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利益主体（精选十篇）
多元利益主体 篇1
关键词：场域理论,城中村,利益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特殊产物, 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 坐落于城市之中或者城市周边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都基本上已经非农化的村庄。
一方面,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用地急剧膨胀, 农村土地被逐渐蚕食, 出现了大量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的都市中的村庄, 它们既具备城市的某些特征。
另一方面, 在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小农村社的特征。受到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 城中村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社区, 存在着规划混乱、管理困难等诸多社会问题, 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矛盾焦点, 城中村的改造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村民、政府和房地产商等多方利益, 只有理顺各方利益, 形成使各方利益平衡的合约安排, 城中村改造才能顺利进行。
二、布迪厄场域理论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和村落的混合社区, 是一个特殊逻辑的社会空间, 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具有启示作用。
法国学者布迪厄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坚持将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主张研究实践。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提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 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社会小世界”即布迪厄的场域, 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哲学场域、文学场域等。
在布迪厄看来, 首先, 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 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 一经形成就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次, 场域具有能动性, 它可以利用自身结构重塑进入场域内的关系或力量。再次, 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的行动者为资本和权力不断发生争斗, 行动者为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的不断争斗使场域持续运动变化, 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写面貌。
场域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关系网络, 因此用场域理论研究社会问题应当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在场域中行动者只有获得某些资本才能占据特定位置, 然后凭借其所占据位置获得在场域中的某种权力, 并进行新的竞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受到他们在关系网络中位置的制约, 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他们个人所具有的资本的制约, 行动者需要根据自身所处位置和场域中的各种关系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 在社会发展中有自己的目标与追求, 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则, 内含丰富的资源与资本。诸多群体或个体的利益附着于这一特定的复杂关系网络中, 各种类型的行动者为取得或捍卫资本和权力不断发生争斗, 在这一过程中场域改写着面貌。
场域在变迁过程显示出其自身具有推动发展的内在自主性力量, 只有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 社会发展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这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最为经济的策略。基于以上考虑, 场域理论为我们认识城中村这一独特村社共同体、梳理其中诸多群体与个体利益提供了理论视角。
三、城中村多元主体间利益关系
在城中村这一特定场域中, 主要存在着村民、开发商和政府这三个利益主体。城中村改造涉及各方利益, 在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因此改造过程中必须理顺关系, 均衡三者间的利益。
(一) 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 城乡关系人为割裂。在土地制度方面,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城中村虽然处于城市的规划范围内, 但是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 由村委会代表村民进行管理。在城市化进程中, 城中村的土地迅速升值, 成为一笔极其可观的集体资产。
政府作为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 出于城市整体规划发展的需要, 想要获得城中村土地的支配控制权。而村民作为名义的土地所有者和实际的土地使用者, 土地是他们的根基, 更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 坚决反对土地的国有化, 或要求由村民自己获得拆迁改造和新建楼盘的开发权, 希望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土地所有权归属、失地村民的利益补偿成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与村民利益博弈的关键问题。
另外,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城中村的管理模式应当由村社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转化。但城中村尽管已经非农化, 村民仍然对村落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习惯于找村委会处理解决问题, 就将出现社区街道居委会与原村委会之间职能的冲突与管理权的争夺。并且, 由于村民能够从村集体资产中获得分红等可观收入以及各种福利, 他们不愿成为城市居民, 而愿意保留村民的身份。
(二) 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城中村改造的难点之一就是改造的资金从何而来。房屋出租是城中村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 出租屋的成本低而收入可观。于是村民最大化地利用有限土地, 争取更多空间, 使得城中村中建筑物密集, 出现了为人所诟病的“握手楼”、“一线天”等景象。而村民中也出现了依靠房屋收入为生、终日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
因此对于村民来说, 城中村改造不仅要补偿村集体土地产出和增值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要补偿出租收益。这使得城中村改造需要庞大资金。政府无力承担全部改造费用, 引入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 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和减免相关的税费, 开发商提供拆迁及改造费用。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 其看中的是城中村较好的地理位置, 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安置补偿数额过于庞大, 开发商担心他们将无利可图。因此,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成为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矛盾的焦点。
(三) 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城中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把股权具体量化到每个村民身上, 是城中村社区股份制改革的重点。对于村民来说, 他们关注村籍如何界定, 哪些人可以享受集体资产产权, 哪些人不能享受集体资产产权;以及集体资产的收益如何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村民之间的争议首先表现在如何确定“村籍”上, 比如外嫁女是否分配产权, 上门女婿是否给予产权, 等等。在村籍界定过程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秩序的调整和本土资源的重新选择。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则是在界定了村籍之后, 在集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村民的争议集中在分配方案如何设计, 是平均分配还是区别对待, 哪一种方案更能够体现公平。
(四) 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政府通过改造可以获得丰厚的土地资源及改造后地价提升所带来的财政收入, 但政府同时注重社会效益, 使城中村改造符合城市整体规划, 确保改造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并重视改造后村民补偿安置, 确保社会稳定。因此, 政府必然对城中村的改造与开发进行规划与限制。而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是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获取政府优惠政策的同时力图把改造成本降到最低, 于是产生政府政策限制与开发商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城中村是村民等利益主体所依赖的蕴含着丰富资源与资本的特定场域, 也是利益主体实现其诉求的途径,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各方要实现其利益诉求, 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 才能达成利益平衡的改造方案。政府在利益关系中拥有最终制度安排的决定权, 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关注所有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不同群体的收益要求中寻求次满意均衡点, 协调城中村改造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扶助弱势群体, 促进社会公平, 推动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
另外,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应当尊重当地地方性传统和文化, 借助本土资源降低城中村的改造成本。在改造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重视村民的智慧, 尊重村民的选择, 让场域内的惯习成为推动场域发展变化的自主性力量。城中村利益主体之间竞争与妥协, 最终将改变城中村的面貌。
参考文献
[1]、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三联书店, 2005.
[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商务印书馆, 2004.
[3]、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张劲松, 万金玲.城中村改造中的多元主体互动[J].安徽农业科学, 2007 (4) .
[5]、运迎霞, 常玮.博弈.和谐.共赢——“城中村”改造经验借鉴及其策略研究[J].城市规划设计, 2006 (3) .
分析利益主体行为与证券市场秩序 篇2
证券市场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证券市场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市场按照特定的规则运行。证券市场制度提供的正是这种内生的规则体系。证券市场的秩序由市场内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但政府作用比较特别，它可以出现在更高的秩序形成与控制层次上。在一般意义上，市场秩序指依据规则和准则进行控制下的市场运行状态。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是市场运行状态的主要指标，也是制度规则体系的评价标准。
国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市场的运行是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形成秩序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出发，建立相互制约、平衡的利益框架。
二、利益主体行为与市场秩序的相互影响
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在相互的交易中会自发形成一种市场状态，可以称为自发秩序。每个行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拥有的资源投向能获取较高收益的股票，这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自发秩序的优势必须在长期和重复的交易关系中逐渐形成。如果交易者的行为预期不确定时，极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就会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从长期看，某个市场体系要生存下来，必然能逐渐调节纠正交易机制，取得交易费用上的优势，但要达到良好的状态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在调节过程中也会浪费巨大的资源。下面从几个主要利益主体行为对秩序的影响进行分析。
1.政府。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初步形成看，政府是证券市场制度供给和运行的核心，其他主体大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获利。强势主体(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但并未能控制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过多涉及到证券交易中的具体利益，一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目前的定位与期望过高，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其他市场主体过于密切地混杂在一起。在国内证券市场中，国有性质的主体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机构投资者中，国有企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媒体更是政府或国有资本主办的，它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政府整个权力机构发挥了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秩序形成与变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 上市公司。由于占绝大部分比例的国有上市企业采取的都是增量发行，国有股仍占有控股地位，外部股东无论在控制权还是在信息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公司经理等“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为了获取更多的融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等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上市公司都属于利益既得者，其利益主要在一级市场的发行中，而在证券交易市场上，上市公司间难以形成比较普遍的共同利益。而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仍然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固有的“预算软约束”弊病也移植到上市公司身上。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致性不够，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但上市公司与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分别对各自的管理部门有较大的压力。
3. 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数量比较有限。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很大，因此它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很大，对环境的变动比较敏感。在外部环境中政策和市场景气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集体物品(它的收益者只是一个局部的集体)的特点。机构投资者通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机构投资者个体参加争取集体物品(政府有利政策)行动的条件是，它从这个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大于它付出的成本。每个参加者的成本包括行为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一部分。但集体物品能够为所有投资者共同享用，而不仅仅是付出努力争取的机构。每个机构投资者都希望别人去争取而自己能够“搭便车”。如果努力者分享的集体物品低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它是不会去争取这个集体物品的;如果即使与别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分享，它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仍高于它为争取这个集体物品付出的成本，那它有提供的激励。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较少，在争取能够带来足够大收益的集体物品时，通常每个机构投资者能够分享的收益大于它为集体行动付出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也会权衡不作为的机会成本，在不作为的损失大于作为的成本时，他具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压力。因此机构投资者经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对他们这个群体有利的集体物品，如对政策改变的影响，对政府支持股市的需求，都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但集体物品量总是低于最优水平，因为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努力者总是无法获得它所争取到的集体物品的全部收益。
