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感（精选十篇）
国民幸福感 篇1
一、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存在偏差的主要成因
经济增长通常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增加程度, 而国民幸福感则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感受。经济增长具有客观性和单一性, 而国民幸福感却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 主观性是因为幸福感与个体的自我体验息息相关, 而多样性则源于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支撑。显然, 理解国民幸福比理解经济增长要困难得多, 而增进国民幸福比实现经济增长也要复杂得多。然而, 国民幸福感首先构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上, 从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角度去审视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偏差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1、就增长方式而言
从支出角度来看, 经济增长可分解为三个部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与本国居民的消费、进而与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联系最为紧密。1978年以来, 我国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要驱动力, 依靠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 最终消费支出/GDP在整体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 1978—2009年最终消费率从62.1%降至48.0%, 而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5.4%。毋庸置疑,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投资—出口主导特征。就可行性而言, 在起飞阶段依靠投资—出口主导来驱动经济增长是合适的, 但在国内外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 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此种方式的衍生后果是最终消费始终成为需求“短板”, 而经济增长也就难以充分地转化为国内消费扩张和国民幸福感提升。
2、就收入分配而言
1978年以来, 我国国民收入虽呈现持续提高态势, 但国民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收入绝对数量, 而且取决于收入分配格局。就政府—居民而言, 财政收入/GDP反映了政府—居民的财富分配情况, 1995—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 财政收入/GDP从10.3%增至20.1%, 政府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则从22.8%升至26.8%。就居民—居民而言, 基尼系数标度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 我国已从初期收入分配最均等的国家之一快速转变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劳资和行业等方面, 就对差距影响最大的城乡差距而言:1985—2009年城乡人均纯收入差距从1.85倍增至3.33倍, 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则从2.2倍增至3.7倍。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且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形下, 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利益“相对受损者”自然难以体验增长带来的“幸福”。
3、就社会保障而言
社会保障主要指政府针对居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教育等需求所提供的保障或福利, 作为社会风险的“缓冲器”和秩序维持的“安全阀”, 社会保障关系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当期的消费, 关系国民对当前和未来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有较大改善, 但当前社会保障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的问题。2008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低保人数占城镇居民的比重分别为36.1%、20.4%、32.9%和3.8%。更重要的是,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 相对于市民, 农民在获取社会保障层面依然处于劣势。2008年在贫困线调至人均纯收入785元之后,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仍达4007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仅为7.6%。在社会保障供给亟待完善的前提下, 很多居民很可能会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 但却难以基于稳定预期而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和充盈。
二、深化体制改革以持续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
提高国民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的协同, 甚至也需要对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成员消费理念进行适宜引导。但在经济层面, 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架构弱化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有效转化。直面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偏差不是要否定此前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意义, 也不是要“延续”偏差并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而是说中国社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深化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使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转化为居民消费、社会福祉和国民幸福。只有在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基础上, 经济增长才更有内在稳定性和持续驱动力, 也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 居民的多元需要才能更好地得以满足。当前, 我国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等, 这些均体现了对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偏差的积极回应。此偏差的成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因此, 我国必须从体制完善的角度去消除偏差产生的“土壤”, 为经济增长有效转化为国民幸福提供常规性体制支撑。
1、凸显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地位
国民幸福与其消费水平紧密相关, 提升国民幸福感必须强调居民消费的重要性。这涉及三组关系:一是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具有合理性, 但在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背景下, 单纯追求超高速增长很可能会导致风险累积, 基于包容性和共享性的较快增长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二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 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在可行性和合意性两方面均面临着挑战, 我国必须将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方式, 依靠内需启动来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基础。三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关系, 政府消费/最终消费支出提高有助于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 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此多彼少”的替代关系, 我国必须依靠居民消费/最终消费支出稳步提高来促使“国富”更好地转化为“民富”。
2、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增强要素配置效率
增进国民幸福需要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 尤其是劳动者要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和消费预期。在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 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商品市场化程度, 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和对接程度尚不充分, 这不仅加剧了资本的短期投机或境外流转, 而且弱化了国内的就业创造和居民消费。未来, 我国必须加快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 在资本层面, 应依靠财税体制改革平等对待国企、外企和民企, 通过资本市场发育为民企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在“国退民进”的思路下切实降低民企的行业进入壁垒, 从而为更多资本注入国内实体经济部门创造有利条件;在劳动层面, 应通过深化户籍改革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成本, 逐步实现农民工的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相一致, 依靠民企壮大和服务业发展拓宽劳动者的就业选择空间, 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来增强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和薪酬谈判能力。
3、加快社会建设以改善劳动者的谈判地位
企业—居民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资本—劳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与资方相比, 劳动者人数众多但力量较弱。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已有很大改善, 但其在薪酬确定、福利获取、权利维护等方面仍处弱势。增进国民幸福感应提高劳动者满意度, 提高劳动者满意度除政府调控 (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和实施农业“四项补贴”) 之外, 更重要的是应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依靠社会建设增强这两大主体的自生性谈判能力。未来, 我国应重点基于功能发挥去发展工会和农协, 就工会而言, 应规避资方或行政对工会组织的过度介入, 将工会真正打造成劳方开展薪酬谈判、职工培训、就业介绍的有效平台。应大力扶持农业经济组织发育, 在“农有、农治、农享”的基准下, 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
4、采取多元化措施缩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且差距部分源于“规则漏洞”, 这对高低收入者而言均存在社会风险。我国要提高国民幸福感就必须着力缩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未来, 应将农民收入增长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抓手, 应从规避自然—市场风险的角度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 从就业创造和权利扩展的角度提高工资性收入, 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赋能”提高财产性收入。同时, 应凸显税收制度在调节收入差距中的基础作用, 对高收入者施行较高税率, 对中收入者应通过适度降税来扩充其阶层规模, 对低收入者应通过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来维持其体面生活。最后, 在机制设计中鼓励人们依据自身的努力和才干获得报酬, 遏制部分成员依据其制定或影响“游戏规则”的位置而获取不当收入, 激励“阳光收入”而规避“黑暗收入”将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财富观, 有助于人们体验自身付出所带来的成就感。
5、依靠财税体制完善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责
国民幸福指数论文 篇2
姓名：张俊发
班级：1003
指导老师：刑振江
国民幸福指数的理论探究
摘要: 随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GDP是不断的增长，但是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不断的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各个方面来分析探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旨在以后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建设过程中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
发展情况
影响因素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多关注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增进途径，着力探究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转化的有效方式，而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感排名等也已成为时下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主题。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产生和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GNH）”在不丹（Bhutan）诞生，有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不丹，每逢宗教节日，庆祝活动的表演中总会有一个小丑。每个节日活动的表演中都有关于法（Dharma）和佛教（Buddhism）的非常严肃的内容，但也有一群像小丑的角色，可以不受严肃内容的限制，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小丑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受控于强大的主流力量，社会将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些小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也是如此。国民幸福指数试图以一种非主流的概念来冲击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现有的主流框架。1
在不丹，佛教文化对幸福早有认识，并认为物质享受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在佛教的影响下，沉思、修习和冥想成为了不丹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7世纪许多论述政府职责的书籍中，人们认为整治管理不能脱离宗教精神的指导，因此开始合一。其中也明白的指出，当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督促政府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否则，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已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 1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2
