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研究

理性研究（精选十篇）

理性研究 篇1

一 “自然之镜”:科学合理性的实在论依据

传统科学哲学理解的科学合理性, 首先是指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 这表现为一种强“合理性”。瑞格斯总结说, “在标准科学观看来, 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发现有关外部世界的真理。科学研究是由公正的研究者通过逻辑和经验事实进行科学活动的。并且科学家工作的成果公开由公众检验, 可以通过检验和批判保证它们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1], 科学以其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面貌, 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所具有的绝对的真理性。人们强调知识是对某种人类经验、生活或客观世界的反映, 至于科学知识, 它是科学家在对自然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 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在这一意义上, 正如罗蒂所描述的:人的心灵是一面“自然之镜”, 科学知识就是一面映射这种实在的“自然之境”, 是关于自然的确切描述、真实客观的理性知识。

这种知识或认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知识确定性的实在论依据, 这是近代科学研究和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近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主客体的二分, 把科学知识解释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产品。这样, 从研究对象来看,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它所极力消除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的痕迹, 以达到绝对客观性的程度, “实在论倾向于强调物质世界对表象结果的影响, 并且缩小其中人类力量的作用, 对于实在论者而言, 科学家及其工作在本质上是透明的……一旦应用正确的工具, 探索者 (实验者) 和制图者 (理论家) 在本质上就与最后结果的图像无关了”[2]。这样, 在自然世界与科学理论之间, 就达到了某种互通, 科学知识直接反映了自然实在的规律, 而个人的因素是科学研究需要摒弃的成分。科学知识的合理性, 正是以外部实在的客观独立性为前提的。

在传统自然科学, 特别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传统物理学中, 这种实在论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科学家 (主体) 对自然界 (客体) 的作用并不干扰客体本身的状态或性质, 科学家通过客观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客体的真实知识。而且, 科学家所使用的测量仪器也并不干扰客体的状态, 可以准确地测量客体的性质。这样一来, 在科学家的知识信念与自然界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这也保证了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只有这样的客观知识才是合理的。

其次, 由于科学是一项客观性事业, 由此我们必须尽量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 才能达到真正的合理性:“所有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基础的前提, 就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关于事物之普遍本性的信念”[3], 它重点强调的是科学的“非个体性”特征。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分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 即使难以彻底根绝的话, 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 科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冷静客观, 排除情感纠缠的过程。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主张科学家不仅应该对科学猜想的结果持中立的态度, 而且应当设法来反驳它, 科学家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猜想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处之。以理性精神来克服由于个人因素 (情感、利益、价值观等) 造成的知识误差。实在论所设定合理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坚持外部实在是完全超越于人类主观意识而存在, 外部世界能以图像或者符号的形式, 反映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这样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科学的价值中立思想。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 人们视科学为一项理性事业 (尽管从培根、休谟开始, 就对社会因素给予了一定认可, 认为社会因素可以通过人的感知来扩展知识, 但社会因素的负面作用还是首位的, 是要加以克服的“假相”) 。特别是在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后, 逻辑实证主义随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 它们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停留在理智哲学范围内, 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检验、证明还是知识的标准、意义问题, 它们都坚持在经验和逻辑范围内的检验和证实原则, 而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在知识论中只是一些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

最后, 知识合理性与真理联系起来, 将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归结到了它所反映的外部事物身上, 科学的真理性在于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科学知识是关于外部实在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 具有真理性, 哈贝马斯曾对此做过一个经典的表述, 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成, 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这就是说, 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利用它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时的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形式简单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科学真理观的影响, 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心目中科学是绝对正确的, 它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真理的代名词, 它要求我们不再把自然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 而是把它与真理知识等同起来。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坚持科学真理论, 希斯芒多总结说, “我的最低限度的实在论 (minimal realism) 认为, 实验者充分操作的实体是存在的, 研究者对这些实在的性质有所了解。它还主张, 获得真理论是科学家的目标之一, 并且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 (overriding arm) ”[2]7, 它最终总要将知识归结为真理或不断趋向真理;其二则在于承认真理是外部实在与理论的符合, 即符合真理论。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说明, 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有关“世界的本来面目”给出真实的描述, 对科学理论的接受意味着它为真信念。此外, 真理符合论又是和实在论承诺联系在一起的, 符合论是要强调与外部自然的一致性, 这里就必然承认实在的存在。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自然科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模式, 整个近代认识论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的。

二 “方法论崇拜”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论证是方法论的辩护。方法论的合理性, 普特南称之为“‘方法’崇拜”, 他这样写道, “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 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 借助于它, 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 并且, 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 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 那么合理性 (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 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4]。所以, 科学受到固定规则和方法的支配, 它遵循着一套发现真理的特定程序。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 当伽利略用“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物理学时, 自然科学就面临着合法性的辩护问题——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何以使人信服, 如何保证这种知识的正确性呢?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对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正是从科学的方法论角度进行的:科学建立在可直接经验的事实基础上, 然后通过归纳、逻辑推理、数学方法形成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按照理性的方法, 都可以独立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这样, 近代科学利用精确的观察-实验方法, 建立起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的理论或规律。科学据此成为一项理性的事业, 科学因此而具有合理性。所以, 经验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强调, 科学知识是通过经验归纳和实验的分析而获得的, 归纳方法是科学认识活动的重要保证。

为此, 牛顿也曾声称, 在实验哲学中, 科学命题都是从现象中导出, 然后通过经验归纳而使之成为一般的定律。并且他还断言:“我们应当力戒假说”, 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 而这样一种假说, 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 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 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因为假说既不是一个现象, 也不是从任何现象中推论出来的, 只是一种“臆断或猜测”。为了同传统的思辨哲学划清界线, 牛顿强调, 理论应该完全是由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推演出来的, 不能包含任何个人的想像或臆断。通过在主观上排斥从理性出发的经验假说方法, 牛顿试图确保理论成为直接来源于经验世界的终极真理, 利普林总结说, 这种方法论合理性是“建立理论过程的合理性, 通过这种方法科学理论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5]。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后, 他们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标本, 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和逻辑法则, 把科学理论重建成一个演绎系统, 把科学建立在仅仅由“经验”和“逻辑”因素构成的前提之上。具体而言, 一个理论的接受和拒斥归根到底取决于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因素, 而对方法论规则形式化说明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规则和标准在使用中保持客观, 不受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 所以, 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 并且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2]8。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科学、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它是科学家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 在经验观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界探索的结果。

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经验事实的客观支持和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与实在或现象的符合。逻辑实证主义明确地在创造性思维的语境即“发现的语境”和正统的科学说明的语境的“辩护的语境”之间作了区分。“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坚持在发现和确证语境的基本区分, 他们主张从后者的立场出发科学知识就有了理性的保证”[6]。但“在实证主义传统中, 赖辛巴赫的区分转变成了学科之间的劳动分工。自然科学家处理科学知识;哲学家的身份不过只是他们的女仆, 帮助整理逻辑上的混乱;而社会学家仅仅关注在观念的偏离方面:科学的错误、错误的信念和对理论的非理性抵制。关于这些偏差的社会学解释是犯错科学家在他工作中的不合适的社会位置或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发现的, 它们允许个人、社会或其他因素会歪曲知识。社会学家主要集中在科学家和科学机制方面, 而非是科学知识”[7]。所以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 科学发现被视为科学家主观性的过程, 它只适合于描述, 只跟科学家的个人心理特征和相应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在排除了科学发现问题以后, 科学哲学的任务就只是对剩下部分的理性分析。科学据此成为一种理性的事业, 科学合理性以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作为基础。

所以科学的合理性, 主要在于科学方法的客观有效性, 按照巴伯的说法就是: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从科学哲学研究过程来看, 科学建立在使用精确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得出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 它在实验和观察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因此科学是纯客观的, 与人的主观愿望, 个人私利等价值因素无涉, 这正是科学合理性的最根本特征, 也是我们理解科学合理性的最常见观点。

三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科学合理性

以上我们在分析科学合理性问题时, 表明了认知范式合理性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困境, 即知识合理性的实在论辩护和方法论的归纳辩护难题。事实上, 这种困境正如拉卡托斯借鉴康德所概括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 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以上我们所分析的科学合理性模式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一种科学哲学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合理性, 那么它在理解科学史时是以辉格式解释 (whig understanding) 为代价的;如果一种科学哲学成功地理解了科学史, 则这种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建构则是不完整的。进一步讲,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把人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 变为单纯的认识者, 抽象化为纯粹的意识者, 又从自我封闭的意识主体出发建构认识论体系, 在抽象的主体意识中寻求知识合理性。其实质就是哲学家们通过思维的抽象, 把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从感性实践生活中脱离出来, 使之成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独立力量, 在狭隘理智范围内对知识基础和本质进行固定化、绝对化的理解。胡塞尔这样写道, “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 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 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 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8]。在此背景下, 生活世界领域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成为理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并日益显示出丰富的内涵。

自此很多科学哲学家也都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生活领域。历史学派第一次将合理性的范围扩展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等文化的广阔领域, 从此合理性就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认识或知识论问题, 为此劳斯指出, “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尝试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莫属”[9]。特别是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它针对传统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主张, 社会建构论试图将合理性纳入社会解释之中, 从而取消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地位。由此科学哲学开始从回归生活世界理论出发, 由理论哲学理路开始向实践哲学方向发展。

其中, 建构主义将理性的、不证自明的“逻辑”划归于社会“协商” (negotiation) 过程:“推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特征, 是社会强制性的存在方式。”布鲁尔以欧拉的“V-E+F=2”公式为例指出, 数学证明远非人们相信中的那样牢不可破、具有完全的严密性:“人们必须对它进行创造和协商。只有创造出各种定义组成的详细构造, 定律的证明和适用范围才能得到确定”[10], 即使是最严密的数学论证也受制于社会协商的决定。强调正如不存在私人规则一样, 也不存在私人发现:“要使发现成为一项‘发现’, 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公共规则”[11]18。科学家要将自己的科学发现, 诉诸于观察、实验的可重复性, 把它们视为科学判决的最高法庭, 但作为划界标准和进行实际检验是两回事, 因为只有当发现存在置疑时, 可重复性才成为检验标准。所以, 实验的可重复性不是一个实验问题, 科学事实并不能自己决定支持哪一理论, 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本身就是社会协商的结果, 科学争论结束机制是社会的, 不是实验证据, 而是处于认识网络中部分的科学家。用社会的秩序网络说明科学观察、实验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实践中规律如何确定下来, “不是世界的统一性影响我们的意识, 而是我们体制化的信念的统一性影响世界”[11]148。事实上, 社会建构论昭示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理路。这同马克思对感性物质实践的强调, 以及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结构的分析、波兰尼的“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理论试图把知识与行动的效果结合起来都意在克服传统表象主义、理论优位的知识观一脉相通。社会建构论者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分析, 从理论上把它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研究, 在实践方面把它向常人方法学方面引导, 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研究观点。在表现形式上至少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科学的修辞研究 (rhe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根源。随着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 社会、历史等科学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 逻辑实证主义片面强调逻辑分析的方法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并逐渐试图克服传统静态研究的缺陷。

