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精选十篇）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篇1

在这次康复训练过程中, 我们从六个方面进行, 即文化教学、习惯培养、安全教育、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的培养、感恩教育和生命教育以及健康教育。而针对自闭儿童, 除了上述几点外, 我们还开展了两次小组, 让他们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东西, 而且通过参与各类活动, 能够敞开心扉, 学会悦纳、接受他人。

1. 课堂教学

目的:通过课堂教学, 挖掘内心想法, 有利于自闭儿童情感的抒发和情绪的宣泄。

课堂内容:以美术治疗与音乐治疗为主, 其他课程辅助。

选定理由:美术治疗——自闭症儿童是以交流障碍、语言障碍和重复刻板行为为特点的精神疾病, 无论从成因, 发展方式和治疗手段与成年人的自闭症都有很大的区别。美术治疗是在工作者的协助下, 实现透过美术创作表达存于内心而未表达出的思想与情感, 美术对儿童而言, 是一种最初的语言, 一种最自然、最直接的讯息传递, 是儿童表达自己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它不需要依赖于日常语言, 绘画过程本身有助于自闭症儿童情感的抒发和情绪的宣泄, 促使其心理因素的健全、和谐发展。

音乐治疗——通过一个系统的干预过程, 工作者利用音乐体验的各种形式, 以及在治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作为治疗动力的治疗关系来帮助被治疗者达到健康的目的。

具体内容:美术治疗—— (1) 先通过热身练习, 使自闭儿童有机会熟悉美术疗法, 激发起他们的兴趣, 帮助降低儿童对美术治疗体验的敏感度, 使自闭儿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治疗中, 将思想和情感尽可能的表达出来。 (2) 通过创作不同类型的肖像和自我象征的过程让自闭儿童注意力调节到他们自身、他们的外貌、体型、和态度, 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有更多的领悟。而在这个过程中, 团体成员的反馈对自闭儿童至关重要, 这可让他们意识到平常被忽略或否定的部分。 (3) 通过自发性绘画, 用非威胁性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问题、感受、恐惧、期望和关注, 以此挖掘内在无法表达的潜意识内容。 (4) 团体绘画有助于团体成员在交往上有所改善。

音乐治疗—— (1) 先通过救助站的相关人员, 了解自闭儿童的基本情况 (包括行为、语言、动作、饮食等) , 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训练计划, 这包括日计划与周计划。 (2) 利用孩子的天性, 将音乐灌入游戏中, 让自闭儿童参与其中, 这可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3) 举行一系列小合唱, 让自闭儿童参与其中, 这可以消除他内心的羞涩, 也可以让他们在团队中大胆表现自己。

2. 小组活动

目的:以活动为媒介, 精心为儿童创设一个充分自由、没有任何压力的良好环境, 让自闭儿童通过儿童, 自然地表达情感, 将内心所存在的问题通过“玩”暴露出来。

活动内容:简单的拼图游戏和情景模拟

具体内容:拼图游戏—— (1) 先让孩子对照模板拼一次。 (2) 把模板拿开, 让孩子重新拼一次, 若孩子有困难, 志愿者可在旁指点一下, 若最早拼完, 大家应该给予掌声。 (3) 到最后, 要做到合理、公平, 不能偏爱那一个小孩, 让大家都感受到活动所带来的乐趣。

情景模拟—— (1) 先让孩子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 (2) 要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

让他感觉大家对他的重视。 (3) 要对每个表演的小孩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点评。

(情景模拟是在孩子已敢大胆并且能基本说出自己想法时, 使用更佳)

除上述两种之外, 平常生活中, 我们常用行为矫正对其进行治疗。如系统脱敏法、行为塑造法、代币治疗法等。

二、社工介入自闭儿童问题的优势分析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助人的职业, 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已经用知识价值和技能的金三角把自己武装起来, 知识、价值和技能的金三角代表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最高成果。

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内涵是助人自助, 人本主义价值理念, 突出案主中心, 强调为案主的需求提供帮助和人文关怀, 是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体现。

社工具有全面的知识作后盾。自闭症儿童在思想, 价值观, 行为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 要解决这些偏差行为具有很大的难度, 而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无法科学, 正确的处理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偏差行为。

未保中心里的服务人员, 一般只是从事生活性服务项目, 而对自闭症儿童关注和保护不够。社工拥有有效倾听, 同理心, 对质;能运用小组治疗技能, 促使自闭症儿童发挥自我潜能, 矫治偏差行为等等。社工能有效的促进案主的自我发展, 实现真正的自助。

三、社工介入自闭儿童问题的反思

1. 社工介入所存在的问题

(1) 缺乏政策支持。

(2) 周围环境。

(3) 社会工作者问题。

(4) 经验缺失。

(5) 对未保资源利用度不够。

2. 社工应如何更好地介入自闭儿童问题的治疗

(1) 了解自闭儿童的所缺所求, 积累经验, 掌握更多的工作技巧。

(2) 明确自己在不同角色中的地位。

(3) 在不同的情景所选用的方法要得当, 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灵活的运用。

四、对策和建议

社工介入自闭儿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一方面它需要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社工自己要总结经验, 根据自闭儿童的实际情况开展合适的活动。

1. 政策的制定和宣传

通过呼吁有关部门制定关于自闭症儿童的政策,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由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和专业的康复训练服务, 这就为其解决了基本问题。社会上有这样的孩子, 不是某一个机构的责任, 而是大家要一同来面对, 所以政府有责任去提供各种形式的福利。

2. 扩大宣传力度

在关注流浪儿童的同时, 要保持与媒体的联系,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群特殊的孩子, 把爱的种子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让这群孩子意识到社会在关注他们, 也让他们感受到的人间温暖。

3. 新增一些社工项目, 让社工的介入更顺畅、有效

我国流浪儿童救助的问题分析 篇2

1、对流浪儿童的救助究竟是强制还是自愿存在争议

按照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和遣送可以带有行政强制色彩；而按照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流浪儿童方面完全是自愿的，他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寻求救助，也可以自由出入救助站，而有关机关将不再具有强制性权力。按照法理上的原则，新的法律颁布实施后，旧的法律自然失去效力，所以，对全体流浪人员的救助应当贯彻新法“自愿性”原则的精神，但是，实践操作中，对流浪儿童的强行救助的做法依然存在，究其原因，正是人们对“自愿性”原则是否适用于流浪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存在分歧意见。

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一般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们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都需要得到监护人的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这些立法的前提假设是未成年人还处于身心发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需要得到家庭的照顾和保护。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流浪儿童这一脱离监护之外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应该是必须的，而不是任其选择的。所以，《未保法》第29条规定，“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但是是否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沿袭强制性做法，从善良意愿出发，强制流浪儿童接受救助呢？这似乎又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相违背。救助流浪儿童如果一味采取强制手段，除了助长成人世界的权威作风之外，也不利于流浪儿童自身主动性的调动，特别是他们的信任机制已经出现了危机，强制性做法极易引起逆反、抵触等消极心理，从而对救助工作留下障碍和阴影。

2、已有的救助机构普遍面临资金、设备、人力不足的问题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经费、人员欠缺问题非常突出。很多救助场所是由收遣站旧设施改建而成的，起点低，条件简陋，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很低，许多救助教育措施因条件限制无法有效开展，直接影响到救助方式改善和救助水平的提高。流浪儿童在中心必需的衣、食、医疗、安置等均无专项经费，工作难度很大；教育培训困难重重，尚未形成合力；缺少必需的器材设备，新方法难以引入实际工作；生活经费、包干费标准低，实际花费多，挤占收容遣送经费越来越严重。

3、矫治方法的专业化问题

我国目前对流浪儿童的教育主要是文化知识、传统的思想品德，以及技能培训，但是这些教育矫治方法是否能够修复流浪儿童受到伤害的身心和情感呢？流浪儿童曾经被自己最可敬可亲的人欺骗、抛弃或虐待，从而对衡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标准有了偏颇的认识；流浪期间的艰难生活不仅使他们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内心世界也承受了创伤。他们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际间的信任，以一种敌视的目光看待大千世界。与正常少年儿童不同是，流浪儿童的信任机制发生扭曲，他们把说谎作为家常便饭，谎言就像一个痼疾一样深深地嵌在他们的身体中，使真正想帮助他们的好心人无从下手，也为他们自己与外界的交流加