在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国民幸福指数的实践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感觉，因为那时并没有明确的途径或政策指导，国民幸福指数的目标、实施策略和衡量标准也都不完善，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实际操作只能依赖对国民幸福指数有直觉上认同的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年长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政府公职人员。如今，偶有年轻的政府公职人员质疑国民幸福指数，他们留过学，受到过不同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是不丹人，但他们有新思想。因此目前不丹的工作到了新的阶段：向人们介绍国民幸福指数的原理，将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中。这需要一点变革，以便将外部的优秀知识和国内国民幸福指数的实现结合起来。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一）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 2 摘自《读报参考》2011年第5期 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07年，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对外公布了北京和谐指数和市民幸福指数，在全国公布的类似的官方调查数据中还是第一次。3之后，我国有许多地方先后开始了对这一指标的研究和地方幸福指数的评价。其中，广州、江阴、遂宁、苏州、无锡等都是这一研究的典型代表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不丹在提出GNH这个创造性概念之初，并没有受到外界多大的关注，然而随着“不丹模式”在实践中的效应越来越好，世界上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加强了研究。“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此后，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凭借其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让西方侧目。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司秀月《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2008.6 2004年10月，英国财政部主持了一个幸福感专题研讨会，2008年英国竞选也充满“幸福政治”。俄罗斯在东正教7月8日的宗教节日里，设置全国范围的“婚姻和美满家庭幸福日”，使这一天成为人们求婚、结婚建立家庭以及大大方方地告白相互爱恋的日子。在美国，设立多个基金、组织各个领域的学者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呼吁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体系，并于2008年成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算国际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
西方国家各个领域学者纷纷研究国民幸福指数，学术空气浓郁，不时有成果面世，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正如许多专家学者强调的，物质条件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幸福感就无从谈起，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基础。
2、社会因素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关键环节。国民幸福指数与民生改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国民幸福指数变化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国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同样，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实实在在地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3、其他因素
此外，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价可以按照“国民幸福指数”分析流程，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多维结构测量：一维测量发展空间资源，二维测量绿色经济发展，三维测量政府管理效能，四维测量国民幸福总值，五维测量人民生活水平，六维测量人民快乐生活，七维测量社会经济进步，八维测量国民幸福指数，客观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幸福社会建设情况。
四、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
第一，对政府绩效方面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对官员的政绩考核都是以GDP的增长快慢为基本指标，导致一些官员为升官升职只注重当地的GDP发展，搞形象工程、搞面子工程，忽略了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导致了经济迅速发展但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偏低，结果社会病态发展。一个国家幸福指数的高低取决于多数人民的幸福程度而不是官员。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与目标，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安居乐业，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改善民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方式，也会由于消费力的低下而最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对政府工作而言，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新的执政理念，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与国民幸福指数是双向制约的关系，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而幸福感的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第三，对和谐社会的意义。
社会和谐所包括的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生活稳定等要素都是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人民幸福水平的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在综合发展过程中，认识非经济因素对可持续发展所可能构成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考察国民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的无限增长，而是通过对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指标的调查，综合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满意程度，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从中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和谐程度的高低，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再次，通过对幸福指数的计算以及它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找出主要矛盾并按照轻重缓急来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四，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国民幸福指数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通过国内外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而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则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人民的幸福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引入国民幸福指数，以达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和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首先，在国民幸福指数的参照下，社会保障各具体项目应协调发展。其次，在国民幸福指数的参照下，社会保障各子系统需协调发展。第三，注重理论创新。江泽民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五、结语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新兴的研究体系，它对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还可以为我们解决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民生问题是它的主要关注点，通过它可以稍微的让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平稳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袁凌新 幸福与国民幸福指数
[2] 樊欣
论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
[3] 司秀月
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价值及对策分析
[4] 李茂玲
张衍广
国民幸福感究竟如何测度 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多关注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增进途径，着力探究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转化的有效方式，而幸福感、幸福指数、幸福感排名等也已成为时下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主题。
国民幸福感是可以测度的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体验，是人们依据某些基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的结果。幸福感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特征，是因为居民因地域、年龄、性别、习俗、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差异而通常在评价标尺上存在明显差别，经济理论中“工资—闲暇”替代关系意味着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对收入和闲暇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幸福感具有社会性和客观性特征，是因为人们的财富获取状况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紧密相关，而居民的评价标尺也会受到社会标准和社会因素的显著影响。
正是由于幸福感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性，罗素在其名著《幸福之路》中才深刻地指出：幸福取决于个人心理和社会制度，通过心理调适和制度改进有助于增进国民幸福感，而要廓清国民幸福感也必定需要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支持。人们对幸福感的测度存在显著分歧，这种分歧可概括为“两种态度、两类方法”。“两种态度”是指围绕幸福感能否测度，有人从幸福感的主观性特征出发，认为测度幸福感是不可能的，此态度可称为“不可测度”论；但也有人强调幸福感具有客观性，只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和工具则完全可以测度幸福感，此态度可称为“可测度”论。“两种方法”是指围绕具体的测度方案，有人强调应依靠对社会个体的问卷调查来直接获取幸福值，例如：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对社会公众的抽样调查，来显示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幸福指数；有人则认为应通过设计指标体系来测量国民幸福程度，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通过预期寿命、生活满意度和生态足迹三者构成的指数，来测度143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星球指数”。
尽管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特征，但通过“信号显示”机制同样可以对这些主观因素进行观察，观察和计算这些可显性“信号”对于调适个人心理和改进社会制度均有积极意义，幸福感的“可测度”论相对于“不可测度”论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显然，国民幸福感是可测度的，但现有的方法尚不能充分展示幸福感的内涵和外延，而不同学科的交叉和不同方法的整合应成为未来幸福感测度的发展方向。
国民幸福感测评应考虑哪些维度
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但幸福感的社会实践却相对迟缓。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实践是：1970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明确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指出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的。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偏差的背景下，国内也有众多学者、机构和地区致力于幸福感的测度和比较，例如：2011年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主持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发布了《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由于社会制度对幸福感具有支撑作用，且社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个体心理，因此，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以下因素在幸福感测度中不应被忽视：
其一，经济因素。尽管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曾指出“幸福悖论”：即收入—幸福之间存在弱相关，但收入、消费等经济因素对城乡居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获取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是直接影响着国内居民的生活需要满足程度。从经济维度看，两个指标将显著地影响着国民幸福程度：一是人均真实收入，此处的人均真实收入是指“剔除”物价变动和政府税收等因素之外，能够直接转化为居民商品购买力或商品占有量的个人（或家庭）货币收入；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等反映国民收入“发散”程度的指标将直接影响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幸福感受。
其二，社会因素。在体制转轨背景下，我国国民的幸福体验取决于经济自由度的扩展，还取决于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有两个社会性指标应纳入幸福感的测度体系中，一是社会保障程度，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状况，可以通过提供“安全阀”来稳定国民预期、减弱社会波动、增进国民幸福；二是社会组织进程，在市场化进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应能通过必要的组织载体来实现其经济社会利益。
其三，文化因素。文化以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学术成果、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为载体，体现了人们理解自然、认识社会、思考自我的精神框架和方法准则。文化因素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并调整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尺”。在测度国民幸福感时，两类文化因素应受到重视：一是受教育程度；二是文化多样性，即在强化社会引导的同时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的互动融合。
其四，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会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而影响国民幸福，同时，政治权益的获取和维护本身也是居民多元化需求的组成部分。在设计幸福感测度体系时，对政治因素应从两个维度进行考虑：一是公民—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应通过机制化的疏通、协商渠道进行化解，而这种机制化设计通常以正规性法律法规为载体；二是公民—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契约论”意义上，公民通过让渡部分“自由”和“财富”来获取公共产品，由此个体对政府的授权方式和监督程度将影响着国民幸福感。
其五，生态因素。生态环境是人们展开经济社会活动的支持系统，“绿水青山”本身就是社会成员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在“国民幸福总值”和“幸福星球指数”等测度方式中，对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是高度一致的。考察国民幸福感中的生态因素也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在规模意义上，人均森林面积、人均草原面积、人均CO2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等指标将显著影响着国民幸福感；二是在结构意义上，不同个体对生态资源的“投资”和“获取”应具有相对均等性，由此，不同地区和群体围绕生态投入和占有的配置关系也应纳入国民幸福感测度之中。
从国民幸福感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属性出发，国民幸福感测度必须考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等诸多因素。在理念意义上，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将增长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体现了对发展终极目标以及国民幸福系统性特征的积极回应。测度目标是通过改进社会制度来增加国民福祉，因此应以理性和建设性作为出发点，通过廓清体制机制的完善方向以及公共政策的最优安排来体现幸福感测度的实践价值。
大国崛起与国民幸福 篇4
2010年, 是中国人民骄傲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中国的GDP为58786亿美元, 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 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 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在欢呼的同时, 有的人却不禁在问, 中国崛起了, 我们的幸福指数如何, 是否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成正比?
