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精选十篇）

淋巴细胞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3年4月~2015年10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收治的64例确诊感染布鲁杆菌疾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的60名健康人群的血常规及血清学检查结果。详细记录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并计算NLR、PLR。64例布鲁杆菌疾病患者中,男40例,女24例,年龄24~62岁,平均(42.58±12.17)岁。60名健康人群中,男37名,女23名,年龄23~65岁,平均(43.13±11.89)岁。两组性别构成、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布鲁杆菌疾病的诊断标准参考国家布鲁杆菌疾病诊断标准(WS269-2007),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或平板凝集试验(PAT)阳性[10]。试管凝集试验(SAT)滴度为1∶100++及以上;病程达1年以上,SAT滴度为1∶50++及以上;半年内有布鲁杆菌苗接种史,SAT滴度达1∶100++及以上者[11]。排除标准:有糖尿病或其他代谢及内分泌障碍,以及病毒感染、中毒、营养障碍等。

1.2 方法

详细记录受试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及临床表现,于入院第2天清晨空腹,分别采用抗凝、促凝采血管抽取静脉血液3 m L,抗凝血液标本送往贝克曼-库尔特GEN.S血液分析仪检测。分别记录血液标本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数据。检测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激光流式细胞检测结合荧光核酸染色技术,依据不同细胞在不同成熟时期对各种组化染料、荧光染料的反应不同,将不同类别细胞间较小的生物学特性转化为差异较大的物理学特性之后,再以物理学方法进行检测。促凝血液经离心(3000 r/min,10 min),吸取上清液,参考WS269-2007进行实验。布鲁杆菌疾病诊断的血清凝集试验效价截至值为1/160。

1.3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根据检测结果绘制各指标诊断布鲁杆菌疾病的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AUC介于0.5~0.7提示考察指标诊断价值较低;AUC介于>0.7~0.9提示考察指标诊断价值中等;AUC>0.9提示考察指标诊断价值较高。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布鲁杆菌疾病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64例布鲁杆菌疾病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疲劳乏力、食欲不振、关节疼痛、肌肉痛、发烧及寒颤等症状,偶尔伴有腹痛、恶心、呕吐、便秘等消化道不适反应。见表1。

2.2 两组白细胞计数、PLR及NLR比较

布鲁杆菌疾病患者的白细胞计数、PLR及NLR均较健康人群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白细胞计数、PLR及NLR对布鲁杆菌疾病的诊断效果

对64例患者的NLR和PLR进行计算,得出NLR的均值为3.0,PLR的均值为195。将NLR≥3.0定义为NLR升高,将PLR≥195定义为PLR升高。ROC曲线分析结果表明,NLR的AUC最大达0.756,诊断价值较高,而白细胞计数的AUC为0.512,PLR的AUC为0.621,诊断价值较低。见表3、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布鲁杆菌疾病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PLR及NLR均较健康人群水平升高,且NLR较白细胞计数及PLR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注:P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WBC:白细胞计数;N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中性粒细胞计数;PLT:血小板计数;LYM:淋巴细胞计数

注:P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N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P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WBC:白细胞计数;N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目前临床实践中关于布鲁杆菌疾病感染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常用的有RBPT、PAT、补体结合试验和抗人免疫球蛋白试验。从实验的可操作性角度出发,RBPT主要利用抗原与患者血清的Ig G发生凝集现象来检测布鲁杆菌疾病抗体,适合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研究。PAT是利用马耳他细菌培养物与患者血清Ig M发生凝集现象来检测布病抗体,虽然结果准确,但不适合大面积筛查研究。补体结合试验和抗人免疫球蛋白试验对检测人员操作和设备有一定要求,难以在基层推广[12]。近年来,白细胞计数及许多炎性因子如C反应蛋白、NLR、PLR在炎症性疾病感染进程中成为研究热点。白细胞计数由于在临床实践中获得容易、耗费少而成为临床上最常用的衡量疾病炎性反应的指标。但其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干扰而表现出较差的稳定性。相比之下,NLR、PLR与白细胞计数一样具有获取方便、成本低的优点,但其能够更好地体现疾病状态下患者体内的炎性反应,稳定性及准确性更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3,14]。Azab等[15]报道称,NLR在预测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不良预后方面优于白细胞计数。Celikbilek等[16]研究提示,与非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NLR相比,活动期患者的NLR显著升高。NLR数值的变化意味着中性粒细胞数量的相对增加或淋巴细胞数量的相对减少,这提示中性粒细胞数量的相对增加会促进炎性因子的释放,如常见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白介素类因子等,加速炎症进程;同时,淋巴细胞数量的相对减少则会导致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反应能力降低,导致炎症及肿瘤的快速发生与发展[17,18]。由于NLR、PLR具有经济、快速、方便获取、易于推广等诸多优点,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但很少有NLR、PLR与布鲁杆菌疾病的相关报道[19,20]。本研究结果提示NLR在布鲁杆菌疾病发病过程中发生变化,促进疾病进程,与Yoon等[21]报道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NLR水平较布鲁杆菌疾病患者降低,Rifaioglu等[22]报道的活跃期的Neuro-Behcet综合征患者较对照组及稳定期Neuro-Behcet综合征患者具有较高的NLR水平结论相一致。

此外,布鲁杆菌疾病的临床表现复杂且慢性化率高[23]。本研究中,64例布鲁杆菌疾病患者中,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疲劳乏力、食欲不振、关节疼痛、肌肉痛、发烧及寒颤等症状,偶尔伴有腹痛、恶心、呕吐、便秘等消化道不适反应。Hasanjani Roushan等[24]报道称,957例布鲁杆菌疾病患者中,71.0%的患者发生关节疼痛,66.7%的患者表现有出汗,57.2%的患者伴有发烧,39.3%的患者具有后背疼痛等症状。这提示布鲁杆菌疾病的感染可能导致全身的慢性变态反应相关。

用母亲淋巴细胞可治子女淋巴瘤 篇2

儿童EB病毒(一种疱疹病毒)相关淋巴瘤恶性度很高，迄今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患者常年发烧、肝脾淋巴结肿大，抗病毒治疗或者化疗均不能达到满意效果。在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资助下，朱平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他们在临床治疗中注意到，有一种儿童淋巴瘤类似的疾病，称为“移植后EB病毒相关性淋巴增殖病”，采集供者的淋巴细胞输注给患者，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但由于异体排斥反应，很可能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针对上述问题，朱平设想，妊娠时期母亲和胎儿间会发生双向血流交换，很可能在母亲和孩子体内存活着对方的细胞(微嵌合状态)，他们的淋巴细胞也很可能相互识别，不容易发生排斥反应。如果母亲淋巴细胞具有免疫活性，能够清除EB病毒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就有可能用淋巴细胞输注的方式治疗这类疾病。

研究人员建立了更为敏感的检测母亲和孩子体内存活着对方的细胞的微嵌合状态的检测技术，发现许多母亲体内存在孩子的微嵌合体，最年长的孩子已经达30岁，证实相当多的母亲体内长期存活着子女的细胞。他们在确定5名儿童EB病毒相关淋巴瘤患者母亲体内都存在孩子微嵌合体，采集母亲淋巴细胞，分别对这5名患者进行大剂量输注，患者均在输注后一周左右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淋巴结肿大迅速消退，EB病毒消失，并且没有一例发生明显移植物抗宿主病。

淋巴细胞 篇3

病例1,患者,男,71岁,2014年8月发现颈部不适,自查发现双颈部、颏下、双腋下多发肿块,自觉发热,未曾测量体温,盗汗明显,无明显体重下降,后至我院行常规检查。CT增强:颏下、双侧颌下、双颈部、双侧腋窝、两侧锁骨上、纵隔、两肺门及双侧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骨髓象检查报告:骨髓部分血稀,分类大致正常,后给予患者行右颈部肿块切除术。

