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

2024-05-21

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精选十篇）

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篇1

在当代教育学术研究中, 教育精神已经成为一个频频使用的重要学术用语, 一般可以理解为教育的核心、灵魂、本真、最高善、终极价值等范畴, 或者直接地可以用教育性来表征。一些学者对此作了分析和研究, 但笔者经过梳理发现, 该词尚未获得一致的承认, 不同研究者界定的内涵差异较大。更多的研究者使用该词时随意性很强, 并未给出语意明晰的分析界定, 致使此主题的研究混乱而薄弱, 尚待系统深入探讨。基于此, 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开展的教育精神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

一、直接涉及教育精神研究的文献述评

近年来对教育精神问题有深入系统分析的文献比较少, 目前可以找到的有以下一些:王坤庆在其专著《精神与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教育反思与建构》对精神有详细的解析, 并分析了人的精神发展的当代危机。他的论述核心在于建构并提倡精神教育, 并对一种新的教育精神给予了深刻阐述[1]。另一代表性的著作是陈南生的《中国教育精神》, 该书分析了中国教育精神的内涵特征、历史嬗变、人性追求以及传统和近代教育精神的内容, 讨论了现代教育精神的危机及构建现代教育的精神坐标的路径[2]。他是从历史的整体的视野对教育精神作了梳理, 并对当代教育精神的生活指向作了阐述, 也主要着眼于整体教育精神迷失的问题, 但对古代和近代教育精神的分析仅以枚举的方式进行说明, 例如立志乐道、诲人不倦、学而不厌、改过迁善、近代民主科学、生活教育、儿童教育等, 类似名人的教育思想汇总而缺乏系统归纳和史学的专门分析, 没有着眼于其内在的形成机制, 对教育的现代精神危机分析尽管第六章有专门论述, 但尚未从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角度分析, 反而认为教育精神缺失于物质贫苦, 教育要培养人力资源等, 其分析角度笔者认为没有把握教育精神的根本所在。

尹艳秋的博士论文[3]也提到了教育精神缺失的现状, 其研究主题是教育理想, 分析了教育理想的历史以及当代教育理想的内容和建构的途径, 其着眼点是历史中“人”的理想解读及培养问题, 属于教育目的讨论范畴。在研究中她指出, 当代西方教育中教育精神的“迷失”可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教育体制上的问题。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稳定的教育机制, 学校依据某种条件实施统一的教育, 向社会输送可以彼此替代的完成指定学习任务的学业者”, “这种人被定型化了”, 教育压抑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艺复兴及18世纪启蒙主义者所设想的解放人类、争取自由、实现个性张扬等理想“动摇”了。二是民主化的平等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实现。三是教育至上主义观点也导致了教育的困境。在西方, 二战以后兴起了一股教育投资论, 认为教育可以左右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以日本经济腾飞为典范, 而使教育为社会的经济功利所左右。由于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 片面强调教育的投资和高效益, 导致“教育逐渐失去其学术品质和个性, 以致最终丧失其学术价值”。学校演变为生产最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企业, 成为“教育工厂”。这严重违背了教育精神, 偏离了教育的崇高内涵。属于此类型研究的期刊论文有扈中平[4]、王晨光和谢利民[5]、聂立清[6]、赵联和孙福平[7]、石兰月[8]、李黎[9]等,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教育是为了“人”,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成长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然而教育目的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异化现象, 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成了教育的风向标、“人”的价值和精神被遗忘, 应改善目前的教育实践, 为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 使教育呈现它应有的魅力和使命等。这些研究反映了教育目的的应然理想与实然状况层面的鸿沟, 揭示了人在教育中的失落和异化, 对如何确立教育中“人”的立场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直接分析时代精神迷失背景下当代教育精神迷失以致教育异化问题的论文相对较多,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唐善梅[10]、王长乐[11]、张俊列[12]、张楚廷[13]、龙宝新[14]、张永昊[15]、刑永富[16]、庞桂美[17]、郝德永[18]、程从柱[19]、岳伟与金保华[20]、陈建录和王淼[21]等。他们普遍认为, 异化了的、被抽空了精神内涵的教育更多表现为一种工具化、功利化、手段化、技术化的存在, 背离了教育精神的本体, 使教育陷入了深刻的迷途当中, 需要建构一种新的教育精神以应对当代人的精神发展危机, 并对此作了相关分析。特别是刘庆昌的论文《教育家必先具有教育精神》[22]专门探讨了教育的精神, 把其内涵归纳为爱与智的统一。

另外一些研究者面对当代的教育仍然过于强调知识、注重实用与功利的首要地位, 把知识技能的灌输作为教育的常态, 反而忘记了“使学生做成一个人”的精神诉求, 陷入了精神的遗忘与灵魂的困顿之中的教育现状, 分析和反思教育中的异化即教育性缺失现象, 并提出了各自的对策思考。包括付永昌[23]、张家军[24]、蒋笃运[25]、鲁洁、叶澜、张楚廷、刘铁芳、仲秀英[26]等。例如, 鲁洁先生指出:当代异化的教育背离了它的原点, 失身为经济、政治的奴仆, 教育的异化除存在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外, 还由于在思想上被基于社会本位的教育理念所统治[27]。这表明教育仍是现实社会的工具, 教育如何回归育人仍值得继续努力。叶澜在《教育创新呼唤具体个人意识》中也认为, 就中国目前教育学理论的现状来看, “在有关‘人’的认识上, 主要缺失的是‘具体个人’的意识, 需要实现的理论转换是从‘抽象的人’向‘具体个人’的转换”[28]。抽象的人往往是被规定为社会的某种工具, 而忘记了基于人性的人本身的存在, 强调的是“塑造”、“控制”、“规训”、“压迫”等, 学生被视作“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被教育强烈地持续地扼杀着作为独立的人的自由个性。在叶澜看来, “如果教育只注重人力资源, 只关注GDP, 不考虑未来的人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会虚胖, 会有高大的身躯, 但是缺乏灵魂和精神……现在这种价值的异化, 教育忘了精神, 忘了文化”[29]。对于教育精神的迷失, 张楚廷在《教育就是教育》中直言:教育本不是经济, 却搞成了经济那样;教育本不是政治, 却把它当成政治看待;教育本不是军事, 却又模仿军营管理[30]……他们的声音反映了现实教育在异化和歧路上越走越远、不断背离教育的本真精神。

曹永国在专著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走进的是一个知识日趋经济化的时代;宦海的沉浮、利益的得失、欲望的纵横, 使得知识传承的担当者———教育成为了这些名利追逐的法宝。导致社会整个精神的迷失, 群氓的盛行。”[31]在哲学层面对此探讨深刻的是金生鈜的《理解与教育》, 他以理解为视角, 分析了人的精神本性, 对客观精神和个体的主观精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阐述了作为理解过程的学生精神建构的过程。这些分析深刻而透彻地揭示了现代性背景下教育的迷途、献媚、抽心、异化、碎片化等问题, 尽管研究者给出的应对之策都可以商榷, 需要深思, 例如:刘铁芳给出的回归古典教育智慧、重申知识就是美德、重建教养性教育的信心的立场, 尽管可以带来应对当前教育异化的诸多启示和借鉴价值, 但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们从传统中走出来,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这是对其误读, 非其本意。而另一些人试图建立普遍宗教式的信仰体系或清教徒信奉的新教伦理应对当代精神危机的道路也基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少数研究者持庸俗辩证法立场, 强调统一、结合、既……又……等思维方式, 缺乏深度分析, 无益于问题的缓解。教育到底怎么回归其本性?如何保卫教育的教育性?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时代问题。

在建构现代教育精神的相关研究方面, 王长乐[32]分析了教育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分类, 但他的界定明显过于宽泛, 使得教育精神的意涵似乎过于扩大化。徐丹丹鉴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单方面的偏颇, 倡导体现两者结合的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33]。杨敏和王雷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灵魂是人道、民主、理性, 自由教育体现了教育精神和教育的终极目的。”[34]这些研究直指教育的内在病理, 不无深刻。曾东在博士论文《教育与人的现实生命》中也阐述了教育精神, 认为教育的精神即目的和价值问题, 哲学家们都把对教育的目的和价值问题的理解指向了“人”, 人的自我实现是教育的根本价值与最终目的。潘新和呼吁:“教师不应是教育的传声筒, 而应是教育精神的建设者”, 但很多教育者“对教育的思考却十分地稀薄、浅陋”[35]。但其对教育精神内容没有展开分析论证。对怎样成为教育精神的建设者, 或者说精神是怎么生成的, 在刘志山《真善美的哲学与教育》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并分析了精神生产的阶段和特征[36]。陶志琼著的《教师的境界与教育》也分析了当代教育的创新精神、国际意识等[37], 但她从教师素养的角度以枚举的方式简要阐述, 没有追问教育精神的本体层面。总之, 关于教育精神的直接探讨尽管已经引起研究者注意, 但尚缺少系统全面的分析。

二、与教育精神紧密相关的学校精神、教师精神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 根据现有的资料查阅, 关于学校精神的研究有:李兴洲2005年撰写了《重构学校精神———学校功能偏离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南京师范大学2005博士论文) , 试图从学校功能的角度探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问题, 认为我国当下社会深刻转型时期有关学校制度调整的缓慢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是造成现行学校出现某些功能偏离的主要原因。因此, 改革现行学校制度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 创建现代学校制度, 是保障学校功能正常发挥、促进学校健康发展、重构学校精神的有效途径。陈瑞生的博士论文《学校精神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2010) 研究了学校精神的价值、历史、意义、构成、规律、凝练、提升等, 面面俱到, 分析比较透彻, 但流于空泛、针对性不强。徐莹晖的《论现代学校的精神气质》 (南京师范大学2005) 描述了当前学校去价值化、实利化、除道德化、规训化, 并把走向教化的学校精神气质作为应对危机的对策, 其描述针砭时弊, 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分析以实例居多, 理论性不强。张东娇[38]、管爱华[39]等也对学校精神的特点与价值、学校精神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学校精神建设等内容作了分析。在中国期刊网中, 关于学校精神的研究成果仅核心期刊搜索即有191篇, 多数分析都与生命、游戏、教学、体育、人本、育人等联系起来论述, 很少把教育精神作为具有独立内涵和丰富意义的专门名词。

在教师应体现的教育精神方面, 很多学者以纪念的方式写了很多文章, 其中都体现了老一辈教育家的教育精神。例如, 有学者纪念黄济90华诞写了纪念论文《价值追求, 是教师精神家园的扎根地》、《师爱弘扬, 是教师精神家园的奠基石》等;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鲁洁80华诞纪念 (其弟子专门写了纪念的论文集[40]) ;浙江大学王承绪百年诞辰纪念;山东师范大学傅统先百年诞辰纪念等。类似的研究还有《珍视民族传统重拾教育精神———谈学习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童心母爱:永不熄灭的教育精神———纪念斯霞诞辰100周年》等。在理论分析方面, 叶文梓探讨了“什么是教育信仰、教师为什么要确立教育信仰、应确立什么样的教育信仰、如何培养教育信仰等基本问题”[41]。而张璇的硕士论文《教师教育信仰的缺失与重建》 (山东师范大学2009) 分析更为透彻, 对教师的教育精神缺失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教育信仰的理性、情感、意志维度进行解读。指出缺失原因并提出了应对办法。

三、研究结论及其问题

从以上的综述分析, 研究者从不同层面、立场和角度针对具体不同的问题研究了教育的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袭来背景下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庸俗主义、消费主义等对其的侵蚀, 分析了教育中人的精神缺失与式微、人的本性放逐、人的完整性的割裂以及作为应对的教育精神的内涵和建构问题, 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对改变当代教育的物利化、行政化、低俗化、趋媚化倾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最显明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教育的异化方面, 这也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现有成果中, 多数研究着眼于实践中教育精神缺失、异化严重问题, 而对理论层面教育如何体现成“人“精神、教育者如何克服诸多障碍、生成并坚持教育精神关注远远不够[42]。也有少数对教育精神作比较具体研究的, 例如王长乐、刘庆昌等, 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期刊论文, 梗概有余挖掘却难以深入, 在系统性、深刻性方面非常欠缺, 不能对此问题作总体性关照, 显然无法概观教育精神作为独特概念的整体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归纳, 对教育精神的本体层面进行充分研究意义非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研究大学精神缺失及回归的成果非常丰富, 学术论文和著作均较多, 但把中小学包括在内、把教育精神作为整体分析的却极少。这些研究者似乎认为, 中小学仅仅是打基础、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预备场所, 没有独立的精神可言。这是极大的误解, 大学精神的迷失一定程度上是中小学搞应试教育、强制灌输、不注重人的精神自由成长的必然结果, 是成“人”的教育精神缺失的起点。而且, 既有涉及教育精神的研究大多因为对教育精神一词内涵的理解混乱, 导致研究内容差异较大, 许多内容仅仅使用了这一词语, 但却并未把“教育精神”一词作为具有丰富内涵和特定内容的专有名词来作思考和阐述, 而是根据论述或行文需要, 随意使用这些词语, 一般理解为某种教育理念或教育家思想或学校办学等的本质、核心、主要内容、教育理想、情感、意志等。

