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警察

刑事警察（精选十篇）

刑事警察 篇1

一、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现状

党的十七大以来, 公安高等教育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 坚持服务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宗旨, 坚持服从构建“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的需要, 努力建设具有中国公安特色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 已发展壮大成为国内最大的行业高等教育体系之一, 发挥着公安专门人才培养、在职民警培训、公安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服务公安实战的重要作用。本文拟从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教学与实验实训内容等三个方面梳理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 人才培养模式

自2008年实施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以来, 公安高等院校重点为中西部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 (市) 级以下公安机关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参加培养的公安高等院校由17所增加到31所, 共设置30余个本、专科专业 (专业方向) , 形成了专科、专升本、本科第二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多层次培养体系。截至2012年7月, 全国公安高等院校共培养输送了28872名体改毕业生, 约占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培养总数的75%。[1]目前, 体改学生与普招学生共同构成了我国公安高等教育的主体, 学历层次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 (硕士和博士) , 本文以笔者所在院校为背景研究本科层次公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路线。公安院校内本科层次的学生分为三种招录培养形式, 第一种是与普通高等院校一样通过高考进行全国统招培养的四年制学历学位教育, 第二种是招录本科毕业生进行第二学士学位培养的两年制学位教育, 第三种即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下的两年制学位教育。

(二) 教育管理体制

世界各国的警察体制因国情、历史和政治、法律制度不同而各不相同, 其警察教育管理体制也不相同。多数研究者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集中管理体制, 即中央和地方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中央警察部门设置教育培养的专门管理机构, 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警察教育, 地方只负责本地区警察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教育培训经费由国库承担。如法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泰国、前苏联国家和东欧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分散管理的体制, 即中央与地方警察机关没有直接领导关系, 地方警察机关只接受地方自治政体的领导。全国没有统一的警察教育管理机构、教育培训规划和教学计划。如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第三种类型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既保持中央警察机关对地方警察机关的领导, 又实行地方警察机关接受同级地方政府领导。中央警察机关设有专门的警察教育管理机构, 负责全国警察教育训练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制定警察教育的总体发展规划、院校布局、教育训练计划等, 并承担高级警官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的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实行这种体制的有英国、德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2008年实施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之前, 我国公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属于第一种类型即集中管理体制, 统一由公安部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和经费划拨, 学生毕业实行统招统分。2008年实施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之后, 我国的公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过渡为第三种类型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这种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针对体改生, 由公安部统一审核和发布中西部各县 (市) 公安机关的职位需求, 面向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实行“先入警再培训”, 定向招录、专业培养, 以公务员考试作为入学考试, 毕业之后, 进入定向单位工作。在培养期间, 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补助由财政部划拨到各省级公安厅, 学费由省级公安厅统一支付给培养院校;生活补助由省级公安厅支付给学生。普招本科生和普招二学位学生还是采取集中管理的模式, 普招本科生通过高考进行招录, 普招二学位通过专业课考试进行招录, 培养经费由教育部划拨, 学费由学生自付, 上述学生在毕业前参加公务员考试, 根据其公务员考试成绩参加应聘、政审和体能测试等环节进入工作单位。由此可见, 我国现行的警察教育模式三种类型的学生实行两种教育管理体制。

(三) 教育教学 (含实践教学) 改革

笔者所在院校为首批承担体改学生培养的公安院校, 自2008年以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公安部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公安教育训练工作会议精神, 服务公安中心工作, 加强内涵质量建设,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率先于2009年制定了体改生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学制、学历与学位、课程设置、教学进程、实践教学、考核等几大方面。在课程结构上, 包括通识课平台、专业课平台和素质拓展课平台。为进一步将公安教育与体改学生的知识结构相衔接, 将人才培养目标与用人单位的素质需求相挂钩, 学校于2011年启动了体改教学课程改革计划, 选取了“种子课程”作为重点改革的课程。各个承担体改班课程改革的教学系, 成立了以课程为枢纽的课程组, 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实训、实战等方面经过研讨、打磨、成型、试讲、学生座谈反馈等环节, 形成了专门针对体改班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还形成了将学校与用人单位相衔接的见习、实习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 学校又于2013年启动了新一轮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不断提高公安本科教育教学 (含体改) 质量。

上述改革均是我院率先在全国公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也是我院建设国际一流刑事警察院校的支撑和主体工作。

二、从国际化视野审视我国公安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学生层次参差不齐, 学生知识结构、学习动力、职业兴趣不尽相同, 对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

由于我国公安高等教育在本科层次存在三种类型两种体制的学生, 而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动力、职业兴趣各不相同, 这对公安院校原有的本科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 招录学生的专业跨度大, 如有本科为文科的学生学习刑事科学技术 (理科) 的内容, 本科为艺术类学习侦查学的内容, 另一方面, 招录学生对警察职业认识不足, 职业理想不充分, 部分学生仅仅是为了有一份工作或进入公务员序列而报考, 这给学生学习和教师开展教学都潜伏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另外由于在校时间短, 学习内容多, 很难做到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的平衡, 教师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教师不易把握。

(二) 管理部门、培养单位、用人单位衔接不足, 造成管理脱节, 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三种类型两种体制的本科学生的教育管理部门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教育部和公安部, 第二个层面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公安厅 (局) 和培养院校, 第三个层面为市 (县) 级用人公安机关。在实践中, 这三个层面的教育管理部门衔接不足, 甚至到学生毕业离校之后, 培养经费才能到位, 影响学校的经费运行, 还影响学生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习态度, 另外, 上述三个层面各部门缺乏联系, 造成培养院校一头热, 而用人单位却抱怨培养质量不高的局面, 不利于提高体改人才培养质量。

