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精选十篇）

二十世纪 篇1

民国建立后, 教育事业逐步转入正轨, 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多以及入学率的提高, 毕业生人数也越来越多。各类大中小学校毕业生走出校门, 步入社会, 却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当时, 毕业生普遍“供过于求”, 几十甚至几百人争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1928年南京各机关招考书记录事雇员, 录取人数不到一百, 报名投考者竟多达五千人以上。这年3月, 广州政治分会招考书记, 登报五天, 报名投考的竟达2178人, 其中不乏中小学生, 还有178名大学生。在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之下, 各级学校毕业生普遍感到前途茫茫, 找不到出路。

就普通中学的毕业生来说,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升学与就业。最多有十分之二三家境殷实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或专门学校, 其余十分之七八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选择就业。为了找到一份工作, 他们四处奔波、费尽周折, 结果常常是一无所获。

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相当大, 即使手持国内外大学文凭也要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处境。1936年,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谈到大专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时说:1933和1934两年度“毕业生总数一万五千二百余人中, 已就业之人数约一万三千人左右, 占全数百分之八十七, 未就业约占全数百分之十三左右。”由此可见, 大学生的就业率也不高, 他们想要找份满意的工作也绝非易事。

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出路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37年, 一个涉及13省市28所高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就业人数只占总数的74%, 已就业的毕业生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所用非所学。有的学生毕业于纺织专门学校, 却在小学任图画教员;有的毕业于农业学校, 却任普通行政机关助理;甚至还有专攻农工商科的欧美留学生任与所学无关的编译员或科员、教员。

二、原因简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基础薄弱, 实业不发达。在军阀混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双重破坏下, 全国经济呈现出农业破产, 工商业凋敝的衰败景象。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各种职业机关裁员紧缩惟恐不及, 更不要说给毕业生提供职位了。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 才造成中学生“不能从容升学, 安然就业”。

其次, 学校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不够重视。一方面, “教育界里一向对于学校毕业生的升学就业的指导, 就不大关心, 好像是毕业学生出了校门, 学校便完了责任。”另一方面, 学校只是盲目地进行教学活动, 对社会到底需要何种类型的人才不闻不问, 教授给学生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 致使出现“人人找事, 事事缺人”的局面。

再次, 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在作祟。许多家长送孩子入学, 无非是想让孩子取得“读书人”的身份从而步入仕途, 他们大都把一纸文凭看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至于毕业生自身, 也有很多人以“读书人”自居, 在学校呆了几年, 非但没有学会应有的知识技能, 反而养成了懒惰浮华的恶劣习气, 不愿从事艰苦的职业, 不习惯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

最后, 人事聘任制度不健全, 钻营、任人唯亲等坏风气盛行。一些毕业生有身居高位的亲朋故旧作“靠山”, 轻而易举地进入一些待遇优越的部门工作;还有一些毕业生空有真才实学, 却因无人引荐而找不到工作。不正当竞争和不健全的用人制度使毕业生就业难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要妥善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需要社会、政府、用人单位、学校、毕业生等各方面通力协作, 积极配合, 共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首先, 政府应从宏观上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平衡, 创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环境, 逐步减少和消除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非正常现象。其次, 学校必须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 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再次, 相关部门及学校要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机构,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另外, 毕业生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调整好择业心态, 降低就业期望值, 以便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摘要：1912年民国建立后, 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20年代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毕业生人数也随之递增,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大批毕业生走出校门却找不到职业, 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以便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1]李自强:《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出路》, 《中学生》, 1930年第6期。[1]李自强:《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出路》, 《中学生》, 1930年第6期。

[2]赵廷为:《关于青年的就业问题》, 《教与学》, 1937年第2期。[2]赵廷为:《关于青年的就业问题》, 《教与学》, 1937年第2期。

[3]姚中明:《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出路》, 《中学生》, 1930年第6期。[3]姚中明:《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出路》, 《中学生》, 1930年第6期。

二十世纪 篇2

高中美术教案：高中二年级《二十世纪外国绘画》教案模板

一、引出课题：

由于受传统审美习惯的影响，我们常用“栩栩如生”这样的词汇来称赞我们认为的 好作品。(通过提问由同学再补充几个“栩栩如生”的近义词，如：惟妙惟肖、形象逼真、活灵活现……)但是，我们现在从画册上、展览中看到的许多外国现代绘画作品，其中包括世界级 艺术大师的作品，却再也不能用“栩栩如生”这个标准去衡量了，有的画得不象，有的让 人看不懂，这些作品还算不算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怎样来欣赏，这就是本课要与同学 们一起讨论的课题--“标新立异的外国现代主义绘画”。(课题：“标新立异的艺术世界--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翻开课本P42)

二、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简介：

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是指西方国家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绘画 中的某些流派--野兽摄、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等的统称。

“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是和某种新的、非传统的、区别于过去的艺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投影以上的文字，加深印象。)现代主义的产生并不单是一种艺术现象，它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思想根源和 哲学基础。

(看课本P48，请同学朗读第二段)(教师概括讲述)(浏览外国现代主义绘画作品，介绍作品名称、流派、作者。通过提问，引导学生了解和认识各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由教师进行适当归纳。)艺术分三类：具象、象意、抽象。而外国现代主义绘画是以意象和抽象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提问：与传统购具象绘画相比较，同学们更习惯或容易接受哪一类作品，用一、二句话说明一下理由。出示传统和现代主义绘画作品)

三、要正确认识外国现代主义绘画

欣赏外国现代主义绘画，要有一个观念转变和适应的过程。

四、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的特征

(引导学生找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的特征)1．从再现客观世界转变为表现主观世界(P43有关文字处划横线)艺术家不再以画得与客观世界逼真肖似为能事，而是以描绘的对象为媒介，表现自己的情感、http://

意趣、意念、思想等主观世界为主，甚至包括潜意识、梦幻、梦境等，为此而将对象按照主观意图子以变形和抽象化处理。(作品配合)2．表现形式从具象到意象、抽象(作品配合)①客观物象并非是绘画艺术必不可少的因素；

