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精选十篇）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

刘某是某铜业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4月,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述称:2014年4月2日22时许,刘某在上班途中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往公司所在地行驶,在行驶中与道路右侧路旁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申请认定工伤。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刘某于2013年3月被铜业有限公司聘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成立。2014年4月2日晚22时许,刘某因到单位上班,驾驶二轮摩托车到公司途中遭受道路交通意外事故死亡。2014年4月30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刘某驾驶二轮摩托车往单位行驶时,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决定:刘某受到的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未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作出责任划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不符合认定条件,不予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次认定交警部门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但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并非不能作出认定。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均要求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以司法等有权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其并未限制在没有上述法律文书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同样明确了在上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不明确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相关认定,法院也应当就其作出的认定进行审查。交警部门经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结合刘某夜间驾驶摩托车撞到行道树这一事实,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证据成立。其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经调查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材料,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事故未作出责任划分为由,作出对刘某所受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当有关机关未对道路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职工家属方认为:一是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无法查清交通事故成因,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份证明未作责任认定,因此公安机关并未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仅排除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伤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限制在无法认定责任情形下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未认定责任的情形未排除在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之外。二是有权机关未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是不合法的。

当地人社部门认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二条“《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应该向人社部门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应该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应当知道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责任划分的有效证明,将会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案例评析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因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单车交通事故,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行道上的树是静止不动的物体,刘某驾驶的车辆是运动的,是人可控制的。事故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证明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人社局调查收集的现有证据判断,刘某自身的过错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其应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因此,本案中,在没有有权机关作出事故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其收集的证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2

X公交认字(20XX)第311号

交通事故时间:20XX年9月XX日7时35分许 天气:晴

交通事故地点:XX路赵庄村口

当事人基本情况:

张X，男，37岁，身份证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持A2型驾驶证驾驶京H*****号小轿车。车主:张X，住址:北京市*******。

李X，男，52岁，身份证号:*******，河北省XX市人，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基本事实:

张X驾驶京H*****号小轿车沿XX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赵庄村口;后逢李X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沿XX路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处，李X在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穿道路的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李X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张X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XX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张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李X骑两轮电动自行车在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过道路的过程中，未确保安全，未按照正确的行驶路线下车推行，是造成该事故的另一重要原因，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XX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之规定，李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交通警察(签字):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3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54-02

近年来，交通肇事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突出，对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痛苦更是无法弥补，这种多发性、常见性的犯罪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浊流。在此类案件中，如何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犯罪成为法官当前要解决的难题，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正确对待尤为关键。

一、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1.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有关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行为。

2.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总和。交通肇事罪的客体，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因此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结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有关非交通运输人员。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交通肇事者对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危害后果显然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交通肇事罪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察，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和对交通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对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依据法律划分责任或推定责任的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物质载体，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内容包括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修正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学界则认为这改变了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构成，解释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引起广泛争议，而且在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由公安机关主导，部分法院的审判竟然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因此，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法官要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用，并且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件情况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

从学理上，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只能是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因而发生了法定危害后果，就应该构成犯罪，而肇事者的责任大小只是量刑情节，非定罪标准。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当事人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那么忽略了交通事故责任，将无法正确认定当事人行为与肇事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无违法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如果对当事人的行为没有正确定性，那么怎么来认定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呢？

从司法实践上讲，作为一名法官，必须遵守《刑法》规定、立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来审理案件，既然解释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那么法官要做的就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真执行，贯彻司法精神。

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解释的初衷是好的，可以将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与交通肇事罪很好地衔接起来，但是不是说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就可以机械地根据解释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唯一证据标准呢，显然不是。况且根据之前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的弊端，作为法官，我们更应该好好反省，深刻领会解释的精神，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中的作用，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保护受害者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

根据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加上相应的事故后果，就可以认定交通肇事罪，这在司法实践中大大方便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因为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但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法官审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则不能完全照搬挪用。法官要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严格审查公安机关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合理性

法官应严格审查公安机关是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正确认定了事故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公安机关应该以当事人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来决定其是否负事故责任及其轻重，特别是多个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时，要对数个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进行正确分析，必要时可以模拟交通事故，找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据此划分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只有合法的、合理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才可以运用到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审理之中。

（二）正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失

行为人有违章行为，应负事故责任，并不一定就具有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上的过失。交通事故责任主要是根据客观因素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违章行为与事故结果的关系，这应属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问题。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并未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所以交通事故责任不能直接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过失。例如，某机动车在封闭的公路行驶时，司机发现其仇人突然横穿公路，机动车司机仍没有减速，也没有避让，将仇人撞死。此案件中，双方都有违章行为。如果对此划分交通事故责任，路权在机动车一方，司机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么行人负主要责任，司机负次要责任。但司机主观方面应是间接故意，应追究其间接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而非以其责任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严格审查公安机关认定事故责任是否考虑了造成事故发生的所有原因

社会生活十分复杂，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不仅有违章行为，还可能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有时与违章行为共同或者单独发挥作用，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例如他人的故意行为、自然原因。如果公安机关仅以违章行为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就没有考虑事故发生的所有原因，那么这时法官就不能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判定行为为人的事故责任，应该结合被害人的口供和陈述、现场目击者的证词等其他证据予以准确认定肇事者应当承担的事故责任。

（四）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推定责任，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交通事故的推定责任就是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同等责任。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以行为时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为构成要件。犯罪后的表现，在各国刑法，包括我国刑法，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而非定罪依据。逃逸、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不报案等，均是违章行为后的表现，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另外，推定责任作为一种推理、假设，不符合证据的特征，更不可能作为法官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五）明确不了事故责任的，敢于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具有谦抑性，应该说刑法是所有法律程序中的最后一道保障手段，只有到了非动用刑法不可的时候，才能用刑法启动追究犯罪责任的机制。依据解释第1条和第2条之规定，如果没有分清事故责任，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使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造成公私财产巨额损失无能力赔偿额在30万元以上，但不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不构成犯罪；同样，交通肇事致使死亡3人以上，只负事故次要责任的，也不构成犯罪。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出现以上情况，那么法官就不得定罪，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只看事故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一味地同情受害者，只注重入罪，对于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模糊不清的，应敢于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践行疑罪从无，正确做出出罪的处理决定。

以上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一些简略看法，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一些法官在认定事故责任时有很大的随意性，也出现了一些定责失衡等有违司法公正的问题。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进一步规范有关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统一执法标准，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但是，认定犯罪要靠证据说话，刑事责任的追究必须有正当的实质性依据，我们不能仅因为程序上的困难而使司法公正有所减弱，在实践中法官应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考文献：

[1]蒋亚伟.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0.