(三) 应用型、实战型人才培养对通识教育的冲击

在公安高等教育内部两种教育管理体制培养目标并不十分融洽, 体改生要培养实战能力强的专才, 而普招学生要培养基础宽泛的通才。要在时间周期短的情况下培养应用型、实战型人才, 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环节则会集中在公安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上, 有的课程可能会走马观花式的一扫而过, 未能切实促进学生形成对公安工作的认识和能力的形成。

三、借鉴国外警察教育的有益经验建设国际一流刑事警察院校的对策

(一) 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实现警察录用、培养、晋升教育一体化

世界各国警察教育主要有警察职业教育和警察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主要是进行培训,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警察工作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警务技能, 这种模式不计学历, 也不授予专业学位。第二种模式是除上述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警务技能的培训之外, 还要进行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即警察职业教育与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 这种教育模式与相应的学历、学位挂钩。我国现行的公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需将警察录用、培养和晋升教育作为职业发展的整体范畴考虑,

进一步将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相结合, 研究两者有机结合的新机制, 实现警察录用、培养和晋升教育一体化。

(二) 建立健全公安教育训练管理体系, 为公安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制度、经费等全方面的保障

健全的公安教育训练管理体系是公安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开展的保障, 也是体系有效运行的组织基础。通过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建立教育部、公安部,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公安厅 (局) 、培养院校, 市地用人公安局三级公安教育训练行政管理机构, 统一组织协调本级公安机关内部的公安教育训练工作, 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职责清晰、任务明确, 协调配合、责权统一的公安教育训练组织管理格局, 切实实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协调有序、保障到位。

(三) 形成以通识教育为基础, 贴近实战的课程体系, 注重培养学生的警察核心职业能力和核心职业品质

美国警务系统向全世界推行的美国警察文化、充分体现出美国警察教育的内涵, 强调美国精神塑造和强国创造, 以韩国、埃及为代表的东方综合模式警察教育为综合教育, 都具有强烈的本国特色。因此, 在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下, 我国公安高等教育须在院校层面, 有效协调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冲突, 才能符合基层公安工作的需要, 才能实现公安教育“大教育、大培训”的顶层设计。

首先, 要调和通才与专才之间的矛盾, 抓住素质和能力两条主线, 形成以通识教育为基础, 贴近实战的符合普招生和体改生的两种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教师能熟练在两种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之间转换。

其次, 在培养学生警察核心职业能力能力同时, 加强学生警察核心职业品质教育。警察核心职业能力能力包括熟知办案工作程序, 能自觉运用侦查、技术策略, 会妥善处置和处理犯罪现场, 实施恰当的办案措施等。警察核心职业品质包括执政为民、公平公正执法的从业理念和思想, 认真严谨、攻坚克难的无畏精神, 以及结合院校办学特色和校史校训, 形成围绕忠诚、服务、纪律、公平、正义、热爱、敬业、文明、法治等品质而整合形成个性化的警察核心品质。

摘要：公安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升格和改革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为公安工作输送了数万名公安专业人才, 在当今犯罪日益国际化、智能化、集团化的趋势下, 研究国际一流刑事警察院校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本文以公安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管理体制为背景,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分析了公安高等教育的现状, 结合笔者所在院校的实际, 从国际化视角, 剖析了公安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并借鉴世界各国警察教育的经验, 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公安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盛若蔚.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党建工作[N]人民日报.2014.5.30

[2]朱珍华.公安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战略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7月

[3]冯倬琳, 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

[4]范瑛, 卢兆民.美国警察教育培训经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公安教育.2013年第5期

[5]刘国民, 何正泉.我国公安教育模式的改革探讨[J]现代企业教育.2012年6月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考研成绩查询 篇2

各位考生：

现将我院2016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查询方法及复核申请方法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成绩查询方法：

1.我院考生初试成绩查询网址为：123.56.86.27:8080/graduate/npuc.jsp，提供查询服务的时间为2月15日～3月1日每天9：00～21：00，请自行查询。

2.考生也可登录研招网进行查询。

二、成绩复核申请方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的通知》（教学〔2015〕10号）中的规定：“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需要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内（一般须在教育部公布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之前）按有关程序提出书面申请，相关单位应当组织专人按照规定进行认真复查，复查过程中如发现漏判、成绩累计、登记错误的，应当出具修改报告（加盖公章），连同试卷及相关材料（经评卷小组组长、相关院、系（所）评卷负责人及分管校长签字）一并报所在省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经确认批准后方可改动成绩。相关单位应当及时将复查结果通知考生本人。”及《关于辽宁省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公布及复核的通知》（辽招考办字〔2015〕175号）中规定“全省统一网上评卷科目，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考生申请复核时，每科次需向招生单位上缴10元复核费”的规定，考生可以申请复核初试成绩。

如考生认为确有复核的必要，请填写成绩《复核申请表》，由考生本人于2月18日-19日携带本人身份证、签字的.复核申请表及统考科目复核费（复核政治理论、英语一、数学一、数学二、西医综合、计算机学科综合科目，每科次复核费10元）到研究生处提出申请，逾期不再受理，复核结果于2月28日后反馈。