②客观物象的描绘反而会损害绘画艺术，于是只有抽象的描绘才是最完美的艺术。投影：毕加索《牛的变形过程》

徐悲鸿刚到法国留学时，只欣赏古典主义写实的绘画作品，当学成回国前，已转向欣赏印象派或以后的现代主义画派了。

五、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的欣赏

(提问：你觉得应该怎样欣赏现代主义的绘画作品?以毕加家《三个音乐家》为例，进行适当讨论。)(每一排由一位同学发言，希望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关键在于要学会用视觉艺术的语言来欣赏外国现代主义绘画。(放录像片《视觉艺术语言的构成》)(放投影片文字)“艺术所要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种种独特的感受，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的时 候，重要的并不在于去弄明白它描绘的是一件什么东西，而在于去体验作品历引起我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请同学前后左右四人互相讨论，分析和欣赏课本中提供的图例，每小组推一位同学准备发言：①首先，哪一幅最能打动你，让你最感兴趣。②作者想表现什么，这幅面给你带来什么感受。)(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穿插介绍作品和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用视觉艺术的语言来谈感受，调节课堂气氛，及时发现讨论中的热点。)

六、课堂总结

我们初步和欣赏了外国现代主义绘画，了解到不能把象不象，看懂看不懂作为评价的标准，学习了用视觉艺术语言去分析作品，这还刚刚是开始，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确实有消极、荒诞和艺术趣味不健康的东西。还要进一步学会鉴别和欣赏，开拓视野，逐步提高审美能力，真正地感受外国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魅力。

列宁说过：“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二十世纪的主题 篇3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青年的世纪”。青年的创造力正是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日益普遍的承认以至赞赏，与此同时，青年问题也引起举世的侧目。事情大约总有两个方面的。所以，随着青年力量在这急剧膨胀的工业社会中的空前凸现，这凸现所触发的文化冲突也就启人忧思了。冲突的一方是日新不已的“青年文化”，如“怀疑的一代”、“反抗的一代”、“逃避的一代”所代表的那些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等；另方则是业已受到尊敬的“传统”及其捍卫者。从一种社会学的观点看，十九世纪的阶级斗争主题，似乎正被二十世纪的代际冲突实况不可阻遏地替代掉，这一替代构成了二十世纪的主题。而其间的历史契机恰恰就是青年主角们以其实力冲上舞台的那场“新三十年战争”(温斯顿·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统称两次大战：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就这样，青年的命运几乎总是和自我牺牲以助社会进步的悲剧性相关联的。

战士型的思想家李大钊身处其初，对此有一时代的敏感，他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大声疾呼：“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春青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这不是简单的社会否定论或自我否定论；不是虚无主义的怀疑一切或唾弃民族传统；而是对青春活力的企求，是对青年使命的伟大希望。这使命就是以自己的元精去推动旧生命、旧体制的新陈代谢！显然，青年问题于此并非阶级分析方法的简单陪衬人；“青春”实是弥漫在工业革命与全球战争时代的动态世界观的一个象征。基于这种热爱生命的观念，李大钊把“青春民族”、“青春国家”与“白首民族”、“白首国家”区分开，进而预言了“白首中华”之衰败与“青春中华”之诞生。

在这青年世纪的漩涡中，青年学的崛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青年学》正录下了这一时代精神的脉息。它表明我们社会的意识，开始对工业时代最深刻的上述文化冲突给予了应有的关切，它不再象极左时代那样，仅把青年这一社会实体当作思想教育的对象或靶子，而是深入到事情的内部，把青年当作主体甚至本体来研究。这无异是在不同年龄层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理解的科学桥梁。在这里，科学不再是空洞的形容词而是扎实的系统思想。这就要求，仅局限于列青年为教育对象的教育社会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大力倡导新社会学概念，以揭示了青年一代具有推动社会发展过程的主体作用。在超越生物主义的同时也超越社会学主义，以便“形成作为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青年学》，15页)

青年学因此也是年轻而充满探索性的学科：一，它是由多种学科——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组织理论等——交叉形成的综合性科学。二，这大大需要突破舆论、态度研究的框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转向自然科学实验和直接关系类型的研究。

这种新时期的新特点当然要求纵横互构的知识层面和新颖敏锐的时代感。

《青年学》体现了上述学科特性。它从“青年”的学科定义入手，扫描了青年命运的面面：率先研究了青年的生理发展与心理并分析了他的“社会化过程”——这大体属于纵向范围。接下来，通过对其“社会作用”、“价值观”、“社会群体”的宏观探索，确立了横断面的剖析。然后就青年成长周期中必然面对的社会选择，作出了定性定量的科学研讨：关于劳动就业(经济学的引入)、关于生活方式(文化学的引入)、关于恋爱婚姻(心理学与医学的引入)等等。最后，它对“青年的异常行为”作了切实的论述，尤其是有关犯罪问题、自杀问题、社会冲突行为、人格违常行为、性变态行为的研究，对人们全面把握青年问题的症结，具有参考价值。

总览全书，有两点评价是可以成立的：一是运用当代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对建国后传统的青年思想教育模式进行了重大突破；二是此书已经初步成为当代青年研究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出现是新时期文化气候的一个测度计，它预示着，随着青年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里的作用日增，青年学终将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大关注，为协和社会文化的内部冲突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 篇4

关键词：失业救济,荐人馆,职业介绍所,小贩贷款

失业是工业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所谓“失业”, 是指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在总量或结构上的失衡形成的, 具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要求的劳动者, 处于没有就业岗位的状态。失业, 尤其是大量失业,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很多失业者丧失收入来源, 使原本就生活艰辛的劳工阶层更是难以养家, 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 生活毫无保障, 游民无业者遍地皆是, 很多失业者难以承受生活之重, 自杀现象极为普遍, 甚至有些失业者铤而走险, 干一些不法的营生勾当, 强盗恶匪油然生起, 这使得社会秩序紊乱, 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1 广州失业形势严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市政建设,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奠定了南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从20年代末起, 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 随着它的蔓延, 整个世界经济都不景气, 再加上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 天灾人祸不断发生, 广州的工商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出现经济枯竭、工商交困的境况, 很多工厂商店都停工歇业, 勉强维持生产经营的工商企业主都以缩减员工来维持现状;由于政府没有把劳动工作纳入管理, 加之广东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劳动力供大于求, 广州的失业形势相当的严峻。根据1928年广州市政府对本市工会调查显示, 当时失业人数男女约8784人, 这次调查仅是对有工会组织的失业工人调查, 还有很多劳工没有加入工会组织, 所以, 当时的失业人数应该多于此。1932年, 全市失业人数高达78581人之多, 1935年失业人数则达到20万人以上, 根据1936年对全国14座城市失业人数统计, 广州的失业人数达到了63.230万人, 居全国首位。