因此, 根据已有文献综述, 当前的研究侧重某一方面和角度的多, 系统深刻研究的少;研究教育精神缺失的多, 探究教育精神如何培育和生成比较少;研究教育精神具体内容的多, 从哲学层面作理论分析的少。于是, 在多数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心目中, 教育精神往往是一个没有多少深刻意义的符号, 尽管有时也谈起, 也仅仅是出于某种克服功利取向的需要或相关教育教学实践内容的总结, 从而在教育理论、方法、技术、模式、功能等研究汗牛充栋的时代背景下, 教育精神作为理想、信念、信仰的哲学层面的相关探讨普遍受到忽视, 对其缺失原因、建构策略等的探讨更是极少看到。

总而言之, 教育精神本身应该包含异常丰富的内容, 从不同维度、层次、立场可以得出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内容。但如果把教育精神理解为教育的本真、基本善、最高价值取向、本体等, 笔者认为, 应该基于人性的视角, 从人作为自由的存在的立场进行分析, 把教育就是基于自由人性的使人成为人作为基本命题, 从而对教育精神内涵展开具体分析。这是因为, 教育精神作为教育实践的最高指向标, 如果脱离人性, 就意味着抽取了教育所赖以成“人”的内在基础, 教育的形式或许还在, 但教育的本真即教育性却会荡然无存。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对教育精神的研究背景都是指向教育的“教育性”缺失, 即被工具化, 强调教育对社会的适应、符合, 而忘记了教育如何培育人的内在精神。但专门对基于人性、如何成“人”的教育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非常欠缺。这凸显了对教育精神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篇2

一、企业党建科学化问题的提出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新时期党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这是党在总结自身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党的建设实际状况后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是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也是不断探索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动党的建设创新，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的重要标志。

特别是，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作为国家党建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党建工作正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工厂制度下的党建工作模式，向市场经济时期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党建工作模式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针对如何正确认识与科学定位企业党建、如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党建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引领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如何创新企业党建工作，激发企业活力，切实发挥党组织在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诸多专家学者和企业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深入的研究。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作为国内实践派管理咨询机构的先行者，智汇蓝图一直密切关注党建科学化管理的最新动态，结合多年的研究与咨询实践，我们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归纳与分析总结，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以供广大企事业单位学习、借鉴和参考。

二、企业党建科学化的理论研究

(一)企业党建科学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概念溯源与界定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2009年9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被正式提出。自此以后，有关“党建科学化”的研究开始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统计，截止到2011年3月10日，直接以“党建科学化”为核心题名的文章有259篇，出版的相关图书有王长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江金权《党的建设热点问题解析》、周鹤龄《党的建设与党建理论》、尹德慈《广州党建研究报告》、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东方冶《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手册》等。

关于“党建科学化”的概念界定，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既有将其分拆开来定义的，如鞍钢党校张德全提出“党的建设就是一个政党的存在与发展的框架和向着目标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它包括指导思想、路线、队伍、组织、制度、作风和反腐倡廉等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和工作安排”，“科学化就是遵循自然界，人类思维等发展的各项规律形成的系统化体系”，“科学化水平就是认知和遵循运用这些规律所形成知识体系的完善程度”，“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是运用党建科学化这个知识体系的具体检验和论证，是党建科学化这个理论转化成现实的程度”；也有从整体上来定义的，如中央党校王长江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求党的建设按政党活动规律办事，就是党的现代化，就是党的活动的制度化”，“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按照政党建设的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运行。具体说，就是要求党的建设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方法来推进。”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党建科学化的概念仍存有诸多不同见解，其表述方法也多种多样，但普遍认为党建科学化的概念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产物，是一个长期实践总结的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智汇蓝图管理咨询公司认为，党建科学化的内涵是复杂多变、与时俱进的，需要坚持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才能科学把握，但其中至少应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科学化和党组织在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过程中的科学化两部分内容。

此外，目前就“企业党建科学化”课题进行研究的资料还很少，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学术文献总库统计，以“企业党建科学化”为核心题名的文章仅有10篇。相关图书也多散见于企业党建类图书的相关章节。从已出版和发表的图书与文章中来看，大部分专家学者均认为企业党建科学化是党建科学化在企业这一经济组织中的体现，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汇蓝图认为，党建工作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党建工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科学发展观能否在企业得到真正的落实。企业党建科学化，就是在自觉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和党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探索企业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来发挥企业党建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包含如何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方法来推进等三个层面的内容。

(二)企业党建科学化的重点研究方向

调查总结发现，现阶段关于企业党建科学化的研究，较少涉及本体论的研究，如对企业党建科学化基本内涵的研究比较少见，更多集中于方法论的研究，如高峰《新形势下如何提升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王赫《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袁孝俊《践行科学发展观，做好合资企业党建工作》等，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领域来展开：

1.关于健全领导体制和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科学化问题

智汇蓝图认为，领导体制的核心就是领导活动中职、责、权、利的划分问题，我国党建领导体制的科学化就是要坚决打破旧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束缚，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新型企业领导体制，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从体制上保证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对此，目前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党组织的科学定位问题；二是如何在理顺新老三会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参与重大决策问题。

关于企业党组织的定位问题，有学者主张既然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党组织就应严格按国际惯例办事“定位”在公司之外，党的领导可以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也有人主张将其“定位”在独立于公司的“三层次”、“四机构”之上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以强化党委集体决策的职能，实现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还有人主张将其只“定位”于“政治中心”即可，主要任务就是管好、教育好企业中的党员，对企业发展起一种保证监督作用。我们的意见是党组织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切实做到既不能缺位，又不能错位，还不能越位，更不能没有作为。

新老三会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制约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典型问题：一是新老三会机构和职能交叉、重叠，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相互冲撞、相互扯皮、相互取代；二是董事长、总经理与党委书记三者由于权、责、利不清晰，以至于出现了“三心不合”、“三驾马车”的现象。而众多专家在如何解决以上问题、以便更好发挥新老三会各自优势与作用方面仍存有分歧。有人认为应遵循经典公司理论将权力集中于“新三会”，也有人认为应秉承传统，继续强化“老三会”的作用。智汇蓝图的意见是老三会不能取消，但老三会的某些职能应逐步向新三会转移、并轨，从而建立起以“新三会”为核心、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职责明确、有机融合、运转协调的新型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2.关于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科学化问题

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组织保证。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以下各部门管理人员分别由董事会、总经理分层聘任。那么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如何体现“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呢？调研发现，学者们大多认为党管干部不等于由党组织去直接任命决定各层干部，而是要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聘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有机结合，把组织考察推荐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有机结合。具体来讲，在干部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应如某位学者所指出的，要明确规定党管干部的内容和流程，党委会严格把握人选资质，董事会或总经理依法聘任。重要人事安排必须经过党委会讨论、提出建议，再由董事会或总经理按法定程序聘任。酝酿人选时，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听取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成员特别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意见，董事长或总经理不赞成的人选不上党委会讨论。也有另一学者进一步提出，要改进干部考评办法，引领价值导向，对企业领导人员不仅要考核经营业绩，还要考核其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从而全面推进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关于党的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问题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深化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坚持防微杜渐，警钟常鸣，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无数事实已经反复证明，许多腐败案件发生最初都源于作风问题，因此，必须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紧抓好。

2007年1月，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2009年初，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续继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向全党提出“四个大兴”的要求和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并首次提出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的问题，提出要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加强作风建设。这对于有效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有学者指出，要走出企图通过人治或变相人治的办法解决作风建设和腐败问题的误区，而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他们认为，制度建设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要通过理念、方式、机制的创新，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把制度的严格执行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分解责任，做好督查，营造良好的环境。另外，关于监督问题，有学者还指出，监督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局限于党内监督甚至只包含党的纪检监督，那种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纪委把党委监督好了，党的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的思想是错误并极其危险的，所以，党的监督工作也应保持持续的科学化。

4.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的研究

经过三十余年的蓬勃发展，非公经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影响，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该类企业中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组织更好地科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及当前党建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并如何解决等已经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就该问题已有了诸多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必要性的研究。学者们普遍同意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比如，张燕敏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前列，就必须占领这块阵地，建立党组织”。李振印、吴富静也认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看待”。其二，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研究。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执行党章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在广大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大部分学者也倾向于这种“政治核心”说，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王河认为，“如果党组织凭借其党员优秀的生产经营才能积极参加参与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且站在国家、企业和职工总体利益的基点上协调矛盾，使企业主和职工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那么，党组织就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核心。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来说，党组织也应当成为政治核心”。但也有学者表示，“政治核心”地位的目标要求过高，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压力过大，不利于实际发挥作用，比如张运宝、张雄、张克文等人则支持此观点。智汇蓝图倾向于“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之说，后面文章已有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其三，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研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既不同于党政机关，也不同于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这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固有特点的制约和企业内部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决定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在内容上要贴近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党员、职工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在形式上要以小型、分散的方式为主;在时间上，争取避开生产经营的高峰时间，多利用生产淡季和业余时间;在方式上，要突出经济发展和联系群众等重点。此外，还有学者建议，在工作和活动内容上，要坚持指导性与自主性相结合，除传达重要文件和上级部署的工作外，其他工作和活动内容要围绕企业和党员的实际需要来确定;在工作和活动形式上，要灵活多样，集中统一的会议和活动不宜过多;除少量必要的集中活动以外，日常的工作和活动以在企业中的党小组活动为主，并可实行党员“定时向党组织汇报制度”，通过书信、电话、个别谈话等方式定时汇报，党组织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实行“随时联系党员制度”。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学者们提出的建议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三)党建科学化研究总结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出，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其一，对党建科学化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对党建科学化的必要性、意义及策略方法等着墨较多，对人们所关注的一些长期以来制约党建工作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关于党组织的科学定位、党建工作模式如何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对接融合、党建工作如何深入创新等。

其二，课题研究重复多、创新少，尤其是比较研究相对不足。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众多，但有影响、有深度的力作还不多见。分析中国期刊网中的相关文章便可发现，其中许多文章的观点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对横向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相对不足。事实上，党建问题本身带有普遍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所共同面临的课题，同时，在党内的不同地方基层组织之间，也会有所区别，其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其三，研究缺乏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已有的研究大都从政治学、党史党建的视角展开，进行就事论事地探讨，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如从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等的视角进行的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企业党建科学化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思路和新的工作机制。企业党组织如何科学定位，以及企业党组织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切实有效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问题，已成为制约党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瓶颈。

三、企业党建科学化的实践探索回顾

综观企业党建科学化的实践探索之路，我们会发现它走得并不算轻松，在这条实践探索之路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例如：企业党建工作的逐级弱化、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结合不够；党组织活动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和吸引力等等，因此，此时对企业党建科学化过去的实践探索进行一次系统回顾与梳理，对于未来探索出一个党建与企业发展结合更为紧密、更有实效的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智汇蓝图调研发现，在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来推进企业党建科学化的实践过程中，不少企事业单位也探索出了自己的经验：

1.将党建管理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有机融合在国资委党委制定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党委抓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关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关于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指导意见》指导下，各级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了各项制度，初步形成了制度体系。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运行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制度化、程序化和组织化途径，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截至上半年，125户中央企业的1115户二级以上公司制企业中，党委(党组)成员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的有3078人，占党委(党组)成员的43%，有304户企业党委(党组)书记兼任董事长，从体制上保证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地位。

作为国家首批董事会试点企业，上海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在坚持公司法人治理的制度框架下，树立“围绕中心，服务群众，维护大局”的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方式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这两种制度的有效融合给宝钢带来了巨大效应。首都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其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的融合也十分成功。从现有的众多国有企业的实践来看，企业党建工作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融合具有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弥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足，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形成良好的道德约束；创造健康的发展环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等优势。因此，进一步深化党建管理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对于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将党管干部原则与企业的人才战略相结合，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党管干部原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2007年，国资委初步建立了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新机制，积极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从企业党建领导体制上来讲，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采取了“一肩挑”模式、“党政分设”模式、“三驾马车”模式，并大力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党建领导体制，从组织结构上解决了国有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

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连续6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了111名央企高管，2008年第一次公开招聘2名中央管理的总经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截至2009年底，中央企业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市场化方式选聘的各级各类经营管理人才达到52.1万人。2008年以来，中央企业从海外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近400人，其中，92人列入中央千人计划，一些人才已经成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