近年来, 科学哲学研究的这种实践优位 (practice-dominant) 研究理路又有了新的发展。哈金从“表象”到“干涉” (Intervening) 的转向, 以及建构主义对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强调,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哈金在《表象与干涉》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中指出, 哲学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而停留在对科学知识静态结构分析上, 因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 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干预和介入。哈金认为这种理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略了实验的作用, 但“科学史几乎是一部理论的历史, 科学哲学都成了理论的哲学, 而前理论的观察和实验却被人遗忘了”[12]150。哈金更强调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意义, 认为“观察先于理论”, 实验的任务并不是简单记录和观察来为理论提供检验, 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 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表象转入物质性干涉, 从理论转入科学实践, 以期在实验的层面上结束这场争论”[12]31。

劳斯则进一步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以及福柯的权力/知识的谱系学及拉都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等综合起来。劳斯认为, “科学哲学的现代性要求关于对科学研究做一个统一的叙事”[13], 但科学事实上是一种局域化与情境化实践活动, 对科学的理解应该从表象主义转换到了实践方面。在批判表象主义的基础上, 可以确立实践的科学观: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制造了有效的科学表象, 它更以深刻的方式改造着世界和我们自身。具体而言, 科学理论以及概念, 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 劳斯将科学实践而非理论表征概念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在他的计划中有几个部分:1) 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 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 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这些更大的模式是话语的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语言的一部分, 而是因为语言伴随着每一个事物。4) 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 在这种意义上说,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自身是可理解的。5) 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 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 而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 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14]。

四结论

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活动, 更是一种实践活动, 所以, 只有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 才能克服传统抽象的纯理论态度造成的合理性困境。在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中, 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科学本身的理解问题。对科学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型”科学到“社会型”科学的过程。同时, 随着科学的体制化以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 科学进入了社会大系统, 积极介入了社会活动, 影响社会, 与社会开始融而为一, 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成为当今时代的特点。也正如巴恩斯说描述的, “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看起来确实在走向融合, 构成与传统单一社会发展不同的方面。其中最大最明显的事例通常就是指‘工业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 他们都发生在近三个半世纪里, 科学与工业看似并行发展并在短期内生产了巨大影响”[15]。所以合理性的探索, 必须重新考虑科学的社会建制这一大科学时代的特点。只有这样, 传统认识论所持有的抽象合理性才能得到克服。

行政程序理性原则研究论文 篇2

关键词：行政程序 理性原则 正当性

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学术界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争议。依法行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受实体法规范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应当根据公正、公平、公开的行政程序行使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乃是目前法治国家建设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要求。在实践中，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已经逐步展开，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我国行政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理性不论作为一项原则还是相应的程序制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不仅仅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换言之，程序在结构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作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作出决定。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

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曾经指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规范的理解，都存在不同程度自由裁量的空间（注：戴维斯教授在他的《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对行政过程中存在自由裁量的语境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的法律途径。参见K.C.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llinois press 1969，chpter 1.）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行使，就有产生恣意的可能性。（注：See Robert E.Goodin，Reasons for Welfare：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elfare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93～204.）正因为如此，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总是伴随着权力应当理性行使的要求。“福利国家”和积极行政的兴起，使现代国家的行政权，包括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强。自由裁量权的中心是选择，而选择的基础总是与判断相联系，选择与判断又总是以一定的程序进行的。因此通过法律程序的机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性化，对于程序公正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依其“自由裁量”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自由裁量权概括地分为三种。根据罗纳德。德沃金教授的分析：（1）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在作出决定时必须先要对某一事实或状态作出判断的话，（注：See 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31～32.）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笔者称之为“判断型自由裁量权”。例如，当某人被要求从一棵果树上摘下“最熟的一个苹果”时，他必须先判断哪一个苹果是最熟的。（2）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在某个被准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话，（注：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2.See also K.C 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1972，p.91.）笔者将这种自由裁量权称为“弱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这是一种受特定标准限制的选择。例如，如果某人被要求从树上摘下一个熟苹果，那么他可以在若干个苹果之间进行选择。（3）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选择或判断，（注：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2.）这种自由裁量权可以被称为“强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它没有给出对选择进行限制的任何具体标准。例如，如果某人仅仅被要求从树上摘一个苹果，他实际上可以选择摘任何一个苹果。

以上对自由裁量权种类的简要分析表明，随着对自由裁量中判断和选择之标准的具体化和细致化，我们可以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自由裁量权设定的本来目的就是容许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如果标准越具体，判断与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当标准具体到一定程度时，从逻辑上讲，选择实际上是唯一的。因此，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尽管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两难。法律程序的控制可以消解这种两难困境。程序允许选择，同时又限制恣意。法律程序可以满足选择理性化的基本要求。（注：从法律程序的结构上看，程序所要限制的是选择的恣意，而非选择本身。法律程序要求程序主持者和程序的参与者通过理性对话、说服和论证而为他们的选择与判断提供证明，从而可以使选择或决定更加合理。在这一过程中，恣意和专横可以得到抑制。关于法律程序促进选择过程理性化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5页。）其最主要的机制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出所作决定的理由；第二，程序在结构上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以下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作扼要探讨。

二、说明理由

当裁判者通过一个程序活动而作出决定时，他应当说明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说明理由的必要性首先可以从决定的实体合理性角度来进行阐释；当某个决定是由一系列的理由而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证明时，决定的实体合理性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说明理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实体合理性的要求。从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看，理性的人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必然将考虑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决定的理由，如果裁判者在作出决定的程序中没有说明这些理由，人们就可能认为已作出的决定没有理由，缺乏客观和理性的考量，甚至只是权力恣意行使的结果-不论该决定在实体上是否合理。可以想象，假如一个法律程序不要求决定者说明所作决定的理由，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该程序的合理性并进而对公正性丧失信心。

（一）说明理由的意义

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来说，说明理由的核心意义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促使人们建立起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具体说，说明理由有以下意义：（1）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它表明决定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恣意。人们对这样的程序有理由予以信任。（2）对于那些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来说，说明理由可以使他们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特别是在决定非由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少数人的不同或反对意见更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关于决定形成的必要信息，可以使决定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暴露出来；对主持复审的主体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3）让将要受到决定影响的当事人了解作出该决定的理由，体现了程序公开这一价值，也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尊重。一个针对当事人的、拒绝说明理由的决定等于把人当做客体，而不是可以理性思考的平等的主体。（4）对于裁判者来说，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说明理由，意味着他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必须排斥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理由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机制。（5）对于一个决定来说，说明理由不仅使人们知其然，而且可以使人们知其所以然。人们可以因此而进一步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行为会得到肯定或否定，因而他们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以后的行为。

由此，对于一个程序过程来说，说明理由是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程序体现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英国行政法学者韦德强调，无论如何，如果某个行政决定没有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将很难使这样的决定正当化。（注：H.W.R.Wade，Administrative Law，5th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2，p.p.373～374.）提供了理由的决定固然未必是准确或体现了正义的，但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支持的决定仅仅从形式上看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换言之，由于这样的决定总是更容易与恣意和专断相联系，其正当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二）作为程序公正基本要求的说明理由制度

与程序中立和程序公正等要求不同的是，尽管说明理由的要求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非常重要，当代主要的人权法典以及关于公民权的一系列宪法性规定中，都未直接对此要求加以规定。（注：See Untied Nations 1966；and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ulms，1950.）虽在刑事诉讼中，一系列主要的人权公约都规定被告人必须享有了解权，这意味着作出决定之前，他们有权了解有关的事实和被指控的罪名，他们有权了解针对他们的判决或决定，但知道有关的事实或决定是一回事，知道这些事实和决定是如何被确认和如何产生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只是告知有关的事实和决定；后者则进一步要求告知为何会有这样的事实和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的对抗制审判程序中，特别是在由陪审团作出裁决的刑事诉讼中，并不需要对所作的裁决说明理由；在行政法领域，普通法院也曾经主张：就普通法的要求看，如同法院一样，行政机关并不具有为自己的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一些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为司法或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且自然正义原则也没有说明理由的要求。（注：S.A.de Smith，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4th edition，London：Stvens and Sons 1980，pp.148～149.）在英国，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法院在R 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一案中（1970年）仍然认为，该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而作出拒绝向当事人颁发证书的决定时，无需说明理由。（注：See R.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Exparte Benaim（1970）2QB at 417.）在其后的Breen v.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一案中，丹宁爵士坚持：无论何时，只要公平原则要求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就必须对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他进一步认为，当某项特权被否认时，行政机关无需说明理由；但是如果被影响的客体不是特权而是一项人身、财产或自由权，行政机关必须在作出相关的决定时说明理由。（注：See Breen v.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1971）1 QB at 175.）在 1975年的pepys v.London Transport Executive一案中，审理该案的上诉法院开始在裁决中声称：“说明理由乃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注：See pepys v.London Transport Executive，（1971）2QB at 191.）在1983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甚至认为：“任何没有说明理由的行政决定都意味着违背了正义的要求，而且构成一项记录中的法律错误。”（注：See Rv.Immigration Appeal Trbunal；Exparte Kham（1983）2ALLER 420 AT 423.）在美国，学者将制作决定的基础分为两个方面：事实和理由。前者涉及到决定的事实依据，后者主要与法律的适用、对政策的理解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相联系。（注：K.C.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rry 1982，p.236.）关于事实，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认为，在制作决定时必须指出该决定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乃是一项宪法性要求。（注：panama Refining Co.v.Ryan，293 U.S.388，431～432，55 S.Ct.241，253（1995）。）但是由于法院自身在作出决定时往往也未能开示有关的事实，因此，对事实的开示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要求。（注：1930年以前，即美国衡平法院规则（Federal Equity Rules）修改之前，衡平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并不需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即使根据现行的规则，法院在对某些案件作出裁决时，也无需说明有关的事实。参见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19.）尽管如此，不论是法院还是国会的立法都要求行政机关在制作将要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不仅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而且必须说明理由。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c）项的规定，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必须附有关于“事实、理由、结论以及相应的依据”的说明，除非“某些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注：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20，326.）但经过修改的标准州行政程序法（MSA）以及大多数州的行政程序法都没有规定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尽管这些法律都要求必须阐明有关的事实。从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系列案件的裁决的态度看，说明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普通法上的程序要求，只要制定法没有与其相反的规定，说明理由的要求就是应当得到满足的。“行政机关对于其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基础应当能够提供清楚的说明和足够的理由支持。这是行政法一项简单的，但却是基本的规则”。（注：SEC v.Chenery Corp.，318 U.S.80，94，63S.Ct.454，462，（1943）。）