鉴于失业人数日益增多, 社会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迫使广州市政府开始并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又加上近代以来, 西方主权民主的思想经过辛亥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深入人心, 国家逐渐承认了获得救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尤其是南京政府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相标榜, 先后颁布了一些社会政策和法规进行干涉。广州市政府积极实施失业救助。

2 救济失业之进行

2.1 取缔荐人馆, 筹设职业介绍所

20世纪初, 广州市出现了以介绍职业为业、私人开办的荐人馆。由于失业人数激增, 荐人馆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荐人馆所收取的酬金为被介绍人月收入的1/2, 按这样计算, 如果每天介绍工人10名, 每名扣介绍费3元 (以男工每月工资6元计) , 则荐人馆每天的收入就在30元以上, 况且每天介绍又往往不止十人, 而工资亦未必每人仅6元, 这样看来, 荐人馆的利润是很丰厚的。因为荐人馆是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 对工人的工作合适与否根本不作关心。荐人馆还干串行行骗的勾当, 一些稍微大的荐人馆, 如惠爱西路之合某等号, 在铺后设一个小旅馆, 以木钉成矮楼数层, 每层高度只有三数尺, 收留一些由外乡来省城打工的工人寄居, 每晚收租一二角, 更甚者还从事买卖子女的勾当。这些荐人馆黑幕重重, 政府意识到如继续放任自流的话, 将有碍于社会风气和治安, 必须加以整顿取缔。在20世纪20年代末, 市政府交由公安局进行立法规范。先拟定《取缔荐人馆规则》14条, 规定荐人馆必须有确实铺位, 不得在街边或店铺门首摆摊操业;必须是有500元以上商业牌照的殷实商店, 否则, 予以取缔;凡开设荐人馆, 报呈公安局核准发给证书后方可营业;严饬荐人馆遵章营业, 雇用工人必须有照片为据, 以防流弊。1931年6月制定《私营职业介绍所规则》, 对私营职业介绍所更是严格限定, 规定所取酬金不能超过被介绍人一月收入的1/5, 严厉惩处那些勒索欺诈佣工或雇主的私营介绍馆。

广州市政府在整治原有的私营职业介绍馆的同时, 也积极筹划设立市营公立介绍所。1928年, 市政委员长林云陔以“我国实业不振, 谋生匪易, 尚有职缺, 亦往往偏感情, 为人择事, 以故市民常欲求一相当职业而不可得”为由, 筹划设置一市立职业介绍局, 使失业劳工能够获得就业机会。1929年, 广州市政府联合各界21个团体组成广州市职业介绍委员会, 该委员会隶属于社会局, 负责制定职业介绍法规、进行失业调查登记、拟定职业介绍办法, 在1930年年初, 通过了《广州市职业介绍所章程》、《广州市职业介绍所介绍细则》。职业介绍所成立后, 失业工人纷纷前往报名, 谋求职业。虽然该所也积极联络各团体机关和工会组织, 但仍很难为所有失业工人谋一份合适的工作。后来, 职业介绍所开办不久就停顿了。1935年4月, 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关于职业介绍的法规, 广州市政府指令社会局废除原来的职业介绍委员会章程及介绍规程, 重新修定通过《广州市职业介绍所章程》, 6月15日, 广州市职业介绍所成立, 该所设在社会局内, 一切事宜交与第二课办理, 详细拟定职业介绍办法。至成立后, 该所先办理失业登记, 积极与各公、私立工厂、工商机关团体联络, 为全市失业工人进行职业介绍 (只收取广告费二毫, 不收取介绍费) 。18日, 在大南路平民宫、小北三眼井第一平民宿舍、大东门外东校场第二平民宿舍分别设立三个分所。为了劳资需求的便利, 该所在报纸杂志上刊登职业广告, 并在各公园和十字路口等市内民众集合场所, 设置职业介绍所公告牌和标语图画, 往各商店住户分发传单, 公布职业介绍总所和各分所的电话号码, 如需要雇用职员到该所登记, 可以进行电话咨询, 以便于量才介绍。职业介绍所自成立后到1935年11月底, 不到半年时间共有508人到所登记请求介绍职业, 其中到总所者359人, 到第一分所者132人, 到第二分所者8人, 到第三分所者9人。据统计, 1935年8—12月四个月内到所登记人数共有1994人, 其中从事店员学徒类的有617人, 从事工友艺徒类的有266人, 从事佣工类的达1001人。鉴于当时失业人数日增, 在全市仅设职业介绍所及分所共四家, 职业介绍供不应求, 有鉴于此, 1936年10月, 社会局在其所辖各民众教育区内, 附设职业介绍分所六家, 设置干事一人, 调查员一人, 民众教育区委员会指令人员充任职员, 办理各分所内的一切事宜, 并制定《广州市民众教育区附设职业介绍分馆办法》, 对职业介绍规则流程做了详细的规定, 这六个分所成立后, 当月到所后的就业者就增加不少。

2.2 举办小贩贷款, 鼓励自主谋生

政府设立职业介绍所, “能介绍得职业者, 除住宅佣妇成数较高外, 男工之求得职业者寥寥无几人, 于此足见社会工商业之零落概况, 而失业工人出路之艰困也”。积极鼓励扶持失业者自主谋生, 向包括失业工人在内的贫民提供小贩贷款, 鼓励他们从事小贩经营, “求金融上之小款融通, 使一般苦力小贩生机有者, 于民生问题, 不无小补”。1934年2月, 平民宫成立小贩贷款处, 为本宫住客之失业者提供谋生资本, 制定《暂行放款办法》;1935年, 将1934年冬赈会的1700元余款及通过对市辖机关的筹借资金作为基金, 施行小贩贷款:凡在本市有一定居址, 且有殷实商店或殷实人负责担保者, 都可以申请小贩贷款, 小贩贷款额分为5元、10元、15元三种, 暂不计息, 如有成绩者再行酌增资金, 或扩大范围。1935年10月1日, 社会局就在局里正式成立小贩贷款处。该处自开办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各小贩到局遵章申请贷款者有270余人, 经核准贷出者共121宗, 贷出金额为1580元。小贩贷款处自成立以来, 前来申请贷款的人非常踊跃, 为了普遍救济, 又在河南、黄沙、东门增设小贩贷款处三所, 附设于平民住宅区内。

