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

律师会见（精选六篇）

律师会见 篇1

一、会见权的保障

(一) 凭“三证”会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学者大都认为辩护人与“案件的结局本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1]其在诉讼中的作用只是辅助当事人, 是协助者的角色, 因而其拥有的诸多权利可能因此得不到更多的尊重与保护, 这其中的会见权也就不免会受到影响。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要持有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就可以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程序性的权利保障在《刑事诉讼法》第37条得到了明确规定, 意图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更加顺利且无障碍的会见, 从第一步开始做到杜绝律师会见难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 明确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并且采用“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的规定对“及时”进行了时间上的限制, 此条规定使得新《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统一了起来。

(二) 会见不被监听

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应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的, 如果侦查人员在场进行监视, 无疑会给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造成无形的压力, 将会使得这一会见流于形式。为了挽救这一局面, 肃清对会见造成干扰的情形, 保障犯罪嫌疑人与辩护人会见交流的秘密性,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此外, 还可看出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亦与国际上的做法相接轨。国际上诸多保障人权的文件中也不乏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会见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如《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 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內进行。”[2]可见, 在人类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对“会见”的反思

(一) 会见权之保障

细究相关法条, 不难发现律师会见仍存在诸多不足。如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 而然看守所若以各种理由相推脱而不予以安。又如, 侦查机关在会见的时间和次数上故意非难、限制, 干扰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自由进行会见交流。再如, 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会见时在场或监听的话, 就会干扰他们的会见交流, 使得会见流于形式, 因此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在会见时不得在场和监听做了相关规定。但实践中不乏对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会见进行变相干扰的情形, 如不时地提供茶水、服务, 或制造噪声等, 那么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将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呢

(二) 会见权有异化为申请会见权之嫌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看守所规定了及时安排会见的义务, 还附加了限制性条件, 即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但对此同样存在着疑问, 如对“及时安排会见”应该怎样进行理解才能做到能耗地保护法益呢这其中是否赋予看守所自由裁量权又如在时间的认识上, “四十八小时的计算起始是何时计算主体是谁是否需要监督诸如此类程序规定的缺失, 降低了此条规定的实践可操作性。再如会见被安排在三星期后, 或更长时间, 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该该如何对其合法权利进行救济, 申请救济的依据是什么因此。我们更应对此会见问题进行再次的审视, 提高规定的可操作性。

三、对“会见”的完善

(一) 转变诉讼观念

在我国, 长久以来, 无论是谁涉案, 都会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相关的当事人在别人的眼里更是已被假定为有罪之人。“重打击犯罪、轻权利保护”这一价值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法律思想认识的主导地位。多数司法工作人员正因秉持这样的价值观, 片面强调打击犯罪, 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损害了许多人的合法权利, 可谓“顾此失彼”, 严重的甚至践踏人权, 殊不知, 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与打击、防范犯罪并重才是现今和谐社会的追求, 而非仅局限于对犯罪的打击。回视实践, 在刑事诉讼中, 控辩双方的诉讼实力相差悬殊, 犯罪嫌疑人想获得公正可谓道途多舛。多年来, 在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强调要实现控辩平等, 呼吁给予犯罪嫌疑人以更多的尊重与保护, 早日促成辩护律师地位的提升。

(二) 完善相关救济措施

为了做到对辩护律师会见权善始善终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47条做了相关规定, 即辩护人针对阻碍其相关诉讼权利行使的行为有向人申诉或者控告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对此应及时审查, 情况属实的, 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尽管这一规定对于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操作性方面似乎还有所欠缺。人民检察院对此的查证由哪一个部门进行, 遵循什么程序, 以什么标准进行认定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解答。除此之外, 由“纠正”来维护辩护律师的合法权利显然在救济力度上是弱的, 其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受到侵犯与弥补之间是不对称的, 对辩护律师而言也如此, 再则, 当有关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予或怠于纠正时, 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又何去何从呢由此可见, 相关的救济措施的齐备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否则, 法律赋予的权利只会变成一纸空文。值得一提的是, 救济措施并不是单列在《刑事诉讼法》一文中的, 其必须与相关法律、制度相衔接, 真正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同时还须考虑到具体国情。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律师会见 篇2

家属都不在北京，身在北京的家人因涉嫌犯罪进了看守所，家属应如何委托北京的律师去看守所进行会见？虽然很了解家属焦急的心态，但完全没必要马上跑到北京来，可先委托律师进行一次会见，必要时申请取保候审，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是否来北京。