4. 一般投资者。在国内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上，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一般投资者群体，一般投资者的个体力量弱小，更应该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但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机构投资者经常联合起来，集体要求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而一般投资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极少有集体行动来申诉自身的要求。一般投资者参与争取集体物品的条件和机构投资者个体相同：他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参加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但一般投资者数量众多，任何投资者能够从可能的集体物品中获利都极为有限。而对一般投资者进行广泛组织的成本都极为惊人，除非某个组织的成本已经为它的其他职能承担。一般投资者从集体物品中的获利微小而成本高昂，搭便车的倾向同样广泛存在。他们预期的成本和收益极端不对称，通常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 一般投资者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不利于市场均势的取得，应该在制度上有一个一般投资者保护协会之类的组织，它由某些具有政治、地位要求的个体来推动，同时可提供其他非集体物品，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组织一般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服务。而先例也可以改变一般投资者对争取自身合法利益行为的预期。如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失职和违法及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行为，投资者也许有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意识，但个体能获得的利益有限，而个体在对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诉讼中又明显处于人财物的劣势，在证券市场现实中，个体诉讼行为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如果法律的变动使投资者个体有合适的诉讼环境，出现了较为成功的诉讼案例，形成“选择性激励”的效果，其影响可以从个别到普遍，逐步改变投资者对诉讼的收益——成本预期，使更多投资者愿意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也即成为制度变迁的路径。
三、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路径
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强势主体群体与一般投资者弱势主体群体的力量极度不平衡，欺诈行为、虚假信息泛滥，操纵市场行为流行，市场规则有向不利于市场长期利益方向发展的趋势，市场的秩序陷入混乱。在此阶段一种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并利用自发秩序，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对制度体系形成与变动的不参与，自发秩序需要通过政府的行为来调节。政府的制度创新应该和市场主体的创新互为补充，要相信在良好规则下的市场制度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政府确定交易的基本框架和公平原则，在证券市场已经建立起来的现在，应该放宽其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新的空间，政府则致力于提升自发创新的层次，消除市场主体创新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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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创新框架。
证券市场的长期利益一是公平;二是效率。自发秩序也许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自发秩序通常不能带来公平。政府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他供给证券市场制度，调整并维持公平秩序的形成。但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他也面临有限理性的制约，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能指望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秩序调节就必然能带来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当政府的利益来源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一致时，它的行为会促使社会的进步;反之，它会导致市场的混乱，阻碍良好秩序的形成。这时就要调整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从寻租中获得的利益，而且实现这一点，可以削弱个别市场主体群体对政府决策的严重影响或控制，摆脱不利路径依赖。
政府要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必须为市场主体界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政府部分放弃从参与交易中得到的收入，而增加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税收，即要使每个官员和国有资产经营者有明确稳定的预期：从努力完成职责中得到收益大于设租和寻租得到的收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最终的目的也在于此，而推行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全面非国有化并不一定能促使它们形成明确的预期。在当前情况下，要政府完全放弃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目的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改善市场秩序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根源在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当存在政策性负担时，即使是私有企业，也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政府的行为应是逐步取消国有上市公司的政策负担，界定行为边界、获利或受损的方式，迫使国有企业与其他性质市场主体竞争，实现为国有企业融资与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平衡，加固证券市场的基石。
多元利益主体 篇3
关键词：营业转让；法律制度；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123-01
一、问题的提出
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PC业务是我们商法上的营业转让，他不是简单的财产买卖。我国的营业转让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立法、理论少有提及。在理论与实务脱节的背景下，纠纷出现时，选择何种法律制度才能帮助我们对相关利益主体保护，实现效率、公平是十分重要的。
二、营业转让之法律概念分析
（一） 商法上的营业。
商法界主流观点是将营业分为主观营业和客观营业。主观营业指连续地、集体地进行同种的营利行为，即进行营业活动。客观营业指以提供特定营业目的的综合性财产组织体，即营组织。我国多数学者沿袭了日本的观点，虽然有的学者没有将营业区分为主、客观营业。但究其本质，主、客观营业不可分割，只是形式的区别，强调不同侧面，主观营业强调活动的营业，客观营业强调组织的营业。本文一般是指客观营业。
（二） 商法上的营业转让。
营业转让法律性质的学说有以下几种：经营者地位替换说：营业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从“营业”中提高收益，本质是受让人代替转让人进行营业活动，转让的是经营者的地位。①营业财产转让说：营业转让是组织性财产的转让，营业归属于新的经营者，转让人负竞业禁止义务。营业组织转让说认：营业的本质在于营业上的抽象组织，该组织并非是包含营业上各个财产的具体组织，而是指与营业财产分离也能够独立存在的抽象组织。
综上所述，营业转让是客观上的营业所有权归属的改变及主观上经营权属的变更。是一种将财产和权利进行整体转让的一种混合契约行为。
三、营业转让之特殊规则分析
（一）营业转让受让人的权益保护制度—以竞业禁止制度为例。
1.竞业禁止义务的国外立法模式。
国外关于竞业禁止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以日韩为代表：承认在无约定的情形下，转让人负有一般意义上的竞业禁止义务。一是以英美为代表：不承认在无约定的情形下，转让人负有一般意义上的竞业禁止义务，但承认转让人负有不得进行引诱旧营业的顾客的不正当行为。
两大立法模式不是绝对的对立，以法国为例，法国商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并且其判例也未明确表示，但它却间接肯定了这一义务的存在。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立，也一定的包含重叠。
2.我国立法现状及立法选择。
目前，我国法律尚无关于营业转让中出让人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但是为了保护受让人的利益，我国在构建营业转让法律制度时可借鉴域外立法，设立竞业禁止制度，并对竞业禁止的承担主体、限制期限、领域、构成、义务的免除、救济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②
（二）营业转让中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以营业转让债权债务继承为例。
1.债权债务继承制度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制度
债权承担有三种立法模式：一是以德日为代表的绝对转让主义：债权债务是否承担取决于商号是否转让。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概括转移主义：不区分商号是否转让，受让企业当然承担债权债务。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相对转让主义：债权债务的转让必须由买卖双方约定，若未约定，视其不随营业一并转让。
我国法律对于债权债务的承担尚无统一、明确规定。实践中，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创建出“债随企业财产转移原则”即只要企业财产发生转移，债务就转移，虽然有利于债权人保护，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不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我国现行立法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司法实践中又矫枉过正。③
对比国内外立法，作者赞同概括转移主义。一方面，受让人继受合同债权债务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其受让营业的目的是进行经营活动，获取利益，债权债务的继受，有利于其经营活动的继续。另一方面，受让人继受合同债权债务有利于转让人的债权人的权利保护。转让人可能因营业的转让而降低合同履行力，如果由受让人继受合同，更利于债权人。
四、营业转让制度立法构建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竞业禁止制度。
双方应在营业转让合同中或另行约定营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方式、期限和地域。如无约定，应由法律规定，具体的时间、地域可在结合国情和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由法律做出统一规定。此外，如果营业转让人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应当承担赔偿损失、停止侵害等责任，但关闭营业应以不损害本地区经济和公共利益为限。
（二）关于债权债务继承制度。
营业受让人继续使用原商号时，除有明示意思表示外，应由受让人对债务承担责任，原营业的债务人不需要进行清偿，受让人对原营业债务的责任，适用于时效免除。鉴于营业转让的特殊性，受让人继受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经营，转让人退出经营，可能会降低清偿债权的能力。所以由受让人清偿债权，可能对双方当事人或债权人更有利。
注释：
①宇田一明：《营业让渡发的研究》中央经济社1993年版，第3页
②栾颖娜：“营业转让若干问题探索”载《经济师》2015年第5期
③刘小勇：《营业转让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参考文献
[1]刘小勇.营业转让制度研究—以日本法为中心展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范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宇田一明.《营业让渡法的研究》.[M]中央经济社.1993年版
[4]栾颖娜.营业转让若干问题探索.[J]经济师.2015年第5期
[5]滕晓春.营业转让制度研究[D]
[6]郭娅丽.营业转让法律制度研究[D]
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主体 篇4
关键词：保险利益,保险金,抗辩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保险之“精灵”的保险利益, 不仅可以避免使保险与赌博行为相混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规避来自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对于保险之作用发挥可谓意义重大。
对于保险利益的界定, 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法律权利说与事实期待说两种主要的学说, 中国保险法律则采法律利益说, 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第12条第6款的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另据《保险法》的规定,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标的物出险时, 必须对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而在人身保险的场合, 则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时即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否则人身保险合同无效。可见, 保险利益的有无, 关系到了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等主体保险金的获得等保险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保险利益缺失作为抗辩理由, 即可以有效地对抗相应主体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但是, 这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谁有权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保险利益缺失导致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无效, 是可以由法院主动认定, 还是只能仰仗诉讼当事人提出?保险人放弃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是否要受到禁止抗辩原则的约束?对此中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因此, 本文意在对上述问题展开理论层面的研究, 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保险利益的作用
究竟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谁才最为妥当?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探究保险利益的作用究竟如何。只有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才具有可靠性。
(一) 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从保险利益原则发展的历史可知, 保险利益的第一个历史使命乃在于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在18世纪, 人寿保险单的签发并不以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要件, 即无论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血缘或者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要保人均可以以自己或其指定的人为受益人, 而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 投保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一旦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死亡, 受益人则会获得相应的保险金支付。例如, 甲以与自己无任何人身或经济上利害关系的娱乐明星乙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合同有效期内的某日, 该明星旅游途中因意外事故死亡, 甲旋即可以向保险人申请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在此事件中, 甲并未因乙的死亡而遭受有身心或者经济上的损失, 而甲也仅仅为其获得的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了数量极为有限的保险费而已。
保险利益要件的缺失, 必定会促使投保人更加热衷于以面临较高死亡风险且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人为被险人而投保死亡保险。投保人仅以小额的保险费支出即可以获得数量较为可观的保险金。因此, 18世纪的人身保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赌博的工具。而保险利益要件的提出, 仅要求投保人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投保保险, 就可以将保险这种损害填补手段与赌博区分开来。
(二) 防范道德风险
保险利益的第二个重要作用即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蔓延。因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多以投保人或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亲情或血缘方面的抚养、赡养关系为主, 被保险人的生存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受益人之情感利益或生存利益的维系。因此, 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上述保险利益的时候, 投保人或受益人并不会主动促成保险事故的出现。但是, 在保险利益要件缺失的情况下, 不但被保险人的死亡不会给投保人或受益人造成任何情感或者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 反而会诱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为了获得保险金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无形中使得被保险人的死亡风险骤增。
(三) 确定保险金额
保险利益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在于确定适宜的保险金额度。虽然大部分人身保险都不具有类似财产保险一样的补偿性质, 但是在部分人身保险 (例如医疗费用保险以及债权人为债务人投保的人身保险) 中仍然是要贯彻损失补偿原则的, 因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获得的保险金不得超过其保险利益的范围。否则将会导致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同时还将侵害其他未出险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 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保险利益原则还有一个被忽视的作用———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具体而言, 投保人因投保超额保险而导致超过保险利益部分的保险合同无效时, 保险人须向投保人进行相应部分保险费的返还。
三、保险利益抗辩权归属主体分析
对于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究竟归属何人, 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利益的重要作用乃在于避免赌博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 因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任一社会公众都有权在保险纠纷中向法院提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请求。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法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主动认定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缺乏保险利益而归于无效。最后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的一种, 该合同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因此, 只有签订合同的主体才有权提出有关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即只有保险人才能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缺失保险利益为由, 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观以上三种观点, 均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以下将就上述观点中提到的保险利益缺失之抗辩权归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 任一主体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任一主体的观点, 认为鉴于保险利益之防止保险诈骗事件出现以及防范道德风险蔓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任一社会公众均可以第三人身份对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该观点的最优之处即在于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利益的各项重要作用, 通过公众之此一抗辩权的行使影响保险主体的行为预期, 净化保险环境。但是由于具体权利主体的不明确, 会使保险纠纷解决产生效率上的阻滞。