上了一道壁垒。所以，要修复他们的身心，已然不是传统的方法所能奏效的，这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需要专门设计的身心修复课程，但是目前，我国多数救助机构并没有配备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员。

4、流浪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机构不完善

总体来说，我国关于流浪儿童救助事业方面的政策法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司法保护制度框架。这些法律规定对出现问题的家庭和出现问题的儿童进行干预性救助和紧急庇护，为及时补救已经出现的特殊情况，防止流浪儿童问题扩散和进一步恶化提供了依据和准则。但是，对于儿童权利保护，特别是对流浪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机构还不完善、不健全，存在一定的缺位现象。综合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一个保护儿童的强有力的综合权力机构，执法主体不明确；二是没有突出政府的作用；三是现行法律道德化趋势明显，缺乏惩罚性措施；四是法律更新速度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问题的表现就是目前日益突出的流浪儿童问题、流动儿童问题、被成人操纵的儿童问题、监护人遗弃未成年被监护人问题、特殊困境下的儿童的国家监护责任问题、儿童继承权 和财产权的有效保障问题、网络对儿童的不良影响问题等等。四是目前我国涉及流浪儿童救助的有效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未保法》强调救助的必要性，而国务院制定的《救助管理办法》强调救助的自愿性，执法者何去何从？《救助管理办法》没有就流浪儿童的特殊性指定充分的区别于成年人的救助措施。例如，关于救助时间，《救助管理办法》规定一般不超过10天，但是，实际操作中，这一期限根本无法查清流浪儿童的家庭背景，教育和矫治更难以做到；再如，《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场所、设施、人员等方面没有针对儿童规定任何特殊要求。如此等等，这必然给实践工作带来困惑和阻力。5对流浪儿童的监护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监护人法律责任制度是指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从实践中看，相关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都各有其专职，各有其工作重点，客观上很难履行监护职责。我国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废除在没有合适的自然人作监护人的情况下，由单位、村委会、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充当监护人这种形同虚设的规定，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作为公职监护人，也可以考虑只将民政部门下属的儿童福利院的职能扩大，选定其为公职监护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训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9 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第 50 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违法本法规定，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的，由公安机关对其予以训诫，责令其立即改正。” 以上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都对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只规定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或变更监护人。同时规定监护人如果侵犯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可以按一般民事侵权起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多是训诫、制止、责令当事人改正等比较轻微的处罚方式。

因此，这里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一，监护人一般是与被监护人有亲属关系的人，其监护不利或失职通常作为家庭问题而被掩盖，很少有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出面向法院提出撤销或变更监护的要求，因此不容易改变状况；其二，当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它合法权益遭到来自监护人的侵害时，因为自身行为能力欠缺很难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单位反映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其三，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具体因失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无实质内容规定。

6法律援助制度无法惠及流浪儿童存在缺位现象

流浪儿童属于双重弱势群体。因此，对流浪儿童实施法律援助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儿童可能是因为遭受家庭暴力等情形而被迫逃离家庭外出流浪，那么他们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儿童在流浪的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的无知，由于自身处于困境，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引诱和利用，成为犯罪主体或犯罪工具，在流浪过程中，他们的其他合法权益也很容易被侵害；最后，流浪儿童因为自身心智的不成熟和社会经验的匮乏，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和主张应有的权益。国务院于 2003 年 9 月 1 日颁布施行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全国性立法，旨在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然而，对于流浪儿童而言，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一定的缺位现象。对流浪儿童的安置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修改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对流浪儿童的保护作了三方面的规定：第一，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该根据当地情况建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实行救助，承担临时监护的职责；第二，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予以妥善照顾，并且要及时通知流浪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领回流浪儿童；第三，对孤儿、不能查明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尽管法律法规对流浪儿童安置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但是相比起需要救助的流浪儿童的数目，福利机构条件仍然相当有限，不能按规定进行安置。另外在救助保护中心的流浪儿童学业、技能培训、就业、年满18周岁如何安置等都存在很大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做依据。

8流浪儿童的教育权难保障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了救助站提供救助的内容，即食物、住处、救治、联系单位、乘车凭证。没有涉及保护流浪儿童受教育权的内容。目前还没有法律对保障流浪儿竜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问题作出专门具体的规定。对于流浪儿章的救助如果只停留在解决流浪儿章的食、住、行等问题，那么对其实施的救助只能是治标而难以治本。

9《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流浪儿童救助的法律缺位问题

2003 年 8 月 1 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生效，其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但是，《救助管理办法》因为准备不充分、出台比较仓促等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受救助人员的“来去自由”的规定会给当地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一定的冲击。并且来去自

浅析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问题 篇3

摘要：本文首先对流浪儿童的涵义、产生的原因以及生存状况进行阐述，然后分析了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现状，提出了我国当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的困境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相应流浪儿童救助九条对策建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鼓励非政府组织广泛介入流浪儿童的救助与保护工作；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引导；等一系列体系来维护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救助困境；对策建议

流浪儿童的出现由来已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流浪儿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流浪儿童问题之所以应当得到关注，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权等最为基本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作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缺乏社会认知能力，没有获取经济的能力，且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遭受他人的侵害，最终沦为不法分子犯罪的工具。因为很大一部分儿童流浪的原因来自于家庭，所以，原生家庭在流浪儿童的救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已是微乎其微。基于此，为流浪儿童寻找另一切实可行的救助主体是十分必要的。。

一、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现状

为了做好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从1995年开始，民政部着手建立儿保中心，尝试制度化地为流浪儿童提供照顾、保护。到2005年底，全国儿保中心的总数达130个。在尚未建立儿保中心的城市，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则继续由救助管理站承担。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以这些政府创立、运营的儿保中心与救助管理站为载体，我国政府逐步建立了以在临时救助流浪儿童的基础上将流浪儿童护送回家为主要内容的流浪儿童救助政策。

我国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流浪儿童福利模式发展与改革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O世纪9O年年代，1992年，国家在郑州、宝鸡、南宁等1O个城市的收容遣送站内设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自此，流浪儿童福利政策在救助保护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将流浪儿童福利政策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的服务项目与模式进行了长期探索，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显有成效的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此外，一些NGO 组织也积极参与到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事业中。

二、当前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困境

（一）救助保护机构职能有限，难以推动流浪儿童权益的实现

受“临时性”救助的职能限制，救助保护机构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尽快将流浪儿童通过“护送返乡、亲属接回、家庭寄养、福利机构安置”等方式从救助保护机构“转介”出去，而非将其长期安置在救助保护机构内对其实施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专业服务。因此，作为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和救助保护的主要主体，救助保护机构因受制度安排的限制而不能为流浪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等权益的维护和需要的实现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和支持。

（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难以推动救助保护工作社会化发展

在长期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发展中，我国已经形成“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社会化发展思路，但社会组织在参与流浪儿童救助发展的过程中还未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方式主要是“收”和“送”，“家庭一社会一救助机构一家庭”是救助的基本程序，在这样一种相对闭合的救助程序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要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救助、公安、市容等几个主要部门的有效合作就可以顺利完成这项工作，而政府预留给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相对不足。鞠青等人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流浪儿童救助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调查后发现，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织多数是凭借个人热情和爱心创建起来的，他们缺乏必要的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业支撑、舆论支持而陷入规模小、资源不足、专业化低、管理混乱的困境，因而不仅数量不多，且规模偏小，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充分，难以形成推动流浪儿童救助社会化发展的主动力。

（三）缺乏专业化的流浪儿童救助人才队伍

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单纯依靠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非专业化的传统社会工作组织是难以完善构建适应流浪儿童发展需要的福利政策体系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制度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具体实施及发展。

从整体而言，专业社会工作岗位体系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的建立和完善尚需时日。由于社会工作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十分缓慢，社会工作的人才、理念、方法和技术难以进入流浪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其专业作用和价值也难以得到有效体现，从而严重制约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三、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

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其中由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和民政、城管部门应当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二）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

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安机关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立案工作，实行未成年人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工作机制。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被拐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

（三）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在购票、进出站、乘车等方面积极协助。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知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对经过2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民政部门要将其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四）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救助保护机构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习气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