根据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有权委托律师进行会见，在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需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如两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户口本的复印件也可以），由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就可以了。

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从事下列执业活动：

（一）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或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及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它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为其提供如下法律咨询：

（一）解释、说明刑事诉讼法律及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解释、说明民事诉讼法律及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论辩护律师会见权 篇3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保障

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是律师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权利。通过会见，律师了解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听取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指控罪名的意见和辩解理由，从而能更好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为了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制定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對检察官和律师严格依法办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律师法》（2007）有了突破性的规定：律师会见不论处在何种诉讼阶段，不再经批准、受限制，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直接到看守所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且会见时不被监听。2012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继修改及妥善衔接，丰富了律师会见方面的权利，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渠道更加通畅。

一、律师会见权实践中的问题

（一）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实践中，一些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障碍：一是借会见之机，互通涉案信息，增加了外围取证的难度和侦查成本，加大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二是捏造刑讯逼供等侦查审讯不当行为，损害检察机关办案形象；三是暗示犯罪嫌疑人翻供，帮助涉案证人串供或教唆他人作伪证，甚至传授对抗方法等，严重扰乱办案秩序。

（二）律师会见监督配套制度缺失

辩护律师会见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律师与侦查部门、看守所有机配合，相互监督制约。但是从目前顶层设计看，相关监督配套机制几乎是空白，最终导致三者之间的工作衔接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采取曲解法律条文方式，将一些本不是申请会见的案件当作需要申请会见的案件，导致律师不能在第一时间会见；有的在审讯突破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三证”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鉴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对于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的具体时间立法确实难以规定，新刑诉法“及时安排会见”的规定反映出了立法对于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的基本要求——不能有不当拖延，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但是这种立法规定，在司法实务中极有可能演变为“四十八小时”安排会见的惯例。所以，司法解释有必要对看守所不能及时安排会见的事由、告知律师的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同时，看守所管理制度也应当进行规范化建设，以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操作规程来为看守所的“及时安排会见”提供佐证。

（三）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法规

部分地区看守所施行会见网上预约虽为律师会见提供了方便，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在会见场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演变为新的会见障碍：“预约难”。会见的时长、次数、场所、会见限制等亦无明确规定。会见权应该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终止会见的权利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首先应归于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而实际情况则是大多都掌握在监所部门相关规定中，不仅不利于会见权的行使，也有悖于保障人权的刑诉法原则。

（四）缺乏可行的救济途径

“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权利，却无保障措施，权利将不是权利。法律虽然规定了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时常受制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以及其他因素。对办案人员这些违规行为，如果能赋予律师相应的申诉救济权，对侦查部门或多或少地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律师没有相应的申诉救济权，对侦查部门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行为不能监督制约。

二、律师会见权改善的途径

（一）建立律师会见权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的权利，极易遭受践踏。如果法律不规定相应的救济条款，即便是扩大律师会见权的范围，也只是停留在法条上的“权利条款”而已，而并不会给律师会见权带来实质性改善。我们可以效仿西方国家的“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建立类似的制度。在侦查阶段，当律师的辩护权受到侵害时，律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救济申请，人民法院设立预审法官，由预审法官受理上述申请，为保证法官的中立性，预审法官不能再担任该案的庭审法官。辩护律师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许可会见决定理由不充分的，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启动复议程序，并即时将复议结果告知申请人。

（二）实行案件类别同步告知制度

侦查部门在送达拘留通知书时，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涉案类别（一般贿赂案件或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以便辩护律师会见时明确会见方式（自行会见或申请会见）。否则，凡是贿赂案件都得先申请，使自行会见权大打折扣。畅通多种方式会见渠道，如可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一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辩护律师可书面申请也可口头申请。要求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时，在收到辩护律师书面申请后2天内报检察长决定并予以书面答复。许可会见的，制作《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送达辩护律师；不予许可会见的，制作《不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说明理由，并送达辩护律师。

