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外交

非政府组织外交（精选六篇）

非政府组织外交 篇1

中国东北是满清皇族的发祥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政府设置东北边墙禁止关内人口向关外迁移,并在辽、吉、黑地区分别设置了有别于内地督抚体制的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进行管理。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扩张和利益侵占,清王朝管辖下的中国东北主动、被动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终形成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晚清东北时局。

一、甲午战争失利后晚清政府对东北的态度

中日甲午战争起因于日本挑衅以争夺对中国藩属国朝鲜的控制权,并于战后签订了涉及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的《马关条约》,可以视之为日本明确争夺中国东北利益的开端。

到战争后期,清廷先后派员与日本交涉,继而又专门发下诏谕向国民强调停战议和的重要性,并对力求主战的官员以“妄言”[1]913的罪名予以罢职。“(光绪二十一年)夏四月……乙卯,谕曰:‘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沈,南可犯畿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戊午,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和局已成,勿再论奏。……十月……甲申,长麟、汪鸣銮并以召对妄言褫职。”[1]从这份诏谕来看此时清政府对东北祖宗基业的态度可见,正因为“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沈,南可犯畿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所以当战火逼迫辽沈、京畿之时清政府便深为动摇,随后更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这样荒唐的理由放弃作战。可见,虽然满清皇室表面上对东北、华北地区格外注重,不愿意以战火打扰“陵寝重地”,但也越发易见清政府面对列强瓜分中国东北利益时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因此也才会有后来1904—1905 年日俄交战时专门在中国东北划出交战区让与日俄征战厮杀的举动。

二、《马关条约》谈判中的辞锐气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李鸿章赴日议和谈判。陆奥宗光作为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参与其中,并在其所著《蹇蹇录》中详细记述了中日马关谈判的始末过程。从其记述可见,面对日方要挟与逼迫,李鸿章一再力争,苦劝伊藤博文以亚洲大局、中日邻邦为重。在第一次马关谈判当中,李鸿章即指出东亚各国当时面临的共同威胁是所受西方列强侵略——“西方洪流不断向我东方冲击”[2]131-132,并以此劝说伊藤博文:“此非吾人应加深戒备、同心协力、联合黄色人种、不断讲求防止之策以对抗白色人种之时期乎?”[2]132李鸿章结合国际形势,以利害关系的道理晓谕日方,进而劝说日方促进中日和平,实是为后期谈判中维护国家权益而努力。此后他又先向日本示好,近于央求和献媚地说:“此次战争,实获两个良好结果……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愤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故中国人虽有多数怨恨日本,但我对日反多感荷。”[2]132但日方对此不予理会,在二次谈判中仍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苛刻的要求。李鸿章先是哀求日本,随后即一改软弱态度据理力争:“中日两国本来为天然的同盟国,日本如诚心欲得永久和平,似应为中国稍留体面。在今日形势下,日本虽具有对中国提出任何要求之权利,但其要求似以适可而止为宜。如果强要超越其程度恐日本只能取得和平之虚名而不能得和平之实利。”[2]133第三次谈判当中,李鸿章针对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多次强调“况奉省为我朝发祥之地”[2]135、“且奉天为满洲腹地”[2]135, 甚至在电禀晚清政府时态度近乎强硬地说明:“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奉天南边各地之要求撤销,和局决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2]135不惜谓与日本“苦战到底”,可见李鸿章在此次谈判中的表现仍不失中国尊严。其在涉及《覆伊藤、陆奥和约底稿说帖(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的《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覆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全权办理大臣所拟和约》中再三劝诫日方:“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日本如不此之图,徒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3]最后又说:“今和局将次议成,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3]情恳辞切地谓日本应当深谋远虑,并考虑到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以及后来数世的“造化命运”[3]。

怎奈日方只一味逼迫,条约赔款不减一文。伊藤博文后来当面威胁李经方说:“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2]147在第六次谈判当中李鸿章“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归国的旅费。”[2]153这种谈判方式在陆奥宗光看来都非常哀婉可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他最后评价李鸿章说“他以古稀高龄,奉使异域,连日会商,毫无倦容,可谓尚有‘据鞍顾盼’的气概。”[2]153李鸿章竭尽全力挽回利权以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表现跃然纸上。光绪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亦写到李鸿章此时频繁致电清廷汇报谈判情况,日方要挟之甚令他无奈之至:“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4]