参考文献：

[1]陆士桢、王玥：《青少年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

[2]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救助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1月。

[3]鞠青：《中国流浪儿童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4]张静：《论国家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义务》，苏州大学，2012年5月。

城市流浪儿童的救助路径研究 篇4

1 城市流浪儿童的现状

城市流浪儿童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在缺乏监护人保护、法律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前提下,流浪儿童的生命权、安全权和受教育权难以得到保障。目前,流浪儿童人数日益增多,流浪范围也逐渐扩大,城市流浪儿童居无定所,生活没有保障,容易导致流浪儿童受不法分子操控,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只有具体分析城市流浪儿童的现状,找出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的内在原因,才能实现流浪儿童问题的合理解决。

1.1 流浪儿童人数多、范围广,呈扩大趋势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流浪儿童问题也日趋复杂,2003年,据民政部门推算,全国对流浪儿童救助的人数高达51万人,全国流浪儿童人数扩大到了150万至200万人之间[3]。2009年年底,尽管在政府、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下,城市流浪儿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流浪儿童的人数并没有因此减少,已高达250万人。2013年年底,我国的孤儿人数高达548 845人,社会服务机构中,儿童收养救助机构为803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274个,救助机构和流浪儿童人数同比增加[4]。在分布区域上,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流浪儿童的流出地往往来自于偏远、贫穷的农村,其流出地的主要省份包括河南、四川、云南、贵州、新疆、安徽等地区,其中农村儿童占流浪儿童总数的83%,城市儿童占17%,主要集中在客流量较多的火车站、汽车站和购物中心等,而且在每个城市都非常普遍,尤其是一线城市,流浪儿童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广,而且呈扩大趋势。

1.2 流浪儿童居无定所,生活没有保障

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流浪儿童由于缺乏生存能力,在没有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前提下,其居住场所往往没有固定的区域,例如居住在公共场所、街头或者天桥等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在商业区和大型的火车站和购物广场,流浪儿童往往采取在夜间流动乞讨和固定乞讨相结合的方式,并以此为居住点,并随着人流量、气候环境和富裕程度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流浪儿童大多是心智发展不健全,心理障碍和教育失当严重的群体,主要依靠乞讨、捡垃圾和简单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其居住的场所主要分为4类:城市的商业区和繁华区;城市的游乐区和休闲区;城市的办公场所;城市的大型服务区和餐饮区。流浪儿童由于文化程度低、年龄小和缺乏相应的生存技能,其居住场所大多是露天的,并没有任何收入来维持生计,只能通过乞讨或偷、抢生存。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良、缺衣少食、疾病频繁成为流浪儿童面临的主要困境,甚至有些流浪儿童缺乏人身自由,被不法分子操控,沦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1.3 流浪儿童犯罪率高,影响社会稳定

由于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措施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流浪儿童为了生存,往往会进行偷、盗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不法分子会利用流浪儿童的特性来敛财。据统计,在众多流浪儿童中,有30%的流浪儿童被不法分子操控,甚至受到他们的虐待,逼迫他们用非法手段帮其敛财,使流浪儿童沦为犯罪分子的敛财工具,影响社会稳定。75%的流浪儿童流落街头主要是因为身体残疾、心理障碍和家庭贫穷,在身体和心理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操控,逼迫流浪儿童为其谋利。2014年年底,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流浪儿童沿街乞讨的比例高达40.5%,有偷盗、抢劫和诈骗行为的比例高达30.3%,80%的市民亲身经历过流浪儿童沿街强讨强要的行为[5]。在流浪儿童的乞讨过程中,很多流浪儿童是有组织背景的,还有一些是假流浪乞讨人员,犯罪分子利用流浪儿童法律意识淡薄、身心健康不健全等特性,控制其人身自由和进行强行管制来为其谋利益,使流浪儿童遭到二次伤害,影响社会稳定。

2 城市儿童流浪的原因

城市流浪儿童的出现不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深刻分析流浪儿童问题,找出流浪儿童脱离监护、流向社会的内在机理,通过分析得出:政府相关法规不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失当,学校教育缺失和家庭因素等原因,共同造成了流浪儿童的街头流浪。

2.1 政府相关法规不健全

政府在流浪儿童的具体救助制度方面存在救助体系不规范、法规不健全和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的现状。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目前没有关于流浪儿童的专门法律来进行相应的管理,并且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等现象严重,民政部门、公安机关之间对流浪儿童的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2003年,我国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困难群体提供的法律保障,但是却将流浪儿童群体排除在外,造成流浪儿童问题没有专门的法规和政策进行救助[6]。随着城市流浪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我国政府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但该法规有其局限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不能超过10天,而且没有相应的救助体系,只是对流浪儿童进行短暂的义务性救助,丝毫没有改变流浪儿童继续流浪的局面。有些流浪儿童缺乏人身自由,并受到不法分子的逼迫,沦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法律制度在惩治不法分子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

2.2 社会救助机构不作为

流浪儿童问题不仅出现在我国,在发达国家,流浪儿童问题依旧严峻。在新形势下,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救助流浪儿童,往往不能彻底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社会救助机构作为救助流浪儿童的重要力量,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救助机构往往并没有实现社会救助机构应有的职责和功能。社会救助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相应的救助活动,但由于我国社会救助机构起步晚、发展慢,针对流浪儿童的具体问题,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而且管理机制落后,相关人员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专业知识薄弱,不能对流浪儿童进行系统、专业的救助。有些社会救助机构打着爱心救助的幌子,却私自挪用善款,牟用私立,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救助机构的形象,更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不能有效地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群体。

2.3 学校、家庭教育缺失

流浪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门儿童辍学,脱离学校,过早踏入社会,流浪于社会各街头,造成流浪儿童基本教育的欠缺,学校教育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儿童的流浪。家庭作为儿童生存、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作为合法的监护人,没有对儿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监管,造成儿童的流浪。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儿童的父母经常在外工作,与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并对其成长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造成他们心理发育不健全;有些家庭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女孩在家中的地位低下,造成儿童心理障碍,从而滋生外出流浪的想法;有些家庭由于贫困,孩子经常干农活,厌倦了这种生活,更有甚者,由于父母文化素质低,与儿童的交流通常是通过打、骂的方式进行,给儿童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造成儿童的逆反心理。因此,学校和家庭作为儿童生活、教育的重要场所,对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学校教育缺失和家庭监管不力,往往会让儿童产生流浪出走的想法。

3 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的路径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儿童,更需要关注和救助,这样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能实现流浪儿童权益的合法保护。通过救助,在政府主导、社会救助机构参与和公民监督的体制下,发挥各方的协同作用,促使流浪儿童真正回归社会,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减少流浪儿童的数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1 政府应制定相关法规,提高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针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政府应加强立法,将流浪儿童的救助和回归相结合,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流浪儿童问题的保护形成一系列的救助体系,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执行性。与此同时,由于流浪儿童群体的特性,不仅要明确相关行政部门的责任,更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防止流浪儿童因为救助不当而造成二次流浪的局面。流浪儿童大多是心智发展不健全、身体残疾的问题儿童,除了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外,还要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和救助,健全流浪儿童的身心。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让流落街头的流浪儿童能够在政府救助机构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保障其人身自由,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引导和劝诫,保障流浪儿童的人身安全。同时,加大对违法分子的打击力度,对操纵、贩卖、虐待流浪儿童的犯罪分子,国家应该进行严惩,加大处罚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和社会监督,坚决抵制将流浪儿童作为牟利工具的行为,积极维护流浪儿童的合法权益。

3.2 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管,提高专业救助水平

目前,慈善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逐渐下降,各种慈善风波和公益组织丑闻的出现,给公众对社会救助机构的公益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因此,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管,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这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督,明确立法,严格规定社会救助机构的义务和权利,采取财务公开制度,监督资金流向,保障社会救助机构正常运转。其次,社会救助机构自身要不断地提高服务意识和专业素养,加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力度,针对流浪儿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社会救助机构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其高度的责任感,提高社会救助机构的整体服务水平。再次,公民应该积极履行监督职能,针对社会救助机构的贪污腐败行为,应该向监督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积极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只有在政府监管、社会救助机构自律和公民自觉维护合法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切实保障社会救助机构按章办事,不断提高效率,促进流浪儿童问题的合理解决。