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企业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作为地方国有上市企业，广州恒运集团公司也积极开展了新的探索，公司党委采用党政联席会议的方式，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决定对公司各级干部的任免。公司在考核和任用干部时，充分体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原则，以及“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和用人观，大胆任用“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善共事、不出事、品行正”的干部和员工，做到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目前，公司已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培训体系，制订了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任职条件和考核标准、方法等，逐步做到干

部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有效地把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建设结合起来，使企业焕发出了巨大的生机活力。

3.将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执政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保证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从2003年底到2009年底，中央企业党员总数由356万多人发展到442万多人，党的组织从19.6万个达到22.8万个。国有企业各级党组织通过“星级党支部”、“党建质量体系标准化认证”、“党支部工作达标升级竞赛”等创建活动，引导基层党组织争创先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承诺制、党员品牌工程、党员攻关项目等有效载体，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目前，国有企业正按照中央要求，以班子创“四好”、组织创“四强”、党员创“四优”为总抓手，全面深化企业党内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各级党组织履职尽责创先进。中国石油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强化基础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带动基层建设，健全基层组织、完善基本制度、夯实工作基础，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益。武汉钢铁集团能源动力公司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有关创建“四好”领导班子活动的要求和部署，大力推进四项建设，争创“四好”领导班子，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为推进武钢“十一五”时期的跨越式发展，打造世界级一流钢铁企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4.将构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与加强公司内控建设相结合，构建起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并在各个时期对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都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最近的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党对发挥公司系统上下纪检监察组织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资委党委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制定实施了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同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制定了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意见。

针对这些新要求，中国人寿把反腐倡廉工作与公司内控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建设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监督、保障、服务作用，不断完善中国人寿特色的风险管控机制，形成了纪委牵头，监察、财务、审计、法律、销售督查、内控合规等部门紧密配合的工作格局。并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途径，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机构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的渠道，目前集团及各个子公司的纪委书记都兼任副总裁或监事长，大多数子公司监察部总经理都进入公司内部监事会担任监事，取得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业绩和新突破，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保证。

5.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在许多方面又是相同、相通和相融的。它们具有相同的工作对象、工作目标和工作原则。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对企业文化提供引导方向和操作手段；企业文化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载体，充实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就必须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形成合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信湖北荆州分公司在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在“物质文化”层面切入“塑造品牌”、“行为文化”层面切入“强化观念”、“制度文化”层面切入“优化规则”、在“精神文化”层面切入“塑造精神”，以精准的切入点，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的发展与创新，形成了企业上下齐心、开拓奋进的文化氛围。

6.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科学化实践

改革开放30年来，探索、开展和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步伐也一直伴随着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党的十六大不仅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写入了党章，而且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制原则作了更为明确、详细的规定。此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大报告以及新修订的党章都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使之逐步进入全面推进、整体提高、逐步成熟的新阶段，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明显深入，在实践探索中也逐渐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稳步迈向了规范化、制度化之路。

在中央的领导和各级党委的指导下，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在全国253.6万户非公有制企业中，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已基本实现党组全覆盖，共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43.8万个，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例如，在领导体制建设与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一些非公有制企业探索出了党委工作模式与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融合的一些新路径，有企业就探索实行党组织成员与企业经营管理层之间实行交叉任职、混合进入的办法，例如红豆集团、飞跃集团等一些党建工作出色的非公有制企业，其高层100％是党员，中层80％是党员。还有些企业，如传化集团建立起企业党委书记参加最高决策机构——管委会制度和党委委员参加总裁办公会制度的模式，德力西集团和正泰集团探索建立起企业党委与董事局定期召开理论学习联合会议制度等，还有一些企业探索出邀请非党员企业主列席适当的企业党组织会议制度等，这都是畅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经营管理层的有效交流渠道。认真总结和分析各地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中探索出的各种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对于切实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现状却并不容乐观，从发展现状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明显滞后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仍然面临着对党建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组织弱化、党员作用发挥不突出等一些问题。如何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思考和研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党建科学化工作，更好地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北京智汇蓝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

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述评篇3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文化；研究

一、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

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SIHRM）研究的重点是将人力资源政策组合放置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角度来探讨。普拉哈拉德和多茨认为，母公司往往根据自身市场需要来决定子公司的战略使命，随着自身的战略变化而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子公司的战略发展自主性，所以，跨国公司资源配置状况的优劣往往取决于子公司的状况，特别是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人力资源决策与企业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虽然经过了近十多年的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也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主要变现在三个方面：（1）怎样界定和认识企业战略。例如，早期配置学派一般将企业战略集中在企业营销战略。但是，企业经营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这时企业管理学者开始基于企业经营核心动态能力分析企业战略，由于每个专家学者侧重点各有不同，使得企业得到的不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尽相同，这使得配置理论无法得出稳定、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2）企业战略决策与人力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早在1988年就有学者指出，一般战略性人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假设都是企业的战略管理既定，围绕企业战略发展，将人力资源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实施的手段与方法，这样使得企业战略决策与人力资源规划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从属关系，而现实中它们的关系却并非如此，企业决策与人力资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3）组织绩效测量问题。无论是哪种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其研究的内容都应该是对企业的绩效给出明确的规范，但是当前组织绩效的界定还比较宽泛，这就使得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方向可以向纵深层次发展。

二、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目前，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文化内涵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欧美人力资源管理范式的比较研究，这两种范式包括基于普遍注意的美国范式和基于情景依赖的欧洲范式。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欧美范式的研究上产生的差异，主要是源于欧美人力资源管理的文化内涵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文化内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施奈德和巴尔索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学原理造就了欧美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差异，另外，欧洲和美国对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假设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它关注的焦点是怎样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研究的重点导致对人的关注高于对组织的关注，侧重研究如何满足不同员工的需求，构建合理的报酬体系，提高员工的工作乐趣。而欧洲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基于社会学原理发展起来。在欧洲，政府和工会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更加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例如，美国学者一般认为，劳资关系应该建立在公平的环境中，双方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应该保证独立自主，人力资源的各种指标不应该触犯法律，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展开，企业管理者在制定绩效考核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而欧洲，公司一般不能独立制定劳资合同，政府和工会会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使得双方的劳动契约更多地体现社会观点，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权利。

由此可见，在社会文化内涵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欧洲和美国，尚且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文化差异较大的亚洲各国了。赵曙明教授在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企业管理经验时，认为由于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沟通问题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这种沟通方面的问题并非是语言障碍或是翻译不畅造成的，而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屏障，这种天然屏障造成了沟通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了沟通效率。

结论：文化冲突和矛盾的存在，跨文化交际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打破文化冲突中的壁垒，在不同文化中寻求平衡，是建立跨文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的关键，这就需要企业管理者进行角色转换和消除隔阂。我国已经加入WTO多年，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将资本注入海外，同时也在不断地吸引外资。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将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多地参与全球资本管理，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效率。面对这种新形势，我国企业应该更加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企业融合，更好地发挥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实现东西方文化深度融合。这不仅关系到广大企业海外经营的状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决定着我国企业在资本并购的大潮中能否屹立不倒。因此，必须树立战略性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现我国企业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曙明、武博：《美、日、德、韩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1）。

企业并购绩效研究述评篇4

一、国外研究现状

研究上市公司并购消息公布后证券市场的反应, 或者说市场在得知公司并购信息前后的股价反应, 西方学者基本上均是采用事件研究法, 对并购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Mandelker被认为是研究并购绩效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在相同的风险水平下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像其他投资活动一样从公司中获得正常的收益。Loderer和Martin在对1966年~198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并购案进行广泛取样发现, 在并购后三年存在超额负收益。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并购方公司并购前后股价无显著变化, 目标公司获得超额收益较明显。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后其总体经营业绩的变化, 西方学者一般多采用会计指标法进行实证研究。Meeks (米克斯) 研究了1964年至1971年164例兼并事件, 以公司的利润为核心指标, 将每个公司收购后账面利润与收购要约前利润的加权平均值进行比较.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并购事件发生3年和5年以后, 并购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在Meeks以后, 许多学者都采取了与米克斯相同的基于会计的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支持了米克斯的看法。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关于并购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 基本上是在借鉴国外现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特殊情况进行分析的。

1. 基于市场反应的研究

陈信元和张田余分析了1997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 研究结果表明:在资产重组公告日股价确实出现了波动, 表明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洪锡熙和沈艺峰以申华被收购案为典型案例, 考察了收购对目标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被收购公司流通股股东并未能从收购过程中获取超额收益。但由于该研究仅以一个案例分析的出结论, 缺乏一般性, 若以此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实践不能提高目标公司股东财富, 则有些武断;张宗新和季雷采用事件研究法, 考察了1999年~2001年共216个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样本。作者认为, 在实施并购后, 收购公司流通股股东财富受到了损失。

2. 基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

(1) 并购后企业业绩得到明显提高。陈信元和原红旗是国内最早采取会计数据研究法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 他们以1997年发生并购公司为样本, 比较了公司并购前后的4个会计指标, 发现当并购当年样本公司的每股收益 (EPS) ,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重较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 而负债率则有所下降, 结果表明重组是有效的;不同的是, 朱宝宪、王怡凯认为这是因为企业通过资产置换、加强主业, 实现了协同效应。

(2) 并购后企业业绩先升后降。冯根福和吴林江以1995年~1999年间201起并购事件为分析样本, 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结果表明:虽然在并购当年及并购后第一年公司业绩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但在此后几年里, 业绩又普遍下滑。从短期看, 混合并购的绩效较高;但从长期看, 横向并购的绩效较好。这表明, 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存在较强烈的投机色彩。

(3) 并购后企业业绩先降后升。李继志, 李明贤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对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57家研究对象的财务指标进行并购前后4年的比较, 发现横向并购的公司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起伏阶段, 并购后第一年的业绩略有下降, 但第二年就有相对大幅度地增长。说明上市公司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和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 通过横向并购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 从实证数据可知, 纵向并购的当年其规模和范围扩大效应明显, 但是可持续发展性差。

由国内研究看出, 但由于研究角度、样本选取及区间等不同, 同西方学者一样仍未得到并购后并购绩效同一认可的结论。

三、对以往研究的评论

应该说国内外有关并购绩效的文献数不胜数, 无法将其一一列举, 这里只是挑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回顾。综上所述, 笔者发现在对并购所做的分析中, 国外的文献是比较全面的, 但在并购绩效检验问题上并没有一个一贯的方法和结论, 有的结论甚至相矛盾。在我国, 目前关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国外的理论进行了创新的尝试, 检验了并购对我国企业的短期影响, 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研究方法不统一、样本选择的局限等, 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些特殊情况, 现有并购绩效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并购绩效的分析主要采用大样本研究法, 忽略了企业特征、事件背景的影响, 尤其有些研究并购总体绩效样本中, 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不加区分, 从而影响了结论准确性。

总之, 前人的研究结果和不同的研究思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今后将需在总结前人结果的基础上, 针对各具体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充分发挥企业并购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Peter Dodd.Merger Proposals, Management Discretion and Stockholder Weal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nnfics.1980, 8

[2] (英) 萨德·苏达斯纳张明杨欣等译:并购创造价值[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篇5

关键词：FDI；技术创新；研究述评

一、引言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每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以惊人的速度递增，到21世纪初，中国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累计吸收外资的三分之一。FDI不仅可以为东道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本国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广阔的外部资源空间。实践也表明，通过这种技术引进的方式可以避免重复性的研发投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研发管理的经验，迅速缩小引资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FDI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拟对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

二、 FDI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FDI对本国技术创新关系的作用机制：（1）示范和模仿效应；（2）市场竞争效应；（3）人员培训和流动渠道；（4）产业关联效应；（5）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研发合作。

1．示范和模仿。示范效应是指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以其先进的组织和管理经验模式，优质的产品向东道国企业起着示范作用，从而刺激本土企业进行创新。外资企业对新产品的设计、开发新技术以及如何把握新产品的市场机会，为本土企业的模范提供了良好的对象。从理论上说，模仿相对于创新而言极大地降低成本，Mansfield（1981）研究了美国在化学、制药、电子和机械行业中所推出的48种产品创新的模仿成本，发现模仿成本平均为创新成本的65%。Girma（2001）发现在技术差距小于或等于10%内资企业中，随着行业内外资比例的增加，本国企业技术效率不断提升。Proenca和Fontoura（2002）考察了FDI对波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资企业通过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可以有效发挥FDI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