大国崛起梦始终是我们华夏子孙绕不开的一个情结, 它承载着几代中国人梦想。而就在几年前, 或者到今天, 我们的这个梦终于得以现实。就在我国经济实力在国际排名上不断提升时, 社会民众的“大国国民”幸福感好像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一些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 甚至有的人认为, 国民幸福感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在降低。那么, 对于大国崛起是否应回归到“民主”?应如何从“大国崛起”角度探究“国民幸福”?针对“大国崛起”的话题,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过这样的一段表述:“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 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的要求。”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 既使是在国, 也要将重点放在民众中, 关心民生、服务民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提高全民的幸福指数。
说到底,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 国民幸福指数是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绕开不的必然选择, 而大国崛起的落脚点必将是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一些人认为, 大国崛起了、收入增加了, 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什么不增反降, 为什么幸福指数不能和经济增长成正比?笔者的理解是:幸福, 它不是一座华丽的高楼大厦, 也不是简单的一串宏观的经济数字, 它是藏在我们老百姓内心世界的一种感受, 到底幸福或不幸福?只有老百姓才最有发言权, 一切数字并不能与幸福指数直接挂钩。幸福指数也并不等于幸福感本身, 将幸福感指标量化为具体的数据是缺乏科学性的。
提升国民幸福感比GDP数据更重 篇5
最近20多年，中国似乎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關注这个概念。“翻两番”、“再翻两番”的描述被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加以确定。中央把GDP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指标，在此种“数字论英雄”的考核体制下，一些地方官员不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且想方设法把这种政绩工程重复折算成数字符号，以迎合上级考核的需要，取得升迁的资本。
地方GDP高于全国总数据早已司空见惯。多位经济学者表示，如果不改变“唯GDP”的政绩观念，注水GDP将不会消失。而中国要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表面的繁荣局面误导中央宏观决策，挤占民生空间，更可怕的是，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将无从改变。
法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曾说：“当今世界GDP愈来愈成为衡量社会福祉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对人类生活品质而言，GDP是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
很多历史事实也证明，以GDP为综合指标，只适用于经济总量增长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增长前期，而不适用于已注意兼顾全面发展的后期，更不适用于实施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当反思的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GDP，还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一次经济论坛年会上就给出过这样的答案，“是不是大国和GDP增长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在现阶段，GDP仅仅是发展速度的一种象征，其背后的弊端也不断暴露。不少专家提议用幸福指数来取代GDP。所谓幸福指数，即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将GDP在国家发展评价体系中的权重逐渐下降。例如，法国目前已将“幸福指数”加入到衡量国家发展的体系中来，而且权重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分析者认为，这才是成熟的国家心态，才是以人为本的政策追求。
国民幸福指数构建的设想 篇6
对于幸福的理解, 人人各异, 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持有不同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指出幸福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效用欲望。到了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H) ”这一概念, 并在制定政策时注重人民的幸福, 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目标。不丹的实践引发世界对“幸福指数”的研究狂潮。西方国家纷纷开始研究并准备设立幸福指数这一指标, 使之可以如同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方兴未艾, 发展迅速。2005年两会期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这是国内最早的幸福指数研究。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和谐社会”的思想, 特别表示要关注“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要让“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面向全世界宣布政府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关注和重视。总体来说, 国内研究处于初始阶段, 没有信服的综合指标体系。
二、国民幸福指数构建的意义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虽然迅速, 但是由于忽视社会发展, 导致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日渐明显, 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发展, 具体体现在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 诸多其他因素, 如健康、医疗、教育、就业、休闲、美满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对人们幸福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消费等经济因素。因此, 对于一个致力于以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国家而言, 就不能不把人们的幸福指数作为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幸福指数研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进一步被许多国家所关注。
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重视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 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要以人的生活为根本, 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关注“幸福指数”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2011年3月份的中央两会认为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也是重大政治问题, 从而把民生问题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大惠民亮点关注民生。一是“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三是“养老保险全面覆盖, 扶贫资金将增两成”;四是“继续做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要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教育质量,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化”等。因此, 关注国民幸福指数, 提升国民幸福感就是实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三、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的构建
参照国内外主要区域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与环境因子三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成指标体系, 从中选取20个指标, 以求达到科学、客观、准确地反映人民幸福感。
(一) 经济状况指标
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二) 社会状况指标
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医师数、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教育经费、离婚率。
(三) 环境状况指标
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园林面积、单位GDP能耗、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卫生总费用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
四、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 合理化调整产业结构, 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避免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应加强引导合理消费, 使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提高。
(一) 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加快推进
从中国现状出发, 主要有社会就业压力、医疗方面压力、住房方面压力和教育方面的压力, 这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致力于民生建设, 保证居民的基本需求, 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 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消费质量。
(二) 加强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 促进经济自然协调发展
政府应该加强对环境的治理, 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 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 重点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优先保护天然植被, 坚持因地制宜, 重视自然恢复;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和防治石漠化等生态治理工程;严格控制土地植被退化;加强矿产资源和旅游开发的环境监管。
五、结束语
国民幸福感 篇7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民幸福指数休戚相关。一方面, 企业的行为和结果会影响国民幸福指数, 是国民幸福指数测量指标的关键因子, 也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 企业长远发展离不开国民幸福指数相关指标的持续提升, 因为企业最终的产品和服务对象是大众消费者, 可以说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和满意程度决定了企业价值空间以及增长幅度。然而,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出现了诸多企业行为与国民幸福相背离的行为, 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国民对这些企业的信心, 既不利于企业自身长远发展也阻碍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研究表明,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前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与国民幸福指数的有效衔接, 从而在发挥考评企业业绩、监管和调控企业行为、实现目标管理等功能时出现了不少漏洞。因此, 建立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维护和提升国民幸福指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企业绩效评价发展历程
(一) 成本绩效评价时期
成本绩效评价方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发展的产物, 代表思想是美国会计工作者哈瑞于1911年设计的标准成本制度。标准成本制度通过对企业成本进行积极、主动的事前预算和控制, 改变了之前成本核算被动的事后控制, 达到了对企业成本进行管理的目的。但是, 用标准成本制度来衡量企业绩效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成本低并不代表企业创造的财富就多, 其次企业在追求成本最低的过程中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有很大难度, 再者以成本作为唯一的企业绩效评价手段往往会导致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行为, 诸如舍弃在能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上的项目上进行投资。
(二) 财务绩效评价时期