3.3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习氛围,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家庭和学校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对儿童的心智发展、价值观的培养及素质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提高家庭对儿童的关注度,加强学校对儿童的教育,才能培养流浪儿童的独立人格,实现流浪儿童的正常回归。在家庭中,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监护人,应该给予儿童更多的关心,并尊重他们,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对其言行举止进行合理的规范,对儿童进行合理劝导,禁止对儿童进行家暴和谩骂,维护儿童的自尊心,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学校应该严格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儿童身心健康和身体素质的培养,提高儿童的综合素质。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提高对流浪儿童的关注力度和健全和完善救治体系,不断增强流浪儿童自身的心理素质和身心健康,才能从根源上防止流浪儿童的流浪,才能使其返回主流社会,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4 结论

城市流浪儿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在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政府、社会救助机构和公民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充分履行各自的职责,并形成健全的救助体系。城市流浪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流浪,不仅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而且容易被不法分子操控,沦为其牟利的工具,因此健全流浪儿童救助体系,在预防、救助城市流浪儿童的过程中,加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力度,加强对流浪儿童的引导和救助,培养城市流浪儿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思想观,促进流浪儿童由社会向家庭、学校的真正回归。

参考文献

[1]周俊.当代中国城市流浪儿童社会救助现状及路径研究[D].江西:南昌大学,2012.

[2]付慧.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研究[D].甘肃:兰州理工大学,2014.

[3]罗璐.流浪儿童保护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4.

[4]冯元.流浪儿童需要与机构救助研究——以南京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2013.

[5]曾琼.我国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研究[D].江西:江西财经大学,2012.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工作职责 篇5

2.负责对流浪少年儿童基本情况的询查、登记，建立椅案。

3.负责流浪少年儿童的核查、统计工作。

4.负责流浪少年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

5.负责流浪少年儿童的生活、行为、管理、教育和培训工作。

6.负责保护流浪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宣传工作。

7.负责社会各界对流浪少年儿童捐助钱物的管理。

8.保障流浪儿童在中心的人身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儿童离开中心时必须经站领导同意。

9.负责为流浪儿童联系亲属、查找家庭住址，检査确认认领家属的真实身份，并通知其到救助管理科办理认领手续。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篇6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林南认为, “社会资本由嵌入在个人的网络和联系中的资源组成, 是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结合前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观点, 笔者认为救助流浪儿童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为了能够使流浪儿童救助工作能让更多主体参与, 充分调动和利用嵌入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总和, 以及通过各救助主体的通力合作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性规范, 由这种规范而提高救助工作的效率。

2社会资本对流浪儿童救助的作用

(1) 扩大流浪儿童救助的信息量, 让更多的救助主体参与。

通过救助者之间的的社会关系网络, 利用其信任, 节约了彼此考察的成本, 有效的散播了救助信息, 让更多的救助主体参与救助工作。同时流浪儿童也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 向信任的救助机构或个人咨询, 以获得更好的救助。

(2) 丰富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方式与救助渠道。

流浪儿童被救助的方式、渠道是有限的, 大多数的救助是以基本的生活物质救助为准, 而且时限性也较为随意。而通过社会资本, 就会让那些流浪儿童的原有的救助方式得以巩固、完善、创新, 丰富了救助工作方式以及救助渠道。

(3) 促进建立有效的救助规范, 提高救助效率。

在救助流浪儿童的过程中, 各救助主体之间势必要发生各种联系, 而在发生这种联系时彼此之间就会形成一种非制度性的规范, 约束着彼此之间的活动, 使整个救助过程向一个规范化、明确化的方向发展, 大大的提高了救助流浪儿童的效率。

3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资本积累

3.1充分挖掘救助管理站自身社会资本

(1) 救助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

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虽然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 但需要教育、公安、卫生等各部门的合作与支持, 各部门之间只有处于良好的沟通协调状态, 才能使工作更好地得以开展。

(2) 加强与其他相关救助主题的合作。

郑州中心开创的“类家庭”、家庭寄养、技能培训等方法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形成了“郑州模式”。可参照推广此模式, 加强政府与寄养家庭、技能培训学校等的联系, 丰富流浪儿童回归社会的社会资本。

3.2拓展民间组织社会资本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扶植与支持,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简化对民间组织的身份认证, 支持民间组织的救助工作。同时, 民间组织应规范自己的行为, 配合政府的工作。

3.3挖掘社区社会资本

在综合治理城市流浪儿童问题实践中, 社区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及时发现和接触到流浪儿童, 帮助解决流浪儿童家庭问题, 发挥对流浪儿童的矫治和再社会化功能。同时可在社区建立流浪儿童预防和救助保护中心、监督组织, 还可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联合, 促进社区预防救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

3.4拓展流浪儿童本身的社会资本

调动机构内流浪儿童参与寻找流浪儿童, 彼此之间更容易相互接纳和认可, 接受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的流浪少年儿童把中心的情况介绍给流浪同伴, 更易引起流浪少年儿童之间感情上的接纳, 对其自身也是一种生动的再教育、再塑造。其体现了尊重儿童、救助流浪儿童、保护他们权益的初衷。

3.5注重运用专业技巧的社会资本

社会工作者掌握了一套科学的助人方法, 他们能够对不同类型或有不同需要的流浪少年儿童,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积极开展外展工作, 实施“街头 (道) 帮服”, 做好“小组工作”, 组建“类家庭”, 支持做好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做好前期预防和后期巩固工作。

3.6建构认知社会资本

流浪儿童的救助需要认知社会资本的建构, 要充分调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 营造关爱流浪儿童、救助流浪儿童的社会氛围。如“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就是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朱国宏, 桂勇.经济社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李惠斌, 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程福财.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政策:反思与重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 .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篇7

关键词：战后,上海,流浪儿童,救助

抗战胜利后, 上海市的流浪儿童问题十分严重。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流浪儿童问题, 战后初期尤其是在1946年至1947年, 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上海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考察十分有限,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所以, 深入探究战后初期上海地区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 对于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当时上海市的相关社会问题及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生存状况简述

战后初期, 由于曾长期遭受战乱的影响, 上海市流浪儿童数量庞大, 其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当时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的数据显示, 截至1946年6月, 该所就已经收容流浪儿童408人, 而当时像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这样的机构有很多。所以, 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 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数量是很多的, 而且, 大多数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更能够直观地说明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悲惨的生存状况。影片《三毛流浪记》中三毛扮演者王龙基在《和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一文中回忆:“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 挟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 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 树上挂满银白色的雪, 马路已经被茫茫冰雪所罩, 分不出车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 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 赤着一双脚, 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 他们不停地踏着脚, 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 一个劲地吹呀吹呀, 就靠那一点火星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 那时候这种景象比比皆是。那时, 伯伯居住在嘉兴, 到上海是借住在他堂弟家。第二天一早, 他又走过了那条弄堂, 他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 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 望着那凄凉的景象, 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 他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 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 我总是流着泪听……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 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 有的在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 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 向坐车人讨几个小钱;风雪严寒的冬天, 树上都包上了稻草, 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 夜晚无家可归。天天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 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这一回忆材料充分表明, 战争给当时上海地区流浪儿童带来的灾难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二、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状况

尽管当时上海市流浪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 但是, 社会各界在战后初期仍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一时期, 上海市政府对社会救济工作的干预明显加强。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救济法规与政策, 例如, 1946年, 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 规定设立市救济院的计划被列入1946年预算, 下设游民习艺所、育幼所、残废教养所等八个机构。上海市政府于1947年发布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扩充市救济院的工作内容, 该计划称, 市救济院之下拟分设安老所、育幼所、游民习艺所、残废教养所、妇女教养所、托儿所, 并提出扩充托儿所数量的设想。另一方面, 政府在实际行动上积极推进儿童救助事业, 上海市政府于战后不久成立了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上海市儿童教养所以及社会部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等儿童救助机构, 并成立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协调上海各界慈善活动, 给予非政府性质的儿童救助机构一定的帮助。在政府的干预之下, 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的运作状况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根据1947年的统计数据, 上海市政府及民间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共有39所, 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所收养的儿童不超过300人, 流浪儿童占有很大比重, 儿童年龄主要集中在4至16岁, 其中10至14岁的儿童所占比例最多;在儿童性别构成上, 男性的比例略超过女性。在救助机构职员方面, 宗教人士占有较高比重。大多数职员拥有1年以上的儿童工作经验。除宗教人员之外, 大多数职员在救济院内住宿, 并领取救济院发放的薪金。