2．市场竞争效应。竞争效应是指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母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加剧了行业的竞争，国内企业要想保住市场份额、阻止利润的下降，就必须加大对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人员培训，采用更加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Grg and Greenaway（2004）指出，跨国公司的进入迫使国内企业降低X低效率，更快的采纳新技术，提高其生产率。尽管国内企业不能够直接使用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但新产品的进入会迫使国内企业更有效的使用当前的技术以及更有效的生产，而且新产品的进入会增加一国可利用的潜在知识存量，通过技术扩散的方式影响到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Wang和Blomstrom（1992）通过构造一个理论模型，发现外资企业引进更多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的学习性投资和竞争能力密切相关。由于本地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本地企业学习性投资的增加，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缩小，又会促使外资企业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从而使本地企业获取溢出效应的空间进一步拓展。由于溢出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缩小了技术差距，从而减少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准租金；跨国公司子公司为了维护其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以恢复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结果导致新一轮的溢出，即所谓的溢出正反馈。

Boone（2000）分析了FDI带来的竞争效应，他通过集中分析不同的竞争模式，指出竞争压力可以不对称地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提升技术创新效率。Bartelsman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人员变动率与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正相关。Aghion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英国的外资进入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激励，英国企业不得不增加自己的研发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3．人员培训和流动渠道。人员流动效应是指人员，特别是科技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之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跨国公司会大量吸收本土的雇员，这些雇员在跨国公司里工作，他们可以接受跨国公司提供的较为科学先进的培训，学习与产品相关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这些人员回流到本土企业当中或是自主创业，会带动本土企业研发实力的提高。

在研究人员流动机制时，研究者通常把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企业的薪水溢价，作为人员流动效应的证据。Fosfuri（2001），Glass and Saggi（2002）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常会支付一个薪水的溢价来抑制优秀人才的流失，Aitken等（1996）认为知识的扩散将最终导致本国企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同时减少和消除这种工资溢价。Heyman et .al.（2004）分析了瑞典制造业中跨国公司的工资溢价方程，以此来检验这种人员流动效应，发现在瑞典制造业中，相对于本国的跨国公司，外国的跨国公司存在一个明显的工资溢价，而Ragnhild Balsvik（2006）通过对挪威的制造业的研究，发现挪威的跨国公司支付了2.5%的工资溢价，而挪威本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国企业，并没有支付明显的工资溢价。

4．产业关联效应。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前向联动效应和后向联动效应。前向联系是指东道国企业通过购买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产品，主动学习，能够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提高研究和开发的积累水平。后向联动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购买加工原料和零部件，间接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下游产业利用跨国公司质量良好的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制造，从而得到效率的提高，研发经验的积累等等。

Beata javorcik（2004）指出，后向联系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1）从外国客户到本地供应商之间，知识的直接转移；（2）跨国公司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及时送货等，会激励本国的供应商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3）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这也会使本国企业获得经济上的规模收益。同时，跨国公司的采购还会提供补充的技术服务。

Latvia（2003）企业层面的一项调查报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进行本土采购，82%的跨国公司至少拥有一个当地的中间产品供应商，而且在外国企业购买的中间品中，其中47%是由当地的供应商提供，约36%的本土供应商声称获得了来自跨国公司客户的技术援助。

5．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研发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发展最突出的趋势就是在中国设立各种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资力度，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何方式来获取这种研发上的溢出效应，比如合作开发新产品的新项目，接受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技术培训等等。

候仕军、曹洪（2004）指出三种主要的研发溢出途径：（1）在跨国公司中央实验室和其海外R&D分支机构间，技术和知识是相互流动的，这种相互作用将使东道国研究与开发产业长期受益，而国内企业则可以从外资公司的基础研究所开发的新产品、新工艺中获益；（2）跨国公司的R&D以市场为核心，其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和研究管理的规范性，均使研发投入产出的效率更高，从而促进中国企业提升R&D管理水平和面向市场的科研体制改革；（3）跨国公司在华的R&D机构既拥有充足的资源，又积极实施人才本土化的战略，吸引当地最优秀的研发人才，他们一旦回流到本土企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曹洁、肖玲诺（2005）认为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研发技术和研发管理经验，通过与我国企业设立合资企业，使国内企业加强学习、消化和吸收，从而有可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跨国公司设立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能提高我国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在华雇佣中方员工，使得我国技术人员有可能通过从实践中学习锻炼而掌握先进的技术。

王秀萍（2005）专门针对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战略展开研究，她发现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人力资本的本土化战略：（1）直接聘用本土员工。本土化的优秀员工队伍及管理层更能理解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更能帮助跨国公司将其一流的科学技术及其成功的经验扎根于国内文化，为其在国内的发展奠定基础；（2）争夺潜在的技术和研发人才。跨国公司不仅仅是依靠高薪挖掘现成的人才，他们还从长远的发展考虑，寻求潜在的技术人才；（3）开设研究院和研究中心。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开设研究院招揽并猎取分支机构所在国的高素质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管理人员等。另一方面，很多跨国公司还通过设立管理学院或培训中心来加快人才本土化进程。

三、 FDI对本国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技术效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现正相关。

有些学者认为FDI加强了本国企业消化、吸收能力型的R&D投资。例如Griffith，Redding和Reenen（2000）检验了R&D的这两方面特征，在解释13个OECD国家生产率收敛上的作用，他们发现吸收型的R&D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吸收FDI研发外溢效应得能力。Barrios and Strobl（2003）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年~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技术吸收能力较强的出口企业中却存在显著的FDI技术溢出效应。Kinoshita（2001）考察了捷克制造业1995年~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R&D密度很高的当地企业中FDI对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效应最显著。

Yuko Kinoshita（2000）在其《R&D和通过FDI的技术外溢：创新和吸收能力》一文中，重点考察了捷克制造业企业R&D投资和FDI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捷克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研发，FDI和企业的吸收能力。在建立计量模型的时候，为了考察吸收型R&D的影响，他使用了企业研发密度和外资份额的乘积项，以此来检验研发投资所带来的吸收、消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1）R&D的吸收消化效果远比创新效果更重要，对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更有解释力；（2）合资企业中的技术外溢现象不明显，只有与国内企业的研发投资一起发生作用，其对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明显的作用；（3）研发外溢作用在行业之间相差很大，在垄断行业如电子设备行业，R&D外溢效应明显，企业研发的投资回报率也较高，而在竞争性、研发密度不高的行业，如食品和非金属制造业，研发外溢效应并不是很明显。

国内文献中，多数学者研究发现FDI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正面影响，如何洁（2000），徐涛（2003），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等都发现FDI对中国（下转第114页）企业有正向的研发外溢效应。冼国明和严兵（2005）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对FDI影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而王飞（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的作用。从影响行业特征因素的视角，陈涛涛（2003）认为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和技术差距是影响FDI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要素，并对其进行了多种方法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竞争能力上差距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相对易于产生。蒋殿春和张宇（2006）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中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行业特征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差距、技术密集程度、市场结构和行业开放度等行业特征对技术外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四、对FDI与本国技术创新研究的简要评论

从相关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FDI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关系展开了理论上和实证层面的研究，绝大多数发现FDI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有研究从吸收能力的视角来分析FDI的技术促进效应，在研究中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首先，关于FDI研发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大多数研究从包含FDI变量的扩展生产函数出发，以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创新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外资企业产值或销售额在行业中所占的比例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横截面或时间序列回归分析，而对FDI作用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微观机制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缺乏对FDI技术溢出的纵向产业联动效应和人员流动机制方面的经验研究。

其次，在现实经济中，必须要考虑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与本土企业研发之间的联动关系，尤其是要考虑来自于本土企业的研发竞争威胁。在考察跨国公司的研发溢出效应时，要注意到跨国公司出于对竞争威胁的考虑，而对研发溢出采取的种种阻碍因素，包括技术封锁，采取高薪政策阻止科技人员的流动，实施更加严格的专利保护等等，跨国公司出于对研发外溢效应的策略性考虑，对本国企业的研发决策以及技术创新能力都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在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的选取上，同类研究缺乏可比性，实证分析中没有采用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合理指标体系，而只是用专利数据来代替，专利只能反映技术创新的数量，而技术创新的其他方面，如产品市场竞争力，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等，是专利数据所不能涵盖的，而这些对研究FDI研发外溢效应的准确程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实证分析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曹洁，肖玲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溢出效益分析．科技与管理，2005，（3）．

2．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3，（3）．

3．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5，（8）．

4．许丽琴．人员流动与FDI企业技术外溢的扩散机制．上海经济研究，2000，（10）．

5．于丽英．利用外资的技术引进与中国的技术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04，（1）．

作者简介：孙文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博士生。

企业知识联盟研究述评篇6

1 企业知识联盟的内涵及研究视角

企业知识联盟作为企业战略联盟发展链的高级阶段,是企业为应对知识经济挑战而做出的战略反应。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在一定的创新战略目标指导下,通过知识的共享、转移与创新而结成的资源互补、风险共担、知识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结盟组织或活动。国外学者对知识联盟的研究起步较早,如Inkpen(1998)[1]提出知识联盟是战略联盟中的一种,企业与企业或其他机构通过结盟方式,共同创建新的知识和进行知识转移。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知识联盟的主要目标和主体范围、联盟伙伴之间的关系,以及联盟的治理结构等[2,3,4]。在信息不对称及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企业将使用社会资本去降低搜寻重要信息的成本,以获取商业良机。因此,企业知识联盟将是企业获取新能力和新知识的一种最佳形式,它不仅具有目标明确、组织形式灵活等特点,而且还具有能够创造隐性知识移动的条件[5]。

国内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联盟的特征与形成动机、联盟组织形式的选择、知识转移的过程及联盟的作用等方面。如陈菲琼[6]研究了企业为什么要结成知识联盟,以及怎样实施知识联盟等问题。知识联盟的核心是学习联盟伙伴的潜藏性知识,其中知识的转移依赖于企业的学习能力[7]。企业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知识联盟,通过“从相互作用中学习”、“产业间外溢”等基本学习途径,不断提高学习能力,改善整体经营效率,增强竞争优势[8]。本文从企业知识联盟的组建动因、联盟的稳定性、联盟的组建管理、联盟的作用等4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思路和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

2 企业知识联盟的组建动因研究

RllerLH等人[9]认为,企业建立新产品开发知识联盟的动机主要包括战略层面、成本层面、资源层面和知识层面的动机。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把动因理论较具代表性的解释简要归纳为6个方面:战略缺口理论、资源互补理论、社会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知识能力过剩理论(见表1)。

在以上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构建了企业知识联盟的成因模型,分析了联盟成因的组合方式[10],并且运用博弈论从联盟体和联盟个体两个层次进行联盟动机利益分析[14]。

综合以上分析,企业知识联盟组建的基本动因不只是获取资源、技术、市场和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跨组织、跨行业的交叉学习来促进企业间的协同知识创新,从而弥补企业自身的战略缺口,提升其创新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因此,基于组织学习和战略缺口理论的企业知识联盟研究应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的关注。

3 企业知识联盟的稳定性研究

企业知识联盟作为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3][15],与一般动态联盟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并非以“机会驱动”,而是一种基于长期契约安排的联盟组织。这种长期性决定了合作伙伴之间交易关系的稳定性[16],可避免发生无法预料的巨大变化和解体[17],而企业强强联合则对于稳定合作关系具有重大意义[18]。Heide(1994)首先提出了影响战略联盟成功的两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在结构性因素层面,马国强等人[19]分析了影响知识联盟动态发展的联盟维持费用、知识资源特征和社会相容性等因素,并建立了博弈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心理因素层面,Cullen等人[20]则从信任与承诺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通过培养联盟体伙伴间的信任与承诺,可以有效提高联盟体稳定性的结论。

与两因素法不同,Das,Teng[3]认为,联盟不稳定主要源于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绩效风险主要是由企业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引起的,受政治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关系风险主要来自伙伴企业的投机行为。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分析了知识联盟中关系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从联盟伙伴选择、组织管理机制、所获收益、联盟目标和文化相容性等角度探讨了关系风险的影响因素[21],从而提出了知识联盟不稳定性的治理对策[22]。

综上所述,导致企业知识联盟不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联盟伙伴选择不当、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联盟各方组织文化或组织目标不相容以及各方的机会主义心理等。所以,为了确保企业知识联盟的稳定发展,就需要具有长期合作的战略定位,事前设计一个全面、合理的合约,建立基于信任、友谊与尊重的社会关系资本,营造一种有利于联盟各方知识共享与知识转移的组织文化。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突出企业知识联盟的特性,基本囿于对战略联盟研究的思路等。本文认为,有效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能够促进联盟各方的知识创新,从而实现协同效应,确保各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维护联盟体的稳定性。

4 企业知识联盟的组建管理研究

联盟伙伴的选择是建立知识联盟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是联盟演化过程的开始[23]。联盟组建的有效性对于提高联盟知识的共享、转移和创造效率,提升企业对联盟的管理能力,以及实现联盟的合作目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4.1 企业知识联盟的伙伴选择研究

