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精选十篇）

毒品犯罪 篇1

一、大陆和香港关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立法比较

(一)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 大陆规定的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是16周岁。但是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犯贩卖毒品罪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以下的人。

香港在2003年修订的《少年犯条例》中规定14岁以上的人负完全刑事责任。10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负不完全的刑事责任, 追究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的刑事责任, 必须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意图, 即要证明行为人理解其行为在法律上是错误的。10岁以下的人犯罪则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从两者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可以看出香港在处罚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相对于大陆较为严格。这也同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 当今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已经成为整个刑事犯罪的趋势。

(二)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所涉及的主要罪名

大陆关于毒品犯罪的罪名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上述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16周岁以上的人构成本章犯罪时, 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只对贩卖毒品罪能够追究刑事责任。

香港关于毒品犯罪规定在《危险药物条例》中。相关毒品犯罪主要有, 制造毒品罪, 贩运毒品罪, 提供毒品罪, 持有毒品罪, 种植、供应、采办、经营、输入、输出或藏有大麻、罂粟罪, 吸食毒品罪, 开设烟馆罪, 藏有吸毒工具罪, 房主或住户将其所占房屋用于毒品有关活动罪, 教唆或帮助他人在香港地区以外地区制造、贩运毒品罪。从这些罪名看, 大陆基本也有规定。但是, 特有的罪名有吸毒罪和藏有吸毒工具罪。因此在香港只要已满14周岁, 就能构成以上毒品犯罪。

从罪名规定看, 虽然大陆和香港的毒品犯罪罪名大致相同, 但其中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区别。相比较来看, 香港的法律规定的更为详尽, 打击的范围更加广泛。结合两者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可以看出香港在打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总体态势上是严于大陆的态势。首先, 构成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低于大陆, 构成毒品犯罪的未成年人处罚范围大于大陆。其次, 即使是其相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构成毒品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处罚范围也很大。因为其规定只要达到一定证明标准, 即证明犯罪;而大陆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处罚的只是特定罪名。

(三)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规定

从大陆刑法第17条可以看出, 我国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第49条第1款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 (八) 》中, 对于未成年人刑罚的具体适用也增加了规定。首先, 对于一般累犯, 排除了犯后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犯前罪时不满18周岁但犯后罪时已满18周岁的人。其次, 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符合缓刑条件的, 应当使用缓刑。在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 新增最后一章特别程序, 其中第一节就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专门进行了规定。

香港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主要表现在, 根据2003年修正《少年犯条例》规定, 对于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犯罪, 应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式处理, 即由少年儿童法庭审判, 羁押于少年拘留所等。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未满18岁的人, 除犯误杀、抢劫等严重罪行之外, 不得判处监禁。根据《教导所条例》凡是被裁定犯有可判处监禁之罪的未满18岁的罪犯, 法院可判其入教导所羁留, 以代替其他刑罚;如属不准保释而被羁押候审的, 一般不送监狱而是送入教导所。在香港, 尽管未成年人不是法定的从轻减轻事由, 但是在实践中法官往往会考虑此因素予以酌情从轻减轻。

从两地对未成年人的刑罚配置看, 都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对未成年人实行人道主义保护。但是从两者的规定来看, 香港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处理手段更加详尽和完善。

二、相互借鉴和汲取经验, 推进司法合作和协助

从上述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 大陆和香港针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立法规定, 各有特色, 互有长短。比如大陆规定了毒品犯罪的具体数额, 便于定罪量刑;对罪名行为的具体内容和内涵则规定较为笼统和概括。而香港则对毒品犯罪中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界定, 对毒品鉴定问题做了细致规定。因此大陆和香港, 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 相互汲取有效的经验, 不断完善立法。

从实践中看,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香港在开展禁毒教育知识、公共设施建设等预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方面做出积极有效的努力。针对当前由于两岸地区交流的广泛,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出现的跨区现象, 我们应该加强两岸的司法合作和协助, 开展沟通和交流, 尤其要加强在预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从而有效治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摘要：当前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不仅威胁整个社会的秩序的稳定, 更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自身的健康与成长, 以及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更新和运行。通过比较大陆和香港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立法惩治和预防措施, 结合自身实际相互借鉴;并通过加强司法合作和协助, 共同治理青少年毒品犯罪。

关键词：大陆,香港,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参考文献

[1]宣炳昭.香港刑法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2]姜敏.祖国大陆与我国香港地区毒品犯罪比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7, (02) .

毒品犯罪 篇2

--------------------案例1 李怀愉贩卖、运输毒品案

——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且系累犯和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怀愉，男，汉族，1968年12月15日出生，无业。1996年8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4年3月2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2012年6月20日刑满释放。

2014年4月和5月，被告人李怀愉电话联系孙少东（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后，先后2次指使李想才（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到广东省惠东县，从孙少东处分别购买100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和1000克氯胺酮（俗称“K粉”）后运回湖南省益阳市，由李怀愉贩卖。同年5月22日，李怀愉电话联系孙少东后，于次日与李想才携带购毒款到达惠东县。经孙少东介绍，李怀愉向他人购得氯胺酮3000克及甲基苯丙胺5000克。24日5时许，李怀愉与李想才携带毒品乘车回到益阳市，李怀愉将部分毒品放在某公司楼上203室。6时30分许，李怀愉携带毒品到益阳市龙洲路一餐馆与他人见面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李怀愉处查获甲基苯丙胺105.9克、氯胺酮1580.4克。当日13时许，公安人员在上述203室内查获甲基苯丙胺4960.8克、氯胺酮2030.2克。综上，李怀愉运输、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6066.7克、氯胺酮共计4610.6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怀愉明知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是毒品，而伙同他人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在贩卖、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李怀愉提供全部购毒款，联系毒品上家或者直接向上家购买毒品，亲自或者指使同案被告人李想才到广东省惠东县接取毒品，并负责保管、销售毒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怀愉多次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系累犯和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李怀愉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李怀愉已于2017年4月26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在广东省制造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的情况较为突出，所制毒品流向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甚至更远地区。湖南籍贩毒人员前往广东购买毒品运回当地进行贩卖，是当前湖南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从广东购买毒品后运回湖南进行贩卖的案件。被告人李怀愉伙同他人在短期内多次从广东省惠东县购买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运回湖南省益阳市进行贩卖，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且李怀愉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重刑，属累犯和毒品再犯，并具有盗窃前科，主观恶性深。人民法院根据李怀愉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2 蔡志雄贩卖、制造毒品案

——伙同他人制造、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志雄，男，汉族，1973年8月2日出生，农民。

2013年7月，被告人蔡志雄以办厂生产胶水为名，租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闸口镇内的一处养猪场，并出资在此秘密建造制毒窝点。同年9月至12月间，蔡志雄先后组织周育强、廖林生、翁火胜、陈建文（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在该窝点内制造毒品氯胺酮（俗称“K粉”），并将制成的部分氯胺酮在合浦县进行贩卖。同年11月底，在制造出最后一批氯胺酮后，陈建文将氯胺酮运至合浦县廉州镇某小区3栋1B3车库存放。同年12月15日20时许，陈建文受蔡志雄指使，伙同廖林生向他人贩卖氯胺酮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陈建文驾驶的面包车内查扣氯胺酮19862克。随后，公安人员在该小区2栋1单元102室抓获周育强、翁火胜，在该室陈建文居住的房间内查扣氯胺酮861克，在上述车库内查扣氯胺酮125827克，在上述养猪场等处查扣一批制毒设备和原料。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蔡志雄明知氯胺酮是毒品，而伙同他人制造、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蔡志雄出资租赁制毒场地，购买制毒设备和原料，纠集人员制造毒品，并指使他人将制造出的部分毒品予以贩卖，起主要作用，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蔡志雄制造、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蔡志雄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蔡志雄已于2017年5月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氯胺酮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麻醉作用，滥用氯胺酮会产生认知障碍、引起幻觉，危害很大。近年来，滥用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的人数呈上升之势，制造氯胺酮犯罪多发，个别地区较为突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制造、贩卖氯胺酮犯罪案件。被告人蔡志雄系广东籍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广西纠集多人制造出大量氯胺酮并进行贩卖，案发后查获的成品数量达140余千克，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根据蔡志雄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制造毒品这类源头性毒品犯罪的严惩政策。

案例3 杨开水运输毒品案

——假释考验期内组织怀孕妇女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系毒品再犯，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开水，男，汉族，1986年1月20日出生，农民。2004年11月18日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2年4月3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4年3月18日止。