战后初期, 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尽全力为流浪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各救助机构都广泛征用、修建供儿童住宿的建筑, 多数救济院修建了自来水设施、浴室以及电灯, 配备了适合各年龄儿童就寝的床位、被铺, 不同年龄儿童以及不同季节的衣物、面盆、面巾、牙刷等生活必须品;救济院内建有饭厅, 专供儿童饮食, 并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救济院内设有医师与一定数量的必备药品, 并且经常与外界的医院以及卫生事务所建立联系, 以更好地治疗儿童的疾病。多数救济院配备有室内、室外娱乐场地以及儿童玩具等娱乐设施。一些救济院还组织儿童到上海市各公园游玩, 增加儿童的生活乐趣。抗战胜利后, 上海的社会相对稳定, 所以, 战后初期的上海市儿童救助机构除了对儿童在生活上进行全面的抚养、照料之外, 更注重对儿童实施教育, 引导儿童学习多项社会生活技能。多数儿童救济院内设有教室, 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职人员, 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参加文化课的学习, 接受最基本的学校教育;不少救济院还建有儿童图书馆。除了文化课学习之外, 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更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生活能力。早在抗战期间, 上海市净业教养院副院长赵朴初就对此颇有见解, 他指出:“真实的教育, 其范围本不应该仅限于书本之中, 仅限于课室之内, 而是应当广及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一言一动, 无不是教育的题材, 一时一处, 无不是教育的机会, 这对于一般人的教育固应如此, 而对于流浪儿童的教育, 尤应如是。”为了让流浪儿童掌握一技之长, 以更好地在社会上谋生, 改善自己未来的生活, 以及出于扩大教养所生产经营的需要, 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对儿童生产技能的培养均比较重视。大多数儿童救济院配备相应的生产工具, 对适龄儿童开展相关的生产技能培训。一些救济院如土山湾孤儿院等还设有专门的生产工艺学校。救济院儿童所学习的生产技能包括缝纫、刺绣、制衣、印刷、雕刻、漆器、木工以及农艺等, 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紧密联系, 有时救济院的儿童也被送到院外去习艺。一些救济院要求部分学有所成的儿童参加救济院的生产活动, 补充救济院的劳动力。比如当时的上海外育堂设编织部, 有女教师、习艺儿童约六十多人, 接受外面的工作;土山湾孤儿院的印刷部门规模大, 动力用电、中西文字模均有, 承印各种图书、杂志、画片及挂图等。随着救助事业的不断发展, 救济院除了对儿童进行专门培训之外, 还主动解决儿童的就业问题, 儿童出院时, 多由院方介绍适当工作。在加强儿童生产技能培训的同时, 各儿童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开展社会活动,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教职员的帮助下, 不少儿童救济院设立了自治会、童子军等儿童组织, 不少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参与救济院事务, 锻炼儿童的社会活动能力, 据统计, 在三十九所儿童救济院中, 已有十八所儿童“参与院务”。

战后初期, 一些文艺界人士也深入流浪儿童群体, 并发表揭露流浪儿童悲惨生活的作品, 以唤起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关注, 为流浪儿童救助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前文所述的张乐平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一例。战后, 张乐平从广东回到上海, 他看到流浪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 看到了冰天雪地里收尸车上儿童手臂的摇摆, 对当时这一社会现实深有感触, 于是, 他一腔热血冲向了笔端。1945年, 他的第一部以三毛为形象的连环画《三毛从军记》在上海发表, 引起了轰动。1947年, 他的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刊出, 这部强烈控诉旧社会, 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鸣不平的典范之作一经问世, 即引起各界人民和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三、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建设的不足之处

虽然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 在旧中国经济、社会事业整体落后以及抗战时期上海遭受长期摧残的背景下, 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是其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由于经过了抗战时期的破坏, 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的硬件设施很难得到完善。而当时的政府财力有限, 难以提供足够的硬件设施支持, 因此, 多数儿童救助机构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只能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 这难免会带来不少困难。1947年的统计显示, 在建筑与场地方面, 39个救济单位中“房屋够用者有十九院, 房屋不够用者有十七院”, “十院 (教室) 不够, 一院无教室”, “七院无娱乐场地”, “十一院无农作场地”。在生活设施方面, “有十五院尚少床铺, 总数计七五二只”, “七院无饭桌”, “被、被单、毯等二十院够用, 十七院不够用”, “冬季外衣十四院够用, 十八院不够用”。在生产设施方面, 当时除部分天主教会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之外, “其他院所的生产工具都有不全备之苦, 设备较为完善的院所, 又往往买不起高价的原料, 生产品也找不到销路”。在儿童营养方面, 当时各教养院儿童的膳食当中严重缺乏肉类、豆类和蔬菜, 使得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摄入量严重不足, 制约了儿童的生长发育;在医疗设施方面, “各儿童教养机关医药设备大都非常简陋, 仅九院够用, 廿七院皆不够用, 三院则根本没有”。

其次, 各儿童救助机构的经费也比较紧张。当时, 儿童救助机构中大部分经费都来自募捐以及私人捐助。而只有少数儿童救济院除募捐以外, 能得到一定数量的政府经济补贴。大多数儿童救济院尤其是民间创办的救济院在战后初期仍面临比较严重的经费困难。据统计, 上海各儿童救济院中“有十二院是入不敷出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缺陷, 在职员方面, 各救济院照顾儿童的职员数量相对不足。据统计, 当时多数儿童救济院的职员人数不超过25人, 就总体数据来看, 当时全市平均每一位教职员工需照顾儿童10.4人, 这使得很多儿童得不到充分的照料。救济院中的医师也存在短缺的问题, 而且, 大多数医师缺乏专业的医疗工作经验。救济院在专业人员的任用上也存在缺陷, 比如饮食计划与管理多为事务员、宗教人员负责甚至儿童自理, 这些人大部分是不曾受过营养的专门训练, 难以为儿童提供营养合理的膳食。

在儿童管理方面, 一些儿童救助机构使用非人性化的手段管理儿童,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高慜在《“三毛”的悲剧与新生——重观<三毛流浪记>后联想》一文中提到:“当此时节, 国民党为了装璜门面, 办起了上海孤儿院, 把一大批流浪儿收容了进去。孤儿们从马路上的流浪生活变成了孤儿院的牢笼生活, 只不过是从社会的地狱关进了‘国家’的地牢, 这实质上不仅没有什么改变, 反而更为悲惨。办孤儿院的那些大人先生们, 他们到处募捐, 在报纸、电台上发呼吁:求救儿童, 结果社会上的捐款全跃进了他们的腰包不说, 还残酷地压榨儿童的脂膏。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儿童关进‘铁笼’后强迫他们做童工, 办起‘手工艺作坊’, 吸吮儿童们的嫩血, 儿童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 都想逃跑。有一位叫刘根发的同学, 就曾几次偷偷地溜出笼门, 流落社会, 结果被抓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有一次把他抓回来后, 院长召集全院儿童, 当众进行法西斯‘教育’。他们把根发拴在长凳上, 脱去全身衣裳, 用竹扁担鞭笞, 顿时打得全身透血, 儿童们都偷偷地流泪。打过后又把他关进院内设置的儿童黑牢, 还不给食物。儿童们为了救他, 便从口中省下食物来, 趁夜阑人静时, 越墙过去送给难友。这样, 时间一长有的儿童就被饿死在牢中。这是我在儿童艺术学校亲耳所闻的, 他们的生活经历同‘三毛’一模一样。”此可见, 战后初期上海儿童救助机构存在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总之, 通过分析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 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上海流浪儿童的真实生活状况, 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当时各儿童救助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下对流浪儿童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流浪儿童是当时上海典型的社会下层群体, 而我们只有以这一群体为中心展开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当时上海的这一社会问题。可见, 研究非精英群体的历史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 历史探索只有真正地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借鉴的功效, 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我们当今最广大的社会民众。

参考文献

[1]王龙基.和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J].档案春秋, 2010 (8) .