随着成本绩效评价方法弊端的逐步显现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企业绩效评价方法过渡到财务绩效评价时期, 着重考虑利润、投资回报率和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以及基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方法开发等, 其中杜邦财务评价法作为主导。杜邦财务评价方法由杜邦公司设计, 该体系利用财务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龙头, 逐步分解为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3个财务指标, 分别从偿债能力、获利能力以及资产运营效率等角度对企业的财务业绩进行综合评价, 克服了单一财务指标分析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等问题。但是, 财务绩效评价方法的主要依据是企业会计数据, 这便存在以下主要缺陷:首先会计数据是对企业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交易事项的记录, 只能反映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其次会计数据衡量的是能以货币进行计量的交易事项, 而其他事项诸如顾客忠诚度、创新能力等不能反映其中, 加剧企业的短期行为, 不利企业长远发展;再者, 会计数据的记录和核算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由于以上缺陷的存在, 导致了财务绩效评价方法存在不全面、不真实等弊端。
(三) 综合绩效评价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 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竞争日益加剧, 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形成和保持符合战略发展目标的核心竞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综合评价时期, 将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融合起来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基本取得了学术界的共识。其中, 美国会计学者卡普兰和约翰逊在1991年提出的平衡计分卡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和推广。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营运与技术、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确定需要评价的指标。平衡计分卡的优势在于使一种平衡得以建立, 这就是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平衡, 其应用促使企业更加注重根据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确定和开展日常工作。但是, 平衡计分卡也存在以下显著缺点:首先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没有统一标准,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模糊不清和分解指标过多的难题;其次涉及的非财务指标难以量化, 也不便于在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虽然这一时期的绩效评价指标已经将企业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 克服了前两个时期绩效评价方法的诸多弊端, 但是绩效评价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企业自身, 而在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考虑甚少, 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国民对企业甚至政府的满意度降低。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1年) 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国企百强的社会责任尚处于起步阶段, 平均得分为32.8分, 近半国企在旁观;民企百强平均分仅为13.3分, 八成在旁观;外企百强平均分仅为12.5分, 近八成在旁观。
三、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 国民幸福指数内涵的起源与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不丹王国。该指数的考评体系采用了著名的阿尔凯尔-福斯特方法 (AlkireFoster method) , 从最初涵盖的4个维度扩展到现在的9个领域来衡量人民的幸福生活水平。这9个领域分别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教育、时间使用、文化多元和适应力、政府治理、社区活力、生态多样和适应力、以及生活水平。不丹王国以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较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社会的实力和进步有了很大改进, 后两者只能衡量一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而国民幸福指数却能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 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发展, 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对生存和发展的满意度和快乐感, 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国民幸福指数近年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要发展。英国新经济组织于2006年7月率先提出了幸福星球指数概念 (Happiness Planet Index) , 并于2006年、2009年和2012年分别公布了对多个国家进行测试比较的结果。在2012年的测试中, 中国在151国家中位居第60位。幸福星球指数主要站在GDP和HDI的对立面, 更多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力。
国民幸福指数也得到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 在国民幸福指数建设方面做出了初步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2005年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来进行衡量。
(二) 基于企业的国民幸福指数内涵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 通过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满足社会需要, 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 需要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因此, 企业行为的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渗透到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于企业而言, 国民的实质就是与企业休戚与共的利益相关者总和, 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代价, 有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和创造条件。可以说, 没有国民的存在, 企业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利益相关者”理论由Freeman (1984) 最先提出,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不同的学者根据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资源、对企业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与企业的关系等不同标准对他们进行了分类, Freeman (1984)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人、与公司有经济往来的相关群体、社会利益相关者3类;Frederick (1984) 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Charkham (1992)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和公众型两类;Wheeler (1998) 将利益相关者区分为主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次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主要的非社会利益相关者和次要的非社会利益相关者;Mitchell和Wood (1997)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预期型、潜在型3种。他们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上述分类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并方便企业在对利益相关者管理过程中采取分而治之、有所侧重的策略。然而, 本文认为, 正是上述分类导向和管理策略导致了企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将重点放在主要的、直接的、契约型的相关利益者上, 而忽视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维护和提升。作为利益相关者总和的国民应该受到公平、平等的待遇, 对于企业而言, 不同类型的国民的利益应该没有孰轻孰重问题, 比如食品企业不能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比消费者安全和健康更重要, 化工企业不能认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比保护社区生活或自然环境更重要。因此, 企业应该识别与之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并且确定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维护和持续提升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为目标, 并作为绩效考核的评价对象。
综上所述, 基于企业的国民幸福指数内涵也就是与企业有关的每类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点, 因为满足了每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点, 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得到幸福。通过文献学习和调查研究, 基本可以确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类别和核心利益点 (见表1) 。
(三)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由上所述,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考核内容由8个方面组成, 即:股东满意度X1, 雇员满意度X2, 消费者满意度X3, 供应商满意度X4, 竞争者满意度X5, 社区满意度X6, 政府满意度X7, 自然环境满意度X8。基于本文提倡的国民平等的理念, 在对企业进行绩效评价时, 上述8个方面的权重系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都是0.125。为此, 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 P (E) 代表企业绩效总成绩;ε表示误差项。
X1的满意度可以从3个方面衡量:对公司管理发言权的满意度Y1;股票分红收益或可持续增长前景满意度Y2;财务和经营信息的透明度Y3。于是, 可以得到:
Y1、Y2、Y3的确定可采用国际通用的“基数概率法”, 即要求回答者给出一个具体数字来评价其各因子的满意度。假定在0到10的区间内有一个潜在的连续的评价函数, 那么可以假定在用离散数字进行评价时选择7来评价其满意度的话, 就落在6.5和7.5之间。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对分组数据做个回归, 这些分组数据的分界点是0.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系数则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法求得。
X2, X3……X8的计算方法依此类推。
在求出某个企业的绩效成绩后, 可以将之与历史成绩、目标成绩和同行业的成绩进行对比, 一方面评价企业对国民幸福指数的贡献程度, 另一方面便于企业发现自己的优势和弱项并在日后的管理中加以改进。
四、结论
基于国民幸福指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绩效目标从一元向多元发展, 兼顾了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 衡量了其对企业绩效的满意程度。同时, 该体系突破了传统财务指标的局限, 包含的非财务指标也涉及到影响企业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好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诉求, 从而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创造未来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获得持续的利益增值, 从而提高其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国民幸福感 篇8