由此可见,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清廷代表李鸿章及其中的仁人志士无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面对近世“弱国无外交”的局面,他们最终又只好妥协———致使中国的主权一再丧失。学者黄波对此评价:“为了争取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均归无效。”[4]所以不免有辞锐而气竭之态。

三、《中俄密约》交涉的力争与妥协

甲午战后,俄国因为担心日本瓜分辽东半岛而威胁到自己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遂纠集德国、法国干涉日本“还辽”。此后俄国更加紧向中国东北扩张,试图阻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发展,乃积极策划把已经修至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至中国东北并进而连接到海参崴。俄在未征求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即自行派员至东三省查勘线路,清廷为此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日(1895 年10 月19 日)指示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向俄外交部声明:中国愿自造铁路与俄路相接,以借此抵制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渗透。1896 年,时值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清廷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3 月28 日,李鸿章从上海乘船启程前赴欧洲,于4 月30 日抵达彼得堡,5 月19 日前往莫斯科,5 月26 日参加了俄皇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俄国君臣借机威逼利诱清政府同意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和经营附属地,并最终迫使清政府就范。这期间的李鸿章与清政府对俄交涉的种种情形皆在李鸿章与清政府往来发送的密电中有所体现。

从密电来看,从1896 年5 月2 日开始,俄使开始与李鸿章商议接筑东三省铁路之事。言辞相当苛刻,并威胁称“果尔,则俄别联倭”[5]391。李鸿章虽然严词指出俄使的胁迫“其言甚悖”[5]391,并加以辩驳,但还是一厢情愿地将俄使之言归结为“决非俄廷本意”[5]391。可见,此时的清廷上下尚能坚持铁路“要以中国自办”[5]391的原则,并进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即“拟由黑龙江运料”[5]391,随后又进一步致电有关部门“以备外部见伤”[5]391,要求他们“内外一气”[5]391,以抵制俄国的侵略图谋。

再从1896 年5 月3 日的这则密电来看,与前封电报时隔一天,俄国政府得知中国要以自办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以后并不甘心,又通过政府部门的官员来与李鸿章接洽。借口称与中国“借路”[5]392的原因一是可以“捷速省费”[5]392,二是可以“藉纡倭患”[5]392。并指出“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十年无成”[5]392。可谓从中国政府的痛处出发,以“藉纡倭患”和“素习颟顸”为要点对清政府讨价还价。但李鸿章仍然坚守原则,答复称“鸿谓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5]392。亦切中要害地指出俄国此举是“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对俄国利益有益,对中国却并无好处。俄官员碍于外交定例,亦难强求,但又威胁称“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矣”[5]392。李鸿章“查此意系微德主持,其才略俄主最信任”[5]392,亦不免有所担心,态度始为动摇。

从1896 年5 月7 日的电报来看,俄皇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秘密接见了李鸿章。俄皇先“示所藏镂金托金玉如意”[5]393和“乾隆古稀天子玉玺”[5]393以示中俄邦交日久亲密。而后又将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5]393,实则亲自与李据中东铁路之事进行谈判。俄皇谓“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只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5]393等语,可谓亲自主打了“中俄友谊牌”。然后又自作多情地为中国考量“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5]393,并保证称“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5]393。然后又再次“出于好心”地说:“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5]393经过这样一番先秀邦交长远、再许无数好处、最终打消中国顾虑的甜蜜谈话,连李鸿章都在电报中感叹“较微德前议和厚”[5]393,因而将此事上报清廷闻之。

1896 年5 月7 日当天,清廷在接到李鸿章的上封电报以后,显然亦大为心动,当即答复。一方面慰问李鸿章旅途劳顿,“深慰厪系”[5]393。另一方面则嘱咐李鸿章“至联络邦交,筹商一切办法,可随时电闻。”[5]393即时赋予了李鸿章“联络邦交,筹商一切办法”的权力。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已经默许中俄连接铁路,只是希望能够与俄国筹商出妥善的办法。