（三）转变观念，突破“会见难”思想禁锢

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对自侦、案件管理、侦查监督、刑事执行检察等部门检察人员进行专题培训，集中学习刑事诉讼法、《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和最高检下发的《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着力纠正“律师介入会扰乱案件侦查”的认识偏差，从思想上深刻认识保障律师会见权在维护司法公正、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行使会见权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现有规定设想之外的新情况，我们需要在把握法律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细则来保护律师正当行使会见权利。比如会见中的信件传递，在明确不得未经许可私下传递之外，可明确律师需对信件的来源可靠性和安全性负责，进行登记和安检后可当面交由在押人员，同时明确如被看守所无理拒绝的，可以向驻所检察室进行申诉。又如对于会见过程中多媒体方式的使用，应允许律师（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示多媒体形式的案件材料和用多媒体方式进行取证，但必须使用看守所提供的播放录制设备，或者使用不带通信功能的设备，律师还需事先取得看守所同意并进行登记，且必须签署保证书，对违反上述要求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四）严肃追责机制

保障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还应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公安、法院承办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尤其是超出法定范围阻碍律师会见的行为，情节较轻的，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如有存在违反规定扩大经许可会见案件的范围、不按规定时间答复是否许可会见等严重违法违规情节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发出通知后仍不纠正或者屡纠屡犯的，驻所检察室应及时向分管检察长报告，并向上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通报，并配合上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对检察机关承办人员出现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行为的，应当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并报告检察长，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相关责任人的行为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并记入执法档案，予以通报。

参考文献：

[1]刘宁，孟卿.浅议新刑事诉讼法规制下辩护律师会见权[J].法制与社会，2013（13）.

[2]王岩华.论会见权的归属——从律师的权利走向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J].人民论坛，2013（05）.

[3]卫刚华，尹学诚.律师会见权的强化给反贪侦查带来的挑战及对策[J].犯罪研究，2012（06）.

[4]毕淑婷.我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公诉案件为视角[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2（09）.

[5]张勇.论律师会见难的危害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J].前沿，2012（05）.

[6]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J].现代法学，2011（05）.

律师会见制度影响反贪自侦案件 篇4

一、增强人才战略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队伍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普遍存在知识结构单一性多、复合型少, 即懂法律但不懂科技知识、经济知识等;在侦查技能上经验多, 专门型少, 而且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观念。面对高智商的职务犯罪, 抓紧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专门型、复合型职务犯罪侦查实用人才是搞好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基础。这种专门型、复合型人才必须具备:多识, 就是既专又博, 即懂法律、科技、经济及其他新知识;大智, 即善于运用侦查谋略;大勇, 敢于风险决策, 表现为风险立案、拘留、逮捕等。

二、侦查活动中适当调整工作重心, 科学制定初查计划方案

反贪部门在下达立案结论之前都要进行严密的证据搜寻活动, 当立案流程处理完毕, 维权律师才能依法行驶会见权力。在初步调查过程中, 任何内部行动和证据资料, 该律师都无权过问和参与, 所以, 反贪部门要切实利用这一时间优势, 合理布置初步侦查任务, 为之后提出诉讼要求和实施审讯创造基础条件。第一, 将初步搜集到的资料做好分类和梳理, 尤其是能够提升成案概率的信息要抓紧扩大调查和验证;对于处理时机不当但隐藏价值极高的证据, 可以视情况酌情处理, 重要的是稳固立案先机, 令案件的提出符合现实状况和阶段条件, 进而提升对职务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二, 初步分析阶段必须将整个案件证据链条初查清楚, 坚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争取将任何定案因素和关键资料收集完毕, 包括个人银行账户情况、流水账外状况、网上交易记录等, 尽量弥补口证行为的力度不足问题。具体说来, 初步调查工作就是在争取一切行为合乎法律要求的基础上, 广泛汲取行为的计划意义和延伸功能, 对任何相关问题进行整合, 充分通过合法程序来验证初步证据, 这样才能对不特定的辩护律师做出估计和从容应答, 减少法律缺口的张力作用。