2013年11月，被告人杨开水在缅甸老街经莫某某（在逃）介绍，商定为一毒贩运输一批毒品到云南省昆明市，运费为43万元。后杨开水又与马某某（怀孕妇女，另案处理）商定运输另一批毒品到昆明市，运费为40万元。杨开水与卢家忠（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商议后，确定驾驶两辆轿车共同运输毒品，所得报酬均分。同月24日，杨开水与黄明乔（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和杨某甲（怀孕妇女，另案处理）驾乘一辆起亚牌轿车，卢家忠与字某某（怀孕妇女，另案处理）等人驾乘一辆英伦牌轿车在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先后接应受莫某某指使参与运毒的杨某乙（怀孕妇女，另案处理）和马某某，以及二人携带的装有毒品的行李。杨开水、卢家忠将装有毒品的行李放入英伦牌轿车的后备箱内，杨开水、黄明乔等人驾车在前探路，卢家忠、杨某乙等人驾车在后行驶，前往昆明市。行至云南省龙陵县勐糯镇时，因卢家忠驾驶的轿车出现故障，上述人员分别在该镇两家酒店住宿。次日10时许，公安人员在酒店抓获杨开水、卢家忠、黄明乔等人，查获海洛因共计37140克、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共计10467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开水明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片剂是毒品，而伙同他人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杨开水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在共同犯罪中，杨开水负责洽谈运输毒品，安排行程，并邀约同案被告人卢家忠等人共同运输，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杨开水曾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刑，又实施运输毒品犯罪，系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重处罚。杨开水在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应撤销假释，予以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开水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杨开水已于2016年7月20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为牟取高额报酬而组织他人运输毒品，不同于为挣取少量运费而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情形，对前者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尤其是组织怀孕妇女、病残人员等特殊群体运输毒品的，明显具有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体现了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在政策把握上更应当体现严厉性。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组织多名怀孕妇女运输毒品的犯罪案件，参与人员多，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约定的非法报酬数额巨大。被告人杨开水系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的组织者、直接实施者，罪责最为突出。杨开水曾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重刑，被假释后却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运输毒品罪，系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极深，应依法从重处罚。人民法院根据杨开水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对其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此类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政策。

案例4 肖胜故意杀人案

——吸毒后交通肇事，持刀捅刺执行公务的民警，致1人死亡、1人轻伤，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胜，男，汉族，1977年4月29日出生，原系湖南省武冈市卫生局水浸坪卫生院工作人员。

被告人肖胜自2007年开始吸食毒品，2008年7月25日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2013年10月底至11月初，肖胜多次吸食毒品。同年11月9日14时许，肖胜驾驶一辆黑色起亚轿车途经湖南省武冈市铜宝路与北门闸二巷岔路口时，与同向行驶的杨某丙驾驶的越野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双方分别报警。肖胜将随身携带的折叠式弹簧刀丢入附近的“人人电脑维修中心”店内垃圾桶里。武冈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区中队副中队长杨某丁（被害人，殁年37岁）和协警周某（被害人，时年23岁）接警后驾车赶到现场，决定将肇事车辆拖离，将肖胜、杨某丙及同车人员带往交警大队调查处理。肖胜声称口渴再次到“人人电脑维修中心”店内喝水，周某下车跟随。肖胜从店内垃圾桶里捡起其先前丢弃的弹簧刀，周某见状询问，肖胜即持刀捅刺周某左前臂。周某跑至店外，肖胜从店内找到一把单柄手锯追打，周某朝警车方向跑，肖胜又持弹簧刀追赶。杨某丁见状上前阻止，肖胜持弹簧刀朝杨某丁胸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周某与在场群众共同将肖胜手中的弹簧刀夺下，并将肖胜制服。杨某丁因被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致心脏破裂在被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周某的损伤构成轻伤。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肖胜交通肇事后，持械对依法执行公务的交通警务人员行凶，致1人死亡、1人轻伤，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肖胜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肖胜已于2016年2月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三）典型意义

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抑制或者致幻作用，会使吸毒者出现兴奋、狂躁、抑郁，甚至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等症状，进而导致其自伤自残或实施暴力犯罪。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屡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有的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就是一起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肖胜自2007年开始吸食毒品，2008年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案发前肖胜又多次吸食毒品，并出现吸毒导致的幻觉、被害幻想等症状。据肖胜供述，其吸食的毒品包括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片剂和氯胺酮。由于吸毒违法，也是自陷行为，故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吸毒后作案者通常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肖胜在交通肇事后，持刀对执行公务的交通民警和协警行凶，致1人死亡、1人轻伤，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该案充分反映出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值得吸毒者警醒。

案例5 臧吉喆贩卖毒品案

——通过互联网贩卖毒品数量大，且系毒品再犯，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臧吉喆，男，汉族，1993年12月15日出生，农民。2013年9月23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被告人臧吉喆与赵某、徐某某（均另案处理）通过QQ或者微信联系后，假借淘宝购物或者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别向二人购买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250克用于贩卖。其中，臧吉喆假借淘宝购物的方式，3次向赵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180克；假借淘宝购物及直接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2次向徐某某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70克。2016年1月15日，公安人员抓获臧吉喆，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4.53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臧吉喆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臧吉喆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此次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臧吉喆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臧吉喆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4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支付、物流配送等配套服务越来越便捷，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覆盖面广、易隐瞒真实身份等特点，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散布涉毒信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毒品交易，形成毒品犯罪的一个新特点。本案就是一起通过互联网获取涉毒信息，再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跨地域购买毒品转卖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臧吉喆根据QQ群中发布的售毒信息，与上家通过淘宝购物或互联网支付的方式完成毒品交易，5次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250克，贩卖毒品数量大。臧吉喆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仍不知悔改，又贩卖毒品，主观恶性较大。人民法院根据臧吉喆犯罪的事实及其系毒品再犯等情节，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体现了对此类犯罪的从严惩处。

案例6 於国军贩卖毒品案

——多次零包贩卖毒品，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於国军，男，汉族，1969年12月11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於国军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15.4克。其中，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间，於国军先后17次向陈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13克；2016年3月，於国军先后2次向吕某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4克。2016年4月14日，公安人员在於国军家中将其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12.09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於国军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於国军贩卖甲基苯丙胺数量较大，且多次贩卖，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於国军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上述裁判已于2016年12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零包贩毒（一般指贩毒数量10克以下）作为末端毒品犯罪，是吸毒者获得毒品的直接渠道。由于我国吸毒人数庞大，零包贩毒案件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社会危害不容忽视。要有效遏制毒品蔓延，控制毒品犯罪增长，在严厉打击大宗毒品犯罪的同时，也必须依法打击零包贩毒犯罪。本案被告人於国军每次贩卖甲基苯丙胺仅1克左右，但其贩卖毒品近20次，共计15.4克，同时，从其家中查获12.09克毒品，亦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贩卖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法院根据於国军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7.49克的事实，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体现了对此类末端毒品犯罪的严惩。

案例7 杨洪贩卖毒品案

——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依法从重处罚

（一）基本案情

杨洪，男，汉族，1993年7月2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杨洪和蒲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均系吸毒人员。2016年6月中旬以来，蒲某暂住在杨洪租住的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文化路一出租房内。二人同住期间，杨洪向许某、罗某、李某及杨某某（未成年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10次，约4克，其中9次指使蒲某送货。2016年7月21日，公安人员在杨洪租住处将其与蒲某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6.9克。综上，杨洪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10.9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洪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杨洪贩卖毒品数量较大，且多次、向多人贩卖，应依法惩处。杨洪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且贩毒对象部分为未成年人，应依法从重处罚。杨洪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杨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5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涉毒比例较高是当前毒品滥用与毒品犯罪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好奇心强、容易受到毒品诱惑的特点，控制、指使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本案就是一起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并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洪通过为未成年人蒲某提供食宿等方式拉拢、控制蒲某，多次指使蒲某为其向购毒人员送毒品，还向未成年人杨某某出售毒品。人民法院根据杨洪犯罪的事实和具体情节，对其从重判处刑罚，较好地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案例8 利惠青等容留他人吸毒案

——租赁娱乐场所容留多人吸毒，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利惠青，男，汉族，1974年7月14日出生，农民。2005年11月29日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8月18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蔡映堂，男，汉族，1983年8月24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邬林泉，男，汉族，1971年1月19日出生，农民。

2016年1月，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等人出资租赁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一KTV的2间包房用于容留他人吸毒，被告人邬林泉等人负责包房的收费、记账等工作。同年2月29日18时许，陈某等数人来到上述包房吸食氯胺酮（俗称“K粉”），次日19时许公安人员到场抓获利惠青、蔡映堂、邬林泉、陈某等十余人，当场缴获氯胺酮0.58克。经现场检测，利惠青、蔡映堂、陈某等15人均吸食了毒品。至案发时，上述2间包房营业约15天，收入约8万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邬林泉结伙容留他人吸毒，其行为均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利惠青、蔡映堂伙同他人出资租赁包房，负责经营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二人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邬林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三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娱乐场所容留他人吸毒，人数众多，可酌情从重处罚。蔡映堂、邬林泉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利惠青当庭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利惠青、蔡映堂和邬林泉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一年八个月和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1万元和3000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2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聚众吸毒是当前毒品滥用方面较为突出的一种现象。娱乐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为招揽生意而容留他人吸毒的案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而将娱乐场所专门用于容留他人吸毒甚至聚众吸毒，犯罪性质较一般的容留吸毒行为更为严重。本案就是一起利用娱乐场所容留他人吸毒以牟取非法利益的案例。被告人利惠青等人为容留他人吸毒赚取利润而租赁KTV的2间包房，安排人员为吸毒者提供服务，容留行为持续时间长，案发时一次性容留十余人吸毒，犯罪情节恶劣。人民法院根据利惠青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具体情节，依法判处了刑罚。