[2]周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2000]33号司法解释[J].南昌高专学报，2001，（3）.

网约出租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篇4

(一) 相关案例报道

新型出行方式“专车模式”在市场推广后一直备受关注与争议, 而对于专车运营平台 (以下简称“专车平台”) 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却未予明确。2016年7月28日, 交通部及其他几个部门共同发布了正式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 (以下简称“《办法》”) 。随后, 交通部紧接着于2016年7月29日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服务规范》”) 。其中《服务规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专车运营平台需要对交通事故承担先行赔偿,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驾驶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

当然, 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厘清了专车运行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 (1) 交通部出台的仅是征求意见稿, 效力还不确定; (2) 即使“先行赔付”制度得到正式认定, 也不意味着专车运营平台承担了最终的不利后果, 因为先行赔付并不否认专车平台可能拥有的追偿权; (3) 交通部之规定只是部门规章, 其规定之合理性仍值得探讨, 对于侵权责任的探讨仍需从侵权法本身出发。同时, 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专车交通事故案例, 法院判例也已经出现, 但法院之裁判也不一, 并未形成对于专车侵权责任的统一观点。 (2) 因此本文论证的便是专车运行模式中, 出现交通事故后侵权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在学术类文章中, 尚没有专门对专车平台的侵权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但是对于此问题的观点阐述则较为丰富, 例如, 有人认为如果是私家车作为专车使用, 那么对乘客十分不利:在发生车辆损失时, 乘客人作为车辆承租人应承担损失;在发生人身损失时, 乘客作为司机雇主亦应承担损失。照此, 乘客作为消费者将承担最大的不利益。 (3) 也有人通过保险制度揭示出私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用于专车经营, 实际上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因而可能违背了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最终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4) 然而, 此类文献论证性不足, 一部分还是针对具体案例讨论, 系统性不强而且数量较少, 没有做到类型化研究。

另一类文献则是关于“网络交易平台的侵权责任”问题研究, (5) 针对此类文献, 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 根据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概括性地讨论民事责任, 得出网络交易平台的主要义务 (例如保证网络交易平台正常运行、保证交易安全义务、制定和公示交易规则的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保密义务、合理审查义务、信息监管义务、资料存储管理义务、信用管理义务等) , 但不说明具体承担何种责任;第二, 从归责原则角度出发, 笼统地得出适用过错原则或无过错原则;第三, 对于具体性、不同的交易平台讨论比较少, 其中只有对买卖类交易平台分析较多, 同时也涉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分析, 但其他交易类型的交易平台讨论较少。

(三) 研究范围的确定

专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根据不同的受害人, 可产生不同的请求权和法律效果: (1) 搭载专车的乘客受损害; (2) 进行专车服务的驾驶员受损害; (3) 交通事故致使专车乘客与驾驶员以外的第三人受损害。

乘客与第三人作为损害人时, 其侵权请求权的分析其实是一体的, 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在于乘客与专车平台之间仍有合同关系, 故在请求权的选择上, 乘客较第三人多一层合同请求权的选择。驾驶员与专车平台的法律关系则需要分类讨论, 其法律关系是否使得专车平台承担雇主责任, 也会影响到第三人对侵权人的请求权。故在三个类别化的请求权分析中, 会重点分析第三人的侵权请求权。而在赔偿责任主体方面, 将重点关注专车平台公司在各类情形中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大之责任。

二、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和请求权基础规范

(一) 责任主体

网络预约出租车 (专车) 是以传统出租车为原型, 在互联网模式下发展出来的新型出行方式, 因此预约出租车 (专车) 营运中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可参考借鉴传统出租车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主体的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学术界和实践中大致均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认定责任主体, (6)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至第52条也体现了这一标准。其中, 运行支配是指事实上支配、管领机动车的运行, 运行利益是指因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对于出租车交通事故, 也有学者依据此标准进行专门论述, (7) 例如文学容、郑太服认为应依据传统出租车不同的运营模式如挂靠、承包、出租等, 通过分析不同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赔偿责任主体。

(二) 请求权基础规范

在我国, 受害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请求权基础主要规范在《侵权责任法》第46条至第53条, 其中, 第50条至第53条有关转让、拼装或报废汽车、盗抢、逃逸等情形非为一般交通事故的正常情形, 在此不予讨论。其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原则,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适用无过错原则, 以及机动车一方的免责事由。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对更多主体进行了规定, 以上均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可能提出的请求权基础。

三、乘客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乘客的法律关系

1. 专车平台担任承运人角色

《办法》第16条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从此条也就可以得出, 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客运合同。此前, 有观点称专车平台承担的是居间人的角色。 (8) 然而, 本文认为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绝非居间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专车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决定价格, 尤其是决定了对乘客的收费, 这与《合同法》中居间人承担的“提供交易机会”义务相差很大, 在传统的居间过程中, 决定合同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而非居间人。在专车服务交易中, 乘客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支付费用, 而此费用由一个“居间人”决定, 于传统法理不合。而《办法》第20条则直接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 实行明码标价, 并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由此, 可看出专车平台并非是居间人。

2. 专车平台在保险方面的义务

《办法》第23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 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充分保障乘客权益。”这也就意味着, 在追究最后的侵权责任之前, 乘客在交通事故中受损首先能得到承运人责任险的赔付。承运人责任险来源于《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的规定。 (9) 承运人责任险的实质是承运人对乘客的合同责任的风险分担, 而非对其侵权责任的风险分担。在专车模式中, 专车平台被认定为客运经营者, 因此被要求为旅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

(二) 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

发生交通事故后, 运营车辆有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的赔付。交强险的赔付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但其赔付并非是侵权行为所致, 保险人也非侵权人。承运人责任险是基于承运人违反安全送达义务而需赔偿乘客的次生义务, 进而由保险人对此进行赔偿的第三者险。承运人责任险规定在《道路交通条例》第36条, 其也是强制险的一种。在正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中, 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先向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请求赔偿, 但并非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请求赔偿。乘客基于客运合同中的乘客地位, 使得其在受到损害后, 既可以基于承运人的合同责任进行主张, 也可以基于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进行主张。而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其就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进行主张, 要求赔偿承运人应该基于违约行为赔偿的范围;对于保险不足以覆盖的部分, 则依然由承运人进行赔偿。如其选择侵权责任, 则在交强险赔付之后, 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找寻责任主体, 此时可以参考下文第三人受损害时的责任主体讨论。

