 在税收征管中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在税收预测、办理登记、纳税申报、报税审核、税款征收、税务审计选案及操作过程控制、税源监控等环节广泛采用计算机工作, 通过网络使税务机关的计算机与工商、海关、财政、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相连, 做到信息共享, 使税务部门掌握更多纳税人的纳税信息,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效的税务监控机制。
综上所述,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很强的税收征管体系作保障, 而从当前国情看, 设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更符合税收公平合理调节社会分配的初衷, 也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趋势和方向。因此,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必须在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遵循从分类到综合的征税模式改革、从个人到家庭的纳税单位改革的渐进式实施路径, 并辅之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等配套改革措施, 才能最终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体现税收公平合理调节分配初衷的高效运转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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