三、其他

我院不再邮寄书面的成绩单，确有需要的考生可自行打印成绩查询系统的本人成绩查询结果页面，于3月22日到我院研究生处用印。

特此通知。

附件：《复核申请表》

研究生处

小警察敲诈老警察 篇3

据悉，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涉案警察目前已被停职。

据此间媒体今天报道，老警察名叫詹才良，是惠来县交警一中队指导员，有二十多年的从警经历，曾因与歹徒搏斗而立功。他对自己近日的遭遇气愤不已。

据詹才良简述，今年七月，詹名下的一部吉普车因搭载一毒品案件嫌疑人被陆丰市刑警大队扣留。八月二十八日晚，他接到陆丰市刑警李某的电话，告知其吉普车与毒品案无关，让詹前去领车。到了陆丰，李带屠到宾馆开了一间房，说要“谈谈车的问题”，问詹“打算怎么办”。

“既然车与案件无关，为什么还不放车呢，”詹问。

“你有没有带钱来，”与李一同去宾馆的刑警刘某单刀直入，“如果不拿喝茶的钱来，那车就不知道哪天才能放出来，直到烂掉为止。”

“我身上有五千元人民币，大家都是同系统的，帮忙行个方便啦。”詹说。

”五角钱(当地黑话，指五千元)，做盐不咸，做醋不酸。有什么用，”两个年轻警察不答应，“你也是当过队长的，还不知道行情，三天内你至少要再拿‘七、八角钱，来，才能放车。”

詹当时愤怒了，离开宾馆后决心告倒这两个年轻警察。以后，每次与李、刘二人接触，他都暗中用微型录音机录下全部过程，先后录制了一百二十多分钟，连李在车上数钱的声音都录制得清清楚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詹带着一沓一万元现金来到陆丰。李、刘二人径直上到詹开来的车上，清点过钱数后，李说他们马上就回去找领导放车。等到晚上六时左右，两人却推说领导在开会，让厝回去等通知。

几经周折，直到十月底，詹才领回吉普车。临走，又被索要了五百元修车费，且没有任何发票。而此时的吉普车已经打不着火，检查后发现蓄电池已被换掉。

詹把举报信寄出前，曾打电话给李，明确说要告他们。李在电话中表示可以私了。但此后詹再也没打通过李的电话。

据詹介绍，他曾问过李、刘两人，省公安厅三令五申，整顿作风，严肃纪律，你们怎么敢顶风作案，而李、刘两人的回答让他十分悲哀“整就整呗，反正就是一种形式。”

刑事警察 篇4

面对目前日趋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和警察身体健康日趋恶化的现状, 作为培养预备警官的公安院校, 应该将体能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 为公安一线培养、输送合格的人才。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 可以真实了解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生警体训练行为及体能训练的现状, 进而提出提高公安院校学生体能训练质量的建议, 力争为全面提高公安后备人才质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校本科学生体能训练现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目的, 笔者查阅关于此方面的论文20余篇、专著多部, 了解本领域的研究现状, 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 为本文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2.2 访调法

访调体能训练教官, 了解目前的教学现状。对警体训练的专家、教授进行访谈, 了解其对警察体能训练课教学改革的看法和设想。通过访谈调查取得有利于课题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2.2.3 问卷调查法

为全面了解我国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校学生体能训练现状, 本人设计了学生问卷, 对随机抽取的在校四个年级本科学生分别发放问卷80份, 共回收问卷316份, 回收率98.8%, 有效问卷316份, 有效率100%。

2.2.4 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运用百分比进行统计, 然后运用先进的SPSS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2.2.5 逻辑分析法

运用归纳、类比、综合等逻辑分析法对各种分析法进行探讨, 论证有关结论与建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对不同年级学生体能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不同年级学生体能状况进行了调查, 年级之间学生体能水平存有较明显差异, 低年级学生体能状况普遍好于高年级。学生入学后, 通过公安院校较为系统的警体训练课训练加上课下体育锻炼, 体能水平提高较快, 进入二年级体能水平获得保持及进一步发展, 但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 三、四年级学生的体能水平则呈明显下降趋势, 尤其毕业年级学生下降的更为显著。说明在校学生体能发展水平不均衡且态势不理想, 高年级学生的体能状况不容乐观, 将成为今后警体教学训练工作的重点。

调查结果显示, 高年级学生体能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年级学生缺少系统有效的身体训练, 尤其缺少减脂、瘦身的体能训练, 体型发胖的同学增多, 整体机能水平下降。

3.2 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体能训练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不同年级学生参与体能训练情况进行调查, 学生参与体能训练的形式大体为以下3种形式:专门的体能训练课;涉及身体训练的技能课;课外体育运动和竞赛活动。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一年级学生开设专门体能训练课, 二年级学生开设擒拿格斗警务技能训练课, 在上述必修课上, 学生能够接受较为系统的体能训练或参与涉及提高身体素质的训练, 但随着年级的升高, 这种必修的课程没有了, 面向三、四年级学生开设的警务实训课程转为射击、查缉战术等, 该类课程基本不涉及体能训练内容。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低年级学生有专门的体能训练课程和涉及身体训练的技能课程, 因此, 低年级学生警体训练行为表现为有规律的体能训练要多于高年级学生。

通过表1可以看出,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生课余时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同学占34.2%, 偶尔参加体育活动的占44.0%, 很少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占21.8%, 统计数字说明,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不够高。

表2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低年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情况明显好于高年级同学。经过进一步调研得知,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生进入高年级, 公安工作见习和实习增多, 在校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减少, 原有的课余健身习惯和条件都受到影响, 另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年级学生社交更趋于广泛, 兴趣取向更加趋向多元化, 精力分散度也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 因此, 高年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有效时间普遍要比低年级学生少。