四、驾驶员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

1. 三个主体、三个许可

在专车运行模式中, 存在着四方主体:专车运营平台、汽车提供方、驾驶服务提供方、乘客。其中, 前三方都是为乘客而服务, 可谓是一种商业运营。因而在《办法》中的第6、7、8、13、14、15条规定, 三者都需要得到许可证才可以经营。其中专车平台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运营车辆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驾驶员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此三种行政许可规范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无此行政许可, 此三者仍与乘客产生合同关系, 只是由于此三者的内部法律关系例如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 最终会影响法律效果。

2.《办法》专车平台与车辆、驾驶员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 《办法》将专车平台明确规定为承运人, 其是整个交易中的经营者。而专车平台与车辆提供方、驾驶员的关系尤为重要。

(1) 专车平台对使用车辆的保证义务。《办法》第17条要求专车平台需要购买“相关保险” (10) , 任何车辆都要求购买机动车交强险, 《办法》第17条的“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应该是指作为客运车的车辆, 应购买上述第23条中确认的承运人责任险。需要注意的是, 《办法》第13条虽然规定的是“车辆所有人或专车平台公司”为其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但此处购买承运人责任险是专车平台公司的义务, 因为其才是承运人。但具体的承运保险投保费用由谁缴纳, 可以由专车平台公司与车辆所有人进行约定。

(2)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11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只能够签署“劳动合同”有很大差别。此也就意味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可以是劳动合同关系, 也可以是其他的协议关系。

(二) 驾驶员侵权请求权分析

驾驶员和承运人并非一定是劳动合同关系, 《办法》中使用了“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也就意味着驾驶员和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关系。结合现在专车运行中常用的B2B和B2C模式, 驾驶员与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关系以及其他关系。

在B2B模式中, 车辆一般来源于租赁汽车出租公司, 驾驶员可以是自己招募, 也可以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行劳务派遣。这时专车平台公司就是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 双方受《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约束。此时若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 其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

在B2C模式中, 车辆一般为司机的私有车辆。原来交通部曾不允许私家车的接入, 但出台的《办法》规定在取得车辆和驾驶员进入该行业的许可时, 车辆可以登记在车辆所有人名下, 而驾驶员和自己的车辆均取得经营许可。只是, 其不得独自从事营业, 必须通过取得许可的专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12为建立此种联系, 《办法》规定, 专车平台与司机可以签署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如专车平台与司机非为劳动合同关系或非劳务派遣关系, 而司机受到损害, 则司机是否可请求专车平台承担工伤赔偿或侵权赔偿, 本文在下文结合案例讨论。

五、第三人为受害人时的侵权责任分析

(一) 现实案例分析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能存在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以及专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只有当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时或者专车与非机动车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 才需要讨论专车平台公司可能的侵权责任。

现实中已经出现此类案例,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高某与上海和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先锋智道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13一案。案情主要是:原告甲搭乘案外人张某的A车, 与乙的B车相撞, 责任在乙。乙虽为B车的车主, 但该车登记在丙租赁公司之下, 丙将其出租给先锋智道 (AA租车背后的专车平台公司) , 同时乙作为驾驶员从事专车运营。王某向丁保险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现原告请求乙租赁公司与先锋智道赔偿。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乙的行为为履行职务的行为, 先锋智道应该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以外的损害赔偿;而被告丙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丙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此则判例是典型的第三人受损的情形, 其中, 专车一方有三个主体, 真正的机动车主乙, 登记车主丙租赁公司, 以及专车平台先锋智道。该案例中, 法院没有对王某与先锋智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过多的说明, 而是直接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认定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之外的赔偿, 应由先锋智道承担;而原告由于没有证明丙租赁公司的过错, 因丙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16条。

(二) 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上述案例的判决中, 出现了商业险的赔偿。虽然该案判决商业险应当赔偿, 但现实中另有其他案例以及有不同观点认为, 专车所有人投保商业险时, 其按照家用车投保, 当其用于专车运营时, 实际上改变了该车的使用方式, 并且增加了其使用风险。而“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被保险人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办理批改手续的,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4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的一则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中○15, 被告之一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抗辩道:被告的车辆是用于滴滴打车营运, 其向人保财险南京分公司投保时是按照家用轿车来投保的, 实际用于营运, 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增加了保险公司的投保风险, 保险公司在三者险内不应赔偿。

《保险法》第52条规定,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从此条可以看出, 商业险保险主体如不负有赔偿义务, 需要证明两点:一是私家车用于营运使得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二是此中显著增加的危险程度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 私家车用作运营车辆,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其使用次数, 而在达到报废的里程数之前, 增加使用次数并不意味着危险程度增加, 更不能意味着“显著增加”。其次, 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驾驶失误或者车辆本身的损坏, 而正常的车辆使用是正常之耗损, 既是正常的耗损, 更加不可能是交通事故的原因。因此, 上述南京一案中, 保险公司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保险公司仍然须承担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三) B2C模式下汽车出租方的过错责任

在上海浦东一案中, 对于租赁公司的责任, 法院是从机动车的登记车主和真正车主来考察。其判词认为“被告某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某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乙将车登记在丙之名下, 而乙实际为真正车主, 乙丙之间实际上为车辆的挂靠关系, 挂靠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出租给先锋智道, 由乙作为驾驶员从事经营。至于为何乙不能直接挂靠给先锋智道, 因此在此时, 相关法规并未出台, 专车经营有许可争议, 先锋智道并不具有行政许可, 通过丙出租车公司的租用, 正是为了避免出租车经营许可的问题。而挂靠给丙公司, 丙公司并不用于专车经营, 只是用于出租, 并不需要相关行政许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然而, 笔者认为, 此种情形并不符合“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因为乙的挂靠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但被挂靠方并非承运人, 如果直接认定适用此条, 也就完全忽略了被挂靠方与真正的承运人 (专车平台公司) 之间的租赁关系, 显属不当。