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必须为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从一定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提出了比对法院更高的程序要求。（注：See Geoffrey A Flick，Natural Justice：princlt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2nd edltion，Buterworths 1984，p.115.）在我看来，之所以对行政程序强调这一要求，乃是因为与法院以及诉讼程序消极的特征不同，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地对相对人行使权力，行政程序因而具有主动性；同时，与法院相比，行政机关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量的大小应当与其所应当受到的制约强度成正比。因此，笔者赞成一些学者的主张：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应当暗示了第三条关于程序正义的自然法原则-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注：See D.J.Hewitt，Natural Justice，Sydney：Butterworths 1972，p.10；See also paul R.Verkuil，Crosscurrents in Anglo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7，p.p.685～715.）从程序性权利的角度看，这一要求实际上验证了当事人在程序中有了解“充分信息”的权利。很少有哪些程序语境能够有足够的依据对当事人的这种权利予以剥夺或限制，因为，当事人要求对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决定说明理由的权利，可被认为是体现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注：See R.A.Macdonald，Judiclal Review and procedural Fatrness in Administrative Law，McGill Law Journal 25，p.p.520～564.）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践方面看，行政决定必须说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主要是在正式的行政程序中发展起来的。在没有正式听证的非正式程序中，这一要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注：Davis，Administrav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18.）但事实表明：在非正式程序中，阐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往往显得益发重要，因为在非正式程序中更需要对自由载量权的恣意和专断进行制约。假如行政机关对于某个当事人的申请仅仅告知“申请被拒绝了”，但却不需要说明为什么，那么恣意和专断的空间至少在形式上就令人难以接受。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成了一个“黑箱”。因此笔者主张，即使在非正式程序或简易程序中，阐明事实、标准与理由的要求都是不能被“简化”的。

行政机关必须阐明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这是一项程序性要求。至于其所阐明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正确、合理，则主要是实体性问题。因此，对于说明理由的要求来说，是否说明了理由是程序合法性问题；而理由是否合理是实体合理性问题。对于后者，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有权就理由的“合理性”予以审查。这也表明，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不是正义实现的“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

三、形式理性

说明理由的程序制度侧重于从实体的标准和依据方面来制约自由裁量权，形式理性则侧重于从形式上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而作出的决定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或逻辑上符合理性的要求。

在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中，一些程序制度并不直接要求针对给定的条件应作出何种内容的决定，但它们要求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在步骤或形式上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例如，在正式程序中，作出决定之前应该进行听证；如果听证不是在作出决定之前而是在其后进行，则不论该决定实体上是否合理，就其形式上看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程序步骤违背了形式理性的要求。同样，如果对于两个实质上相同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决定，人们也有理由对产生这些决定的处理过程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实际上，法律程序的结构和步骤安排对于决定的实体内容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被称为“形式理性的要素”。（注：David Lyons，Formal Justice，Moral Commitment，and Judicial precedent，1984 Juourmal of philosophy 81，p.582.）这些要素可以被认为是保证法律程序获得“工具理性”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法律程序“理性”价值的基础。为了获得程序理性，笔者以为，程序的操作或设计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1）程序的步骤在运行过程上符合合理的顺序。（2）程序应当能够保证在给定同样的条件时产生相同的结果。在英美对抗制程序中，这一要求包括决定的一致性、遵守先例以及与法律规则的一致。（3）程序的操作应当遵循职业主义原则，主持或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合格的。

（一）程序步骤的合理性

程序展开过程在时间上应当遵循合理的顺序，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足以表明，一个理性决定的产生步骤在时间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先后顺序。合理的步骤一方面可以促进结果在实体方面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对决定产生过程公正合理的形式上的要求。例如，从作出决定的过程看，收集和阐述事实、证据及理由的程序步骤应当在制作决定的步骤之前进行；如果先有决定，再阐述事实和理由，不论这一决定多么正确，也不论所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多么客观全面，这一作出决定之过程的公正性仍然应当受到挑战，因为按照这样的方式所作出的决定就给人一种恣意和专断的印象。

（二）一致性

在给定的条件或前提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程序而产生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为了保证一致性，英美法系的传统中产生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遵守先例等原则。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决定，从形式上看就是违背理性的。遵守先例的要求也可以类似地得到说明。但遵守一致性原则只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符合了这些要求的决定或结果实体上就是合理的。有时候，所遵循的先例可能是错误的，遵守先例则意味着重复错误；有时候作出决定的机关对具备同样情况的当事人作出相同的处理，但可能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一致性的要求与程序正义的其它要求一样，只是法律程序获得理性的必要条件。

从法律角度讲，一致性的要求主要是通过一种类似“作茧自缚”的效应而防止权力行使中的恣意。从个体的道德权利角度讲，有些学者认为，一致性原则是个体应当享有的“平等对待权”的要求，因为对同样情况下的不同处理将会导致对个体的区别和歧视，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注：Richard pierce，Sidney Sharpiro，and paul Verkuil，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New York：Foundation press 1979，p.127.）美国学者戴维斯在其《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也指出，假如X和Y的情况是相同的，而行政机关要求X交税，Y却不用交税，那么与Y相比较而言，X显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虽然行政机关要求X和Y都必须交税，但要求X比Y交得更多，X同样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注：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A prelim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minois press 1969，p.p.167～168.）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公正与否似乎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而被感受到。有的学者由此而提出了“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认为其基本要求就是对同样情况应当给予平等对待。（注；See M.D.Balyes，procedural Justice：Allocating to Individuals，Kluwer Academic publichers，pp.92～94.但是应当注意，对“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一个被指控的刑事被告人可以以他的同犯逍遥法外为理由而认为对他的指控不符合正义吗？一个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X可以以与他情况相同的Y没有纳税而指责对其征税的行为不符合正义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道德上看，强调“比较的正义”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将鼓励人性中“贪婪和妒嫉”等弱点，See John E.Coon，Consistency，1987 California Law Review 75，p.p.59～133.）

在行政法领域，遵循一致性的要求尽管是制约自由裁量权的一项原则，但由于行政活动不能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因此对这一原则不能作僵化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法对一致性、遵守先例等原则一般都有比较灵活的规定。从美国的情况看，对于复数以上的明显相同的情况，行政机关要么予以同样的对待，要么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别。（注：See Contractors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537 F 2d 1160（4th Cir.1976）。）如果行政机关对同样情况没有进行同样的对待，或对不同情况同样对待，但却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决定可能会被认为“滥用自由裁量权”而被法院撤销。（注：See Del Mundo v.Rosenberg，341 F.Supp 345（C.D.Cal，1972）。）遵守先例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紧密相关，因为遵守先例实际上意味着一致性原则在时间上的体现-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相同的情况同样对待。美国标准州行政程序法规定，除非行政机关能够给出“事实和理由”表明不遵守先例是“公平与理性的”，否则应当遵守先例。（注：MSA 5-116（c）（8）（Ⅲ）。从理论上讲，遵守先例原则也将可能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如果被遵守的先例是错误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例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要求等，在这些情况下，一味地遵守先例可能意味着法律的保守和僵化。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认为遵守先例还是有其不可否认的意义。他们争辩道：（1）遵守先例可以保证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predictablity）；（2）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经验来处理当下的事情；（3）遵守先例符合效率的要求；（4）遵守先例可以促使法律的一致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参见David Lyons，Formal，Justice and Judicial precedent，1985 Vanderbilt Law Review 38，p.p.495～512.）

（三）职业主义原则

程序理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程序应当体现职业主义原则。虽然职业主义原则与控制自由裁量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程序理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并非毫无关系。首先，职业主义意味着专业化，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言，专业化的程序操作者比外行更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无论是税率的确定还是对交通事故中责任的区分，专家的意见都更为中肯。其次，职业主义原则有助于保证决定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对于相同情况的判断以及丰富的职业经验都是非职业的程序操作者无法比拟的。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程序理性原则作为程序正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心问题是通过促使程序活动过程中选择和决定的理性化而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从而对自由裁量权予以制约。为达到上述目的，法律程序应要求决定的制作者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法律程序应反映形式理性的要求，即程序的操作应体现职业主义原则，程序的展开符合理性推理的一般规律-程序步骤先后的合理性、通过程序而产生的决定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并不能必然地使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获得实体合理性，但是如果法律程序没有遵循这些基本要求，那么仅从形式上看，程序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合理性就将受到质疑，由此而产生的可以被感觉到的“不公正”，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公众都可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抑感。

理性研究 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

以前我们认为，个体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个体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其次是个体解决逻辑矛盾的一种方法。换而言之，个人理性是根据已知的信息，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而集体理性是使得群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过程，以高效率或内部稳定为目标，平衡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体当然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个人行为直接影响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源不足，个人不得不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当这种偏离行为出现在所有的个体中，这就发生了集体非理性的现象。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矛盾

1.影响行政管理的及时性

行政管理建立在感知、分析、认可管理主体基础上，进入管理议程的社会问题可以被纳入行政主体的视野，并且被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管理解决方案。因此，社会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得当，这本质上取决于管理主体的态度和判断力。管理者作为最重要的主体，控制权力和信息资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能力安排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议程，这将不排除问题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利己主义。因此努力确保个人理性是重要的。综上所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会影响识别问题的及时性，这有可能致使集体的非理性。

2.影响行政管理的合理性

制定明确的管理计划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管理目标，设计主要方案，策划管理计划是指导行政行为，使得行政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重要步骤，从而获得集体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的个人理性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管理者、部门或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执行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如果管理者无法保持个体理性，将会轻易损坏集体利益，致使集体非理性的发生。

3.影响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计划的执行是指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行政主体的计划，组织，协调，沟通，监督和其他活动，遵循程序指令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被实现的政策目标，计划的作用仅为10%，而剩余的90%来源于执行的有效性”，执行计划是整个行政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与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相关。行政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每个参与者受到自身利益的诱惑和交易过程的压力，這就引起了冲突和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想要获得最大的收益，并尽量减小损失。执行的主体是管理者和地方政府，这将直接影响行政管理行为的有效性。

二、行政管理可以采用的方法

1.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两个理性形成合力。在管理系统中，如果进一步提高个人和集体利益的总容量，通过控制集体利益对个体利益的影响。其次，明确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关系。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分配模式仍不完全正确，这个简化，集成，模糊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实现集体理性。明智的选择应当说是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系统在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位置。一个更尊重个人的利益的行政机构，可以防止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优先级；二是在完善系统在高低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对资源的利用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在同级机构的方法。

2.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创建多元化的行政管理系统，并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现有制度下，中国公共管理主体相对单一，这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政府行政机构控制或影响了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利，个人理性是管理者的一部分。在管理系统中，应创造更多合理的奖惩措施，大力奖励对集体有突出贡献的个体，同时严厉制裁“搭便车”的行为，明确个体之间的差异，激励和惩罚后进分子，使得个人可以选择提高集体的利益，使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同时实现最大化。

3.提升行政主体的道德水平

行政机关的管理原则和管理传统主要受到内部的信念、价值观、理想、行政道德、行政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当习惯和行政规范组成了行政文化，贯穿于行政管理的整个过程，就会对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优化公共管理的文化环境，坚持与时俱进，构建先进的公共行政文化，建立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培养个人健康心理学，不断规范管理主体的信念、想法和概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

三、结语

总之，平衡和处理好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间的关系，对于做好行政管理工作来说，是缓和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应当明确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逐步完善正式制度，加强非正式制度能够带来的正面影响，减少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终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唐任伍，刘立潇.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6：83-86.

[2]周旭.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科技风，2015，09：274.

作者简介：邓超（1987-11），男，初级，主要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工作。

理性研究 篇4

难道是人们对大学的期盼过高或者信仰丧失?