三、提高拘前审讯效率

在传唤、拘传时间范围下, 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知根知底能力尚未完全的时候, 保证初步讯问的成功效率, 必要时可上报领导并获得适用何种强制行为, 将立案侦查内部风险因素减到最少。第一, 客观分析犯罪嫌疑人性格特征, 并安插相应地侦查人员。其中不乏存在心理素质和现场行为不够坚定的犯罪嫌疑人, 这就要利用审讯人员强势的心理攻击作为渗透利器, 进而在其心理高度紧张并丧失防范能力的前提下完成证据固证工作;一些嫌疑人怕自身遭受处罚后影响周边的亲朋好友, 这就要按照其年龄特征安排相仿人员去进行推心置腹的诉苦行为, 并以此透露出相关信息;一些罪犯心理承受能力较强, 并且拥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 这就要按照阶段盘问反应实现见招拆招, 只要任何阶段其心理和行为上产生恐惧或者动摇, 就配合同情牌和强制行为加以诱导, 直至其完整交代事件过程结果。其次,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并不是无坚不摧的, 有时科学运用视觉现象去处置也是可以的。这类人群因为长期以来做足了心理准备, 因此往往都会对侦查人员举止避而不看。例如, 让行贿人自己观看已审判的案件处理标准和适当放宽的案例, 让其作出老实交代问题比拒绝交代问题的好处;在这些资料文件面前, 犯罪嫌疑人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交不交代的最终结果, 之后会结合得失问题实现出路抉择;另外厚厚的文件堆放在一起, 令其产生心理压力, 对自己问题产生质疑, 便更加轻易能够换取突破口供的主动权。

四、增强与律师沟通、协调能力

新刑诉法制度形成和实施之后, 辩护律师成了侦查阶段必不可少的角色, 增强与律师间的沟通、协调、交涉能力是反贪侦查员的一门必修课。反贪部门应当建立同律师沟通交流的特别机制模式, 鼓励律师提高自身执业道德素质, 引导其科学实施权利效益, 警示其越权行为的严重性。充分利用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心理依赖作用, 通过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思想活动, 使辩护律师成为对嫌疑人进行感化教育和政策引导的媒介, 必要时可以通过律师做犯罪嫌疑人的工作, 通过对态度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的强制措施, 促使其如实交代罪行, 争取宽大处理。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 加强与律师沟通, 及时了解律师通过自行取证获得的无罪、罪轻证据等, 避免律师在庭审时搞突然袭击, 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 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庭对证据的采信。反贪部门应当与辩护律师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 共同营造既有对抗又有合作, 既有利于惩罚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的侦辩关系。

参考文献

[1]范立娜.我国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之探析[D].中国政法大学, 2011.

[2]申玉军.论我国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D].苏州大学, 2006.

[3]卫威.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利及保障[D].中国政法大学, 2011.

律师会见所需材料 篇5

一、侦查阶段

1.下列材料提交给办案单位，以换取《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

A.委托书（格式十九）

B.律师事务所函（格式一）

C.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函（格式九）

D.律师证复印件

2.下列材料提供给看守所：

A.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格式八）

B.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

二、审查起诉阶段

1.下列材料提交给检察机关，并领取《起诉意见书》：

A.律师事务所函（格式二）

B.委托书（格式五）

C.律师证复印证

2.下列材料提交给看守所：

A.委托书（格式五）

B.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格式八）

C.起诉意见书

三.审判阶段

1.下列材料提交给法院，并领取《起诉书》：

A.律师事务所函（格式二）

B.委托书（格式五）

C.律师证复印证

2.下列材料提交给看守所：

A.委托书（格式五）

B.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格式八）

C.一审阶段提供《起诉书》

律师会见 篇6

一、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第37条对委托辩护律师和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更明确、更早

新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和旧法比较，在“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使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更加明确，同时赋予了律师真正能在侦查活动一开始就介入到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

（二）律师会见程序更简化、更容易

新法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凭“三证”（执业证书、律所证明、犯罪嫌疑人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看守所要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新规定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而且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上述规定表明：一是今后绝大部分案件律师会见无需批准；二是对于三类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只在侦查环节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三是“如果看守所没有接到侦查机关关于这三类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认为属于这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律师会见”[1]。

（三）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更自由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目的是使被羁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向律师陈述案情或者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充分寻求到律师的法律帮助，使其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修改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保障律师会见权是硬任务

1.过去自侦部门有时利用法律规定中的“后”字做文章，拖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辩护人的时间，等到固定好嫌疑人的笔录、收集到主要证据以后，再履行告知义务，往往到侦查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律师才能见到犯罪嫌疑人。新法修改后，自侦部门必须在初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履行告知义务，不能再拖延告知的时间。

2.过去看守所有时拖延安排会见的时间，使律师真正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往往很晚。但是，新法规定除了“三类案件”，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阻碍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将面临被律师申诉控告的后果。