病理检查:右颈部肿块切除,组织学检查示:考虑恶性淋巴瘤,低倍镜下瘤组织可见明显星空现象以及残存淋巴组织,高倍镜下瘤细胞以2倍于正常淋巴细胞为主,核圆形或卵圆形,核膜清晰,核仁明显,胞质丰富而深染,可见较多核分裂,免疫组化结果:Td T(+)、CD20(+)、CD5(+)、CD10(+)、BCL-6(-)、MUM1(-)、ALK-1(-)、EBER(-)、Cyclin D1(-)、Ki6750%~60%(+),符合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大细胞亚型)。

病理诊断:符合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大细胞亚型)。

随访:2014年9月20日—2015年3月8日患者已经完成了5次化疗,采用Hyper-CVAD方案,化疗期间出现粒细胞缺乏症,对症处理后上升。2015年3月6日复查CT增强扫描:耳后、咽旁、颌下、颏下、两侧锁骨上、腋窝、纵隔、两肺门、髂血管旁及腹股沟区淋巴结较前稍缩小;上腹腔及腹膜后小淋巴结与前相似。现患者一般情况可,并定期复查。

病例2,患者,女,54岁,2009年2月患者因白带增多3年,阴道出血2个月余入院。妇科检查:宫颈肥大,直径约4.0 cm,颈管粗,质硬。取宫颈病理活检,初步诊断淋巴样细胞增生异型,组织学检查示可见靶环现象(见封三图1),瘤细胞大于正常淋巴细胞的2倍,核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核仁可见,胞浆丰富,嗜酸性,可见核分裂(见封三图2);免疫组化结果:CD20(L26)(+)、CD10(+)、CD43(+)、CD99(+)(见封三图3)、CD19(-)、MPO(-)、Td T部分阳性(见封三图4)、CD5(-)、cyclin D1(-)、CD3(-)、bcl-6(-)、SY(-)、NSE(-)、CK(pan):(-)、CK18(-)、Ki-67:80%~90%(+)。

病理诊断:(宫颈):结合HE形态和免疫组化标记结果,符合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大细胞亚型)。

随访:因个人原因未住院系统化疗,具体治疗不详,于出院后20 d患者死亡。

病例3,患者,男性,65岁,2009年1月患者因双颈部淋巴结肿大10余天入院,B超示:腹腔内淋巴结肿大,直径2.8 cm~3.8 cm,取左颈部淋巴结病理活检,组织学示低倍镜下瘤组织无明显星空及列兵现象,高倍镜下瘤细胞部分为2倍于正常淋巴细胞,核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核膜清晰,核仁明显,胞质细腻而淡染,可见明显核分裂(见封三图5);免疫组化结果:Td T:(+)、CD99(+)、CD3(+)、CD56部分(+)、CD10部分(+)、CD79α少部分(+)、CD20(-)、CD30(-)、bcl-6(-)、Ki-67 90%~95%(+)。

病理诊断:(左颈淋巴结):符合T淋巴母细胞性恶性淋巴瘤(大细胞亚型)。

随访:因为外院会诊病例,随访后了解患者于外院治疗,采用CHOP方案,疗程具体不详,治疗效果欠佳,但至今仍存活。

2 讨论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BL)为前体淋巴细胞来源的高侵袭性非何杰金淋巴瘤(NHL),只占所有非何杰金淋巴瘤的2.0%~8.5%,此外2001年版WHO将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归为同一组疾病[1]。LBL多发于儿童及青少年,成人少见,而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是更为少见的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但是本次研究的LBL中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发病率较高(30%),可能与儿童LBL患者一般均在儿童医院就医有关。

目前关于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也容易误诊为弥散性大B细胞淋巴瘤,因此对本病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对收集的15例LBL患者进行HE、免疫表型检测,筛选出3例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并对相关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和随访,旨在了解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的临床病理特点,以便更好地诊断及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预后。淋巴母细胞瘤男性发病率明显多于女性,多累及纵隔、骨髓和中枢神经系统等部位,且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多以T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为主,起源于B淋巴母细胞者不足10%[2]。此外有文献提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多数表现为纵隔肿块,且有骨髓侵犯[3],临床通常为Ⅲ或Ⅳ期的进展期表现,病程短,进展迅速,预后差,病程早期易发生骨髓侵犯,并易转化为T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常侵犯骨、皮肤、骨髓和淋巴结,而本次研究的病例中T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发生率不高,且大多累及颈部淋巴结,成人和儿童的发病率亦无明显差异,可能与我院为肿瘤专科医院有关,使得儿童LBL患者就诊于儿童医院或者其他科室如血液科而导致患者分流。此外本次研究的病例中B细胞起源的LBL发生率比相关文献报道的要多[4],可能与我院近10年来确诊的LBL数量较少而B-LBL正好较多有关。

本次研究的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的临床特点:①男性为多,男、女比例为1.5∶1。②发病年龄一般较大,中位年龄65岁。③淋巴结发生较多。④其中发生于宫颈的LBL其历史病理资料未提及见明确肿块,而目前就原发于宫颈的LBL诊断都比较谨慎,现大多数人认为在巨检时要见到明确肿块以及镜下可见典型病理形态学特征方可诊断,同时也要注意与宫颈淋巴瘤样增生鉴别。值得注意的是原发女性生殖系统恶性淋巴瘤在20岁~80岁均有发病,好发年龄在40岁~50岁,与本次研究的1例相符。在组织学类型上,原发女性生殖系统恶性淋巴瘤多发生于结外,以B细胞淋巴瘤为主,约占所有非何杰金淋巴瘤的45%,尤以弥散性大B细胞淋巴瘤为主[5]。但是本次研究的1例发生于宫颈的淋巴瘤诊断为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瘤细胞大小中~大,星空现象及列兵现象明显,核卵圆形或不规则形,核仁明显,染色质粗而深染,可见核分裂,免疫组化表达TDT、CD99,易与弥散性大B细胞淋巴瘤相鉴别。本文3例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镜下特点:正常组织结构均被破坏,偶可见正常组织残留,似转移性癌,亦可见列兵现象、星空现象,个别可见靶环现象,无论T或B细胞来源的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其瘤细胞大多大于正常成熟淋巴细胞的2倍及以上,核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核膜清晰,核仁较明显,胞浆丰富,核分裂象较明显,染色质细腻而淡染(见封三图2,5),免疫组化均表达TDT,与既往相关文献报道相符;此外LBL的列兵现象大多见于肿瘤侵犯淋巴结外,若无侵及淋巴结外一般列兵现象无或少见,常有部分淋巴组织残留。

3 鉴别诊断

3.1 弥散性大B细胞淋巴瘤

好发于淋巴结、纵隔、皮肤及骨骼,多见于40岁以上,临床特征与成人LBL相似且瘤细胞一般较大,细胞界限清楚,细胞质丰富,核仁明显。虽然从以上特征不能与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区别,但是免疫组化瘤细胞弥散表达CD20、CD79a,而不表达Td T,因此不难与LBL鉴别。

3.2 粒细胞肉瘤

形态学上和LBL相似,但从排列方式看粒细胞肉瘤常呈条索状,瘤组织内可见散在分布的较幼稚的嗜酸性粒细胞,胞质内出现红染棒状Auer小体,免疫组化粒细胞肉瘤Td T阴性而髓过氧化物酶阳性,因此可区别开来[6]。

3.3 母细胞性套细胞淋巴瘤

有时部分套细胞淋巴瘤可发生母细胞化,其形态学与LBL相似;但是LBL的细胞核更接近圆形而非成角,染色质较为细腻,核分裂象比较明显,免疫组化表达CD5和Cy-clin D1,而不表达Td T和CD99,因此可区别开来。

