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户（精选八篇）
浙江农户 篇1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研究选择浙江省遂昌县作为浙江西部山区的代表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当地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已经脱贫的部分村镇返贫现象相当严重,而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广大山区普遍存在的问题,符合山区的典型特征;二是农户生计活动多样化,涵盖了平原和山区较为全面的生计活动,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性,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将遂昌县作为浙江西部山区背景下的调查地,其农户生计概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退耕还林后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加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外出务工已成为山区当地农户的首选,表1是关于样本中的迁移人口信息的描述。
调查方式以结构化的户问卷和社区问卷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此外,课题组还设计了不同主题的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分为户个访、户组访和社区个访三块内容。其中,户个访包括: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访谈,以迁移为主题的访谈、以风险、贫困后果、环境后果为主题的访谈,以社区治理为主题的访谈。户组访包括:以自然生态政策为主题的访谈,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访谈,以公共政策、社区治理为主题的访谈。
本文在判定迁移对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和不同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影响时,回归模型所用因变量相同,均选取农户五种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
在人力资本的计算汇总中,选取指标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中是否有至少一个成年男性劳动力,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培训;成年劳动力是指18~65岁的劳动人口。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偏远山区的农户,很多老人60岁以后还在劳动。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成年劳动力的范围调整到65岁。
在自然资本的计算中,本文将林地面积和耕地面积都计入自然资本。结合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自然资本测量的指标主要使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我们的研究中耕地和林地的权重赋值各占一半,即0.5。
物质资本测量用家庭住房指标和家庭固定资产指标;住房指标是住房类型和住房面积的综合指标,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以及耐用品等家庭固定资产指标的赋值,是调查农户所拥有资产的选项数占所有选项的比例。
金融资本测量用到的是信贷机会和现金收入。信贷机会指标使用了是否使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是否借高利贷、是否从亲戚朋友得到借款三个指标进行加总,三者之间的权衡主要依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及笔者对各组成部分相对重要的定性判断。在我们研究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跟亲戚朋友借款,所以赋予它较大比重。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p<0.01;**,p<0.05;*,p<0.1。)
社会资本的设定在参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选取的三个指标分别为农户的亲朋网络支持——农户在需要大笔开支或寻找非农工作时可以从亲戚朋友处获得的支持;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成员曾经有过非农经历、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亲戚中是否有干部或公职人员;农户家庭的月通信花费(孔祥智等,2008)。
二、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
表2提供了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粗影响(模型1、3、5、7和模型9)回归结果和净影响(模型2、4、6、8和模型10)回归结果。净影响分析在粗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因素(户主外出经历除外)和社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净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加入并未改变迁移对五种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受迁移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都明显变小;另外,参与外出务工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依然不显著。控制变量加入后的结果无变化,这更进一步验证了参与外出务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因此,从粗影响回归模型和净影响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中有成员参与外出务工对家庭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是存在的,且比较显著,这与描述性统计的推测相一致。
三、结论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的相关理论和测量方法,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并针对迁移户,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作用。我们发现:户主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对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家庭人口特征中,家庭的规模和负担比分别对农户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家庭人口越多、负担比越小,则农户金融资本的水平越高;此外,临近公路也对金融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见,家庭是否靠近公路也是农户获得金融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户主的年龄取对数后对家庭的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和负担比分别对农户人力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在社区因素汇总中,村庄的人均年收入对农户的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其家庭所在村庄的富裕程度也是影响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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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聪,李树茁,费尔德曼.微观视角下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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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户 篇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土地行政复议）
发表时间:2006-8-22 12:28:00阅读次数:58
1(2006)浙行终字第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其，男，195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明素，女，1 9 6 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靖孝，男，1 9 6 0年5月1 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华龙，男，1 9 4 9年l 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华昌，男，1 9 5 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靖华，男，1 9 5 0年1 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召良，男，1 9 6 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孝康，男，1 9 3 3年2月1 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挺，男，1 9 7 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洁蓉，女，1 9 5 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水意，女，1 9 6 5年8月1 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邦彦，男，1 9 5 0年2月1 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诉讼代表人：张国其，男，1 9 5 3年1 0月1 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诉讼代表人：张召良，男，1 9 6 8年8月1 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诉讼代表人：张靖华，男，1 9 5 0年1 2月3 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委托代理人：袁裕来、徐利平，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省府路8号。1
法定代表人：吕祖善，省长。
委托代理人：龚洪宾，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国其等1 2人诉浙江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 0 0 5年1 2月1 9日作出(2 0 0 5)杭行初字第2 1号行政判决。张国其等1 2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 0 06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 0 0 6年3月1 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国其等1 2人的诉讼代表人张国其、张靖华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裕来，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龚洪宾出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2004年5月19日，奉化市人民政府针对奉化市锦屏街道办事处《关于长汀村实施撤村建居的请示》作出奉政发(2004)20号《关于同意撤销长汀行政村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的批复》表示，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撤销长汀村行政建制，建立长汀社区居委会，保持原有区域范围。望接文后，抓紧做好相关工作。2004年5月25日，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将长汀村集体土地登记为国有土地。
2005年7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就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填制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作出浙土字[A2005]第20100号批复，同意划拨原属长汀村的22.965公顷国有土地给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使用。张国其等人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划拨的是所有权人为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使用权人为张国其等人的集体土地，在该地块被依法征用前予以划拨没有法律依据。遂于8月25日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05年9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属办事机构“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内设办事部门“复议应诉处”，向张国其等申请人出具信函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土字[A2005]20100号具体行政行为，是省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涉及原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与原告不存在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张国其等12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还确认：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3即奉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落款时间虽均为2005年7月23日，但依程序该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应当在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才能作出，因此该证据对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原告张国其等12人提供的奉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案件审查范围，不予采纳。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已在2005年5月25日经奉化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办理集体土地变更国有土地登记手续，因此被告认为浙土字[A2005]20100号是省政府批准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张国其等申请人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成立，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应由行政复议机关即省政府决定不予受理，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复议应诉处以自己的名义函告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函告内容中将“批准‘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写为“批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指正。原告张国其等12人认为省政府于2005年7月23日作出的浙土字[A2005]20100号同意划拨给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使用权属于原告的起诉理由，不予支持。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国其等12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国其等12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是将国有土地划拨给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故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但没有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逾期提供，没有法律依据。
