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肿瘤坏死因子/血液（精选八篇）

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1年1月大庆油田总医院确诊MODS患者,纳入标准均符合MODS病情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3]。本组共观察46例,其中,男25例,女21例,年龄19~79岁,平均56.5岁。原发病:重症胰腺炎11例,急性中毒22例,多发伤(含创伤失血性休克、重型颅脑外伤)6例,急性化脓性胆管炎术后3例,电击伤2例,心搏、呼吸骤停给予心肺复苏术后2例。本组患者依入院顺序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24例,其中,男13例,女11例,平均年龄56.3岁;对照组22例,其中,男12例,女10例,平均年龄57.7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原发病等临床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ICU内监测治疗。对照组给予对症支持、抗炎及针对原发病等治疗,同时进行CVVH治疗,每天10~12 h,连续4 d。观察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给予乌司他丁(广东天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1 000 k U,每次6 h,疗程7 d。血液滤过:采用Seldinger技术用Quinton单腔股静脉导管行股静脉插管留置,血滤器使用HF66。血液从静脉流出通过血泵驱动流经血滤器后从另外的静脉端返回体内。血流速度为100~150 m L/min。血滤器与心脏放置同一水平,可滤出液体约是1 L/h。

1.3 IL-6、IL-8和TNF-α的检测

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的次日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3 m L,于-70℃冰箱中冻存备用。标本均于1周内集中检测,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检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操作均由同一检验师完成,避免人为误差,严格质量控制。

1.4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生命体征,各项观察指标包括心率(HR)、呼吸频率、收缩压(SBP)、舒张压(DBP)以及肾功能指标,包括尿素氮(BUN)、肌酐(Scr)的变化情况;(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IL-6、IL-8、TNF-α的变化;(3)两组患者的CVVH使用时间、住院时间、治疗前后APACHEⅡ评分的变化。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及肾功能的变化

全部入选患者均完成治疗及随访,由表1可知,两组治疗期间的HR、呼吸频率均较治疗前降低,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SBP、DBP均较治疗前降低,但组间及组内比较未见差异。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BUN、Scr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1 mm Hg=0.1333 k Pa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IL-6、IL-8、TNF-α的变化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血清中IL-6、IL-8、TNF-α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IL-6、IL-8、TNF-α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CVVH的使用时间、住院时间、APACHEⅡ评分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A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CVVH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 讨论

MODS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有许多争议,Bone认为MODS的发病机制是内毒素及炎症介质的细胞毒作用导致免疫机制紊乱,这些炎症介质包括TNF-α、IL-6、IL-8、前列腺素、白三烯等。TNF-α同其他细胞因子共同参与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维持内环境稳定,同时又介导感染、创伤及免疫应答反应[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炎症介质可诱导发生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SIRS是发生MODS的基础,SIRS贯穿MODS整个过程。早期有效干预SIRS,通过调控炎症反应,阻断其发展,可能是防治MODS的关键[5,6]。

CVVH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一种方式。它能持续缓慢清除体内溶质和过多水分并有利于积极的营养支持。其在ICU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从单纯的急性肾功能衰竭(ARF)扩展到许多种疾病,如MODS、败血症和SIRS、成人呼吸窘迫征(ARDS)、挤压综合征,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等,且CVVH能够清除炎症介质[7]。乌司他丁为一种广谱的蛋白酶抑制剂,具有抑制多种炎症因子释放、减少组织和细胞的损伤、改善组织灌注、抗炎、抑制过度炎症反应、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等作用[8]。

本研究中,笔者将二者联用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未见明显影响,且明显改善了两组患者的肾功能,由表1可知,两组治疗期间的心率、呼吸频率均较治疗前降低,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的SBP、DBP分别较治疗前降低,但组间及组内比较未见差异。两组患者的肾功能观察指标BUN、Scr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对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的检测分析可知,治疗前两组的IL-6、IL-8、TNF-α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IL-6、IL-8、TNF-α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两组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CVVH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以上说明,CVVH联合乌司他丁能清除MODS患者血浆多种炎症介质因子,并能改善患者的肾功能,缩短住院时间,值得推广和应用。

摘要：目的 观察乌司他丁联合连续性血液滤过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血浆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 50例MODS患者依入院顺序分为观察组(乌司他丁联合连续性血液滤过)与对照组(血液滤过),比较两组的肾功能指标、炎症因子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指标的变化及住院时间、连续性血液滤过(CVVH)的使用时间、APACHEⅡ评分变化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尿素氮(BUN)、肌酐(Scr)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两组患者血清中IL-6、IL-8、TNF-α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两组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0.05)。观察组患者的CVVH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CVVH联合乌司他丁能清除MODS患者血浆多种炎症介质因子,并能改善患者的肾功能,缩短住院时间,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乌司他丁,连续性血液滤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细胞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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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2

关键词：盆腔炎性不孕；中药；腹腔镜；肿瘤坏死因子α

中图分类号：R2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3）06-0016-04

盆腔炎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PID）是指上生殖道及周围组织的炎症，主要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囊肿、盆腔腹膜炎，最常见的是输卵管炎。盆腔炎性不孕患者局部炎症细胞因子升高，一方面导致输卵管的粘连阻塞，另外也从免疫途径影响生殖，导致不孕。本研究将探讨盆腔粘连程度与盆腔炎性不孕患者腹腔液、血清TNF-α的相关性，观察中药联合腹腔镜手术对盆腔炎性不孕患者血清TNF-α的影响，以探讨其作用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8年5月～2009年9月因子宫输卵管造影提示一侧或双侧输卵管炎、通而不畅、阻塞或积水入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二妇科、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行腹腔镜手术的不孕患者85例。根据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轻度粘连者42例，随机分为手术组（轻度）20例，手术+中药组（轻度）22例；中度粘连者43例，随机分为手术组（中度）21例，手术+中药组（中度）22例。选取同期因“单纯性卵巢囊肿”住院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20例作为非炎性对照组。