从《侵权责任法》的第49条考察有关租用借用的情形, 或许更为适当。在租用、借用的情形中, “机动车使用人”对赔偿负责, 而“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 机动车使用人显然为先锋智道, 所有人为乙, 似乎不适用此条。但机动车所有人虽非为丙, 但出租人确为丙, 且乙丙之间存在的挂靠关系正是为了与先锋智道合作, 故丙实际上取得了乙的授权进行出租。笔者认为, 虽然在此条描述的是出租关系中的责任主体, 但“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是所有的出租人, 对于有权出租人的侵权赔偿, 也应该适用此条, 即适用过错原则。

综上, 笔者认为, 汽车出租公司在专车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 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 无过错即无责任。

(四)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专车平台的责任承担

专车平台与司机的法律关系, 不仅影响到第三人受到损害时, 专车一方需要承担责任时, 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司机的问题, 还会影响到司机受到损害时, 专车平台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从第三人受到损害的情形来说, 专车一方只有在需要承担责任时, 也即在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为有过错一方, 或与作为非机动车一方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 才需要进一步讨论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是司机。而在此之前, 讨论是否存在雇主责任是必要的, 因为只要雇主责任存在, 那么对外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一定是雇主。只有雇员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才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的雇主责任规定在第34条和第35条, 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以及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会导致雇主责任的产生, 故问题在于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专车平台采用自聘司机或劳务派遣模式的时候, 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 在这两种关系中专车平台作为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都需要承担雇主责任。因而惟一需要讨论的是, 除此两种法律关系外, 是否可能存在劳务关系或其他关系的情形。如存在劳务关系, 则专车平台仍然需要对提供劳务的司机对他人造成的侵权承担雇主责任。如果非为上述三种关系一种, 则专车平台在交通事故中只要无过错, 即使有先行赔付的义务, ○16也应有权向真正的侵权主体司机进行追偿。而在目前争议较多的是, 作为私家车的车主, 在闲时提供服务, 从事运营, 此时司机与专车平台成立何种合同关系。○17卢鑫认为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 鉴于司机的独立性以及专车平台对工作成果的要求, 更符合承揽合同之特点。○18

笔者认为, 首先, 私家车的闲时运营, 时间上完全由私家车车主自主决定, 但一旦开始运营, 在费用、服务标准、回馈评价等方面就要完全服从专车平台的规定。也就是说, 司机只在进入运营的时间上是自由的, 一旦接单, 那么他的时间和行为就受到约束, 至少他应该根据合同完成此次承运任务。其次, 在进入工作之后, 私家车司机也要如正常的其他类型的司机一般, 接受各类专车平台公司制定的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专车平台实际上对工作中的司机是处于控制状态的。故司机的独立性并非卢鑫所说, 可以达到了承揽人的高度独立性。最后, 《办法》关于司机与专车平台的关系叙述为“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一方面从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可看出, 专车平台对司机具有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从“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可看出法规也是从劳动或劳务合同角度来引导双方法律关系。

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这应该是一种短暂的、一次性的劳务关系。而与传统的劳务关系的区别仅仅在于, 专车平台作出要约, 而司机有权决定何时进行承诺, 并在承诺作出后, 司机如其他劳务关系一般, 需要按照专车平台已经给出的工作规范提供服务。

当然, 无论是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劳务合同,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当司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时, 需要和专车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即使承担了先行赔偿义务, 也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

值得说明的是, 其与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的司机最大的区别在于, 如果此类短暂性、一次性的劳务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 是无法得到工伤赔偿的, 而需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根据过错与专车平台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只要专车平台本身无过错, 那么劳务司机需要自己承担损害。

六、结论

结合上述讨论, 根据受害人不同可以的得出以下结论:

(一) 受害人为乘客时, 乘客可以选择合同请求权或侵权请求权。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可以请求专车平台责任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合同法》第302条请求专车平台赔偿。当其选择侵权请求权时, 其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二) 受害人为驾驶员时, 驾驶员与专车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时, 驾驶员受到损害可以向专车平台请求工伤赔偿。而如为劳务派遣关系, 则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如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 包括侵权赔偿损害。

(三) 受害人为第三人时, 第三人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四) 在存在汽车租赁的模式中, 汽车租赁方对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适用过错原则, 即有过错时承担责任, 反之则反。

摘要：为解决现实中网约出租车即专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 本文将受害人区分为乘客、驾驶员与第三人三种情形, 进而对侵权责任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重点分析了专车平台公司在此三种情形中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本文认为, 当乘客与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进行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当驾驶员为受害人时, 如其与专车平台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

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5

(一)安全责任的设定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安全责任的设定主要有：行政首长负责制;层级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技术责任制四种。

(二)事故责任的种类与划分

1、按违法行为的性质、产生危害后果的大小来划分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是指行为人有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所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责任制裁的方式有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两种。

a) 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又称纪律处分，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根据行政隶属关系，依据有关行政法规或内部规章对犯有违法失职和违纪行为的下属人员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 b)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由特定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授权的管理机构对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

(2)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不履行其法律义务，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他人的人身权利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即违反民事规范和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生产安全事故的民事责任属于侵权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和人身伤害民事责任。

(3)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违反刑事法律规定已构成犯罪所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2、按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来划分有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1)直接责任

直接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故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根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确定直接责任者。

(2)间接责任

间接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故有着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根据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确定间接责任者。

3、按事故责任人的过错严重程度来划分有主要责任与次要(重要)责任，全部责任与同等责任。

(1)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事故的直接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一般由肇事者或有关人员负主要责任。

(2)次要(重要)责任

次要(重要)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不一定导致事故的发生，但由于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其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起重要作用或间接作用。

(3)全部责任

全部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事故的直接发生，与其他行为人的行为无关。

(4)同等责任

同等责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的行为共同导致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起同等的作用，承担相同的责任。

4、按领导的隶属关系或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来划分有直接领导责任与领导责任。

(1)直接领导责任

直接领导责任是指事故行为人的直接领导者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的责任。

(2)领导责任

领导责任是指除事故行为人的直接领导外的有层级管理关系的其他领导者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的责任。

5、按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管理机构的职责来划分有监管不力责任。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管理机构对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有监管职责，如果工作不力或玩忽职守就要负监管不力责任。

1.直接责任

间接责任的对称。民事主体对自己不法行为后果依法应当直接承担的民事责任。自近代始，英美法和大陆法民法均奉行以下基本规则：任何有行为能力的人均应直接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谁的行为造成不法侵害，就由谁直接承担民事责任。学理上称为“自己责任原则”。