2、《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只有国务院和省政府有权批准征收土地，奉化市人民政府将3760亩集体转登为国有土地的行为，属于重大明显违法，是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此为据认定本案所涉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是错误的。
3、直至原审开庭期间，浙江省人民政府仍然在审批长汀村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
4、根据《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记载，本案所涉土地原所有(使用)单位是长汀村，因此即使长汀村拥有的只是土地使用权，也不存在划拨问题。更加明显的是，被上诉人所属法制办公室复议应诉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17条规定，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5．被上诉人认为所涉地块的性质属于国有土地的唯一证据是，奉化市人民政府在作出划拨土地行为之前，已经将土地登记为国有土地。但在原审庭审期间，上诉人已经就该行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本案的裁决应该取决于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故原审法院未予中止审理本案亦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判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在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在本院二审期间，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06年3月30日作出浙府法复[2006】18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张国其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根据一审审理情况以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内设部门复议应诉处所作不予受理决定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综合双方质证和辩论情况，本院确认如下：
浙江省人民政府所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本案中，张国其等上诉人原均系涉讼土地的使用权人，且在该涉讼土地之上建有房屋，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2003年12月发出了浙土资发(2003)117号《关于撤村建居集体土地权属处置的意见》，虽然该意见第一条作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且连年土地被征用而剩余计税农地不多的农村建制，经依法批准予以撤销村建制，建立城市居民社区建制，全体成员转为城市居民的，在参照征地补偿标准对原村集体所有计税土地进行补偿的基础上，可将其它土地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直接转登为国有土地”的规定，但就所涉土地具体转登的方式和步骤等问题，该意见第五条又作了详尽规定：“对原村经依法批准的集体所有建设用地(包括农宅、村办企业及公益事业用地)，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收回并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直接办理国有土地登记手续，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纳入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统一管理。以后城市建设需要时，参照当
地当年的征地补偿标准对撤村建居后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予以补偿”。鉴于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将长汀村集体土地登记为国有土地后，并未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收回并注销张国其等上诉人原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同时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直接办理国有土地登记手续，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张国其等上诉人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浙土字【A2 O O 5】第2 0 1 O 0号批复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享有对该批复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况且，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在接受张国其等上诉人的申请后，以其内设部门“复议应诉处”的名义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之规定。
本院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由其法制办公室的内设部门“复议应诉处’’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应予撤销。但鉴于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已于2006年3月30日决定受理张国其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故本院再予撤销原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土地已经奉化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办理集体土地变更国有土地登记手续，因此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05]20100号批准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与张国其等上诉人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所作出的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亦属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提出的在申请行政复议之时仍然与涉案土地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杭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复议应诉处于2005年9月1日所作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一、二审诉讼费各80元，共计160元，由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惠忆
代理审判员马惟菁
代理审判员陈裕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OO六年四月十四日
浙江农户 篇3
1 浙江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分析
1.1 农户种粮比较收益低, 耕地非粮化现象突出
2011年, 浙江省粮食总产量为781.60万t, 只有1999年1392.96万t的56.11%, 和1984年相比, 下降幅度接近60%。目前, 浙江粮食自给率只有40%左右, 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量下降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下降。
2011年, 浙江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25.41万hm2, 只有1999年的275.19万hm2的45.57%, 和1984年相比, 播种面积减少了近三分之二。浙江耕地面积在进入本世纪后下降幅度很小, 因而, 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主因并不是耕地面积的减少, 而是耕地的非粮化。2011年, 浙江农作物播种面积246.27万hm2, 其中, 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仅为50.93%。浙江的粮食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 1978年, 浙江省双季稻与单季稻面积比例为18.98∶1, 2011年下降为0.39∶1, 也即浙江水稻生产从过去的以双季稻为主变成了现在的以单季稻为主, 种植双季稻的比例很低, 而在水热条件相似的江西省双季稻与单季稻面积比例仍有7.36∶1[2]。
水稻生产比较效益低是水稻播种面积下降的关键因素。根据李凤博 (2011) 的研究, 与经济作物比较, 2007~2009年, 浙江省种植水稻的平均净收益为3109.10元/hm2, 而种植柑子的平均净收益为32894.30元/hm2, 是水稻平均收益的10.58倍;若按每人年种植0.33hm2双季稻计算, 月均收入仅为300元左右[2]。
生产成本上升是种粮收益下降的直接原因。笔者在杭州市萧山区的调研发现, 种植水稻的耕地租用费已超过1.2万元/hm2, 由于苗木种植土地租用费高达2.25~3.00万元/hm2, 蔬菜种植土地租用费也达到了1.95万元/hm2, 种粮大户的耕地租用费仍面临上涨的压力;每公顷化肥、农药以及种子等农资成本约需9000元;该区劳动力价格已涨至100~150元/d。以晚稻为例, 单季粮食产值约2.25万元/hm2, 刨去土地租用费、农资成本与人工费, 收益率非常低。种粮大户仍存在一定的规模效益, 而散户种植的耕地面积少, 规模效益不明显, 粮食种植基本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口粮需求, 这也是浙江粮食复种指数与粮食总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便在粮食生产功能区, 耕地非粮化现象也比较常见。浙江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耕地的利用结构和复种指数等有具体规定, 但相对于经济作物, 粮食种植比较收益低, 该项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杭州市萧山区是“中国花木城”所在地, 有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中心, 由于花木种植经济效益高、土地需求量大, 而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基础设施完备, 花木种植的土地租用费上涨较快, 达到2.25~3.00万元/hm2, 而种植水稻的土地租用费只有1.2万元/hm2左右, 在利益的驱动下, 功能区内耕地被租用于苗木种植的现象比较常见。功能区耕地非粮化并不是杭州萧山独有的现象, 如在杭州近邻的嘉兴桐乡, 在功能区耕地中种植菊花和蚕桑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而水稻则基本是单季种植。
1.2 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 耕地复种指数下降
耕地复种指数是衡量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基础性指标, 复种指数大, 说明耕地利用程度高。范锦龙 (2004) 基于GIS技术计算了全国各地的复种指数潜力 (最大复种指数) , 其中浙江为288%, 在同属精耕细作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6省1市) 中仅次于江西的298.5%[3], 表明浙江耕地的复种指数潜力大;而梁书民 (2007) 测算了中国历年的实际复种指数, 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计算了各地区的最大复种指数和复种发展潜力, 其中, 浙江2004年的耕地实际复种指数为164.6%,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仅略高于上海的156.1%, 而剩余复种指数 (复种指数潜力-当前复种指数) 高达79.2%[4], 位列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首, 排名全国第三, 表明相对于复种指数潜力, 浙江耕地的实际复种指数比较低;金姝兰 (2011)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中的研究也表明,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浙江耕地实际复种指数仍是该区域最高的, 在进入本世纪后, 已成为该区域最低的省份[5], 显然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省份。
因耕地经营比较收益低,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业劳动人口的持续下降, 这是耕地复种指数下降与耕地抛荒现象增多的主要原因。2012年, 浙江省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 (第一档) , 对许多农民而言, 粮食种植的年收入相当于在城市打工一至两个月的实际收入。城郊农民还可以通过兼业种植耕地, 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民而言, 进城务工意味着完全放弃农业生产, 因而这些地区农地的弃耕问题更为严重。因劳动力缺乏, 在弃耕的农地中, 劳动力投入强度大的水田比例高于旱地。2012年6月, 笔者在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的调研发现, 有的村庄耕地年度抛荒面积超过三分之一, 单季种植、季节性抛荒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在抛荒的耕地中, 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落后、产量低而劳动力投入强度大的耕地, 尤其是肥力低、坡度高、蓄水弱且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新垦耕地的比例较高, 因而, 耕地结构变化、新垦耕地大量增加也是浙江耕地复种指数特别是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的因素之一。
1.3 科技贡献率偏低、农业劳力缺乏, 耕地经营方式粗放化