手术+中药（轻度）与手术组（轻度）、手术+中药（中度）与手术组（中度）年龄、不孕病史、原发继发不孕情况，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不孕诊断标准[1] 夫妇同居1年以上，性生活正常，从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孕者。

1.2.2 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标准[2] 盆腔粘连病情分级根据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标准。

1.3 纳入标准

1.3.1 盆腔炎性不孕组的纳入标准 ①符合不孕诊断标准；②术中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评为轻度、中度粘连者；③年龄介于22岁～38岁。

1.3.2 非炎症对照组的纳入标准 ①腹腔镜下排除盆腔炎、盆腔粘连者；②术后病理诊断为单纯性卵巢囊肿者；③年龄介于22岁～38岁。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者；②若术中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为重度者，或腹腔镜下输卵管通水两侧均不通者，或腹腔镜下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者；③若行宫腔镜检查，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宫腔粘连等内膜病变者；④合并排卵障碍、男方精液异常、免疫因素、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不孕因素者；⑤生殖器官良恶性肿瘤，或其他局部或全身性恶性肿瘤者；⑥患有心脑血管、肝肾、血液系统等严重疾病或精神疾患者；无法耐受全麻或气腹手术者；⑦符合纳入标准，对医嘱的依从性差或不能按时随诊者，以致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无法进行疗效评价者。

2 治疗方法

2.1 手术时间及手术方式 所有不孕患者均在月经净后3～7天行腹腔镜手术，均采用全身静脉吸入联合麻醉，用标准的三孔操作方法，术中探查盆腔情况，予美蓝液行子宫输卵管通液术以判断输卵管通畅情况，进行盆腔粘连程度评分后，钝锐性分离盆腔粘连、输卵管整形等，恢复盆腔解剖结构。若发现输卵管近端不通者，行宫腔镜下介入再通术后再评估。术后均腹腔内留置低分子右旋糖酐300 mL防粘连。

2.2 方法

2.2.1 手术组 术后不予中药治疗。

2.2.2 手术+中药组 术后第1个月经周期第5天开始至排卵前，口服盆炎康合剂：25 mL tid（主要药物：毛冬青、丹参、金刚头、赤芍、苍术、蒲公英、败酱草、黄芪、黄精、香附、台乌、薄荷等）；排卵后口服助孕3号丸：12 g，tid（主要药物：菟丝子、续断、桑寄生、党参、黄芪等），月经第1～4天停药。盆炎康合剂及助孕3号丸均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4组患者均于术后第一个月经周期的第10天开始在B超下监测卵泡发育，至卵泡发育为成熟卵泡，指导性生活，直至卵泡消失。轻度粘连者未予追加药物治疗，若盆腔中度粘连者，术后第一次月经干净3～5天行子宫输卵管通液术（0.9%氯化钠20 mL+庆大霉素16万U+地塞米松5 mg）。若妊娠则停止以上治疗；若未妊娠，于下次月经来潮的第5天开始，重新按周期给药，连续使用3个周期。

2.3 观察指标

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2010-2011年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二科住院的心衰患者60例, 男性33例, 女性27例, 年龄63～81岁, 平均72.2岁;临床诊断为高血压性心肌病、缺血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及肺心病, 所有患者均符合Framingham心衰诊断标准, 病史1年以上, 均为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Ⅱ-Ⅳ级失代偿患者, 左室射血<50 %。恶病质的诊断标准为:体重指数 (BMI) <20 %, 三头肌皮皱厚度 (TSF) <10 mm, 上臂中部臂围 (MAC) <24 cm, 血清白蛋白 (ALB) <26 g/L, 总淋巴细胞计数 (LYM) <1.2×109/L。排除其他原因的各种心脏病, 排除肝肾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脑卒中、肺栓塞、恶性肿瘤、结缔组织病及其他感染性疾病。对照组30例为我科住院及门诊确诊为心衰但无恶病质表现的患者, 与病例组年龄、性别匹配 (男性16例, 女性14例) , 排除标准同实验组。

1.2 方法

所有病例在清晨静息空腹状态下抽取5 mL 静脉血, 3 000转离心分离血清, -20 ℃冻存, TNF-α浓度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 (南京建成) 。测定左室射血分数 (LVEF) :由同一位有经验的超声科医师, 通过心脏超声心动图 (Philip) 检测。

1.3 数据分析

应用SPSS 12.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两组间的t检验, 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BMI、IBW、TSF、MAC、LYM各项营养指标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心衰恶病质组的LVEF与对照组比较降低 (P<0.01) , 但TNF-α升高 (P<0.01) 。详见表1。

3 讨论

心衰恶病质系指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所引起的营养不良综合征。目前评估指标包括: (1) 人体脂肪估计, 如测定皮肤厚度、肢体围经; (2) 白蛋白浓度、细胞免疫功能、体重指数及体重减轻病史, 女性脂肪<22 %, 男性<15 %, 体重低于90 %理想体重; (3) 病程>6个月; (4) 无导致恶病质的其它疾病, 如结核、肿瘤及糖尿病等; (5) 体重指数<24 kg/m2, 体重低于理想体重85 %。老年心衰恶病质的发生可能与下面的因素有关[4]: (1) 摄入减少:心衰患者肝脏肿大, 肝功能异常, 胃肠道淤血、水肿, 以及因利尿剂使用导致低钾血症, 肠蠕动减慢均会明显影响食欲和进食量; (2) 吸收不良:心衰导致肝功能受损、胃肠道淤血, 导致脂肪和蛋白质吸收不良; (3) 营养丢失:心衰患者静脉压力增高, 肾血管通透性增加, 易出现蛋白尿;胃肠道淤血, 吸收不良致蛋白质丢失, 加重营养不良。