(二) 保险人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理论观点认为, 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 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 因此只有作为合同主体之一的保险人才能够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例如, 英国法院在审理一桩保险案件时即根据英国《1774年人身保险法》指出, 除保险人外, 任何人均不得对受益人之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实现提出异议。因此, 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以及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当然, 当保险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时, 还会涉及到是否需要向受益人返还保险费的问题。但是, 英国的法官和学者就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做法, 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保险合同的相对性特征。但是, 在缺乏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 极易造成保险人对此种抗辩权的滥用。即在没有规定抗辩权的行使需要以返还保险费为代价时, 保险人为获得保费收入就会在明知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出售保单, 并通过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行使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的方法拒绝支付保险金。侵害了善意投保人或受益人的合理期待权。
(三) 法院
此观点认为, 法院在审理保险案件时, 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就保险利益的有无提请法院裁决, 法院均可以保险利益关涉社会公众利益为由而主动认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 并据此对合同的效力加以认定。
此一观点充分发挥了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积极作用, 但是却无法解决非诉讼途径中的保险利益缺失抗辩问题。
四、结论
虽然, 中国《保险法》在第12条中就保险利益的概念以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要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并在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种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 综观《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发现中国《保险法》并未就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进行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一遗憾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为保险纠纷的完满解决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因此, 实有必要在保险法中将此一问题进行规定。至于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何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应将其赋予保险人。但是亦应同时规定, 保险人在行使该抗辩权时要向投保人进行保险费的返还, 借以防止保险人的权利滥用。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1卷[M].台北:三民书局, 1988:21-38.
[2]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50.
多元利益主体 篇5
关键词：多元股权；重庆高速公路融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
重庆为山地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凹凸不平的地形地貌使工程施工难度增大，因此，修建高速公路的工程成本和施工造价大大增加。因此建设资金的短缺历来是影响各地修建高速公路的极大难题。为此重庆高速公路实行股权多元化，涉及投资建设的利益各方，从实现多元化股权重庆高速公路融资项目的角度出发，从实现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来实现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的关键。要充分识别融资过程中的利益投资者，并确定他们的利益需求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以融资建设的利益相关者的鉴定和各方的利益需求分析为基础，找出融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获取，以期为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吸引资金。
1.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在1780年出现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方理论才在美欧美等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次不同的学者对利益相关者做出不同的定义，下面列举了不同时期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①Stanford memo （ 1963）：利.益相关者是指没有团体的支持，组织便无法生存的特殊团体。②Freeman （1984）：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组织目标实现或是能够被一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一些人。③Evan&Freeman （ 1988）：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企业中一些有权益或是对企业一些有要求权的人。④Alkhafaji （1989）：利益相关者是一些公司对其负责的人。
直到由瑞安曼（Eri。renman）和安索夫（IgorAnso）的开创性研究使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系的理论体系，后在经布莱尔（Blair）、弗里曼（Freeman）、米切尔（Mitehell）、多纳德逊（Donaldson）、克拉克森（Clarkse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比较完善的理论系统最终得以产生，然后将其应用到实际一些与之有关的工作或实践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才使人们逐渐重视利益相关者理论。
2.重庆高速公路融资特点
①特殊的地形地貌是造价成本高。重庆市为山地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凹凸不平的地形地貌使工程施工难度大大增加，工程造价和施工成本因重庆特殊的地质条件而不断提高。
②总投资普遍超过预算。重庆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中，总存在总成本高于预算，高出10%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出达到26%。征地拆迁、建设管理、工程变更等是单个费用项目超出预算的代表项目，它们也是项目总投资超出预算的重要原因。下表为单个项目超出预算的多少。
③建成后的高速公路项目的经济效益小于社会效益。因重庆为山地城市，高速公路沿线都为经济不发达地区，车流量增加的较慢，很多条高速公路在银行借款期结束时，都没有达到预计的车流量，以至于短期内预期收益普遍较低，从而导致后续建设的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效益。
以上三点是重庆高速融资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重庆市政府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要充分识别融资当中的利益相关者，找到核心利益关着，分析其需求，更好的吸引投资。
3.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利益相关者识别
3.1研究假设。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需求，探究重庆高速融资建设中有利益相关的人和组织，充分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方法找出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和期望要求，并确定重庆高速公路融资中需要满足的核心利益需求。
3.2研究方法。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并不是要对他们等量齐观，通过科学的划分，对他们进行分类治理。自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后，许多著名学者提出来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其中影响大的有弗里曼界定法、威勒的多个维度法、米切尔的评分法。通过在实际项目操作中发现弗里曼界定法和威勒的多个维度法缺乏操作性，而米切尔的评分法是最具有操作性的，使利益相关者理论越来越得到推广和使用。
米切尔通过大量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状况，总结出了27种有操作性利益相关者定义，在此基础上提出采用一种评分法来界定利益相关者。米切尔指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谁是利益相关者，二是凭什么认定他们是利益相关者。
因此，可以通过三个属性对潜在的利益向者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分数的高低确定该个人或组织是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属于哪一类利益相关者。
这些属性为：①合法性；②权力性；③紧急性。以这三条属性为基准，利益相关者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即他们同时拥有对企业问题的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二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即他们与企业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拥有上述属性中的两项；三是潜在利益相关者，即只有三种属性中的一种的群体。
综上所诉，通过三个属性，对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在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政府、银行、社会投资人和高速公路使用者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另外，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资金投资重庆高速建设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媒体、教育机构、高速公路周边居民等。
4.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当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需求分析
4.1 地方政府。政府作为公共项目的提供者，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利需求包括二个方面，从宏观方面讲满足城市交通发展需要，完善交通网络，为社会提供便利、安全、有效的运输服务，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利用交通带动城市区域经济。微观层面主要是指导并支撑城市合理布局，优化城市结构，使城市更加高效、优美、宜居；缓解交通压力，提高沿线土地价值，增加市政府垄断一级土地收入，促进沿线房地产开发，带动一笔产业发展，长期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矛盾引起的不安定因素，增加城市综合实力，吸引更多城市外来人群职业、旅游、购物、娱乐，从而繁荣城市经济。
4.2 银行。高速公路建设是作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行的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性产品而存在的，其自身具有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风险不高的特点，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投资高速公路，是资金得以周转，获取丰厚的利息，是银行资金变成流通资金，防止通货膨胀，投资大型的公路建设，可以是银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吸引更的资金。
4.3社会投资人。投资人最重要的需求是尽快回收投资并取得利润，为其创造出一些可以经营的设施，供其运营经营和管理，用这些收入来补偿建设投资，最终能够保证其投资得到很好的补偿。此外，通过大型工程建设管理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其今后类似工程建设的发展，可以提高其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4高速公路使用者。高速公路的修建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高速公路的质量和管理会影响到使用者，使用者必须得到高效的管理服务和安全的服务设施，这样的高速公路才会有益于使用者。
5.结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重庆高速融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利用Mitchell 的评分法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对其要求做进一步分析，最终为重庆高速融资提供依据，是重庆高速融资在满足各方利益需求的条件下全面实现其功能价值。（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从资本结构到资源结构》[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 篇6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其中以农村中小学为改革的主要对象,撤并农村中小学为主要的手段,目的是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办学规模、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中国尚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法律标准,一些地方盲目和过度撤并农村学校,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采取“一刀切”,导致各撤并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历年来,农村学校撤并中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利益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周晓红(2013)根据地方政府、农民的不同目标追求系统地分阶段分析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博弈过程,得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把握好“度”,加大农村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结论[1];王丰(2010)认为一旦涉及农村学校撤并主体的利益时,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生博弈行为,在效率和公平中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2];张洪华(2011)基于对苏镇个案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阐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得出农村学校撤并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结论[3]。本文基于项目前期对安徽省农村学校撤并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撤并主体在不同撤并阶段的利益取向,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局中人采取的博弈策略及行为逻辑,并据此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对安徽省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撤并的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期望利用行政手段对原来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趋势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攀比政绩,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盲目创建教育园区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学校、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办学效率降低,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民家长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诉求,他们在乎的是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担忧的是学校撤并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而导致的上学成本增多以及孩子在上学距离增加后的安全问题等。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框架中,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乡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学校大体上也与它们利益趋同,但会从教育本位出发,考虑学生家长方面的问题。而村委会既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通讯员”,又是为村民当家做主的“脊梁柱”,它的行为逻辑复杂多变,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只对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建立博弈模型。
一、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
1.局中人
局中人是指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能够独立决策,采取行动并能承担决策结果的主体,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人,在本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有:
(1)学生家长
由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对农村学校撤并的行为选择、意愿通常由学生家长来体现。随着农村学校的重新布局,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远、上学难、家庭教育投入逐渐增大、家长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家长成为这些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其行为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地方政府既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宣传者,又是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撤并过程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2.局中人的行动选择