案例9 鲁福平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案

——非法生产邻氯苯基环戊酮，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鲁福平，男，汉族，1965年11月22日出生，无业。2005年11月15日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2014年1月23日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2015年1月24日刑满释放。

2016年5月，被告人鲁福平与周某（另案处理）共谋生产邻氯苯基环戊酮（以下简称邻酮），商定由周某提供资金，鲁福平负责联系工厂、组织人员。同年6月，鲁福平选定河南省平顶山市一生化公司车间作为生产邻酮的地点，并安排王某某（另案处理）做技术员。周某向王某某支付10万元定金，并安排蔡某某、陈某某参与生产邻酮。至同年7月25日被查获时，鲁福平等人利用该公司设备、人员生产邻酮4批次，共计231.5千克。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鲁福平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国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邻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鲁福平参与共谋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选定生产场所，纠集、指挥他人进行生产，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鲁福平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鲁福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1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随着国内制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犯罪案件的增长，作为制造合成毒品原料的麻黄碱、羟亚胺、邻酮等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形势较为严峻。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件频发。为从源头上遏制制毒物品犯罪，国家在立法、司法层面均加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打击力度。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完善了制毒物品犯罪的规定，增加了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罪，并提高了法定刑。2016年4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调了制毒物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非法生产邻酮的案件。邻酮是生产羟亚胺的原料，而羟亚胺又可用于制造毒品氯胺酮。被告人鲁福平明知邻酮属于被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为牟取暴利伙同他人非法进行生产，至案发时产量达230余千克，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据鲁福平犯罪的事实及具体情节，依法对其判处了刑罚。

案例10 张沛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并连续冲撞，系累犯，投案自首，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沛生，男，汉族，1979年8月31日出生，农民。2014年9月30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5年9月18日刑满释放。

2016年2月2日12时许，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大道超速行驶。其闯红灯直行时，与一辆马自达轿车发生碰撞。张沛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又接连与4辆汽车及1辆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乘坐三轮摩托车的吴某某、罗某某等6人受伤，多车损坏，其中吴某某、罗某某均受重伤。事发后张沛生留在现场，后被到场的公安人员抓获。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沛生承担连续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张沛生血样中检出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违章行驶，肇事后逃离途中又与多车相撞，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沛生的行为致2人重伤、多车损坏，犯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张沛生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张沛生作案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沛生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4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犯罪基本证据的审查 篇3

关键词：毒品犯罪 证据审查 毒品

由于四川靠近“金三角”的特殊地理位置，境内外毒品犯罪分子一直把四川省作为重要的贩毒通道、中转集散地和地下销售市场，贩毒吸毒活动十分猖獗，加之高额利润的诱惑、涉案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区域性缉毒力量不足等原因导致毒品犯罪案件的增加。从近几年某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管辖内毒品犯罪的情况来看，2005年1月－2006年12月期间，共起诉毒品犯罪案件158件208人，其中运输毒品犯罪案件104件146人，占毒品犯罪案件的65.8%。利用铁路进行毒品犯罪已是此类犯罪的首选，铁路也就成为了毒品运输的主要通道。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除了要认真把握毒品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在审查证据方面还要从案件的基本证据方面进行认真审查和仔细甄别。

司法实践中，毒品案件的证据形式主要有毒品、毒品鉴定结论、抓获经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等几种。本文拟结合具体案例，对运用上述几种基本证据审查毒品案件的相关问题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抓获经过

在运输毒品犯罪中抓获经过是基础证据之一，它是由公安机关制作的可以证实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地点以及收缴毒品的事实和经过的法律文书。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查获毒品时，往往由于查获地点人员多、环境复杂，或者查获毒品时遭到犯罪嫌疑人的反抗等原因，造成毒品的位置、数量、顺序的不准确。如王某某、郭某某运输毒品案，公安人员在郭某某铺位的枕头下衣服内和铺位的垫单下查获两包毒品，总重量254克，但查获的当时由于没有界定查获的顺序，也没有注意证物的保护，失去了采集指纹的条件，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郭某某携带的是哪一包毒品，而郭某某只承认携带一包毒品（约100克左右），法庭最终认定郭某某运输毒品的克数为102.5克，失去了准确打击犯罪的机会。因此，审查抓获经过的时候，要着重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人数、抓获的时间、地点。二是要着重审查收缴毒品的事实和经过，特别要注意查获毒品时毒品的包装（内、外），包装的描述一定要清楚并要配以刑事技术照片；毒品的数量、查获毒品的具体位置一定要准确；查获多包毒品的，先后顺序一定要排好，并且当时应有区别标志。三是要审查抓获经过材料中是否体现侦破的时间、地点、抓获的参与人、当时的天气条件、查获的毒品、毒资等，特别要注意收集抓获过程中发生的特殊事件，出现的特殊人物，因为在破获案件时的意外情况往往是证明被抓获人与该案有直接联系的有力证据。四是抓获经过必须以书面材料，甚至全程录像的侦破经过记录在案。因为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的最好结果是“人赃俱获”，它对认定毒品与行为人的关系有一种“不攻自破”的效果，但是，由于作案人越来越狡猾，侦查人员只有将“人赃俱获”经过文字化或音像化，才能使“人赃俱获”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证明力。

二、毒品

由于毒品案件的特殊性，毒品自然成为此类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由于司法实践中，毒品一般都不随案件移送，对毒品的审查除了从毒品的来源、种类、数量及含量几个方面进行，还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查获的毒品照片是否附卷。公安机关对查获的毒品应拍成照片附卷，这样既符合要求，又可防止将类似的物品误作毒品或将其他案件中查获的毒品与本案混淆，也可以防止有意栽赃陷害。另一方面，同时期、同区域查获的毒品价格值得关注。例如蒋某某运输毒品案件。检察机关承办人审查案件后发现侦查机关认定的蒋某某所携带的毒品海洛因为180余克，平均购进价格为每克80多元人民币，而当时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海洛因交易的价格为每克350元人民币，悬殊很大，犯罪嫌疑人以其毒资不可能购买到180克海洛因，因此，从毒品的价格入手，收集其他相关证据，查清了犯罪嫌疑人携带毒品海洛因只有45克的事实，防止了一起错案的发生。

三、鉴定结论

毒品鉴定结论是毒品案件必不可少的证据，它的重要作用是从科学角度对毒品的物理、化学属性全面进行界定，对确定是否构成毒品犯罪以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方面，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鉴定结论是专家的意见，将专家意见等同于“科学证据”，因而局限于对其外部形式上的认可，而疏于对其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要培养良好的科学意识，加强对鉴定结论的实质性审查。首先，要审查结论部分与《刑法》分则所列毒品的名称是否相符。结论部分与法律规定的毒品名称不符，常常为审查起诉带来不应有的麻烦，造成诉讼的困难。如王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承办人在审查时发现鉴定结论的结果是盐酸甲基苯丙胺，与法律规定的甲基苯丙胺多一个盐酸根，经过与鉴定人沟通并查阅大量的司法解释及法律规定后，证实了盐酸甲基苯丙胺也是冰毒同类物质，只是鉴定人在表述时有误。其次，要对同一案件中的多个鉴定结论进行认真审查，使鉴定结论具有一致性。如铁某某、陈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中，公安机关所出具的两份鉴定书中，一份结论是“送检检材系海洛因”，另一份结论是“送检检材中含有海洛因成分”。第二份结论并没有准确说明送检检材就是海洛因，不符合鉴定结论应当规范、准确的标准，在要求公安机关进行更正之后，才合理排除了同类证据之间的矛盾，使案件得以顺利审结。第三，要审查毒品鉴定的取样是否合理。如吴某某运输毒品案，查获甲基苯丙胺1968克共1万余颗，而公安机关在送检时只提取了两颗进行检验，就得出了1万余颗毒品可疑物均系甲基苯丙胺的结论。这种抽检数额显然太少，不足以证明其他可疑物就是同一种类的毒品，通过督促公安机关扩大取样范围，并重新进行了鉴定，才得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体现了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也是认定是否构成毒品犯罪的重要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无其他佐证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这说明法律上要求口供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特别是共同毒品犯罪案件，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口供即使一致，也不能仅靠其相互一致的口供就确定构成犯罪，还应当有其他旁证作为佐证。反之，即使几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口供不一致，也不能据此证明口供不能用做证明犯罪的证据。因此，在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时，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既要看到它的证据价值，又不能盲目轻信，实践中，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对于共同毒品犯罪案件，要细致分析每次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找出各次供述和辩解的差别，突破案件。如徐某某、罗某某、杨某运输毒品案。公安机关在列车上抓获杨某时，徐某某、罗某某没有和杨某在一起，且毒品在杨某身上查获。徐归案后没有做任何有罪供述，罗虽然承认知道运输毒品的事实，但事先表明不参与，只有杨某供述了犯罪的整个经过，而且三人的多次供述也都前后不一致，供翻多次反复。承办人对供与翻之间的差别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在讯问过程中注意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整体思路和角度，在供与翻之间捕捉证据痕迹。特别是在讯问杨某时，抓住杨某咨询自首问题这一情节，加大教育和法律宣传的力度，打消其心中的顾虑，促使他交出了徐某某与其串供的字条，突破了徐某某的“零口供”，完善了全案的证据链条，使案件得以顺利诉讼。二是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变化，制定缜密的讯问提纲，查明案件事实。在蒋某某运输毒品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有6次，其中５次都承认携带毒品海洛因180余克，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也是180克，只有一次供述中交代说携带的毒品海洛因是45克，其它的都是填充物。承办人针对口供的变化，在讯问时对变化是否存在合理性进行深挖，并且结合案件存在的其他问题走访了侦查人员，查明了基层所队查获毒品后，在没有取样检验的情况下，将查获的4包毒品可疑物倒入同一托盘中进行称量，使毒品不能再进行分包取样检验和称量，导致了毒品与毒品可疑物不可分的事实。程序违法在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变化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因此，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携带的毒品海洛因为45克。有力地维护了司法公正。