有效的联盟管理始于寻找正确的伙伴[24]。影响伙伴选择的因素可分为基于个体的指标(硬指标)和基于伙伴关系的指标(软指标)。前者主要指市场状况等可在伙伴选择过程中客观评估的指标,后者则主要指信任与兼容性等难以量化的主观因素[25]。企业选择联盟伙伴必须同时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公司的规模、技术水平、管理风格和历史经验;目标公司的资产、研发能力、资源互补和组织协调性;以及与目标公司的共同信任和共享知识的意愿等。尽管有学者[26]建立了知识联盟伙伴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但目前的评价指标体系多为静态的,未能较好地反映被选伙伴的现有创新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也未能随环境变化而进行动态灵活的调整。所以,对企业知识联盟伙伴选择问题的研究将是永无止境的。

4.2 企业知识联盟中的知识共享研究

从知识能否被分享的角度,可将联盟知识分为共有知识和私有知识[27]。企业建立知识联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和共享联盟企业的私有知识。研究发现,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其影响因素可分为:客观因素(包括知识的特性、学习意愿、学习能力、沟通与信任、文化与组织差异)和主观因素(源于合作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联盟企业未能采取适当的风险控制和规避措施来应对,那么联盟各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内部动机将会导致联盟组织间技术知识共享不足风险的产生[28]。

从知识共享的主体来看,影响共有知识分享的因素有个人因素、知识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吴伟莉和王晰巍[29]构造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胡延平和刘晓敏[30]深入分析了组织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认为折现因子越大、联盟对方的知识存量越大、联盟方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则知识共享所能产生的新知识就越多,联盟方也就越会选择知识共享,而联盟方自身的知识存量越大,就越易产生不共享知识的投机动机。

从知识共享过程来看,其过程也是联盟各方博弈的过程。当知识共享净收益之和大于自学净收益之和时,知识共享才成为可能。同时,知识共享的条件还取决于联盟伙伴的合作动机、学习能力、学习机制、知识创新的均衡值、参与率以及创新的总体收益等[31]。实现知识联盟组织之间知识共享的有效途径是建立交互学习机制[32]。

基于以上分析,在研究知识共享之前,我们应先区分好共有知识和私有知识,然后再从主客观因素和知识共享主体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将主客观因素区分为个人、知识、组织、环境4个层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时,现有的研究多运用博弈方法来分析知识共享过程,忽视了联盟运作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联盟各方战略动机的变化,所以在未来研究中还应关注知识联盟个体的内部差异和多样性。

4.3 企业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研究

知识转移是指联盟中的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知识的过程。根据Nicolas Rollandc[33]的观点,战略目的、文化、信任、形式、透明度和学习能力是影响联盟知识转移的6个关键要素。其中,战略目的、文化、信任和形式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前提条件,而透明度和学习能力则是战略过程的结果。胡厚宝和彭灿[3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改进的(联盟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而郑胜华和徐金发[35]提出的企业知识转移的情景模型则是从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环境、技术与运营等5个方面来构建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外企业知识联盟成员间的管理差异及对正式控制的依赖将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而联盟当中的沟通和对社会控制的差异将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36]。此外,高技术企业知识联盟因有利于促进知识转移而逐渐成为战略联盟合作的主流趋势之一[37]。

尽管企业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机制和效率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相关研究仍较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其中对网络、联盟、组织和个人层面的知识转移机制与过程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

4.4 企业知识联盟管理的相关研究

企业知识联盟的运行质量和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盟各方的管理能力。胡厚宝和彭灿[38]从个体、企业、联盟和网络4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高管理能力的策略。根据联盟构建的战略意图,知识联盟可分为互补型和协同型两种管理模式[39]。知识联盟的管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契约和控制机制,有证据显示这三种控制手段具有互补性[41]。其中,股权机制主要通过经济利益分配来约束联盟伙伴的行为,降低其机会主义行为风险[40]。信任机制可与契约机制及其它控制手段相结合,在联盟管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在信息服务行业中管理者倾向于运用正式契约与关系管理手段的组合来获得高水平的联盟绩效[42]。可根据控制机制、学习行为、知识分享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控制机制作用机理的不同,正确地选择相应的控制机制,以达到协调知识分享和知识保护、提高联盟绩效的目的[43]。对高技术虚拟企业的知识联盟而言,可通过发掘贡献源来夯实战略联盟的基础,通过增强密切度为联盟各方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通过创造新愿景为联盟提供方向与激励[44]。

可见,学者们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联盟能力的因素,但未能进一步提出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联盟管理能力构架。管理知识联盟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盟管理机制的作用,构建合理的联盟管理模式,以提升联盟的管理能力。因此,对于联盟能力、联盟机制和联盟模式三者的交叉影响与作用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5 企业知识联盟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企业知识联盟的构建、运作和管理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研究中尚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并加以解决。

(1)研究尚停留在知识共享过程和知识转移机制方面,而知识联盟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之间的协同知识创新,使联盟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随着联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对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2)对联盟管理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契约机制等事前管理的研究,而对管理过程中的调节、控制、反馈机制的研究不仅较少,而且未能将个人、企业、联盟和网络等多个层次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为了提高联盟运作的整体效率,必须进一步分析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对各层次知识转移和控制的效率。

(3)对联盟效果的评价研究多从联盟的意义和作用等理论研究方面着手,而对于联盟绩效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目前国内尚未提出有效的联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进一步对联盟绩效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建立科学、全面、完整和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4)企业知识联盟中的“关系资本”管理研究是一个既有难度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所以需要进一步从联盟的能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研究其交叉影响与作用关系,提出一个合理的管理框架。

(5)对联盟体中私有知识保护的研究尚较缺乏,究竟应如何平衡共有知识分享和私有知识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开展。

综上所述,分析企业知识联盟的构建、运作和管理过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今后研究工作应着重于对联盟间协同知识创新的研究,并对联盟体的过程管理予以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企业知识联盟的优势,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对“关系资本”的管理,加强对联盟风险的防范研究,减少联盟的失败率,从而使企业知识联盟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工具。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知识联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学术界至今并未能对其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从企业知识联盟的组建动因、联盟的稳定性和联盟的组建管理3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对企业知识联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企业集群学习研究述评篇7

一、企业集群学习的界定

集群学习概念最早是由欧洲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的学者们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该概念意味着特殊区域创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可以通过环境内企业的创新行为而获得, 其本意是集群内企业为了应付技术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协调行动 (Camagni, 1991) , 本质是知识空间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 (Capello, 1999) 。Camagni认为发展一个成功社会文化环境的核心是集群学习, 地理接近在集群学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集群学习关注介于企业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和网络。Lorenz (1996, 1997) 最初的观点认为企业内的学习过程关注于企业通过建设共享知识以形成共同理解的规则和可接受程序来解决内部协调问题。通过概念的延伸, 集群学习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地地理接近企业为了简化合作和一般问题解决而产生的基础公共知识和程序。在这种背景下, Lorenz指明了企业需要开发共享知识的区域, 考虑学习的前提条件, 即有必要建立讨论技术和组织问题的公共语言。Lorenz和Camagni关于集群学习的界定都强调企业间应通过共享和合作来降低技术的不确定性, 强调区域企业间的联系和网络化, 认识到区域集群学习过程的重要性。Lorenz和Camagni区域集群学习概念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框架是“学习型区域”和“区域创新系统”, 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如表1所示) 。

(资料来源:Keeble D., Lawson C., Moore B., and Wilkinson F.,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networking and‘institutional thickness’in the Cambridge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1999, Vol.33, Issue 4, p319。)

集群学习的概念是环境创新理论的中心。超越企业边界但保留在创新环境边界内的共同知识的出现产生了累积区域知晓的过程。在空间层次, 环境的特异性通过集群学习过程与集群内部知晓、创新潜力融合在一起。在环境创新理论中, 集群学习是社会经济体的固有属性, 具有环境进化模式的特点 (Capello, 1998) 。

集群学习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累积知识的社会过程, 基于一系列共享规则和程序, 这些允许个人为了解决问题而去调整他们的行动。作为空间知识转移工具的集群学习与学习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如表2所示) 。

(资料来源:Capello R., 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gh technology milieux:learning versu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Regional Studies, 1998, Vol.33, Issue 4, p355。)

基于对组织学习概念的分析, 魏江和叶波 (2003) 把组织学习推广到企业集群这个超组织层次。企业集群从整体上可以作为学习的主体, 原因有:组成集群的个体 (企业和机构) 具有学习功能;集群内部有知识共享计划;集群内部成员有共享的规则和程序;集群成员学习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集群层面上, 企业集群学习是指集群中的企业和机构, 基于共享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在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时协调行动而产生知识积累的社会化过程, 其结果表现为集群整体知识基础的拓展和竞争能力的改善 (魏江、叶波, 2003;王天霞、马鸣萧, 2003) 。企业集群学习的特殊性在于集群内企业间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和知识如何在网络中有效率地流动。

二、企业集群学习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 企业集群学习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 (见表3) 。这样更便于研究者去理解和解释企业集群学习。

三、企业集群学习的前提条件

大量研究文献都是在从不同层次上强调集群学习的前提条件。第一个层次指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 主要包括集群区域内相互联系和特殊文化的重要性。第二个层次强调区域特殊技术资源基和知识基的重要性。第三个层次强调高层次技术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区域劳动力市场及隐性专门技术和技术知识的扩散的重要性。Capello (1999) 认为集群学习是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之一, 集群内企业、相关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群内企业间由于组织制度和文化的接近而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合作是集群学习的前提条件。Capello (1998) 通过一个四阶段演化模型分析了集群中的企业如何通过频繁的合作形成集群学习的环境并由此产生正反馈, 加快了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的速度。而Keeble (1999) 指出企业集群学习的前提条件是建立一个处理技术和组织问题的公共语言。这种公共语言是紧密联系于信任的一般标准和信息共享。Camagni、仇保兴认为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对企业集群学习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集群内企业对所根植文化的认同, 将显著地便利源自于共同文化背景的行为协同。

四、企业集群学习能力

Todtling和Kaufmann在对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时曾得出结论, 知识的溢出构成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本质特征, 知识溢出是通过企业集群各行为主体的互动学习来实现。由于正式或非正式互动学习的存在, 导致了集群内部各成员研究开支活动所产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外部吸收知识的能力, 技术能力都是建立在企业集群知识生产、吸收和利用的基础上。企业集群的知识来源是单个企业知识, 以及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研究机构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知识和集群外部的知识。集群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有知识资源、社会资本和企业集群的关联 (度) (韩晶、王迎军, 2005) 、空间 (接近) 距离 (陈剑峰, 2003) 、集群文化根植。韩晶、王迎军和陈剑峰论述了知识资源、社会资本和企业集群的关联和企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关系:集群中显性知识和具有合作倾向的隐性知识越多, 社会资本越大, 集群关联度越强, 集群学习能力就越高。陈剑峰指出地理接近有利于互动学习, 也有利于企业集群学习能力的提高。企业集群文化根植因素使得集群中的企业能在潜移默化中积累起与该集群所在产业或行业相关的基础性知识, 引导群内企业形成相似的管理风格和经营模式, 对知识流的处理方式也趋于归一化, 影响到群内企业对机会的识别和目标的判定, 使得专注于在群内开展技术学习的每一个企业都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 从而大大提高集群内多边学习的效率。韩晶、王迎军在Cohen、Levinthal吸收能力函数和Cusmano相关研究能力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企业集群学习能力模型。此模型中企业集群学习能力既包括企业集群内部学习能力也包括集群外部学习能力。

五、企业集群学习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企业集群学习机制的研究文献大量出现。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欧美的高科技集群。所谓企业集群学习机制是指集群内各个主体之间, 以及群内各主体与群外各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的渠道和作用方式。企业集群内各主体之间以及群内主体与群外主体之间, 通过人际关系、价值链关系和竞争合作关系构成了特殊的网络生态系统, 包括内部核心网络、辅助网络和外围网络三个子系统。三个子系统各行为主体之间在交换知识、传递知识活动中发生联系时建立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 构成了集群学习的知识互动网络。魏江和魏勇、李军晓和黄文馨都给出了企业集群学习的知识互动网络示意图 (如图1所示) 。

基于核心网络的学习机制, 即指发生在核心层次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渠道和过程 (图1中的 (1) ) 。该类学习机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在成员企业间流动、企业间合作互动、企业衍生和人员间正式和非正式沟通四种类型。基于辅助网络的学习机制指发生在核心网络成员企业和辅助网络中的公共服务机构、集群代理机构之间的知识流动渠道和过程 (图1中的 (2) ) 。该类学习机制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机构为集群提供劳动力培训和教育、人员从辅助网络向集群核心网络的流动、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核心网络和辅助网络间的正式沟通机制、公共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等五种类型。基于外围网络的学习机制指发生在外围网络和核心网络、辅助网络间的知识流动渠道和过程 (图1中的 (3) ) 。如外部技术机构对集群的技术支持, 外部高校对集群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支持等。魏江等通过对浙江省的7个产业集群的实证调查, 得出集群企业之间人员交换与流动不是最主要的集群学习机制, 而员工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可能是集群学习的主要途径。