3.4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有时也发生于胸部,瘤细胞呈小或中等大,分布较弥散,细胞核深染,胞质较少,坏死比较明显,此外其形态有时难与LBL相区别,且瘤细胞可表达CD99,但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常出现菊形团结构,免疫组化表达CK、突触素、嗜铬蛋白等,不表达CD45、CD3、CD20、Td T等,电镜检查有时也可帮助鉴别[7]。

3.5 胸腺瘤

50岁~60岁的中老年人较多见,而儿童及青少年很少见。若行纵隔肿块穿刺活检时成人患者的表现难以和LBL相鉴别。都可出现瘤细胞呈弥散性分布,且均表达Td T。但胸腺瘤的瘤组织呈分叶状,有明显的纤维包膜及粗大的纤维间隔,且CK阳性表达的细胞呈散在贯穿于整个瘤组织。而LBL因为瘤细胞呈浸润性生长,因此可在残存的胸腺组织中见到少量或灶性分布的CK阳性细胞。结合上述的临床病理特点可将两者鉴别开来[8]。

4 治疗及预后

目前所采取的治疗措施以化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阿霉素,地塞米松(Hyper-CVAD)]或接受骨髓移植为主,患者的临床疗效和预后明显改善[9],且Hyper-CVAD方案已成为治疗LBL的一线方案。因此确诊后及时适当的治疗对提高LBL患者生存率有重要意义。本次研究的3例成人大细胞性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中第1例患者采用Hyper-CVAD方案,经过5次化疗后,目前一般情况可,第2例患者死亡,第3例患者于外院治疗,采用CHOP方案,疗程具体不详,其临床疗效和预后未有明显改善,与既往文献提及的侵袭性NHL常用的一线CHOP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通常疗效不佳相符[1]。

参考文献

[1]潘云,刘卫平,李金范,等.96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临床病理分析[J].中华血液学杂志,2005,26(4):218-222.

[2]肖媛媛,伏利兵,张立新,等.婴儿原发性皮肤前体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1例并文献复习[J].临床皮肤科杂志,2014,43(6):351-353.

[3]MEENAKSHI WADHWANI,DEEPTI VERMA,KIRAN AGARWAL,et al.Unusual presentation of primary T-cell lymphoblastic lymphoma:description of two cases[J].Diagn Pathol,2014,20(9):124.

[4]翟勇平,刘海宁,周晓钢,等.淋巴母细胞淋巴瘤28例临床病理分析[J].医学研究生学报,2009,22(4):390-393.

[5]邹姮,傅璟.原发女性生殖系统恶性淋巴瘤研究进展[J].实用妇产科杂志,2011,27(5):339-341.

[6]徐敏,陈玲,张书龙,等.腰椎原发性前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J].现代肿瘤学,2007,15(8):1172-1174.

[7]陆珍凤,石群立,印洪林,等.淋巴瘤的超微结构研究[J].医学研究生学报,2003,16(2):114-116.

[8]马捷,石群立,周晓军,等.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20例临床病理研究[J].诊断病理学杂志,2006,13(1):26-30.

淋巴细胞偏高的原因是什么 篇4

淋巴细胞属白细胞的一种，由淋巴器官产生，是机体免疫应答功能的重要细胞成分。可分为大淋巴细胞和小淋巴细胞，前者直径在10—15um，占10%，后者直径6—10um，占90%。胞体呈圆形或椭圆形。成熟淋巴细胞需依赖抗原刺激而分化增殖，继而发挥其免疫功能。

如果体内出现淋巴细胞百分率偏高的情况，近期可能有感染性疾病，而且是病毒感染。一般是病毒性感冒引起。还有例如：水痘，麻疹、病毒性肝炎、也可见于百日咳、结核、布鲁病、梅毒等。此外，肿瘤性疾病(白血病、淋巴瘤)、急性传染病恢复期、器官移植后也可出现淋巴细胞增多。

淋巴细胞 篇5

[关键词] 肝移植; T淋巴细胞亚群; NK细胞; CIK细胞; FK506

[中图分类号] R65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01-01-03

Peripheral Blood T-lymphocyte Subsets,NK and CIK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Taking FK506

QIN Wen HU Dachun TAN Jianl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Kunming Municipal First People’s Hospital,Kunming 6500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T-lymphocyte subsets,NK and CIK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during their taking of FK506,and to explore its function in monitoring allograft rejection. MethodsFlow cytometry(FCM)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hanges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T-lymphocyte subsets,NK and CIK of 17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during their taking of FK506 and 25healthy controls.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FK506 was measured by enzyme immunoassay technique. ResultsThe CD3 value of the liver transplant group was higher at 3 months after liver transplant operation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Tamhane T2 method P=0.004),the CD4 value of the liver transplant group was higher at one month after that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Tamhane T2 law P=0.040),the NK mean value of the liver transplant group was lower at two weeks,a 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liver transplant operation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LSD-t test P≤0.023),and the CIK of the liver transplant group was lower at one month after that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Tamhane T2 method P=0.005). ConclusionThe T-lymphocyte subsets,NK and CIK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during their taking of FK506 can act as monitoring indicators of allograft rejection,and whe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FK506 is constant,it will enable T-lymphocyte subsets,NK and CIK to maintain at normal levels.

[Key words]Liver transplantation; T-lymphocyte subsets; NK; CIK; FK506

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但移植排异反应是影响移植受者存活的重要原因。目前控制排异反应较为有效的手段是使用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又名普乐可复(即FK506)[1],是一种具有强大免疫抑制作用的大环内酯类免疫抑制剂,它能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CN),使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及其他核因子不能脱磷酸而向细胞核内转位,从而阻断白细胞介素(IL-2)、肿瘤坏死因子a(TNF-a)等细胞因子的转录,抑制细胞因子的产生及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2]。FK506现已成功应用于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实体器官移植,尤使用于肝移植。但肝移植受者在服用FK506后的免疫细胞变化情况如何目前此方面的报道还不多。现即为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肝移植受者服用FK506后不同时期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NK细胞及CIK细胞的变化进行监测,旨在为临床监测移植排异反应的发生提供客观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接受FK506治疗的肝移植受者组,为2008年1月～2009年1月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同种异体肝移植的受者,共17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年龄29～73岁,术后检验未发现明显的宿主抗移植物排斥反应或移植物抗宿主免疫反应的临床表现。健康对照组为该医院的25例健康体检者,均无相关疾病,且未使用免疫抑制剂和相关免疫调节药物,其中男性11例,女性14例,年龄20～65岁。

1.2 仪器与试剂

仪器采用FC-500流式细胞仪及ASCENT全自动酶标仪。其中流式分析试剂1(CD45-FITC/CD4-PE/CD8-ECD/CD3-PC5)及试剂2(CD45-FITC/CD56-PE/CD19-ECD/CD3-PC5)为Beckman- Culter公司产品。酶联免疫试剂为他克莫司定量检测试剂盒,产于美国Diasorin公司。

1.3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NK细胞及CIK细胞的变化。于肝移植受者术后2周、1个月、3个月分别抽取外周血2mL,用肝素抗凝。将试剂1、2分别加入到2根流式管的管底,各加10μL,再加入抗凝全血标本100μL,室温避光孵育20min,然后加入NH4CL溶血剂1mL,室温避光孵育20min,待流式细胞仪稳定后即可上机检测。其中试剂1标记的标本调用NEW-CD4-CD8-CD3-CD45方案进行检测,试剂2标记的标本则调用NEW-CD56-CD19-CD3-CD45方案。读取结果时,CD3+细胞代表T细胞;CD3+/CD4+/CD8-代表TH细胞(CD4);CD3+/ CD4-/CD8+代表TS细胞(CD8);CD3-CD56+代表NK细胞;CD3+/ CD56+代表CIK细胞。FK506血药浓度的测定,取肝移植受者抗凝血2mL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对完全随机设计的多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当各总体方差齐时,用LSD-t检验进