2.3 提倡家庭工业, 倡办平民工艺厂, 扩大手工业生产

广州市政府意识到, 职业介绍所等虽为救济失业的机关, 但范围毕竟还是相当狭小, 收效也很有限, 不能看做彻底的救济办法。实业不发达是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失业, 必须发展实业, 扩大生产, 使有力工作和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广州市政府在1936年10月, 通过了胡继贤等人提出的《提倡家庭手工业以发展社会经济及救济失业计划案》, “提倡家庭手工业, 以为局部救济”, 首先是设立家庭手工业设计委员会, 负责调查研究及设计, 先对棉织、藤织、洋铁、化学、刺绣等手工业的产销状况及原料供给情形进行调研, 根据调研所得, 聘请经济学者、商学者及机器化学等专门人员, 共同研究设计;然后设立传习所, 招收失业民众, 雇用名师工匠为导师, 分科传习, 并督促实地练习, 教授家庭手工艺, 再将学到的手艺教于家人, 通力合作, 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 生产的产品可自行经营, 或由政府设立平民工业推销处, 由各家送货寄售, 扩大家庭手工业品的销路。并且, 为了协助家庭工业的发展, 救济失业市民, 在第187次市政会议中修正通过了《广州市家庭工业贷款处组织简章》及《广州市家庭工业贷款简章》各一份, 成立家庭工业贷款处。该处主理一切, 由社会局第一课长余卓鸣兼任主任, 政府筹拨贷款资金3万元, 规定贷款额为30元至300元, 期限为六个月, 月息为4厘。家庭工业贷款为资金不足者提供了便利, 使他们能够有充足的资金从事生产, 促进了广州市家庭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这样, 不仅他们自己的生存问题得到了保障, 也为其他的无业失业人员提供了生计。

在提倡家庭手工业的同时, 社会局也筹划建设平民工艺厂, 平民工艺厂是一种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福利性工厂”, 其宗旨在于解决失业, 训练谋生技能, 为失业无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在吴伯良担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时, 就看到“近日生活程度日高, 失业者日众, 就本市而计, 不知凡几, 此等失业青年, 在不良环境困迫之下, 虽免走险行事, 以致误入歧途, 非筹善法安置, 将来影响社会甚大”“查工人失业, 衣食即无由解决, 良懦者, 流为乞丐, 强悍者, 变为盗贼, 殊非社会之福本市工场绝少, 工人失业日多, 欲谋救济, 互应筹办平民工场, 以事收容”。社会局除组织职业介绍所外, 筹设平民工艺厂一间, 收容失业青年入厂工作, 并由市政府发行市公债50万元为设厂资本。

3 小结

广州市的失业救济政策是遵奉孙中山“三民主义”, 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精神核心的。孙中山在1924年4月修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称:建设之首在民生。“其基本要义是希望通过国家的干预, 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包括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其基本要点是以平等化的财富分配制度为基础, 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导, 以改善民众生活为目标。”孙中山提出用国家的力量救济工人失业, 进行劳工立法, 制定相关的制度。改进社会救济, 是实现民生主义理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对于失业劳工的救济就是其中一个大的方面。广州市政府劳工失业救济政策的制定是为了给失业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 使失业劳工能够再就业, 解决失业民众的生活问题, 这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主旨相一致。

当时, 整个国民政府对失业问题都很重视, 把失业救济提到了工作日程当中, 广州市政府制订的失业救济方案都是在国民政府失业救济制度的框架下, 遵照中央政府的指示, 根据本地具体的情况。这些并不完善, 比如没有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 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集中建立保险基金, 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 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基本保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广州市社会局当时在设立家庭工业贷款处时, 就指出要举办劳工保险, 市政府一直都为建立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努力着, 但是, 社会保险是政府雇主劳工合作的一种制度, 由于难以与资方达成协定、劳工阶层意识的缺乏等各方面的原因,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失业保险在提前预防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 救助失业人群方面是一剂良药, 广州市政府没有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 更多的是侧重于事后的补救,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劳工福利体系的不完善性。

再加上政权性质的局限, 当时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政策根本无法惠及普通大众, 更别说是这些失业的劳工群众;广州市政府实施的失业救济措施的不完善, 很多政策在制定后由于一些客观因素没有落实实施, 广州市的失业问题最终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但是, 广州市政府对劳工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不断地加大政府干预, 在失业救济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上, 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 在缓解失业危机带来的压力、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推动了广州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广州市政府制定失业政策, 进行失业救济, 也是对传统救济事业的一个突破, 推动了广州市劳工福利事业的发展, 进一步完善了劳工福利体系。我国救济事业由来已久, 政府一直将实施救济视为一种恩惠, 并没有专门为工人设置救济的设施。而到了近代社会, 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 工人阶层不再被淡漠, 政府将救济视为一种社会责任, 失业工人有权利得到救助, 政府所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小贩贷款、平民工艺厂等救济措施, 都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救济模式, 改变了以往的救济观念, 使广州的福利事业具有了某些现代化的特征, 是现代劳工福利体系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乐章.社会救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公安局取缔荐人馆暂行规则撮要[J].广州市市政公报, 1928 (6) , 27.

[3]市府筹设职业介绍局[N].现象报, 1929-2-1.

[4]市立职业介绍所公布求职人数统计[J].市政公报, 1935, 10 (509) , 145.

[5]社会局提议拟请举办广州市小贩贷款以资救济失业案[J].广州市市政公报, 1935, 9 (508) :79.

[6]指令社会局呈报遵令办理提倡家庭手工业一案情形准如所拟办理由[J].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 1935 (502) :101.

[7]社会局拟设平民工艺厂[J].市政公报, 1930 (341) :53.

[8]社会局三年施政计划.广州市社会局业务报告[G].广州市社会局编, 1934:10.

[9]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320.