五、证人、证言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证人证言主要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事、邻居、单位领导、亲友等对其基本情况的证言、收缴毒品现场的见证人和缉毒民警对收缴毒品的过程和数量的证明以及检举、揭发毒品犯罪的人提供的证言。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往往容易忽略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的一致性，造成证据之间的矛盾。因此，对毒品案件中证人证言的审查，应当注意排除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使同一案件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如铁某某、陈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中，公安机关出具的陈某某被抓获经过描述为：“在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内裤里搜出两砣毒品可疑物”，而证人证言将陈某某被抓获经过描述为：“从这个男子座位下面的地板上查获两砣用塑料纸包装的东西”。称量记录的案情描述为“从嫌疑人左侧库包内查获两砣毒品可疑物”。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督促下，公安机关进行了情况说明和补充侦查，使证人证言与抓获经过等证据之间相互吻合才得以采信。尽管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间细微的差别不会影响最终定案，但如果审查不细致，没有排除矛盾，法庭上必定会成为被告人、辩护人的口实，也会引起对案件其他证据可信度的质疑，使检察机关的出庭公诉陷入被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分析 篇4

一、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

(一) 毒品与毒品犯罪的属性

1. 毒品的自然属性

毒品具有药物性、依赖性、危害性等自然属性。海洛因、冰毒、鸦片、大麻、吗啡、可卡因等毒品, 都具有药用价值。其本身的作用就是用来药用而不是毒品。毒品的种类本身在药用价值方面具有依赖作用, 这些药物当用于治病, 合理使用时就具有很好的药物价值, 但如果超出了有关规定就是滥用药物, 会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管制。毒品能够具有让人上瘾的功效也就是具有依赖性, 分为身体上的依赖和心理上的依赖。当毒品进入人体内后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 令使用者出现强烈的药物欲望, 不计后果地搜集和使用毒品。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性极大。它不仅严重损害吸毒者的身心健康, 而且对社会的治安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 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2. 毒品的法律属性

毒品是国家管制的特殊物品, 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对于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必须要予以严格的管理, 防止流入非法的渠道。毒品对个人和家庭都有很严重的危害, 毒品能够摧残人的身体, 加速吸毒者的死亡;毒品能够破坏吸毒者的免疫系统使其受到破坏;毒品能够使人的人格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走私和贩卖毒品能够得到惊人的利润, 黑市海洛因的价格比同重量的黄金价格还要高。毒品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 其对国家的危害和社会安定的影响不容小视。

(二)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内涵

1. 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

犯罪作为一种蔑视国家社会秩序的极端行为, 严重危害和破坏到了国家的治安和统治秩序, 使国家很难将国家的安全维护在一个稳定的高位上, 因此, 为了让维护国家的治安安全, 国家就要出面做出应对措施, 利用各种防护策略来保证秩序正常运转和稳定执行, 这些防护策略就是刑事政策。

2. 刑事政策在于维护治安

新的刑事政策在于维护治安、实现正义、预防犯罪、保障自由和人权。其中, 维护治安和预防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直接目的, 是国家为了反映出对犯罪行为的反应和实现的最基本的目的。而通过维护秩序和预防犯罪来实现这一直接目的。最后才能完成国家和立法者对法律共同的追求得以实现, 达到保障自由、实现自由的人权目的。

3. 刑事政策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刑事政策作为系统的整体, 主要体现在我国国家司法、立法、刑法等活动中, 为了社会发展的情况、犯罪的基本态势和其他一些因素等, 而制定的战略、准则、计划、原则、策略和措施。

4. 刑事政策是公共政策

总的看来, 刑事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组成的一部分。我国刑事政策是经过长期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 吸取各国经验和教训, 再结合我国国情和犯罪势态等才制定成一套属于我国发展国情的刑事政策。根据犯罪的不同类型、不同的时期和具体区别将犯罪划分出等分, 再加以严格正确的处理。坚持以维护治安、实现正义、预防犯罪、保障自由和人权作为国家执行和制定刑事政策等根本目的和出发点。

(三)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基础

1. 秩序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秩序是法的基础性价值。毒品犯罪危害巨大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毒品破坏了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制度, 使国家打击和控制毒品的实施计划遭到干扰。其次, 毒品使社会的风气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2. 法治

对于毒品的管制, 在法治的道路上才能修成正果。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 要坚持维护宪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权威的震慑。刑法作为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们应该严格执行法治精神, 按照法治的要求严格走法律程序的科学论证, 要保证结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宪法》中严格要求了对于人权的维护措施, 因此, 在戒毒的过程中, 尤其在强制执行戒毒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 由有关机关执行, 使公民的权利不受到侵害。

3. 效益

效益的指标是, 在一定时期内毒品犯罪的人数、毒品犯罪案件数、毒品市场的运转情况等。效益价值要求注重犯罪刑事政策的时效性。这种实效性体现在对毒品犯罪的控制效果和制约防范上。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毒品犯罪的人数、毒品犯罪案件数居高不下, 毒品市场的运转顺畅依旧的情况下, 犯罪刑事政策在这时候就是无效的。就需要立法部门重新出台相关政策, 对毒品犯罪制定新的刑事政策, 对政策进行评估, 修改完善出一套适合国家国情和当地毒品犯罪现状的有效措施, 这样才能有力打击毒品犯罪行为。

4. 人道

在对待毒品犯罪问题上, 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也就是在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中, 对待吸毒人员时, 要坚持本着尊重、关爱、尊重人权的态度, 尽量平复患者的心理。尤其一部分患者还患有艾滋病、肝炎、性病等, 虽然这些吸毒者有错在先, 但毕竟是社会弱势群体, 需要国家的帮助。在对毒品犯罪犯罪分子的刑事罪行上也要做到公平公正的处置态度。

5. 科学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完善以及运行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有效性能很好地执行外, 自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性源自对毒品犯罪者们犯罪的原因和准确把握的科学认识。执法人员需要知道, 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病人, 在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中需要明确这一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不仅涉及刑法、司法等科学, 还涉及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内容。所以国家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需要结合这些学科制定科学有效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二、现阶段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态势

我国现阶段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态势表现在以下几点:我国在国际毒品市场的地位发生改变;毒品犯罪遍布社会各层面;毒品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快速增长;特殊群体实施的犯罪数量增多;毒品犯罪的手段方式和方式隐蔽。比如青少年涉毒犯罪增多;女性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农民和无业人员等实施的毒品犯罪增多。

三、长期坚持现有方针

(一) 继续坚持注重防御的原则

我们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一定要在毒品出现之前就要预警和加强监测, 要尽力在萌芽时期就将其遏制在摇篮中。事实已经证明, 如果任其肆意发展, 造成的危害将更加严重, 而且很难再控制住, 更别谈预防和警告了。

(二) 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

我们知道和很多社会问题一样, 毒品犯罪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 因此, 需要研究的方面就相当广泛了。就全局看, 禁毒斗争是一项持久战, 在短时间是很难看出成效的, 所以最好的是坚持综合治理的结果。