(1)学生家长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学生家长的行动可以简化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这完全由撤并带来的效用水平(U)大小决定,而效用水平又取决于撤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R)、成本(C)的比较(如表1 所示)。当学校撤并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学生家长支持撤并;如果村民的收益、成本差距太大,收益弥补不了成本,学校布局调整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降反升,学生家长就会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学校布局调整,使调整工作难以实施。
注:当效用U>0,支持撤并;当U
(2)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县级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引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着县级政府的利益,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经费是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直接与县财政收入挂钩,所以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带着明显的宏观性、经济性。教育主管部门、乡级政府在执行学校撤并时,行动只有执行与不执行两种,当农民普遍支持撤并时,地方政府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进行撤点并校,支出主要是对新校舍进行扩容、新建;当农民不支持撤并时,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因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而付出的额外的投入,以及由于不能按计划进行撤并学校而导致的对原有学校的追加投入。
(二)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是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这往往能体现出博弈方在不同的博弈阶段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追求。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建立在价值取向和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外在表现,理性人行为策略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会产生效率决策。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随着学校布局规划的推进,处于不同博弈阶段的局中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从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最终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下面对博弈双方的博弈策略与行为逻辑过程进行分析。
1.学生家长的策略
学校布局调整引发博弈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教育的质量与经济效率,降低教育成本。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教育投入完成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而现实的学校撤并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家长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采取一定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温和的阻碍:上访、以“权威”应对“权威”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期,当学生家长结合分析学校撤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后,认为因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合理对子女就学带来不便和家庭教育支出增多时,他们会采取温和的方法阻碍学校的撤并。调查发现,上访是此阶段学生家长采取的主要博弈策略。村民在找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后,首先会对因本村学校规模过小而撤并这一规划表达不满,对学校撤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然后会阐述家庭因撤并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额,计算出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会表达出因上学路途遥远对孩子上学安全、寄宿等问题的影响;最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图通过上访的方式拖延学校撤并的开展。
但学生家长的拖延策略并非是良策,在最初的上访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拿出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劝说,期间也不乏强硬的态度。当学生家长发现单纯的“诉苦”和“以情动人”没有效果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手段。据调查显示,现阶段中、小学家长基本上是“70 后”“、80 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大胆地利用政策甚至法律应对政府的“权威”。
(2)极端的干预:为权益背水一战
当上访无果,地方政府不顾群众反对意见,强行进行农村学校撤并时,信息不对称的学生家长由于上访的消极经验会驱使他们采用比较粗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没有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群众通常不愿意从政策、法规中得到支持,相对而言,情理方式的求诉更适合于被农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学生家长集体行动分为两种:集体制止和公共诉求。集体制止是指学生家长在农村学校的撤并过程中,以集体的呼声压制不合理的撤并行为。而公共诉求是指农民群众在自我压制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集体形式向报社、新闻媒体、社会申诉,给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维权的目的。
(3)利益补偿:无奈的诉求
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一丁点的反对呼声并不能阻止学校撤并的步伐。然而,学校撤并的完成并不等于问题的终结,笔者在安徽省某县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家长在学校撤并完成后,多次上教育局找领导反映问题,甚至联合村民一起,写申请书要求解决该村小孩上学远的问题。笔者了解到,在申请书中,多次出现了“每天上学来回要走十余里,家长负担加重”等词语,这些学生家长不断上访诉说苦衷,以坚定的毅力和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4)辍学:不得已的选择
学生辍学是农村学校撤并中最坏的结果,也是博弈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它折射出的是农民群体与政府在利益周旋中的心酸与无奈。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的利益诉求都有实现的可能,在遭到拒绝时,有些学生家长不愿也无法与政府或者学校费过多的口舌来交流,辍学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地方政府的策略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其考虑的是如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在与学生家长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博弈策略比较单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1)信息垄断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信息垄断贯穿始终,原因是政府对于学校撤并的信心不足,也是对学生家长可能出现的行动的防范。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是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对于什么样的学校该撤,什么样的学校不该撤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设计布局调整规划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反映民意,也没有向群众宣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布局调整过程中信心不足,虽然能预料到会有群众反对的声音出现,但他们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信息垄断成为他们的盾牌,按照规划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见招拆招[4]。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将撤并后的学校校产的处理以及对新学校的扩容、新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布于众,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学生家长对地方政府的猜疑和对布局调整政策的不支持。
(2)逐级施压、分化瓦解
无论是温和的阻碍还是极端的干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集体行动成员数量多,利益诉求多,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地方政府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学生家长集体表达对农村学校撤并不满时,地方政府会采取逐级施压,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当学生家长集体到教育主管部分去反映情况时,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分开带往不同的休息室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好言相劝,一方面利用政策镇压,让他们了解到学校撤并的必要性和阻碍政策执行的严重性。这种方法对一部分人有用,但是对于那些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群众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会让他们去找乡政府,因为具体规划是乡镇府报上来的。
(三)利益双方博弈行为过程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博弈交锋始于后者的公开抵制。由于在不同博弈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学生家长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在撤并规划阶段,如果撤并行为对家庭有益,农民会支持撤并行为,博弈结束;但一旦学生家长意料到利益受损,他们企图通过“温和的阻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延缓撤并进程的开展,比如采用上访、政策应对等博弈策略。在实施阶段,他们会采用直接、极端的“干预”行动,而且这种直接干预会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对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前两种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时候,无奈的学生家长的目标只能在撤并完成后转变为“利益补偿”,力争和地方政府取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求助无果,学生家长会采取“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辍学,至此,学生家长已经完全没有退路。而相对于学生家长,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策略单一,也是“非程序化”的,主要有信息垄断和分化瓦解两种。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学生家长的反对意见,学生家长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学校撤并的顺利开展,博弈重新开始;若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学生家长的策略,以至于让学生家长妥协,博弈结束;若学生家长不妥协,那么此博弈会回到最开始,重复进行。
在此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生家长各自占据自己的策略空间,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和对方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显而易见,强势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家长抵制程度的激烈与否,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但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能采取丰富的行为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策略单一,双方行动逻辑的不断变化使这种强弱之势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博弈优势。一旦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加入会使博弈产生均衡结果(见下页图1)。
(四)学校的参与促进博弈均衡产生
学校是农村学校撤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调查发现,近90%的学校对学校布局调整表示赞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学校跟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利益趋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划拨和教师工资、编制的管理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农村学校撤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从村小转移到中心学校,教师工作、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此外,全县教师的任免由教育局统一负责,如果因为不配合而影响了学校布局调整进度,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会偏向于地方政府的一切做法,当撤并行为的确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时,学校和教师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长的反对声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看作“无理取闹”,地方政府无论采用劝说还是强制性要求都只有一个出发点:让家长支持撤并。但是,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参与者和布局调整后教育的直接承担着,学校的“话”政府不能不认真斟酌。不仅仅在学校撤并阶段,撤并后,以学校为主体的利益补偿申请也往往比村民更有效。与学生家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针锋相对”比较,学校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微弱,但它与地方政府不同的是,更在乎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学的评价。因此,本文并不将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博弃中的一个“局中人”来分析,而是作为一位“博弈协调者”,它对博弈均衡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二、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与结论
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的发起者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是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当农村学校撤并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长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上访或其他非常规手段,而博弈对象是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几乎单枪匹马,没有形成或依赖其他组织,就算十几或几十人形成“反抗集体”,也终究被“分化瓦解”,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而他们一手推举出的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弱化使得村干部正在失去其过去依靠的统治基础,从“代理人”到“边缘人”的角色转变[5]。而在没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使学生家长更依赖于向县级政府反映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跟政府官员不对等,“打马虎眼”“、安抚”“、震慑”必定是地方政府面对群众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跟政府打场“持久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与强势的政府博弈中若想占据优势,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政策应对政策”、“发动群众优势”、“公共申诉”等。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做出的决策是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方式是在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作为上级农村学校撤并的执行者,必然要符合政策的总体要求,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行使权利。但由于国家税费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导致大部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减少学校数量以较低办学成本,这使得掌握正式权力但政策执行信心不足的政府在面对“非正式”行动的学生家长时也不得不采用“非正式”应对策略。综上所述,从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利的弱化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既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又不能直接与上级政府直接“谈判”,使得学生家长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中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反而成为一个摆设。