在心衰的进展中炎症反应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节体内免疫功能和代谢过程的炎性细胞因子能对心脏和循环产生直接的损害作用。炎性因子通过介导心室重构, 降低心肌收缩力, 使β1肾上腺受体失偶联等作用促进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TNF-α主要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心肌细胞等多种非免疫细胞在某些应激状态下 (如心力衰竭) 也具有产生TNF-α的能力。TNF-α能使肌动蛋白、肌球蛋白合成增加, 导致心肌肥厚, 引起左心室壁变薄, 左心室扩大, 引发进行性左心室功能受损并伴有心肌细胞凋亡加速, TNF-α水平越高, 左心室收缩力下降越明显, 心室重构越明显。

肿瘤恶病质的相关研究表明TNF-α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参与恶病质的发生: (1) TNF-α在肿瘤引发的食欲减退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可能导致体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RH) 的水平上升, CRH可抑制进食, 同时可激活一些对葡萄糖敏感的神经元, 这也加剧了进食的减少[5]。 (2) TNF-α可导致代谢率的快速增加, 与其可以增加血液中的棕色脂肪组织的产热活性及解偶联蛋白-1 (UCP-1) 促进的产热作用有关[6]。 (3) TNF-α可导致大量肌肉蛋白的分解, 这已在因心脏恶性肿瘤而导致慢性心衰的病例中被报道。动物试验中, TNF-α能引发健康肌肉组织的程序性死亡并阻滞肌肉组织的再生[7]。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心衰恶病质组的TNF-α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LVEF明显降低, 说明TNF-α与心衰恶病质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与TNF-α促进心室重塑、抑制食欲及引发代谢异常有关。

摘要：目的:观察心衰恶病质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入选60例老年心衰恶病质患者及30例老年心衰患者,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TNF-α的浓度, 用心脏超声测定左室射血分数 (LVEF) 。结果:心衰恶病质组的LVEF与对照组比较明显降低 (P<0.01) , TNF-α明显升高 (P<0.01) 。结论:心衰恶病质患者TNF-α明显高于普通的心衰患者, 其浓度与心衰的严重程度有关。

关键词：心衰,恶病质,肿瘤坏死因子-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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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4

1 TRAIL概述

TRAIL位于染色体3q26, 1769bp片段, 包含5个外显子, c DNA长度为1050bp, 相对分子量32.5KDa, 编码281个氨基酸, 等电点7.63的Ⅱ型跨膜蛋白[1]。TRAIL被广泛地应用于肺、脾、卵巢、淋巴结、肾、外周血淋巴细胞以及前列腺等正常组织的表达中。在脑组织、肝组织以及睾丸中没有发现其表达。TRAIL能特异性诱导肿瘤细胞、病毒感染细胞或转化细胞等发生凋亡, 却对正常细胞没有任何影响。另外, 在单核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激活T细胞以及树突状细胞中同样发现TRAIL表达, 这有力地证明, TRAIL和维持免疫稳态以及宿主防御有很大关系, 同时, 其也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

TRAIL受体包括死亡受体、诱骗受体、可溶性受体。死亡受体包括DR4、DR5, DR4和DR5均包含胞内死亡结构域, 二者和TRAIL相结合之后, 可以将TRAIL死亡信息传至细胞中, 从而激活caspase系统, 进而引起细胞凋亡, 当DR4和DR5过度表达的时候, 其可不依赖配体直接诱导细胞凋亡[2]。诱骗受体包括Dc R1、Dc R2, Dc R1中没有胞内死亡结构域, Dc R2含有24个氨基酸截短的死亡结构域。通常情况下, 诱骗受体和死亡受体可竞争着和TRAIL相结合, 但因为诱骗受体没有死亡结构域, 所以, 其和TRAIL结合之后就不能诱导细胞凋亡。可溶性受体是分泌型糖蛋白, 作为TNFR超家族新成员, 可溶性受体胞内也缺少死亡结构域, 其和TRAIL结合之后不能转导凋亡。可溶性受体可有效增加骨骼密度, 抑制破骨细胞发生。

TRAIL与细胞膜上面死亡受体结合激活凋亡信号途径, TRAIL和死亡受体DR4、DR5结合之后, 会形成配体、受体三聚复合物, 从而诱导死亡受体胞浆段死亡结构域和Fas相关蛋白死亡结构域C端DD结合。Fas相关蛋白的死亡结构与以其N端死亡效应结构域DED和Procaspase-8相结合, 而形成DR4/DR5/FADD/Procaspase-8死亡诱导信号复合物, 促进procaspase-8自身催化成有活性的caspase-8。当活化caspase-8之后, 可通过两条信号途径传递凋亡信号。第一条信号途径为:caspase-8激活下游效应蛋白caspase-7、caspase-3或caspase-6, 诱导凋亡, 第二条途径为:活化的caspase-8催化bcl-2家族蛋白bid, 断裂成截短bid, tbid定位于线粒体膜, 从而破坏线粒体跨膜电位, 导致线粒体释放细色素C、Smac, 从而刺激procaspase-9催化形成活性caspase-9, 活化效应蛋白, 最终诱导细胞凋亡。