(三) 继续坚持四禁并举的原则

我国在禁毒法中确定了四禁并举的方针。“四禁”指的是禁种、禁制、禁买、禁吸。四禁是我国禁毒工作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说, 禁种才是源头, 我国可以从源头上切断毒品的供应, 只有毒品量少了, 才会有更少的人接触到毒品。从而有效遏制毒品的泛滥, 而禁吸有利于减轻毒品危害、减少吸毒人数, 从根本上压缩毒品市场。

四、控制我国毒品犯罪的具体建议

对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理性评价表现在以下几点: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特色表现在禁毒斗争上升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打击毒品从严惩处犯罪、注重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还存在着对刑法功能定位不准确、严打色彩比较浓厚的特点。

(一) 加强毒品阻击力度, 有效控制境外毒品的流入

我国毗邻两大毒品生产加工大国, 所以导致了边境贩运和走私入国内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加强对边境贩运和走私的阻击力度是阻止毒品流入我国的必然的法律法规选择。但是由于我国边境线曲折而延绵, 导致禁毒工作的展开十分困难。这就需要国家在动用警力缉拿犯罪分子的同时, 还要积极分发动人民群众。通过有奖提供线索和人事举报等相关措施, 激发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 为维护国家的安全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 为了有效控制毒品流入境内, 还需要与国际刑警合作加强毒品犯罪的监管力度。为了减少毒品的生产根源, 我国采取帮助周边国家发展替代种植等相关措施, 从根本上有效地实现毒品产量的减少, 但又不会导致周边国家因为没有种植毒品而没有经济来源。而且我们还加强与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毒品犯罪方面的刑法合作。在中亚地区的毒品形势越来越严重, 已经成为很大威胁的又一边境毒源的生产地。所以, 光靠我们国家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国际同盟国的帮助, 共同打击毒品犯罪, 让黑社会势力得不到资金来源的支持。

(二) 加强娱乐场所的监管, 遏制毒品犯罪的蔓延

娱乐场所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因此, 在娱乐场所涉毒的问题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贩毒团伙将娱乐场所作为他们交易的最佳场所和企业交易的大本营和活动据点。为了遏制新的毒品蔓延, 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力度, 还需要对毒品的管理秩序将以强化, 尤其在药物方面, 严格控制提供的毒品计量。

(三) 加强禁毒技术, 增强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

要加强禁毒技术, 增强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 就需要做到:加大对执法部门的经费投入;尽量提高缉毒装备水平;充分运用毒品犯罪侦查策略;加强毒品犯罪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缉毒侦查的支撑和前提。有许多警察就是因为情报工作, 深入敌人内部,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任务, 打击了一批又一批的毒品犯罪人员, 缴获了大量的毒品。除此之外, 还应该充分使用高科技手段, 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情报工作的探查和搜集, 要注重对犯罪分子的跟踪和监控, 清晰掌握犯罪分子最新毒品交易的场所和时间。利用缉毒犬和先进跟踪设备, 发现隐藏的毒品, 阻断毒品的传播和运输渠道。

(四) 加强禁吸戒毒管理, 遏制吸毒人员增长

我们都知道供求关系的相互制约现象, 需求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供应的力度。为了加强禁吸戒毒管理, 遏制吸毒人员增长就需要做到:加强戒毒管理、降低复吸率、提高戒毒的成功率;要加强毒品的宣传教育, 尽量预防吸毒人员的增多。吸毒总的来说就是吸毒人员行为和精神以及行为支配使其产生强烈的吸毒渴望的过程。在我国的戒毒法中, 通过不断尝试和修改完善, 有了一套自己的戒毒方案和措施。同时还应探讨更加科学、严格的人性化的戒毒方式。

五、结语

结合我国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 对毒品犯罪的基本理论和刑事政策做了初步的阐述。给予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做出客观的评价, 就我国毒品犯罪司法、立法中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禁毒是关乎我国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业, 与世界人民也达成了共识。目前看来, 禁毒是指导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和禁毒总政策的基本方针。解决毒品犯罪问题, 是我国需要长期斗争的一项重要的伟大的工作。是真正可以消除毒品对社会危害、达到实现防范与控制毒品犯罪的目的。这些需要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 让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不断深入推进, 使我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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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微, 郝冬婕.毒品犯罪的社会诱因与心理动因分析[J].学术交流, 2012, (6) :44-47.

毒品犯罪 篇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全国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禁毒法律和政策，始终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严惩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为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人民法院一定要从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危的高度，深刻认识惩治毒品犯罪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禁毒法的有关规定，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和综合治理工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为了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出席座谈会并作讲话。座谈会在2000年在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出现的新情况，适应审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南宁会议纪要”）、有关会议领导讲话和有关审理毒品犯罪案件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归纳完善，同时认真总结了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研究分析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确定和数量认定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

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毒品数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一宗毒品制造后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下级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罪名不准确的，上级法院可以减少选择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动罪名顺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定罪量刑。盗窃、抢夺、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对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和所犯的具体毒品犯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走私毒品，又走私其他物品构成犯罪的，以走私毒品罪和其所犯的其他走私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

二、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

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三、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按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从严惩处，依法应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因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四、制造毒品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复杂多样、不断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必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制造毒品的行为、方法。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将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ma古或者yao头丸。为便于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制造毒品的行为。

已经制成毒品，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判处死刑；数量特别巨大的，应当判处死刑。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五、毒品含量鉴定和混合型、新类型毒品案件处理问题

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问题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八、毒品再犯问题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十、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

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辖问题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经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案件由本院管辖更适宜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与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

十二、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问题

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雇佣孕妇、哺乳期妇女、急性传染病人、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成为影响我国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问题。对利用、教唆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和教唆者，要依法严厉打击，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被利用、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可以从宽处理。

要积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涉及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强制措施、刑罚执行等问题。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十三、毒品案件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问题

刑法对毒品犯罪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充分适用。不仅要依法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

毒品犯罪 篇6

关键字：新型 液状 毒品纯度

在毒品类犯罪中，涉案毒品的重量直接影响着定罪量刑，但近年来，出现了“开心水”、“神仙水”、“奶茶”等新型液状毒品，在该类新型液状毒品中，所含毒品的纯度一般相对较低，但由于其溶解载体为液体，故重量一般较重，新型液状毒品的出现为我国毒品类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新型液状毒品的特点

隐秘性较高。与传统毒品呈现颗粒状、粉末状等形态不同，液状毒品由于溶于液体，其容易以各种饮料或饮用水作为障目术逃脱侦查机关的一般检查，具有较强的隐秘性，不易被发现。如“开心水”，其是一种新型的无味、透明、液态状毒品，由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毒品单独或混合而成，溶于水或饮料后难以发现。

纯度跨度较大。液状毒品包括“开心水”、“神仙水”等，其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溶于“口服液”类的小瓶中，纯度相对较高，有的溶于大瓶饮料中，纯度较低。现有市场上液状毒品品种五花八门，纯度亦相差较大。

重量相差幅度较大。相较于晶体状、粉末状或颗粒状毒品而言，液体类毒品，特别是溶于大瓶饮料或水中的液状毒品重量较重，动辄达到上千克，重量一般都较重。而也有部分高浓度的液状毒品，重量相对较轻。因此，同样多的毒品粉末，溶于

（二）毒品类犯罪定罪量刑划分依据的困境——以重量进行划分已不适合

我国现行立法中，为了从严打击毒品类犯罪，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除了在掺假之后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标准的，对于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抑或是大量掺假的，可作为酌情考虑的情节的，一般情况下，在毒品类案件中，毒品的重量根据其实际称重进行计算，而不计算其纯度。一方面，我们要肯定这样规定的确是对从严打击毒品类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毒品的吸食形态也推陈出新，新型液状毒品的出现，如果再适用原本的司法解释，难以达到罪刑罚相适应，很容易会出现量刑畸重的情况。比如说同样重量的毒品粉末，当其单独销售时若与其溶于奶茶等饮料时由于重量相差较大，重量的认定决定在量刑时跨越了不同的刑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新型液状毒品重量计算方式的建议

有人认为，贩卖毒品的，应当以毒品溶质的重量计算毒品的重量。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毒品溶质已溶于液体，除非有相关证人证实，毒品重量全赖于犯罪嫌疑人个人供述，很有可能会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避重就轻点。而且在其他毒品犯罪（如持有毒品、运输毒品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一般情况下并不了解液体类毒品的制作过程，此种情况下根据该方法即无法确定毒品的重量。

还有人认为，应当参照传统种类毒品的重量计算方法，不理会液体类毒品的纯度，仅根据实体重量，为液体类毒品制定独立的以重量划分的量刑刑档标准。但上文中也已提到，液体的重量原本就较重，加之千差万别的浓度和纯度，以该种方法设定液体类毒品的重量并据此作为划分刑档的标准同样无法避免因纯度相差幅度较大而造成的罪刑罚不相适应的问题。