[2]赵朴初.流浪儿童教养问题——净业社第一次报告书[M].上海:上海图书馆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3]陈舜裔.贫苦儿童生产训练[N].大公报, 1947-12-28.

[4]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研究调查组.上海市社会福利机构要览——儿童教养院所[M].上海, 1947.

[5]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M].上海, 1947.

[6]方文渊, 陈先华.教养机关里的儿童吃些什么[N].大公报, 1947-12-30.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篇8

1 流浪精神病人救助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2003年到2008年, 我院收治救助流浪病人1678人, 男1060人, 女618人, 累计遣送1416人, 长期住院 (1年以上) 602人, 长期救助病人中流浪精神病人1294人, 占救助总数的77.1%。2004年救助流浪病人233人, 2005年救助流浪病人325人, 2006年救助流浪病人334人, 2007年救助流浪病人339人, 2008年救助流浪病人447人, 救助流浪病人最多达22人次/日, 平均每月28人次, 救助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入院救治的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情况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1 救助人员情况复杂, 难于及时对症治疗。我院收治流浪精神病人的入院途径是由110、120、应急联动队及市内、五大县区不愿意收治这些病人的各家医院送来, 患者入院时, 无主诉、无代诉, 医院对患者的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婚育史等情况一无所知, 诊断依据不充分, 仅凭着入院时的症状表现及以往的治疗经验进行检查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南府发[2002]43号文第二十条及桂民发[2007]34号第三条规定, 紧急情况或危重病人由就近医院负责接收抢救, 病情稳定后再转福利医院继续治疗, 但在实施过程中, 很多医院并不遵循“首诊负责制”原则, 在接诊危重精神病人后, 只经过简单处理, 或将到现场接诊的危重精神病人直接转到我院, 加大了我院救助、治疗难度。

1.2 救助人员病种复杂, 治疗费用高, 救助资金日益捉襟见肘。据统计, 我院收治的救助病人中, 精神分裂症占45%, 分裂样精神病占29%, 内科疾病占8%, 外科疾病占7.73%, 传染性疾病占4.4%, 精神发育迟滞占2.97%, 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占2.68%。大部分病人既患有精神病, 又伴有各种严重躯体疾病, 如心脏病、糖尿病、外伤性疾病, 下肢坏疽等, 其他脑瘫、怀孕等也有多例。多种疾病并存不但加大了治疗难度, 更增加了治疗费用。虽然地方财政已将救助管理治疗经费在每年年初按预算划拨, 但随着救助病人的逐年增加, 再加上精神病人的救治不同于其他病人, 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 病人的治疗费、生活费和护理费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资金日益捉襟见肘。因治疗资金短缺, 救助病人往往病情稍稳定或有所好转立即联系出院而得不到彻底治疗, 导致病情复发率高, 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现实问题。

1.3 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 救助管理不到位, 出口途径不顺畅。在救助病人中, 痴呆、弱智、衰退期的精神病人因无法说出家庭地址, 部分外省或越南等外籍流浪病人因语言不通, 都只能长期滞留医院;入院的流浪精神病人衣食住送都由医院负担, 病情好转后如何出院成了医院的最大难题。流浪精神病人在治疗好转或痊愈后, 都要被送回原籍, 政府并未考虑到他们回去之后的生计问题, 很多病人回家后由于生活窘困而重返流浪行列, 有些病人因遭家庭遗弃不得不再次出走。我院的救助病人当中, 就有一部分是再次流浪乞讨患病的精神病人。对公安部门、应急联运等部门送来的救助病人, 尤其是精神病危重病人, 收人容易送人难, 造成长时间住院治疗, 浪费床位和医疗资源, 增加救助成本。有些家属钻国家法律、政策的空子, 联系到了也不来接病人出院。部分流出地民政部门责任心不强, 工作推诿, 即使通知到了也不派人来接, 由我院单独遣送或与救助站共同担负护送返籍, 增加救助费用。不送, 只能长期滞留在医院, 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1.4 救助资源有限, 患传染性疾病的流浪病人救助困难。我院因长年收治流浪精神病人, 病床实际使用率基本保持200%, 遇上重大节日 (如民歌节、东盟博览会或大型活动在南宁举办) , 流浪救助病人大量入院, 医院更是不堪重负。在外长期流浪乞讨的救助病人, 因生活环境恶劣, 造成传染性疾病逐年增多, 临时搭建隔离病房设施简陋狭窄, 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传染病患者, 导致无法完全采取传染性疾病隔离治疗措施, 管理难度加大, 交叉传染的风险指数上升, 医疗安全不容乐观。

2 用科学发展眼光解决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问题

要较好解决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问题, 真正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 救助工作要贵在创“新”。只有不断适应救助管理工作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探索新的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办法, 才能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才能与时俱进, 满足特殊困难救助对象的服务需求, 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机制的功能。

2.1 继续解放思想, 充分认识救助流浪精神病人对维护社会和谐的重大意义。由于流浪精神病人伤人无目的性、突发性强, 缺乏有效监管, 导致伤人事件频发, 威胁社会安全。因此, 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机制监管和救治他们, 这既是对市民的生命安全负责, 也是对精神病人负责。救治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 一直是救助管理工作的一个难点。政府部门一定要从以人为本, 从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存权利的高度出发,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切实解决好流浪乞讨病人医疗救治问题。

2.2 与时俱进, 将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虽然国家目前没有明确颁布对流浪精神病人救助的法律法规, 但任何措施和办法都必须以尊重管理对象的权利为前提, 遵守国家法律。根据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 精神病人要经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对精神性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 才能依法处理。由于浪浪精神精神病人怎么救助, 怎么入院, 国家没有法律法规, 给救助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建议国家协调相关部门, 将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2.3 建立相关制度, 畅通救治渠道[2,3,4,5]。要建立收治制度, 保证流浪精神病人能够及时进行鉴定、治疗;要建立先救治后结算的制度, 保证进入医院的流浪精神病人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以保护救治对象的合法权益;建立相关协作机制, 如发现同时有传染病、严重外伤等躯体疾病者先送其他相关医院治疗。经诊治确定须转院的患者, 按医务原则处理, 属于救助对象的, 由救助管理站具体办理有关手续, 必要时报公安部门配合;建立责任制度, 病人治疗期间由医院和救助管理站负责, 病人治疗过程中, 遇到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等需签字的, 属于救助对象的由救助管理站负责签字。病人病情稳定好转后, 收治医院负责出具疾病诊断书或说明, 属于救助对象的, 凭医院诊断书或说明由救助管理站接回实施下一步救助。救助管理站和定点医院可签订“医疗服务协议”, 采用先记账、后结算的方法。

2.4 统筹兼顾, 加强相关部门的协作, 有效解决流浪精神病人的出口难问题。根据《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要求公安、卫生、交通、铁道、城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流浪精神病人病情稳定或治愈后, 根据甄别的身份等具体情况, 由民政部门所属的救助管理站接回, 或通过其他方式帮助病人离院, 而不是由医院自行解决病人的出口问题。在工作中, 各有关部门要互相支持、配合, 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 搞好政策衔接。对确实无法查清原籍的人员, 在病情稳定好转后, 报请主管机关同意后, 转为“三无”对象进行安置, 为其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2.5 以人为本, 整合社会资源, 切实做好流浪精神病人的遣送及安置, 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再次流浪的问题。新的救助法只是解决了短期的救助问题, 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要尽快制定相关措施,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切实从流浪精神病人的根本利益出发, 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 接收已经治愈或明显好转的精神病人, 并妥善安排工作, 加强监管, 防止这些精神病人再次因监管不力重返流浪。广泛动员机关、团体、民间组织进行慈善募捐, 通过认养、代养、资助等方式进一步救助流浪精神病人, 是流浪精神病人的最终救助方式。

2.6 切实保障流浪精神病人救助的经费投入。积极探索流浪精神病人医疗救治的经费来源以及结算办法, 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通过民政部门现行救助管理经费渠道解决。不属于救助对象的, 医疗费用可以通过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统筹解决, 同时发挥慈善机构和社会捐赠资金的作用;尚未纳入以上制度覆盖范围的, 地方财政也可以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对拖欠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治费用, 要分清渠道和性质, 积极进行清理、核实、追讨和结算, 不得跨年度欠费[6,7]。