人类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避免, 人们改善衣食住行生活条件就是趋乐避苦的表现。快乐是个古老的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快乐思想。他认为, 人一降生就有趋乐避苦的天性, 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快乐。[1]近代英国伦理学家边沁则是快乐思想的集大成者, 边沁 (1789) 将道德原则贯彻于快乐主义的始终, 从伦理学视角创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的快乐”这一利他的快乐主义思想, 为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随着近代分工的发展, 经济学、心理学相继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在经济学研究中, 效用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斯密 (1776) 认为, 追求快乐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另一代表人物穆勒 (1861) 的快乐思想既不同于边沁的利他主义思想, 也不同于斯密的利己主义思想。穆勒更多地是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来论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利己与利他、利与义、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 从而完成了具有折衷主义色彩的古典经济学综合。经济学中快乐主义另一重要发展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发展。霍布森 (1914)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快乐。20世纪40至70年代, 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在对“福利”概念界定时, 多把“福利”看成“快乐”的同义语, 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快乐” (米香, 1968;艾考斯, 1972) 。20世纪末以来, 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极大发展。陈惠雄 (1999) 从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个部分出发, 完成了一个以快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20世纪40年代以来, 人们开始用心理学解释快乐的形成机理, 加强了快乐思想的人脑科学解释基础, 使快乐思想在心理学中获得了发展, 弥补了经济学家主要以收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缺陷, 快乐感、快乐指数、幸福感、幸福感测量等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方兴未艾。随着快乐主义进一步向心理学渗透, 出现了经济学的心理化趋势, 使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 经济学成了“痛苦和快乐的微分”, 导致了心理经济学的产生。
综上所述, 学界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四大领域对快乐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 哲学中的快乐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快乐主义价值观, 伦理学侧重研究追求快乐的道德行为准则, 经济学中的快乐研究以收入和效用为核心, 心理学则侧重分析人主观快乐感受的科学测定及影响因素。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快乐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但这些研究多基于快乐本身, 或仅从某一方面来诠释“快乐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一亘古未变的命题, 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 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学界很少涉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以抛砖引玉。
二、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
(一)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乃经世济民之学, 经济学要重点解决如下三大问题:第一,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脆弱性, 我们能不能投入较少的资源和少破坏环境, 同样获得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并让国民获得较多的幸福快乐?第二, 我们能不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减少其带来的环境污染、不可持续等负效应?第三, 怎样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趋乐避苦”、“趋福避祸”、追求生活之幸福美好, 乃人的本能和天性, 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目标, 即生活的幸福快乐。国民幸福快乐不仅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形式的终极目标, 也是检验一切发展形式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 否则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财富如何增长的学问, 更是如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学问;经济学研究不仅要重手段, 更要重手段所指向的目的。可以认为,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一切门类经济学的使命, 更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曾从人的满意消费和效用感受来探讨物质生活条件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幸福。后来, 由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统货币化以及拜金主义的腐蚀, 拥有金钱多少成为了衡量幸福快乐的尺度。于是, 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畸形局面:重金钱, 轻人的幸福感受;重稀缺性的奢侈品或贵重物品, 轻无货币价值但实际上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重生产发展, 轻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近年来快乐经济学的兴盛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回归。
各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逐渐重视增进国民幸福快乐这一问题。近年来英法美等国政府提出“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并开始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南亚小国不丹首先把“幸福指数”引入治国理念, 是最早从政府层面对幸福进行量化的国家, 其第四任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全民幸福计划”并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 (GNH) 来反映。普京在其总统竞选纲领中强调强大的国家要以富足的人民为基础, 把“向贫困开战”列为今后四项优先重点工作之首。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多次呼吁对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 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国民经济的指标体系, 提出以“国民幸福总值 (GNH) ”取代“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提议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各国普遍认为,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比现在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科学得多。
从孙中山到习近平,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快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 实质上就是国民幸福的纲领。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宗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新时期,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把“情系百姓”、“为民谋福”提到了“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
(二) 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
第一, 在经济不发达或国民普遍不富裕的条件下, 经济条件是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主要因素, 这时收入增加、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显著正相关。
人们幸福快乐的实质就是国民在吃饱、穿暖、住好、行好等的基础上, 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在经济不发达、国民不富裕甚至贫困状态下, 国民连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 整天为吃饭、穿衣、住房、行路等发愁, 要说自己幸福快乐, 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因此, 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或必要手段, 没有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 国民幸福快乐就成了无源之水。国内外一系列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迪纳 (1995) 研究发现一国国内总产值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具有惊人的正相关性。盖尔卢珀 (1976) 与英格尔哈特 (1986) 则从反面证实了国家财富与民众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国民收入的减少会带来幸福指数的降低, 他们指出, 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 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 国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降低。大量调查研究也发现收入与幸福之相关性在低收入人群中非常显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国民生活满意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相关系数高达0.7, 这表明幸福感水平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与幸福指数排序的结果不一一对应相关, 但整体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越高, 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快乐程度也越高。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对哈尔滨市区居民幸福感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收入不够多是影响市民“不幸福”最为重要的原因, 市民幸福感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个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时, 幸福感分值随收入增加而提高, 具体为:500元以下组幸福感为68.7分;501至1000元组为71.1分;1001至1500元组为73.7分;1501至2000元组为76.0分;2001至3000元组为78.8分;3001至4000元组为82.0分;4000至5000元组幸福感最高, 为87.3分。这一研究表明幸福指数呈现出阶梯式增长, 充分体现了增加居民收入对于幸福的重要性。
至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 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都认为, 幸福快乐就是效用的满足,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宏观经济环境来保持通货稳定和促进国民就业, 币值稳定和就业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购买商品和服务, 提高了购买力水平, 解决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等实际问题, 从而提高人们的效用及幸福水平。大量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经济增长、就业与幸福的相关性, 弗雷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 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而失业对国民幸福产生重大影响。[2]传统经济学的“金钱能买幸福和快乐”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 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因此, 引入“效用”分析后,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总机制可表述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通货稳定及国民就业→国民收入增长→国民购买力增强→国民效用满足→国民幸福快乐。
第二, 在经济发展、贫困解除和小康条件下, 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因素很多, 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经济因素是国民幸福快乐的重要物质基础, 但不是唯一因素。除经济因素外, 制度、文化、环境、性别、理想、人格、健康、婚姻、人际关系、和平、安全等均能影响国民幸福快乐, 因此, 国民幸福快乐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条件下,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效用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此时来自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 从而导致幸福快乐度的增加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 在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下, 来自制度、文化、环境、健康等非经济因素的边际效用表现出递增的趋势。即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不显著正相关。