行多个样本均数的两两比较;当各总体方差不齐时,用Tamhane T2法进行多个样本均数的两两比较。

2 结果

17例肝移植受者服用FK506后不同时期及25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NK、CIK细胞及FK506血药浓度检测结果见表1。

表1可见,FK506血药浓度在不同时期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676,P=0.090),CD4/CD8测定值在服用FK506后不同时期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33,P=0.308),而CD3、CD4、CD8、NK、CIK测定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经多个样本均数的两两比较,术后3个月组的CD3值高于健康对照组(Tamhane T2法P=0.004),术后1个月组的CD4值高于健康对照组(Tamhane T2法P=0.040),术后2周组、术后1个月组、术后3个月组的NK值均低于健康对照组(LSD-t检验P≤0.023),术后1个月组的CIK值低于健康对照组(Tamhane T2法P=0.005)。其余两两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SD-t检验或Tamhane T2法P>0.05)。

3 讨论

3.1 FK506的变化

FK506是日本藤泽公司从放线菌属筑波链真霉菌NO1993中提取的一种代谢药物,其化学结构属23元环大环内酯类免疫抑制剂。FK506不仅抑制TcR、CD3复合体介导的T细胞活化,也可抑制其他细胞表面分子的活化。其作用机制是FK506能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CN),使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及其他核因子不能脱磷酸而向细胞核内转位,从而阻断白细胞介素(IL-2)、肿瘤坏死因子a(TNF-a)等细胞因子的转录,抑制细胞因子的产生及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从而使T细胞亚群的失衡得到明显改善,CD4+T细胞表达降低,CD8+T细胞表达回升,CD4/CD8比值降低,且均恢复到正常水平[3]。本文结果中显示FK506在术后各个阶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在监测T淋巴细胞亚群、NK及CIK细胞期间,肝移植受者血液中FK506的血药浓度保持相对稳定。

3.2 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T淋巴细胞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群。其中CD4细胞是辅助T细胞,在免疫反应中是主要反应细胞,主要功能是通过其分泌的淋巴因子,增强和扩大免疫应答过程,辅助诱导其他免疫细胞如杀伤性T细胞、B细胞等共同发挥免疫作用。CD4细胞的减少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在移植免疫反应中,CD4+T细胞与移植排斥反应密切相关,已有资料[4]表明CD4+TH1细胞主要参与急性排斥反应,而CD4+TH2细胞则主要参与慢性排斥反应。CD8细胞是细胞毒T细胞,在移植排斥反应中除具有对靶细胞攻击杀伤的细胞毒作用外,同时对CD4细胞还具有调节性抑制作用,CD8细胞的降低可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变态反应性疾病。而CD4/CD8比值是重要的免疫状态监测指标,其比例的降低与免疫系统损害的程度相关[5]。CD4/CD8比值升高提示机体免疫功能相对活跃,当监测器官移植排斥反应时,CD4/CD8比值升高预示可能发生排异反应[6]。T淋巴细胞在诱导肝移植术后排斥反应及诱导肝移植免疫耐受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7]表明在急性排斥反应临床症状出现前1～5d,T细胞总数和CD4/CD8比值均升高。本文中结果显示,术后3个月组的CD3值与术后一个月组的CD4值高于健康对照组,且服药后不同时期的均值都较健康对照组有升高趋势,提示移植后在一定时间内机体对移植物可能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但本研究中CD4/CD8比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只是在3个月时均值有少许减低,提示肝移植受者对移植物虽然有一定的排异作用,但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能使这种排异得到有效的控制,且保持相对稳定。再次证明T淋巴细胞亚群可作为较好的移植排异反应监测指标,但T淋巴细胞亚群对移植排异反应的临床价值还待加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的研究。

3.3 NK细胞的变化

NK细胞是机体天然免疫的主要承担者,是获得性细胞免疫的核心调节细胞,同时也是造血的主要调控成分,在抗感染和抗肿瘤免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NK细胞在移植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明显升高,其被触发的第一反应是迅速分泌大量的细胞因子(IFN-r、TNF-a等),但由于免疫抑制剂FK506对细胞因子的阻断作用,进而影响了受者机体杀伤细胞的活性。本文结果显示,肝移植受者术后2周组、1个月组、3个月组的NK值均低于健康对照组,提示FK506治疗有效,减低了NK细胞的活性。且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NK细胞值均减低,提示FK506对细胞因子的抑制作用可能较抑制T淋巴细胞亚群的活化和增殖作用更有效。但本文统计例数相对较少,FK506是否对NK细胞有更大的调节作用还待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3.4 CIK细胞的变化

CIK细胞是一类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和非T细胞受体限制性的免疫活性细胞,其主要效应细胞为CD3+CD56+,具有NK细胞一样的杀瘤作用,且据报道CIK细胞在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的高水平较NK细胞更明显,并且不受恶性肿瘤细胞类型的影响。本文结果提示,术后一个月组的CIK值低于健康对照组,其他组的均值也显示降低趋势,提示FK506可能同样对CIK发挥调节作用。目前,CIK主要应用于肿瘤患者的研究,至于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及FK506是否对CIK具有调节作用还待今后通过做动物试验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继芳,张翠欣,梁春慧. 他克莫司药物相互作用的新进展[J]. 肝胆外科杂志,2008,12(16):472-476.

[2] 潘春树,何雪霏,钱华. 常用免疫抑制剂的作用机制及应用[J]. 安徽医药,2008,12(10):892-894.

[3] 白杨娟,王兰兰,蔡蓓,等. 他克莫司与环孢菌素A对肝移植受者CD4/CD8T淋巴细胞亚群及共刺激分子的调节作用[J].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2008,10(24):50-55.

[4] 李佳,白杨娟,王兰兰,等. FK506对肝移植受者T细胞亚群上CD152和PD1的调节研究[J].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2008,6(25):33-38.

[5] 李菊稥,苏运钦,朱梓年,等. 肺癌患者手术前后T细胞亚群的变化特点及其意义[J]. 暨南大学学报,2007,6(28):602-604.

[6] Haggqvist B,Hultmanq P. Effects of deviating the Th2-response in murine mercury-induced autimmunity towards a Th1-response[J]. Clin Exp Immunol,2003,134(2):202-209.

[7] 陈慰峰. 医学免疫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9-109.

淋巴细胞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3年12月住院患者60例, 采用以上患儿的血样本用于此次研究。所有患儿及其父母均生于中国江西南昌市, 且在ALL发病前无外地居住1年以上史。所有病例均以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基于赫尔辛基宣言的知情同意书并由患儿的合法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签字。结合临床、骨髓细胞学检测及免疫分型确诊的初发儿童ALL60例, 男39例, 女21例, 中位年龄60个月。发病高峰为2~5岁, 其中4岁最多发。免疫分型如下:T-ALL 9例 (占15.0%) , B-ALL 51例 (占85.0%) , 其中Pre-B-ALL 6例, 普通B-ALL 27例, Pro-B-ALL 11例, 成熟B-ALL 7例。诊断和分型参照《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所有患儿治疗前采集肝素抗凝骨髓液2ml进行细胞遗传学检测。