2.7 加强收治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福利医院的建设, 由政府扶持, 加大投入, 解决医院的硬件建设、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问题[7,8], 切实加强对病人的治疗, 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3 科学实施医院发展战略, 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人文就医环境

3.1 改善硬件设施, 创建人文就医环境。

近年来, 我院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 坚持投入大量资金, 大力加强基础建设, 先后建设了福利医院花园, 病人健身场所, 绿色停车场, 空中花园, 病房装修焕然一新, 使医院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3.2 加强软件建设, 营造和谐就医环境。

首先, 全面贯彻落实医院文化理念, 开辟具备自身特色的医院文化发展纲要, 培育医院执行力文化, 形成院旗, 院徽、院歌, 规范医院文化行为,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通过人才引进和员工培训, 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人才引进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各类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医院管理水平, 打造医院职业化管理模式, 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最优质的人文服务;其次, 建立医疗康复体系和综合外科体系。将康复理念从原来仅限于偏瘫康复治疗延伸到精神性疾病、内外科、妇科等疾病的康复治疗;整合人力物力资源, 建立大综合外科, 使妇科、中医科等病人统一归外科管理, 拓展患有不同疾病的流浪精神病人的治疗空间, 有效缓解大量救助病人入院时床位紧张, 医护人员紧缺等现实问题。

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是广大社会工作者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使命。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只有不断引进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救助方式、形成新的救助机制, 才能使新形式下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使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与时俱进, 推进公益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81号令, 2003;6.

[2]何斌.流浪精神病人管理的探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15 (07) :7.

[3]高守杰, 刘艳秋.城市浪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现状与建议[J].社会福利, 2004;3 (12) :16~19.

[4]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研究课题组.社会保障, 2005;50 (3) .

[5]丁运安, 徐进.对流浪精神病人开展救助的几点设想[J].社会福利, 2006;10 (10) :16.

[6]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Z].国办发[2004]71号.2004; (9) .

[7]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Z].财社[2003]83号.2003; (7) .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 篇9

留守儿童救助是社会救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身体健康、受教育、自身发展等方面都需要社会救助。被社会遗忘或者处于救助边缘的留守儿童因缺少救助而导致悲剧频发。如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2012年11月16日,5名流浪儿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留守儿童的问题再一次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救助留守儿童刻不容缓!!

《2010—2020教育纲要》中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2015年6月14日甘肃省教育厅办颁布了《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紧急通知》,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教育。2016年4月16日甘肃省民政厅发布《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及建议。这些文件的颁布表明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一、甘肃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甘肃地处西北,土地贫瘠,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随着甘肃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许多农民进城务工,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托人照看。据统计截至2015年1月,全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5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这就是中国的“留守家庭”,甘肃省留守老人75万人、留守妇女135万人,农村占30%,留守儿童67.7万人,其中小学生31.4万人,初中生18.4万人,中学前儿童17.9万人,女童31.1万人,男童36.6万人。从“留守儿童”监护的情况来看,隔代监护41.1万人,亲属监护22.6万人,同辈监护2.1万人,其他监护1.1万人,自我监护0.8万人。庞大的留守群体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尤其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极有可能会危及我国农村的未来。

甘肃省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东南各地,如天水、庆阳等地,这种情况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在榆中县,有近52.5%的孩子父母在外务工,在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当中,有50%属留守儿童。

二、甘肃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

(一)远离亲情,心理救助缺失

在儿童心理发展、性格形成的过程中,不管多么微小的影响都会贯穿其一生。留守儿童自幼远离父母,缺乏父母的关爱、沟通和交流,感情上没有寄托,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引导和帮助,极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性格上、心理上的扭曲,常常表现出胆小、迟钝、少言、偏激、冷漠等的不良特点。长此以往,会直接影响到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致使留守儿童在性格上变得孤僻自卑、缺乏自信。据甘肃省妇联《甘肃省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焦虑、强迫、偏执、孤独、抑郁和情感冷淡等心理问题,初中女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二)性格叛逆,教育救助缺失

留守儿童由于疏于管教,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较差,而且代管人一般年纪都很大,只能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加上文化素质都很低,也没有办法辅导孩子学习,家庭内部没有文化氛围,导致成绩不是尽如人意。据甘肃省妇联调研统计在对兰州市的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中,成绩优秀的占6%左右,成绩中等或一般的在89%以上。在天水市的调查中发现,65%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中等或一般,成绩非常优秀者较少。有些老师认为留守儿童大都是“双差生”、“问题生”,致使一些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缺乏热情和进取心,有的说谎打架,小偷小摸。留守儿童似乎成了“问题儿童”代名词。由于学习成绩差,导致辍学率比较高,例如正宁县全县初中辍学率为2.56%,而在留守儿童中辍学率高达5.84%。

(三)营养不良,物资救助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由爷爷奶奶照顾,要么托亲戚照顾,要么自己照顾自己。无论是老人还是亲戚或者是自己照顾,由于知识的欠缺、农村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留守儿童饱一顿、饥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而且主要以面食为主,很少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导致留守儿童营养严重不良,身体发育差。据甘肃省妇联的调查还显示,80%以上的监护人不懂得营养搭配,大多数孩子营养跟不上,生活质量差,严重影响了孩子的智力发育和身体健康。

(四)监护不力,医疗救助缺失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基本属于温饱型或贫困型家庭。家庭经济的贫困常常使得留守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难以得到保障。留守儿童大多都是隔代监护,有调查表明,56.4%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32.2%的儿童被隔代监护。据榆中县妇联提供的数据,榆中县留守儿童有6644人,有很多是和年迈老人或和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近年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农村医疗条件有限、老人年纪较大、医疗知识缺乏等因素导致留守儿童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因缺乏监管而导致留守儿童溺水、触电、车祸等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现象时常见于报端。

三、完善甘肃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问题的对策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本应该无忧无虑,但是留守儿童目前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由于长期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变得孤僻、冷漠、自卑甚至偏激、暴躁。如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门享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这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关爱留守儿童,增强心理救助

留守儿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关爱,社会、老师、父母、监护人都应该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救助,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树立自信。老师作为和留守儿童接触最多的人应该在生活上多帮助孩子,关心他们、关爱他们,和孩子们做朋友,同时和监护人及时联系,时刻关注孩子的变化,出现问题及时解决,鼓励孩子,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儿童教育是“暖心”教育,只有真正走进孩子心里,才能了解孩子的想法,才能帮助他们克服一些心理障碍,重新树立信心。同时在课程的开设上可增加一些心理课程,为留守学生建立心理档案,以课堂为主渠道,科学系统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积极预防为主,全面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二)“以先带后”,增强教育救助

学校是孩子学习活动的主场所,所以学校和老师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不仅要教书更重要的要育人,在学习上多鼓励孩子,通过采取“以先带后”、“结对帮扶”等措施,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也可以通过召开主题班会相互介绍学习经验;为留守儿童提供文化娱乐、课外辅导等报刊、书籍,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充实留守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老师在教育留守儿童时应多一些沟通、交流、鼓励,少一些谩骂、批评、说教、鄙视;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一些基本的礼貌礼仪,教会他们做人的基本道理;此外,甘肃省应该成立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救助资金,帮助留守儿童圆梦;还可以呼吁社会各界和慈善机构捐款;高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暑期对留守儿童进行课外辅导,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分担、分享活动,使其在假期有人看、有人管、有学上、不孤单,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

(三)加强营养,增加物资救助

加强留守儿童营养,促进孩子体力、智力的健康发育是监护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监护人必须保障孩子的一日三餐,父母应该在经济上尽最大支持,保证孩子可以有新鲜的瓜果蔬菜;此外,甘肃省、社会团体以及慈善机构可以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些物资帮助如免费的早餐、每天一个新鲜水果、每天都能喝到牛奶等等促进留守儿童身体健康;学校也可以通过开展体育活动,鼓励孩子参加体育锻炼,促进体力和智力的发育。