除耕地复种指数外, 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科技文化素养以及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等也是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目前, 除了水稻良种覆盖率相对较高之外, 科技对于浙江农业的整体贡献率仍然偏低, 浙江省的目标是2015年达到60%, 目前约为55%, 而在发达国家, 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超过80%。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被概括为“人散、线段、网破”, 2005年, 浙江省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后, 情况已有所改变, 但由于投入不足, 基层科技人员待遇低、人员缺编、专业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2012年, 浙江省农业厅计财处课题组的抽样调研发现, 基层农技人员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基层教师以及基层医务人员, 人员缺编高达2800多人, 现有人员知识及年龄结构不够合理, 中专及以下学历占42%, 初级及以下职称占57%, 50岁以上的占39%, 专业素养也不能满足农民需求[6]。同时,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与科技素养不高等也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的效果与耕地经营集约水平的提高。
青壮年转向城市就业, 农业劳力缺乏, 粮食种植轻简化也是制约浙江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以水稻种植为例, 以撒播为主的直播约占浙江水稻播种面积的35%, 特别是浙北和浙中的单季粳稻区, 其中, 浙北的杭嘉湖平原稻区几乎全为直播稻。尽管直播稻用工少、劳动强度低、成本低, 但直播稻的缺点也比较明显:撒播的播种量偏大导致成穗率低, 穗型小;为减少病虫防治次数, 播种期一再推迟, 生育期偏短;采用浅湿灌溉, 利于杂草生长, 草害严重等[7], 这些问题都将制约水稻生产力的提高。浙江省86.3%的水稻分布在平原和盆地, 2007年, 浙江省水稻机插面积仅有1.43万hm2, 而当年的单季晚稻播种面积为68.84万hm2, 机械化水平低也成为制约水稻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2]。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机械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2 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变化背景下的浙江耕地保护补偿模式分析
2.1 浙江耕地保护重点应转向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激励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 由于农业科技贡献率偏低、从事农业经营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导致的耕地经营轻简化与粗放化、耕地复种指数下降以及耕地抛荒等现象的存在, 相对于浙江耕地拥有的比较优越的光、热、水等自然条件、较高的耕地利用潜力, 该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偏低。浙江耕地保护的重点应从以数量保护为主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方向转变。
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实质因素是农民的耕地经营收益比较低, 因而浙江的耕地保护补偿应转向通过提高农民耕地经营收益以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的激励。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 耕地经营非粮化、粗放化、轻简化乃至耕地抛荒等农民耕地利用行为出现的本质原因是耕地经营成本的上升与比较收益的下降。而农民耕地经营收益低是由于耕地利用存在极大的外部性, 引发耕地利用成本与利益分摊不一致, 对农户耕地保护和耕地集约利用的激励不足, 为提高农户耕地保护激励, 应建立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机制。补偿农民外部性成本, 提高农民耕地保护激励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那如何补偿才能更有效果, 单纯的经济补偿是否可以形成稳定的激励效应。
提高农民收益最终是需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形成稳定的农民增收机制, 而单纯的经济补偿并不必然导致耕地经营效率的提高,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 对传统农业原有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很低, 使农业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以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8]。除了土地之外,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还包括农业科技以及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人等。引入新生产要素是需要成本的, 由于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 让本已承担耕地经营外部性成本的农户再去购买相对昂贵的现代生产要素, 不仅缺乏合理性, 而且对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而言, 分散投资也缺乏规模效应。基于耕地保护与集约利用的外部性, 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主体仍应是政府, 因而, 在耕地保护重点转向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背景下, 政府的耕地保护补偿也应转向引入现代生产要素, 并通过提高耕地质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以及农民自身科技文化水平等途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以降低耕地经营成本, 提高农民耕地经营收益, 并最终提高农民耕地保护与耕地集约利用的激励。
2.2 基于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激励的浙江耕地保护补偿模式框架
2.2.1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 为浙江耕地保护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
相对于我国的粮食主产区,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 农民的农业经营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更低, 为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激励, 浙江耕地保护的投入强度肯定将高于粮食主产区。以浙江正在建设的粮食生产功能区为例, 2010年, 浙江提出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计划通过8~10年努力, 建成53.3万hm2粮食生产功能区, 截止到2012年4月, 全省已累计建成粮食功能区面积16.4万hm2, 累计投入资金23.1亿元, 其中, 省级财政投入只占小部分, 市县乡财政配套占了大多数, 除了杭州、宁波等发达地区的资金配套执行情况比较好外, 其它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资金配套困难。为了完成任务, 各地前期已经建成的功能区均是条件较好、投入强度较小的地块, 后续功能区建设的难度和资金投入强度将越来越大。更为关键是, 即便在未来6~8年内, 规划建设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全部建成, 其总面积也仅占浙江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更多未能列入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耕地, 其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总体劣于功能区所用耕地。浙江耕地结构变化大, 大量新垦耕地的肥力培育、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 因而, 资金筹集仍是浙江耕地利用模式转变面临的最大困难。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 可以为浙江耕地保护与耕地集约利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构建浙江耕地保护补偿基金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专用账户与组织体系, 拟分“省级”与“县级”两级;二是建立资金筹措机制, 拟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 可来源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地方提取的部分) 、土地出让金的部分比例等;二是市场化途径, 通过耕地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所得等渠道筹集;三是加大省市两级政府的出资比例。为解决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过程中省级财政出资比例偏低导致的基层政府资金配套难问题, 应降低乡镇配套资金比例, 免除农民自筹资金, 相应提高省市两级的出资比例, 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资金扶持力度。
2.2.2 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降低农户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耕地经营效率与农户收益
一是以耕地保护补偿基金为主要资金来源, 改善基础设施与耕地肥力, 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浙江, 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机会成本高, 比较效益低, 通过政府补偿, 内部化其耕地经营的外部性成本, 有助于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新增耕地的配套基础设施薄弱、地力水平低是农民弃耕抛荒的原因之一。21世纪初, 浙江推出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等三项土地利用改革措施, 耕地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在流失大量优质耕地的同时新垦耕地大量增加, 在新造耕地中, 海涂地淡水源不足, 脱盐缓慢, 土体含盐量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溪滩地的土体砾石多, 土层薄, 耕层浅, 养分含量低;而坡旱地的基础设施差, 土壤保蓄水能力弱, 因冲刷严重, 土层薄, 肥力低[9]。因而耕地保护补偿首先是通过提高农田灌溉与机械化作业水平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并通过改良土壤等提升耕地地力水平, 以改善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生产收益。
二是耕地保护补偿基金通过“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偿农民, 降低农户生产成本。除了农资价格上涨外, 在劳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传统分散经营模式也是推高耕地经营成本的主要原因, 建立从育秧、耕种、日常管理、收割以及运输等农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 降低单位耕地劳力投入强度, 以适应农村劳动力缺乏以及农民兼业耕地经营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一是政策供给, 通过机制创新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二是作为出资人通过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向这些社会化服务机构“购买”服务, 以此补偿农民, 降低农民耕地经营的外部性成本。
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人力资本投资, 构建浙江农业科技创新网络, 提高科技贡献率与农业生产效率。浙江目前的农业科技资源分散于农技推广部门、农业科研院所、中介组织、农民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涉农社会组织等不同的组织中, 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 引入“创新网络”理论, 通过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通过机制创新引导浙江充裕的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培育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主体、加强目前分散的科技创新主体的联系, 构建浙江农业科技创新网络, 提高农业科技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外, 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是投资农业人力资本与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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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户 篇4
一、调查方法及内容
课题组调查抽取的样本覆盖了浙江四种类型村庄, 即传统农业村、工业村、镇村、城村。农业村, 即村民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工业村是走工业化道路而实现非农化的村庄, 它是工业和企业制度与村落社会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村庄社区, 经济实力较强。镇村, 即坐落在小城镇的村庄, 依靠地理位置的优势尤其是交通优势, 通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城村, 即处于城市近郊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村庄, 这类村庄的非农化道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城市化过程中, 不少原来的村庄在城市扩张中被并入到城市, 但其社区管理体制和人员管理办法并未完全纳入城市管理体系, 由此形成为一种独特的非城非乡的过渡型社区。
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 农民开始以职业为基础发生明显的分化, 农民的阶层分化成为研究热点, 其间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影响最大, 他依据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 将农村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业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所占比例在下降。[1]我们的调查借鉴陆学艺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浙江省农民的实际情况, 按照职业将农民分为七类。一是农业劳动者。该阶层主要是指由承包集体土地, 从事种植业、养殖业, 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构成的群体。二是工业劳动者。该阶层成员常年或是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产业劳动, 户籍仍在农村, 但主要收入不是来自农业, 而是务工。三是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主要在城镇的商场、宾馆、娱乐场所或乡村第三产业部门务工。四是农村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一定的专业技能, 如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员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等。五是农村管理者。该阶层包括两类:一是乡镇 (村) 企业的管理者, 即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还有一类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六是私营企业主。他们是由兴办和经营私营企业的农村社会成员。七是个体劳动者。其主要是指拥有一定生产资料, 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 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工、商、服务行业, 劳动成果归个人占有和支配的社会群体。