2 TRAIL临床应用

2005年起, 我国进入重组人TRAIL临床研究, 根据Guo Y等[3]人的报道, 应用大肠杆菌表达可获取重组人TRAIL对癌症患者积极进行Ⅰ期研究, 临床研究证实TRAIL安全性及有效性, 与此同时, 临床经验表明患者非重度肝功能异常或干转移对于重组人TRAIL蛋白药代动力学没有显著的影响。胡璧[4]指出接受TRAIL重组蛋白治疗之后, 大部分患者血清中的凋亡信号分子和染色体DNA水平提高, 并且和重组TRAIL蛋白剂量呈现正相关。这说明, 可将血清作为基础, 利用药效学检测方法监测患者TRAIL活性。值得注意的是, TRAIL单独应用具有抗肿瘤活性, 多种药物联合应用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比如, 和化疗药物细胞因子白介素2、细胞诱导分化剂、足叶乙苷、糖皮质激素等连用能提高肿瘤细胞对TRAIL诱导凋亡敏感性。目前, 针对化疗药物增强TRAIL肿瘤诱导凋亡的机制未明确, 临床则认为化疗可通过调节死亡受体或胞外与胞内途径对话增强肿瘤细胞的TRAIL诱导凋亡敏感性, 但作用在正常的细胞时, 不会改变对TRAIL的敏感及耐受性。TRAIL能逆转肿瘤细胞对于化疗产生的耐药性。TRAIL和药物联合使用一方面可降低药物单独使用的毒副作用, 另一方面可增强临床效果, 应用前景广泛。

目前, 虽然证实了TRAIL重组蛋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但在人体内TRAIL重组的半衰期结果不理想。比如, 8mg/kg的速度静脉注射重组TRAIL的时候, 半衰期是36分钟, 但6mg/kg静脉注射mapatumumab时, 半衰期18.8天。另外, 与重组TRAIL相比, 死亡受体单克隆抗体安全性和特异性更高, 还可以激发T淋巴细胞及天然免疫从而增强免疫力, 可给予长时间保护, 防止肿瘤复发。

3 结语

临床研究指出, TRAIL可参与很多的生物学过程, 其在免疫自稳、调节机体免疫、免疫监视、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病毒性感染疾病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其在临床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随着TRAIL凋亡途径更进一步的研究, 有关TRAIL及其受体旁路途径激活等问题需进一步阐明。

摘要：肿瘤坏死因子诱导凋亡配体TRAIL作为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之一, 其能和死亡受体相结合从而选择性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却不会影响正常细胞, 其正逐渐成为临床上新型抗肿瘤制剂。本文从肿瘤坏死因子诱导凋亡配体TRAIL何受体诱导凋亡机制入手, 探讨其在临床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肿瘤坏死因子诱导凋亡配体TRAIL,肿瘤,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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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5

TNF-α通过与细胞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TNFR) 结合而发挥作用, TNFR一般分为TNFR1 (CD120a) 和TNFR2 (CD120b) 两种类型。TNFR1分布于多种正常细胞或肿瘤细胞表面, TNF-α与TNFR1结合可诱导多种体细胞和肿瘤细胞发生凋亡;TNFR2主要传递胸腺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增殖信号[2]。TNFR均由信号肽、胞外结构区、跨膜结构区和胞浆结构区4个部分组成, TNFR1和TNFR2受体的胞外结构区很相似, 均由4个富含半胱氨酸的功能区组成, 它们的胞外结构区均富含丝氨酸、苏氨酸和脯氨酸残基, 但差别很大, TNFR1胞外结构区含死亡结构域, 而TNFR2则没有[3]。TNFR1与TNF-α的亲和力高, 因而TNFR1被认为是TNF-α的主要受体。

奶牛乳腺炎是奶牛的一种常见疾病, 该病可导致患牛乳腺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据报道, 乳腺炎患牛的乳汁与血液中TNF-α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升高[4], TNF-α在奶牛乳腺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但关于TNF-α对奶牛乳腺纤维化过程影响的报道很少。

试验以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为基础, 用不同浓度的TNF-α作用, 在不同时间用MTT比色法测定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情况, 以探讨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动物

从屠宰场选取泌乳期奶牛, 无菌手术切取乳腺实质组织, 置于预先加有培养液和双抗的瓶中并运回实验室。

1.1.2 主要试剂

D-MEM/F-12、胎牛血清 (FCS) 、胰蛋白酶 (Trypsin 1∶250) 、青霉素100 IU/mL、链霉素100 μg/mL等, 以上试剂配制完后采用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除菌;TNF-α、MTT (配制方法:称取0.05 g MTT溶于10 mL PBS (5 mg/mL) 中, 抽滤除菌, 4 ℃保存, 备用) 、二甲基亚砜 (DMSO) ;其余试剂为国产分析纯。

1.1.3 主要仪器

生化培养箱、 普通显微镜、恒温水浴锅、酶标仪、生物安全柜 (AC2-4SI, ESCD) 、倒置相差显微镜 (OLYMPUS, IX71) 。

1.2 方法

1.2.1 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原代培养和纯化

无菌取健康奶牛乳腺组织, 放入D-MEM/F-12完全培养液 (含10%胎牛血清、100 IU/mL青霉素、100 μg/mL链霉素) 中, 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处理;用37 ℃预热的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乳腺组织, 直到冲洗液清亮为止;剔除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 将选取的腺泡于小青瓶 (1 mm×1 mm×1 mm) 中剪碎[5];用牙科探针轻轻铺于培养瓶中, 植块间距0.5 cm;加入培养液, 塞紧胶塞, 于37 ℃生化培养箱中培养;每3 d换液1次, 待细胞长满底壁80%时用牙科探针掀掉组织块, 冲洗换液;每日观察细胞的生长情况, 待细胞生长至80%～90%汇合时, 根据乳腺成纤维细胞和乳腺上皮细胞对胰蛋白酶的不同耐受时间富集乳腺成纤维细胞;用0.05%胰蛋白酶/EDTA在37 ℃条件下消化[6], 待多数乳腺成纤维细胞变圆后立即中止消化, 轻轻吹打几次后弃掉消化液;再用PBS洗3遍, 加入新鲜的生长培养液继续培养细胞至80%～90%汇合, 如此重复操作2～3次后即可得到比较纯净的乳腺成纤维细胞。