而受到1896 年5 月7 日清廷答复的影响,为了“联络邦交”[5]393,从1896 年5 月9 日的密电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已经不再坚持必须由中国自主筑路的原则了,改谓“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我办漠河矿久,知漠至齐哈尔省高山丛莽,人迹不通,必须穿过,亦甚难办”[5]393,企图从环境恶劣、施工困难的方面劝俄国放弃筑路。但是俄国对此并不在意,甚至提出“彼谓多费工而直捷合算”[5]393的观点,更坚持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中朝自办,无款无期,不如令华俄银行承办较速,姑属妥议章程送核。”[5]393李鸿章因此无言以对,只能“云此须请旨定夺”[5]393。而俄方就“俄皇所称援助”[5]393一项又表示“尚未奉谕”[5]393、“容二十九请示后再面商”[5]393,避而不谈,反而要求中国“若请派兵,须代办粮饷”[5],上演了一场“空手套白狼”的闹剧。李鸿章此时旅途劳顿,忙于应付,加上年事已高,禁不住俄国君臣三番五次前来谈判,并要于“初四赴莫斯科”[5]394,到时候则“更无暇及”[5]394。因此陷入了左右为难、无计可施的境地,只好把对此事的决断职责全部推给了清朝政府来定夺———“鸿按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又难中止,两事相因,应否先修订援助,后议公司,请代奏候旨。”[5]394

此事最终由1896 年5 月13 日的电文可见,经过沙俄连日来的催逼,清政府和李鸿章最终向沙俄妥协,双方草拟了《中俄密约》。对于这份条约,李鸿章在电文最后“请旨”[5]395时说:“以上各款惟第四末二句系鸿商添,俄无异词。”[5]395以此来看,仅仅第四条中的“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5]395两句是李鸿章所加。也就是说这份《中俄密约》几乎全系沙俄拟好,中方只有填补两句空洞无物之言以求保护自身利益。从中也能看出李鸿章在商议这份协议时心中的忐忑不安,更可见他这位晚清“裱糊匠”面对列强威逼利诱时的无可奈何,“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是他这位风烛残年的老臣乞求资本主义列强“不要太过”的最大愿望和最后底线。

四、清政府对日俄战后涉华条约的努力与屈服

早在日俄战争刚刚开始之际的1904 年2 月13 日,清政府就早已发出声明向日、俄两国提出要求———“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6]122而后在1905 年日俄战争即将结束、8 月9 日日俄在朴茨茅斯开始谈判前夕,清政府于7 月6 日又一次发布照会和声明称:俄日“此次失和,曾在中国疆土用武,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业经本部电知出使大臣,照达贵国政府,预为声明。”[7]361但日、俄于9 月5 日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依旧将分割中国利益作为内容。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又进而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责中国承认其根据朴茨茅斯和约继承俄国在东省之权利”[7]363,最终于1905 年12 月22日签订了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不仅对《朴茨茅斯条约》全面接受,而且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又索取了更多的权益。至此,日俄以长春为界瓜分中国东北合法化并进而加紧了各自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扩张和对土地、资源的掠夺。

从以上诸事可见,晚清政府与其仁人志士对列强蛮横侵占中国东北利益、侵占中国东北广袤土地的主权与利权曾竭力争夺和抗争。但是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之下,这些抗争往往显得是那么的杯水车薪和辞锐气竭,最终仍旧要以各国列强拟好的条约草草地将东北的主权与利权授之于人。诚然,晚清政府由抗争到妥协的过程和态度固不足以称赞,但其在周边列强坚船利炮下的每每抗争亦可令人看到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前辈们血脉里流淌着的最后一丝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后人读之,颇为感叹!

摘要：晚清东北史事所涉外交事件较多而研究不足。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档案、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客观地展现和反映在俄日对中国东北利益的一系列争霸活动当中晚清政府及其代表人物的应对与努力,但同时又不能不看到晚清政府根本上的软弱导致了它最终选择妥协的悲惨结局。

关键词：晚清,中国东北,外交,对外关系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M].商务印书馆,1963.

[3]王炳耀,文廷式等.中日战辑选录[OL].http://wenxian.fanren8.com/06/15/40/:2015-9-24.

[4]黄波.日本人笔下的马关议和[N].羊城晚报,2010-11-7(B06).

[5]吉迪.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未刊密电稿[A].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三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6]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J].文史哲,2005(2).