有关研究表明, 要想达到良好的体能训练效果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因素:锻炼频度为每周3至5天;锻炼强度为最大心率的60%至90%, 或最大摄氧量的50%至85%;运动持续时间为有氧运动15至60分钟。持续时间根据运动强度来确定。低强度的运动可持续较长时间, 因为锻炼效果主要取决于一定时间的运动保证, 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每周少于2次, 强度低于最大吸氧量50%, 每次少于30分钟的身体锻炼, 不利于增强人们的体质与体能。所以,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低年级学生警体训练行为比高年级要积极, 相应的体能状况也优于高年级学生。

4 建议与对策

4.1 加强学生从警的职业教育, 增强学生自觉锻炼的意识。

4.2加强警体训练的课程建设, 针对性不同年级学生开设体能或涉及身体训练的显、隐性训练课程, 紧密结合刑警执行任务的特征使体能训练做到科学性和系统性。

4.3 改善警体训练场馆设施条件, 为学生创造更为丰富多样的体能训练实践条件。

4.4 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毕业和就业时的体能考核, 统一并严格执行公安机关录用警察的体能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贵玉君.人民警察素质测评研究[M].北京:公安大学出版, 2004:2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教育局.警察体育[M].群众出版社, 1998.

[3]宋万年.警察体育概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3.

刑事警察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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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 篇6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刑事和解制度 司法改革 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7（a）-0039-01

1 刑事和解的内涵和特点

1.1 刑事和解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一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制度，双方通过协商，加害人以道歉、赔偿的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对其从轻处罚。刑事和解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一大创举，美国于1995年将其正式合法化。它有助于弥补被害人受到的创伤，维护其合法利益，也给予加害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同时减少了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有别于“私了”，它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下进行，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和正当性，能够保障加害人与被害人充分阐明各自意见，以双方认可的方案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刑事契约。

1.2 刑事和解的特点

一是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刑事和解制度首先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精神和物质的补偿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加害人通过和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获得了从轻处罚或免于追究的处理，有了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二是以双方自愿为基础，和解过程中必须完全尊重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意愿，通过第三方的调停，最大限度的修复由加害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三是以精神、物质补偿为表现形式，加害人应真诚悔罪，向被害方赔礼道歉，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从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四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民间和解的区别在于，它必须在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最终达成的协议也必须有司法机关加以确认。

2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2.1 理论依据

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出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理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理论是恢复正义理论，它强化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反对国家司法机构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希望司法程序能够弥补加害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同时被害人、加害人和社会应当拥有一定的司法参与权，共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平衡理论认为平衡状态是最优化的状态，当犯罪行为发生后，法律应当保持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状态，当犯罪行为将原有的平等和公正的原则打破后，通过刑事和解制度来恢复原有的平衡。而叙说理论则是一种精神分析治疗的手段，通过被害人的叙说和控诉，使双方的矛盾得到化解，恢复被害人的精神创伤。

2.2 可行性分析

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可行性高。首先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其倡导的以和为贵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思想有利于在司法案件中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其次和解一直以来就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化解纠纷的重要调节手段，调节制度最早始于我国奴隶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4年，国家就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它标志着人民调节制度在中国的的最终确立，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弊端

3.1 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刑事和解制度中受害人一般更注重于物质上的补偿，这种状况下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效果有可能违背法律的平等原则。作为加害方，富人能够通过支付高额赔偿金获得刑事上的免责，而低收入群体因无力赔偿只能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刑罚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犯罪行为处理不一致，客观上违背了刑事基本原则。

3.2 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在刑事和解制度下，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当加害人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也拥有免于刑事处罚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加害方通过与司法人员的不正当交易获得于己有利的处理。而现行刑事和解制度下又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容易造成司法机关社会公信力的降低。

3.3 赔偿标准规定不明确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真诚悔悟、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是双方和解的主要方式，而经济赔偿是是最为常用的方式，也是加害方与被害方在和解中最难达成一致的地方。而刑事诉讼法中对具体的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狮子大开口的现象十分常见，不利于当事双方矛盾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恢复，背离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

4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措施

4.1 建立和健全配套机制

应建立和健全刑事和解制度下的相应配套机制，如社会援助机制、国家补偿机制及帮教制度等，能够在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给加害人真诚悔过、重返社会创造条件。社会援助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对被害人进行心理辅导和救助，能够有效平复被害人的创伤，使之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国家补偿机制以国家的行为承担帮助被害人的责任，维护了法律平等的原则；帮教制度通过心理辅导、职业培训等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加害人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2 加强监督机制

作为新型的刑事问题处理方式，刑事和解制度仍有其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司法机关角色定位尚不明确，其拥有的裁量权过大等等。因此需要完善监督机制，对刑事和解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明确司法部门的权力和职责，规避和解过程中出现司法腐败现象，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4.3 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就必须从明确赔偿标准、适用阶段和适用范围等几方面入手。赔偿标准的明确，能够使受害人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同时也杜绝漫天要价现象的发生；刑事和解适用阶段和范围的明确，能够使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中有法可依，有效解决司法机关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保障刑事诉讼应有的秩序性，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朱巧红.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J].吉林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5（1）：59-61.

[2]高瑞峰.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1.

[3]李志鹏.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4（7）.