在企业集群内部, 少数企业在学习的活跃程度和学习绩效方面明显优于其他企业, 它们可以说是企业集群学习中的学习明星或学习能力高位势企业, 创造了集群中的大部分知识流, 而其他大多数企业则专注从外溢知识流中获得补给, 即开展后续性学习。魏江和叶波把这些学习明星企业 (或学习能力高位势企业) 称作集群中的学习代理人, 并提出企业集群学习的代理模式。这种基于学习代理人的集群学习模式和企业集群学习的“雁阵学习”模式的实质是相同的。

(资料来源:魏江、魏勇, 产业集群学习机制多层解析, 中国软科学, 2004 (1) , P121;李军晓、黄文馨, 嵌入全球竞争的学习型企业集群,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5) , P136。)

Carbonara (2004) 发表于《技术创新》杂志上的一篇题名“集群的创新过程:一个认知的角度”的文章中讨论了三种不同类型集群的学习机制 (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发现, 集群的学习机制主要有:干中学、用中学、当地化学习、专业化学习、集体学习、研发学习和互动学习。这些学习机制在不同类型的集群中表现不同。

(资料来源:Carbonara N., Innovation process within geographical clusters:a cognitive approach, Technovation, 2004, vol.24, P23。)

六、企业集群学习的述评及展望

通过上述企业集群学习的界定、分类、前提条件、学习能力和学习机制五个方面的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研究者围绕企业集群这个超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其中的学习问题, 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模式和模型。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集群学习研究已经很成熟, 恰恰相反, 该领域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加以思考。

1、其他行业的集群。学习问题大部分学者在讨论企业集群学习时依托的行业或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 那其他的集群行业、产业中是否存在集群学习现象呢?若存在, 其前提条件和其中的学习机制又会是什么样?集群学习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如何才能在实证的基础上, 针对集群学习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 达到研究企业集群学习的真正目的?

2、很多学者都提及了企业集群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但是没有人论及企业集群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对于企业集群这样一个超组织来说, 也存在绩效问题, 如果能把集群学习与集群 (创新) 绩效关系搞清楚, 不仅对研究者、集群内外企业及相关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而且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3、企业集群学习和企业集群知识管理是紧密联系的。现有的研究没有系统地研究企业集群学习的过程、机制是如何和集群知识管理相结合的, 也就是如何在集群层面上而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上管理好集群知识获取、转移、利用、开发这样一个学习过程, 这对于企业集群研究者和集群学习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4、企业集群学习过程实则是集群内外部知识的获取、转移、利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集群内人力资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集群学习的前述研究中论及了集群学习过程中集群企业间人力资源的流动、培训和教育。如果换个角度来看问题, 即把集群作为超组织来看的话, 以集群学习作为主线, 如何针对企业集群来做好人力资本的投入、累积和产出, 最终人力资本的累积能否给企业集群带来价值增值, 这些都是集群研究者和人力资源 (管理) 研究者面对的又一新课题。

参考文献

[1]符正平:中小企业集群生成机制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2]魏江、叶波:基于学习代理人的产业集群学习模式[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3 (1) .

[3]王天霞、马鸣萧:论集群层面上的集体学习[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 (11) .

[4]韩晶、王迎军:产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动态模型[J].南京社会科学, 2005 (3) .

[5]魏江、叶波:企业集群的创新集成:集群学习与挤压效应[J].中国软科学, 2002 (12) .

[6]Capello, R., 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gh technology milieux:learning versu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J].Regional Stud-ies, 1998 (33) .

[7]Camagni, R., local‘milieu’,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net-works:towards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economic space, in Cam-agni, R., (ed) Innovation networks:spatial perspectives[M].1991, Belhaven, London.

[8]Lorenz, E.,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regional labour market, unpublished research note, European Network on net-works,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RTD in regionally-clusterde High Technology SMEs[C].1996.

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研究述评篇8

关键词：企业,集成创新,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集成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各方面内容的一个系统总体, 是对企业各种要素如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等进行整合和集成的过程。

在技术发展迅速、用户需求变化多端的环境中, 要完成复杂的资源密集型任务, 采取合作的形式是共享资源、知识、技能同时实现优势互补降低风险的重要方式。要达成这种合作或者集成, 需要一定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涉及到对象间的合作与激励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基于企业层面的集成创新呢?集成创新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 而更多的建立在组织和组织间的网络联系以整合资源。集成创新的组织运作在兼顾“内部组织集成”与“外部组织集成”的同时, 综合起来就是着力网络性组织的构建与应用。即企业集成创新网络的构建。

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是指企业为获得集成创新资源、提升集成创新能力, 通过契约关系或在反复交易的基础上以及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与外部组织机构建立的彼此信任、长期合作、互利互动的各种合作制度安排。它既可以规避高额的市场交易费用又可以避免较高的组织成本, 网络合作是企业的一种合理的选择, 是创新组织形式的变革, 是解决快变市场环境下技术创新问题的一个最佳模式。

从学术研究上看, 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科研单位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出发, 采取不同的方法论对企业的创新网络进行探讨, 各有侧重点, 如创新网络的构建成因及条件分析;创新网络的模式选择研究;企业创新网络治理研究;企业创新网络与环境的关系等, 但当研究的触角涉及到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机理、运行机制及如何有效的发挥作用时, 我们就不能仅仅只站在网络的表面上, 我们必须从技术、信息、知识集成的角度上对企业创新网络形成一种解释力强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分析方法。

二、集成创新网络文献综述及述评

1. 国外对集成创新的相关研究现状

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后, 许多学者如迪隆、多西、厄特贝克等人在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 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组织、决策行为、学习能力与营销以及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指出提高技术创新效果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理好上述各种要素的匹配关系, 发挥协同作用。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新思想产生到开发、生产、营销的线性过程, 而是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与企业外的研究开发机构、大学以及其他企业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 政府、金融、文化和法律等因素也都是能够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 从而开始了集成创新的演进之路。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Marco Iansiti教授 (1998年) 在其代表作《Technology Integration》中最早提出集成的概念, 他在研究计算机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培养的过程中, 认为“技术集成管理更加有能力应付不连续的技术创新”, “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Sadler所著的《无缝隙组织》更是强调在当今企业创新管理中, 必须构建柔性的组织结构流程和创新文化以快速响应环境的变化, 以更利于集成创新。

现代集成创新已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 更多的是建立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联系以整合资源, 采取合作形式共享资源、能力、优势互补、降低风险, Snow (1997年) “网络世纪”的概念就是表达这一思想并支持Freeman (1991) 提出的, “独立公司之间的网络联系日益重要, 并成为引导产品和工艺开发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趋势推动下, 集成创新出现了两种典型的模式:组织结构意义上的集成—战略联盟;地理意义上的集成—以区域为中心的产业集群。

彼强尼 (PETRONI) 在研究了企业内部集成能力和外部集成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胜任集成”的概念;1990年, 美国学者波特教授提出, 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于一国的产业集成状况、各个产业的吸引力和公司的发展水平。随后, 有学者分别运用不同模型分析了电力产业集成整合后的绩效问题之后, Iansiti&Clark (1994) 提出集成能力 (Integrative Capabilities) 等重要概念。产业集成化实际是一种新经济复合结构形态, 一旦一个产业集成得以形成后, 其构成的诸产业间会产生良好的互动支持效应, 而且一个产业所获取的收益会向前、向后或水平流动扩散。Parthasarthy等的研究证实, 部门集成 (Functiona Integration) 、工具集成 (Tool Integration) , 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整合协调设计、制造等产品创新环节的机制, 以及外部集成 (External Integration) 是影响产品创新投入产出比率的关键因素。

Verona的研究表明, 内部集成能力、外部集成能力、技术能力、营销能力对产品创新效率和工艺创新效率都有显著影响。Durand指出, 产品开发的概念过程伴随着企业对外部知识信息的集成, 产品开发的实施过程伴随着企业内部信息、人员、团队、部门的集成, 对内外部知识交流与融合的管理影响着企业的创新绩效。Rogers则提出了以技术选择战略化、企业技术平台集成化为特征的第五代R&D管理模型。

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科研单位对集成创新有了一定的研究, 其主要研究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于集成创新要素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李宝山教授等人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一书中对集成、集成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并认为, 集成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 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 注入创造性的思维。也就是说, 要素仅仅是一般性结合在一起并不能称为集成, 只有当要素经过主动的优化, 选择搭配, 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 相互优势互补、匹配的有机体时, 这样的过程才称之为集成。

浙江大学陈劲教授提出集成创新就是技术集成加知识集成加组织集成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集成创新分析的新框架模型:战略集成层面、知识集成层面和组织集成层面。曹利军等 (2005) 认为集成创新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概念, 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及其耦合机制。其体系由过程和环境两大部分构成, 并包含各类要素。

(2) 基于产品创新视角的集成管理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的赵志等认为产品创新过程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强调运用集成思想指导产品创新过程中的管理行为实践, 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竞争合作机制将产品创新运用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为用户创新的价值, 提高企业的整体功效。提出产品创新的集成管理不是纯粹的科学管理方法, 也不是单一的技术手段, 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同时他认为要实现对产品创新过程的集成管理就必须对传统的部门管理方式进行再造, 再造的核心就是集成。

武汉理工大学的胡树华对产品创新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他认为产品创新是建立在产品整体概念基础上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系统工程, 包括需求确认、新产品构思、设计以及工艺、生产制造、商业化等一系列基本活动, 是功能创新、形式创新、服务创新多维交织的组合创新。

庄越 (2000) 探讨了现代企业产品创新集成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认为产品创新是多项技术、信息、管理的集成。江辉等 (2002) 提出集成创新是技术集成加知识集成加组织集成的概念。欧光军 (2004) 从实现产品创新管理的TCQ (时间、成本和质量) 优化的角度, 提出企业集成创新包括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并建立了面向产品创新的知识集成过程模型。

(3) 集成创新运行机制研究

孙林岩、汪应洛 (2001) 从产品创新过程的角度研究集成管理的运行体系。市场导向、质量管理、相匹配的跨部门协作团队、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支持、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作为指导原则, 由指标层、技术层和支撑层组成的集成管理体系结构。

胡树华、汪秀婷 (2003) 指出了创新平台的构成主要包括与产品创新活动相关的技术平台、信息平台和管理平台。并根据创新平台层次性、目的性和阶段性三个特征维度构建了运行机理模型。

官建成、刘建妍 (2004) 认为企业集成创新运行机制主要是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个维度。组织创新的基本要素有战略、结构、文化、工作流程和人力资源制度等5个方面, 构成技术创新的基本要素有技术路线、研发机制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方面。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各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并采用O-T map工具发现技术和组织的相互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技术、组织和产品竞争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4) 基于产业的集成创新体系研究

张立、王学人 (2002) 对我国产业集成的问题、成因及对策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并且指出应该以引入产业集成的思路培育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黄建康 (2004) 从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对产业集成进行了分析。张贵、周立群 (2005) 在《产业集成化:产业组织结构演进新趋势》一文中, 以信息时代为背景, 研究了我国产业实现国际化的战略问题。苏志炯, 张贵 (2005年) 认为, 产业集成可以使产业组织形成“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的“正反馈”, 一方面使“集成化”成为标准之后可以锁定合作伙伴和顾客, 增强报酬递增效应;另一方面, “集成化”使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成为市场的垄断者, 其网络效应的“正反馈”使任何企业与其竞争都要付出比以往大得多的代价, 从而确立其在市场上的领袖地位。

袁莉、刘鞠林 (2006) 提出, 集成创新是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 并探讨了高新区集成创新的实现途径;何山 (2007) 进行了产品一产业一区域集成创新研究, 通过围绕从产品创新到产业创新、从产业创新到区域创新的纵向集成问题, 提出了产品一产业一区域集成创新的点线面原理;研究了产品组合创新与产业纵横集成、区域网络化集成的集成对象;探讨了创新能力、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绩效的集成评价。

三、述评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在产品集成创新、集成创新要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其局限性在于:

(1) 研究单个功能集成的多, 对各种功能综合集成研究的少, 对产业集成创新体系的全面研究和系统研究更少。当前的研究还处在“一片丛林”的混乱状态时期,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或者行业提出了基于自身实践的以创新应该集成的要素。