大学能够作为人类之灯照亮世界吗?张学文博士20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力图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大学理性是大学之所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根源所在。从古希腊开始, 2500年以降, 大学一直是探求真理和求索高深学问的殿堂, 道德滋养的供给源泉, 精神与灵魂的升华之地。但与此同时, 始终与大学相伴随的一个现象, 是各种有悖于大学理性的表现, 一再被拖至历史的聚光灯下倍受指责。从20世纪中期世界发达国家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 大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表现出严重的功利性爱好与实用主义倾向, 大学更加热衷于拥抱政治与市场, 并展现出对权力和利益的莫大兴趣与嗜好。而对于真理的探求、对于大学理性的守护却显得日渐式微甚至消隐于浮华的背后。一时之间,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 围绕大学的论争众语喧哗, 莫衷一是。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危机, 大学之灯日渐暗淡, 理性之光能否重新点亮?

问题的逻辑仿佛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从本源意义上讲, 大学究竟何以能为大学?如何认识今天异彩纷呈、甚或有点光怪陆离的大学众生之相?承载着犹如“社会良知”“理性化身”“真理之城”般社会厚望的大学该往何处去?这些与大学长期伴随的话题在当下成为备受关注的现实拷问。《大学理性研究》一书理性而不乏激情地提供了一种具有探究意韵的镜鉴, 作者从哲学的思辨、历史的纵深、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对接、理论推演与现实剖析的结合等多个视角, 为认知、解读与应答问题提供了一种启迪和参考。

一、理性失范与问题论争:一种深入根源的探究

大学到底应该以何种面貌扮演何种社会角色?在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入世过程中, 中国的大学面临着空前的迷茫与纠结。

对于大学逢迎社会而偏离大学理性的各种表现,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进行了写实又饱含遗憾色彩的揭示, 一些理想主义者也对此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低落情怀:有人认为大学已经自我异化;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废墟中的大学”;更有人发出追问:经济主义对大学的最后胜利, 是否意味着理性“大学”的终结[1]?该书将凡此种种现象概括为“大学理性失范”, 提纲挈领地指出:“当代大学正面临着‘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胁迫。而且, 这两种‘主义’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大理论支持, 并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外在体征与内在特质, 导致大学理性失范”[2]11, 继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以期挖掘出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

显然, 大学理性失范首先是一种“外发性”的失范, 从产生的行动路径来看是社会理性失范对大学的侵蚀。而社会理性失范本身是一个非常微妙又值得特别警惕的过程, 即理性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本身的产物, 具体表现为过度理性及与此相联系的过分排斥非理性。过度理性是因为人类自信可以通过理性掌握宇宙的客观规律, 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世界, 由此导致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过分排斥非理性则是人类在依仗自身智力作用的同时, 忽视情感、意志、信仰、价值、尊严等非理性因素在人自身发展及处理人类与外界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导致去人本主义倾向。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发展的极端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无论是过度理性还是过分排斥非理性, 任意发展的结果都将最终导致人类行为失去对理性行动的“理性”控制, 现代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当今时代全球气候剧变、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社会理性失范蔓延至大学校园, 导致了大学理性的失范。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议。那么, 官僚主义传统及其对大学的侵蚀久已有之, 怎么就导致了今天饱受社会诟病的“行政化倾向”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为校内外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独断与专横, 强势话语权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道德良知与伦理价值的无视与丧失, “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种种弊端, 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瓶颈与障碍”[2]12。经济主义对大学强大的诱惑力迫使大学由“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 对学术职业的呵护被学术资本主义所替代, 拜金主义成为大学处理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关系的最强话语特征。人们常常提到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企业”, 校长越来越像“老板”, 反映的正是对大学行政化和经济化现象发自心底的厌恶;而至今仍在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更在无形当中对以上两种倾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感性”、“体验”与“非理性”, 排斥“目的”、“价值”与“意义”, 主张对理性进行“解构”, 从而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并强化着大学对于当下、眼前、即时、短期、现实、阶段性利益的追求。实用主义标准已成为大学能力的价值重构与冠冕堂皇的道德伦理。

大学理性失范何以发生?答案似乎已经明朗, 但作者没有满足于此, 而是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寻和追问:社会的官僚体制、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何以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今天的大学?《大学理性研究》中有两点思考虽然没有进行集中阐释, 但显然共同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其一, 就大学处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言, 存在着把社会欲求混同为社会需要的迷失, 主动或被动地丧失大学的理性判断。主要表现为大学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的举动, 由于对社会行动目标及其价值缺乏审查, 或者受到社会欲求的挟持而偏离了客观需要。大学满足“社会需要”的实质, 是要求尊重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客观事物的正当要求;而“社会欲求”则主要反映个人非正当性利益要求以及实用主义的官僚组织绩效观, 表现为不以客观规律为判断标准的主观性欲望。当大学的领导被视为一种行政级别的考量, 当政府官员被源源不断地任命为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当这种人脉关系成为联结大学与官僚机构的一种桥梁, 官场判断标准的迁移和显性绩效的要求和压力, 就使得大学满足社会欲求成为一种势在必行和不得不为。正是这种内外环境与能量交集, 使得大学理性的迷失和社会欲求的弥漫相得益彰。

其二, 就中国大学内部而言, 存在着大学理性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 大学的公共性价值和人文精神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因此, 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中, 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社会而起主导作用, 不得不退居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 大学自身需要反省。正如《大学理性研究》所说, “事实上, 人类到现在为止, 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 ‘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尚未充分实现”[2]15。但是,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只要正确引导和大力弘扬正义的理性价值, “大学理性失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理表现, 最终它对大学系统的理性基础并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2]125。对此, 作者满怀激情地坚信, “只要大学理性及其精神犹存, 大学就不会退化成人类社会可有可无的‘盲肠’, 并仍将在残酷的‘丛林’中艰难挣扎并维护着自身的尊严”[2]6。

二、大学理性:一种具有引导性的剖析和解读

对大学理性失范的探究, 将问题拉回到更本原的起点:究竟何谓大学理性?这是个千年之问, 而作答者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从理论的角度审视, 大学理性是一个典型而抽象的哲学命题;从实践的角度考察, 大学理性却不是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持续而坚韧地展现出来的根本特征。《大学理性研究》一书正是从哲学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对大学理性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 并从中概括出大学理性内涵与外延的规定性。

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肇始于人类对理性的叩问, 从源流上可以追溯及古希腊界定理性为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双重意义的统一, 先后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近代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和德国绝对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三种发展形式, 最终完成了对理性较为完整的探寻过程。与此同时, 理性本身的发展几乎一直伴随着与非理性的争辩, 尤其是近代以来, 后现代主义等非理性思潮几乎形成了对理性主义的“清算”之势。但深入分析却不难发现, 所谓非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理性主义的逻辑, 非理性对理性的“非议”最终促进的是理性本身的发展和完善。所以, 非理性可以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理性类型, 两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两者的相互排斥是表面化的、对立与交融才是事实的全面和真相, 而它们的这种对立与交融完美地统一于作为人文精神制度化和人文主义机构的大学。所以, “简而言之, 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 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2]65。

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就是大学理性内部逻辑及其与外部压力不断冲突与调适的历史, 大学正是在坚守理性与客观性的基础上, 通过部分满足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来赢得自身的合法地位。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方面, 现代意义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之后, 最早是“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 通过从教会争取特许状获得相对独立的大学自治;到14、15世纪时国家政权逐渐强化对大学的干预, 大学开始“主动依附于国家”, 借用国家与教会的斗争摆脱教会的一元控制, 慢慢形成了大学与教会、国家政权共同保持社会正统、促进公共生活的局面;18世纪末期政府开始独享组建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 教会则淡出对大学的干预。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转变与此相随, 由初建时期的开放到逐步走向封闭与“贵族化”, 以此表征自身的“超然”地位, 大学致力于培养“有修养的绅士”, 被称为脱离世俗社会的“象牙塔”;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 随着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推行, 大学再次回归社会, 通过多种服务方式不断满足社会多种多样的需求甚至欲望, 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随着与外部政治权力和世俗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大学的影响, 大学内部由学生或教师主导的运行方式悄然发生变化, 官僚化体制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大学教授由学问王国的成员演变为典型的国家学者;体现大学理性的知识结构, 随社会需求调整的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进程。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 面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大学越来越表现出更多地适应社会的冲动, 甚至也强化了对于国家政治的兴趣, 大学与政治权力和世俗社会的关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大学演变成充满着多种利益冲突、同时充满着多种权力制约以致难以用单一维度进行简单衡量的“多元化机构”。

大学历史的演变可谓纷繁芜杂、变化多端, 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 拨开笼罩于表面的层层迷雾就会发现, 大学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大学理性, 这正是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能够绵延2500年而不绝的深层根源。由此, 《大学理性研究》总结道:简而言之, 所谓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 这种稳定特征在指向不同的对象时, 又表现为“组织理性”“价值理性”“生命理性”“行动理性”等丰富的形式[2]。无论社会如何变幻, 即便在大学成为巨型多元化社会机构的当代, 探索高深学问、维系大学理性信念与秩序仍然是大学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必需前提, 对此, 即便主张对理性进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心存敬畏。

三、大学理想类型:一种理性务实的行动模式

探究大学理性失范的深层根源, 对大学理性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功能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剖析、规定、解读, 意在为大学理性失范寻求破解之道。在大学自身发展及其与外界压力抗衡与调试的历史过程中, 对大学理性偏离轨道进行调整的举动不乏其例。仅从20世纪中期国际高等教育开启大众化进程以来, 各国即结合本国国情及相应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种应对, 从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描述, 到有本章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概括;从集权制特点的法国、日本等国探索高等教育的放权, 到秉持分权传统的德国、美国等探讨对高等教育加强国家层面的管理, 其中均包含了对大学理性发展轨道进行调适的努力。《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式, 探索性地构建了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大学理性行动模型, 为调适大学理性失范现象开出了一剂药方。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它不是对实际社会状态的概括, 而是为了分析社会现象和理解现实状况专门构想的一种理论模型。韦伯提出了“行动的伦理”和“行动的指向”两个基本概念, 前者又分解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 后者分解为此岸性与彼岸性, 将这四个要素结合到一起形成矩阵, 就得出了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四种行动类型, 其理性成分依次递减, 前两者被归结为理性行动, 后两者被归结为非理性行动。韦伯认为, 正是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及其行动的紧张与对立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 所以理想的行动应该是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 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 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大学理性研究》一书依照韦伯的方法, 提出行动伦理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行动指向的现实图景中的大学和理想图景中的大学四个要素, 构建了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大学行动类型。作者指出:“大学历史的全部文明及其表现形成的论争大部分都来源于工具合理性行动者与价值合理性行动者之间, 以及价值合理性行动者内部的紧张与对立”[2]156, 所以, 理想的大学行动应该是“以大学理性视野下‘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 以‘价值合理性’为行动动力, 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2]160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在尝试构建现代大学的理想行动类型之后, 继续以辩证的精神更深一步地探讨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责任等相关命题, 并以行动类型理论对我国大学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进行了例证式的剖析, 显示出作者不因强调大学理性而偏于一隅, 且着力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作者进一步分析与解读的过程也使读者对于原本抽象的“理想类型”有了较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韦伯及其他理论家对相关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 启示了大学理性的发展理念。韦伯在现代公共组织管理研究当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他深刻洞察并揭示了官僚体制和经济主义对大学理性的强大影响, 认为资本主义职业化和专业化导致大学自身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实体。尽管如此, 韦伯仍然坚定地为象征着大学理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摇旗呐喊。但难能可贵的是, 韦伯没有因为对大学理性的推崇而走向极端, 他提出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原则, 要求学术工作必须承担起对于学生和社会的职责。在韦伯去世以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 “3A原则”, 即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 、学术中立 (Academic Neutrality) 首次在学术界被完整提出。韦伯和理论界的这种持续而深入的探索折射出大学理性及其学术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没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无论何等自由的大学理性研究也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 换言之, 学术自由必须是肩负着学术责任的自由。这给予我们两个重要启示:其一, 大学理性在为外界提供服务的时候必须对社会的要求及其交付的任务进行自觉审查;其二, 大学对于内部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大学理性的基本要求与拷问。学术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活动, 因此就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正直, 从倡导学术自由到承担学术责任, 体现了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要求大学行动对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兼顾。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运用大学理想类型的行动模型, 对我国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 教育扩张中的追求卓越与促进公平,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大学, 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有些阐述和观点可能值得进一步商榷, 但作者以下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即:如果不尊重与了解现代大学的理性精神, 不转变大学教育的价值观念, 即使有服务社会的良好愿望和积极行动, 也难以使大学行进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纵观《大学理性研究》全书, 除了以上主体内容之外, 亦有其他可圈可点之处。例如, 作者强调应开展“元理性”研究, 否则大学理性精神的构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出现理性失范。