但是在近代各国法律中，这一原则又受到监护制度、代理制度、保险制度、连带责任制度和其他特别法制度的限制。由此形成了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并列的法律状况。根据不同国家法律的特别规定，与行为人有特定联系的间接责任人可负无条件替代责任、先行偿付责任或补充责任。 2. 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的具表现形式很多，根据习惯，凡是在单位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在法律上统称为主要负责人。不过，如何理解主要负责人的涵义，只能本单位的性质，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确定主要负责人。这个名词具体所指的对象会因所在的行业的差异有细微的区别，所以应该参照该领域的法律和行业不成文的规则或是本单位的规定。

3. 领导责任分为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直接责任者是指在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人员。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负次要领导责任的人员。

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是建立在事故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就可以根据原因找到这个原因造成的人，这个人(包括相关的各类人员)就是事故的责任人。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86) ，属于下列情况者为直接原因：一是机械、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二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属下列情况者为间接原因：1、技术和设计上有缺陷——工业构件、建筑物、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艺过程、操作方法、维修检验等的设计，施工和材料使用存在问题;2、教育培训不够，未经培训，缺乏或不懂安全操作技术知识; 3、劳动组织不合理;4、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

5、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6、没有或不认真实施事故防范措施;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力;7、其它。

事故责任分析的依据是：根据事故调查所确认的事实，通过对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分析，确定事故中的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在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者中，根据其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主要责任者。

一般情况下，凡因“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事故，这个“不安全行为”的实施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承担直接责任;而“机械、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造成的事故，直接责任人就是造成“不安全状态”的人;凡是因为上面所列的“间接原因”造成的事故，一律追究领导责任。

很多情况下，直接责任人不一定承担主要责任。比如某工地一工人肩扛一根近3米长的钢筋在工地行走时，碰到了工地架空电缆，并将电缆拉断，引起现场另一名工人触电。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就是扛钢筋的工人，但主要责任人应该是设置架空线的人(违反了架空电缆高度要求)。同时，有关领导和有关人员显然应该承担教育、检查不够，管理混乱的责任。

学生在校事故的责任认定 篇6

一日下午，某小学课间期间，学生杨某在操场玩耍，被正在追逐打闹的学生李某、王某撞倒在地，并被压在身下，造成右膑骨骨折。杨某受伤后，学校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并同时通知了3名学生的家长。在医院，杨某做了手术，但未住院治疗，并于10天后到校继续上课。其医疗费、交通费等已由李某、王某的监护人支付。经公安部门法医鉴定，该损害属于轻微伤。其后，杨某的家长作为代理人，以杨某因伤害造成人身损害，可能对今后生活产生影响为由，以另两个学生及该学校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三方赔偿其误工及精神损害赔偿1万元。

案情评析

由于未成年学生彼此间的追逐、玩耍、打闹、玩笑等行为，而造成的学生身体受伤的情况，在中小学校中是比较常见、多发的。本案就是典型的由此而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的司法解释》第7条也对这一问题都做了相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从刚才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可以总结出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应当按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学校责任，即学校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无过错的即无责任。关键在于对学校过错的认定上。

确定学校是否有管理职责上的过错，首先要明确学校职责的来源。学校、教师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的职责，是来源于《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学校并不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学校是否尽到管理的职责，应以其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以及是否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为判断依据。

就本案来说，未成年的学生课间追逐打闹从孩子的天性来讲是不可避免的，从教育者的角度，也是正常的，不应当限制，学校未禁止学生的此类行为，并不属于管理的疏忽和过错。如果学生的玩耍在正常的范围内，只是由于偶然的和难以防范的意外而发生事故，那么学校就没有管理的过错。但由于学生是未成年人，其对危险的认知和判断是有限的，学校和教师还是有义务制止他们明显的危险行为，比如应当禁止学生在危险的地方玩耍、以危险的方式游戏、以危险的手段玩笑等。如果学校、教师发现了以上情况而未及时予以制止，才能认定学校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当然，对过错的判断难以完全客观化描述，关键还要以学校是否尽到了谨慎管理者的义务为依据，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当具体地分析。

由于学生杨某的损害是轻微伤，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如果构成伤残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本案中学生杨某所做的是伤情鉴定而不是伤残鉴定，如果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还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损害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谈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篇7

一、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在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的认识上民间常有如下三种观点:

1、是一种“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

认为家长将学生送到学校学习, 由学校负责管理其在学校期间的学习与生活, 家长对子女的监护责任自然就转移到了学校。

2、是一种“合同”关系。

认为学生交纳学费到学校学习, 学校则应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应是一种“合约”。

3、是一种“教育”关系。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有“学校负有的教育、管理、保护学生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

以上三种关系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个人认为“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观点不对, “合同”关系、“教育”关系的观点片面。而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一种“教育+合同”的关系。因为:

1、监护权是一种身份权, 具有人身特殊性, 一般不能随意变更和让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解释, 单位能够成为监护人的, 应当是未成年学生父母的单位或未成年学生住所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 不包括学校。虽然监护职责可以通过监护人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 但不等于学生家长将学生送至学校学习, 家长的监护职责就自然地转给学校。这种自然转移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而不是推定。因此学校和学生不是监护和被监护关系。

2、学校是履行教育义务的教育部门, 无论是学生交纳学费或者国家义务教育, 学校均负有教书育人的法定义务。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是具有教育内容的合同关系。基于教育合同基础, 学校便有对学生进行管理和安全保护的附随义务。

二、校园伤害事故的界定

所谓的校园伤害事故, 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所发生的造成在校生人身权受到损害, 导致其受伤、残疾或死亡的人身伤害事故。

校园伤害事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 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其特征是“五个特定”, 既:主体特定, 受害主体只能是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学生。地点特定, 学生损害的地点必须是在学校园内及学校组织校外活动的特定场所。时间特定, 学生受损害是发生在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以及学校组织的活动期间。主观特定, 学生受损害的主观愿望是意外。结果特定, 指身体的直接创伤或死亡, 不包括仅仅是精神上的伤害。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 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 不应属于学生伤害事故范畴。另外, 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 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以及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学生人身损害事故, 均不属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

三、校园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损害赔偿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是损害赔偿理论的核心, 也是处理赔偿纠纷的基本准则, 所以准确把握归责原则对于人民法院正确处理赔偿案件, 提高司法实务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理论, 校园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强调的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存在过错, 没有过错即不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只仅需证明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即可确定其承担民事责任, 不需要考虑行为人主观的过错与否。对该类方式的责任承担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公平责任原则是在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 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所作的责任承担方式。