普京政府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篇2

审计1001 2104100139 孙俊杰

普京全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现任俄罗斯总统。2012年３月７日，俄罗斯中选委正式宣布普京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现年60岁的普京当选俄新一届总统这是他继2000年、2004年后第三次当选总统。普京为何能够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呢，必然是有常人不可及的独到之处。除总统外，普京还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统一俄罗斯主席、俄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可谓是履历丰富，德高望重。在普京当选总统期间，俄罗斯在军事与政治实力上均有相当的提升，在其担任总理期间，也深得民心，政绩斐然，总之，普京是个相当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是世界众所周知的“铁腕总统”。这位“铁腕总统”的外交又有何风格和特点呢。

所谓普京外交，是指俄罗斯在普京总统领导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行动的综合体系。与以往的俄罗斯外交相比，普京外交有着极其与众不同之处，拥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处处体现普京独特的风格。

首先是鲜明的俄罗斯大国定位。这是普京外交的核心理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也是普京外交的“灵魂”所在。早在上任伊始，普京就曾明确指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同时纵观普京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无论从俄罗斯积极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反恐联盟大力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到俄罗斯以大国身份积极与美、欧、中、日构筑多种形式的双边伙伴关系。从俄罗斯积极应对北约及欧盟的不断的东扩到毫不手软坚决打击车臣等国外反对势力。无不体现着普京外交这一灵魂所在。俄罗斯从苏联解体之初的“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员”甚至“西方的小伙伴”一跃重塑为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能源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国”“独立的政治大国”。这些无疑都是普京外交俄罗斯大国定位的具体成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普京外交政策这一灵魂，俄罗斯不可能在今天悄然重塑大国风采。

其次是坚持多极化的外交方针不动摇。多极化一直是俄罗斯政府的主张，在普京时代多极化更是成为了俄罗斯积极投身其中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在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借反恐为名，出兵阿富汗，夺取中亚这一战略存在，又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之下，一意孤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至此，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普京选择了坚持多极化的外交方针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从普京上任伊始与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会晤时就明确指出“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将有利于保持地区间的战略平衡，有利于世界和平。”到任期将近结束时与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会晤时指出“俄罗斯主张建立平衡的多级化世界，以苏美为核心的世界两级对立格局瓦解后，其中一级开始“幻想”世界已经单级化，认为可以主导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单边主义可不是什么好事。俄罗斯将致力于建立平衡的多级世界，希望国际社会所有各方的利益都能受到尊重，俄罗斯也将自主决定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可见，坚持世界格局多极化贯穿普京外交的始终，是普京外交的重要理念及重要特征之一。

还有是能源和军事两大支柱。能源在当代世界的重要地位无可置疑。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领域地位无可匹及。在俄罗斯外交资源短缺的前提下，普京创造性的开拓了能源外交这一崭新领域，从而也成为普京外交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京时代，俄罗斯大力依托了能源这一非常规外交资源，积极引导了与美、欧盟、中国、日本等主要大国的关系。著名战略分析家斯密洛夫在自己的《能源超级大国》一书中也这样写道：普京通过能源关于把俄罗斯变成超级大国的构想正在变成现实。军事力量也是普京所倚重的另一个支柱。“如果军队没有前途，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前途。”这是普京明确的宣示。普京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推进军事各项领域的改革，大力促进军事现代化。能源与军事两大支柱有力的突出了俄罗斯大国定位这一普京外交的灵魂，构成了普京外交的有力基石。俄罗斯通过强有力的能源外交、军事实力已然重塑大国雄风。

最后是实用主义的外交观。普京上台执政后提出了“俄罗斯联邦成功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的基础之上。对外政策唯一可靠的方针，是始终捍卫国家利益。”“集中政治、军事、外交及其他手段解决外交任务应看其是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这些无疑突出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外交观。正是在实用主义外交的指导之下，普京外交有了不同以往俄罗斯外交的“灵活”“积极”“务实”等新的特点。灵活的处理了与美、中、欧盟世界主要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外交”缺课 篇3

还有一组数字，也把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的国际交往问题推上了“台面”，关于“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多达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然而，当地方政府官员在家门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或者是走出国门之时，有没有过担心与忧虑？日本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虽然是个案，却给中国官员们提了个醒：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的差异，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和交流？

《小康》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外交学院这三大党政官员培训院校的对外交往相关培训课程体系进行了解后，发现从总体上说，中国地方主政官员普遍缺乏外事经验，也很少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所以一些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不懂穿衣”、“不会吃饭”，讲话时尽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有时还会带有“暴发户”的心态。