毋庸讳言, 由于大学理性本身是一个高度抽象且又理解各异的话题, 作者采取了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 疏漏与瑕疵在所难免。例如书中关于韦伯“理想类型”的介绍以及相关的案例适用, 仍有可以进一步整理和提高的空间。

正是由于对于大学理性的不懈追求与探究, 才铸就了大学特有的品性与气质, 大学之灯才得以持续地光照世界。面对物欲横流、“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社会, 如何才能“浮云不畏遮望眼”, 仍有赖于大学理性之光的照耀。惟其如此, 大学才能担当“智慧之府, 世界之光, 信仰的使者, 新生文明之母[3]”的期待与社会责任, 大学也才能够因其理性之母的独特尊严为世人所敬仰。

参考文献

[1]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2) .

[2]张学文.大学理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专家建议：考生理性报考硕士研究生 篇5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已经落下帷幕。回望整个考试过程，虽然整体上中途弃考或缺考的考生相对比较少，但是现象仍然存在。备考20考研的学生越来越多，考研教育网建议大家报考研究生要理性。

一、弃考和缺考的原因

很多考生在最后关头弃考或者缺考，考研教育网分析各方面原因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在考研和就业之间左右摇摆；

2.受周围人影响；

3.复习过程中有很大的压力。

二、考研要理性

针对以上原因，考研教育网咨询专家在这里为大家提出以下建议，考生可根据提供的问题对自己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1.我为什么要考研？

通常情况下，考研的动机有很多，就业、深入研究自己的专业、解决户口、选择名校增加自己的满足感等等。

2.我适合考研吗？

有的考生是为了以后的就业选择考研的，对自己选择的专业没有兴趣；有的考生是为了解决户口，为以后的生活考研的；有的人则想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有所作为。这些想法固然很好，但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兴趣、没有长期的`坚持和努力，那么考研对这些人是不适合的。

3.我选择考研会后悔吗？

有的考生在考研之前口号很响，但是中途遇到复习的困难之后就会选择逃避，给自己找更多的理由。部分考生只是看别人考，自己跟着也考，看到别人找工作自己也着急，等到别人找到了工作，有的考上研究生之后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干好！这样的考生还是提前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会后悔比较好。

4.考研过程中我遇到困难会害怕吗？

考研复习是有难度的，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态。困难肯定是有，那么你有信心和勇气坚持下去，一直走进考研的考场吗？如果现在就害怕，那么还是三思吧。

总之，很多的因素都在制约考生最后考研的成功，要对自己负责任，就要用理性对待考研。考研教育网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按照自己的理想不断坚持下去，就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研究 篇6

关键词：法律理性；法律教育；规划控制；体系研究

现如今我国法律教育管理体系得以不断改良修缮，法律理性内涵和教育模式研究，开始过渡转化为法学研究空间中的核心主题，大部分学术专家都主张透过法律理性和教育实际角度入手，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教育中的弊端问题整理完全。须知当法律教育时刻维持在职业教育层面之上，便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指導功效。法律教育本身遗留较为深刻的内部二重悖论特征，包括职业培训和学术研究的冲突迹象等，如若长期放置不管，必将令法律教育基础性内涵、管理引导模式等内容交互错乱，无法精准地落实法律教育全新模式的改善指标。所以说，如今要做的，便是集中一切技术手段修缮法律教育理性效应，至此为法律理性管理和教育机制调试，提供便利支持条件。

一、法律教育和法律理性的基础内涵机理研究

（一）法律理性

透过宏观角度观察理解，其属于公共法律理性体系中的一类结构单元，而在哲学视角中，理性又可细化出多类等级层次。依照美国学术专家罗尔斯认知结果补充论证，主要包括公共和非公共理性。首先，在开展司法审查体制构建活动中，法律理性一直被视为最高法院的标准信仰，在此基础上，法院一切职务履行才更加可靠。其次，法律理性和监管职责，令最高法院利用妥善的宪法解析方式，将一切个体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最后，法院作为法律理性的最高示范媒介，主张利用公共论坛之上彰显法律理性的生动、控制功能。正是如此，法院过渡成为政治、法律理性管理体系中的标准分支结构，是法律理性创造的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产物。

（二）法律教育

其可以说是国家长期可持续推动法治建设进程的核心指导媒介，布置拓展形式五花八门，旨在全方位改良修缮学习主体的法律素质，包括理论知识、实践应用技能、思维模式的形成结果等。具体教育管理方式，则是在课堂内部灌输案例指导纲要，同时组织学生定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如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内部进行实习等事务，可以赋予学生足够创新妥善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诊所式教育方针深度贯彻覆盖基础上，法律教育承接了全新历史使命，毕竟其对于法律工作人员法律信仰内化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法律人理性养成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科学化梳理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关系层次的措施内容解析

透过现阶段我国诸多法律理性实践项目观察分析，单位法律工作人员，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个人思想博弈，毕竟这部分价值判定结果，对于他们今后法律理性控制指标践行、今后职业发展前景、国家综合化法治建设地位等，都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任何法律工作人员都必须结合特定职业理性规则进行约束管理，在面对不同类型遭遇过程中，不单单需要借用平常人理性加以逐层调试，同时更要结合超出常人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各类冲突性矛盾，事实证明，唯独贯彻落实标准化法律理性控制纲要，才能全面解决以往难以精细化推敲验证的案例内容，使得法律人拥有超前的法律专业素质。法律教育中相关人员必须时刻保留遵守以下法律特性：

（一）集中一切精力处理好法律理性教育研究事务

这是作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必备的素质，唯独经过各类法律文件研究解读过后，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体系内获得关键性指导线索，同时配合法律理论的牵引，逐渐地在内心和思维结构中灌输理论的理性，保证相关工作人员能够自然主动地凭借最新法律控制思维去解决眼前一切突发性问题。归结来讲，想要彻底转变为一类专业化法律工作人员，如若缺乏健全的理论功底和法律研读解析技能，一切决策将都遗留纸上谈兵之疑、所以说，法律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定和谐秩序调节，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指导功效。就是说法律教育的初始阶段始终是理论教育，而法律人的理性则是透过这部分理论理性着手布置拓展的。

（二）树立起坚定可靠的法律工作人员实践理性控制标准

法律这类学科保留十分显著的实践性，主张将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流畅性地灌输到社会实践项目之中，可以说是一类引起人员无限骄傲感慨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类优质化法律工作人员，不单单应该积累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同时要透过不同实践项目中搜集整理经验，毕竟法律滞后性隐患，会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社会矛盾危机。所以说，只有贯彻落实坚定的法律人实践理性态度，才能更为清晰地拆解验证不同案件内容，为国家法治管理绩效提供更为可靠的检验标尺，这同时也是博雅教育项目中，法律教育需要时刻加以重视的关键点。

另一方面，树立起标准化法律人职业理性控制体系。须知社会分工和职业化趋势同步衍生，与此同时，法律工作人员作为一类特殊化职业群体，历史悠久结果已经毋庸置疑，即便是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历史阶段，也存在法律人阶层，这深深验证了现代社会中法律人职业特征的先进性，对于维护国民利益和国家标准化统治功效，有着极为强劲的指导功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理性和法律教育研究工作系统性较强，笔者在此提供的意见着实有限，日后仍旧希望法律人在不同实践项目中提炼整理经验，不断进行个人思维创新改造，更为细致地拆解分析最新国家法律知识。相信长此以往，必将能够为我国法律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标准化法律人才制备供应，提供丰富的指导性线索。

参考文献：

[1]李波.论司法考试与法律教育的关系[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26（12）：133-142.

[2]李鑫.中职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20（05）：130-137.

[3]魏琼.法律教育的起源：兼议对当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J].中国法学，2014，15（02）：77-89.

作者简介：

网络店铺理性化研究 篇7

随着网络店铺的普及, 这种便捷实惠的购物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实交易受感情、语言、表情、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 通常会富有情感, 内容更丰富具体。相比而言, 网络交易更客观化、数字化、符号化。由此看来, 网上交易的不确定对人们来说似乎比在实体店铺更有挑战性。这种新交易形式的运作过程中似乎隐藏着一种规律, 不仅影响交易的成败, 还影响网店的发展和普及。笔者从社会学视角, 运用理性化相关理论探讨:支配网络店铺的潜在规律是什么?店主和买家如何在网店中顺利进行交易并如何符合这个潜在规律?

二、文献回顾

网络店铺是经营者在互联网上注册一个虚拟的网上商店, 将待售商品的信息发布到网页上, 对商品感兴趣的浏览者通过网上或网下的支付方式向经营者付款, 经营者通过邮寄等方式, 将商品发送到购买者。一般是建立在第三方提供的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由商家自行开展网上销售业务的个人网店, 这种方式相当于在一些大的商场里租用一个店铺或柜台, 借助大商场的影响与人气做生意[1]。

回顾历史, 理性化理论一直是社会学家们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韦伯对理性化的论述, 其实质就是对形式理性所作的阐发。据此, 我们可以大致可以把理性化的特征归纳如下: (l) 效率。在此, 行动者所考虑的只是对结果的注重, 而不去思索在此目的之下手段的价值和意义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如何, 他们要做的只是怎样更好地完成当下的任务。 (2) 可计算性。即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前, 事物可被计算或数量化。网络店铺表现为“卖家”与“买家”的“数字化”联系。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简单、客观, 从而摆脱了各种社会束缚。 (3) 可预测性。因为事物是可以计算的, 因此, 我们就能对它的运作方式和结果加以预测, 从而指导人的下一步行为。 (4) 破除神秘性或祛除巫魅。指社会已从盲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而代之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支配人的行为。 (5) 控制。指人与人的关系, 逐渐让位于物与人的关系, 体制或外物控制着人们当下的行为。 (6) 去人性化。理性化的结果是在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可计算性的同时, 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人性特质和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

三、网络店铺的理性化分析

(一) 网络店铺买家的理性化

买家在网购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自身的理性化, 能够较好地进行自身理性化的买家往往能够更顺利地进行网上购物。根据资料分析, 他们的理性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网上购物符合自身消费水平。

网络店铺买家的现实身份是多种多样的, 有学生等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群;有公务员等收入稳定的人群;也有收入更高、生活水平更好的人群,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前两种人群。

本次调查的36份问卷中有20位是学生, 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他们的经济来源多为家长提供的生活费以及自己打工的收入。另外16位是上班族, 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

访谈中, 调查对象在网上购买最多的是价格不高的服装、饰品等。买家G。

问:那您在网上买什么东西比较多呢?和平时在店面里买的比多吗?