论警察道德对警察权力的制约作用 篇7

警察权力具有的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警察权力与道德有着内在联系。因此从警察权力运行过程中来分析, 探讨警察道德在其中起的作用, 对于人民警察正确行使国家依法赋予的权利, 发挥权力的正效应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警察道德是约束警察权力发内在力量

警察权力的特点告诉我们, 警察权力需要制约。实践“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积极实践“以德治警”方略, 是体现警察道德对警察权力制约的重要表现, 重点抓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 必须坚持“以德治吏”

突出“以德治吏”, 是由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和当前干部队伍现状所决定的, 各级领导干部在以德治警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公安机关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从部分地区、局部范围上看, 少数领导干部不能遵循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要求, 有的甚至违法乱纪, 腐化堕落, 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形象, 削弱了领导干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因此, 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道德修养, 可以这样说, 以警察道德制约警察权力能否取得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是否能以德正人。基于此, 目前必须认真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 选拔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德为首;第二, 领导干部在履行公职时必须坚持以德施政;第三, 领导干部在物质利益上必须坚持以德为本。

(二) 必须坚持以德治警

实施以德制警关键是要发挥道德在治警中的作风, 建立在与之相配合的治警道德体系。而新型道德体系的形成、发展丝毫也离不开思想道德教育。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和部分市场主体的本位性与维利性等导致的功能缺陷, 反映到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政治生活领域, 极易导致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这就迫切需要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功能, 使广大民警在内心构筑一道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袭的坚固思想道德防线。

(三) 警察道德作为主要依靠警察的内心习惯和信念来自觉实现的行为规范,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推崇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宣传和宏扬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观念。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两种道德观发生激烈的碰撞, 少数人经不起考验, 道德防线被冲破, 进而严重违法违纪。因此, 思想道德防线是反权力腐败的第一道防线,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坚持以德养廉, 是依法治警, 搞好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证。

二、以警察道德制约警察权力的现实意义

当前, 我国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浮躁情绪, 特别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紧密结合。但是法治一是有范围权限, 二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而不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的, 其力量和触觉范围是有限的, 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法律不能调节的地带。所以, 我们应该在实行法治的同时, 还要重视德治。人民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除了其肩负的职责不同于其他行业外, 还必须具备能够胜任、能够完成其特殊使命的高于一般普通公民的职业道德。因此, 在实行依法治警的同时, 加强以德治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加强以德治警对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作用

以德治国的成败取决于行政体系的道德化, 而人民警察普遍的道德状况则是行政体系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首先, 人民警察是公共行政的实施者, 人民警察道德状况的优劣良莠, 直接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和政府形象的树立;其次, 人民警察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是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聚焦中心, 警察职业道德建设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 实施以德治警, 提高人民警察的道德修养, 是推行以德治国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二) 以德治警是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加强和改进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

当前, 广大公安干警的素质是好的, 这是主流。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当前队伍中还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部分公安干警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民警身上, 但如果得不到切实解决, 公安队伍就难以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究其原因, 与体制、管理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有些人民警察道德失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成因和危害就尤为值得我们的注意。

1、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公安工作也受到市场逐利原则和交易原则的影响, 将公安行政主体导向用权求谋利的方面。

2、目前公安民警的工资水平还比较低, 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而且与国内某些行业的收入状况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

3、道德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道德真空。原先较普遍的道德信念在一些人心中淡化、丧失, 而新的道德信念又还没有在他们心中培养和建立起来, 产生了道德空白。

三、对以警察道德制约警察权力的建议

(一) 必须从德育的深刻内涵去研究如何以德育警, 以德强警

以德育警的核心要坚持从全局利益出发, 用“三个代表”去统领和支配以德育警的全过程, 从队伍建设的高度把以德育警融会贯通, 使队伍建设工作在以德育警的前提下得以全面的提高。

(二) 以德治警必须紧紧地与依法治警结合起来

法律不同于道德,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规范人民的行为, 而道德则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与道德通过不同的方式, 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 相互渗透, 共同规范人们的行为, 协调人际关系, 维护社会的安定。

(三) 以德治警必须和体制建设结合起来

道德是由社会关系, 特别是经济关系决定的, 完善规定各种社会关系的体制对改善警察道德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把体制建设和警察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是以德治警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四、警察道德是保证警察权力顺利地由潜在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变的必要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 警察权力是一种潜在的权力, 即一种尚未变成现实的支配能力。警察执法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潜在权力变成现实权力, 即通过民警命令成意志的表达对当事人形成压力并使之服从。警察权力由潜在形态向现实的形态转化, 必须凭借警察自身的执法活动。在公安工作中, 同样的警察权力在转化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警察权力得到顺利的实施, 当事人乐于服从警察下达的执法命令, 能主动配合警察的执法工作;二是警察靠国家赋予的强制性权力, 也能完成执法工作, 但当事人却对警察的行为心怀不满, 甚至公开抵触或对抗警察的执法活动。这表明警察权力要想顺利地得以实现, 必须辅之以警察的素质和人格力量, 即我们所说的警察权威。

刑事警察 篇8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试行成效

在1996年将自诉案件的和解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相关规定,对刑事和解制度做了进一步解释。同时,部分省市地区也相继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积极大胆地探索,这也充分推动了我国刑事和解程序的建立与完善。尤其是发生在河南的首例故意杀人罪轻判案件,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要不要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罪犯适用刑事和解,要不要对赔偿的金钱额数做具体规定,这些都是需要法律来做解释的。河南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的案件,郑州中院作出的解释是“被告人孟某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鉴于此案系感情纠葛而引发的犯罪,被告人孟某的亲属主动代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原告的谅解,并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1]而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郑州中院在今年8月26日,已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刑事和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实施意见》。按照意见,今后全市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将依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或接受调解,只要受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将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最终在案件中,达到被告人满意、被害人不上诉、检察院又不抗诉的法律效果。”[2]除此之外,北京、广东、江西等地在实务之中都运用了刑事和解。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部分地区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这就加快了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可,最终体现就是新《刑事诉讼法》做出的修改及规定。