我们的调查以农户, 即农村家庭为基本单位, 按照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同, 将农户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纯农业户, 家庭全年纯收入中80%以上来自农业, 即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农业劳动者;第二类是务工农户,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 即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第三类是知识分子和管理者农户, 家庭收入比较稳定, 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上文所述的农村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第四类是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之所以将上文所述的第六、七两种职业类型的农户分为一组, 主要是考虑在现实中浙江农村存在大量的事实上的小型私营企业, 雇工人数大都少于10人, 由于税收等因素, 这类小企业往往领取的是个体工商户执照, 考虑到这两类农户经营状况的相似性, 将其并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其实也体现了四类农户不同的非农化水平。
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使浙江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户的分化日益显著, 而将农户作为整体对待, 很难准确、全面反映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 阻碍了对农户借贷市场和农户金融需求的准确认识。我们调查的重点在于总结不同阶层农户在借贷行为上的差异, 归纳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农户借贷行为类型, 评价不同借贷类型农户在借贷市场中的地位, 并结合当前浙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以提出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与农户借贷行为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政策建议。因而, 我们设计的问卷主要涉及家庭收入、2008年全年借款额和借款次数、年底借款余额以及借款的来源、期限、用途和借贷方式、无借款家庭的借款需求与申请情况。本次调查由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来自浙江农村地区的12名学生完成, 调查的大都是自己所在的行政村及附近的村庄, 由调查员入户访谈填写问卷, 总调查户数为280户。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80份, 覆盖浙江省12个行政村的280户农村家庭。考虑到本次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不同阶层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 因而根据村庄非农化的程度选择了农业村、工业村、镇村、城村各3个, 在每个村农户样本的抽取过程中, 我们也有意识地按照家庭富裕程度分为较富裕、一般、较差各抽取三分之一。根据回收问卷统计的结果, 按照上文的划分标准, 280户农村家庭分为第一类农户65户、第二类农户102户, 第三类农户52户、第四类农户61户。
二、不同类型农户需求差异以及满足状况分析
1.各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及借贷规模差异显著
问卷中的借款定义为农户从家庭成员以外借入款项, 借款渠道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 前者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后者则是指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根据统计, 2008年间, 被调查的280户农村家庭中有92户借过款, 共发生195笔借款, 合计737.54万元。借款农户中, 全年借款额最低的为2000元、最高的为130万元, 户均借款8.017万元。
根据统计数据, 浙江农户表现出了较高的借贷发生率 (有借贷行为的农户数/被调查农户总数) 和较大的借贷规模 (已借贷农户的借贷总额/已借贷农户户数) , 分别达到32.86%和8.017万元/户, 这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相适应的。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借贷发生率和借贷规模在四类农户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见表1) 。
首先, 四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38.5%、12.5%、23.8%和70.5%, 最高的第四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是最低的第二类农户的近6倍, 第二、三两类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均低于平均值, 不同类型农户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其次, 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非农化程度不相关, 非农化程度最高的第四类农户和非农化程度最低的第一类农户位居借贷发生率的前两位。然而, 就借贷规模而言, 第四类农户的借贷规模最大, 为9.7917万元;第三类农户次之, 接近第四类农户借贷额的2/3 (户均62769元) ;第二类农户大约为第四类农户借贷额的1/3 (33145元/户) ;第一类农户最低, 仅有8512元, 不足第四类农户借贷规模的1/10。可见, 农户借贷规模与农户非农化水平成正相关的特征非常显著。
38.5%的借贷发生率反映出第一类农户对借贷市场的参与程度较高, 但0.8512万元的户均借贷规模说明他们缺乏获得大额借贷资金的能力, 这类农户由于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对1万元以下的小额借贷需求较多, 反映出非农化程度较低的农户用于农业的投资多为小额借贷。第二类农户和第三类农户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均很小, 收入来源具有了工资的性质, 只不过第三类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较第二类更高更稳定, 较低的借贷发生率说明这两类农户缺乏生产性借贷的动力。浙江省农户较高的家庭收入水平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 如无特殊情况, 也不会发生生活性的借贷。真正主导农户借贷市场的是第四类农户, 不仅借贷发生率高, 而且借贷规模大, 所贷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2.农户借贷用途总量以非农生产项目为主, 工资收入为主的农户需要消费信贷
在借款用途问题中, 我们按照生活、消费、生产投资几个方面设计了10个用途。问卷数据显示, 农户借款用途最多的是企业经营, 其次是个体经商。
如果我们将所有借款用途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两类, 则结果显示:生产性借贷占56.7%, 大于生活性借贷的43.3%。总体来看, 农户借贷用途趋向于生产性, 但不同类型农户借贷用途的差异同样非常显著。第一类和第四类农户的生产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活性借贷, 其借贷的首要用途分别为种养殖业和企业经营;第二类和第三类农户的生活性借贷比例远高于生产性借贷, 其借贷的首要用途分别为子女教育和建房购房。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问卷中特意设计了一项年度家庭最大的消费支出选项, 发生借贷行为的24户第二类、三类农户家庭无一例外的都发生了子女教育、建房购房、婚丧嫁娶等重大消费支出, 未发生借贷行为的130户第二类、三类农户家庭仅有5户发生大额消费支出。关于借贷用途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上文的判断, 即第二、三类农户缺乏生产性借贷的动力, 因为工资性收入是这两类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户, 他们的借贷需求以消费性的生活需求为主, 借贷发生率取决于大额消费性支出的发生率 (见表2) 。
3.非正式借贷是农户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正规信贷的主要提供者, 一直以来以发放生产性贷款为主, 很少甚至于基本不发放消费性贷款。另一个普遍现象是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生产性贷款利率低于消费性贷款利率, 而农业贷款利率低于非农贷款利率。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清楚的看到随着浙江农户非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工资性收入构成相当部分的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以消费性为主, 得不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支持。但同时作为生产性的贷款需求, 浙江农户又以非农项目为主, 同样很难得到农村信用社的支持。面对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已很难满足, 即目前的正规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
在问卷中, 我们设计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其他四个借款来源渠道。在195笔借款中, 农村信用社发放了37笔, 占总借款笔数的19%;其他来源占72.3%, 主要是亲戚朋友间的借贷, 也有私人钱庄等民间融资形式。从金额来看, 农村信用社发放了206.5万元, 占总借款的28%;其他来源占61%。可见, 非正式借贷是农户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如果我们把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这三个借款来源渠道称为正式借贷, 其他称为非正式借贷的话, 就借款笔数而言, 他们在四类农户中的占比情况见表3。
除了第一类农户倾向于正式借贷以外, 其他农户均依赖于非正式借贷。原因在于第一类农户以农业经营为主, 风险较小, 借贷金额较小, 借贷金额在5千~1万元之间, 正规金融机构愿意向农户提供小额借贷, 也源于政府的小额信贷政策。第四类农户以非农业为主, 虽然收益较高, 但承担的市场风险较大, 需求的借贷规模通常在5万元以上, 但从正规金融组织的角度看, 仍属“小额借贷”, 同时额度较大的借贷通常要求合格的抵押品, 而缺乏抵押品正是农户难以获得正式借贷的重要原因, 因而第四类农户只能转而求助于非正式借贷。第二、三类农户相对较多的生活性借贷, 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提供贷款, 也只能求助于非正式借贷。
4.借贷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众所周知,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严重, 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其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一直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那么, 在浙江农村是否也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能否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呢?为此, 我们统计了2008年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数量, 考察其贷款的满足情况。
在280户被调查农户中, 有97户表示当年有贷款需求, 其中92户获得了贷款, 贷款满足度 (获得贷款的户数/有贷款需求的总户数) 达94.8%, 即大多数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最终都获得了贷款。未获得贷款的5户表示都曾经向当地农村信用社提出过申请。
调查显示, 被调查农户中, 2008年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获得贷款的家庭为34户, 占总申请户数的75.6%。多达52户农村家庭未向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而是直接求助于非正式借贷, 未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的原因见表4。
高达94.8%的贷款满足度似乎显示借贷市场并不缺乏资金, 但是绝大多数的贷款需求却是由非正式借贷市场来满足, 显然我们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出现了失职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调查数据显示, 浙江省农村的信贷需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又源于农村快速的非农化进程。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户贷款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总体趋势是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总量和额度在不断上升, 由农业生产性贷款向非农经营和消费性贷款转变。在浙江, 甚至出现了农户将贷款用于股票、证券等方面的投资。过去, 农户生活性贷款需求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方面, 弥补农户手头现金的不足。[2]但随着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新医改政策的出台, 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户过去的一些需求正在逐渐减弱, 并逐渐发展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性贷款需求。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户甚至开始产生了对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 浙江农户最突出的金融需求是非农生产的贷款需求。这类需求往往是资金需求数额大, 投资回报期很长, 期限稳定, 还款来源明确。但是, 农户往往面临抵押物的缺乏, 更需要信用贷款方式。因此, 数量较大的贷款需求基本无法从农村信用社得到满足。当前, 浙江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严重不匹配, 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户内部的分化不断加剧导致农户借贷行为差异未来还将继续强化, 因此, 要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供给, 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 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 提供多种类的金融产品, 才可能有效解决农户借贷问题。