1.2.2 培养的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学观察

用倒置相差显微镜每天观察细胞形态变化及其生长、增殖状况。

1.2.3 MTT比色法测定细胞的生长情况

收集对数生长期细胞制成细胞悬液, 充分混匀, 接种到4块96孔培养板中, 每孔100 μL;置生化培养箱中, 培养至细胞单层铺满孔底 (96孔平底板) 后加入梯度浓度 (0.1, 1, 5, 10, 50 μg/mL) 的TNF-α, 每孔100 μL, 每个浓度各设4个重复孔并各设对照孔; 置生化培养箱中继续培养, 分别于24, 48, 72, 96小时取出培养板, 每孔加入20 μL MTT液 (浓度为5 mg/mL) ;轻轻振摇培养板, 再置生化培养箱中培养4 h (细胞在SDH脱氢酶的作用下将黄色的MTT还原成蓝紫色的结晶) ;弃去上清液, 加入100 μL二甲基亚砜, 室温振荡10～20 min, 使其彻底溶解。

用酶标仪于570 nm波长处测OD值, 绘制生长曲线, 并运用SAS9.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方差分析, P>0.05为差异不显著, P<0.05为差异显著) 。

2 结果

2.1 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原代培养和纯化结果

接种的乳腺组织块一般2～3 d贴壁, 贴壁性良好;培养至第4天见有乳腺成纤维细胞从组织边缘处向外游出, 未达到融合前排列疏松;第5天时, 组织块周围有放射状的乳腺成纤维细胞, 单层生长, 细胞分布均匀, 呈漩涡状或放射状排列;细胞生长旺盛的状态可持续2周左右, 此后细胞生长趋缓, 逐渐老化。

在原代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中混有其他细胞, 以上皮细胞为主, 经过2～3次纯化可去除杂细胞和富集纯化的乳腺成纤维细胞, 单层的乳腺成纤维细胞呈典型的放射状、车轮状生长, 具体见图1、图2、图3、图4。

2.2 培养的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学观察结果

乳腺成纤维细胞呈放射状生长, 胞体为长梭形或星形, 胞浆丰富且突起较长, 细胞核为椭圆形, 位于细胞中央, 一般可见核仁。

2.3 梯度浓度的TNF-α作用于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后MTT法测定结果 (见表1)

注:数据肩标含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对表1中数据的分析见图5。

由图5可知, 不同浓度的TNF-α作用于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后, 试验设计的浓度梯度在不同时间 (24, 48, 72, 96小时) 均对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有促进作用, 特别是浓度为50 ng/mL的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有极大促进作用。

各浓度梯度TNF-α从24小时便开始作用, 如图5所示浓度为10, 50 ng/mL的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十分显著, OD值在试验所涉及的时间段始终高于对照组, 72小时左右各浓度梯度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均十分明显, OD值均高于对照组。

72小时之后TNF-α浓度为0.1, 1, 5 ng/mL试验组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减弱并低于对照组, 且浓度为5 ng/mL的TNF-α出现对细胞增殖作用减弱的时间较晚, 接近于96小时, 同样浓度为1 ng/mL的试验组较0.1 ng/mL的试验组出现作用减弱的时间晚。

3 讨论

试验以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为基础, 运用MTT比色法测定了梯度浓度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 TNF-α对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有促进作用。各浓度梯度的TNF-α作用于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24 h后, 细胞增殖便强于对照组, 72小时时各浓度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效果最明显, 且浓度为10, 50 ng/mL的TNF-α较其他3组 (0.1, 1, 5 ng/mL) 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影响大, 始终高于对照组。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影响随浓度增加呈递增趋势, 即出现较明显的正量效关系。但据报道, TNF-α对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低TNF-α浓度时可以刺激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 高浓度时则抑制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7], 但TNF-α具体达到多大浓度会抑制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还未见相关的报道。至于TNF-α浓度为0.1, 1, 5 ng/mL的试验组为何在72小时之后对细胞影响减弱的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乳腺炎患牛的乳汁中, TNF-α含量有一定程度的升高, 但关于TNF-α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及奶牛乳腺纤维化过程作用的报道很少。试验初步研究了TNF-α对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的影响, 为进一步开展奶牛乳腺炎引起乳腺发生纤维化与TNF-α变化的相关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摘要：为了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对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 试验将经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用不同度浓度的TNF-α作用, 分别于不同时间加入3- (4, 5-二甲基噻唑-2-YL) 2, 5-二苯基-四唑溴盐 (MTT) 溶液, 应用MTT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结果表明:体外培养的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随TNF-α浓度 (0.1, 1, 5, 10, 50ng/mL) 的升高, MTT比色法的平均光密度值 (OD值) 呈递增的趋势,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 , 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TNF-α具有促进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的作用。

关键词：肿瘤坏死因子-α,奶牛,乳腺,成纤维细胞,增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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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RICKSON S L, DeSAUVAGE F L, KIKLY K, et al.Decreased sensitivity to tomour necrosis factor but normal T-cell development in TNF receptor-2-deficient mice[J].Nature, 1994, 372 (6506) :560-563.

[3]王辉.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调亡诱导配体与肝病[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2008, 5 (3) :109-111.

[4]张东波, 张喜丰, 张秀英.临床型乳腺炎奶牛乳清和血清中IL-6、TNF-α水平测定[J].贵州畜牧兽医, 2009, 33 (2) :8-9.

[5]任芳丽.山羊乳腺上皮细胞的体外分离和培养[D].杨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2.

[6]鄂征.组织培养和分子细胞学技术[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15.