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选择性解读中央政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盲目对农村学校“一刀切”,忽视了农村学生受教育平等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均衡协调性,使其面对农民的反对意见时“非制度性”策略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三、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评价 篇7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
1 问题的提出
2012年中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40.6亿元, 比2006年 (8.5亿元) 增长了28倍多。其中, 中央财政补贴40%, 地方财政补贴39.8%, 农户自己负担20.2%.但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农户投保的积极性并不高, 如湖南省邵东县全部由乡镇统保, 垫付率达100%.既然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分散农业风险, 农户为何依然不很情愿交保费, 其有效需求是否依然严重不足?农业保险市场有很大潜力, 保险公司是否依然被动?政府的“三级补贴联动”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 本文借鉴协同学理论, 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协同度 (SAR) 模型, 选取2004~2011年为样本期进行实证分析, 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进行探析。
2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模型的构建
2.1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的定义
虽然协同学理论的创始人赫尔曼·哈肯没有建立协同度模型, 但随后的系统科学研究学者发展了赫尔曼·哈肯的思想, 建立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 (韩文秀等, 2001) 。农业保险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 即由不同属性的各个子系统及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复合系统。复合系统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整体优化, 子系统的和谐一致。故测度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可以借鉴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本文在合理改进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该模型可以直接对农业保险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所产生的协同作用进行度量, 从而能准确地掌握当前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的程度。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可以定义为:农业保险系统中各子系统及各要素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相互和谐一致的程度, 也就是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程度。各相关定义的数学表达如下:
(1) 农业保险系统及其子系统
农业保险系统由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所组成。可以用模型 (1) 来描述农业保险系统:
在模型中, 子系统用i表示。q1为衡量政府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q2为衡量保险公司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q3为衡量农户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假设农业保险系统某一子系统发展的序参量变量为xik= (xi1, xi2, …, xin) , 以此来表述子系统i的运行状态。其中n≥2, 且βik≤xik≤αik, k∈[1, n]。在此, βik为序参量的下限值, 在实证计量分析取值过程中可以选取过去某年的实际值, 或选取目标年份的最小值;αik为序参量的上限值, 在实证计量分析取值过程中, 可以根据经济规划目标或子系统发展趋势选择未来某确定年份的规划值或预测值。
(2) 子系统的有序度
描述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有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两类。正向指标是指, 当指标数值趋小时, 系统的有序度也将趋低。逆向指标是指, 当指标数值越小, 系统的有序度就会越高。在系统描述过程中, 假设xi1, xi2, …, xim为正向指标, xim+1, xim+2, …, xin为逆向指标, 则子系统i序参量分量xik的系统有序度可定义如下:
由式 (2) 可知, ui (xik) ∈[0, 1], 当ui (xik) 数值越大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大。对于这类xik的取值, 主要通过调整其取值区间[βik, αik], 使其有序度满足式 (2) 的条件。
通过对ui (xik) 的集成来实现对子系统的有序度描述, 则子系统i的有序度ui (xi) 为:
由式 (3) 可知, 当ui (xi) 越大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大, 系统有序度就会越高;当ui (xi) 越小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小, 系统有序度就会越低。
2.2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
就农业保险系统来讲, 对于给定的初始时刻或者某个特定的时段t0, 假设子系统i的系统有序度为ut0i (xi) , 则对于整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或者时段tj, 假设此时子系统i的系统有序度为utji (xi) , 则定义SAR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ynergy of Agent Revenues) , SAR模型为:
关于SAR模型的几点说明:
(1)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SAR∈[-1, 1], 协同度值越接近1, 整个系统的全面协同程度就越高;协同度值越接近-1, 整个系统的全面协同程度就越低。
(2) 对于参数η, 当且仅当utji (xi) -uit0 (xi) >0时, tj时刻或时段整个系统协同度为正。
(3) utji (xi) -uit0 (xi) 为子系统i从t0到tj时段系统有序度的变化幅度, 即在该时段子系统i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有序。
(4) 如果在某一时段tj整个系统朝无序发展, 则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将小于零, 体现为SAR∈[-1, 0]。
可见, SAR模型可以验证一定时期内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主体利益协同的程度及其特征与变化趋势, 有助于把握整体系统的协同状况及其动态的预测与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SAR模型序参量的确定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 (SAR模型) 中, 序参量的选取应注重实用性和科学性。在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中, 分别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序参量, 这些序参量对子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必然通过子系统的某些特征来表现。
首先, 政府子系统的成本可以用每年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予的财政补贴来表征, 其收益的表征比较复杂。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中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稳定。因此, 政府的收益可以通过其给予补贴的保险品种产量来表征。从2007年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以来, 保险品种也略有变化, 在SAR模型中将选取稳定的保险品种 (水稻、棉花、生猪) 的产量作为政府子系统收益的序参量。其次, 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成本为农业保险的总赔付额和管理费用等, 由于管理费用难以统计, 故只考虑农业保险的赔付总额。其经济收益为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与总赔付额之差, 其社会收益可用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表征。再次, 农户子系统的成本为其所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总和, 其经济收益体现在遭受损失后所获赔付。这些指标能够直接表征序参量的作用, 并且能够运用到具体模型中进行运算。
基于上述理由, 在政府子系统中, 选择财政补贴和水稻、棉花、生猪产量的增长率4个指标;在保险公司子系统中, 选择农业保险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4个指标;在农户子系统中, 选择农户所交保费、成灾面积和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3个指标。
由此,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的序参量按所属的子系统可以细分为三大类共11个指标, 具体如表1所示。
3.2 数据来源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的形成从2004年开始, 故SAR模型选取2004~2011年为样本期。采用直接查找和间接提炼两种方法获取数据。部分序参量的数据直接取用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另一部分序参量的数据需要间接提炼, 做法是:
(1) 体现政府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力度的指标是财政补贴;体现政府保障农业和实现粮食安全的指标是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棉花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选取的基年为2004年,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定基发展速度=第t年的总产量/2004年的总产量×100%.表2为政府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是体现政府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力度的指标。因财政补贴从2007年开始才实施, 故2004~2006年其值为0, 2007~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2) 在表中, 定基发展速度简称定发度。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棉花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三者是体现政府保障农业和实现粮食安全的指标。2004~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2) 体现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成本的指标是赔付支出, 体现保险公司盈利的指标是保费收入。农业保险密度是指按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农业保费收入,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保险的普及程度和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费收入/农业人口。农业保险深度是指农业保费收入占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的比例,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农业保险在其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100%.表3为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是体现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成本的指标。2004~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净赔付率=赔付额/农险保费收入×100%. (2) 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是体现保险公司盈利的指标。2004~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3) 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两者是体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的指标。2004~2011年的农业人口和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体现参保农户收益的指标是所获赔付额占农户收入的比率,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赔付额占农户收入比=农户所获赔付额/农户总收入×100%.体现农户受损情况的指标是农业受灾成灾面积, 由于成灾面积能反映农户的直接损失, 故该指标选用成灾面积。
体现参保农户农业保险支出的指标是农户所交保费。农户所交保费数据计算的依据来源是《关于2009年度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金[2009]24号) 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财金[2008]27号) 。假设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都到位, 在既定的条件下, 则农户自行承担的保费为总保费的20%.表4为农户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农户所交保费是体现参保农户对农业保险支出的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农户所交保费=总保费收入×20%.总保费收入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2) 成灾面积是体现农户受损情况的指标。2004~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3) 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是体现参保农户收入增长的指标。2004~2011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人口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3.3 计算结果及数据分析
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标识与性质如表5所示, 序参量中有七个正向指标和四个负向指标。
序参量的上限αik与下限βik对SAR模型结果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在现有的资料数据中未公布这些序参量数据的预测值, 本文根据各序参量在样本空间内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在现有数据 (2004~2011年) 的基础上使用MAPLE软件进行曲线拟合, 拟合出各序参量1999~2016年的近似数值, 序参量上限αik取拟合的最大值, 序参量下限βik取拟合的最小值, 由此得到表6中各序参量的上限值αik与下限值βik.样本期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取值如表6所示。
(1) 序参量的有序度
根据表6的数据, 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进行计算, 得到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序参量的有序度, 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可以发现, 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有序度从2004~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这是因为, 虽然2003年底就有了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提法, 但是, 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才正式确定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 然而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从2007年才开始。2007~2010年, 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从0.12增加到0.57, 2011年有序度略有下降, 为0.37。u1 (x11) 有序度的增幅最大, u1 (x12) 和u1 (x14) 有序度的增幅相当, 并随着u1 (x11) 有序度的增幅而增加, 即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与财政补贴呈正相关性。从总体上看, 政府子系统中各序参量的有序度基本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上升趋势。
(2)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2004~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u2 (x21) 、u2 (x22) 和u2 (x23) 有序度的增幅较大, 并且相当, 即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和农业保险密度序参量的有序度都超过了0.4。但u2 (x24) 的增幅很小, 即农业保险深度的有序度小于0.1。
(3)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农户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2007~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户所交保费的有序度u3 (x31) 增长较快, 从2004年的0.0007, 增加到2011年的0.63, 并且突破了0.5。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的有序度u3 (x33) 略有增长。成灾面积的有序度u3 (x32) 在2011年突破了0.5, 其有序度在2007~2011年的上升趋势与财政补贴的有序度在2007~2011年的上升趋势非常相近, 两者的相关性较高。这说明了随着财政补贴的增加和农业保险的深入开展, 防灾防损工作的到位, 成灾面积将会进一步下降。同时也说明了开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2) 子系统的有序度
在表7的基础上, 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计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 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表8可作得曲线图1。
由表8和曲线图1可以发现:
(1) 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 使得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也为0。2007~2008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u1 (x1) 从0.24增加到0.35, 但2009年和2010年略有回落, 到了2011年, 其有序度又增至0.37。由图1可看到,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虽然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比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要低, 但是其上升的幅度在2007~2011年比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的增幅要高。
(2) 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总体是上升的, 其有序度u2 (x2) 在2004~2006年很低且增幅非常慢, 在2007~2011年增幅较快, 从2007年的0.10, 增加到2011年的0.31。