G:这些说来就是买衣服比较多, 还有就是化妆品, 还有包啊什么的。

问:您买衣服都是买牌子的吗?

G:我不大买的, 贵的衣服不敢买, 就怕买到假货, 要买的话就去店面里面看看再去网上找找看, 可能会便宜一点。

G是事业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 由上述访谈资料中可见, 她在网上购物时倾向价格比较实惠的商品。网络买家挑选的商品价格都在消费能力之内, 是比较理性的。

第二, 挑选商品符合自身条件。

除了在购买商品时在自身经济条件上有理性化的认识, 他们挑选商品也是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前提下进行的。

买家G。

问:您会在网上买鞋子吗?

G:鞋子是每个店里尺码的标准都不一样的, 比较难买, 我一般不在网上买鞋子, 我连裤子都很少买的。

问:那一般您在网上是怎样挑商品的呢?和店里挑一样吗?

G:那和店里挑当然不一样啦, 店里挑是可以看的啊, 这里是只有一张图片给你看的啊, 然后自己要知道要什么型号、什么款式。就说我买化妆品, 我是先到店里看好, 看好以后知道什么价格了, 再去网上把那个型号找出来, 看看价格差多少, 很有可能是网上便宜一点的, 就买下来。

问:这些型号什么的都不问的吗?

G:型号么就是, 比如说买衣服, 就是把自己的尺寸报给她, 问一下什么型号能穿的, 她说你这个尺寸是什么型号能穿的, 然后就可以了。买来也基本上都还好的。”

购买鞋类商品时, 她认为, 网络店铺中的鞋类商品没有统一的尺寸, 所以就很少会在网店中购买这种商品。由此可见, 她在选择商品时是理性的, 她参照服装或鞋类的标准尺码同时, 将自身的尺寸同样标准化了。也只有掌握了自身尺码的准确定位, 才可能买到合适的商品。

在这个方面, 上班族和学生的选择基本一致, 没有由于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异。36份问卷的调查中 (09-13、16题) 显示:

购买商品时, 17人选择了商品是否适合自己, 占47.2%, 不难看出, 网店的买家在购物时并不盲目追求时髦和低廉的价格, 更注重自己所买商品是否适合自己。

买家在网店购买商品时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商品是否适合自己, 无论尺寸还是款式, 他们总是试图买到最适合自己的商品。

(二) 网络店铺店主的理性化

36份问卷中, 网络店铺的店主一共有31位。店主是网店经营的主力军, 他们通过网络店铺出售商品获取利润。能较好地完成自身理性化转变的店主往往能够更顺利地经营网络店铺。根据资料分析, 他们的理性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与顾客有固定的相处模式。

在与顾客的交流方式在问卷中的数据为:

可见, 网络店铺的店主与买家的交流方式是模式化的, 基本上通过聊天工具进行交流与买卖。这种固定而特殊的交流模式在网络店铺中是真实并且广泛的存在的。这种方式避免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更不会产生朋友间的情感, 只停留在买与卖的简单层面, 使他们可以更顺利、更高效地进行网络交易。

第二, 对商品的标准化介绍。

店主对商品的介绍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店主对商品的介绍, 最重视的是商品的图片和尺寸, 他们重视这两点表示了他们将商品作为标准化了的物品进行介绍, 而不像在实体店铺中由顾客直观的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挑选。在这里只有将商品进行标准化和符号化处理后, 顾客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其特点以及该商品是否适合自己购买。

店主W。

问:“您平时是怎么介绍商品给买家呢?

W:就是在网页上面的宝贝介绍里面写点商品的描述什么的啊。就是颜色、大小、照片什么的。买家要是问的话么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好了。

问: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W:例子啊。这个例子怎么举呢, 我想想哦。比如说我介绍前两天刚上架的一件日式衬衫吧。我就是放了几张正面、反面的和模特的照片, 然后写了是白色的衣服, 是纯棉日式的, 大小是均码的, 肩宽好像是37, 胸围好像是88到95, 衣长是78, 袖长是56好像。然后就是写了一下上身的效果很不错什么的, 就是这样介绍的。刚刚卖出一件, 那个买家也没问什么, 就是问了下可不可以便宜点。

这种标准化的介绍可以让买家在无法见到真实商品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网店中的商品。

第三, 特定的交易模式。

网络店铺交易中, 买方和卖方并没有直接接触, 而是通过网上的聊天工具或电话联系, 最后在网上完成支付和收款。

这种交易方式比实体店铺更简单和模式化。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网络上出现了支付宝和信用评价, 网络店铺的店主为了店铺的信誉和发展必然要进行透明的交易, 这样就推进了网络店铺的发展和普及, 而那些在交易中有欺骗行为的店铺则会在长期的经营之后被其他的网络店铺所淘汰。

四、分析与总结

通过本次研究, 笔者对于“网络店铺”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 网络店铺理性化的必然性

网络店铺的理性化是网络店铺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理性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 韦伯的理性化是与社会的现代化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各个生活领域的理性化趋势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网络店铺的发展就如同一个缩小的社会, 在这里, 买家和店主共同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领域。网络店铺的发展过程中也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理性化过程。

店主和买家作为网络店铺中的主力军, 在网络店铺交易中潜移默化地经历了理性化转变, 交易个体相互之间在网络店铺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这种个体转变就逐渐影响到了整体的转变, 并在不断的互动、分化、交融与整合之中使自身和整个网络店铺变得越来越理性。

(二) 网络店铺理性化的必要性

笔者已经分别对买家、店主进行了研究, 在店主和买家共同理性化之后, 他们之间的交易才会更顺利。

爽快的买家通常更受店主欢迎, 爽快的买家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适合哪种商品, 并且可以清楚地了解当前店铺中的各种商品。同样, 越清晰和标准的店铺越会受到买家喜欢。要做到清晰和标准, 店主就必然要经历理性化过程。

总而言之, 买家和店主的理性化构成了网络店铺的理性化。店主和买家的理性化使交易更顺利, 而店铺的标准化使买家可以更方便地寻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他们共同的理性化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程序分明的网店领域, 网络店铺也在这种有序、合理的环境中得到了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网络店铺是近几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名词, 网络交易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热门行为。运用理性化理论分析框架, 通过对一些网络店铺的店主和买家进行访谈和调查, 从而对网络店铺进行分析, 认为只有网络交易日益理性化和标准化, 网络店铺才能更好更顺利地发展。

关键词：理性化,网络店铺,网上交易

参考文献

投资风险中非理性因素影响研究 篇8

一、文献综述

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国外是起步比较早的, 很多期刊都经常刊登有关风险管理文章。风险管理最早是在1950年出现, 从1963年开始有了对风险管理系统研究, 梅尔和赫奇斯的《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威廉姆斯和汉斯《风险管理与保险》是风险管理研究的代表做。1987年C.B.Cha Pman教授在他的专著中提出了风险工程。在后面1998年,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和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也相应的出现。

(一) 风险管理研究

J.H.M.Tah和V.Car (2001) 提出了风险管理中的一些缺陷, 提出用工作分解结构来进行风险识别与分类, 从而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价。T.Raz和E.Michael (2001) 也想研究确定一种广泛适应的项目风险管理方法。Stephen Ward和Chris Chapman (2003) 认为对于风险的研究管理应该放在不确定性上。Terry Lyons和Martin Skitmore (2004) 认为风险识别和评价是项目风险管理中比较重要的方面。Jiahao Zeng等人 (2007) 认为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是评估风险大小的要素。Tarek Zayed等人 (2008) 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研究风险和内部不确定性。Sameh Monir EL-Sayegh (2008) 研究认为相比于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 业主风险比较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经济风险。She-I Chang等人 (2008) 对于风险的研究是从模糊理论和审计风险模型设计的角度来进行的。Francis KAdams (2008) 是运用专家导出模型和贝叶斯方法研究相关风险问题。Shahid Suddle (2009) 则对安全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随着我国企业风险研究的深入, 也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谭光兴 (1997) 对于企业经营活动的风险度量进行研究, 定义了风险系数。应该芳 (1999) 对现代企业经营风险管理进行研究, 想要建立一种事前的风险管理体制。阎华红 (1999) 也介绍了企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罗冬梅 (2007) 从风险导向内部审计角度研究了风险因素的作用。我国的企业风险评估研究已经起步, 但是系统化的风险管理过程机理分析和评价体系还没有形成, 而且对风险评估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还不足。

(二) 非理性因素研究

最早对传统理性人行为假设提出质疑的是西蒙, 他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应该用有效理性来进行替代。他认为在现实中, 想要完全达到利益最大化是非常困难的, 能够做到的一般只是有限的满意决策, 所以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都是有限理性人。Vemon (1962) 在行为科学研究引入了实验因素, 开始了实验经济学的历程。他将行为主体置于模拟环境中, 研究各个主体的行为反应。需要从环境、体系和行为三个基本要素中进行研究, 提高行为的重复性和控制性。Klansman和Tversky (1979) 提出了期望理论, 认为个体总会受到直觉和经验的影响, 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行为选择。以此来解释现实中的经济行为问题。持有非理性观点的学者对于理性本身是并不否认的, 但是他们认为主体是不完全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人的行为中都会存在。所以非完全理性对于实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二、典型的非理性行为

对于非理性的研究发展到现在还没形成统一的概念, 不过一些明显的非理性行为却已经得到认可, 非理性行为研究中的代表就是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

(一) 管理者过度自信

心理学家发现, 在实际行为决策过程中人们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将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而对于其他人的努力和运气则低估, 将失败归结为运气等无法控制的因素和其他人的无能, 对自己的过失视而不见。这种个体的特质被命名为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具有普遍性, 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 很多不同领域的行为主体都表现出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对于过度自信来说, 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它可以使人更自信, 也可以使人盲目自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影响的因素包括性别、经验、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决策事项的难易程度等。

作为公司的领导者, 企业管理者是成功人士, 他们走到领导者位置的过程就是一次次成功的过程, 所以他们比普通人更倾向于过度自信。而管理者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的决策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风险具有密切联系。

(二) 管理者风险偏好

在投资选择过程中, 需要投资者表现出对待风险的态度, 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投资收益和风险。代表的就是个体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 而愿意承担风险大小的程度, 实际上就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同人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人谨慎, 希望低风险, 比较保守;有人喜欢调整, 勇于接受高风险, 比较激进。前者被称为风险规避者, 而后面的这种就被称为风险追求者, 如果对于风险的状态居于两者之间, 那么就被称为风险中性者。这三种不同的风险偏好状态也可以被称为风险厌恶、风险偏好和风险中性。