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12年1月-2013年7月诊治的癫痫患者65例 (癫痫组) , 经头颅CT或MRI检测确诊, 排除其他免疫性或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无先天性脑发育异常, 其中男34例, 女31例, 年龄5~45岁, 平均年龄 (29.34±9.54) 岁, 原发性癫痫48例, 继发性癫痫17例, 病程20d~12年, 其中<5年18例, 5~10年32例, >10年15例, 抽血检测前未服用抗癫痫药物10例, 已服用抗癫痫药物55例;另选取同期健康对照组者30例, 其中男19例, 女11例, 年龄5~40岁, 平均年龄 (24.22±9.13) 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所有癫痫患者在发病3d内抽取空腹静脉血5ml, 离心后冰冻保存, 同期抽取脑脊液3ml,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及脑脊液TNF-a水平, 操作参照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 对多组间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及脑脊液TNF-a水平比较

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不同病程癫痫患者血清及脑脊液TNF-a水平比较

癫痫患者中病程>10年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呈高水平, 明显高于病程<5年组和5~10年组,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其水平呈上升趋势,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47和8.22, P<0.05) , 见表2。

注:与>10年组比较, *P<0.05。

2.3 癫痫患者不同病理特征的血清及脑脊液TNF-a水平比较

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均与患者性别、类型 (原发性、继发性) 及是否服用抗癫痫药物等无关 (P>0.05) , 见表3。

3 讨论

目前, 关于癫痫发病的机制尚不清楚, 早在2000年, 国外Simoni[3]研究就证实了肿瘤坏死因子在癫痫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其认为癫痫的发病与免疫应答异常有关。细胞因子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因子, 其与神经介质间存在广泛联系, 神经细胞可以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并作用于相应受体, 通过免疫性神经介质的途径作用于神经细胞发挥特异的生物学功能, 而神经系统疾病又通过其他各种机制影响细胞因子的合成和分泌[4]。TNF-a作为一种重要的细胞免疫因子, 参与了癫痫的发病过程, 在细菌性脑膜炎并发惊厥患者中, 血浆TNF-a明显升高, 且与惊厥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TNF-a在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中高表达, 可以促进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释放, 促进癫痫的发病[5]。国内施晓容[6]检测了32例癫痫患儿血清TNF-a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研究认为其通过引起患者免疫功能紊乱而参与癫痫的发病过程, 初步认为癫痫患者存在明显的细胞因子和免疫调节功能紊乱。有研究认为, 神经系统并不能产生肿瘤坏死因子, 后者来源于周围血液循环, 但国内学者研究认为癫痫患者血清和脑脊液中肿瘤坏死因子水平均明显增高, 且脑脊液中的TNF-a水平明显高于血清, 由此初步证实了癫痫患者神经鞘内TNF-a是来自脑组织本身而不是外周系统[7], 有研究认为TNF-a产生主要是通过封闭的抗原暴露后刺激免疫系统合成分泌的[8], 王一沙等[9,10]研究结果表明癫痫患者外周血TNF-a水平在不同时期均较对照组增高, 而且越近高发期时限水平越高, 且与脑电图的改变有一定的关联性。TNF-a在癫痫发病中的作用已得到证实和肯定, 但其与癫痫发病的病程和患者性别、年龄和病变类型等的关系尚无十分明确报道, 本文将从血清学和脑脊液水平进一步证实肿瘤坏死因子水平与癫痫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本文结果表明, 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其中脑脊液的TNF-a水平又明显高于其血清水平, 其中病程>10年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呈高水平,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其水平呈上升趋势, 表明癫痫患者体内TNF-a参与了癫痫的发病和预后, 进一步分析了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发现TNF-a水平与患者性别、类型及是否服用抗癫痫药物等无明显相关性。研究认为TNF-a影响癫痫发病可能是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 TNF-a可诱导氧自由基的产生, 使神经突触功能改变, 细胞膜表面的离子通道数目和密度降低, 阈值下降, 细胞内Na+-Ca2+交换异常, 细胞去极向期兴奋性增高, 从而影响神经突触之间的信号转导, 增加了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导致癫痫的发病。

因此, 癫痫患者血清及脑脊液TNF-a均呈高水平, 且随着病程延长呈升高趋势, 但与患者的性别、类型和是否服用抗癫痫药物等无关, 免疫功能异常是癫痫发病的重要因素。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及脑脊液肿瘤坏死因子 (TNF-a) 水平与癫痫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随机选取我院确诊的癫痫患者65例, 其中原发性48例, 继发性17例, 另选取30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采用Elias法检测不同发作类型、不同性别、不同病程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血清和脑脊液TNF-a的变化水平。结果: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中病程>10年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呈高水平, 明显高于病程<5年组和510年组,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其水平呈上升趋势,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47和8.22, P<0.05) , 但癫痫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TNF-a水平均与患者性别、类型 (原发性、继发性) 及是否服用抗癫痫药物等无关 (P>0.05) 。结论:癫痫患者血清及脑脊液TNF-a水平明显升高, 表明癫痫患者通过激活单核巨噬系统介导免疫异常而引起癫痫发病, 且随着病程延长呈升高趋势。

关键词：肿瘤坏死因子,癫痫,病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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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一沙, 董有静.脑电图异常与继发性癫痫患者外周血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的关系可否成为评估指标[J].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 (21) :42-43.

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1年1-7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101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62例,女39例;年龄50～77(65±8)岁,均由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依据临床特征分为急性心肌梗死(AMI)25例,其中男14例,女11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43例,其中男31例,女12例;稳定型心绞痛(SAP)33例,其中男17例,女16例。另选取健康体检者96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48例,女48例;年龄50～78(64±9)岁;均无急慢性肝炎、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2组在性别、年龄、病情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均于冠状动脉造影前采血10ml,注入肝素抗凝离心管,摇均,35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液置-70℃冷冻待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LISA)法检测血清TNF-α,试剂盒购自法国Diaclone research公司,用奥地利TECAN公司的全自动酶标分析仪读取450nm A值,并据标准曲线计算TNF-α浓度,具体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3 病变程度评定标准