既然之前以毒品重量定罪量刑的划分方式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以大量出现液体类的毒品为契机，应当设立一套既适用于传统形态的毒品，又适用于液体类毒品的定罪量刑的划分标准：

1、应以纯毒品的重量作为定罪量刑的划分依据。原本在学界对于毒品类案件中计算毒品数量时是否需要计算纯度就存在着争议，有观点认为，不计算纯度对于被告人而言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在纯度较低而掺杂掺假的毒品中，被告人以很低的毒品（纯）而要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在情理上难以接受。立法机关应当对毒品重量计算的方式进行改革，包括原有形态的毒品，亦应当将纯度作为计算重量的一个情节。这样，就不会因为涉案毒品是何种状态而对定罪或量刑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2、应根据毒品的纯重量制定划分量刑刑档的标准。参照刑法中对于毒品类犯罪原本的规定，应根据纯毒品的重量進行合理的量刑刑档的划分，以区分不同重量区间毒品的量刑处罚，以该类犯罪实质的危害性进行处罚，同时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有的从严打击毒品类犯罪的初衷。

3、对于毒品类犯罪中已贩卖部分的毒品，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参照缴获的毒品的纯度计算重量。由于已贩卖的毒品无法以实物进行鉴定，故在该毒品来源同一的情况下，可以参照缴获毒品的纯度，并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进行计算。

4、未能缴获毒品的情况下，应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确定毒品的纯度以及重量。比方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贩卖毒品的下家，其本人对毒品的纯度完全不知情，也未能找到贩卖毒品的上家，此时可以结合一般同类毒品的纯度以及吸毒人员对其购买的毒品吸食的效果等认知“就低”认定毒品的纯度。

新型液状毒品的出现决定了原有的以毒品重量作为定罪量刑的划分标准已不符合当前的需要，针对新兴液状毒品纯度相差幅度较大以及重量相差较大的特点，在认定毒品重量时应同时考虑毒品的纯度，以纯毒品的重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参考文献：

[1]谭磊文.新型升级版毒品“开心水”首现银川[N].银川晚报，2011年6月29日第007版

[2]汪次安.我市首审奶茶等新型毒品犯罪案[N].韶关日报，2011年7月27日第A02版

[3]张洪成.毒品数量认定问题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1月第1期

[4]尹晓涛.交叉型毒品共同犯罪数量认定及量刑[J].人民司法，2012年12月

毒品犯罪的国际规制 篇7

关键词：毒品犯罪,国际协作,国际刑法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 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国际范围内的人、财、物实现大流动。作为全球性犯罪之一的毒品犯罪快速蔓延, 对各国国内秩序及国际秩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毒品犯罪遍及全球且已成为当今国际世界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

一、国际禁毒体系的缺陷

国际贩毒之所以屡禁不止, 是因为现存的禁毒体系存在很多缺陷, 主要表现为:

(一) 国际社会尚未达成有效共识

由于禁毒指导思想存在差异, 各国对待毒品活动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尚未达成有效共识成为毒品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尚未被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贩毒收益被合法化

贩毒者的犯罪收益, 通过洗钱合法化, 伪装后的贩毒收益不仅使贩毒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更使得贩毒活动愈演愈烈。

(三) 各国禁毒立法滞后

从各国现有的禁毒法律来看, 存在着大量的不足和漏洞。强制性规定的缺乏不仅使贩毒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还使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四) 各国执法不力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导致了在执法活动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同。一些国家的禁毒执法机构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财政支持, 武器、设备老化, 作战能力极差。加上各国禁毒机构和部门在组织上的错综复杂性以及各国基于其自身利益的特殊考虑, 使其在协调合作方面暴露出许多致命的弱点。

二、毒品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制

国际刑事性法律是指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认可的国际公约中关于确定和惩罚国际犯罪, 以及对国际犯罪进行刑事司法管辖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于毒品犯罪应当作为性质严重的犯罪给予相应严厉的刑事惩罚, 是各国在打击毒品犯罪上的共识。20世纪60年代, 为了更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 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就毒品犯罪问题展开了三项重大的国际刑事性法律的立法活动。这三项立法活动分别是: (1) 1961年, 联合国在组织编纂以前有关麻醉品管制的各种国际条约, 制定了《麻醉品单一公约》, 而这一公约于1972年经联合国组织的正式外交会议修正通过, 成为《继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 (2) 联合国组织制定的《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3) 1988年, 联合国组织制定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上三个国际公约, 是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基本的国际法律制度, 也是制裁毒品犯罪的基本的国际刑事性法律制度。1990年2月, 联合国取缔毒品问题特别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 宣布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为联合国禁毒十年。这些国际刑法规范要求各缔约国在对毒品犯罪实施刑事司法管辖权时, 应当充分顾及这些罪行的严重性质;应努力确保对这些罪行的执法措施取得最大的成效, 并适当考虑对此种犯罪起到威慑作用。

三、国际毒品犯罪规制的反思

(一) 各国刑法应针对毒品犯罪的制定相关特别规定:

1、毒品犯罪的提前释放和假释应当严格控制。对于特别严重的毒品犯罪人从严掌握, 避免早释或假释的不当适用。

2、毒品犯罪追诉时效应当相对延长。

各国当在其国内法中对于由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各种毒品犯罪规定相对长的追诉时效期限。

3、没收涉及毒品犯罪的财产。

没收财产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附加刑, 但是, 对于打击以获取暴利为犯罪基本驱动力的毒品犯罪, 没收财产意义则不比各种主刑小, 对于毒品犯罪应当没收财产。

(二) 为了体现现代刑罚的人道精神以及更有利于同犯罪作

斗争, 各国在对毒品犯罪进行严厉的刑罚惩治的同时, 对于毒品犯罪中的吸毒成瘾者, 应采取治疗、教育、康复或回归社会等措施, 根据犯罪情节、性质的不同以此作为主刑执行期间的辅助手段。

鉴于目前戒毒工作的严峻形势以及戒毒人员复吸率的居高不下, 许多国家都设定了吸毒犯罪, 目前我国尚无此规定, 许多学者也在呼吁设定相关法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构想。

(三) 应当依据毒品犯罪的行为基本特征作出相应的侦查措施及基本程序方面的国际刑事性法律规范。

毒品犯罪的最突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行为的国际性。因此, 要想真正彻底的查清一个案件, 各国警方间必须加强国际协作。

(四) 应明确各国政府在毒品犯罪打击中承担的国际义务。

迄今为止出现的绝大多数有关制裁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种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于缔约国不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应当负何种责任基本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无疑使国际公约的法律强制力的有效性受到了损害。虽然不履行承诺的制裁国际犯罪的义务与支持、实施该项国际犯罪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但只有使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并受到相应的国际制裁, 有关的国际公约的法律强制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 就毒品犯罪的国家责任, 认定国家责任的国际机构以及程序等问题, 制定可行的国际刑事性专门规范是有必要性的。

(五) 对世界主要的毒品产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由联合国采取措施进行打击。

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难以得到根本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诸多专门从事毒品种植和生产活动地区, 例如所谓“金三角地区”、“金新月地区”等。这类地区的共同特点表现为, 其所属国的主权都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 而实际对该地区行使管辖的是军事化的毒品犯罪组织形成的割据势力。但是, 这些国家的国家主权又成为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犯罪组织实施直接打击的法律障碍, 这就使得毒品犯罪组织能以准政权的方式存在, 成为毒品的种植和生产的保护地。因此, 国际社会应当考虑确立这样的国际刑事性法律原则:当一国无法对国内某些地区有效行使管辖权, 致使该地区为毒品犯罪组织实际控制, 并由此成为世界性的毒品生产基地, 如果该国不履行国际社会请求打击的义务, 联合国可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摧毁毒品犯罪组织及其种植、生产毒品的基地。

参考文献

[1]赵秉志, 于志刚.毒品犯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欣, 刘楠来.国际刑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魏东.刑法各论若干前沿问题要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认定毒品犯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篇8