管理者对企业的整个投资过程有最后的决策权, 由于管理者存在风险偏好, 则会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相对于外部投资者, 企业管理者由于风险偏好和过度乐观, 可能会高估企业价值。风险偏好程度高的管理者更喜欢高风险项目, 企业盈余的波动性则会比较大。

(三) 其他非理性行为

还有一些非理性行为是超出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如心理账户, 根据资金的来源和用途等因素, 人们会将资金按不同的类别看待。人们受到非理性因素局限, 在实际生活中只关注一个心理帐户, 所以可能会导致决策出现偏差。如框架效应, 由于描述方式的不同, 对于决策的结果也会不同。这也代表着, 事件本身的出现方式会影响决策者的最终决策。个体在获益情境中更倾向于保守, 而在损失情境中更倾向于冒险, 做决策时受到决策参考点的影响出现框架效应。如羊群效应, 群体中的个体会在不确定信息环境下被彼此互相影响, 然后导致所有的个体作出相类似的决策。可以用羊群效应来解释从众跟风心理。如锚定效应, 人们会将最先获得的某个特定值作为估计事件的初始值, 并将它作为参照取得估计结果。也就是最初获得的信息对于事件的估计存在着制约的情况, 最终会导致估计与实际的偏差。另外相关的非理性行为还有囚徒困境、损失规避、享赋效应、处置效应等。

三、管理者风险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风险偏好是管理者个体特征, 所以是管理者自身的内生变量, 所以主要影响因素都是来源于管理者自己。

(一) 性别影响

在现实社会中, 男女性别不同, 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差异, 这也导致了在社会分工上的不同, 所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 结果就是相对于女性来说, 男性的冒险精神会更强一些。特别是在具有男权思想的社会中, 这些现象更突出。男性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 男性投资者相对于女性投资者来说, 更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 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普遍高于女性。

(二) 年龄影响

人的正常成长过程, 随着年龄增长, 阅历会逐渐增加, 智力也会不断上升。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丰富, 对事物的认识会越来越客观深入。年纪较大的管理者相对来说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和风险基础知识, 对风险的认识会少一些盲目性。而且年长者的性格也比年轻者更加成熟稳重, 也更加体现出保守类的行事风格, 所以谨慎性是他们做风险决策的首要考虑, 嫌贵来说对于风险承受力较小。

(三) 从业经验影响

管理者的经验会因为从业经历的增加而不断丰富,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一个成功的积累过程。这些过程会给管理者信息, 而高估自己的能力, 对现实的困难认识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高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从业经验长的管理者更有机会占有风险决策带来的成果, 他们具有更大的动机进行高风险决策, 他们更容易作出具有变革性和挑战性的决策来。而与之相反, 从业经验短的管理者相对缺乏高风险决策的动机, 他们更喜欢维持现状, 倾向于选择获取稳定收益。

(四) 学历背景影响

管理者学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 那么他所掌握的知识也就越多, 相对的对事物的认识也就越深入, 相比就更容易作出低风险决策, 他的决策更多来源于理性成分。学历低的管理者在决策中没有那么多的顾忌, 更倾向于作出高风险的决策。他们的决策更多地是来源于直觉和情感因素。

(五) 个人财富影响

现实生活中的人, 财富少者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这些人会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选项, 期望获得赌博式高收益。但是如果拥有了较多的个人财富, 那么会因为已有的财富而产生顾虑, 希望找到低风险高收益的选项, 偏重于低风险。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 则是相反。个人财富与风险偏好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 个人财富增加会导致风险偏好程度增大。

四、结论与建议

对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的情况, 想要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就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控制。不同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程度是不同的, 这个是管理者个体的非理性特质。但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还是管理者个性的不同。所以对过度自信与风险偏好程度进行分析, 是必须要从管理者自身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喜欢高风险, 那么表现在现实中就是过度投资或过度交易, 还有就是希望持有高风险的投资组合。很多因素都会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影响, 其中包括性别、专业知识、从业经验、任务难度等。男性比女性投资管理者会更加容易过度自信, 如果管理者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也会容易过度自信。经验不足的投资人对比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会更加容易过度自信。任务难度越大, 管理者更容易过度自信。管理者会因为风险偏好而出现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 这种情况会导致的结果是, 他们比外部投资者更容易高估企业价值, 因为他们对投资项目更加乐观。

针对已经分析过的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可以提出以下的政策性建议降低个人特质带来的企业投资风险。首先, 完善企业重大决策的科学机制, 建立健全的企业民主化、集体化决策程序, 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企业战略的过度影响弱化, 减少负面效应。其次, 可以考虑在众多男性管理者中间引入女性管理, 约束男性管理者过度投资和过度交易等类似的非理性倾向, 这样可以约束管理者赌博式冲动。最后对于管理者的筛选应该综合考虑年龄、性别、从业经验、文化背景和个人财富等因素, 考虑他们对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影响, 从企业的实际情况挑选合适的管理者, 防止管理者过度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2]陈收、段媛、刘端:《上市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统计与决策》2009年第20期。

[3]姜付秀、张敏、陆正飞、陈才东:《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 《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4]李智勇、何明升:《理性与非理性的撞击——现代金融理论的拓展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5]梁立军:《行为金融学学科发展研究综述》, 《经济经纬》2006年第6期。

[6]王霞、张敏、于富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2期。

[7]杨乃定:《企业风险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6期。

配网用户投资合理性研究 篇9

随着电网经营企业对城乡电网改造的不断深入, 使得用电客户的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合理现象存在, 所以用电投资的不合理性现象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大方案, 小投资, 小方案, 大投资”。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 概括总结一下, 提出以下解决方案:根据按照新装增容的容量或户数, 新装用户按一定标准投资一定的资金去优化工程建设中的配网结构。

2 配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算法的研究

2.1 配电系统可靠性的基础认识

电力系统可靠性是对电力系统按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和所需数量不间断地向电力用户供应电力和点能量能力的度量。配电系统处于电力系统末端, 直接与用户相连, 是包括发电、输变电和配电在内的整个电力系统与用户联系, 向用户供应电能和分配电能的重要环节。

2.2 配电系统可靠性的研究内容

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定义配电系统的可靠性指标; (2) 配电系统可靠性预测及其对配电系统规划、新建、扩建及改造的指导作用; (3) 为实现配电系统可靠性分析、预测的指导作用而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对策及其效果; (4) 配电系统可靠性与经济性的协调及电力系统可靠性经济学在配电系统可靠性中的应用等。

2.3 配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指标

2.3.1 负荷点的可靠性指标。

反应各负荷点的可靠性指标有:年故障停运率λS (次/年) 、平均停运持续时间γS (小时/次) 、年平均停运持续时间US (小时/年) 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指标的含义和特征。

(1) 年故障停运率λS:年故障停运率是指某负荷点在一年中因电网元件的故障而造成停电的次数。 (2) 年平均停运持续时间US:年平均停运持续时间是指负荷点一年内停电的时间总数。 (3) 平均停运持续时间γS:平均停运持续时间是指从停电开始到恢复供电这段时间的平均值。

系统故障分析

串联系统

所谓串联系统, 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元件组成的系统, 若其中一个元件故障。

式中, λi-元件i的故障率, 次/年;γi-元件i的故障修复时间 (或称故障停电时间) , h/次;

并联系统

所谓并联系统, 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元件组成的系统, 必须所有元件同时故障, 系统才算故障。

式中, λi-元件i的故障率, 次/年;γi-元件i的故障修复时间 (或称故障停电时间) , h/次;

2.3.2 与系统有关的可靠性指标。为了反映系统停运的严重程度和重要性, 采用了以下指标对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进行总体评估。

(1) 系统平均停电频率指标SAIFI; (2) 用户平均停电频率指标CAIFI; (3) 系统平均停电持续时间指标SAIDI; (4) 用户平均停电持续时间指标CAIDI; (5) 平均供电可用率指标ASAI; (6) 平均供电不可用率指标ASUI。

2.4 配电系统可靠性研究的常用方法

目前研究电力系统可靠性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解析法, 另一种是模拟法, 它们的区别是在状态选择和指标计算这两个阶段中。

2.4.1 解析法。解析法是用抽样的方法进行状态选择, 最后用解析的方法进行指标计算。

(1) 故障模式影响分析法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FMEA) ; (2) 基于最小路的分析法; (3) 网络等值法。

2.4.2 模拟法

蒙特卡洛法可以模拟运行的实际问题, 它用抽样的方法而不是故障枚举法进行状态选择, 用统计的方法而不是解析法得到可靠性指标。

3 用户费用的合理分摊

顺着整个课题的思路, 在计算出值后, 下面将对上图中的辐射型配电网新接用户的费用进行计算。

3.1“大方案, 小投资”用户

未接入新用户前总的电量不足=1000×1.55+400×2.05+100×2.05=2575kWh

若接入新用户后, 由于新用户只是在LP3直接接入, 所以其他指标都未发生变化, 此时总的电量不足=1000×1.55+400×2.05+ (100+6000) ×2.05=14875kWh

对以上辐射型配电网, 我们不妨设:

用户单位投资成本 (UIC) =3.6千元/ (年.兆瓦)

平均单位不可靠增量 (AUIU) =7.5兆瓦时/年

单位可靠性增量价值 / (年.单位EENS)

由此计算因接入该用户导致系统可靠性降低所应支付的费用:

所以“大方案, 小投资”导致系统可靠性变化特别大, 所以应该由上计算出来的费用来适当决定对大用户收取多少新接入费。

3.2“小方案, 大投资”用户

未接入新用户前总的电量不足=1000×1.55+400×2.05+100×2.05=2575kWh

若接入新用户后, 由于新用户是在C节点远距离接入小负荷, 代入相应变化后的指标计算, 此时总的电量不足=1000 1.55+400 2.05+1002.05+10 4.3=2618kWh

对以上辐射型配电网, 我们不妨设:

用户单位投资成本 (UIC) =3.6千元/ (年.兆瓦)

平均单位不可靠增量 (AUIU) =7.5兆瓦时/年

单位可靠性增量价值 / (年.单位EENS)

由此计算因接入该用户导致系统可靠性降低所应支付的费用:

由费用的结果可以发现, 其实“小方案, 大投资”用户对可靠性造成的影响很小。

上述的计算过程这为实际电网的新接入用户收取费用提供一个参考思路, 当然在实际电网中还需要考虑更多问题, 上述的费用只是在一种理想情况和各种假设条件下计算出来的。

4 总结和展望

用电投资的不合理性现象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而本文正是以这两个思路为突破口, 以新接入用户对系统可靠性产生变化为一个跳板, 通过计算新用户接入前后缺供电量期望值的变化, 确定费用的合理分摊。缺供电量期望值变化的求取需要用到配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算法。

理性研究 篇10

股利政策作为公司利润分配核心问题之一，在理财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Miller和Modigliani合著发表“股利政策、增长和股价”的论文，即著名的MM理论，引发了学界对股利问题的全面探讨，并且突破了传统的财务学界限。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探究，目前关于股利政策问题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股利政策研究现已突破传统财务学框架，并逐渐形成与资本市场及金融行为紧密结合的主流研究思路。本文试图在分析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对股利政策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和研究思路。

二、理性财务视角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作为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的逻辑延续，也是公司利润在再投资与回报投资者之间的一种权衡。早在1961年，西方就在MM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在手之鸟”理论、税差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风险回避、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根据情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等假设之上的，是针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研究得出的理论。