2004年美国世界价值研究机构调查资料显示:经济发达的北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来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维持了较快增长, 但其国民幸福指数 (GNH) 却并未与GDP同步快速增长。在公布的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 经济不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排名第一, 墨西哥排名第二, 北欧丹麦排名第三, 而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韩国分别排名为第十五、四十二、四十九, 中国排名为第四十八。[3]在即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广东, 长期以来其GDP增长较快, 已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而国民幸福指数 (GNH) 相对增长缓慢 (见表1) 。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和讯网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 从就业、收入、物价、房价、税负、差距、环境等指标方面, 编制了《2013年全国各地幸福指数报告》 (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 。该报告显示, 在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中, 经济欠发达的江西、湖南、内蒙古幸福指数分别排名第一、二、三, 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江苏、广东排名第十三、十四, 接近中等水平, 经济实力雄厚的东部沿海上海、天津垫底, 分别排名倒数第一、二。[4]
(三) 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国民幸福快乐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反作用, 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国民经济应该在国民快乐中发展, 我们很难想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广大国民痛苦和悲伤的基础上。
第一, 国民幸福快乐有助于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提高, 成为不同于传统人的高素质现代人, 从而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传统思想观念会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 因此人的落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张培刚先生指出:“现世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 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在经济发展中, 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5]
下面以农民为例探讨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
例一: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知识创造财富”、“知识经济”、“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理念形成→农民行为更理性, 自觉加大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受教育程度高, 文化素质高→子女就业机会增多, 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就业→家庭收入高, 收入来源广→家庭富裕。
例二: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生命、健康、卫生意识强烈→行为更加理性, 讲究生活规律, 爱护身体, 注重健康→农民身体健康, 素质提高→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 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现实中, 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且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条件下, 身体健康相对减少了医疗费用开支, 有利于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
例三: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节俭朴素等思想强烈→行为理性, 更加勤俭→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 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勤劳有利于农户致富。此外, 节俭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 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理可表述为:国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国民心理健康, 思想积极向上→国民行为理性→国民获得经济机会→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第二, 国民幸福快乐自然心情更加愉快舒畅,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里以企业员工幸福快乐为例, 按照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管理最重要的的是对人的管理, 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因此,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提高员工幸福感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翁精神, 恪尽职守, 忘我工作;其次,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的过程就是培育和传播企业和谐文化理念的过程, 员工幸福快乐感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营造和谐人际关系氛围, 培育团队合作精神, 增强企业凝聚力, 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并树立良好的形象及社会口碑, 进而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最后,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有助于员工在快乐中工作, 工作效率提高进而企业利润率提高。所以企业应该通过帮助员工应对私生活中影响情绪的事件来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 把员工置于轻松快乐的工作氛围中, 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 增加员工的工作兴趣,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最终增加企业效益。
三、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在我国, 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与快乐, 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曾走过不少弯路。在一定时期内, 或重阶级斗争, 轻经济发展, 或重经济手段, 轻民生目的,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快乐与幸福, 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从而导致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 严重困扰人民幸福水平提高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重GDP, 轻GNH。本来“民”是“国”的载体, 离开了国民, 也就无所谓国家。但在较长时期内, 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上费尽心思, 而少思考在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如何同步提高国民的收入、生活及幸福水平 (GNH) , 结果造成“国富而民穷”的发展模式。第二, 重经济发展, 轻生态环境建设。以往的经济发展只关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正效应, 将农业现代化视为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 将农业工业化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 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生态难民等负效应认识不够, 忽视了人民长远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第三, 重利润赚取, 轻人民幸福快乐。与宏观上的政府GDP崇拜、财政崇拜相对应, 微观上出现了企业利润崇拜和民间金钱崇拜。在利润和金钱崇拜下, 社会对人的控制和监管日益加深, 尤其在现代化的流水车间里, 劳工完全听从机器的“指挥”和服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 变成了纯粹为资方赚取利润的会说话的工具。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时间的延长、工资薪酬的被拖欠、各项权益的被损害, 均是对劳工健康、生命、情感、价值、荣誉、地位和尊严等的极端漠视, 最终使劳工服从于工具理性, 严重破坏了广大劳工的幸福和快乐。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 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皆是如此认为。针对以上种种有悖于实现国民幸福快乐最终目的的现象, 政府应该在如下方面努力:
第一,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切实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 更加关注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 关注民生问题与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就业、教育、司法、救济、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让国民安居乐业、生活得有尊严。
第二, 调整政府公共政策。要调整包括税收政策、公共安全政策、罚没政策、房屋拆迁补偿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慈善捐助政策、扶贫政策等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 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快乐主义的公共政策理念, 使各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民, 惠及于民, 达到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 最终实现国民幸福快乐这一目标。
第三, 改进政绩评价和干部考核办法和手段, 不能唯GDP论英雄。政绩评价、干部考核标准是“指挥棒”, 牵一发动全身。要改进政绩评价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办法, 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既看经济发展又看民生改善, 既看显绩又看潜绩, 尤其要把民生改善、社会公正、生态效益、绿色政绩、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及人民满意等实绩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及增长率排名来论英雄。
第四, 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物质条件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基础, 劳动则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中, 必须破除“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游手好闲”的享乐主义幸福观, 大力弘扬和自觉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社会主义幸福观, 人人都要通过辛勤劳动成为经济发展和幸福快乐的促进者。
第五, 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 助推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困的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产权等纯经济原因的研究, 而将人文等非经济原因忽略了。其实, 人的幸福快乐、健康心理、先进思想道德、崇高精神、高尚价值观等人文非物质因素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 在现阶段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 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根本目的的体现, 也能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6]
摘要：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 国民幸福快乐既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又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对于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调整政府公共政策、改进政绩评价方法手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幸福快乐,国内生产总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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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110-111.
[4]新华网.全国各地幸福指数公布, 江西居首上海垫底[EB/OL].http://www.sx.xinhuanet.com, 2013-07-26.
[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84-87.