阅读《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感想 篇5

翻开金冲及先生写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种历史的泛着古香的气氛瞬间浸透了我。那些仁人义士的壮举，那些激动人心的境况，那些跌宕坎坷的遭际，清楚、自然、真实的展现在我眼前，引导我读进去，体会那抗战中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民族情怀，体会那时共产党人的睿智眼光、宏伟心胸。

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从国际方面来说，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市场经济危机，加重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矛盾，而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趁势占领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力，加紧国家的军国主义化，积极准备对外侵略，转移国内矛盾。从国内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内几大军阀的混战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时机，另外国民党反动派也对共产党加紧了攻势，导致中国国民难以团结一致抵抗外敌。另外，苏联、英美对中国的援助和干预也影响了国内的局势和对外的形势。趁此机会，日军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后，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对全中国的全面侵略。“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终于决定对日抵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日军从华北将重心转移到淞沪，利用先进的军事器械、专业的官兵素质和膨胀的侵略野心对中国发动攻势，但遇到了国民党爱国官兵的顽强抵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失败指导，淞沪战役的后果是中国军队大举溃败，南京失守，日军对南京居民进行了长时期的惨烈屠杀。淞沪战役点燃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抗战中期，国民党军队主力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与日军进行正面相

持，而共产党则深入日军占区，发动群众，主要对日军进行消耗和破坏。中国抗战的形势已经转变为持久战，中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抵抗和消耗，并努力寻求和借助国际支持。这一段时期内，国民党军队损失严重，而国际援助甚微，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反复动摇。而共产党在群众中不断获得支持和补充，很快壮大为装备劣、力量强、影响广的抗战中坚力量。中国人民在日军的侵略下饱受流离饥寒之苦，渴望着独立、统一的到来。

在抗战中期，意志动摇的蒋介石居然在消极抵抗的状态下，积极同共产党摩擦，分裂了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发动了几次有预谋的军事制裁，甚至发动“皖南事变”，杀害共同对敌的共产党战士。在这样紧迫的关头，中共领导人睿智的决定“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通过坚决的克制的军事反制和广泛的、有理据的辩争，既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军事摩擦，也防止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团结了国内力量。使得日军难以趁虚而入，更严重的侵犯中国。

日军由于自身资源薄弱，而中国人民的反抗顽强，终于难以维持持久战形势，逐渐在战略上采取收缩姿态。中国军民对日军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941年中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对日军进行了有力的反攻，之后，在持久战和反击战的形势下，中国军民终于转败为胜，创造了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法西斯的壮举。

在日军侵略被击退后，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曾愿意协商一致组件联合政府，实现多党执政的理想。但由于国共两党长期的矛盾、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

官僚的利益不和，以及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国共两党《联合声明》最终被蒋介石撕毁，国共第二次合作被打破，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泥潭。

读完中国抗战的历史，我看到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深深为那时中国人民为了和平、独立、自由、发展的无限热忱而感动，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至少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献出了生命，国共两党的战士们不顾前嫌，团结在一起，而他们为了中国的未来付出如此超乎寻常的奋斗后，却不能享受和平、独立、自由、发展带来的欢愉，但他们依然坚毅，无怨无悔。今天已是抗日战争胜利过后的七十年，我们现代人已经拥有了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享受着安全自由的成长空间，接受着高等的学术教育，使用着各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外也有越来越有力的独立主权，岂能不为当年牺牲的人们怀以感激！而我们又岂能不尽力担负起国家建设的责任，为未来更加和平、发展的理想做出毕生的努力！

二十世纪经典香水巡礼 篇6

让我们重温当年的阵阵幽香吧。对香水的记忆由此开始，浪漫温馨的法国是其策源地。当时，作为奢侈品的香水使用范围仅限于上流社会，而无法普及大众。“奇迹(Jieky)”是娇兰家族创造的第一个著名香水品牌，被称为划时代的杰作，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于1912年和1919年推出的L′Heure Bleue及具有东方韵味的Mitsouko蝴蝶夫人时值今日仍广受青睐。法国大都会的享乐风潮使我们有缘结识香水史上最为人称道的Chanel夏奈尔夫人，她是跨越古典与现代流行的创造者，一反传统地运用科技手段成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瓶乙醛花香香水Chanel N°5，影响深远。此时期的经典香水还有：Jean Patou于1825年推出的“爱情三部曲”Amour、Que Sais－jie、Adieu Sagesse，以及于1927年到1929年推出的带有龙涎香的Chaldee和Moment。此外，娇兰三世创制的具异国情调的Shalimar一千零一夜也于1925年面市。经济大恐慌的阴影日渐弥散，但艰难的时势反而刺激了香水更奢华的趋向。尚·巴杜于1930年推出一种纯粹以自然花朵——法国茉莉和保加利亚玫瑰精华制成的香水“欢乐(Amour)”，由于其水晶瓶身，并镶以钻石，附有珠宝盒式的包装，并像酒一样带有年份记录，而引起极大轰动。

另外，Guerlain于1933年设计了浓烈东方甜香的Vol de Nuit午夜飞行，而Jean Patou于1935年推出了庆祝海轮首航纽约盛事的Normandie于1936年为庆祝法国制订有薪假期而创制的Vacances。自由诚可贵，二次大战后的和平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Nina Ricci推出了L′Air du Temps，利用高雅的水晶瓶身、清新的花香象征和平降临的欢愉。Jean Patou于1946年推出檀香配以玫瑰花香的L′Heure Attendue，处处流露着和平新生活的气息。Estée Laude创制出高浓度香薰油的Youth Dew，从而奠定了美国在香水界的地位，亦开启了浓香薰的新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第一枚火箭成功发射上月球而由Lanc me于1959年推出的Spoutnik，理想主义十足。清新是这一时期香水的主调，暗喻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香水世家Guerlain推出含果香、乙醛花香及东方香氛的Chamade，以表现复杂的情感；JEAN patou于1961年推出专为少女而设计的如清晨露水般娇嫩的Caline；另外，Christion的Eau Sauvage及Aramis开始关注男性。女性主义得到推崇，香水品牌亦纷纷投向这一领域。号称世界最高贵香水的Jean Patou 1000，采用一千种天然花朵，加上极具争议性的广告宣传，突出女性难以抗拒的魅力。而由YSL推出的具东方味道的Opium，尽情诠释女性的妩媚，还有华丽包装下的神秘与诱惑。踏实、低调而有个性是这一时期香水的主调，气味亦较浓郁，如Guerlain的Samsara由印度素馨与白檀木交织出东方香气；Christion Dior的Poison及Tendre Poison营造大胆、野性的感觉；Giorgio Armani的Armani混集玫瑰、铃兰的高雅香气CK Obsession含香草、琥珀、麝香的气味。此外，首瓶婴儿香水Guerlain的Ptisenbon也登上时尚舞台。世纪末的十年是百香争舸的十年，无论浓烈、清淡，男性以至中性香水都纷纷登台亮相，让人无法释怀。其中中性潮流的影响尤其巨大，并在此一时期攀上高峰，法国依然引领此风的潮流，如CK one、CK Be等等，为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走向分析 篇7