(2) 对要素集成的意义、作用和效应研究多, 但对要素集成的实施、运行和控制研究 (即其实现的方法) 研究少。从当前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 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对过程、技术方面的实现方法方面, 同时, 研究单个组织内集成的多, 研究多个组织跨组织集成的少。

(3) 主要集中在对“实”的集成研究, 大多集中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因素本身, 对结合时代主题的“空间集成”的“虚”研究较少, 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文化等非技术因素及时空因索对集成创新过程和绩效的影响。同时主要将集成创新的思路应用于微观层面。但将集成创新原理应用于宏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少见。尤其缺乏从区域产业层面, 用集成创新的思想来设计区域产业集成的演化路径和形成机理。

参考文献

[1]胡树华汪秀婷:论产品创新网络.中国机械工程, 2004, (18) :1657-1660

[2]官建成刘建妍:产品竞争力的源泉---技术和组织的集成创新.中国机械工程, 2005, (4) :332-337

[3]李序南李必强:企业技术创新集成管理与集成功能模块.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2) :97-99

[4]李文博郑文哲:现代企业的集成创新及其综合评价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4) :66-68

企业合并商誉的研究述评篇9

关于商誉的定义:Johnson and Petrone (1998) 认为商誉是资产的有效组成部分, 是具体资产要素的整合。葛家澍、杜兴强 (2007) 将商誉界定为: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的一切有利因素和情况;未来超额利润的预期贴现值;个体与总体价值差异。刘永泽、傅荣等 (2009) 认为商誉是由企业因所处地理位置、信誉、运营和经验积累形成的无形价值, 并认为这种价值能使企业获得超额社会平均收益。由此可见, 商誉是企业价值的一部分, 并能给企业带来超额预期盈利能力, 它是一种不可辨认的无形价值。

合并商誉是商誉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在财务报表中属于一种特殊的资产, 同时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水平。早在1926年, 杨汝梅就将商誉性质归为:“企业中特殊亲善之结果” (杨汝梅, 192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Eldon S.Hendriksen (美) 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中将前人对商誉性质的研究总结为“三元理论”, 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价值论和总计价账户论。目前三种理论中, 超额收益价值论得到了会计界的广泛认同。

二、国际、美国、中国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会计处理方法

(一) 国际会计准则合并商誉的处理规定

第三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3) ———企业合并中, 对确认计量商誉和廉价购买利得进行了规范。购买方应该确认超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商誉:转移对价;并购日获得的可辨认资产和承担的负债的净额。没有对价转换合并商誉的, 购买方应使用估值技术确认在被购并方的权益。

第三十六号国际会计准则 (IAS 36) ———资产减值部分, 关于现金产出单元分配商誉中指出, 一项企业合并确认的商誉是一种代表未来经济利益的、由企业合并时获得的其他资产引起的、不能单独识别的资产, 脱离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商誉不能产生现金流, 商誉通常能引起多重现金产出单元的现金流。在商誉出于内部管理目的监视的最低层次实体中包含大量现金产出单元, 它们现金相关但不能被分配。

当涉及现金产出单元的商誉未被分配时, 应按年度进行减值测试。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减值时, 应对比该单元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当可收回金额超过该现金产出单元的账面价值时, 商誉未发生减值;当该单元的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时, 该实体应确认为减值损失。对于商誉减值损失的冲回问题, 准则规定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在后续计量期内不应转回。

(二) 美国会计准则合并商誉处理规定

美国2007年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1号修订案 (SFAS No.141R) ———企业合并中对确认、计量商誉和廉价购买利得进行了规范。该公告要求购并者在并购日确认商誉并要求其作为残余计量, 多数类型的企业合并会导致合并商誉的出现。

美国会计准则中对商誉的规定主要在SFAS No.142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中体现。关于商誉减值问题,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认为, 商誉不应该被摊销, 应该按会计报告期进行减值测试。减值就是商誉账面价值超过其暗含公允价值的差额, 商誉仅可以被作为残余间接计量。当非控制性权益存在时, 商誉的减值测试与使用并购日计量非控制性权益的方法一致。处置报告单位时, 报告单位的商誉应当包含决定处置利得或损失的账面价值。

关于商誉减值测试的会计准则更新 (ASU 2011) 中就实现合理商誉估值减值损失进行计量。商誉减值测试分两步进行:辨别潜在商誉减值和计量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对于第一步来说, 如果报告体的账面价值比零大或者其公允价值超过账面价值, 报告体的商誉没有减值;若报告体的账面价值为零或负值, 第二步应该进行以尽量减少损失量, 为此引出的质量法 (Qualitative Method) 大大简化了测试的复杂性, 节省了信息提供成本。可见, 报告体的账面价值是确定减值测试的基础。

呈报方面, 商誉总量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被列报在财务状况表上。商誉减值损失的总量在持续经营取得收益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呈报在收益表上, 除非企业停止经营时。

(三)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合并商誉的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CAS 20) 规定,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应确认为商誉。初始确认后的商誉, 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损失的金额计量。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难以独立于其他资产为企业单独产生现金流量, 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收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不应当大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所确定的报告分部。

商誉账面价值按照相同的关键假设分摊到上述多个资产组、且分摊到每个资产组的商誉的合计金额占商誉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重大的,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说明这一情况, 并披露下列信息: (1) 分摊到上述资产组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合计。 (2) 采用的关键假设及其依据。 (3) 企业管理层在确定各关键假设相关价值时, 是否与企业历史经验或者外部信息来源相一致;如不一致, 应当说明理由。

(四) 合并商誉准则规定国际比较

1. FASB与IASB比较。

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都要求使用并购法而不是权益结合法对企业合并进行处理。两者在商誉的确认计量和减值测试上逐渐趋同, 同时两者都认为商誉的减值损失不可转回。两者的主要差别是在被并方非控制性权益计量要求上。SFAS 141R要求购买者按并购日公允价值计量一项非控制性权益, IASB 3给购买者一种选择, 即每一项企业合并购买者可选择并购日公允价值或者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权益比例计量一项非控制性权益。

在商誉减值测试方面, FASB是分两步进行减值测试的, 比较报告单位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为使减值测试更加便捷化, 2011年FASB更新了商誉减值测试方法, 用质量法替代原来的两步测试法。IASB中的实体采用不同的减值模型, IAS 36资产减值中的商誉规定单步法比较现金产出单元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 (扣除出售成本的公允价与使用价值孰高计) 。

在不可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减值上, FASB规定商誉包含在现金产出单元中, 其他不可确定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要单独测试;IAS 36规定应对包含商誉的现金产出单元进行减值测试。

2. CAS与IFRS关于合并商誉问题对比。

CAS 20与IFRS 3都认为商誉属于一项资本, 并要求将其列示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在对负商誉的处理上, 通过对并购方和被并方各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调整来避免负商誉的产生, 调整后仍然存在的直接确认为利得。

在商誉的后续计量上, 两者都要求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CAS 20对重新调整后仍存在的负商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IFRS 3出于谨慎操作的考虑, 通过进一步减少获得资产的公允价值来避免资产被高估, 直到减计至零, 这样仍存在超额剩余的部分才确认为利得。

3. 基于以上准则的总结。

总体来说, 作为一种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上述会计准则都在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进行准则制定成本和准则社会效益之间的权衡。在对合并商誉的规定上, 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逐渐实现了趋同, 虽然在对减值测试的处理上IAS 36应用了估值技术, 并和SFAS No.142两步减值测试法略有不同, 但美国随后更新的ASU 2011从本质上来看和国际会计准则并无异议。

中国会计准则在合并商誉方面, 整体上是随着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而变化的, 考虑国情, 并未废止权益结合法的使用。相对而言, 中国会计准则更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 但CAS对合并商誉的规定更笼统一些。此外, CAS引入IFRS的“资产组”, 企业至少应于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一次减值测试, 将负商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这些规定与美国会计准则存在差异。

三、国内外合并商誉的主要研究方向

当前国内外合并商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合并商誉减值问题研究

对合并商誉减值问题, AAA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2001) 通过对权益估价模型中的剩余收益模型 (RIM) 和折价现金流量模型 (DCF) 进行分析, 指出两种模型都受不适当的未来现金流预测负面影响。他们虽然认为购买商誉的减值测试并不能保证比系统摊销更适当, 但是并没能改变随后趋同的两大准则对商誉不再进行摊销而在随后的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的规定。

一些国内外的研究者试图从商誉的减值原因和影响角度探讨商誉减值损失问题。傅胜坤、卢静 (2010) 认为合并商誉减值的原因由被合方可辨认资产受损、被并方非可辨认资产受损和被并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被低估引起的。而Zining Li、Shroff等 (2011) 从商誉减值损失的原因和影响角度探讨了商誉减值损失问题, 通过市场参与者对宣布的商誉减值损失的反应检验了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都会下调公司的盈利预期, 同时发现损失的负面影响显然处在不同的报告制度下。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商誉减值是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指标, 企业有不报告这种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Carla Hayn、Hughes (2006) 试图分析商誉减值的领先指标, 财务披露帮助投资者有效预测商誉减值, 得出初始收购的特性在最终商誉的冲销上比收购实体性能的分部披露效果更好。他们同时得出商誉冲销速度落后于商誉经济减值的速度, 在预测商誉减值时新报告制度———SFAS 131和SFAS 142不大可能提高可用性和财务数据质量。Bens、Heltzer (2011) 从市场反应角度探讨了商誉减值的冲销问题, 冲销已减值的商誉, 会给市场传递负面影响, 市场投资者在选择该公司价值投资时会趋于更加谨慎。

Chalmers、Godfrey (2011) 通过对比商誉摊销和商誉减值两种计量方式的收益和公司投资机会的实证检测, 认为减值方案更好地反映了商誉的潜在经济属性。Franceschi、Chang (2012) 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商誉减值损失之大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加大研究力度。根据财务主管基金会和达芙、菲尔普斯2012年商誉减值研究执行和近期发布的数据, 美国公司从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到2011年五年间商誉减值高达3 300亿美元。该文从投资者对商誉减值的重视角度, 围绕注册者商誉减值测试的三个常见估值问题:注册者市场报价适用性和相关性、权重分配给复合指标的恰当性和用于任何收益分析的折现率的合理性述说。

(二) 合并商誉盈余管理研究

陆正华、戴其力 (2010) 实证分析了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 认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很大,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Zining Li、Shroff等 (2011) 也认为企业有不报告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陈翔 (2011) 指出利用有对赌性质的协议分步实施并购计划来达到避免确认合并中的高额商誉, 这种规避商誉减值风险的行为在实务界日渐成风。这种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及其产生原因难以界定, 更多的是盈余管理动机。

审计师同样能利用已有准则规范察觉到管理层进行商誉盈余管理操作的可能性。Kati、Jani (2013) 以芬兰为实证对象分析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审计师是否能察觉到商誉会计中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通过对523个KHT审计师进行电子问卷, 23.5%的回复率得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1) 经理人在商誉冲销决定时有投机行为, 存在盈余管理动机; (2) 对IFRS商誉会计处理程序持赞同态度, 四大审计师赞成IFRS对商誉会计的规定。该文以审计师对公允价值和商誉的视角进行分析, 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三) 对自创商誉的研究

董必荣 (2004) 从资源的角度对自创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特性和其他特性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自创商誉的“资源基础竞争优势观”。笔者认为, 对于这种资源优势能否充分显现及真正发挥效率有待进一步研究。杜兴强 (2011) 对商誉的内涵和确认进行了分析, 认为商誉的构成应更“干净化”:只包含合并商誉和被并购企业的自创商誉。

洪蓓、于亦铭 (2012) 认为从商誉的本质属性角度, 应将商誉定义为市场对企业可持续商业履行能力的综合价值体现, 是企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无形资产。并认为目前各国及IASC对商誉的定义脱离了其实质, 并不符合会计确认的标准。

卿固、毛麒麟 (2012) 把巨额商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自创商誉的不确认、合并商誉减值规定、并购方和被并方整合产生的超额集合价值以及多方价格竞争的影响。认为自创商誉可以通过公允价值予以计量, 在具体确认与计量时, 可按权责发生制反映已获得的超额收益, 而不是预计可以获得的超额收益。

(四) 负商誉 (NGW)

关于负商誉的存在性, Eldon S.Hendriksen认为负商誉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 因为更高的公允价值会增加被并购企业出于获利目的的操作。李玉菊等 (2010) 同样持此种观点。

Comiskey、Clarke等 (2010) 基于涉及负商誉收购交易的样本数据, 通过实证检验了该研究并没有提供市场重视负商誉这种令人足够信服的证据, 也就是说负商誉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随着SFAS No.141R要求对并购交易利得的披露, NGW更可能得到市场的重视。