分歧意见:本案在移送审查起诉过程中, 对甘XX的犯罪行为如何定性, 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甘XX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理由是:甘XX本人不吸毒, 其所持有毒品的用途只能是用于贩卖, 加之其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巨大, 如果不是自己贩卖也是帮助第三人贩卖, 同时, 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搜出了大量的毒品, 在客观上说明了甘XX的家很可能就是贩卖毒品的窝点, 从目前国家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态势来看, 应当对甘XX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甘XX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理由是:甘XX主观上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 但其从云岩区张XX的家中携带毒品到其位于南明区的家中存放, 就其个人而言, 其明知所携带的物品的毒品, 也知道该毒品的来源及今后的去向, 并且其携带毒品的距离不算短, 应当认定其有独立的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 以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甘XX的行为属于窝藏、转移毒品的行为。理由是, 毒品不是甘XX的, 其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 甘XX只是帮助张XX和强哥保管毒品, 将毒品从张XX家中中转到自己的住处保管, 只是窝藏毒品所需的对毒品的一种转移方式, 故应当以窝藏毒品罪认定甘XX的行为。第四种意见认为, 甘XX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但因其未满十六周岁, 故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甘XX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主要理由如下: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 行为人明知自己携带、保管、存放的是毒品, 且没有合法的理由持有的, 即为非法持有毒品。我国有司法理论和实践均认为, 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在于, 对于因持有较大数量毒品而被公安机关查获的行为人, 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持有毒品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贩卖、运输、窝藏、转移、隐瞒等其他毒品犯罪, 而设立的“口袋罪名”, 因此, 行为人有无其他的毒品犯罪目的, 是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 认定毒品犯罪也应当以“足以证明符合该罪构成要件”的证据为认定犯罪之基础。

一、甘XX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

贩卖毒品是以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为之的毒品交易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行为在一定的环节上也可表现为对毒品的非法持有, 但其与非法持有毒品罪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贩卖的主观目的。

本案中, 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甘XX本人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目的, 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具有帮助张XX贩卖毒品的主观目的, 其行为不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不能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二、甘XX没有运输毒品的主观故意。

运输毒品罪是指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受雇佣于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输毒品的行为。运输毒品一般情况下包括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 但本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本质区别在于:1、毒品的持有人对该毒品具有运输的犯罪故意, 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运输;2、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

本案中, 甘XX确实实施了对毒品的空间移动, 即将毒品从云岩区携带至南明区, 但其对该毒品实施的空间移动, 是否就是运输毒品的犯罪故意却值得商榷。首先, 运输毒品的方式包括了携带毒品, 但并不是所有的携带毒品都能够构成运输毒品罪, 关键是要看该携带毒品的行为是否是一个单独的毒品犯罪环节, 综合本案的具体犯罪事实, 甘XX从云岩区携带400余克冰毒到南明区的目的, 是将位于云岩区的毒品携带至南明区保管、存放, 并不是为了运输而携带, 只是甘XX保管、存放毒品的其中一个环节, 不能独立出来, 故甘XX的行为也不符合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不应以运输毒品罪论处。

三、甘XX没有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的主观故意。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是指行为人为毒品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的行为。要求行为人明知涉案的毒品来自毒品犯罪分子, 且为其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的行为。

本案中, 虽有甘XX的供述, 不能完全排除其为他人窝藏毒品的可能性, 但除了该供述以外, 公安机关没能提供任何与该供述相互印证的其他客观证据, 鉴于张XX、强哥均在逃, 且公安机关仅是根据举报对张XX家进行监控, 本案中的涉案毒品来自其二人的证据仅有甘XX一人的供述, 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 不能排除涉案毒品系甘XX先将毒品放在张XX家中, 再从张XX家中取回的可能性, 故仅凭现有证据认定涉案毒品是张XX、强哥的事实, 没有证据支持, 故甘XX的行为也不符合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不能以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论处。

综上所述, 本案中, 公安机关虽然从甘XX身上和住处查获了大量的毒品, 但又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证明甘XX具有贩卖、运输、窝藏、转移等其他毒品犯罪的犯罪故意, 故无法认定甘XX犯其他的毒品犯罪。

摘要：毒品问题还诱发多种犯罪, 在许多地区, 毒品案件数一直排在八类刑事案件的前三位。毒品犯罪又与黑社会、暴力、凶杀等恶性案件联系在一起, 是许多严重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认定,毒品犯罪,问题

参考文献

[1]马维纲.禁娼禁毒[M].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对毒品犯罪共犯认定的思考 篇9

一、毒品犯罪共犯表现形式及认定

毒品犯罪的罪名确定为12 种, 并不是这12 种毒品犯罪中都会出现共犯问题, 从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等要件正确把握对毒品犯罪共犯表现形式的理解, 有利于司法实践活动的准确实施。

( 一)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

由于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作案风险大, 作案过程复杂, 现实中多以有组织的团伙作案方式出现, 正确认定这一并列罪名的共同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 有利于指导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大案要案正确处理。

1. 代购行为的认定

如果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吸毒者代购毒品, 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 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毒品犯罪, 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 由于代购者为实现交付毒品这一目标, 实际进行了转移毒品这一行为, 因此对其应以运输毒品罪论处; 而托购者并没有实施这一行为, 因此只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是在毒品购买到手、等待托购者来取或者准备交付给托购者的过程中被查获, 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 对二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2. 居间介绍买卖行为的认定

居间介绍者在毒品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 发挥介绍联络作用, 由于其具有促进毒品交易完成的作用, 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 但不以牟利为要件。居间介绍者受贩毒者委托, 为其介绍联络购毒者的, 由于其在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促进双方的毒品交易, 在客观上实施了牵线搭桥这一行为, 应当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

居间介绍者受以贩卖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 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的, 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购毒者的贩毒目的, 仍为其牵线搭桥, 实际上为购毒者提供了实施贩毒活动的前提, 有利于促成其贩卖毒品的完成, 应当与购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

3. 教唆他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认定

教唆他人实施上述毒品犯罪行为, 实施教唆行为的人, 当然就是教唆犯。虽然被教唆者是在教唆犯的诱惑等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 但他主观上明知自己从事的是毒品犯罪行为, 了解犯罪行为能为其带来高额利润, 为了达到自己的获利目标, 客观上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 应当将教唆犯和被教唆犯以共同犯罪论处。

( 二) 毒品共同犯罪的几种情形

1.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事先通谋的情形

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要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 二者之间进行协商, 在他人实施完上述行为时, 为了掩盖他人的犯罪行为, 帮其逃避司法机关的打击, 行为人为其提供掩护住所或逃生路线的, 实际上行为人在这过程中成为了直接犯罪人坚强的后备力量, 为其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帮助, 在实现犯罪结果的发生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当与他人认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同样, 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的是上述毒品犯罪, 二者之间进行协商, 无论行为人是在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还是完成犯罪行为后, 为其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 由于行为人起到推动犯罪结果发生的作用, 都应认定二者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2.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原料的情形

明知他人为了制造毒品而获取制毒物品, 不管行为人是否以牟利为目的, 只要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提供制毒物品的行为, 二者应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因为他人能够制造出毒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为人提供的制毒原料, 制造出毒品这一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人提供的原料具有不可忽视的关联, 因此二者应当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3.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同犯罪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可以分为行为人为自己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受雇于他人种植毒品原植物两种情况, 当行为人为自己种植毒品原植物时, 往往会涉及家中多人参与到种植活动中, 这时他们在主观上都具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目的, 在客观上都实施了种植行为, 只要在收获前未自行铲除, 实施种植行为的家庭成员都应认定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但因为他们在种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程度不同, 在量刑时应考虑到主次责任。

如果行为人是受雇于他人实施种植活动, 在受雇过程中并不知道自己所种植的是毒品原植物, 即使他完成了播种、灌溉、施肥等一系列种植活动, 也不能与雇主共同认定为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相反, 如果行为人被高价雇佣, 明知自己所从事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仍然继续从事种植毒品原植物活动, 则应与雇主认定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

4. 为贩毒者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情形

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为贩毒者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 能否就此认定二者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 需从提供者的主观意志上来判定。如果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明知对方是走私贩卖毒品的人员, 而仍向其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不论是否牟利, 二者都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因为提供者明知提供对象的意图, 仍向其提供犯罪工具, 促进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 提供者的协助作用不可忽视。

5. 两人以上共同体内藏毒的情形

体内藏毒运输毒品是毒品犯罪中常见的犯罪形式, 现实中多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相互作伴、掩护共同运输毒品, 关于共同藏毒的何种情况应归于共同犯罪以及共同犯罪人的贩毒数量应怎样认定便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问题。关于体内藏毒共犯的认定, 不仅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和意志沟通, 在客观上具有共同藏毒的事实行为, 更要考虑共同行为人为完成一桩犯罪在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二、审理毒品犯罪共犯案件应遵循的原则

为保证法官在判案时做到统一标准, 避免同案不同判等司法失误的出现, 在审理毒品犯罪共犯案件时, 应当遵循下列相关原则。

( 一) 正确认定毒品数量

在毒品犯罪案件中, 主犯操纵着整个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实施等一系列活动, 对全部毒品具有实际控制的权利, 对整个案件具有促进犯罪结果发生的作用, 虽然有的未直接参与到具体实施活动中, 仍要对其以犯罪案件涉及的全部毒品交易数量进行认定。

对于一般犯罪嫌疑人, 实施的只是犯罪过程中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 也只是对其任务范围内的毒品实施犯罪行为, 对整个案件并不具有任何指挥作用, 与其所实施犯罪行为以外的毒品也不具有任何关系, 只需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活动涉毒数量进行认定。