1.积极满足第一、四类农户的借贷需求,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浙江农村地少人多, 农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它包括作物品种的改良、新的生物技术推广运用, 也包括生产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 单个农户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迅速扩大, 农户资金的需求总量会显著增长, 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时效性不断增强。所以, 应促使正式借贷向第一类农户的倾斜, 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政策的倾斜, 存在的以降低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和面临的风险, 并积极引导, 使其转向农业产业化调整的高端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 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仍很大, 尤其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使农村劳动力相对剩余量较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浙江农村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有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这种就地发生的劳动力非农化转移, 既推动了非农化进程, 又没有形成农村人口流向各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压力。今后, 我们主张大力提升对第四类农户的借贷力度, 以鼓励促进中小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加速城市化进程。
2.创新信贷产品, 积极发展第二、三类农户的消费信贷
随着第二类务工农户的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没有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意愿, 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中面临的大额消费支出。由于借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支出, 因而很难获得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支持, 以及政策性扶贫资金的扶持, 他们只能求助于非正式有息借贷。但从务工农户的偿还能力看, 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 借贷的风险较低。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浙江省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类农户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当地企业就业, 掌握这个人群的实际经济状况并非难事, 他们应该可以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选择客户。
第三类农户中的农村知识分子由于处在浙江这种经济发达地区, 他们的待遇较好;而另一部分管理者阶层收入则相对更高, 他们凭借其拥有的较多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 生活过得较好。这个群体较之第二类农户, 同样领取工资性收入, 缺乏生产性借贷动力, 其收入较高, 完全具备消费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能力。因此, 应从制度上建立有效机制, 创造新的信贷流程和产品, 满足他们的借贷需求, 其对于稳定社会, 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意义深远。
3.明确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性, 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长期以来, 理论研究一直过分强调农村非正式金融的负面影响, 由此导致政府一轮又一轮的取缔农村非正式金融。[3]但是现实中, 农村非正式金融在借贷市场中起主导作用, 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总体上来看, 农村非正式金融在提供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尤其是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务之急, 我们应当明确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地位, 修改和调整一系列约束和阻碍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 建立适宜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全新制度, 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以农村正式金融为主、以农村非正式金融为辅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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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户 篇5
自2006年银监会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新政以来, 政府陆续发布了构建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相关政策以促进县域信贷资金投入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从政策指引来看, 主要着力于供给层面的改革。而从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和促进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来看, 在重视供给层面的基础上, 更要关注信贷需求的发展变化——从无序到有效, 由低级到高级。[1]在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 更要注重发现与激活, 进一步培育农户对于农村金融服务, 特别是信贷服务的有效需求。[2]而未来我国农村经济将朝着城镇化、规模化、产业化、组织化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以信贷需求为主的农村金融需求的发展和变化也必将体现出城镇化、规模化、产业化、组织化的特点, 而这一过程也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供给领先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向东部地区呈现出的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
关于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 理论界主要从农户人口学特征、家庭财产状况、收入支出结构以及借贷途径、借贷成本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周小斌等 (2004) 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农户投资和支付倾向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而农户自有资金支付能力对农户借贷需求有负向影响, 这些主要结论都验证了经验假说。[3]史清华等 (2002) 在研究中指出农村信贷行为发生的转变:①由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变;②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③建房、婚丧嫁娶和生死病老等福利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形成相互消长的关系。关注信贷行为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将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因素加以细分。[4]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引入农户对信贷政策的认知程度、土地规模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来测量其对农户信贷需求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农村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机制, 那么在一定条件下, 农村金融需求必定遵循着由无序走向有序, 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过程, 即农户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由简单生活的无偿救济和财政补贴, 转变为以生产经营和消费性的信贷需求为主导, 其他金融服务加以补充的有序需求和有效需求, [1]
三、宁海县样本农户信贷需求状况
1.调研对象
本次调查以宁海县为调研样本, 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88份, 其中有效问卷171份。调查数据包括农户的基本信息、农业生产、经营投资、生活消费和信贷活动等多个方面。宁海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浙江省诸县前列, 工业经济为主体, 农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该县“一村一品”项目发展较好, 农户有较多的生产经营投资项目, 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 且收入来源多样, 收支水平较为均衡。选择的6个调研样本村体现了乡镇经济发展和农户生活水平的差异性, 覆盖面较广,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2.调研样本农户基本信贷状况
(1) 样本农户的收入状况。
宁海县农户农业生产和投资经营项目较多, 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从调研数据来看, 家庭普遍存在两项收入来源, 但是由于不同乡镇的特色产业带来的收益上差异, 导致各村农户家庭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样本农户家庭平均年收入51551.46元, 沿海或临近滩涂的乡镇以水产养殖为主, 临近山丘地带的农户多从事农业种植。有8.7%的农户家庭收入来自种植业, 如种植芦笋。24.5%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水产养殖, 另有38.4%来自非农生产经营性收入, 从事多种种植、养殖及工商经营的农户家庭占余下的26.4%。从收入结构上看, 主要收入来源为水产养殖投资经营和其他经商办厂项目。一般来讲, 收入是作为衡量农户信贷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 从样本农户数据来看, 农户家庭历年收入普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形成的信贷需求多为有效需求, 且具有较高收入的农户家庭其发生的贷款频率和金额都相对较高。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整理。
(2) 样本农户资金借贷渠道及便利程度。
沿海地区城镇各大银行类金融机构齐全;在农村地区, 信用社、邮政储蓄网点覆盖全面,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陆续在村镇一级设立网点, 且民间借贷异常活跃。从借贷资金金额和来源细分, 对于应急性、临时性需求及资金需求额度小的农户来说, 首选借贷渠道是亲戚朋友无息或有息贷款, 甚至地下钱庄、高利贷。获得资金的便利程度, 无需抵押担保是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于较大规模投资生产经营的农户来说, 由于生产经营周期和收益回报时间较长, 一般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调研样本数据显示, 有85%的农户家庭发生过借贷行为。其中, 有32户在信用社或商业银行取得过贷款, 约有95%的农户在亲戚朋友之间发生过借贷, 另有15户农民曾经向地下钱庄、合会等组织借过高利贷, 可见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异常活跃, 且利率往往不是影响其借贷决策的主要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整理。
(3) 样本农户信贷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本文将农户借贷资金按使用途径分为生活消费性借贷、生产性借贷、其他借贷。其中生产性借贷包括农业生产投入借贷和非农业生产投入借贷。农业生产借贷包括种、养殖业投入、农机设备投入;非农业生产投入 (经商、运输等) ;生活消费性支出包括婚丧嫁娶、子女读书、医疗、建房等。从调研样本数据来看, 水产养殖投入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类投入, 经商为主要的非农业生产经营投入, 而诸如子女教育、医疗费用和房屋建筑等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在逐步提升, 而从样本农户贷款的绝对数来看, 生活消费性贷款的笔数甚至要多于生产性借贷。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整理。
四、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分析的基本结论
1.分析方法与结果
本文利用171户有效样本数据中, 通过建立受限因变量模型, 采取审查数据 (Censored Data) 的计量方法和Tobit模型, [5]应该沿着激活、培育和拉动需求的路线, 进行供给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协调供求关系, 即在农村金融需求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下实现供求匹配, 在机构布局、产品创新、业务操作方式上加强创新, 使得供求双方在交易最终环节相互适应。从需求的有效性出发, 提出如下建议:
1.有序有效需求的培育和拉动的重点在于农村生产经营环境和金融环境的创造
在现有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下, 积极规范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合作金融是整合农村生产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途径, 促进农户增收和扩宽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是形成有序有效需求的前提条件。
2.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排斥多源于创新不足[6]
有序的信贷需求要求信贷产品的多元化和服务流程的便利化, 因而信贷机构, 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更需要针对不同信贷需求主体以及需求状况设计相应的信贷产品和业务操作方式, 如信贷类别、评级、利率、期限、担保方式等。
3.对农村信贷资金合理定价, 既要防止过高的利率加重农户借贷成本, 也要防止在低利率贷款和补贴优惠贷款政策下的资金外流
对于农村信贷的优惠政策应该因地制宜的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模式, 以保证农户能够真正获得其应享有的优惠借贷政策。
赋予土地使用权财产权性质, 使土地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重新组合,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有助于培育种植、养殖业大户, 发展“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等合作模式, 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既解决了农村资金周转的难题, 也为银行对农村的投入激发了信心和积极性。
4.发展土地金融业务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1]
参考文献
(1) (5) (8) 吴敏.投入不足还是需求不足——写在《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 (试行) 》出台之后[J].银行家, 2010, (11) .