(3) 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变化与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变化相似, 但其增幅相对较小, 2007年其有序度u3 (x3) 为0.06, 到了2011年增至0.25。
由此可知,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前,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非常低或为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后,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从2007~2011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3)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在表7和表8的基础上, 使用EVIEWS, 运用模型 (1) 计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 结果见表9。
根据表9可以发现, 由于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中政府在2004~2006年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 其序参量的有序度为0, 致使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 从而使得2004~200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均为0。根据表9可作得曲线图2。从图2可看到, 从2007年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后,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开始逐步协同运行,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从2007年的0.17增加到2011年的0.32, 虽然协同度还小于0.5, 但其总体趋势是处于上升状态。
由表9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曲线图2, 可知, 在政府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前,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为0。当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后, 2007~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虽然尚低, 但呈现上升趋势, 这预示着未来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将会有所提高。
4 结论
本文运用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模型, 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2004~2011年各主体利益进行了协同评价, 得到的结论如下:
其一,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在2004年形成之后,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 2004~2006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为0, 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略高于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 两者的有序度都小于0.02;2007~2011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由0增加到了0.37, 在三个子系统中其有序度较高, 保险公司子系统次之, 农户子系统再次之, 但后两者的有序度处于上升趋势, 到了2011年都超过了0.25。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由2006年的0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32, 并且其总体趋势呈上升状态。
同时发现, 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国际上成功经营农业保险的国家对农业保险进行大力财政补贴的事实相符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 使得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亏损的局面扭转, 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不断增加, 经营的农业保险险种也逐步增加, 保费收入不断增长。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由2006年的0.015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31。 (2) 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相关政策支持及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大力展业, 农户抗灾防灾的能力加强, 并且在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后基本得到了及时赔付。成灾面积由2007年的25064千公顷减至2011年的12441千公顷;所获赔付由2007年的2978百万元增加到2011年的11059百万元。这促使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由2006年的0.016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25。
多元利益主体 篇8
一、“城中村”改造中的主要利益主体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城中村”村民及第三方参与者。本文着重分析主要的利益矛盾体政府与“城中村”村民, 不对第三方参与者进行详细分析。
(一) 对政府的分析。
政府对“城中村”改造通常都是为了消除城中村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促进公共利益合理分配, 社会福利最大化, 协调城市经济发展, 并且从改造中发挥“城中村”土地区位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其中不排除政府官员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创造政绩的可能) 。从经济学角度看, 政府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定主体, 它是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一类, 与一般的经济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两大特征。强制性导致政府行为的非平等有偿性, 也就是说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大多数关系可能是非自愿的并且是非平等有偿的。政府的干预能够直接体现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政府作为经济人, 也存在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征用土地实行转让, 从中获得转让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严格限制的所有权, 国家对其用途、流转、处置进行严格的限制。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集体所有土地的转让, 只能由国家依法征用, 给予低额补偿费, 再由国家出让, 涨价全部归政府。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促进下, 政府的行为难免出现偏差。当有可能出现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时, 政府必定会通过法律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政府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而侵袭到公共利益, 也就是“城中村”村民的利益。总之, 政府应当作为一个全面利益的化身出现, 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总是基于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政府的利益应该与全民的利益一致。
(二) 对“城中村”村民的分析。
“城中村”的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村籍的原住村民。城市化进程中, “城中村”的原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由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为支撑。随着城市征地范围的扩大和村中公共建筑用地的扩展, “城中村”的农用地不断减少或消失, 相应地从事农耕活动的人不断减少, 农业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 非农产业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农业人员转变为非农人员。村民从原来的依靠农种收入转变为依靠集体分红、房屋出租、自主从业等形式的收入。其中房屋出租的收益是村民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从而使其经济观念和收入方式发生了变化, 村民的经济观念转变为依靠自身拥有的宅基地为自己谋求生路和以后的生活保障, 靠地吃饭靠地养老, 形成了独特的“出租房经济”。可以看出村民中对改造前的旧生活是很满意的, 这是源自于他们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收入, 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保障是有足够信心的。“城中村”改造后, 村民失去了原有的耕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活资料、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 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推行的办法和基本保障制度无法做到村民满意的程度, 尤其是村中年龄偏大或无劳动能力的村民感到生活压力过重, 失去了农转城的意愿而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村民同样作为经济人, 他们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没有信心的, 改造必定会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有时不管政府从改造中有何收益, 因此, 村民在现有的经济观念和对以后的生活感到茫然的状态下, 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 对政府的改造工作产生了抵制, 与政府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
二、利益主体关系的分析
本文用博弈分析法来分析政府与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采取的策略及其利益关系。假设“城中村”改造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城中村”改造中的主导者是政府, 且改造是必须进行的, 所以假设政府先行动, 其策略只有协商、强制两种, 而村民的应对策略有支持、抵制两种。从而形成如下四种组合状态:状态Ⅰ:政府 (协商) ——村民 (支持) ;状态Ⅱ:政府 (协商) ——村民 (抵制) 。状态Ⅲ:政府 (强制) ——村民 (支持) ;状态Ⅳ:政府 (强制) ——村民 (抵制) 。
假设政府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愿意以协商的方式制定改造方案进行改造, 而村民的利益心理得到满足愿意支持, 则双方通过协商自愿达成协议, 政府通过改造达到预期目的并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 村民在改造后的利益也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维持, 行成了状态Ⅰ。另外, 若村民因种种原因, 对政府的改造进行抵制, 这时政府的利益不变, 但带来了改造的阻力, 而村民的成本增加、收益减少, 形成了状态Ⅱ, 这种状态中同样存在着利益矛盾。
假设政府不顾及村民的利益, 而采取强制的手段进行改造。这时如果村民采取支持的态度, 则政府的强制性使其自身收益猛增, 但却使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形成了状态Ⅲ。相反, 如果村民对于政府的改造做法不满, 认为自己现有及以后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则产生抵制的策略, 形成了状态Ⅳ。这时, 政府在改造中的强大阻力产生且改造成本大幅度上升, 村民在强制中抵制以维持原有的经济利益, 此时村民自身的利益是大于状态Ⅲ的。
由此可见, 当政府采取协商策略时, 村民的最佳策略是支持, 达到双赢, 形成均衡状态Ⅰ。当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时, 村民选择抵制, 维持原有状态而不至于比以前情况更坏, 形成均衡状态Ⅳ。这两种均衡状态中, Ⅰ是最佳结果, 政府以村民利益为本, 给予村民足够的补偿和改造后经济收入及生活的完善保障, 顺利完成改造工作。但是, 现实中政府常常难以满足上面的条件, 于是均衡状态Ⅰ是理想的最终状态, 政府应该积极为达到这种均衡而努力。从“城中村”改造开始至今, 状态Ⅳ是在政府改造最初期形成的状态, 政府过于顾及和维护自身利益, 村民利益和生活得不到保障, 使村民产生了抵制心理, 形成了改造中的利益矛盾。随着政府对村民的各种心理和生活情况的不断了解, 逐渐转变了自身的价值取向, 完善政策并采取合理的措施使状态Ⅳ的情况很少再出现了。现在政府在改造中基本采取协商的策略, 但部分村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要求政府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仍然采取抵制的办法。因此, 现在状态Ⅱ比较常见, 如经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虽然, 如今政府采取对“城中村”土地违法使用进行强制改造及对合法的使用进行协商改造相结合的办法, 但村民的利益仍得不到满足, 后顾之忧和抵制心理依然无法消除。政府和村民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 仍是改造中不可忽视的巨大阻碍力量。
三、和谐利益主体的对策
第一, 政府应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改变二元土地制度, 将“城中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 但不改变原有土地的使用权归属, 将土地合法地引入市场流通, 在不侵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达到将现有的“城中村”土地进行合理利用的目的。政府应建立健全改造后的社会保障制度, 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后的农民纳入完整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体系中。
第二,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中的法制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管理, 做好宣传工作, 对村民关心的问题和改造的看法进行积极分析和解决。同时, 积极进行自身的诚信和廉政建设, 建立健全村民监督、举报机制, 避免政府的利益寻租行为。政府还应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作程序, 一切依照法律法规实施, 并做好合理补偿和安置工作。不断推进二元行政管理的整体化, 变村委会为社区居委会, 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加快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的管理速度, 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确保农民正常、快速、放心的融入城市社会体系。
第三,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后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以改造后的居委会为核心, 发挥其特殊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按照符合这些城市新型市民心理的要求, 开展各种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并且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 把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传输给新市民,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从而不断地改善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 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以促进整个城市的和谐发展。
摘要：二元土地制度造成了土地收益的双向性, 从而导致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和村民两个改造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关系, 而协调好两者的利益关系, 减小村民带来的改造阻力是“城中村”改造的难点所在。通过对“城中村”改造中的两个主体及其利益关系之间的博弈分析得出, 只有解决好政府和村民间的矛盾利益关系, 才能使“城中村”改造顺利进行。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政府,村民,博弈
参考文献
[1].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M].北京:三联书店, 2005:7~8
[2].张侠, 赵德义等.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关系分析与应对[J].经济地理, 2006, 26 (3) :496~499
[3].刘伟, 魏杰.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263~264
[4].乔林碧, 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
[5].张秀生, 陈立兵.农村经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214~218
[6].李强.关于土地权利制度与地方政府规划行为的思考[J].规划师, 2007, 23 (3) :79~81
多元利益主体 篇9
所谓博弈论,简言之,就是“相互影响的战略”,著名的“田忌赛马”就是一个古老的博弈论应用例子。近代对博弈论系统研究的是从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的。近十年博弈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各个领域博弈论也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财务权、责、利关系,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1]。从定义可看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够对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2],这些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复杂的群体是由具有不同特性的众多个体所组成的。如从公司财务治理的角度看,利益主体主要是指“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组成的某种集合,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但有一点是共性,即通过财务治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能均等的,因为各利益主体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程度不同,信息不对称,具有自利本性的各利益主体, 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财务治理过程中就产生了博弈问题。因为经营者、职工希望从利益相关者总体经济利益中索取超出合理份额的额外利益,造假的动机就是虚增收益,企业虚增收益,导致政府作为征税者从利益主体总体经济利益总额的过分索取,经营者、职工和政府的过分索取,就意味着股东、债权人的剩余利益减少了;反之,股东、债权人从利益主体的利益总额中过分索取,经营者、职工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剩余利益就减少了。所以,财务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2 公司财务治理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不合作博弈