1.2 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

无菌抽取患儿骨髓 (肝素抗凝) , 不加任何刺激剂, 经过24h的短期培养后, 于收获前1h加秋水仙胺阻留中期分裂相, 收获细胞, 加入低渗液 (0.075mol/LKCL溶液) 低渗30min, 加入新鲜固定液 (甲醇:冰乙酸为3∶1) 预固定、固定、收获标本、制片。剩余细胞以新鲜固定液 (甲醇∶冰乙酸为3∶1) 固定后于-20℃冰箱冷冻保存。采用R带显带技术分析细胞染色体核型, 每份标本检查20~30个中期细胞。核型异常描述参照《人类细胞遗传学国际命名体制 (ISCN2009) 中文完整版》的规定[4]。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60例儿童ALL中有分裂象者45例 (占75.0%) , 无分裂象者15例 (占25.0%) , 共检出染色体异常26例 (占57.8%) 。结构异常者17例 (占65.4%) , 主要有t (9;22) (q34;q11.2) 、t (1;4) (p22;q21) 、t (4;11) (q21;23) 、t (3;20) (p13;13.2) 、t (1;7) (q32;p15) 、t (11;19) (q23;p13.0) 、t (1;19) (q23;p13) 等。数目异常者14例 (占53.8%) , 包括亚二倍体3例, 假二倍体4例, 超二倍体7例。结构和数目异常兼有者5例 (占19.2%) 。

3 讨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产生, 诊断和不断完善的分析和新药开发水平, 治疗方案的不断完善, ALL的治愈率已经显著提高。所有的这些改进的重要前提是需要更提前的风险评估和预后分析。业内人士认为影响预后的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免疫表型、血病细胞的遗传学特征、白初诊时的白细胞数以及早期治疗反应等, 而目前公认的具有独立预后价值的指标是细胞遗传学特征[5]。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6~8]:白血病的发展进程中遗传学异常比较稳定, 对这些患者采用定期的监测异常遗传学特征来观察微小残留, 且可显著降低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9]:常见的细胞遗传学异常比如染色体数量的增减、染色体易位和原癌基因异常表达等通过造血细胞的异常更新、增殖和分化机制导致造血干细胞或定向祖细胞向白血病细胞转化, 伴有不同的异常染色体白血病细胞有明显的生物学和临床特征。

本组资料示染色体核型分析细胞遗传学异常率为43.3%, 较文献报道ALL细胞遗传学异常发生率60%~69%低[10], 考虑与本组资料数据少可能有关, 但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的染色体制备成功率及敏感性低等使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检出率降低是主要原因, 而FISH探针检测异常克隆的应用可以使检出率提高, 弥补染色体核型分析的不足, 并能为疾病本身预后提供参考。目前应用最多的探针为:TEL/AML1、E2A/PBX1、BCR-ABL和MLL, 据文献报道[10]:TEL/AML1已被证实是儿童ALL最常见的遗传学改变, 提示预后良好;BCR-ABL融合基因和MLL重排已明确是儿童ALL的高危因素, 预后极差;E2A/PBX1融合基因对于儿童ALL预后判断需进一步求证。所以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结合FISH补充检测对儿童ALL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染色体核型分析的检测是诊断、分型的重要指标, 可为指导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并以后检测微小残留病打下基础。

随着细胞遗传学的不断发展, 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原位荧光杂交 (FISH) 及聚合酶链反应 (PCR) 技术相结合应用于检测儿童ALL的白血病细胞遗传学变化特点, 必将推动儿童ALL的诊疗水平不断深入。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中的细胞遗传学变化的特点。方法 应用常规染色体显带技术及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对60例儿童ALL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检测骨髓白血病细胞的细胞遗传学变化。结果 60例儿童ALL通过染色体核型分析检出异常共26例 (占43.3%) 。结论 儿童ALL容易出现细胞遗传学改变, 常规染色体核型因各种原因导致检出率降低, 应联合FISH检测异常克隆以提高检出率。

关键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遗传学,染色体核型分析

参考文献

[1] 张之南, 沈悌.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219-227.

[2] 左启华.儿科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3] 李建勇, 马力, 肖冰, 等.多色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杂核型异常[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2006, 14 (1) :42.

[4] 高超, 赵玮, 刘怡, 等.MLL基因重排阳性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融合基因及免疫表型特点[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2009, 7 (5) :1283-1288.

[5] Carroll WL, Bhojwani D, Min DJ, et al.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in the age of genomics[J].Pediatr Blood Cancer, 2006, 35 (46) :570-578.

[6] Grimwade D, Jovanovic JV, Hills RK, et al.Prospective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onitoring to predict relapse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nd to direct pre-emptive ars:enic trioxide therapy[J].J Clin Oncol, 2009, 27 (22) :3650-3658.

[7] Szczepański T.Why and how to quantify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J].Leukemia, 2007, 17 (21) :622-626.

[8] Neale GA, Coustan-Smith E, Stow P, et al.Comparative analysisof flow cytometry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or the detection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in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J].Leukemia, 2004, 9 (18) :934-938.

[9] 李业楠, 邹德惠, 顾敏, 等.成人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同BCR-ABL转录本特征及预后比较[J].中华内科杂志, 2009, 48 (6) :481-484.

淋巴细胞 篇7

1 淋巴细胞中的ACh系统

淋巴细胞表面存在毒蕈碱 (muscarine, M) 受体和烟碱 (nicotine, N) 受体。近年研究发现ACh通过M型胆碱能受体介导使胸腺细胞内DNA合成增加;胆碱能激动剂可通过N型胆碱能受体介导影响胸腺细胞的凋亡。ACh可显著增强T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可明显抑制大鼠的体外抗体生成。这些研究提示副交感神经系统具有免疫调节功能。我们观察由Con A诱导的淋巴细胞的IL-2生成, 作为检测T淋巴细胞功能的指标, 并应用ACh及其受体激动剂和阻断剂, 探讨ACh对该免疫细胞的功能影响及其影响途径, 从而在细胞水平说明副交感神经对免疫细胞的调节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非神经元型胆碱能系统在淋巴细胞中的存在及特点几乎所有的胆碱能系统构件, 如ACh、ChAT、CHT、AChE、m AChR和nAChR, 均可在淋巴细胞中发现。

总之, 淋巴细胞中存在有完整的、独立的乙酰胆碱系统。为了与神经系统中乙酰胆碱的神经递质作用相区别, 可将前者称之为乙酰胆碱的细胞递质作用。与神经系统中的乙酰胆碱相比, 该系统具有不同特点。如ACh的合成存在于整个细胞内;ACh可能储存于细胞中某种储存结构, 也可能不需储存, 而是按需合成并直接释放。该系统对机体免疫功能及炎症过程可能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但目前人们对淋巴细胞及其他细胞非神经元型乙酰胆碱系统的了解还相当有限。

2 ACh对淋巴细胞的影响

2.1 ACh对T淋巴细胞的影响

Ach可增强T淋巴细胞的功能, 并且是通过相应的受体起作用的。免疫功能不仅由免疫因子调节, 非神经性胆碱能系统也参与其中, 这为相关疾病的研究和寻找有效的防治药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人T细胞中ACh可能作为一种自分泌因子, 通过m AChRs介导IL-2及其受体表达上调, 从而增强IL-2信号转导系统, 促进细胞生长。在T细胞中烟碱诱发的Ca2+信号增强至少部分由α7nAChR介导。nAChRs可能与T细胞增殖有关;烟碱可通过抑制免疫刺激引起的T细胞增殖反应削弱T细胞免疫功能。另外, 烟碱也可能通过组成性激活蛋白激酶使T细胞失去免疫反应性以及耗竭IP3敏感的Ca2+储存, 导致T细胞免疫功能减退。对于吸烟者, 烟碱可能通过与ACh的协同作用影响其免疫功能。

ACh在较广的浓度范围内均可促进细胞免疫功能。这种调节作用发生于T细胞激活前或激活的早期, 是通过M型胆碱能受体实现的。nAChRs参与了胸腺细胞的发育调控, 但是, Rinner等发现, 烟碱刺激胸腺上皮细胞可以引起乙酰胆碱合成与释放的变化, 从而使胸腺细胞产生自我保护作用, 远离细胞凋亡和增殖分化能力。