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系数对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评定,选择8个主要血管进行评分,各血管段狭窄程度据如下标准评定:狭窄程度1%～49%计1分、50%～74%计2分、75%～99%计3分、100%计4分,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最终积分为8个血管段评分之和,最高为32分[2]。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overline{x}\pm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血清TNF-α水平比较

观察组TNF-α水平为(31.26±8.95)μg/L高于对照组的(14.33±2.55)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观察组中血清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见表1。

3讨论

随着人们对冠心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参与炎性反应的细胞因子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功能也越来越受重视。冠心病患者血浆TNF-α水平高预示着再发心血管意外的几率高。TNF-α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使其通透性增高,血胆固醇易于穿透内膜而在血管内沉积,促进单核细胞对内皮细胞的黏附,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的迁移、增殖等参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发展过程[3]。TNF-α还可诱导内皮细胞释放内皮素,引起内皮损伤及冠状动脉痉挛,从而促进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TNF-α对内皮细胞有明显促凝效应,它通过刺激凝血酶的合成改变内皮的抗凝活性,并刺激内皮细胞合成血小板活化因子促进血栓形成。炎性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TNF-α是冠心病病变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分子。炎性标记物TNF-α在冠状动脉病变的急性期明显升高[4]。本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TNF-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总之,TNF-α不仅与冠心病的发病有关,而且与冠心病的进展有关,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血清TNF-α水平越高。

注:与Gensini积分为2者比较,*P<0.05,#P<0.01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方法 选取冠心病患者101例作为观察组及健康体检者96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LISA)法检测2组的血清TNF-α水平,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系数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评分。分析血清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TNF-α水平为(31.26±8.95)μg/L高于对照组的(14.33±2.55)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TNF-α水平高于健康者,并随着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升高。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肿瘤坏死因子-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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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血液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所有标本均来自2006～2009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手术或活检的宫颈组织。其中,正常组织取自因子宫肌瘤手术切除的宫颈,术前细胞学检查正常。所有标本均经10%甲醛固定后石蜡包埋及连续4 μm厚切片,并经2位病理科医生独立阅片并复核,根据病理诊断结果的不同,分为以下4组:正常宫颈组20例,CINⅠ组11例,CINⅡ～Ⅲ组10例,宫颈鳞癌组69例,总共110例。纳入的病例年龄24～67岁,中位年龄40±1岁。所有宫颈癌病例在我院已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切除术或(和)腹主动脉淋巴结取样术,均为首次手术治疗,并且有完整的临床病理资料包括组织学分化程度、FIGO分期、瘤体直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脉管转移、手术切缘情况等。纳入病例的临床分期根据FIGO标准分为宫颈癌Ⅰ、ⅡA、ⅡB期。所有石蜡标本根据WHO分级标准分为低分化、中～高分化,根据显微镜下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及淋巴结内是否有癌栓判断是否有脉管浸润及淋巴结转移。间质浸润深度分为≤1/2和>1/2。根据临床可见癌灶的最大直径判断瘤体大小。

1.2 试剂与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SABC法)检测正常宫颈、癌前病变(CINⅠ、CINⅡ～Ⅲ)、宫颈鳞癌组织中NF-κB p65亚基、TNFα的表达水平。一抗兔抗人NF-κB、TNFα多克隆抗体(浓缩型)、Vectastain SABC试剂盒(浓缩型)、DAB显色试剂盒(浓缩型)购自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具体实验步骤参照SABC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以磷酸盐缓冲液(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采用生物显微镜观察各实验组中NF-κB p65亚基、TNFα的表达情况,以细胞浆或细胞核染成黄色作为阳性,根据染色细胞数及染色强度(是否染色及黄色深浅)进行综合评分。活化的NF-κB p65蛋白只有在进入细胞核与靶基因结合后才能发挥调控基因转录表达的作用,因此NF-κB的阳性细胞计数以细胞核染色为准;TNFα以细胞浆染色为准。具体评分标准参见文献[3]。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非参数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法,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宫颈组织中NF-κB p65、TNFα的表达情况

NF-κB p65的表达主要定位于上皮细胞的胞核,少数细胞浆中也有表达。TNFα表达主要位于上皮细胞的胞浆,部分间质中也有表达。随着宫颈组织病变的加重,NF-κB p65、TNFα的阳性表达率逐渐升高,并且宫颈鳞癌组较其余3个组别的表达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而CINⅠ、CINⅡ～Ⅲ与正常宫颈组织的NF-κB p65、TNFα表达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此外,TNFα在宫颈鳞癌的间质中表达率为18.84%(13/69),明显低于上皮细胞中的表达(P<0.01)。

①与正常宫颈组相比,P>0.05;②与正常宫颈组相比,P<0.01

2.2 NF-κB p65、TNFα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对69例宫颈鳞癌组织NF-κB p65、TNFα的表达水平与分化级别、肿块大小、瘤体直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分化程度的宫颈鳞癌组织中,低分化组的NF-κB p65、TNFα表达率明显高于中-高分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P=0.034)。瘤体直径≥4 cm、浸润深度>1/2、有淋巴结转移组的NF-κB p65、TNFα的表达,明显高于直径<4 cm、浸润深度≤1/2、无淋巴结转移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①ⅡA期与Ⅰ期比P值;②ⅡB期与Ⅰ期比P值

2.3 NF-κB p65与TNFα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染色强度对比

对69例宫颈鳞癌组织中TNFα与NF-κB p65的染色强度分别进行Spearman秩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NFα、NF-κB p65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s=0.6317,P<0.01)。见表3。