美国独立战争使其争取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文学上的独立则是马克·吐温“带来的”。马克· 吐温的作品在语言与技巧、文学体裁与题材、文学思想、生活与精神、文学美学上,都展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决裂,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汤姆· 索亚历险记》两部作品中,都生动的描写了美国本土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经济萧条,人民就业困难。在现实、理想的残酷对比面前,耳濡目染并认同的人生观念、性观念、道德模式、宗教观念都被现实击垮。现实沉痛地打击了美国年轻一代心目中的价值观、精神,这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反传统的根。为了发泄苦闷,他们终日酗酒,放荡不羁,这就是“迷茫的一代”。作品《太阳照样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对主人公的悲剧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为读者呈现出“美国梦”破灭下的悲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出了“垮掉的一代”,战争给美国人生活带去了阴影。在寂寞、苦闷情感驱使下,人们对人生产生了怀疑。于是,“荒诞派”、“黑色幽默”产生。比如,《五号屠场》以黑色幽默手法,狠狠的鞭笞、挖苦了一下战争。

从美国建国之初起,文学中多描写流浪、酗酒、吸毒、无理性、纵欲的,但却是在根本上对传统说不。在崭新的文学观念、思想下,美国文学走向了独立化,即主要以解构手法、语言的分裂来凸显主体意识。

二、彰显生命力的多元化结构

作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国家,美国文学同样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比如,妇女文学、地域文学、意象派、犹太文学、黑山派、现代派、现实主义文学等,促进着美国文学的多姿多彩。

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有《金融家》、《巨头》、《禁欲》以及《愤怒的葡萄》等,真实地反映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荒淫无耻。后现实主义则探讨的是道德的沦落、个人的孤独,其以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跑吧》、《兔子安息吧》为代表,对美国伦理关系、家庭关系、性爱做了详细的描写。而现代主义则在怀疑过去的路程中,着重描写迷失、隔离、绝望、破碎的情感,如《荒原》中,对变异情感做了大量的描写。在反传统的独立性文学特点下,美国文学地域性显著。比如,南方文学《声音与疯狂》,对没落的南方地主普生的遭遇、精神状态进行了描写,讲述着南方传统价值的破产。

就黑人文化而言,其在美国本土上的传播最初普遍以口头文学为主要形式,在文学界的地位不太重要。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被重视要从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并从此发展成一个流派。哈利的《根》以黑人为主体,企图唤醒黑人“回归感”;休斯则表达黑人因政治待遇、种族压迫而产生困难与苦闷。

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视为劣等民族,在美国也并不受待见。但他们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勤奋好学,例如,马拉德的《店员》中,就深刻描写了犹太人在艰苦环境中依然顽强斗争的精神状态。当然,犹太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在美国妇女文学中依然清晰可见。比如,《思索妇女》、《女性的神秘》、《性的权术》、《谎言、秘密与沉默》等女权主义作品中,深刻表达了“妇女、少数民族”的不满,并对男性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

三、文化的整合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发展态势下,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并逐步演变为独立性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美国经济基础的冲击,也改变着新一代的价值观念,并产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为了逃避国内现实,美国国内作家,如E·E卡明斯、刘易斯、丁·哈罗德、埃兹拉· 庞德等,都出国寻找方向。但是,数年之后,当他们再次回到祖国时,其也带来了大逆不道、痛苦、反偶像崇拜、愤懑的文学作品。这也说明,新一代美国人与“反传统文化观念”出现了整合。

就黑人文学而言,非洲后裔在纽约哈莱姆拿起笔向公众描写他们族人所遭受的压迫,并努力与白人享要权利。在20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文学受到美国文学界重视,但这时,他们已经步向了白人文学传统。所以,黑人文学的复兴和美国文学主流是相互交织的,并整合为独特的美国文学。

四、结语

斯隆:二十世纪伟大的CEO 篇8

(Sloan, 1875—1966) :第一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CEO, 通用汽车公司的第八任总裁,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首创人。

斯隆, 美国企业家, 是一位传奇式领袖。被誉为第一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通用汽车公司的第八任总裁, 斯隆是在管理与商业模式上创新的代表人物。美国《商业周刊》75周年时, 斯隆获选为过去75年来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他在1921—1922期间就提出了一种叫“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散经营”组织机构模式, 这是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雏形。他把通用汽车公司按产品划分为21个事业部, 分属4个副总经理领导。有关全公司的大政方针, 如财务控制、重要领导人员的任免、长期计划, 重要研究项目的决定等, 由公司总部掌握:其他具体业务则完全由各事业部负责。斯隆认为;这种管理体制贯彻了“政策决定与行政管理分开”这一基本原则, 因而能使集权和分权得到较好的平衡。

通用汽车公司经过斯隆的改革和整顿以后, 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斯隆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23年, 短短3年内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反败为胜, 更为企业组织管理立下世纪典范, 与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并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CEO。

斯隆于1875年5月23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海文市, 父亲是布鲁克林的茶叶咖啡进口商, 10岁时随父母搬迁到纽约, 189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他后来资助该学院成立了现在闻名世界的“斯隆管理学院”) , 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汽车行业中度过的。他于1918年加盟杜兰特先生 (别克汽车的创始人) 领导的通用汽车公司。1923年5月, 继杜帮先生之后, 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 之后, 一直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 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至20世纪50年代。

在他加入通用汽车公司时, 公司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风雨飘摇, 人们看不到公司的未来。在他领导通用汽车公司的几十年中, 通用不但超越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集团之一, 而且成为了美国经济的重要标志。他在汽车行业五十多年的管理经验, 不但使自己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 成为职业经理人的榜样, 而且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斯隆的管理思想

市场策略:斯隆力主引入不同价格的车型来迎合具有不同购买力的顾客;每年变更车型以刺激需求;引进彩色车;接受旧车作为抵价来购买新款车;创立高档车以品质而不靠廉价取胜;成立分期付款购车的融资机构, 等等。这些做法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 可在当年都属首创。那时候没有银行愿意提供信贷来支持“高风险”的私家车享受。而老福特迷醉于自己T型黑色房车的成功, 竟傲慢地扬言客户喜爱什么样的车悉听其便, 只要它们是黑颜色的T型车就行。斯隆以战略伙伴的角度来对待汽车经销商, 一反把他们看成利润争夺者的敌对态度, 确认双方共生共荣的关系, 尽量使其有利可图。斯隆经常走出总部遍访全国各地的经销代理, 实地了解需要, 倾听其意见。这种深入基层的做法在当年是绝无仅有的。