(2)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2001,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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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庞贞燕, 王桓.资本与效率: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由当前农村金融改革政策引发的几点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7, (03) .
浙江农户 篇6
一、浙江省农家乐参与农户和非参与农户的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我们制作了浙江省农家乐地区参与农户、非参与农户和消费者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对浙江省典型农家乐地区参与农户、非参与农户和消费者分别展开了问卷调查,了解浙江省农家乐地区参与农户的发展现状、非参与农户的基本生活状况以及农家乐消费者的体验和需求。本次调研涉及浙江省杭州、丽水、台州、绍兴、金华和宁波等六个地区的农家乐村庄,在剔除无效数据后,我们共调查了非参与农户226户、参与农户169户以及消费者237人。
(一)农家乐地区参与农户的发展现状
在我们调查的农家乐地区中,参与农户在经营农家乐前后的家庭年收入差距显著,在没有从事农家乐经营之前,参与农户家庭年收入平均只有3万—5万元左右,而在参与农家乐经营之后,参与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30万元之间,参入农家乐经营对提高农户的家庭年收入有非常大的帮助。从农家乐农户经营农家乐的时间来看,64.50%的农户经营农家乐有3年以上时间,其中,21.89%的农户经营农家乐有5年以上时间。从农家乐农户的年龄分布来看,农家乐户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6—45岁之间(占47.90%),而在46—55岁和26—35岁之间的分别占25.15%和19.76%,说明经营农家乐的农户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在农家乐农户户主的学历分布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占68.82%,其中初中以下学历的占45.29%,说明经营农家乐的农户普遍学历较低。在农家乐的经营项目上,开展最多的项目是吃农家饭、参观农家院和休闲娱乐等活动。在农家乐经营的不足方面,农家乐农户认为主要问题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服务项目不齐全和农家乐没有自身特色等。在国家政策的扶持方面,对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感到满意的和满意程度一般的农家乐农户基本上各占一半,说明地方政府在对农家乐的政策支持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二)农家乐消费者的调研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也针对在农家乐进行休闲娱乐的部分消费者进行了调研。从农家乐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来看,大部分消费者的月收入水平在5 000元左右(67.74%),部分消费者的月收入水平在10 000元左右(18.77%),说明农家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比较强。从消费者选择的农家乐类型来看,67.92%的消费者偏好休闲度假型和花果观赏型的农家乐,21.10%的消费者偏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型农家乐;另外,有10.97%的消费者喜欢具有自然风格的自然生态型农家乐,说明休闲度假依然是消费者去农家乐的最主要原因。在对农家乐的满意程度方面,53.47%的消费者基本满意,34.29%的消费者满意程度一般,非常满意的只占7.75%,说明浙江农家乐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空间。具体而言,39.29%的消费者希望农家乐能够改进和增加娱乐设施,23.21%的消费者认为需要改善就餐环境和提高卫生水平,21.13%的消费者认为道路交通不方便,16.37%的消费者认为需要提高农家乐的服务质量。
(三)农家乐地区非参与农户的调研分析
在农家乐地区非参与农户的经济来源中,来自务农的占11.06%,来自外出打工的占27.88%,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的占56.19%,从事类似于特色农业的占4.87%。上述数据表明从事特色农业相关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当和本地区农户进行比较时,34.67%的农家乐地区非参与农户认为自己家庭收入低于本地区平均水平,与本地平均收入水平持平的占51.76%,认为较高的只占13.57%,说明大部分农家乐地区非参与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当地处于中下水平。从非参与农户的致富愿望来看,31.07%的非参与农户希望通过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等途径致富,68.93%的非参与农户希望通过从事和农家乐有关的家庭旅馆和家庭农场等方式致富,说明非参与农户在当地参与农户的示范效应下想从事农家乐的愿望较高。从非参与农户未能从事农家乐经营的原因来看,主要原因是对行业不了解,害怕风险(占34.27%),其次是认为资金不足(占29.58%),说明对该行业不了解和资金不足是非参与农户从事农家乐业务的主要障碍。从非参与农户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帮助来看,34.50%的非参与农户希望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补助,36.12%的非参与农户希望能协助建立相关宣传板或网站帮忙宣传,29.38%的非参与农户希望能得到政策和管理上的指导。
整体来看,农家乐地区非参与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均要低于当地参与农户的收入水平,非参与农户从事特色农业的比例较低,但愿意从事和农家乐有关的经营活动的愿望较高,而阻碍非参与农户进行和农家乐有关经营业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以及对行业和相关政策的不了解。
二、发展对策和措施建议
(一)浙江省农家乐参与农户的发展建议
首先,需要积极发挥政府和农家乐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促进浙江农家乐的专业化发展,形成浙江省农家乐的地方特色。我们需要积极发展农家乐促进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旅游服务中心等组织,发挥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人文资源、特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发展当地的农家乐旅游。大力发展农业观光型、休闲娱乐型、民俗文化型等不同类型农家乐,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家乐发展格局。还可以利用本地特产、传统的饮食文化和特色工艺制品等地方产品,大力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家乐旅游商品。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农家乐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卫生和安全设施的供给,进一步完善农家乐旅游业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金融机构要积极为农家乐单位提供信贷支持,帮助解决农家乐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电子商务手段,加强浙江省农家乐的宣传。目前,浙江省农家乐农户宣传意识淡薄,并且缺乏专业的营销知识和营销手段,往往只是以口口相传这一原始手段进行宣传,同行之间互相合作较少,也缺少建立本地品牌的意识,农家乐品牌效应不明显。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等现代化电子商务手段,加强浙江农家乐的宣传,建立浙江省农家乐的地方品牌。
最后,还需要加强浙江省农家乐的标准化建设和管理。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农家乐的日常经营管理,规范发展农家乐旅游。制订和完善农家乐的相关行业标准和运行规则,加强对农家乐经营场地、接待设施、活动项目、食品卫生、环境保护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安全规范管理,推进浙江省农家乐标准化建设,利用标准化建设提升品牌化建设。
(二)浙江省非参与农户共同致富的发展建议
在大力促进浙江农家乐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高度关注非参与农户的共同致富问题,促进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制订相关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解决非参与农户的资金不足问题。根据我们前面的调查与走访,非参与农户有较强的创业意愿,但资金不足、对涉农行业不了解、行业竞争激烈等是阻碍非参与农户发展致富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制订相关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协助非参与农户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等。在非参与农户的致富路径方面,对有条件的非参与农户,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优先考虑开展农家乐旅游等传统的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已有的发展路径,通过先富裕起来的农家乐参与农户带动后参与进来的非参与农户共同致富。
其次,可以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农业和涉农行业,综合考虑成本、交通、前景等因素,可以养殖园与种植园并举,采摘园、渔家乐、酒家、家庭旅馆等形式对各地区大部分非农家乐参与农户吸引力相对较大。就地区因素而言,这些方向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因为就地取材的成本当然是最低的,而且较其他行业而言更有优势。
浙江农户 篇7
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近20 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就业转移,农村土地流转趋势不断显现,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等方面的促进效应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重视。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等等。