非政府组织外交 篇4

一、朝贡体制下的外交模式

朝贡体制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基本模式。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密切往来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对周边各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 在地理上的半隔绝、文化交流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素以世界地理、文化、政治中心自居, 将所有非中原文化的其他民族和外国人都统称为“夷”, 从而产生了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思想, 这种思想贯彻到对外政策中就逐渐形成了朝贡体系。这种体制产生于先秦时代, 在先秦的典籍中, “朝”是指臣下觐见君主, “贡”则是下人供纳物品给主人, 从而“朝贡”制度就成为天子和诸侯之间隶属的一种模式。 (1) 秦汉统一后, 这种体制不断完善, 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模式。以朝贡为媒介形成的宗藩关系, 即小国在名义上依附于中国的统治王朝, 定期纳供, 尽管看似是一种不平等关系, 但实际中国对周边各国的朝贡交往大多限于商业和文化两方面, 在原则上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这种国家相处模式, 既不同于表面平等但实际上却是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关系模式, 更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到了清朝, 朝贡制度比以往的朝代更加完备和严格, 其模式也更加僵化。清政府初期时凡是涉及外国的事务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来处理。礼部是沿袭明朝原有的机构, 在清朝主要负责有关南部和海外各国的事务; 理藩院为清朝所建, 最初只负责蒙古事务, 后也负责北方诸国的关系。清政府对外国朝贡的时间、人员、路线等都做了极为详尽的严格规定, 朝贡国必须遵守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对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来说, 这既可以显示中国唯我独尊的无上地位, 又能通过怀柔的方式来消除外部势力的冲击。然而,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 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 在受到西方殖民者东进的冲击下, 传统的外交体制面临挑战, 并逐渐崩溃瓦解。

二、晚清政府早期外交

传统的外交模式让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华夷之辨的框架之内, 造成晚清政府在早期对外交往中对西方国家一无所知、孤陋寡闻的状况。这种状况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清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清政府采取这项政策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 同时也是对西方殖民者威胁的一种被动防范。虽然这仅是一项对外贸易政策, 但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害, 使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中, 妨碍了中外必要的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交流, 中国人无法吸收外来先进的产物, 只能故步自封, 夜郎自大。用闭关锁国以维护古老的朝贡体制, 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还加深了中外矛盾, 使中国在日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 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早期对外交往行为主要采取禁止或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 外国人不论来自何处, 都是夷狄, 对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世界知识也始终漠视, 依旧以“天朝”的自大态度自居。朝贡体制这一传统外交模式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交往产生重要影响, 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体现的尤为明显。英国作为清朝闭关锁国影响最大的贸易往来国家, 为了设法打开中国市场, 1792 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使团名义上打着增进交流的旗号, 实质上是设法要求中国皇帝保护英国商人在华利益, 并且开辟中国作为其市场。对于首次来华的英国使团清政府予以高度重视, 并进行盛情款待。据记载, 清王朝接待马戛尔尼使团全部耗银85 万两左右。尽管清政府对英国使团的接待是破格的, 但仍把英国是做是朝贡的藩属国。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自称为“朕”, 把对方的来信说成是“表文”, 并极力称赞英王“恭顺之诚”。 (2) 在英国使团提出一系列关于通商的要求后, 清政府全部拒绝, 认为这些要求有碍统治, 是“非分之求”。就这样, 马戛尔尼使团想要运用外交手段与中国商议通商的访华行动一无所获。此后, 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依旧无功而返。这两次中英政府的外交往来本质上反映了封建小农经济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 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朝贡制度和近代推崇自由平等的外交模式之间的碰撞。

在面对西方国家最初想要运用外交手段打开国门的行为, 清政府选择了坚守传统的朝贡制度, 用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护封建统治和古老的宗藩体系, 直到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清政府才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 开启了晚清屈辱黑暗的外交历史。

参考文献

[1]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 (5) :93-100.