3 讨 论

3.1 NF-κB、TNFα的生物学特点

NF-κB属于Rel蛋白家族,在哺乳动物体内有5个成员:p105/p50(NF-κB1)、p100/p52(NF-κB2)、ReA(p65)、ReB、c-Rel,N末端均含有Rel同源结构域(rel homology domain,RHD),含有使NF-κB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核定位信号(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NLS)及识别DNA相应位点的序列[4]。哺乳动物体内,NF-κB最常见以p50和ReA(p65)组成的异源二聚体,多位于细胞浆,与B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B,IB)结合而无活性。一系列细胞外信号如细胞因子(TNF-、IL-1)、T细胞和B细胞分裂原、病毒蛋白(如HPV E6/E7)、应急诱导物质(活性氧自由基、UV照射)的刺激[4],可分别通过经典途径、非经典途径、不典型途径3条途径激活NF-κB[5]。NF-κB的调节有两种机制:活化的NF-κB促进TNFα、IL-1转录,TNFα、IL-1水平升高进一步促进NF-κB激活;NF-κB能够诱导IB重新合成,通过负反馈效应进行自我调节,抑制过度活化。TNFα信号传导途径,主要是由Fas死亡结构域相关蛋白(fas associated death domain,FADD)诱导细胞凋亡,以及由TNFα受体相关因子(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2,TRAF2)激活NF-κB而促进细胞增殖并抑制凋亡两条[5]。这两种信号传导途径活化的强弱程度以及作用时机的不同,决定了细胞最终走向凋亡或获得永生。

3.2 NF-κB、TNFα在宫颈鳞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TNFα、NF-κB是重要的炎性介质,在炎症反应中起着中心环节的作用,通过NF-κB的正反馈机制相互影响[5],共同促进炎症的不断扩大,TNFα诱导的NF-κB活化促进了某些炎症相关癌症,如肝细胞癌[6]、结肠癌[7]等的发生。国内学者检测出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TNFα水平明显升高,且在放化疗后下降[8],宫颈癌SiHa细胞表达TNFα mRNA[9]。我们前期研究发现NF-κB在宫颈癌变过程中有组成性激活,但其激活的原因尚不明确。

本研究显示,NF-κB p65主要在细胞核表达,并且阳性表达率、染色强度均明显高于正常宫颈、CINⅠ、CINⅡ～Ⅲ,提示NF-κB p65可能参与宫颈癌的发生。此外,NF-κB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分化程度、侵袭转移、瘤体直径、淋巴结转移情况密切相关。与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1]。因此,我们推测NF-κB的过度激活在宫颈鳞癌的病程进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NF-κB高表达可能提示肿瘤恶变程度高、预后不良。在本研究中,TNFα在癌变组的阳性表达率和表达强度明显高于正常宫颈、CINⅠ、CINⅡ～Ⅲ,提示TNFα也可能参与了慢性炎症逐渐发展至宫颈鳞癌的过程,并且可能与肿瘤的恶性程度相关。我们还发现,TNFα表达率高的宫颈鳞癌组织可能更易发生深部浸润和淋巴结转移。因此我们推测,随着宫颈癌的发生发展,TNFα的表达逐渐升高,并与肿瘤的恶性行为相关。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TNFα、NF-κB p65在宫颈鳞癌组织中均高表达,且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宫颈及癌前病变组织。对两者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进行了Spearman秩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NF-κB的表达随着TNFα表达而增高,提示宫颈鳞癌中TNFα可能介导了NF-κB的活化。Pikarsky等[6]通过在小鼠体内建立炎性相关的肝癌模型发现,间质细胞旁分泌TNFα激活附近肝细胞中的NF-κB促使细胞恶性变,选择性敲除NF-κB基因或抑制TNFα分泌可以介导细胞凋亡,降低肝癌发生可能,认为炎症细胞产生TNFα通过旁分泌途径激活NF-κB可能是慢性肝炎转化为肝癌的主要原因。而卵巢癌细胞、B淋巴细胞瘤、乳腺癌、结肠癌等肿瘤可以自分泌TNFα[7]。本研究发现,TNFα主要在肿瘤细胞(主要是胞浆)表达(72.46%,50/69),而在间质中少量表达(18.84%,13/69),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宫颈鳞癌细胞可能主要通过自分泌TNFα促进自身生长。这与Deshpande等[10]研究一致,提示宫颈鳞癌中NF-κB的激活可能与肿瘤细胞自分泌TNFα和间质细胞旁分泌TNFα均有关系,而前者可能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推测TNFα在宫颈癌发病机制中可能作为内源性促瘤因子诱导NF-κB活化,两者共同作用促进宫颈癌细胞的生长增殖、血管形成、间质侵袭、淋巴结转移。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NF-κB、TNFα的过度激活在宫颈鳞癌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并可能与肿瘤的恶性生物学行为相关。宫颈鳞癌细胞自分泌TNFα可能是NF-κB激活的重要原因。深入研究两者在宫颈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对于宫颈癌的防治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核因子κB(NF-κB)p65、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宫颈癌变过程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SABC法分别检测20例正常宫颈,11例CINⅠ,10例CINⅡ～Ⅲ和69例宫颈鳞癌中NF-κBp65亚基、TNFα的表达,探讨两者的表达水平与宫颈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NF-κBp65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宫颈、CINⅠ、CINⅡ～Ⅲ组(P<0.01),以细胞核染色为活性染色。TNFα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宫颈、CINⅠ、CINⅡ～Ⅲ组(P<0.01),以细胞浆染色为主。NF-κBp65和TNFα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正相关(rs=0.6317,P<0.01)。NF-κBp65、TNFα在低分化、瘤体直径≥4cm、浸润深度>1/2和淋巴结转移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均高于中-高分化、瘤体直径<4cm、浸润深度≤1/2、无淋巴结转移的癌组织(P<0.05)。TNFα在癌组织肿瘤细胞和间质中的表达率分别为72.46%、18.84%(P<0.01)。结论:NF-κB、TNFα的过度激活在宫颈鳞癌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且宫颈鳞癌细胞自分泌TNFα可能是NF-κB激活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宫颈鳞癌,核因子κB,肿瘤坏死因子α,免疫组织化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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