蒋欣然 (2012) 认为, 当负商誉占合并成本或当期利润比重较大时, 应该分期计入损益, 这样可避免因负商誉数额较大时给合并企业的当期损益带来不真实的负面影响。

(五) 企业价值与商誉关系研究

Godfrey、Koh (2001) 发现,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商誉信息的关注度要远远超过可辨认无形资产的, 从而说明合并商誉更具有价值相关性。杜一涛 (2008) 从企业价值视角探讨了自创商誉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论述了商誉及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认为自创商誉能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并使企业获得持续价值增值。

杜兴强 (2010) 实证结果显示, 企业市场股价与商誉显著正相关, 并且与其他资产相比, 商誉对企业市价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其他资产。胡燕、张新妍 (2012) 则实证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确认的合并商誉资产与企业盈利能力和股价显著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商誉信息披露能够给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

四、小结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合并商誉已有文献研究, 首先对商誉和合并商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初步分析了合并商誉的性质, 即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资源。然后, 对国际、美国和中国会计准则中对商誉的规定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 详细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合并商誉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对合并商誉的实际研究情况中, 国外一些会计杂志 (如JAE、JAR、AR) 最近几年的商誉文献研究侧重于商誉减值测试和盈余管理方面, 国内的知名学者侧重于对商誉的界定和商誉会计处理的规范上。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国外和国内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的, 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断深化, 商誉会计的国际趋同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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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研究述评篇10

[关键词]图书出版产业产业发展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3）01-0057-04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图书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2011年总产值达到644.4亿元，实现增加值225.3亿元。然而，在图书出版业大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美国出版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02—2008年，整个行业年销售收入仅仅增加了1.6个百分点，而利润则普遍缩水；小林一博（2004）[1]发现从20世纪末开始，日本图书出版市场出现出书过滥，退货堆积如山，发展停滞的“出版大崩溃”局面；周蔚华（2002）、巢峰（2005）[2]和李智慧（2011）[3]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图书生产量持续上升，但定价水平、销售增长率不断下降，财务成本和库存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利润越来越薄的“滞涨局面”。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拓宽了图书出版产业链的边界，产业外的企业纷纷参与、甚至主导着图书出版新产品的生产与经营。产业内企业经营策略失误，或许是引致产业困境的因素，但是，企业经营战略不能适应产业链的演化，可能是影响产业发展更重要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对图书出版产业链演化与企业经营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对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移动数据传播技术的成熟和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对图书的创作和传播都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1.1互联网发展和计算机普及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影响，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布莱克曼（Blackman，2004）[4]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行业带来的影响；而周蔚华（2002）[5]从具体操作模式上来探讨了网络出版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克（Keh，1998）[6]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作家的写作方式、编辑技术、印刷技术产生根本性影响，也使人们对印刷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对产品的传递方式和途径也带来变革。对于给出版业生产销售带来的影响，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写作和编辑方式上，戈麦斯（Gomez，2011）[7]发现互联网实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式写作；在出版方式上，莫里斯·罗森塔尔（2009）[8]认为互联网能够使作者跳出出版商的约束，实现自主出版；在图书传播途径上，丹尼尔斯（Daniels，2006）[9]认为互联网缩短了出版商和顾客的距离，实现了数字传输或者网络书店卖书，对于图书发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1.2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发展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电子书和手机阅读是对传统纸质阅读发起挑战的新文化消费方式。冈特（Gunter，2005）[10]对香港图书市场，克拉克和菲力普（Clark&Phillips，2008）[11]对英国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电子书以其阅读的便利性成为一种新型图书文化消费方式，并日趋流行。国内学者肖洋和张志强（2011）[12]分析了包括亚马逊的Kindle等电子书在国内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态势和运营模式。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电子书市场在国内外基本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化消费业态，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但是主导发展的是电子设备生产企业。智能手机的出现，解决了人们“碎片化”时间阅读问题，手机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佩帕德和瑞蓝德（Peppard&Rylander，2006）[13]、夏光富和刘应海[14]等学者们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手机文化消费热潮，剖析了其商业模式，并从图书出版企业角度，分析其如何通过手机新闻和文学故事制作的方式，广泛地参与到手机文化价值创造的分配网络里。

互联网阅读、电子书和手机阅读的流行，使图书文化传播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向全媒介传播方式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长尾需求（Rubinson，2008）。图书文化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加上多功能的阅读终端日益丰富，使图书的出版内容和销售网络出现媒介融合态势，拓宽了图书出版产业的价值创造领域（尹章池和郭慧，2009）。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图书消费新模式日趋成熟，依靠政策呵护形成垄断优势而成长起来的图书出版业面临着产业链的演化，其产品特性和盈利模式相应发生改变。产业内相关主体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产业链演化。

2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措施

面對产业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转型问题。

2.1构建出版内容品牌优势

在图书出版产业演化过程中，依托现有优势，进行产业的有效拓展，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不论传播媒介多元化如何发展，图书文化传播的内容却是同一的，所以图书出版产业在演化过程中，应该以“图书内容”为依托，推出强品牌产品，从而拓宽以品牌为基础的盈利模式。安索黎，罗伊尔和约翰逊（Anthoney、Royle&Johnson，2000）[15]研究英国的儿童出版物市场，发现图书品牌能够有效实现产品的多媒介传播。而“内容”的质量是品牌的基础，提升写作质量是提升品牌最好的方法，里克斯（Rix，2007）[16]认为出版商可以通过聘用自由作家和校稿者来提高出版内容的质量，从而提升品牌影响力。而新的编辑方式的出现，也创新了“内容”写作方式，王干（2010）[17]认为网络文学所形成的互动式文学创作方式，使文学作品平民化、自由化、开放化、交互化，使文化内容更能适应市场需求，从而提升出版单位的品牌影响力。

2.2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优化文化内容的质量后，面对着多媒介化的需求，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必不可缺，刘和饶（Liu&Rao，2005）[18]研究表明数字化印刷技术的实现可以使出版商生产媒介多元化的图书产品。田和马丁（Tian&Martin，2009）[19]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对图书出版企业带来了内容制作、物流方式、内部管理、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影响，便利了出版商的服务方式，创新了图书出版的商业模式。针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刘灿姣和黄立雄（2009）[20]从商业模式上，提出传统图书出版企业应该通过内容整合、渠道整合、技术整合和资本整合等方式，来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具体到发展措施，左健和孙辉（2010）[21]认为图书出版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数字集成技术，打造出版商的数字图书馆，为数字出版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源。在发行模式上，金雪涛和唐娟（2011）[22]认为数字出版应根据消费需要，采用电子书、数据库、在线教育多种产品形式，实现图书的数字传播。当然，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新媒介传播，同时对传统纸质出版也带来了创新，可以实现作者的自主出版（Tian等，2009），还是可以实现按需出版（Milliot等，2010；金雪涛等，2011）。

2.3促进传播媒介的融合

图书出版传播媒介的融合，是产业发展新的方向。很多学者分别从互联网产业、电子设备产业和电信产业的角度来探讨媒介融合与图书产品对接的问题：刘阳和周澎民（2010）[23]探讨互联网运营商主导下，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进行文化创作和传播的商业模式；任殿顺（2010）[24]探讨电子书这一新媒介产品，在电子设备生产商主导下，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虚拟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和硬件制造商之间的功能定位和协同机制；巴恩斯（Barnes，2002）[25]从手机运营商的角度，分析文学出版、新闻如何参与到手机商业链的价值分配当中；张新香、胡立君（2010）[26]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探讨其在开展数据业务过程中，拓宽图书传播方式的意义。无论哪个产业在主导着新媒介对文化的传播，吴利华、张宗扬和顾金亮（2011）[27]认为，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图书出版应该利用多媒介传播的发展，突破自身路径依赖，在上游增强与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在下游增强与电子设备制造商，以及娱乐业、旅游业等其产业协同，拓宽自身产业链，把价值链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产品形式中来，促进产业升级。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化消费出现了媒介多元化趋势，这也使图书出版产业传统经营的领域受到其他产业的侵蚀，图书出版产业应该明确这些因素给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依托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链演化方向。我国图书出版业有着不错的内容资源和基础优势，但在其他产业主导的新媒介传播上，存在着资源渠道共享的劣势（吴楣，2007）；产业应该整合市场拓展、媒介多元化和传统产业链三个维度（程肖芬和于航，2009）；在加强内容品质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成功模式，按照教育类、大众类和专业类三个方向来构建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史海娜，2008），把价值链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产品形式中。这样，从根本上说，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应该转变增长方式，成为精品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并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在适应新的文化需求转变的同时，重构产业链和价值链（陈昕，2008）[28]。

3产业链演化下图书出版企业经营模式的探讨

显然，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给产业内企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面临着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机遇，学者们更多地是探讨产业内企业的融资便利（曾凡斌等，2010），以及融合后如何使用资金的问题，如进行资本运营（何志勇等，2010；殷宁，2010；陈邦武，2010），甚至多元化扩张等行为（王谷香等，2011）。已有的研究表明，产业发展的外围环境变化，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杨桂丽和王相林（2008）[29]指出，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应该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从产业链整合的角度，把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然后对某一价值链环节进行投资，而不走纵向整合道路。有学者研究了图书出版企业基于传统产业价值链环节的投资，宫本和惠特克（Miyamoto&Whittaker，2005）[30]研究发现，在日本掌握着渠道控制权的图书批发商利用其垄断优势，成为产业链主体，通过关联持股，进行产业链整合，控制着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李春成和朱丹红（2010）[31]借鉴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出版批发商主导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国出版企业产业链整合提出相关建议。不过，方卿（2007）[32]认为我国对出版发行领域的有限管制，并不能使各种资本依靠市场的逻辑，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链进行价值整合。然而，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拓展了图书出版产业链的空间，梁智勇（2009）[33]指出，图书出版产业外的内容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电子产品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绕过了行业管制壁垒，间接地进入到产业内，创新着产品消费模式，并利用各种方式分享着产业利润。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探索性地研究了图书出版企业基于新产业链框架下的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的投资模式：王冰（2011）[34]利用我国图书出版类上市公司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新图书出版产业链每一环节的途径链价值创造能力，发现编辑、发行和衍生产品环节是最能够创造利润的产业环节；然而盛虎等（2012）[35]的研究发现，我国图书出版企业在传统产业链下的产业环节投资仍是主流，而在新媒介领域的投资只有比较少的企业进行探索，并且没有形成实际产能，很少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在产业管制进一步放开的背景下，在产业外企业主导产业新产品开发的模式下，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应该站在演化后的产业链高度，分析產业价值环节，构建新的投资战略，布局关键性资产，成为产业链演化的领导者。

4总结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化消费出现媒介多元化趋势，外围环境的变化给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其产业链发生了演化。产业相关主体应该从提升品牌影响力、发展数字出版及多媒介传播等方面，把握产业链的演化方向，成为产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者。图书出版企业作为产业发展主体，应该利用产业链演化带来的机遇，立足“文化内容制造商”角色，站在产业链的高度，挖掘产业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摆脱原有全产业链投资模式。基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优势，重新构建自身的投资战略，形成有竞争力的资产，在为产业的发展注入创新内生动力的同时，自身也获得更多的价值创造，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自身的力量。

注释

[1]小林一博著；甄西译.出版大崩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巢峰.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兼论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J].编辑之友，2005（1）：4-14

[3]李智慧.基于2005—2009年图书生产、销售和库存数据的比较分析[J].编辑之友，2011（10）：23-26

[4]ColinBlackman.Payingtheprice：thefutureforEurope’smediasector[J].Foresight，2004（5）：292-301

[5]周蔚华.网络出版的兴起与出版的范式的转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112-118

[6]HeanTatKeh.EvolutionofthebookpublishingindustryStructuralchangesandstrategicimplications[J].JournalofManagementHistory，1998（2）：104-123

[7]J.Gomez.Books，BytesandBusiness：ThePromiseofDigitalPublishing[J].PublishingResearchQuarterly，2011（27）：96-97

[8]莫里斯·罗森塔尔.按需出版：国际图书印刷与营销新途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9]DanielsM.Bravenewworld，digitisationofcontent：theopportunitiesforbooksellersandthebooksellersassociation[M].London：BooksellersAssocia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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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ePeppard，AnnaRylander.FromValueChaintoValueNetwork：InsightsforMobileOperators[J].EuropeanManagementJournal，2006（2）：128-141

[14]夏光富，刘应海.手机文化产业价值链分析[J].编辑之友，2010（1）：82-85

[15]AudreyAnthoney，JosephineM.Royle，IanM.Johnson.TheUKchildren’spublishinghouse–adaptingtochangeforthemultimediamarket[J].ElectronicLibrary，2000，18（4）：269-278

[16]AnneRix.FreelanceEditorsandProofreaders[J].NewLibraryWorld，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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