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利益非一致性、契约的不完全,各利益主体的内在需求在一开始目标都是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经济利益总量是不变的,所以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对企业既定利益的争夺就产生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因各主体的利益是相背离的,财务冲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各主体对企业的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等财务治理权的拥有程度是有差异的,由于利益主体关系的复杂性,不能详尽各利益主体之间所有的不合作博弈,本文只对能在企业财务治理过程中起较大影响作用的不合作博弈进行分析,主要有公司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包括股东与经营者、职工之间;公司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包括股东与债权人、公司与政府之间。
2.1 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2.1.1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股东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且把公司的持续发展作为长期目标,而经营者的目标是报酬最大化和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的提高,把股东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与股东的愿望就会背道而驰,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就产生了,主要表现有:股东要千方百计降低公司的成本费用开支,包括限制经营者的报酬、消费等,而经营者则要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贪图享受,随意开支,增加自己的闲假时间等,使股东利益受损;股东希望将借入的款项用于高风险投资项目,以期获取最大投资收益,而经营者更愿意把债权投资于低风险项目,不考虑投资收益率,因为投资项目的收益可能不会改变经营者与股东的契约关系,即不会增加经营者的收入,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冒此风险,以保住自己的职业声誉;在收益分配中股东一般倾向于高现金股利分配政策,而经营者的愿望是低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甚至不分配,增加公司的现金流,以减轻经营压力等。
2.1.2 股东与职工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职工和股东之间也是存在契约关系,职工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而人工成本又是公司总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总成本加大,如果收入不变,股东的利益就减少,所以股东和职工之间也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这种不合作博弈主要表现有:首先,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从股东利益出发考虑职工利益,当两者利益产生冲突时,股东会基本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来保证股东利益少受或不受损失;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职工对提高工资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和股东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直接相冲突的。所以一旦冲突白日化,就可能出现经理层和职工合谋,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调节,操纵公司利润分配;也可能出现股东专权,损害职工利益。
2.2 公司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2.2.1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股东和债权人的收益都要依赖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但股东的股利收入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成正比,水涨船高,债权人的利息收入不会随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利益格局的不同,股东与债权人产生了不合作博弈,主要表现有:首先股东希望经营者将借入的债务用于高风险投资项目,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以提高投资报酬率。但债权人的目的在于到期安全收回本金和约定的利息收入,高风险投资项目对债权人的收益不会发生变化,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风险却加大了;其次股东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务杠杆收益,在未征得现有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举借新债,这样不仅增加了公司的违约风险,而且旧债的价值也随之下降,使债权人利益受损;其三股东重分配轻积累的理财思想也会消极地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这种不合作博弈属于“零和博弈”,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导致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或不再为公司提高资金来源。
2.2.2 公司与政府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政府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或投资者和管理者兼有的身份对公司进行管制,这种管制的最终目的就是政府利用权力进行所谓的“政府寻租”,即向公司收取各种税费及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如防止环境污染、保护消费者利益、社会公益支出等。这些支出将直接导致公司剩余收益的减少,影响了除政府以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一点,股东、经营者、职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可能产生共同与政府对抗,最常见的对抗是税收筹划,减轻企业税负或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出现违法行为,如偷税,公司的这些行为将直接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加大国家的负担。
3 实现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措施
公司是其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连接,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各利益主体之间如果长期不合作博弈,最终结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将受损。所以,公司在处理财务冲突时,应遵循平衡原理,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平衡地协调好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3] ,必须相对公平、公正地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以合作的方式处理各利益主体的财务冲突,才能实现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就是只有合作博弈,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才能相对最大化。
3.1 统一财务目标,和谐发展,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前提
公司经营资本由股东提供,所以形成所谓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习惯地把财务目标抽象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但资本的投入,没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公司员工的辛勤工作,公司就得不到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就无法增值的,股东也就不可能获得资本增值和超额报酬;当今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只有发展才能求生存,发展需要融资,所以有时资金是公司生存的生命线,股东也应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要么被其他公司重组兼并,寄人篱下,退出历史舞台;政府的身份主要是管理者,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问题,股东依法纳税和履行社会责任理所当然,偷税必然受到严厉处罚,违约成本就会直接损害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利益。可见,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合作博弈,拧成一股绳,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相对公平、公正的契约,依托于权益资本、债务资本、人力资本的和谐,把公司可持续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
3.2 公司财务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合作博弈的重要措施
各利益主体都要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参与公司财务治理是最好的途径,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减少股东单边治理发生的欺诈行为,所以财务共同治理是实现合作博弈的重要途径。2002年中国证券会和国家经贸委推出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都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和权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做了专门规定,可见由股东单边财务治理转变为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已经成为未来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当然公司财务共同治理不是简单的财务权力平均分配,而是根据财务控制权状态依存机制进行科学严格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权力制衡。主要措施如下:第一,公司董事会基本是由大股东组成,代表股东利益,在财务共同治理下,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构建合作博弈模式的共同治理,董事会不能只代表股东利益,而要代表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向全体利益相关者负责。第二,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员结构必须多元化,吸收各利益主体的代表共同参与,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样财务治理权才能得到制衡。第三,公司剩余分享机制的设计,一般根据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对应原则,按照分配董事名额比例来决定各方分享剩余比例[4]。第四,经营者和员工的报酬结构中必须考虑长期激励项目,使其报酬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相挂钩,避免出现短期行为。
3.3 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关键
公司财务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协调责和利的关系,责和利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处理激励与约束的关系。责大利小,经营者和员工就缺乏积极性,责小利大,股东权益容易受损,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即如何实现合作博弈是公司财务治理的关键。在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时,财务激励是前提,是实现公司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重要手段。如激励性报酬计划安排,即通过报酬计划安排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员工)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按照“激励相容”原理,激励的核心是将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各利益主体共同财富最大化的追求。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适当的补偿将对财务冲 突的协调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影响公司的利润及股价的因素比较复杂,如市场条件的变化、政治形势的动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因素,都会影响公司的这些经营业绩指标,所以在设计激励机制时,要剔除这些因素影响后。比较理性的激励机制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报酬分为两部份,固定收益和风险收益[5]。一部份以基本工资形式作为固定收入,确保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日常生活需要,形成职业保障基数;另一部份则按照他们的理财绩效(利润或股价)以风险收入的形式获得报酬。财务约束是实现企业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另一重要手段。财务约束首先决不只是企业经营者的职责,而是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对公司理财进行的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对各利益主体都必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如债权人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在信贷条款中对经理人员的行为明确加以限制。但约束有成本限制,而不可能事事监管,事无巨细;同样激励方式也受到激励成本的制约。所以公司在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时,都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因此,股东往往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来协调自己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并经常在约束成本、激励成本和实现财务目标之间进行权衡[6],以选择最佳的方式进行最有效的协调。
3.4 构建公司会计文化,是实现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必要补充
各利益主体的共同目标是财富最大化,而实现财富最大化首先必须实现公司财务效率最大化,其次要遵循财务分配公平。财务分配过程中就会产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和商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分配是否公平与公司会计文化的建设就存在着密切关系。行为是文化的函数,因为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良好的会计文化范围,对提高财务核心竞争力、塑造公司财务形象和解决商业伦理之间的冲突都起着重要作用,如:公司在财务处理中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损益指标,所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去影响财务分配的公平性,良好的会计文化会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公司在确定财务分配政策时,有时各利益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公司长期利益之间就会出现较大的博弈。这种优先利益的抉择问题,就是通过会计文化建设倡导公司经营中的商业伦理意识,也是引导、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公司在公司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抉择时也会出现博弈,有很多企业为了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而逃避社会责任。通过会计文化的建设,使各利益主体认识到,和谐的社会是公司发展的基石,积极履行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在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不完善、外部治理机制虚化、难以发挥其权力制衡功能的条件下,就显得尤为迫切。2002年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安然公司的失败并不只是在于财务造假或高层腐败,还在于其企业文化,因过分强调收益增长和个人能动性,加上常规公司的检查和平衡的缺乏,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终于使企业从一种奖励激进性战略的文化蜕变成为一种日益依赖于破坏商业伦理的文化[7]。
3.5 构造合理财务披露监管体制,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内在要求
各利益主体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其实现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有效保证财务信息质量,杜绝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财务欺诈,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内在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具体构成千差万别,所以各利益主体个体理性的选择会因企业而异,必将导致财务披露监管体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况且,公司的利益主体具体构成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或具体构成没有变化,但由于公司总体经济利益的变化导致各利益主体在分享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使公司财务监管体制呈现动态的特点。财务披露监管体制的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意味着公司财务披露监管体制具有状态依存特征,这也说明没有那一种财务披露监管体制是最优或普遍适用的。但有学者提出“股东-职工型”、“股东-政府型”、“债权人-职工型”和“债权人-政府型”等四种最基本的财务披露监管体制[2],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往往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财务监管体制的结合应用。
4 结论
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客观存在的,财务治理的效率性就是看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即如何实现合作博弈,也是和谐管理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公司财务冲突的全新思路。我们还应借鉴行为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相关知识,不断地去研究和探索公司财务行为的规律和各利益主体特征,寻找各利益主体实现合作博弈的途径,最终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相对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J].会计研究,2006(10).