毋庸置疑,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有利于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总收益在农民内部的分配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可能在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导致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近年来,经济学界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等相关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和研究。例如,刘淑俊、张蕾(2014)提出,要发挥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效应。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消极效应则是基于土地流转的收益过低、非农收入的不稳定等而考虑的[1]。王帅(2012)对宁安市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分析并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认为土地流转存在劳动力转移效应,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在非农产业实现了生产和就业,在得到更高劳务收入的同时,也获得了租金收入[2,3,4]。李中(2013)则将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同未参与的相比,发现土地流转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非农务工人均纯收入以及土地出租收入都已实现明显增加[5]。
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然而相关研究中却较少考虑土地流转的收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会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变大。余小英、王成璋(2014)虽然从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流转收益过低限制了土地流转制度作用的发挥,表明了土地流转的收益对农户整体收入的影响较小,但这些也只是略微提及,没有进行深入分析[6]。韩菡、钟甫宁(2011)还通过分析浙江、安徽两省的农户调研数据,认为农民自身禀赋的差异会影响土地的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由于集中到大户手中导致农户收入差距变大,而欠发达地区则因流入小农户手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7]。本文试图通过运用微观调研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进而为农村土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收入分化负面效应防范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变量和基本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以杭州市的农村为样本,随机选取农村地区进行了调查。为了便于收集数据,本项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的形式进行。
被解释变量考虑家庭劳均收入(家庭收入/ 家庭劳动力数量),以incp表示,以及家庭劳均收入比(家庭劳动力人均收入/ 所有家庭劳动力人均收入),以inctp表示。解释变量为土地流转情况,考虑两种变量设置。一是虚拟变量,粗略反映是否有土地流转,设为lcdum1,当家庭有土地流转出去记为1,没有将土地流转出去记为0;二是定量变量,以出租土地除以家庭承包总土地面积之比刻划,设为landc。但也要控制其他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设为eduyr,成年劳动力平均年龄设为age,家人健康状况设为health,土地交通状况设为traffic,土地肥沃程度设为landf,在外务工人员比例设为migrant。其中,将家人健康状况、土地交通状况、土地肥沃程度的相关描述作赋值处理,即很好赋值100,较好赋值80,一般赋值60,不好赋值40。
表1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分析。对于土地流转情况,lcdum1 的均值为0.78,landc均值为0.63,这两个数字都说明农村整体的土地流转率还是较高的。可是经过对问卷的相关统计,可以得到土地流转率为0 的问卷总共有13 份,占据了总问卷数的21.67%,可见不同地区的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与执行效果是不一样的,因而导致了特殊情况的出现。
对于农民的收入情况,我们可以看到incp的均值为2.80万元,inctp均值为1.13,其中inctp>1 的样本经统计占据了57%的比例。所以总的来说,农村家庭整体的经济状况还是处于中上水平的,正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通过观察它们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四分位数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incp的最小值为0.5 万元,1/4 位数为1.5 万元,中位数为2.58 万元,3/4 位数为3.81 万元,最大值为10 万元。这些数据表明,农村中不同家庭的收入状况有很大的差别,贫富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而inctp的最大值为4.02,最小值为0.20同样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他的如migrant、eduyr和age等变量同样对农户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先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初步考察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经相关分析得到表2 的结果。
由表2 可以看出,incp或inctp与lcdum1 的Pearson的相关系数均为0.211,在0.05 的水平下不显著,而incp或inctp与landc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为0.339,在0.01 的水平下显著,可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为了更加合理准确地分析被解释变量(incp和inctp)与解释变量(lcdum1 和landc)的线性关系,我们建立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文将构建四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对农户的收入情况进行绝对和相对指标的分析。为了保持相关数据的平滑性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相关变量取对数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所以,模型1 和模型2 是在60 个样本数据的条件下,取虚拟变量lcdum1(不含landc)为解释变量时,对incp和inctp进行回归分析;而模型3 和模型4 则是在剔除土地流转率为0 的数据情况下,取landc(不含lcdum1)为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我们在SPSS环境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表3的结果。其中,模型1、3 是以家庭劳均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模型2、4 是以家庭劳均收入比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2、3、4 的均在0.46 上下波动,调整也在0.38 左右,可见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因变量的变化用自变量来解释的程度较强。同时,F统计量的值也较大,回归方程整体是显著的。
对于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四个模型中health和landf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所以推测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者多余变量。在取lcdum1 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1 和2 中lcdum1 的相关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程度较弱,同时其系数为负值且大致相同,表明土地流转不管在绝对水平还是平均水平上都会导致农户收入的减少。对于系数为负值,我们推测主要是因为农户的土地流转对象主要是亲戚或是同村人,收取的土地租金太少甚至为零[8]。当农户在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源时,流转土地便相应地减少了农户的收入,但此项系数较小,表明土地流转与否对农户的收入影响较小。其余的控制变量中,eduy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是决定农户收入的重大因素,这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因为受教育年限越高,劳动者素质也相对较高,有利于获得更高的农业或非农业从业收入[9];migrant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越多,家庭收入越高,这反映了从事非农劳动收入仍高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事实。同样,age和traffic也在10%的水平下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
注:表格中的数据为所对应的系数,括号内的为t值,其中带* 为10%水平下显著,** 为在5%水平下显著,*** 为1%水平下显著。
而当取landc为解释变量时,模型3 和4 中landc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土地流转率的变化能有效解释农户收入的差异。比如,土地流转比例提高一倍,家庭劳均收入增加约0.75 万元。对于与取lcdum1 时显著性的不同,我们认为这与剔除了土地流转率为0 的数据再进行回归有关。当剔除土地流转率为0 的数据后进行回归,那么可能导致回归显著性的提高,系数的绝对值也相应地增加。而两者的系数和显著性大致相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论在绝对指标还是相对指标上,流转土地的农民均得了比没流转之前更多的收入。同时可以得出,age和migrant也在5%的水平下系数显著,而eduyr和traffic的影响程度较弱。