(四)加强监护,增强医疗救助

孩子的健康安全是天大的事,孩子发生了危险足以摧毁一个家庭。所以保护留守儿童的健康安全是关系到一个家庭存亡的重要事情。对于监护人来讲要时刻提高警惕,保证孩子的健康;甘肃省应该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增加公共医疗,同时还应该提供公平的医疗资源,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

四、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

在全国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救助是其重要的内容。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如何救助留守儿童使我们始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大问题。

(一)精准扶贫,减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出现,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贫困,所以要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就要消除贫困,这也是党和国家一直追求的目标。甘肃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众多、土地贫瘠、农作物价格低廉、物价上涨、开支增加,农民通过土地的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开支需要,只能外出打工,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要真正杜绝留守儿童的出现就要增加农民收入,精准扶贫,彻底摸清贫困户的数量和造成贫困的原因以及贫困的程度,将扶贫资金发放给真正贫困的人,坚决杜绝通过“走关系,拉亲戚”等方式获得扶贫资金。此外政府也可以在农村开发一些旅游景点或者建立一些企业,这样农民亦工亦农,收入增加,生活条件改善,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

(二)互联网+联村联户,减少留守儿童

联村联户是甘肃省开展的具有甘肃特色的扶贫新模式,“联村联户是形式、为民富民是目的”。联村联户和精准扶贫同气连枝、相辅相成,在消除甘肃贫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村联户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可通过互联网将贫困户种植的农作物进行宣传,呼吁人们购买,这样农民在自家门口就可以赚到钱,收入增加,也有时间照顾子女,留守儿童的数量自然会逐渐减少。

(三)精准扶贫,加强环境救助

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除了要促农增收,提高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还要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监督管理力度,尤其是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这些不良社会环境对自制力比较差的儿童存在着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少监管极容易误入歧途。治病先治心,留守儿童是农村新兴的生力军,要想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要真正体现精准扶贫的精髓“精”和“准”就要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环境也要进行救助,让扶贫工作起到一世而不是一时的作用。

关注、关爱留守儿童,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的责任,政府在留守儿童社会救助方面应发挥关键性、主导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留守儿童的问题一直未被重视,导致很多惨剧发生。今后如何营造健康的生活、学习环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心理,让他们快乐的成长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但愿留守不再有“殇”。

摘要：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学校,还牵涉到家庭与社会,如何救助留守儿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我国受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伴随着农民转移现象的出现,我国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新问题。本文从甘肃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原因,探索完善甘肃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的措施。

关键词：留守儿童,甘肃,农村

参考文献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反思 篇10

一、新救助管理办法的改进

新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体现了我国在法治时代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的新探索, 体现了政府自身正在由管制型的权利政府向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的转变, 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旧的收容遣送制度相比, 新办法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 从强制收容遣返向自愿接受救助转变

旧办法规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必须被强制收容遣返, 不考虑当事人是否愿意。而新办法强调, 任何人不得强制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 同时, 受助人员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 告知救助管理站后即可离站, 救助管理站不得限制。新办法明确规定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的原则, 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否接受救助意愿的尊重, 流浪乞讨人员有权利选择救助也同样有权利选择放弃救助, 他们的意愿和选择都必须得到尊重。

(二) 从维护城市管理向提供救助服务转变

新、旧办法在制定之初的基本出发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收容遣送办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 而“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只是手段, 也正因为如此,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制度最终异化为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为其唯一目标, 并最终引发了孙志刚事件。新办法明确了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是其唯一目标[1]。在其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制定本办法。”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单纯追求城市社会秩序安定而导致制度功能异化,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 更加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

新办法在内容规定上更加具体和细化, 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 而减轻了对受助人员的约束。在旧办法中, 由于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城市治安管理, 所以将受助人员仅仅作为简单、被动的管理对象而对其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和要求, 如“及时把他们遣送回原户口所在地”, 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等。

新办法明确规定, 救助站工作人员“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押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并且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于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负有教育、培训和监督的职责与义务。

(四) 内容规定更加人性化

除了对于提供的基本救助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外, 新办法还体现出了更加人性化关怀的一些方面, 如“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 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 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就体现了对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特别保护;“救助站应当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 维护站内秩序”对保障受助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做了明确要求, 防止各种危害和伤害的再次发生。

此外, 新办法也体现了一定的开放性,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政府对寻求各方力量、积极有效参与社会保障新途径的尝试和探索。

二、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

自新办法实施以来, 各级救助管理工作稳步发展, 成效显著。但是, 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 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与此同时, 流浪乞讨现象亦呈现出新的特点。

流浪乞讨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 有因灾害或生活困难而流浪乞讨者, 他们确属社会救助的对象;有以乞讨为生财手段的好逸恶劳者, 属于特殊教育的对象;有以流浪乞讨又无理上访或偷摸拐骗从事违法活动者, 属于社会治安管理对象;有少数犯罪逃逸或流窜者, 属于刑事惩治的对象。对于拒绝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公安机关、城管等部门在管理中, 均存在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的问题, 那些特殊教育的对象、治安管理对象、刑事惩治的对象, 已经成为管

在实地调查访谈过程中发现, 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 大多数是从别的救助站转来的需要本救助站进行安置的流浪乞讨人员, 仅有一小部分人是自己寻求救助的。而在这一小部分自愿寻求救助的人当中, 大部分属于暂时还没有流浪乞讨的投亲不着、务工不着、无钱看病、从家里走失、被偷盗等有临时困难的人, 真正有长期生活困难的人, 反而选择在外长期流浪乞讨, 拒绝进站接受救助, 救助管理站也因此曾经一度出现无人可救的局面。

3.管理救助方式简单

对待进站受助人员,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几乎无一例外的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由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工作人员几乎不跟受助人员进行与采集信息无关的交流, 也从来不去了解不同受助人员的特殊需求, 缺乏对不同类型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等分析和交流, 特别是在救助中依然把求助者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给予施舍性的物质救助, 使求助者难以接受。

4.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目前的救助管理站尚未完全脱离原先收容遣送模式的影响, 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是原来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 虽然机构性质发生了改变, 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他们在长期工作当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养成的工作态度已经很难改变, 有的工作人员习惯了对受助人员冷言冷语,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和现行的新办法发生冲突, 但事实上与社会的期望和要求相距甚远。

(二) 呈现出新的特点

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 城市流浪乞讨现象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如乞讨人数剧增, 多数乞讨者只以要钱为唯一目的;职业化、团体化乞讨比重增加;经营乞讨人员的现象增多;乞讨群体的年龄结构向低龄化发展, 等等。

三、完善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国家的经济条件尚不足以令我们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 将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转变为一项福利事业。目前, 在我们国家, 救助管理站实际上充当的只是一个救助“中转站”的角色, 而不是长期的福利机构。因此, 就如何做好这个“中转站”, 如何尽最大可能地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 提出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

首先, 尽管国家在2003年相继出台了两个法律文件, 但过于原则化的条款内容, 使得救助管理工作操作性不强, 落实难度大。其次, 对于出现的管理盲区, 也应当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增补和完善, 如将职业乞讨人员纳入救助体系, 使得对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最后, 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必须注意和《残疾人保障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的相互衔接与配套。

(二)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救助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第一层面是对其基本生活进行救助, 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 以保证其能够维持生存;第二层面是对其进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救助, 以帮助他们自食其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目前,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停留在第一层面, 忽视了心理层面的救助工作。而心理救助需要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相结合, 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方法, 主要侧重于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等精神层面上的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 是社会工作应当高度关注并提供帮助的对

(三) 救助站与高校联动, 建立互惠合作关系

缺乏高素质、专业的工作人员是救助站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们可以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 利用高校资源, 通过救助站与高校的联动, 建立一种互惠合作的良好关系。目前, 许多高校都开设有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 也就意味着这些学校在这几个领域拥有比较充足的师资力量以及一定规模的在校学生, 这对于救助站来说, 也是一项可加以有效利用的宝贵资源。

(四)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除了依靠国家财政外, 还应当呼吁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加入到救助工作中来, 争取捐款捐物, 缓解资金压力;向社会招募义工, 缩减开支。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哪种方式筹得的资金, 其使用都必须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和公开, 定期向社会公布, 让社会各界的爱心落到实处。

要真正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做到位,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努力。从长远来看, 大力发展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缓解贫困现象, 才是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根本之策, 此外, 社会现实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流浪乞讨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