2.2 ACh对B淋巴细胞的影响

ACh增强B细胞葡萄糖依赖的电活动是由M受体介导的。主要为M1亚型;ACh能激活离子通道, 其中有TTX敏感的Na通道, 发生Na+内流而使膜击极化;ACh可能使对异搏定不敏感的Ca通道开放, 发生Ca2+内流而导致锋电位数增多。

ACh可非浓度依赖性地抑制大鼠的体外抗体生成, 此作用通过B细胞上的M型胆碱能受体介导, ACh可能作用于B细胞转化的后期阶段, 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小鼠胰岛B细胞上ACh增加锋电位数的机制是:由M1受体介导, 增加PI水解, 很可能通过IP3激活化学依赖的Ca通道, 增加Ca2+内流导致锋电位数的增多。这将有待进一步证实。

2.3 ACh对NK细胞的影响

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是体内三大淋巴细胞之一, 它的主要功能是非特异性地杀伤肿瘤细胞、病毒或细菌感染的细胞。由于NK细胞的杀伤活性无MHC限制, 不依赖抗体, 因此称为自然杀伤活性。ACh可抑制NK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 此作用主要由淋巴细胞上的M受体和N受体介导。ACh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可以抑制NK细胞的自然杀伤活性, 此作用主要通过NK细胞上的M受体和N1受体介导。

3 结语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的研究进展 篇8

关键词：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移植物抗肿瘤效应,移植物抗宿主病,免疫治疗,综述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 (DLI) 是指通过输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 HSCT) 术后供者的淋巴细胞来治疗恶性疾病的一种方法。其目标是通过移植物抗肿瘤效应 (GVT) 来诱导和维持缓解。DLI除用于治疗移植后复发外, 还可用于预防高危患者移植术后复发。作为T细胞去除移植术后的辅助治疗, DLI可用于治疗植入失败、病毒感染及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紊乱性疾病, 促进移植后免疫功能重建[1,2,3]。

1 DLI的细胞成分

最近的证据表明, 除T细胞 (供者或受者源) 外, 其余细胞成分对移植物抗白血病 (GVL) 和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亦有重要作用。因此, DLI的细胞组成影响着疗效[4]。通常地, DLI细胞成分是通过采集未经动员的外周血获得, 约含有2×108个单个核细胞, 其中约50%为CD3+细胞, 此外还含有B细胞、树突细胞和其他细胞[5]。由于确切的GVL效应机制未明, 未纯化的DLI能提供一系列异基因反应细胞及其他免疫辅助细胞。这样可能会增加DLI的疗效, 但也经常与GVHD的发生相关。

理想的细胞成分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GVL疗效和尽量降低GVHD。CD4+细胞可能是诱导GVL效应而无GVHD的最关键的细胞。纯化富集CD4+细胞的DLI已经在治疗复发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CML) 和骨髓瘤患者中显示疗效, 而无明显GVHD[6]。Soiffer等[7]进行了一个预防性使用纯化富集CD4+细胞与未经纯化富集的DLI治疗T细胞去除移植术后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患者的对比研究, 结果显示纯化富集CD4+细胞提高无病生存率, 减少了GVHD的发生。

DLI细胞成分的另一争议的方面是采集前是否采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 CSF) 动员。因为骨髓衰竭是DLI的并发症之一, 增加了DLI中的干细胞成分可以减少这种风险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G- CSF动员除了明显增加CD34+干细胞的数量外, 也使CD3+细胞数量增加近3倍, 并对细胞因子的表达有着重要影响, 包括增加IL- 10、转化生长因子- β和IFN- α的水平[8]。这些细胞因子的改变促进了辅助2型T细胞分化, 增加了调节性T细胞, 扩展了不成熟的抗原提呈细胞 (APC) , 所有这些均可能有利于降低急性GVHD的发生。然而, 从西雅图研究小组的比较研究中未能证明, 采用G- CSF动员的DLI在防止骨髓衰竭的发生上的优越性[9]。G- SCF动员的DLI是否会影响GVL的诱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DLI的剂量

关于DLI的细胞剂量, 许多研究使用 (1～3) ×108个单个核细胞 (MNC) ·kg-1[范围在 (0.1～15) ×108 MNC·kg-1]。多数研究因为病例数太少而不能准确地得出DLI的细胞剂量与急性白血病的疗效关系。然而, DLI的细胞剂量和发生GVHD之间的关系在复发的CML患者中得到较好的研究。在Mackinnon等[10]对22例复发CML患者的研究中, DLI的初始剂量为 (1～10) ×106个T细胞·kg-1, 然后视病情给予逐步递增的剂量, 约86%患者最终获得完全缓解 (CR) , 只有1例患者发生急性GVHD。因此, 剂量递增的策略能明显减少GVHD的发生。正如预计的一样, 分子学和细胞遗传学复发的CML患者更可能对较低T细胞剂量的DLI治疗有反应, 而血液学复发的病人需要较高的细胞剂量[10]。但是, 应该强调, 这种策略可能需要6-12个月, 因此只适用于惰性疾病患者。而对移植后的急性白血病患者, 剂量递增的DLI似乎只对疾病负荷较轻的患者有效 (如移植治疗缓解后的高危患者) 。从现有的资料看, 除CML外, 其他疾病无明显的剂量及治疗反应的关系[11,12,13]。同样, 似乎DLI治疗剂量和GVHD亦无明显相关[13]。多数的DLI研究中使用了足以诱发GVHD或GVT的相对高的细胞剂量。在一个日本的研究中, 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DLI细胞剂量和GVT的关系, 但GVHD更易于发生在T细胞>5×107 kg-1的剂量 (而在<7×107 kg-1没有发生致命的GVHD) [14]。研究者建议DLI起始剂量为1×107个T细胞·kg-1。尽管许多学者使用更低剂量的无关供者DLI (UDLI) 与相合同胞DLI进行比较, 但有限的回顾性资料不能确定UDLI与更高GVHD相关, 也不能确定UDLI剂量与治疗疗效的关系。

3 DLI的疗效

近十余年的临床应用经验表明, DLI可诱导70%～80%复发的CML慢性期患者获得缓解, 然而, 其余疾病的DLI治疗疗效欠佳[15,16,17,18]。目前不知道为什么DLI的疗效有疾病特异性。可能的解释是:可识别的肿瘤特异性抗原表达缺乏, 肿瘤细胞表面缺乏共刺激分子, T细胞活化功能受到抑制, 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较弱, 或肿瘤负荷过重和 (或) 生长模式超过了GVL效应。其实, 免疫疗法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的起效相对缓慢。供者细胞输注后, 在杀伤肿瘤细胞前, T细胞必须识别抗原、激活、增殖到一定的效应细胞数量, 然后才能作用于肿瘤细胞。在接受DLI治疗的CML患者, 平均40 d才能观察到治疗反应, 有些治疗反应甚至到DLI治疗后的10～12个月才能发生。不幸的是, 复发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可能迅速进展, 并在GVL效应发生前就已经死亡。因此, 进展迅速的疾病可能对免疫治疗的疗效欠佳, 事实上, 可能是这些疾病的进展超过了T细胞控制它们的能力。

4 DLI的并发症

DLI治疗后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急性和慢性GVHD, 在可评价患者中发生率为40%～60%。在某些情况下, DLI治疗引起的GVHD可能会相当严重, GVHD导致的相关死亡率为6%～11%[19]。有趣的是, 非亲缘供者的DLI治疗与同胞供者移植物抗宿主发生的风险相当[17]。值得注意的是, 在多数的DLI研究中GVHD与GVT效应相关。例如, 在一个北美的分析中, 超过90%获得CR的患者发生急性GVHD, 而88%发生慢性GVHD;而23例没有发生GVHD的患者, 只有3名获得了CR[5]。然而, 有些患者存在明显的GVT效应而无GVHD, 提示GVT效应可与GVHD分离[20]。