二、相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浙江省杭州市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取虚拟变量(lcdum1)为自变量的时候,土地流转会导致农户收入下降;取定量变量(landc)为自变量的时候,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弱,没有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变大。在外务工人员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余的如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成年劳动力平均年龄、家人健康状况、土地交通状况、土地肥沃程度这几个因素对整体家庭收入的贡献率较小。
农村土地流转是否会带来收入分化效应,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的价格与土地经营性收入的比重。目前来说,由于仍处于农地流转的初期阶段,土地流转的价格太低,对应的土地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相应较低,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对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影响整体上不太显著。二是对于土地转化为非农性质的土地流转来说,如各种征地,由于其流转带来的收益相对较高,流转价格的不合理将很大程度带来收入分化,一些失地农民的相对收入下降,而一些其他参与管理与投资的农民相对收入提高
当然,由于农民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一些非农劳动或非农经营收入均构成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分化效应可以通过其他层面的增收补偿加以抑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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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户 篇8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水平低、重生产轻流通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日趋严重, 成为制约农产品市场流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如何改善农产品流通方式, 对保障农户利益及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交易成本是农户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成本, 较高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农户入市, 损害了农户的利益获得, 而不同销售渠道的交易成本不同, 对农户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因而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农户的农产品流通方式有可行性。相比其他农产品, 葡萄具有季节性强、上市周期集中, 不易保鲜, 易腐易损, 运输、储藏技术要求高等特点, 且市场上葡萄没有形成规范、统一的分级标准, 导致农户在销售时被收购商或企业趁机压价压级、承担更多交易成本。因而以葡萄种植户作为交易成本的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研究以及交易成本对农户销售方式选择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基础上, 将葡萄种植户的销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对浙江省长兴县葡萄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 从交易成本角度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长兴县的葡萄种植户, 采取入户一对一问卷调查, 选取了4个镇中的15个村, 每个村样本数都在10份左右, 共回收有效问卷154份。根据实地调研结果, 本文涉及的销售渠道主要有4种:市场零售渠道、经销商收购渠道、批发市场销售渠道以及企事业单位销售渠道。其中选择经销商收购和批发市场销售渠道的样本数最多, 企事业单位样本数最少, 只有58个, 这主要是因为该渠道需要有相应的销路和人际关系。
2 交易成本及调查数据分析
根据交易成本的特性, 本文将调查问卷中的指标设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三大类。
2.1 信息成本
信息成本是指在交易前, 卖主搜寻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价格、寻找买主等活动产生的成本。本文选取是否会了解价格信息、获取市场信息是否充分完整、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获取信息费用、获取信息途径等指标来衡量农户在销售过程中的信息交易成本, 从而反应农户在销售活动开展前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和获取的难易程度。
根据实地调研信息反馈, 在进行葡萄销售时, 154户调查样本都选择会了解葡萄市场行情和价格, 其市场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报纸杂志或传媒、葡萄收购商、村政府、熟人、合作社或协会。熟人为种植户最常选择的信息渠道, 有152户样本都采取了该渠道, 其次是葡萄收购商, 报纸杂志等传媒的信息渠道只有35个样本涉及到, 这与农户很少订购杂志和上网有关, 最少的是合作社或协会, 只有32户样本。农户信息主要靠向熟人、收购商询问而来, 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渠道的信息不够充分, 会存在着许多偏差。
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调查样本对信息的掌握都是充分的, 154个样本中78个样本表示对葡萄市场信息了解一般, 占51%, 30个样本对市场信息只了解到片面, 占19%。据调查地情况反馈, 154个样本都认为对葡萄市场信息的不了解, 必定会影响农户葡萄种植、销售, 其中有126人认为不了解市场信息, 对葡萄销售有很大影响, 占82%, 28人认为会对其销售有部分影响。
2.2 谈判成本
谈判成本是指在交易过程中, 买卖双方讨价还价、联系买主、就交易细节进行讨论等活动时产生的成本。本文选取销售时间、自行销售与中间商价格差距、对买主报价的公平程度认知、与买主关系、与买主联系发生的总费用、与买主联系时间、联系频率、是否主动寻找买主等指标, 以此反映在交易过程中农户在不同销售渠道与买主发生交易的难易程度, 期间需付出的谈判成本。
据调查结果反馈, 在销售过程中, 154个样本都表示会与买主进行讨价还价, 市场零售与企事业单位销售的报价和成交价差距在10%以下的样本数明显多于经销商收购, 分别占该销售渠道总样本数的53%和66%, 而经销商收购销售在该比例上所占样本数只有6个, 仅占6%, 其在10%~20%比例上占到最大比例, 有60个样本, 占56%, 在20%以上也占了39%的比例, 而其他两种销售渠道在20%以上的比例都只有样本数9个和5个。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看到, 在与买主交易沟通时, 市场零售和企事业单位销售渠道的报价和成交价差距不是很大, 主要集中于20%以内的范围, 而经销商收购渠道的报价和成交价差距较大, 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处于20%以上, 即该渠道被买主压级压价的现象比较严重。
而在葡萄定级满意度和报价公平程度上调查样本的分布基本一致, 市场零售和企事业单位销售渠道不满意的比例都在10%, 相对较低。而经销商收购和批发市场销售渠道则相反, 其在不满意上占的比例较大, 尤其是批发市场销售, 占到61%, 在公平程度认知上更占到63%的高比例。总的来说, 评级杂乱无章, 十分不规范, 基本是买主粗略评定, 存在明显压级压价、机会主义行为, 因而不满意和不公平比例较高。
2.3 执行成本
执行成本是指交易谈判完成后, 具体执行交易活动时产生的成本。本文选取了葡萄园距路口距离、运费、运输时间、运输频率、运输难易程度、运输工具、葡萄损失率、包装费用、支付方式、是否存在欠款等指标来反映农户在交易最后阶段各渠道发生的交易成本以及在执行交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据调查地实际情况反馈, 当地交通状况良好, 154个样本都认为不存在运输困难情况。在运输费用方面, 经销商收购销售模式有11个样本产生运输费用, 平均费用为1680元, 选择批发市场的95个调查样本都需承担运输成本, 平均运输成本为1167.6元, 平均运输时间为12.9小时。而企事业单位销售模式也是同样所有58个样本都需要承担运输费用, 平均运输费为1106.3元, 平均运输时间为15.5小时。在运输过程中, 葡萄的平均损失率为3.78%, 平均每667m2损失费用为927.9元 (葡萄价格以平均价计算) 。在调查过程中, 154个调查样本都表示没有与买主签订合同, 且均以现金形式收款。
3 葡萄销售渠道中存在问题
通过对农户葡萄销售交易成本的调查, 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3.1 供给方与需求方信息不对称, 信息获取不充分
农户在交易信息获取上主要依靠熟人, 信息存在主观性、不充分性和滞后性, 提高了农户信息成本, 无疑会给农户销售带来损害。
3.2 政府对农户销售环节扶持力度小, 合作组织化程度低
当地政府对葡萄种植户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 销售环节扶持力度小, 使得农户销售渠道无法有效拓展, 主要以传统渠道为主。同时当地组织化程度低, 加大了农户在葡萄销售环节中的谈判成本, 使农户处于销售弱势地位。
3.3 销售过程中压级压价情况严重, 葡萄质量等级评定不规范
当地葡萄销售没有形成有效统一的质量规范标准, 使得压级压价现象严重, 提高了农户执行成本, 不利于农户利益的提高和维护。
4 政策建议
为改善农户农产品流通现状, 缓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降低农户入市的交易成本, 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进一步规范葡萄市场的交易程序, 营造公平有序的交易环境; (2) 加大对农户销售环节的扶持, 加强合作组织化建设; (3) 完善农村信息平台建设, 促进供需双方信息交流; (4) 完善批发市场的管理, 加大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 (5) 吸引年轻群体加入葡萄产业, 为该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摘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浙江省长兴县葡萄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交易成本对葡萄种植户销售渠道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供给方与需求方信息不对称, 信息获取不充分;②政府对农户销售环节扶持力度小, 合作组织化程度低;③销售过程中压级压价情况严重, 葡萄质量等级评定不规范。
关键词：交易成本,销售渠道,葡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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