一年盘点：新政府的“新外交” 篇5

第一，重视新兴国家，推动国际力量格局的平衡发展。传统上，中国外交以大国关系为核心，其中对美外交是关键。可是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初，国家领导人没有选择访问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随后到访南非，参加在那里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两个月后，习近平的第二次出访选择了拉美。随后他又历史性地访问了中亚。总理李克强先去了南亚，随后到访东南亚；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初访南美。不到一年，中国领导人对“金砖国家”（除巴西之外）一概访遍。中国新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加宏观的全球战略视野，对新兴国家的重视是最大特征。

第二，外交风格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创新。其中，对亚非拉外交的战略和机制创新尤为突出。习近平对亚非拉的访问，不是停留在礼仪层面，往往会宣布和推动重大的战略创新和合作成果。在南非，金砖国家宣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新兴国家自己的金融互助机制。这是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突破性补充。在访问中亚期间，习近平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的“向西开放”引发巨大的关注。同时中国还宣布推动建立面向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宣布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创新机制。中国外交在一年多时间内处处出新，展示出超越以往的进取姿态。

第三，在外交方向上，中国更注重东西平衡、两洋平衡。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脅就从传统的北部边疆转向了东部沿海。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又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说，无论在安全还是贸易上，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是以东向的太平洋为中心。

然而，新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开始加速调整外交的地缘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触角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并打通通往中东能源出口地和发达西欧市场的陆上通道，摆脱中国对于海上贸易的单一依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与中亚、西亚等“近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外，中国还开始在“远西”的东欧布局，中国与地处东欧战略核心要地的乌克兰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引发全球媒体热议。

除了向西的大陆通道，中国同时经营向西的海上通道，精心经略印度洋。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为核心，中国在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东非海岸开展了一系列港口建设与货运仓储服务合作，并在陆上建立从中国西部腹地直接通往印度洋港口的油气管线和公路运输线，在印度洋开展舰队护航活动。这都显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打造“郑和珍珠链”。

第四，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勇于担责，提出新的“义利观”，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这一变化意义深刻。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强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中国外交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于这些基本原则的恪守，使得中国在国际斗争环境复杂多变、自身实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以灵活方式维护和促进了国家利益。

近年来国际权力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许多国家赋以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在新的局面下，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义利观”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世界，中国尤其应该多承担责任，主持公道，在经济合作中强调“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新的方针下，中国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形式趋于丰富，内容更加务实。中国还开始以更加积极和独立的姿态对国际热点问题发出声音。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国不只像以往那样进行原则性表态，还派出特使多次赴相关地区游说，以坚决的姿态表现出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决心。

非政府组织外交 篇6

加强双边合作，达成诸多共识

莫迪此次率领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外交秘书辛格等政府高官访问尼泊尔，并与尼泊尔主要政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尼泊尔总理苏希尔·柯伊拉腊、总统亚达夫、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席奥利、反对党领袖普拉昌达等政坛重要人物。莫迪在尼泊尔议会发表演讲，高度评价两国关系，表示“尼泊尔和印度的关系比喜马拉雅山和恒河更为恒久，我将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莫迪承诺将尊重尼泊尔主权，不会干涉尼泊尔内政，愿意修改1950年签署的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莫迪向尼泊尔总理柯伊拉腊表示，“关于条约问题，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是修改还是废除条款，我将全盘接受你的提议。”莫迪这一表态的政治调门可谓非常之高，与以往印度政府的态度大相径庭。

经济合作方面，莫迪承诺继续帮助尼泊尔推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例如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信息技术园以及电力供应网络，宣布向尼泊尔提供1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用以建设尼泊尔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双边签署了合作治疗尼泊尔当地人甲状腺疾病、印度国家电视台为尼泊尔国立电视台提供援助等合作备忘录。莫迪与尼泊尔工商界人士座谈时，颇为煽情地表示：“需要做什么由你们来决定，印度将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做。”

国家安全方面，双方承诺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本国领土威胁对方的国家安全，同意加快两国划界工作的进度，并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处理划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

人文交流方面，莫迪着力打造其在尼泊尔普通民众中的亲和形象，甚至在尼泊尔议会中用尼泊尔语说：“几年前我作为朝圣者来到这里，任何人只要到过尼泊尔一次，就会属于这里。”莫迪在访问期间还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最著名的印度教神庙祈祷，强调印度教是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并向这座神庙捐赠了2500公斤檀香木。应该说，莫迪的亲民外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尼泊尔当地媒体评论称，“莫迪赢得了尼泊尔的人心。他不断强调印度尊重尼泊尔的主权，未来印度将与尼泊尔一起走向繁荣。”

莫迪将更多精力放在南亚地区

自莫迪5月就任印度新政府总理以来，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对其“高看一眼”，或是派遣高级别官员访问印度，或是热情邀请莫迪来访。然而，莫迪却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政府的外交思路，将更多精力放在南亚地区之内。例如，5月26日，莫迪邀请南亚所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其就职典礼。6月15日，莫迪访问不丹，这是其就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由此可见莫迪对南亚国家的高度重视。