我认为:由于法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中没有包含校园伤害事故, 因此该事故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次, 作为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 学校区别于企业公司法人, 对学校施以过重的责任, 会使得学校无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各种教学活动, 学生也就难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广大学生的利益和国家的教育事业, 一味强调适用公平原则将会加重学校的负担, 影响学校的发展。因此学校应当依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学校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 证明其无过错就该免除责任。如果学校未尽相当注意义务, 则具有过错, 依法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摘要：校园学生伤害事故往往给学校造成很大压力, 处理好这类事故的关键是要定位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以及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问题。

学生伤害事故的校方责任认定 篇8

一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构成

学生伤害事故又称学校事故, 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 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从法律角度分析, 学生伤害事故必须具备五个构成要件:

1. 受害方必须是学生

指在国家或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学校 (包括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 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幼儿园内的幼儿、其他教育机构的学生及在学校注册的其他受教育者发生伤害事故, 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学生伤害事故, 但可以参照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方式予以处理。

2. 必须有伤害结果发生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这类伤害结果是指身体的直接创伤或死亡, 不包括仅仅是精神上的伤害。

3. 必须有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行为或不可抗力

导致伤害结果的原因可以是不可抗力, 但更多的是行为, 既包括学校领导、教师或其他管理人员的行为, 也可以是学生自身及其他学生的行为, 同时, 来自校外突发性、偶发性或其他形式的侵害也是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原因之一。

4. 主观方面

绝大多数是过失,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故意的。

5. 从时间和地点上看

伤害行为或者结果必须有一项是发生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的期间和地域范围。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校方责任认定

相对于学生伤害事故的受害方而言, 主要是指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或是涉及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

学生伤害事故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的民事责任, 不是违约或其他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在学校事故的归类上, 应从教育的特定环境出发, 以民法的归责原则为基础, 以有利于分清法律责任和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为目的。以校方在学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为标准, 将学校事故分为校方无过错的学校事故和校方有过错的学校事故, 是比较科学的分类方法。

1. 校方无过错的学校事故

校方无过错的学校事故, 包括因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受害人和第三人共同过错等引发的在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因其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 因此对事故本身并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在事故发生后, 学校应当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 努力将伤害减小到最低。否则, 对于扩大了的损害, 学校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第一, 因意外事件引发的学校事故。主要是指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在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根据《民法通则》第153条的规定, “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地震、洪水、泥石流、山体塌方、台风、海啸、冰雹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学校事故, 也包括其他不含人为因素的意外伤害事件。如某校举办春季田径运动会, 梁某在初一男子组跳远比赛中, 不慎致右胫腓骨骨折, 学校当即派人将其送医治疗。

第二, 因受害人过错引发的学校事故。此类事故的发生, 大多源于受害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欠缺、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的缺陷、安全防范意识的淡薄等因素。如某校的期末考试大约进行了20分钟, 一女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 老师按规定在其试卷上写下“作弊”二字。该女生事后想不开, 爬到四楼跳楼身亡。

第三, 因第三人过错引发的学校事故。除学校、受害人之外, 第三人过错也常引发学校事故。该第三人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学校的学生, 也可以是校外的某个致害因素。如某校发生爆炸案, 这一事件造成了多名无辜师生伤亡。案犯李某当场身亡。对于此类事故, 由于第三人是过错致害人, 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第四, 因受害人与第三人共同过错引发的学校事故。即民法上所称“混合过错”。此类事故在学校事故中占较大比重。在此类事故中, 受害人与第三人应当根据过错大小, 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 上课与同学发生口角, 竟抡起锄头砸在同学头上, 致使该同学颅内血肿,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该案中, 被害人因与致害人争吵, 有小过错;但是, 致害人系主要过错方, 应负绝对的主要责任。

2. 校方有过错的学校事故

该类事故, 可以根据校方的过错情况将其分为校方有故意的学校事故和校方有过失的学校事故。

第一, 校方有故意的学校事故。 (1) 因校方直接故意引发的学校事故。直接故意, 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却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该类事故, 大多因校方人员对学生蓄意的人身伤害 (如伤及学生身心健康的体罚行为等) 而引发。 (2) 因校方间接故意引发的学校事故。间接故意, 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该类事故, 大多因校方人员对于危及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而引发。

第二, 校方有过失的学校事故。在校方有过错的学校事故中, 校方的过错以“过失”居多, 而较少“故意”。因校方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引发的学校事故, 校方负有教育、管理上的过失责任。 (1) 因教师课堂管理过失引发的学校事故。该类事故极易发生在体育、实验、劳动等课堂上, 偶尔发生在文化课课堂。如某校学生徐某与蔡某在课堂上打斗致徐某右眼严重受伤, 法院认为学校在课堂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 并未及时采取适当的救治措施, 遂判决学校承担30%的损害赔偿责任。 (2) 因学校在课间等学生自由活动时间管理过失引发的学校事故。如某校课间休息时间, 学生廖某与张某追逐游戏致廖某受伤。法院认为, 学生长时间追逐打闹, 学校未予以制止, 有教育管理过失。 (3) 因学校对组织、参与的大型活动或户外活动管理过失引发的学校事故。在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中, 因组织管理不当, 迎宾气球爆炸伤人、学生踩踏伤人等恶性伤害事故层出不穷;在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参观等户外活动中, 因组织管理不当, 很容易出现翻车、翻船、坠崖等事故。

三学生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

1. 坚持以防范为主的处理方针

鉴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对学生本人及学生家庭所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对学校、对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事故的防范上, 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事故的发生。具体对策包括:在学校、教师、家长中大力强化事故防范意识, 切实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措施。增加教育投入, 改善学校设备。很多事故的发生, 都与学校的设备陈旧有关。加强教师的工作责任心, 端正教育思想, 增强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 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

2.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 应坚持依法、客观公正、合理适当和及时、妥善处理的原则

学生伤害事故难以避免, 一旦事故发生, 在处理过程中只有坚持基本原则才更有利于事故的解决,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影响。

第一, 依法处理原则。依法处理是当今社会处理一切事务必须遵守的原则, 也是做到客观公正、维护当事人各方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责任承担、赔偿标准、处理方式等, 我国的《教育法》、《教师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及民法通则、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等都有相应或类似的规定。