(二)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下,刑罚权属于国家所特有的,被害人几乎无法参与案件,更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犯罪一直都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和既有社会秩序的冲击,面对被害人权益实现的要求,这就需要一种诉讼程序能够使被害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得以实现,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自身权利。

在一般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加害人因为自己被定罪处罚往往对被害人甚至对国家司法制度产生很强的仇恨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很难对被害人进行道歉,更别提进行民事赔偿。而刑事和解制度是在被害人对加害人有所谅解的前提下,加害人积极履行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利于被害人得到民事赔偿,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害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现状

(一)原有法律规定的空白

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只有第172条对刑事和解制度做出了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在整套法律中,并未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程序作出相关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只能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现象。

(二)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1.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我国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包括两类: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针对第一类案件而言,往往是发生在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或者因口角、泄愤等偶然性矛盾之中,进而产生一系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犯罪。针对第二类案件来说,需要特殊说明的是渎职犯罪中的过失,一般过失犯罪中的加害人主观恶性比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不大,但是渎职犯罪中的过失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等行为,并且法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本身有明确要求,因而渎职犯罪不在法律规定的和解范围之内。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之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范围做出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还有适度扩展的空间”,有的学者则认为刑事和解制度范围的扩大削弱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很容易引起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特别是不赞同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主张与探索,担心死刑案件和解的话可能会异化成“花钱买命”的交易。

2. 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运行

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运行,有学者从整体对刑事和解程序做了论述,在他们看来,和解程序的启动权应该赋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侦查阶段中公安机关可以对一些“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便宜侦查的案件”进行和解,而那些案情复杂的案件,“在加害方并不悔罪、事实尚未查清、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则不适宜进行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的,对和解协议需要数次履行的,“检察机关可以暂缓起诉,待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必须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而如果在法院审理阶段达成和解,法院则可以做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3]在理论界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制度的运行方法,较之法条显得更便于理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与这些理论性的东西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司法机关应该从更好地维护受害者利益,保障各方权益出发,维护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不断适应社会公众的新期待,当然这也需要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三、对刑事和解的思考

(一)关于刑事和解双方的思考

犯罪行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一种挑衅,因此在某些犯罪活动中,即使被害人原谅了加害人的行为,加害人也积极认错,但是社会也不允许过轻的处罚,这时刑法就要保障社会道德与公序良俗的底线,不能让加害者放任自由。与此相反,被害者提出的“高价减刑”要求,也不利于刑事和解程序的顺利进行。一方面,一旦加害方经济实力雄厚,不在乎被害者提出的金钱赔偿要求,这时就会放纵加害方,使加害方在减轻、从轻或免除刑罚的同时不利于加害方思想上的悔改。另一方面,假如被害者所提出的赔偿条件远远超出加害方的承受范围,在和解不成功的情况下,会导致双方的二次矛盾,不利于加害方的再改造,也会增加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在进行刑事和解过程中调解人要充分发挥好调节作用,在使被害者所受到的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的同时,也要注意让加害方受到良好的社会改造,使其人身危险性减到最低。

(二)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

刑事和解制度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利用和解这一平台各自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想法,进而达到被害人原谅加害人,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民事赔偿,从而减轻加害人的刑罚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富人的加害人在对被害人进行高额赔偿后很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相反,作为穷人的加害人,很可能因为支付不起高额赔偿而受到刑罚处罚,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制度公平性的质疑。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在以后的立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修改:一是,明确在当事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赔偿的数额应由办案机关进行审查;二是,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制定出灵活的赔偿数额参考系数及上限标准;三是,对于被告人经济确实困难无力赔偿情形,在征得被害人同意后相应的减少赔偿数额。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未涉及到对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监督,要想使刑事和解制度更好的运行,需要加强司法机关的相互监督。在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有地位,决定了其应负有监督的重要职能,[4]因此如果是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的话,一定要有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审判阶段还应当将案件和解的最终处理结果公布出来,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检察机关在这时也应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有不适合适用刑事和解而适用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进行抗诉;而如果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刑事和解的话,审判机关就必须要参与其中,此外,还可以引入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

同时,笔者认为,针对加害人的犯罪行为,不仅要从传统的刑罚办法进行教导指引,更应该用现代的观念使加害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而社区矫正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样既不会让加害人与社会脱节,又可以降低加害人的逆反心里。同时,这样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有利于将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节约司法资源,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参考文献

[1]河南首次轻判故意杀人者被告赔偿9万换来死缓.中国新闻,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91015/15667640_1.html.2013.5.10

[2]同上[1].

[3]亓淑云.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法制园地,2012(7).