DLI的另一重要并发症为骨髓造血功能障碍。DLI治疗后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在18%～50%, 但持续的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2%～5%[5,6]。在治疗移植后复发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中, DLI治疗前经常使用化疗, 因而难于鉴别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原因为化疗、疾病进展或DLI治疗[21,22]。DLI治疗后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发生机制未明。其中的一个假设是, DLI治疗破坏宿主残留的造血细胞, 而供者源的造血功能尚未恢复。事实上, 缺乏残存的供者型嵌和的CD34+细胞是DLI治疗后全血细胞减少症的预测因素[23]。然而, 除了宿主的造血功能受到破坏外, 其他机制也参与了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发生。因为使用富集的CD34+细胞的DLI似乎并不能防止全血细胞减少症[13]。骨髓造血功能障碍也可能是GVHD的表现之一, 类似于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骨髓造血功能障碍可以经输注另外的干细胞来治疗, 特别是发生骨髓衰竭时[4,7]。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 DLI治疗后全血细胞减少症并不需要特殊治疗。

5 DLI治疗的新策略

虽然DLI是allo- HSCT后的复发CML患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挽救治疗策略, 但是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人们在积极探索各种策略, 以扩大DLI治疗各种恶性病的疗效[24]。其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采用体外扩增及共刺激激活供者T细胞来诱导GVL效应。这一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可能由于存在调节性T细胞或抑制性细胞因子、缺乏APC提呈抗原、肿瘤细胞上面缺乏共刺激配体或细胞毒效应细胞数量不足等原因, 供者T细胞可能在体内无法激活并诱导抗肿瘤效应。为了克服这些障碍, 供者T细胞通过暴露于磁珠包被的抗CD3和抗CD28的共刺激及体外扩增, 期待能增强供者T细胞的抗肿瘤能力。在Ⅰ期的临床研究中, 对18例移植后复发的患者在常规DLI治疗后给予剂量递增的经体外共刺激的供者T细胞治疗[25], 总CR率为44%, 急、慢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39%及22%, 没有患者死于GVHD相关并发症。总的来说, 活化的DLI治疗对常规DLI反应欠佳的患者的疗效令人满意, 提示活化的DLI可能对诱导GVL有优势。未来活化DLI的研究将包括:进一步递增活化DLI的剂量, 多次给予活化的DLI治疗以减少晚期的复发, 尝试激活和扩增肿瘤特异性T细胞。

最终, 肿瘤特异性DLI可能成为过继免疫治疗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各种肿瘤特异性抗原如WT1、蛋白酶3、PRAME和NY- ESO- 1等能诱导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 使它们成为以细胞为基础的免疫疗法的潜在目标。这一疗法的主要缺点是难于分离肿瘤特异性抗原;而且, 产生肿瘤特异的DLI是很费时及费力的, 至少目前, 这项技术仅限于有限的实验室中探索。然而, 拥有肿瘤特异的供者T细胞已经在某些病例被识别及扩增, 令人满意的初步资料提示, 他们可能作为过继免疫治疗。Falkenburg等[26]首先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供者源白血病反应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CTL) 在体外被分离和扩增, 并被成功用于诱导了1例复发的CML急变期患者缓解。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病人对常规DLI治疗没有反应。虽然这一方法仍然没有大规模用于临床, 但Montagna等[27]的研究显示, 采用白血病和MDS患者的原始细胞脉冲供者源树突细胞, 可产生白血病特异性CTL。这一方法也被用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实体肿瘤的治疗, 例如黑素瘤和肾细胞癌。随着对GVT的目标抗原及效应细胞更好的识别, 新的细胞选择和扩展的方法将使肿瘤特异的过继免疫疗法成为现实。

虽然在多数的研究提示GVHD与GVT效应相关, 但没有资料显示GVHD的严重程度与GVT效应的提高相关。至少在CML患者的治疗中, 在GVHD的开始发生时治疗GVHD似乎没有削弱GVT效应。另外, GVHD仍是DLI后主要的治疗相关死亡原因之一, 因而应注意DLI后GVHD的控制。减轻DLI后GVHD的策略之一是抑制异基因T细胞活性, 例如通过基因工程使他们拥有自杀基因。研究发现, 导入单纯疱疹病毒胸苷激酶 (HSV- TK) 基因的供者淋巴细胞对更昔洛韦的治疗敏感[28,29]。HSV- TK处理过的T细胞成功地用于治疗白血病复发和EB病毒相关的移植后淋巴增殖紊乱性疾病。DLI后发生急性GVHD的患者给予更昔洛韦治疗, 导致异基因T细胞的数量及活性减低, 及包含HSV- TK基因数量的减少。这一策略已被用于临床试验, 并取得了满意的疗效[30,31]。

近来的研究集中在调节性的CD4+T细胞亚群, 假设这些细胞在抑制抗宿主免疫反应上有重要作用[32]。此后, CD4+T细胞亚群的作用在动物实验中得到证实, 实验中显示供者源的CD4+CD25+调节性T细胞 (Treg) 在宿主胸腺中成熟, 并诱导伴随的GVHD的减少[33,34]。然而, Treg可能亦降低GVT效应。Maury等[35]假设, 去除Treg的DLI能提高异基因反应。他们对17例移植后对常规DLI反应欠佳的复发恶性病患者进行去除Treg的DLI治疗, 结果6例患者发生了GVHD, 并且GVHD的发生与生存率的提高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提示, 对常规DLI抵抗的患者, 去除Treg的DLI是一可行的诱导GVHD或GVT效应的方法。这一研究结果为复发恶性病患者提供了一条合理的细胞免疫治疗策略。

树突状细胞是一种具有较强功能的抗原递呈细胞 (APC) , 能高效地摄取、加工处理和递呈抗原。在DLI治疗中, 似乎宿主APC在诱导异基因免疫反应 (GVHD及GVL) 上起重要作用, 而且宿主APC和供者Treg在介导GVHD及GVT上紧密相关。在完全供者型嵌合的动物模型中, 没有观察到GVT效应, 而在可观察到宿主APC的混合嵌合的模型中确实存在GVL效应[36,37]。供者APC也在GVHD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38,39]。因此, 控制移植物及受者中的树突细胞对优化DLI治疗也很重要。

6 小结

淋巴浆细胞淋巴2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篇9

关键词：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巨球蛋白血症,化疗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LPL)为一种较为罕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占所有血液系统肿瘤的1%~2%,发病率不到非霍奇金淋巴瘤的5%;是由小B淋巴细胞、浆细胞样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组成的低度恶性肿瘤,通常累及骨髓,可同时伴有淋巴结和脾脏或其他结外器官受累,同时不符合任何其他一种伴有浆细胞分化的小B淋巴细胞肿瘤的诊断标准,是一种单克隆浆样淋巴细胞增生,大多数病例血清蛋白电泳口区出现M峰或伴有巨球蛋白血症(Waldenstrom macorglobulinemia,WM),是容易误诊的一种疾病,现报道本科近年来收治2例淋巴浆细胞淋巴瘤患者,增加对该病诊治的认识。