第二, 客观公正原则。事故处理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 在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时也不能要求学校履行法律规定以外的职责。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学校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和学生自身的行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

第三, 合理适当原则。主要是指在赔偿问题上, 要根据责任认定依法赔偿, 不能脱离损害后果的实际需要而提出不切实际的巨额索赔, 也不应超出责任方的实际能力。

第四, 及时妥善处理原则。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 要及时救治受伤害的学生, 把伤害后果降到最低;要及时处理事故善后工作。久拖不决, 只会增加事故处理难度, 不利于恢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受伤害学生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

3. 争取社会支持和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学校事故的发生以及不能妥善处理, 有时也与社会对学校的关心、支持程度有关。如学校的周围环境不安全, 容易引发事故;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消极介入甚至坐视不管, 会给事故的解决增加难度。在事故发生前与社会各方面充分沟通预防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及时沟通以防止事态扩大, 都是十分必要的。另外, 由于学校一直以来办学经费比较紧张, 而有些学生伤害事故所引发的巨额赔偿直接影响到学校, 特别是中小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因此, 有必要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把由于学校疏忽或过失造成的学生人身损害, 在法律上应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转移学校教育风险, 是走出学校面临的学生伤害事故困境的一条出路。

四结束语

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 学生伤害事故大多是由于各方的过错造成。既然存在过错, 就存在减少甚至消除过错的可能;即使是没有过错方的学生意外伤害事件, 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防范意外发生的可能。因此, 全面、深入地剖析学校事故的防范举措,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 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经常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主要是由于事故责任不清、受害人亲属难以接受事实等所致。通过加强教育改革,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 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予以防范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摘要：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 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越来越多, 学生伤害事故成为困扰学校工作和阻滞学校发展的严重问题。如何从法律视角探析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构成及其责任认定, 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减少学生伤害事故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 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

参考文献

[1]《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丛书》编写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配套规定[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2]张伟.学生伤害事故[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4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9

一、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性质的嬗变

侵权责任形态, 是指在侵权法律关系中, 根据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的要求, 侵权责任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表现形式。换言之, 即侵权责任由侵权法律关系中的不同当事人按照侵权责任承担规则承担责任的基本形式[1]。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性质直接影响到学校在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赔偿责任的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曾经定性为监护责任, 经过漫长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侵权责任法》最终完成了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性质的法律 (狭义) 界定。

1. 从监护责任到对监护责任的否认

长期以来, 就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存在监护关系说、准行政法律关系说、合同法律关系说、教育法律关系说等观点, 并因此导致对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责任性质的严重分歧。监护责任说在学者、法官, 特别是在学生家长的观念中一直有很大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 加上学者的努力, 大家逐渐认识到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不应该是监护责任。教育部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中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 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办法》对学生伤害事故性质的界定推动了各级地方立法, 最高人民法院更是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七条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明确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责任的性质及承担责任的条件。从法理意义而言, 该条司法解释第一款确立了学校的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 将学校的责任定性为违反法定义务的侵权责任, 第二款确立了学校的补充责任。

从内容方面考虑, 《办法》、《解释》排除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监护责任。但是从立法意义而言, 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能否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类型则存在很大疑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第五条对侵权责任类型化的权限作了专断性的规定, 除了法律 (当然是狭义的法律) , 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都不能对侵权责任作出特别规定。

2. 独立责任类型的确立

从法律结构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对责任主体作了特殊规定, 属于责任类型化条款, 其第三十二条规定了监护人责任,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民事侵权责任, 第四十条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的补充责任, 从而完成了学生伤害事故独立责任类型化的任务。

首先,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对监护人的责任作了单独的规定, 结合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我们可以发现, 《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 但是, 实际上已经通过责任类型化排除了学校的监护责任。

其次,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学校在伤害事故中的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自己责任, 又称直接责任, 是一般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 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侵权责任。替代责任是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 是为他人的行为负责的责任和为自己管领下的物件致害负责的责任, 有的称之为转承责任或者间接责任[1]。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情况。其一, 由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从而导致学生受到伤害的, 学校的责任应当属于自己责任的范畴。其二, 由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从而导致学生受到其他学生或学校内部人员伤害的, 应当属于替代责任的范畴。

第三, 第四十条规定了校外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的补充责任。侵权行为补充责任, 是指多数行为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产生的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 各个负担全部履行义务, 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行为而使全体行为人的责任均归于消灭的侵权责任形态[1]。《侵权责任法》第四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和法理, 承担补充责任的人只有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 才承担责任, 并且可以向第一顺序的责任人请求追偿。

综上所述, 《侵权责任法》完成了学校在伤害事故中责任类型化的任务, 其内容、实质与《办法》、《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的变化

归责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的重要内容, 民事侵权行为性质的认定与归责原则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侵权责任法》在对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性质作出规定, 排除监护责任的同时, 对归责原则也作了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不同的规定。

侵权行为原则上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但是,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 法律对学校伤害事故责任的性质与归责原则没有作明确规定, 也没有例外规定, 依照法理, 学校承担的责任应适用一般过错归责原则。但是长期以来, 存在着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误解, 将学校的责任性质定性为监护责任, 学校实际上承担了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对学校监护责任的排除, 实质上也排除了学校的无过错责任。从这一点上分析, 《侵权责任法》与《解释》的规定是一致的, 排除了学校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 明确规定学校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但是, 《侵权责任法》在对学校责任归责原则作出过错归责的前提下, 对过错归责也进行了细化,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和限制行为能力学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学校要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即:学校等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如果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 对于学校在伤害事故中的过错 (主要体现为违反法定义务) , 需要由学生 (监护人) 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来自第三人的侵权, 《解释》将学校的责任定性为补充责任。《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了未成年人致他人损害的情形, 至于学校教学管理人员, 本来就是履行职务的行为, 应视同学校的行为。因此, 第三人侵权实际上是可以将学生、学校内部人员排除的。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对第三人的理解经常发生混乱, 许多人将教学管理人员对学生的伤害理解为第三人侵权, 更有甚者, 将学生对学生的伤害也理解为第三人侵权。针对这种情况, 《侵权责任法》对“第三人”作了明确的规定: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

应当说, 《侵权责任法》的这些变化是进步的, 但问题是, 这些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