( 二) 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

由于毒品案件案情复杂、涉案人员多, 仅从涉毒数量上严格把关并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 因此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 对权衡整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区分主从犯应从犯意提起、具体分工、出资和分赃等方面综合考虑, 综合全案情况进行分析, 要从各行为人在贩毒活动中的相对作用大小进行全面考虑, 在比较中确定主从关系。一般来讲, 出资者、毒品所有者以及策划、组织、指使他人参加毒品犯罪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相反, 被雇佣者、听他人指挥行动以及其他在犯罪过程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的行为人应当认定为从犯。

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 司法人员在审判过程中才得以做到罚当其罪, 使主要行为人为其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同时保护那些在共同犯罪中其辅助作用、甚至被诱惑欺骗而参与到犯罪中的行为人的权益。

( 三) 宽严相济原则

虽然毒品犯罪在我国呈现重刑主义, 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仍要坚持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突出打击重点, 严格做好区别对待。对毒品犯罪集团的主犯、领导者坚决依法打击。对于罪行较轻, 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 依法给予从宽处罚。真正做到宽严相济, 才能更好体现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才是一个法治国家走向成熟之路的根本途径。

三、毒品犯罪共犯的死刑适用及立功认定问题

( 一) 毒品犯罪共犯的死刑适用

如今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死刑适用, 而毒品犯罪在我国却属于重刑范畴, 因毒品犯罪共犯案件又系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深的案件, 导致大量死刑判决出现在此类案件中。法官在做出死刑判决时, 必须遵循谦抑性原则。

1. 适用死刑考虑因素

在毒品犯罪共犯案件中适用死刑时, 要从实施毒品犯罪的数量、犯罪次数、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适用死刑时, 一定要符合当前国际社会中刑法规定的谦抑性原则。绝不可以单纯以涉毒数量进行定罪量刑, 这明显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不利于对人权的保护。

2. 适用死刑具体情况

根据《大连会议纪要》有关规定, 毒品犯罪共犯适用死刑时应当符合以下原则: 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组织、指使、雇佣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主犯或者毒枭、毒品再犯, 以及在毒品犯罪中起主导作用, 实际控制作案全过程, 实际掌握毒品毒赃的被告人, 对其中应当判处死刑的, 坚决依法判处。

我认为, 我国对毒品犯罪倾向从严惩处的原因归结于曾经饱受毒品侵害等历史原因, 但是毒品并不会直接对公民造成人身危险, 多年来的重刑政策也没能有效遏制毒品违法犯罪的发生, 因此, 即使符合上述死刑适用标准, 在适用时也应慎重。

3. 死刑适用限制

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受人指使、雇佣运输毒品, 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 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 由于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是被动参加犯罪, 主观恶性小, 对毒品不具有实际掌控的权利, 可以不判处死刑。这正适应了世界法治发展的潮流, 在适用死刑时一定要做到少杀、慎杀, 甚至不杀。

对于一案中存在几个主犯的情况, 绝对不能全部判处死刑, 要从几个主犯的主观恶性、在犯罪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只对其中罪行最重的一人适用死刑, 如果不能区分几个主犯的罪责大小, 原则上都不适用死刑, 在对两人以上适用死刑时要特别慎重。

( 二) 毒品犯罪共犯的立功认定

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 查证属实的, 或者如实提供不为公安机关所掌握的其他同案犯的有效信息等重要线索, 确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立功。关于立功应当从宽处罚的把握, 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1. 对毒枭等主犯的立功认定

对于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毒枭等人员, 由于其在毒品犯罪中起到了组织策划以及领导作用, 主观恶性大, 因此在进行立功认定时必须遵循功足以抵过的原则。由于上述犯罪分子掌握犯罪组织人员的全部信息, 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全部同案犯, 如果其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其他主犯人员的有效信息, 提供可靠真实的重要线索, 悔改态度良好, 确实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其他同案犯, 结合其在犯罪过程中的罪责大小, 应当相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如果上述犯罪分子在被抓获后, 不配合警方工作, 故意包庇、掩盖其他重要犯罪嫌疑人的罪行, 而向公安机关供述在犯罪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的马仔、被雇佣的运输毒品者以及其他从犯的相关信息, 即使协助警方将上述人员抓获, 这对全案的破获不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功不足以抵罪, 以避免全案量刑失衡, 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对马仔等从犯的立功认定

毒品犯罪中的马仔等从犯大多为经济困难者, 被高额报酬所诱惑参与到毒品犯罪中, 他们从事的多是运输毒品等辅助活动, 实际上对毒品不具有任何控制作用, 贩卖所得赃款与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只是在完成自己特定的行为后获得一定报酬, 对犯罪集团内部情况不了解, 有的甚至都没见过组织实施毒品犯罪的主犯, 因此在进行立功认定时应当遵循从宽原则。如果他们积极认罪, 悔改态度良好, 能为公安机关提供相关破案信息, 特别是协助抓获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毒枭等主犯的, 功足以抵罪, 应当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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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洪成, 黄瑛琦.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11.

毒品犯罪 篇10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某市的两大看守所涉嫌毒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问卷形式的犯罪归因调查,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8 份。问卷采用开放式问题, 即“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进行本次犯罪行为的?”在保证测评时间的前提下, 由犯罪嫌疑人根据自身情况自主作答。

二、研究结果统计与分析

犯罪归因是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原因进行主观归纳的认知活动。一般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归因分为三个维度: 内部归因、外部归因和其他归因。内部归因是指犯罪人内部的原因, 如人格、动机、态度、情绪、品质、心境和个人努力程度等个人特征; 外部归因是指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归因于个体自身以外的、导致其行为表现的外部条件, 包括环境条件、情境特征、背景、机遇、他人的影响等; 其他归因是那些不能列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的其他的犯罪归因。

( 一) 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归因总体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通过调查结果可知, 在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归因时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内归因的有18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16. 70% ; 进行外归因的有81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75. 00% ; 进行其他归因的有9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8. 30% 。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看出, 有超过7 成的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都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外归因, 即认为自己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外部客观因素的作用, 迫使其不得已而为之;有不到两成的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内归因, 认为实施犯罪行为是出于自身原因, 但是这些原因可以被主要归结为可以理解的不足与过失; 还有不到一成的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其他归因, 即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还有少部分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是被冤枉的。这一调查结果符合归因理论的观点: 人对自身行为的归因具有利己主义偏向, 即人们在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居功自赏和对失败避免责任的倾向。这就要求讯问人员要站在犯罪嫌疑人的立场与角度上思考问题, 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这样有助于加强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沟通与交流, 从而有可能缓解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和排斥讯问人员的心理, 确保讯问程序的顺利完成。

( 二) 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各犯罪归因类型具体原因的统计与分析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在内部归因中因为好奇, 无聊, 而为自己寻求刺激的有7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6. 50% ; 因为自己无知幼稚的有5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4. 60% ; 自己法律意识淡薄的有4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3. 70% ; 自己考虑不周的有2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1.90% 。在外部归因中因为金钱原因的有39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36. 10% ; 被他人利用和牵连的有18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16. 70% ; 为了义气的有13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12. 00% ;以毒养吸的有10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9. 30% , 被害人自己有过错的有1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0. 90% 。在其他归因中没有原因或没有意识到原因的有6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5.60% ; 认为自己不是犯罪的有3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2. 80% 。

三、研究的应用价值

( 一) 对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内部归因的分析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内部归因的分析, 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自己无知, 法律意识淡薄,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与社会媒体应加强宣传, 减少这些因为不懂法律不懂毒品危害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情况的发生。而对于自己寻求刺激的犯罪嫌疑人, 应该教育其自珍自爱, 珍惜自己的生命, 远离毒品。

( 二) 对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外部归因的分析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外部归因的分析, 能得到如下启发:对于受金钱驱使的犯罪嫌疑人, 应该教育其通过合法手段谋生, 而不应采用违法犯罪的方法; 对于被他人利用和牵连的犯罪嫌疑人, 应教育其加强防范意识; 对于为了义气的犯罪嫌疑人, 应教育其法大于情, 而不能将情义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于受毒品驱使的犯罪嫌疑人, 应将其送入强制戒毒所中, 使其摆脱毒瘾。

( 三) 对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其他归因的分析

对于犯罪嫌疑人犯罪其他归因不应忽视, 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侦查人员在工作中应对此类犯罪嫌疑人进行谨慎的甄别与判断, 结合案件事实仔细分析其到底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而认为自己无罪, 还是确实存在案件事实不实导致错误羁押和讯问, 从而防止可能存在的冤假错案, 提高法律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韦绍斌.浅谈我国新型毒品犯罪的特点及其犯罪的原因[J].法制与经济, 2013 (4) :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