[2]王竹泉.利益相关者财务披露监管的分析框架与体制改革[J].会计研究,2006(9).
[3]林钟高,徐虹.财务冲突及其纾解:一项基于契约理论的分析[J].会计研究,2006(6).
[4]苏永强.企业契约与财务治理[J].审计与理财,2005(1).
[5]阎达五,李勇.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激励方式探讨[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6).
[6]涂建明.发挥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激励作用[J].财会通讯,2004(4).
论公益化医改中的相关利益主体 篇10
一、改革的公益化方向
（一）医疗卫生公益性缺失分析
在医疗卫生领域，公益性不足一直被视为是多种问题的根源之一。“过去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给政策不给钱’，结果把公共医疗机构推上了市场，把营利驱动逼了出来，最终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医疗机构主要依靠以药补医和医疗服务收费维持运行，从而导致公共医疗机构看似“公益”，实则“盈利”。因此，面对医改困局，回归“公益性”成为破题之选。
（二）新医改的公益化方向
尽管众所期盼的医改最终方案至今“千呼万唤未出来”，但在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被明确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改公益性质渐明晰。
2008年医改新方案同样强调医疗服务回归公益性。今年的“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副部长高强多次强调，“医改的核心是要体现公益性。”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联合新浪网对3718名公众进行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占94.9%）赞成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回归公益性，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顺应民意之举。从民调高达94.9%的赞成率来看，大方向是找对了，但在“公益性”的具体落实上分歧还不小。
二、改革路径之争——政府和市场角色的确定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还是从公共政策出发，医改核心话题绕不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因为它关系到卫生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关于医疗服务应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医疗界和经济学界之间一直争论激烈。各方观点被舆论不断地划分为“政府主导派”与“市场主导派”。尽管学者们都不赞同这种划分，但公众仍可清晰地看到，“政府派”对市场机制在医疗领域严重失灵的担忧，而反对者却担心“政府主导”下是否有效率与竞争公平。
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公众看病难和看病贵。对此方向性之争，最终以官方的明确表态而有了定论。2008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卫生是公益性事业，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经验和做法。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明确表态，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性事业。
医改方案既要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公益性的特点，也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不能影响医疗科学水平的提高。“我们不能因为一顶‘公益性’的帽子而忽视医疗行业的特点。”中国医改不成功的根源与其说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不如说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职能的缺位。因此，中国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战略性选择，并不是放弃市场化，而是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探寻国家介入与市场竞争有效结合的新路。
三、医疗体制中的相关利益主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制度的功能或效果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制度通常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背景或者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往往会对制度进行再阐释、改进和创造，从而促进制度的意外功能或效果。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个体行动者是唯一的活动对象。他们有意无意地通过应用各种资源，来左右事情的发生”。另一方面，制度与其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它们之间的关系状态会对制度的预期功能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当环境满足制度的预设条件时，可能会促进制度的预期功能或效果，而当环境不能很好地满足制度的预设条件时，制度的功能或效果就会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甚至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
“病有所医”是13亿中国民众的殷切期盼，也是政府不懈努力的目标。然而，受制于体制、经费等深层次问题的影响，医改的步伐仍显沉重。对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所涉及利益相关方进行分析，分析其对医改推行的“动阻力”，是我们找出医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医疗机构
公立医院要坚持实现政府主导这一基本原则。现在医院的定位很尴尬，说是事业单位，可职工的工资不保，要自己养活自己。医院负责人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经营上，医院设立经管处，围绕经营来开展工作。说医院是企业，国家又未按法人治理结构来设置，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同时医院还承担着社会责任。
据分析，近年来，随着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对卫生投入的方向和重点发生了改变，药品加价率低，医疗服务成本未能得到合理补偿。现在，公立医院的支出很大，要补偿其支出，主要有3个来源，第一是财政补助，即政府投资；第二是医院服务的收入，住院费、挂号费、手术费等；第三就是药品批零差价。现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大概占医院总收入的10％不到，所以公立医院主要靠提供服务和药品来补偿它的支出。这种过度的市场补偿，导致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大处方等种种不规范的行为，造成“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
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通过药品价格加价收入弥补其财政投入不足所需的运营和发展费用，被称为“以药养医”。 资料显示，医院总收入的50％～70％是药品销售收入，“以药养医”状况严重。现行“以药养医”制度使得定位非盈利性质的医疗机构不得不同时扮演逐利机构的尴尬角色。医院收入、科室奖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药品创收。
（二）生产销售药品的企业
1.医药生产厂家。厂家的收益几乎完全来自于销售药品的所得。一种常用药品往往有数十上百家生产厂家,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品牌和知名度。厂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由于医药市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药品的定价权又通常为物价部门所有。为了让自己的药品有更好的销路,只有出让部分利润给药品销售终端的医生和药店。对医药生产厂家来说,在医药行业的规制中,药品的定价更加透明,利润空间减小,必然面对收益的减少。
2.药房（店） 。医院药房（店） 作为药品销售的终端,对药品的流通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由于药品生产厂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类但不同品牌的药品根本上具有同质性。要打开药品的销路,必然要在药店和药房上多下功夫。药房（店） 采购的具体负责人具有对药品提供商“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药店动辄收取少则几千,多则数万的“进店费”就不足为怪了。行业混乱由此滋生。其实,药品的利润在出厂后被层层盘剥,而厂商所得,比较药房来说只占少数。这从根本上是由于它们在市场上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如不改变,局面就难以有所改观。
（三）医生
医生从事的是高脑力、高风险的工作，他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工作严谨、强度大是其特点。与其付出相比，大多数普通医生的待遇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药养医”的现象就比较容易出现。
《生命时报》联手搜狐网健康频道、丁香园网站进行了网络调查《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并在全国8个城市的19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一期推出“老百姓如何评说医生”，共2067名网友参与了此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做医生并不被多数人认同，不少百姓认为他们受尊敬程度比过去下降、“收入低”、“没时间顾家”，医生队伍甚至可能“后继少人”。这里面虽然有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下降的原因，但医疗卫生体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医生也有很多的苦衷和无奈。
因此，应承认医疗服务的应有价值，以及形成与之相对称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工作热忱，杜绝灰色收入。如果医院维持目前的经营模式，自谋发展出路、以药养医，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就很难做到，由此加重了患者负担，也加剧了医患矛盾。
（四）患者
医药市场中,药品最终的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有资料显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 ,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医药市场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上,卖者和买者的地位差别非常大,卖方是支配者,买方是受支配者。根据卖方市场的一般特点,高位价格是它的核心。短缺的供给和过量的需求导致医疗费的高价位。虽然不能说高位价格对卖方总是有益,但是对买方肯定是无益的。对高收入群体来说,如果高昂的药价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对低收入患者来说,则难以承担。患者到医院购买服务的同时,由于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信息弱于医生,医生对病情的实事求是程度也无法观察。患者没有增加这种信息的来源,无法对医生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只能听从医生的诊断。在没有约束条件时,有的医生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的医生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往往也比较单一,就是增加药费和诊疗费。导致很多患者不能“病有所医”，与医生这个群體也逐渐对立，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都肯定了政府主导的地位，强化政府的责任和投入。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和市场各有角色，针对不同领域，按照区别性质、立足现实、科学治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合理搭配的思路来制定相关政策。政策的制定必须处理好医改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针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得失情况，分析其对医改推行的“动阻力”，提出正确引导失利方、科学协调各医改相关利益方关系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这样才能有望实现医改的预期目标。
（作者单位：泰山医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