国民幸福感 篇9
在实际工作和理论探讨中, 人们经常运用到“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和“社会发展” (socialdevelopment) 三个概念。但频繁地使用这三个概念, 未必对它们有着清晰的理解和严格的区分。黑格尔就曾说过,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词, 往往是我们最无知的东西。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将三者混为一谈, 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当成经济发展, 往往认为GDP高速增长了, 就是经济发展了, 而经济发展了, 则社会也就发展了。不仅如此, 就连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此看法, 特别是对前两个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这两个概念并列使用, 在同一篇文章中表述经济总量增加时, 时而用“经济增长”, 时而用“经济发展”, 或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并用;有的虽指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但又认为这种区别可以忽略不计, 两者可以交互使用。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就认为,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互相代替使用的两个名词”[1]。其实,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发展, 它们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提升国民快乐、幸福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定义来看,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扩大。其具体表现为人均GDP的增长。经济增长主要有四层含义:首先, 经济增长的主题是生产, 而不是交换和分配。其次, 经济增长的中心是产量, 而不是消费。再次,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产量的增长, 而不是产量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说, 产量增长只与物品和劳务相关, 而与福利和幸福等关系不大。最后, 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是人均产量的增长, 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因人口增加或投入生产的人力的增加而导致的总产量的扩大, 不见得就是经济增长。因为经济总量增加而人均产量停滞甚至下降的例子并不少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大量而又快速地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生产技术的革新和进步。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 一部经济增长史就是一部技术进步史;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
经济发展,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保持持续和协调的健康运行状态。其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出现的经济结构的优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适度, 绝对贫困的逐渐消除等。其一, 投入结构和产出的优化: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 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过渡;从农业到工业, 再到服务业比重的递增。其二, 生产水平的提高:从粗放式生产到集约化经营管理的转变, 发展循环经济, 注重绿色人均GDP的增长, 单位产品的能耗低、污染少, 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产品是按需生产而不是盲目生产。其三, 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适度:几乎不存在行政性垄断与行业性垄断现象, 充分地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不同阶层和人群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财富的收益大体公正、公平, 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其四, 绝对贫困的逐渐消除:按照国际公认的提法, “绝对贫困”是指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绝对贫困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的发展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逐步地消除这种不良现象。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首先, 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从1980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开始筹建, 到现在已走过了27年的创业历程, 一个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 已迅速发展为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都市, 并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深圳的发展速度, 可以说创造了人间奇迹。1979年以来, 深圳GDP年均增长28.8%, 人均国民收人年均增长29.8%, 这是中外罕见的。工业生产总值迅猛上升。1979年, 全市的工业产值只有6 000万元, 到2003年底, 已上升到5 100亿元, 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44.5%, 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1979年,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930万美元, 到2003年底, 已上升到1 173.99亿美元, 年均递增38.6%, 平均三年时间翻一番。深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基地, 而且连续十二年居全国23个大中城市的首位。财政收入年递增速度为38.7%, 成为中国大中城市中第三位的财政大户, 仅次于上海、北京。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速度为29.8%, 成为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2]。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应当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高速度, 就没有高效益。深圳经济的发展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 有了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 曾经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事实。1958年的“大跃进”,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23.5%, 后来被迫进行三年调整, 1960—1962年的发展速度分别降落为:1.4%, -29.7%, -6.5%, 经济周期的峰谷落差达到51.7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其教训是深刻的[2]。在国外的经济发展史上, 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例如, 克劳尔在1966年以《无发展的增长》为题, 发表了他对利比亚经济的研究论著。他发现, 利比亚的人均收入虽有大幅度上升, 但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公司投资开发石油并出口到欧美造成的。利比亚的技术标准、人力资源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 而且, 因石油出口而增加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利比亚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是拉大了贫富差距。由此可以看出, “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 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就大体水落石出:经济增长是手段, 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重数量, 经济发展重质量;经济增长讲规模, 经济发展看结构;经济增长求速度, 经济发展论水平。简而言之, 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量的变化和积累, 经济发展则是指经济的质的演进和提升。因此,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否则, 将会导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比例失调、社会不公以及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后果。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由上文得知,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是否就等于社会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 学界几乎异口同声,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可以等质代换。依笔者之见, 尽管二者之间差别不大, 但仍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于社会发展,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对 (社会) 发展作了如下论述:“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 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 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 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第一, 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数量, 并扩大他们的分配;第二,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 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 更好的教育, 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用来增进物质福利, 还用来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第三, 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 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与其他任何民族国家有关, 而且与物质和人类痛苦的力量有关。”[3]
根据托达罗的论述, 我们认为, 社会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持续和协调的发展。其具体表现为:财富分配趋向公平, 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国民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在合理的限度内得到普遍的提高;预期寿命延长, 婴儿死亡率降低, 医生与患者比例提高;通过适龄儿童入学率、辍学率、大学生比例、研究生比例等指标, 反映教育的普及和办学层次的提高;森林覆盖比例, 绿地分布, 水土资源保护, 污染治理状况等得到普遍改善。
社会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社会发展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治理和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 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动提高。