企业组织结构:斯隆在这方面所下的扎实工夫是他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杜兰特留下的弊病是几个子公司各自为政, 尾大不掉, 统筹管理或亏损由总公司包揽, 但一有利润子公司却擅自截留拒绝上交。斯隆决心剔除失控局面的做法非常难能可贵:他依然力求保持分散决策, 独立经营的优点, 既放且收, 相得益彰。他的做法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和政策的落实分离:前者权限归总部决策委员会,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经营单元自由运作。两者的交结则由“运营指导委员会”来协调, 其成员由经营单元的经理和决策委员会成员共同组成。另外, 设立财务委员会主理财务决策, 其成员绝大部分是由外部董事来担任, 取其中立无偏私的立场的优点, 以此来确保投资效益和重大投资按总公司的战略方向进行。投资方面的工作由拨款委员会集中处理, 由斯隆亲自掌控。

日常运作:斯隆在这方面也迭有建树。他加强了精细管理控制, 订出指标, 对工厂投资、流动资金、存货控制以及对生产、销售和赢利都有定期 (四个月) 预测。斯隆极其重视预测, 并引用了一系列方法来改进预测结果。同时, 他也明白预测无法避免失误, 在决策时常留有余地并随时调整。

研究开发:斯隆深知技术领先是企业的命脉, 很重视研究开发。在他的倡导下, 不但各子公司有各自的研究力量, 总部还专门设立研究机构, 除了应用型的, 也支持基础研究。斯隆的长程眼光——他认为基础研究早晚会有益于社会及赢利目标——在当年的私人企业里是相当稀罕的。

斯隆与通用汽车

斯隆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长达23年, 在他加入通用的时候, 通用汽车正陷入重大危机。当时通用缺乏营运及财务控制, 导致现金无法周转, 生产线混乱, 斯隆深入企业进行研究,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斯隆秉持“大即是好”的原则, 认为所有成功的企业都会趋向成长, 而通用之所以成功, 便是因为有效率的成长。斯隆的成就, 不在于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短短三年内反败为胜, 而在于他建立的企业原则, 虽历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营环境有所变动, 其管理创新仍被公认为是企业思考的典范。

斯隆在通用公司创立了多部门的组织机构。他首先清除了杜兰特设立的许多分支机构, 把最有用的汽车制造单位合并到各个部门。这种现念为人们所熟知的战略, 从观念上说是第一流的, 在执行中也是十分成功的。

在斯隆领导下, 通用公司一直是顾客至上。斯隆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大众心理学家。他指出了汽车外观 (这是汽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和销售的四条新的原则, 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通用公司实行并推广。这四条原则后来成为汽车工业的基本原则。它们是:分期付款、旧车折价、年年换代、密封车身。前三条的效果特别明显, 意义尤为重大。分期付款购车和以旧车折价换取同厂出品的新车缓解了买主财源不足的状况, 是销售商的得意法宝。但这两条又都比不上年年更新车型的眩目光辉。每年秋季, 新型汽车出世, 与美国棒球世界联赛吸引着新闻界和公众的注意力。

二十世纪初中国宪政思潮探讨 篇9

1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宪政的理解

宪政思潮, 起源于光绪变法时期, 兴于20世纪初, 最后淹没于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宪政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 不仅表明中国在学习西方政治上的探索, 也直接地推进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进程。在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对于宪政的认识有两个派别, 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理解的宪政, 即“宪政”应是“宪治”, 应以宪法为治国之本。正如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时所说:必须“立宪法同受其治”。梁启超认为:“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 而一国之人, 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 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 此后无论出何令, 更何法, 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他们主张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主张统治者在中国进行制度改良, 并且通过建立宪法来治理国家。1908年, 清朝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革命派的政治家们对宪政有着这样的共识:宪法保障任何公民权利, 宪法构成国家。孙中山认为:“宪法者, 国家之构成法, 亦即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孙中山不仅重视国家制度, 而且十分重视人民的权利, 并将其纳入宪法、宪政重要内容之中。这种认识吸收了西方的契约精神来充实人民权利, 通过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定位于保证书来建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2宪政思潮在二十世纪初广泛传播的原因

宪政思潮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广泛传播并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是与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20世纪初,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其不仅发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 且产生了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要求。这是清末宪政思潮得以兴起的社会背景。1904年到1905年, 爆发了日俄战争, 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终。日俄战争及其后果则给晚清思想界以巨大的刺激和影响, 使立宪救国的社会思潮勃然兴起。此时, 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日俄战争结局是宪政战胜专制的铁证, “天下之人, 皆谓专制之政, 不足复存于天下。上至勋戚大臣, 下逮校舍学子, 靡不曰立宪立宪, 一唱百和, 异口同声”。尤其在社会舆论影响下, 清政府在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准备“仿行宪政”, 这一举措不但使宪政思潮广为传播, 而且也使宪政实践提上议事日程, 1905年后, 宪政思潮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上下呼应, 一唱百和的热烈气象。但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敏捷地觉察到腐朽的清王朝是不可能推行宪政的, 只有通过革命去推翻旧的政治制度, 才能实现自己的宪政理想。之后, 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导致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 以及由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确实是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标志。它实际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的民主共和体制, 使中国社会首次实际出现了近代化的政权形态, 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变为蓝图, 使宪政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就是当时宪政思潮在中国的政治环境。

3二十世纪初中国宪政运动局限性

随着宪政思潮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也一次又一次的实践着自己的宪政理想。清末立宪、中华民国成立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北洋军阀时期的宪政, 尽管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宪政思想。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中国宪政运动之所以经历坎坷, 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自身的局限性。学者李泽厚认为, 中国的宪政发展一直面临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 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必须面临抉择, 是去启蒙人民的思想, 改良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还是去投身革命, 改变中国的现状。然而, 在民族危亡的空前压力下, 民族生存是首要目标, 自然也就顾不上什么宪政、有限政府、共和的发展了。中国宪政运动局限性还表现在宪政与民族富强的关系上,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注重民族的富强, 只有中华民族富强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至于宪政, 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种手段可以被替代。显然, 这是对宪政的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正是这种认识上的不足才导致了历次宪政运动的失败。

宪政,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 其发展要经历一个过程。如果希冀一夜之间宪政“从天而降”, 那是不现实的。只有在认真的宪政实践中, 才能求得宪政自身的不断完善。

摘要：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初中国宪政的某些关键事件和争论, 探析中国人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宪政及其内涵的理解, 从而进一步揭示宪政思潮广泛传播的原因, 并总结当时宪政运动的局限性。

关键词：二十世纪初,宪政思潮,宪政运动

参考文献

[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25-29.