尼泊尔作为深锁南亚次大陆腹地的喜马拉雅山国，其领土三面被印度包围，印度一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援助国。根据两国1950年《和平与友好条约》，两国实行开放边界，允许本国居民到对方国家工作、经商和拥有财产。例如，印度货币可以在尼泊尔自由兑换、大量尼泊尔廓尔喀人在印度军队服役、数百万尼泊尔人在印度工作。此外，印度与尼泊尔同属印度教国家，彼此存在密切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联系。正因为如此，历届印度政府都倾向于将尼泊尔视为自家的“后院”，高度关注尼泊尔国内政治事务，对别国加强与尼泊尔的合作非常敏感，甚至屡次插手尼泊尔内政，暗中搅局推翻“对印度不友好的尼泊尔政府”。这造成了尼泊尔对印度的矛盾情感。一方面，尼泊尔依赖印度提供进出口通道、经济援助等发展自身经济；另一方面，印度政治精英习惯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尼泊尔，未能充分尊重尼泊尔人的民族尊严和感情。尼泊尔国内的反印力量不容小觑。正如印度战略学者拉贾·莫汉所言，“印度与尼泊尔互为邻国，都信奉印度教，经济上依赖度很高，但印度却在尼泊尔陷入困境。印度在尼泊尔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印度自身政策的失败”。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将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视为新政府外交的重中之重。早在7月25日，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造访尼泊尔，为莫迪正式访问“打前站”。斯瓦拉吉与尼泊尔外长主持召开印度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联委会”第三次会议，旨在增强彼此互信，推动在经济贸易、货物转运、工业发展和水资源利用等多领域的合作。莫迪此次访问尼泊尔，可谓放下身段，用尽浑身解数拉拢尼泊尔各方力量。例如，反复强调尼泊尔和平进程属于其内部事务，印度不会干涉，在两国领土划界以及修改1950年《和平与友好条约》等问题上表现出相当灵活的态度，甚至不断表示“完全按照尼泊尔方面的愿望修改条约”。

提振双边关系仍需克服若干挑战

首先，莫迪政府能否落实不干涉尼泊尔内政承诺尚存疑问。长期以来，印度常常对周边中小国家颐指气使，对“不听招呼”的小国动辄采取“大棒政策”。印度情报机构对尼泊尔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不断打压尼泊尔国内的左翼政党、民族主义势力等反印力量。一旦尼泊尔的内政外交举措不符合印度心意，莫迪政府能否心平气和地通过外交渠道寻求解决之道？从目前看来，这仍是一个未知数。

其次，联合开发水电资源困难重重。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水电资源极为丰富，约占全球水电储量的2.3%，但开发利用率极低。莫迪此次访问尼泊尔的重头戏原本是签署有关联合水电开发的协议。此前，印度已经向尼泊尔提出了一份联合水电开发的草案。根据草案，投资将全部来自印度或由印度与尼泊尔共同投资，生产的电力只能卖给印度。尼泊尔方面对草案非常不满，认为这等于允许印度垄断尼泊尔的水电资源，将中国等水电投资大户拒之门外，严重损害尼泊尔的国家利益。在此情势下，莫迪未能在访问期间与尼泊尔签署水电开发协议，此次访问成果可谓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印度和尼泊尔在联合开发水资源方面的考虑重点不尽相同。尼泊尔迫切希望开发国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弥补国内电力供应缺口，并且出口创汇。印度作为河流下游国家，优先考虑发挥河流的防洪和灌溉功能，对水电开发则不如尼泊尔急切。从历史上看，印度公司在尼泊尔开发水电记录可谓乏善可陈，这进一步制约了两国在水电开发方面的合作。例如，1997年，尼泊尔政府曾经与印度相关公司签署建设6400兆瓦水电站的建设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公司应在八年内完成这一项目，但项目至今还未破土动工，让尼泊尔方面大失所望。

莫迪政府上任以来选择地处南亚次大陆腹地的不丹和尼泊尔作为出访的前两个国家，彰显其对南亚“后院”的高度重视。此次，莫迪在访问中表现出更大的政策弹性，尼泊尔方面对印度的期望值也在上升。然而，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莫迪能否将动听的外交辞令转化为行动仍然需要时间来验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大洋洲所西南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