（二）获取证据难是大问题

1.有罪供述难。新法的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概率会增加，出现前后供述不稳定的情况。比如贪污受贿犯罪，通过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明白赃款去向在构成犯罪中的作用，如果赃款用于公务活动就不是占为己有，就可以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犯罪嫌疑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后，就可能推翻原来已经据为己有的供述，编造用于公务活动的种种理由，使案件难以认定。过去检察机关撤销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就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2.口供印证难。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关联案件，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分别会见各自当事人后，律师之间可能就案件事实进行沟通。律师再次会见时，可能有意无意地把有关情况透露给犯罪嫌疑人，而检察机关又无法监听得到。

3.调查取证难。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可能导致证人不实事求是作证，有时关键证人的一句话就能使案件化掉。比如对于受贿款存到犯罪嫌疑人个人账户中这样一个事实，犯罪嫌疑人可能狡辩是单位领导让他以个人名义存的公款。律师介入后，则可能有意无意地把嫌疑人的辩解透露给有关领导，假如该领导为了保该犯罪嫌疑人也说是公款，是他让该嫌疑人以个人名义存的，案件就难以认定。自侦部门为了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索取新的证据，甚至是他人作伪证的证据，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

三、自侦工作应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充实、丰富和发展了侦查阶段辩方的权利，要求检察机关各诉讼环节都要听取辩护人意见，在审判阶段还增设了庭前会议程序等等。诸多新规定体现了控辩双方“友好的、敌对的合作关系”2，针对这种新型控辩关系，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必须在尊重并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前提下，结合侦查工作特点采取应对措施。

（一）从对抗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功夫下在初查上。为避免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检察机关要改变以往重侦查轻初查的观念，前移办案重心，把初查作为攻坚任务，在线索初查上花大力气、投入大量精力。提高初查的证据标准，做到孤证不立案，证据链条八分熟再立案，力争达到立案后即使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事实，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

2.重点放在讯问上。案件立案后，讯问就成为重中之重。一是第一次讯问是关键。要提高重视程度，做好详细计划，制定讯问策略，明确哪个事实问哪个事实不问，确定先问什么后问什么，选择是外围突击还是直接切中要害；二是律师会见后再提审很必要。对于社会阅历比较深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来说，会见时律师的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然后想办法规避法律。因此，律师会见以后侦查人员马上提审犯罪嫌疑人，可以发现口供的变化，通过分析口供变化的原因以及对案件走势的影响，再重新部署侦查策略；三是取证配合讯问少不了。要调整侦查审讯模式，改变审是审证是证的传统做法，在审讯的同时，由另一组办案人员根据口供情况取证，用证据印证口供的真伪，扣紧定案的证据链条。

3.细节体现在取证程序上。侦查人员要注意取证程序上的细节问题，诸如取证人数不能少于两人，两份或多分笔录在取证时间上要错开，笔录要让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签字，侦查人员要在笔录上签字，询问证人必须个别进行，搜查要有搜查证，搜查笔录要有见证人签字等等。

（二）从合作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正确行使批准律师会见权。根据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45条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范围的规定，律师会见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是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正确行使律师会见批准权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律师会见的时间上，不能用批准权加以限制。对于符合会见要求的，不能拖延批准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对于不宜马上批准会见的，不能在整个侦查过程中拒绝律师会见的要求，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二是在律师要求会见的次数上，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对于辩护律师会见后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的，自侦部门有权根据侦查工作的进展程度决定是否批准，在不影响侦查工作的前提下，准许律师会见；三是在需要批准的案件范围上，不能做扩大解释。如不能把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的案件纳入限制会见的范围，侵犯辩护律师的合法诉权。

2.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第159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自侦部门应当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听取律师的意见，要重点听取以下内容：一是听有没有无罪证据，比如赃款去向不清、主体身份不明、客观行为不属于犯罪情形等；二是听有没有罪轻的证据，主要是有没有检举立功、投案自首、犯罪未遂、中止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情节的证据，也包括辩护律师提出的属于性质较轻犯罪的意见；三是听有没有请求变更强制措施的要求和理由，对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要经过审查、调查，然后做出决定。

3.与律协建立合作机制。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要与律师协会建立长效的合作工作机制，明确律师会见、调查取证的要求，明确律师履行无罪、罪轻证据告知的义务，明确检察官听取律师意见的责任，明确检察机关批准律师会见的具体规定，使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能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罪轻的人不被重罚。

注释：

[1]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