[2]叶兴艺.梁启超宪政思想探析[J].当代法学, 2002, (4) :11-13.

[3]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62-64.

[4]张友渔.中国宪政史[M].重庆:生生出版社, 1944, 126-131.

二十世纪甘肃秦腔史研究现状 篇10

首次以理论形式阐明陕西秦腔与甘肃秦腔差异的, 是通渭人牛士颖 (1882—1942) 。牛氏在《陇上优伶志》2中称, “陇上梆子, 亦称秦腔, 但与陕西秦腔稍异。陕西秦腔以往称为南秦腔或关中梆子, 吾甘秦腔称为西秦腔或陇南梆子。” 3 并在该著“牛宝山”条下再一次重申二者的差别, “陇上秦腔原称西秦腔, 与陕西秦腔不尽相同。陇上秦腔用皋兰音韵, 陕西秦腔用关中音韵。陇上秦腔注重传统, 陕西秦腔颇多改革。至剧情、唱词, 更多差异。”4遗憾的是, 该文自2004年发表以来, 并未受到戏曲研究者重视。

甘肃演出秦腔的班子, 据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一文, 也被观众称为“老班子”5。由于艺术风格的差异, 关于秦腔起源的论争也逐渐产生。论争的起源只是清人吴长元《燕南小谱》听闻友人所说:“蜀伶新出琴腔, 即甘肃调, 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 以胡琴为主, 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 旦色之无歌喉者, 每借以藏拙焉。” 6《燕南小谱》首次将西秦腔和甘肃秦腔等同起来。1933年, 杜颖陶在《剧学月刊》2卷第4期发表《记玉霜簃所藏钞本戏曲》一文, 其在介绍《钵中莲》传奇时, 称“末页有‘万历’、‘庚申’等印记”, 又兼剧中出现【西秦腔二犯】曲调, 所以此后学者如周贻白《中国戏曲史长编》、徐扶明《元明清戏曲探索》, 都认为西秦腔产生于明万历年间。

1950年2月25日, 程砚秋在《人民日报》发表《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一文, 在秦腔演艺界产生了巨大轰动。该文以《燕南小谱》为基础, 继续佐证了该说法, 称“魏长生所演的秦腔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曾看见过, 但从《燕南小谱》一类的书上来看, 可以断定其唱法是很低柔的。现在的秦腔, 唱起来却很粗豪, 似乎不是当年魏长生所演的一类。”7

1982年, “梆子声腔剧钟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召开, 将西秦腔的研究推向高峰。流沙《西秦腔与秦腔考》一文, 肯定西秦腔为吹腔, 是不同于陕西秦腔的, 为秦腔之源。并称“西秦腔在陕西发展为秦腔, 大约是在明代末年”8。焦文斌《从 < 钵中莲 > 看秦腔在明代戏曲声腔中的地位》不同意流沙之说, 认为“【西秦腔】即秦腔”9, 以《钵中莲》中观音自白“今当下界大明天下嘉靖壬午春朝”句, 断定该剧系“嘉靖元年 (1522年) ”10创作, 并根据唱词推论《钵中莲》传奇是江南民间艺人创作, 开《钵中莲》辨伪之风。

1984年, 孟繁树在陕西原凤翔八县做长时期田野调查, 通过采访老艺人及有关人员, 再次认定西秦腔即秦腔, 在《西秦腔及甘肃调即秦腔辩》一文称“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搬场拐妻》唱长短句小曲这一特殊情况而怀疑西秦腔不是秦腔。”11 此文发表后, 西秦腔起源于甘肃的说法逐渐沉寂。

1993年, 王依群发表《<搬场拐妻>中的【西秦腔】考》, 该文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 认为《搬场拐妻》中的第一支【西秦腔】曲牌系【马头调】, 在音乐结构上否认了【西秦腔】的存在, 认为西秦腔是秦腔发展到南方后, 南方人对秦腔的称呼, 并称“《搬场拐妻》两处标西秦腔, 前者为西调, 后者为秦腔。”12

1996年, 甘肃籍学者王正强发表《为“西秦腔”探源寻踪》一文, 认为“‘西秦腔’是甘肃古老地方剧种。又称琴腔、西调、陇声、甘肃调、甘肃腔、陇西梆子等等。”13此后王正强2004年在《戏曲研究》第3期发表《西秦腔再考》、2008年, 在《当代戏剧》第1期上《西秦腔≠秦腔》两篇力作, 认为西秦腔不是剧种而是影戏腔调, 起源不在陕西, 而在甘肃, 与陕西秦腔在唱腔体制、音乐风格、乐器伴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二者曾在四川发生融合交流。

2007年, 寒声发表《西秦腔研究——兼对“二百年学术悬案”的破解》一文, 驳论王正强“错误地认为陕西板腔体秦腔‘是西秦腔基础上衍化和发展’”14, 收录了二十四支鸿盛社老艺人、平凉老江湖班和西秦腔曲牌谱例, 认为“西秦腔曾是一种闯荡江湖连外演出的专业戏曲艺术”15。

这些关于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的论争, 都是以“西秦腔”为切口, 自建国后, 一直持续不断, 此消彼长, 近几年持续升温。诸多文章证明西秦腔存在的根据就是吴长元的《燕南小谱》所载的“甘肃调”与《钵中莲》传奇的【西秦腔二犯】。王正强引《燕南小谱》《赌棋山庄词话》《清稗类钞》三书, 谓“三位前人异口同声, 均言这种‘甘肃调’乃‘起于甘肃’”16, 其实这三则材料均出自《燕南小谱》, 而《燕南小谱》又系他人所说, 并非作者亲见。

《钵中莲》传奇, 长期以来, 研究秦腔的学者, 以此为证据, 证明秦腔最迟产生于明代。但是胡忌《< 钵中莲 > 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一文, 从剧本体制、剧本内容与风格角度, 认定“《钵中莲》这个抄本时代应在康熙中期创作的《渔家乐》之后 (可暂时推想在1700年前后) 。”此观点先后经寒声、陈志勇进一步考证。寒声《西秦腔研究——兼对“二百年学术悬案”的破解》一文以《钵中莲》第十四出有【京腔】一曲, 据《都门纪略·词场》序考订, 京腔系高腔清代在北京演出时的称谓, 其更怀疑庚申为嘉庆庚申 (即1800年) 17。陈志勇《<钵中莲>传奇写作时间考辨》一文, 认为《钵中莲》是清中业的梨园整理本。关于西秦腔的起源与甘肃秦腔, 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