三、对《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的思考

《侵权责任法》作出上述立法规定考虑的主要是学校和受伤害学生双方的利益, 在利益平衡前提下作出规定, 那么, 我们也需要顺着这条思路作进一步考虑, 对《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进行反思。

1. 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之思考

对于学校该承担什么归责原则,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即使《侵权责任法》出台也并没有平息争论。

反对采用过错归责原则的学者认为, 我国大部分学校都属于事业单位, 缺乏赔偿能力。适用过错归责不但不利于学生伤害事故的及时妥善解决, 而且极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 如, 由于费用问题致使受伤害学生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延误最佳治疗期, 受伤害学生家长与学校发生冲突,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等[2]。

主张对学校普遍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学者认为,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上来说, 要求教育机构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责任限定为过错推定责任违反了民法上的平等原则, 也违反了公共负担平等原则[3]。笔者也曾经就学校的责任作过专门的论述, 主张对学校采取普遍的过错推定责任[4]。

当然, 也有学者反对普遍采用过错推定原则, 认为过错推定原则对于保护受害人、及时分散和填补损害十分有利, 但在认定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责任时若采用过错推定作为一般归责原则仍是不可取的。认为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及家长的举证能力值得肯定, 而与限制行为能力的学生相对应的学校, 其举证能力未必比学生优越。因此, (对限制行为能力学生) , 学校应当承担一般过错责任[5]。

笔者认为, 普遍采用过错推定还是部分采用过错推定, 主要考虑学校与受伤害学生的利益平衡问题。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可使举证责任由受害学生移转至学校承担, 使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问题是, 对学校普遍采用过错推定有那么可怕吗?有学者运用实地调研、网络检索等方法, 收集了自1986年到2006年间涵盖北京、广东、四川、湖南、浙江等16个省市的66个判例。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伤害事故案件24件, 共39个判决, 多数判决难以判断其适用的归责原则。在能判断其所适用归责原则的9个判决中, 有7个适用过错推定原则[6]。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甚至完全行为能力人受伤害案件, 法院已经让学校承担了过错推定责任。这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 界定学校有没有过错, 主要看学校有没有法定义务和有没有违反法定义务 (实际上是主观过错的客观化, 《办法》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学校存在过错的情形) , 这些本应该是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 在实践中几乎都是由学校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法定义务、没有过错。因此, 笔者认为, 采用普遍过错推定, 还是采用部分过错推定, 对司法实践几乎没有实质影响。问题的核心在于, 如果采用部分过错推定,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标准来进行区分?《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2. 一般过错与过错推定区分适用标准之思考

根据举证责任理论, 举证责任分配时应主要考虑以下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 接近证据的难易;二是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三是是否有利于实现实体法关于公平和经济的立法精神[7]。笔者认为, 即使对学校不完全采用一般过错归责原则, 需要区分的话, 公平、经济可行应当是我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如此, 以行为能力来区分适用不同归责原则是否公平和是否经济可行也就值得考虑。从公平角度考虑, 就小学三四年级来说, 同一个班内, 可能既有限制行为能力人, 也有无行为能力人, 老师对他们只能尽同等的注意、保护义务, 而不可能对无行为能力人加以特别的关注。学校对限制行为能力学生承担一般过错责任, 对无行为能力学生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对于学校、教师 (事后责任的追究) 、学生 (同一班集体, 应受同等对待) 都未必公平。从经济可行角度考虑, 无行为能力学生不需要证明学校的过错, 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却需要证明学校的过错, 这样在司法实践中, 首先要审查学生的年龄, 既增加举证的负担, 也会增加弄虚作假的可能, 并不是十分经济可行。

如果要区分适用普通过错归责与过错推定归责, 以受害人为标准并不是可行的方法。笔者认为, 从注意义务轻重的角度考虑区分, 可能会更合适。首先, 可以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 诸如短期培训类的机构, 其营利性的可能性大, 注意义务也应该更重, 适用过错推定比较合适。其次, 就普通教育机构而言, 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 其注意义务也不同。幼儿园的安全注意义务最重, 小学和初中次之, 高中教育机构又次之, 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的注意义务相对最轻。笔者作这样的认定, 主要是基于教育法律赋予不同教育机构不同义务的考虑。《高等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加强管理, 及时消除隐患, 预防发生事故。《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保障幼儿的身体健康, 培养幼儿的良好生活、卫生习惯;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以及良好的品德行为。

因此,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让幼儿园承担过错推定的举证责任, 其他教育机构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对于幼儿园以外的其他教育机构的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 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综上所述, 《侵权责任法》对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与学生的利益作了较好的利益平衡, 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与事故的正确处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调整, 对于补充《侵权责任法》且符合《侵权责任法》立法精神的司法解释应当予以保留,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漏洞或者缺少具体操作性的规定, 应当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保证《侵权责任法》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侵权责任形态研究.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4 (1) .

[2]田虎.采用过错原则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法源、问题与对策.教学与管理, 2009 (9) .

[3]王利明.论《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43期[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8091.

[4]孟俊红, 段茹宏.学校伤害事故中学校责任性质的再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5 (1) .

[5]张琳.论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认定学校责任应适用的归责原则.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 (3) .

[6]杨秀朝.中小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抗辩.教学与管理, 2009 (13) .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篇10

顾某为某电子公司门卫,上班时间为7:30至17:00;2013年7月11日早晨7:15顾某正常上班,因雨天顾某穿雨衣骑电动自行车,从家到单位经过公交站台时,遇风掀起雨衣,遮挡视线,车辆与非机动车道路牙发生碰撞,致顾某倒地受伤, 当日经医院诊断为左肩关节脱位并大结节骨折、臂丛神经损伤。当地交警大队出具了交通事故证明, 未明确事故责任。顾某所在单位于2013年8月2日向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 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核实后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了顾某单方交通事故不认定工伤的决定。 顾某不服,于9月20日向当地人民政府提起复议要求撤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不予认定决定;当地政府经审核后维持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决定。顾某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不予认定决定。法院审理后要求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争议焦点

顾某上班途中遇风所致摔倒的单方事故,是否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对于个人无法作出预测且没有第三人责任的上下班意外事故可否认定工伤。

案例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某地方法院的意见:第一,顾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符合其正常生活习惯,即使面临较大的风雨, 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无法作出预测;顾某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系风雨这一客观外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违反交通规则,不能径直推断该起事故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不能因有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就以顾某为单方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为由,径直推断该起事故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