刑事警察 篇9

(一) 警察继续教育自成体系, 独立国民教育之外, 不受国家教育部门制约, 属于职业教育

这些国家的警察继续教育一般都由国家警察部门统一领导, 统一审订教育计划, 指导警察院校的招生、教学和安排学生就业。学制较短, 一般是1-2年, 培训内容主要是警察业务相关知识, 以技能培训为主。法国、德国、日本和泰国等国警察均采用这种教育训练体系, 日本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日本的警察教育实行中央集权制, 无论是职前培训, 还是职后晋升培训教育, 都十分强调全国统一, 各级警察教育由国家警察厅统一负责, 并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及实施细则, 以便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统一。日本警察教育体系比较完备, 除在首都东京设有全国警察的最高学府———日本警察大学外, 全国47个都道、府、县均设有警察学校。警察教育管理部门也相应设有7个管区警察学校, 在全国形成了完善的警察教育网络。各级警察院校除统一执行全国的教学计划和实施细则外, 在体制上隶属于相应的警察部门, 由他们具体实施管理。日本警察院校学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级警察机关录用的大学毕业生;二是各级警察机关录用的高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由于他们的学历不同, 其教育训练模式和时间要求有很大区别。

(二) 警察继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融合

警察部门除建立自己独立的继续教育体系外, 还借助社会普通高等院校的力量, 开展警察继续教育工作, 在社会普通高等院校开办警政学系或专业学院, 如美国、英国等。美国没有统一的部门主管全国警察继续教育, 而是联邦、各州、市和县警察局分别设置警察学院或培训中心, 负责警察的职业教育, 即对新录用警察和在职警察进行培训。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警政或刑事司法学系及专业学院, 属于国家高等学历教育系列。其目的在于提高在职警察的整体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美国警界把普通大学学历教育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经历。20世纪40年代以后, 美国各大学中又相继开设了警政硕士、博士学位, 供警察机关的行政领导进行深造。英国与美国略有不同的是, 其警察部门内部有统一的继续教育体系, 英国警察继续教育的目的性很强, 即为了升职。但是, 美国和英国警察继续教育体系中也都没有专门的院校, 英、美警察教育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一是社会大学承担警察学历教育, 使从警人员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文化和教育的高起点, 为他们将来应付政治多变和文化多元的现实, 成为合格的警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二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警察教育体系, 使警察教育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经费来源、招生分配、教学计划等方面形成了严格和规范的规章制度, 使警察教育针对性强、更符合警察实战需求。三是警察职业教育成为继续教育, 其在新警察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制度, 使警察教育成为全体警员的继续职业教育, 这种教育体系使警察队伍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更新, 始终满足警察职业的现实需要。

二、继续教育是我国警察教育的必然之路

继续教育思想肇始于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郎在1965年发表的《继续教育引论》,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经典文献《学会生存》中肯定了这一思想并大力推广。瑞士教育家查尔斯·赫梅尔认为“可以与哥白尼学说带来的革命相媲美的继续教育概念的发展, 是教育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1996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和欧洲委员会主席J, Delors领导之下, 许多人为21世纪从事着教育各方面的工作。他们进一步提出继续教育基于四个基本原则:1.

“学会认知”, 是将掌握广泛的普通知识和深入研究某些领域学科相结合。又称为“学会如何学习”。2.“学会做事” (Gilbert Ryles的概念) , 是获得能够应付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工作资格、谋职能力、团体合作能力等。3.“学会共处”, 即培养与他人在一起生活的敏锐感知力 (因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 全球化非常强调这一点) 。4.“学习生存”, 即了解你自己的愿望, 培养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之所以说继续教育是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的必由之路, 是因为继续教育赋予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新理念和新内涵, 继续教育是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继续教育反映了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 “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因此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取向, 不仅仅把人作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的人”, 更要把人培养成为能系统思考、不断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在共同愿景下全面发展的“学习型的人”, 要着眼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综合素质的提高, 强调继续学习、团队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 创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氛围, 使人在学习中不断成长、发展。

继续教育赋予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新内涵。公安队伍作为一种现代组织, 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为求得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获得职业需要的知识和技术, 继续自主、主动地不断地学习”。作为学习型组织中一员的每一位公安干警, 都是适应时代和社会变化的“新人”, 他们不断学习以满足职业和生活变化的需要。学习型公安队伍建设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在继续教育理论的指导下, 学习型公安队伍的建设有丰富的内涵。在这样的学习型组织里, 学习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在主体维度上, 学习者不再局限于“坐在教室里的人”, 每一名干警、领导都是学习的主体;在时间维度上, 学习贯穿干警的职业生涯, 甚至包括其退休后的生活;在空间维度上, 干警的学习不局限在公安院校, 办案现场、互联网、会议室都可以作为学习的课堂;在内容维度上, 干警的学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 而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有机统一。在学习型公安队伍里, 无一人不学习, 无一时不学习, 无一处不学习, 无一事不学习。干警们的学习不再是为了学历、职称等外在的东西, 而是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和个体生活的幸福。

三、正确处理继续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关系

(一) 反对重学历教育轻继续教育的倾向

重学历教育轻继续教育和各类函授教育“注水”的现象已成为公安院校教育最大的弊端, 对公安院校教育尤其是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形成严重的冲击。因此, 要明确培育人才是公安院校教育的根本任务, 公安院校的一切工作, 都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中心来展开, 要适应公安工作需要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扩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初任民警教育的规模, 使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培养渠道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形成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将由以学历教育为主, 转变为以继续教育为主, 多种教育并存的新格局。学历教育将进一步向综合性院校集中, 专业公安院校教学的主要形式将转变为在大学教育后更高起点上实施公安专业教学。应加大各级各类公安民警继续教育的层次和力度, 不断完善培养模式, 进一步拓宽公安民警的来源。