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 它既包括物质文明的进步 (经济发展) , 也包括政治文明的提高以及精神文明的提升, 是三者的协调统一。社会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发展, 但它本身却不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子集, 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经济增长发展、社会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的关系
快乐与幸福, 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因此, 快乐和幸福问题, 应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快乐的意思是“感到幸福或满意”[4]。幸福的意思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生活、境遇) 称心如意”[4]。从这两种解释来看, 快乐与幸福几乎是等同的, 这也难怪不少人将二者混淆, 彼此不分, 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笔者不揣浅陋, 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快乐与幸福既有根本的区别, 亦有一定的联系。
二者的主要区别:从时间上说, 快乐是流星, 转瞬即逝, 幸福是恒星, 悠久绵长;从深度上讲, 快乐是地表水, 易蒸发, 易污染, 幸福是地下水, 较稳定, 较清洁;从广度上看, 快乐是小溪, 流域有限, 幸福是大海, 浩淼辽远。二者的主要联系:快乐是幸福的理由, 幸福是快乐的结果;快乐的人未必幸福, 幸福的人一定快乐;为了追求快乐, 人们一般不会以痛苦为代价, 为了追求幸福, 肯定有人会以较大的痛苦甚至生命为代价。概而言之, 快乐是短暂的、表层的、微小的心情舒畅, 幸福是长期的、深层的、丰厚的心情舒畅。正因如此, 追求幸福成为每个人的终极目标。
如前所述, 经济增长了, 经济未必发展, 但经济增长不会劳而无功的, 它至少会产生一种效应, 那就是能够给一国的国民带来快乐。经济发展了, 社会也未必发展, 但 (下转44页) (上接15页) 它却能够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国民的幸福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其他方方面面都发展了, 即社会发展了, 国民才能享受到货真价实的幸福。简而言之, 经济增长发展、社会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的关系是:经济实现增长, 国民肯定快乐;经济得到发展, 国民可能幸福;社会和谐发展, 国民才会幸福。
余论
在当下中国, 总体而言, 国民是快乐的, 人们正坐着快乐之船上驶向幸福的彼岸。在达到幸福彼岸之前, 可能遇到“房价飞涨问题, 贫富拉大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等诸多暗礁或冰山。解决这些难题, 仅仅靠提升生产力、发展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还要靠科学合理的体制。其中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 引导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意识, 摆脱以“速度、形式”论英雄的政绩陷阱, 致力于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惟有如此, 国民乘坐的航船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摘要：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侧重量的变化和积累;经济发展注重质的演进和提升。经济发展亦不等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经济增长只能让人们产生短暂的快乐, 惟有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方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幸福。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快乐,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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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体会“国民幸福总值” 篇10
小国寡民的幸福追求
说起来，不丹的确与“小国寡民”状态十分合拍。根据该国资料，不丹领土面积38394平方公里，2001年人口约70万。
“小国寡民”要使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不丹土地大部温暖肥沃，不乏山珍美蔬，尽管不杀生，肉食却都能从印度进口，而帕罗宗的鲑鱼因为过于鲜美成為例外，是该国公认的美食；不丹女孩的传统服装尽显优美婀娜，但传统工艺织一件就要花去一年时间，可见其考究；不丹多数民居屋顶都是宽大而独特的双层结构，遮阳、隔热、挡雨、防潮的效果都不错；不丹人笃信藏传佛教噶举派，尊之为国教，往往最是胜景处就是民众构筑庙宇寺院的最佳所在。
“甘美安乐”四全，但这样的生活终归平淡，不丹人在安静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山谷里自有其释放剩余体能的通道。
不丹男人嗜酒。除了家酿，他们下班后喜欢到小酒馆里，沽上店员用铜量杯称出的20毫升威士忌，再要一瓶矿泉水，慢兑慢饮。晚饭后再来再喝。
“为什么不在家里喝呢，在这儿喝一杯得1美元呢！”在酒吧里，记者问了个甚是“浅薄”的问题。“在家里喝不是这个味，”喝酒者眯着眼指了指酒馆——除了墙上挂着张妖冶的欧美女郎，其实酒馆没什么装饰，记者倒是注意到他边喝边借兴与刚在酒馆认识的酒友神侃海聊——“我其实也没多少收入，但不喝酒天天干什么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话虽如此，不丹人喝酒还是很节制的。在不丹采访逗留近半月，记者时常出入饭馆酒肆，并未见到醉酒者。只是在每天夜晚11点左右，廷布街头的狗总会被意兴阑珊的酒足归家者搅扰，报以几声吠叫——这个概莫能外。
舞会是廷布年轻人的能量策源地。在廷布街头，如果问一个年轻人，晚上该去哪里消遣好。他多半会眉飞色舞地告诉你：“等到星期三晚上吧，可以去舞厅跳舞。”舞厅只在周三晚上可以经营到午夜。
“穿着民族服装跳民族舞蹈吗？”不丹女性平日多穿着其传统服装。“不。女孩们和你穿得一样，牛仔裤，T恤衫；迪斯科，音乐震得你心跳，扭动得让人大汗淋漓的那种。”记者所住宾馆对面的一个年轻男店员描述。
也因此，每逢周三晚，廷布的流浪狗总是难以睡得安稳。
不丹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卖烟的国家。2004年12月17日起，不丹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销售香烟，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
然而，夜里从酒吧小巷出来，竟有小贩一点也不掩饰地问：“买烟吗？”禁烟令对违法者课以重罚，但竟也有缺口。而这，就是禁烟造成的“黑市”了。
不丹小贩一般只卖一种印度产10支装的香烟。在禁烟前每盒25努扎姆(约合人民币4~5元)，禁售香烟后，价格在廷布翻了一番，“到了中部最高可以卖到150努”。记者到过不丹的5个宗县，发现买烟并不困难。
幸福理论的不丹局限
不丹的百姓看来很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已延伸、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不丹研究中心设计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Happiness)。该指数概念成形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创设，现在几乎成了不丹的一张名片。
“我们根据不丹统计局的数据来测算幸福指数，现在连廷布的老百姓都在讨论它了。”不丹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多吉说——他或许还不了解，现在全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动辄举着GNH挞伐GDP(国内生产总值)。
负责不丹研究中心事务的平措送给记者一本大部头的《国民幸福总值与发展》。他特地向记者介绍国王在书的前言里对GNH的定位：“GNH比GNP(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平。”临别廷布前，记者再次拜会不丹研究中心，平措则再次强调了他的认识，并嘱咐，“书的印数很少，希望仔细阅读。”
“国民幸福总值”主张促进并平衡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这四个方面，从而提高指数水平。应该说，不丹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逐步形成并实践“国民幸福总值”，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发展的社会文化内涵，确实难能可贵。
但该指数目前仍不能提供一套可以精确度量的测算方式，仍是概念性的。不过，这个概念却成为全球诸多学者针对GDP的“匕首和投枪”——“大部头”书里就有不少GNH和GDP间的刀光剑影。
只是，新鲜理论往往激起人们热烈的浮躁，溢美之词常常在有意、无意中，让人们忽略了对新理论局限条件的讨论。就“国民幸福总值”来说，它在不丹的诞生和应用至少有三个很突出的原因。
首先，不丹近乎全体民众，包括移民到此原本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人，都信仰藏传佛教噶举派。受宗教的影响，官方对“幸福”这种主观概念的强调在民众中比较容易接受。在不丹研究中心出版的“国民幸福总值”研讨会论文丛书的第二部分，前四篇都在讨论佛教与创造幸福总值的关系。
另外，不丹近乎与世隔绝，它未能与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交，2001年才在国内开放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市场——“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比较容易培育孤立的幸福：不丹远离喧嚣，几乎没有不丹人讨论“巴以冲突”和“阿富汗绑架事件”这些国际大事；记者在不丹期间，除了不、印关系外，不丹三份英文报纸一共只刊登了一条国际时政新闻。纷扰远离不丹，已经很“幸福”的不丹国民因此更有条件只去关注幸福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恐怕可以用来解释“国民幸福总值”在不丹出现的根本原因。不丹拥有优厚的资源禀赋，其水利资源丰富，只对印度出口的电力多年来一直是它的第一创汇产品。通过卖电就已成为南亚最为富足的国家之一，这种天赐的幸运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常常听闻对不丹“幸福总值”的追捧，可是，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像不丹这样的幸福环境。GNH对于GDP或许是更高的追求，但对于那些仍需关注民生冷暖的国度来说，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专注于对GDP的追求恐怕是不得已的必须，而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也是难免的。
民主，无花果
“民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国王为什么要民主，但我们相信国王。”廷布的市民记者说。
1998年，不丹国王辛格出人意料地解散内阁，宣布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并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5年底，辛格又宣布他本人将于2008年前退位，将王位交给儿子，2008年举行首次全国大选，组建民选政府。
可能于年底正式登基的五世国王凯萨尔走遍了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臣民说明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因此，当地媒体人士对记者说：“这是国王‘强加’给不丹人的民主。”
但也有一些不丹人热衷于这种新现象。20几岁的卡玛是人民民主党青年组织的全国总协调人。他兴奋地对记者说，他已经辞去了在一家外企的工作，全身心投入选战。8月6日，不丹人民民主党第一个登记参加竞选。
“政府会给我们两个政党同样金额的一笔竞选经费。目前，我们青年协会的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都捐了些钱，我从那些捐款里拿报酬。”卡玛说着，还是浮现了些不安，“只是，政党间不同的政治利益及其竞争可能会让我们的人民学会自私。”
“不过，两个政党都不会反对国王，因此在根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卡玛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有把握。
不丹人民民主党登记后，该党对其标志能否通过选举委员会的认定而心存疑虑。该党提交的标志是青天黄日背景下一匹奔腾的白马。“选举委员会的官员说，我们不能使用蓝、黄、绿、红这四种颜色，”该党发言人颇有些担忧。黄色在不丹象征王权。
8月18日，该党获得确定的标志是，浅蓝色圆圈，内绘一批白色奔马。而另一政党，不丹幸福党的标志是从上到下由蓝色过渡到白色的圆圈，另绘三只飞鸟，应是国鸟渡鸦。也就是说，两个党的标志都只有三种颜色：蓝色、白色和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