（一）在手之鸟理论

在手之鸟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与企业的价值息息相关，支付股利越多，股价越高，公司价值越大。该理论虽然被实际工作者广泛地接受，但它依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它似乎很难解释投资者在收到现金股利后又购买公司新发行的普通股现象，实际上混淆了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正如Hess (1981)所指出：“在未来资本利得贴现率大于未来股利所得的贴现率情况下，Gordon的论点实际上建立在高风险投资政策与低市场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之上，而非建立在股利本身的某些内在价值之上。”所以Bhattachrya (1979)将其称之为“手中鸟谬误”。如果公司发放较少的股利而将钱留下来用于投资，这些投资的未来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投资决策的是风险而不是低股利，市场对低股利的公司采用较高的贴现率。因此，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利得的风险取决于公司的投资决策而非股利决策。股利支付并未改变整个公司投资的风险程度。在投资决策既定的前提下，公司股利政策变化不影响投资者在此期间的总报酬或者说与总报酬相关的不确定性。

（二）信号说理论

信号假说或者称作股利信息内涵假说，从放松MM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拥有相同的信息出发，认为经营者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股利是经营者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股利对股票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信号说理论是关于MM理论的发展和扩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导性，但随着股利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也表现得日益明显。一方面，有的学者注重信号模型的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的有关股利与信息信号的模型：如Bhattachrya模型、Johb一Williams模型以及MillerRock模型等;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主要从事实证研究，以探究股利公告是否确实向市场传递了一定的信息。股利信号理论研究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也并非完美，实证结果也不一致。总的来说，其存在以下几个缺陷：

1. 市场对股利增加做正面反应，对股利减少做负面反应，这种现象不仅信号理论可以解释，其他理论如代理成本理论也可以解释。2.信号理论很难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股利的差别进行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例如：为什么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公司发放的股利比日本、德国高，却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盈利性呢?3.信号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公司不采用其他效果相当而成本更低的手段传递信息。4.在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信息手段大大提高的同时，支付股利为什么作为恒定的信号手段?5.在高速成长的行业、企业，股利支付率一般都很低，如微软，而这些企业业绩和成长性是有目共睹的。按照信号理论恰恰会做出相反的解释和预测。

三、行为财务学视角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传统股利政策的制定，总是在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对于“人”只是把其看作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而行为财务学恰恰是把“理性人”去“理性”化。把理性转变成一个可衡量的动态变量。这个思想源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但其对于财务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理性预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决策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更取决于投资者对管理层决策的未来绩效的预期。在临近管理层宣布下期股利时，投资者通常会根据公司内部因素，以及外界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景气程度、政府政策可能变动等因素，对股利支付水平及支付方式做出种种预测。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存在着一个心理预期，如果公司宣布的股利政策与其存在差异，股票价格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理性预期理论考虑了投资者作为理性经纪人投资时的心理因素影响，即考虑了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化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可能做出以心理预期为标准的投资决策，但是人性是多元化的，公司在制定鼓励政策时，只能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但这种因素的可控性很低。

（二）后悔厌恶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者决策时会将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曾经遇到的类似但决策不同的情形进行比较，如果所做的决策没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劣于其他决策时，就会自责与后悔;相反，如果所做的决策为其带来了更好的结果，则会产生欣喜的感觉。由于后悔的感觉比欣喜强烈，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的痛苦，则不愿意对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负责的事项进行抉择。后悔厌恶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定理：1.被迫情形下采取行动所引起的后悔比非胁迫情形下的要轻微;2.没有做错误行动引起的后悔比做了错误行动引起的后悔要轻微;3. 个体需对行动的最终结果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引起的后悔比无需承担责任情形下的要强烈。

资本市场中，一些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而选择股利，因为在他们卖掉股票以获取现金消费之后，股市可能会出现上涨行情。投资者卖出股票以获取即期收入所导致的后悔要大于消费股利收入所造成的影响，而随之而来的股票价格上涨更加剧了投资者的后悔程度，所以投资者偏好现金股利。

（三）自我控制理论

自我控制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税收和交易成本，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其理论依据是人类行为不可能完全理性。人们一方面对未来有其长期规划目标，而另一方面又有实现眼前需要的要求，这一冲突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个体意志力和外在规则来实现自我控制。但是现实投资者并非标准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意志力，于是他们往往求助于某种外在规则来实现自我的控制与约束。

投资者将预备用于未来之需的资金购买股票，并规定只用收到的股利来提供当前消费所需。这种规则将大大降低对意志力的要求，从而减少可能由于意志薄弱而带来的损失。同时，经常出售小额股票的不便利和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能阻止原始资本的变现，限制当前消费所能动用的资金，所以，股利政策实际上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

（四）心理账户理论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投资者根据资金的来源、所在及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归类，将其划入不同的账户，每个账户可能对应不同的用途，如有的用于退休养老，有的用于教育等，投资者对于不同的账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于追求保值的心理账户，投资者表现为高风险厌恶;而对于追求升值的心理账户，投资者表现为低风险厌恶，甚至是风险寻求。

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资金是“可替代的”，即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是现实中，人们常常错误地将一些资金的价值估计得比另一些低，如赌场赢得的横财、意想不到的遗产、所得税的返还等都会被估价得比常规的收入低。人们倾向于更轻率地使用这些被低估的资产。对于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存在差异。投资者会认为红利是真正的“所得”，是用来作为每年的生活基本开支的，而资本利得却是“意外之财”，并且资本利得随着公司的股价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实现资本利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股东要求公司无论盈亏都要向投资者分红，是因为他们认为股价下跌是“资本账户”的损失，而公司取消分红则是“红利账户”的损失，而投资者将现金红利看作是保证安全的一项收入。当资本收益较低时，投资者可以从股利中寻找安慰;当资本收益较高时，股利和资本收益能被个人随意选择。

利用心理账户还可以解释“股利之谜”。由于税收的存在，公司在安排分配政策时，回购股票或保留盈余会比分配股利更有利于投资者，但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分配股利的公司，并且派发股利还带来了股价的上涨。

（五）股利迎合理论

股利迎合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由于心理或者制度原因，一些投资者对于公司的股利政策需求会随着时间而变化;2.这种需求把支付股利和不支付股利的股票价格区分开来，有限的套利不能阻止股票溢价;3.管理者是理性的，能够权衡当前股票被错定价所带来的短期收益与长期运行成本之间的利弊，从而迎合投资者所好制定相应的股利政策，以获得股票溢价。股利迎合理论主要集中研究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考虑了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受到情绪影响的可能性，认为现实中的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确实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并且管理者的竞争和理性的套利者不能消除出现的股票溢价或者折价。

（六）习惯行为理论

习惯行为是指人们基于以往经验的非随机行为，通常包括常规习惯和定式习惯。习惯行为理论认为，习惯行为比理性经济行为更能体现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投资者要求公司持续发放股利以及一些公司之所以持续发放股利，都是因为难以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所致，因此，区分习惯以及关注习惯行为是分析公司股利决策行为的一种有效方式。

总之，行为股利政策理论改变了传统股利政策理论的有关“理性人”思维定式和分析方法，认为人们在面临股利政策时并不都是理性的，会受到诸如情绪、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主要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该行为的心理、社会等动机方面来研究和解释公司股利现象，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其中，股利迎合理论是行为股利政策理论中最主要、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建立在投资者是非理性而管理者是理性的基础之上，认为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驱动了公司股利政策，或者说公司管理者迎合投资者的股利偏好制定股利政策。但是，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存在多样化，以此为根据来制定股利政策，很难满足所有股东的股利需求。尽管行为财务很好的解释了投资者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而引起的股价变动的异常现象，但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在以传统的股利分配政策为根本，结合对行为财务导致的投资市场异常现象的分析，引导公司管理者对公司的分配政策做出科学的选择。

四、理性财务与非理性财务结合下我国股利政策制定的新思路

虽然目前关于行为财务学的独立研究还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缺乏实证数据和模型的支撑，还未形成完整和严密的理论的体系，然而行为财务的一些理论对股利政策的深入再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思维范式。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财务学视角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成果。诚然，传统的股利研究视角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观点引入应该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补充。行为财务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从行为金融领域分离出来，成为比较专一的研究范畴，很好的解释了股票市场和投资人行为的异常现象，但并未否定传统财务。

（一）建立健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外部环境，规范我国股利政策制度

首先，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教育和监管，引导上市公司树立起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观念。应使上市公司深刻意识到培育投资者回报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市场风险，促进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对投资者回报的责任感;其次，应借鉴其他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派现的做法，迫使公司发放股利，消除留存盈利过多的现象，同时应制定明晰的最低现金分红率，并加强对低派现或小派现公司的信息披露约束，引导公司逐步实现股利政策的理性化。在重大派现事宜上，应明确引入流通股股东类别表决机制，使中小流通股股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对那些为了达到再融资目的而进行“恶性分红”的上市公司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此外，红利税的存在使得现金分红越多，投资者的隐性亏损越大，取消红利税也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规范股利政策

首先，注重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资本结构。改变以往利用市场的“软约束”和政府的“隐性担保”，杜绝一味“圈钱”而将风险转移给政府的行为。其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缺乏必要的监督激励机制，经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独立董事制度一方面可以独立监督公司管理层，减少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可以制约内部控股股东利用控制地位做出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第三，上市公司在制定、实施现金股利政策过程中，合理、合法地利用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认知偏差和非理性行为，选择较佳的上市时机而不是利用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来融资，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在竞争中不断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积极开拓市场、加强内部管理，以最佳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维护公司形象，从而保证自己在资本市场持续不断的融资能力。

（三）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树立中小投资者正确投资意识

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中小投资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意识，投资是基于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正确分析，而不是热衷于投机炒作企图去获取资本利得。我国股市投资者以中小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较小，而中小散户并不以持有证券获得分红或控制公司管理为目的，更热衷于股价的变动，对公司股利变动反应冷淡，这就促使了管理层不重视股利政策对投资者的回报。因此，应大力发展追求长期稳定回报和资本保值增值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更关注公司分红所带来的稳定收益，当上市公司采取不当的股利分配政策，就会面临市场压力，迫使上市公司改变不利于公司持久发展的股利分配决策，注重股利政策的持续性与科学性。

（四）加强现金流量管理，保持股利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同利润增长能力不相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管理方面较弱。现金流量管理的对象不能仅限于现金资产，而应是企业的整个资金运动，是以现金流量作为管理的重心、兼顾收益，围绕企业经营活动、投资和筹资活动构筑的管理体系，是对当前或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现金流量在数量和时间安排方面所作的预测与计划、执行与控制。而股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金流量管理的好坏。企业应当将股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投资者的回报相结合，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原则，确定理性的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股利政策。

参考文献

[1].韩春伟, 潘爱玲.行为财务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投资行为研究综述[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 (3) .

[2].徐明圣, 刘丽巍.现代股利政策理论的演变及其评价[J].当代财经, 2003, (1) .

[3].龚慧云.行为股利政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上海金融, 2009, (9) .

[4].卿文洁.行为财务理论对投资者行为的解释及其应用探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1) .

[5].邓汉慧, 张子刚.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综述[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