(二) 继续教育长期化与制度化

公安院校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改变不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要求的错误认识, 牢固树立将公安院校教育的重心由以学历教育为主向以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主转变的思想, 及时做好各方面的调整;二是应积极拓宽渠道, 大力抓好各级各类公安民警的任职岗位培训工作, 明确实施人才战略工程, 必须在培养提高上下工夫, 采取多种形式, 利用各种资源, 努力形成公安院校教育与依托国民教育并举、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公安院校培养与基层公安机关业务技能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格局;三是应健全逐级培训体制, 使逐级培训与公安民警的晋升相结合, 严格执行每级 (职) 必训、不训不提的政策。

(三) 以规章的形式将继续教育模式固定下来

应尽快以规章的形式将公安院校的继续教育固定下来, 建立健全“逐级培训、按级培训”制度, 创立具有警察特色的继续教育体系, 实施多层次的公安民警培训机制。一是要严把初任民警质量关。对学历教育实施“两段式”的培训体系, 即“基础教育合训, 专业训练分流”和“学历教育合训, 继续教育分流”。二是要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搞好公安民警培训, 实行“双轨并进”。一方面要推行公安民警晋升逐级培训制度, 并纳入公安院校培训规划, 实行先培训, 后使用, 在培训中强调实用性、针对性, 切实把培养与使用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是通过严格正规的自学、函授、成人教育解决公安民警高一层次的学历, 注重长效性、基础性, 不强调与任职挂钩, 通过逐级继续教育和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复合人才。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 各国警察教育在多元经济和多元文化的撞击下逐渐缩小距离。研究国际警察教育的轨迹倾向, 针对警察教育的改革, 加大警察的继续教育力度, 解决好在职警察的任职需求,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进警察继续教育模式, 促进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共同发展。

关键词：警察教育,国际轨迹,继续教育

参考文献

[1]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瞄准公安实战需要建设一流警察院校[J].公安教育, 2006, (1) .

刑事警察 篇10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 强化了侦查活动的法制化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对讯问过程中有关录像、物证查封以及扣押等细节的要求进行了修订, 为规范侦查活动提供了法律约束 (1) 。以往, 为了打击犯罪, 公安机关通常采取一些强制性的侦查措施, 如诱惑侦查、强制采样等, 这些侦查措施根据以往的法条, 并没有明确的书面法律依据, 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对这些侦查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 侦查措施的使用范围、条件更为明确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对线人、侦查卧底的现象进行了认同, 同时对使用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有案情需要的情况下, 经有关部门同意后, 办案人员可以潜入犯罪嫌疑人内部进行侦查。但不得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且不得诱使他人犯罪。此外,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针对毒品犯罪案件, 首次提出了“控制下交付”这一说法。即侦查人员在发现线索后, 先按兵不动, 撒网观察, 对犯罪活动进行监控, 待犯罪嫌疑人将毒品进行交付后, 再一举擒获。这一措施目前已在国际毒品案件中广泛使用。

(三) 进一步保护了人权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对人权进行了充分保护, 对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 应为其提供休息时间和正餐, 以避免犯罪嫌疑人不堪长期讯问, 发生无罪招认的情况, 对人权进行了有效保障。

二、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刑事侦查工作的应对措施

当前, 我国公安部门对于侦查权力的运用存在制约不足的现象, 究其原因在于对侦查工作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以及制裁措施, 侦查模式以口供本位为主导, 在刑讯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逼供的现象屡见不鲜, 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以往的侦查方式一笔、一纸、一嘴足矣, 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口供为中心, 长期以来, 侦查工作对于口供过度依赖, “无供不录案”的理念仍占主导;二是侦查观念陈旧, 在侦查工作中, 侦查人员往往凭经验办案, 对科技的利用率不高, 对言辞证据过分重视, 时常导致冤假错案 (2) 。在新刑事诉讼法下, 刑事侦查工作应转变原有侦查模式, 以及侦查工作的运作方式, 对构建良好的法制环境提供保障。

(一)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

公安机关应摒弃传统的执法理念,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根植心中, 并在执法时进行深入贯彻。首先, 从以口供为中心转变为用物证说话。一直以来, 我国侦查工作对口供过于信赖, 坚持口供至上的理念, 侦查的思路为先得到口供, 而后由口供来作证, 这一理念致使刑讯过程中非法取证现象屡见不鲜。在新刑诉法下, 侦查人员应改变传统执法理念, 弱化口供的重要性, 将侦查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 提升物证或其他证据的重要性, 发挥其他证据的功能。其次, 从仅关注证据的客观性转变为对证据客观性与合法性的双重审视。侦查人员的执能便是还原真相, 在揭开真相的过程中, 侦查人员应秉执依法办案的原则, 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取证, 避免逼供或是非法取证的现象发生。

(二) 提高侦查队伍业务素质

合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用科技手段武装公安队伍, 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素质, 是现阶段教育培训科技强警的主要内容 (3) 。要定期开展培训、研讨、岗位练兵等活动, 不断的更新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技能。侦查人员应尽快适应新刑事诉讼法, 并掌握其中的精神要领, 在新刑诉法的指引下开展侦查、审讯工作, 依法办案。并且积极参加模拟训练, 提高自身处理突发时件的能力, 注重理论知识与实战技能并重发展。通过这些方法切实的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使办案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三、结论

综上所述, 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 完善了侦查工作的法律依据, 同时也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 在法治社会背景下, 侦查工作诉讼化、法制化, 已成为刑事侦查工作的发展方向, 为保障人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业已成为我国文明执法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1叶莉莉.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J].法制博览 (中旬刊) , 2013 (07) :125-126.

2谢盛坚, 李松梅.论新时期常见刑事案件侦查的基本思路[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 (02) :21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