1 病例资料

病例1:患者男性,64岁,因"头晕、乏力伴双下肢水肿半年,咳嗽、咳痰1周"入院。入院查体:中度贫血貌,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桶状胸,两下肺闻及少量湿啰音,心腹查体无异常,双下肢踝关节以下轻度压陷性水肿。辅查:血常规WBC 8.44×109/L、RBC2.87×1012/L↓、HGB 72.00 g/L↓、PLT 655.00×109/L↑,肝功能:TP 78.00 g/L、ALB 28.34 g/L↓、GLB 49.7 g/L↑,肾功能:β2微球蛋白6.371 mg/L↑、凝血五项检测:APTT 41.40 S↑、FIB 5.61 g/L↑,抗核抗体测定谱:ANA阳性(+)、n RNP/Sm阳性(+),红细胞沉降率测定:ESR 150.00 mm/h↑。血清蛋白电泳:A 30.22%↓、α19.75%↑、α215.02%↑、M+32.56%。免疫球蛋白三项:Ig A 0.162 g/L↓、Ig G6.343 g/L↓、Ig M 0.380 g/L↓。尿本-周蛋白定性检查:阴性;免疫固定电泳:Ig M、κ泳道发现异常单克隆条带,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类型为Ig M-κ型;骨髓检查提示:骨髓增生活跃,片中见少量幼浆细胞(占3.5%)。纤维结肠镜提示:①回盲瓣、升结肠多发溃疡;②结肠多发小息肉(见病理)。病理提示:乙状结肠送检组织符合炎性息肉。胃镜提示:①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隆起糜烂(见病理);②十二指肠球降部多发小息肉(见病理)。胃窦病理提示慢性炎症改变,部分腺体肠上皮化生伴个别腺体上皮呈轻度不典型增生;十二指肠降部送检物病理符合腺瘤样息肉。胸部CT提示:①两肺炎症,右肺中叶为甚;②右侧胸腔少量积液;③心包腔少量积液;④两侧腋窝淋巴结影显示。腹部CT检查提示:①肝脏体积增大、腹膜后及腹腔淋巴结肿大;②胃壁增厚;③右侧胸腔及心包积液,少量腹腔积液。骨髓流式示:可见约3.3%的成熟单克隆B淋巴细胞;RB1(13q14-)、P53(-)、CKS1B/CDKN2C(-);骨髓病理活检免疫组化:符合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CD34(-),CD5(-),CD23(-),CD20片状(+),Cyclin D1(-)、CD138簇状及小片(+),Kappa部分(+),Lambda(-),ki-67(5%)。诊断淋巴浆细胞淋巴瘤(Ⅳ期),予以FC方案化疗2周期(氟达拉滨25 mg/m2,即40 mg ivdrip,d1-3;环磷酰胺300 mg/m2,即500 mg ivdrip,d1-3),化疗后患者一般情况好转,血红蛋白升至90~100 g/L。

病例2:患者男性,59岁,因“间断发热并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半年”入院。查体:T 37.2℃,双侧颈部、腋窝及腹股沟多个淋巴结肿大,最大淋巴结为1.5 cm×1.0 cm,质中,活动度可;肝脾肋下未触及。血常规示:WBC 8.5×109/L、RBC 3.10×1012/L、Hb 98 g/L、PLT 98×109/L,肝肾功能未见异常。β2微球蛋白正常,免疫球蛋白Ig A、Ig G及Ig M值正常、血清蛋白电泳未见特殊异常。腹部B超及CT示肝门区及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肿大。右颈部淋巴结活检示:右颈淋巴结正常结构消失,可见弥漫浆细胞。免疫CD20(+)、CD38(+)、C D1 0(-)、CD1 3 8(+)、Pax-5(+)、κ大部分(+)、λ少数(+)、CD3(-)、Ki-67 10%(+)、Bcl-2(+)、CD23(-)。骨髓细胞学:可见少量浆细胞增生,请结合临床,余大致正常。诊断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Ⅳ期)。予COP方案化疗2周期后,肿大淋巴结缩小不足20%,仍有间断低热,予更换FC方案化疗(氟达拉滨25 mg/m2dl-d3+环磷酰胺300 mg/m2 d1-d3 q21d),5个周期后浅表及肝门、腹膜后肿大淋巴结基本消失,发热缓解,目前应用沙利度胺口服维持治疗。随访6月目前未见疾病进展。

2 讨论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是临床少见的惰性淋巴瘤,好发于老年人,中位发病年龄63岁,男性占53%。病因尚不明确,在不同的分类系统中此病命名不同,第4版WHO(2008)淋巴瘤分类中将其命名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LPL病变多侵及骨髓、淋巴结和脾脏,包括外周血,受累淋巴结常有少量淋巴窦和淋巴滤泡存在,也可完全破坏;瘤细胞呈弥漫性分布,由小淋巴细胞、浆细胞样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组成。骨髓涂片可正常,行骨髓活检可进一步确诊;骨髓中瘤细胞胞体积小,胞质少,核圆或稍不规则,染色质粗,核仁不明显;可见浆细胞样分化,伴有多少不等的浆细胞。大约15%-20%的病例发生结外浸润,如肺、胃肠道、眼眶、唾液腺、中枢神经系统和皮肤等。LPL源于受抗原刺激后向浆细胞分化的外周B淋巴细胞,表达B细胞相关抗原,CD19、CD20、CD22、CD79a均(+);CD5、CD10、CD103、CD138和CD23均(-),FMC7(+)、Bcl-2(+)、Bcl-6(-),PAX-5(+);最常见的细胞遗传学结构异常是6q-缺失,发生于42%的患者。

LPL临床表现多种多样,25%~30%患者无症状,仅血清蛋白电泳口区出现M带,通常是Ig M型,尚有<5%的LPL为Ig A、Ig G型和不分泌型,Ig D通常为(-)。部分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值可完全正常。由于浆细胞分泌β2微球蛋白,故血中β2微球蛋白往往也升高。

本文报道的病例1及病例2的免疫球蛋白值均无升高,病例1的β2微球蛋白升高,病例2的β2微球蛋白正常;2例患者均有浅表及腹腔淋巴结肿大,且均通过骨髓或淋巴结活检病理免疫组化确诊;病例1出现凝血酶原异常及肝脏增大,胃肠道广泛的糜烂及异常隆起,考虑为Ig M组织沉积所致可能(表现为丘疹和结节)。病例1中还出现典型的血清蛋白电泳口区出现M带,及免疫固定电泳中见到Ig M、κ泳道异常单克隆条带,伴有巨球蛋白血症(WM)。血中出现异常增多的免疫球蛋白M(Ig M)称为巨球蛋白血症,WHO疾病分类将该病定义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的一种亚型,LPL患者血清中单克隆蛋白Ig M>10 g/L,骨髓活检有浆细胞样淋巴细胞浸润并且无骨质破坏,则可诊断为巨球蛋白血症(WM)。WM是一种以骨髓浸润为基础病变的疾病[3,4,5]。该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以高黏滞血症、冷凝集素血症、周围神经病变、冷球蛋白血症、原发性淀粉样变多见。诊断上单克隆Ig M与骨髓中找到浆细胞性淋巴细胞是必须的,但对Ig M的量却缺乏最低诊断标准,因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即使在Ig M<10 g/L,或者只有骨髓受累,患者也可出现临床症状并且需要治疗,病例1的患者属于这种情况。故在国外诊断标准不论Ig M值高低,一旦血清蛋白电泳Ig M出现M峰,并骨髓中有LPL浸润的证据以及相应的免疫表型,即可诊断为WM[3]。巨球蛋白血症被定义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伴有骨髓侵犯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Ig M血症,是一种罕见的B淋巴增值性疾病,它以淋巴浆细胞骨髓浸润伴有单克隆Ig M血症为主要特征,是淋巴浆细胞淋巴瘤最主要的亚型,它是一种特殊的临床病理学实体而不是一组继发于Ig M分泌增多的临床综合征[6,7,8,9,10,11,12,13,14,15]。

L P L需与I g M型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I g M-MGUS)、Ig M型多发型骨髓瘤(Ig M-MM)、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脾边缘区淋巴瘤(SMZL)、及良性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等相鉴别[15]。与Ig M型MGUS鉴别要点:浆细胞比例<10%,无临床症状及骨质破坏和肾功能损害,染色体无6q-;与Ig M型MM:MM骨髓中的浆细胞比例>10%,完全呈现骨髓瘤细胞形态而非淋巴浆细胞,骨髓瘤细胞绝大部分不表达CD19、CD20,表达CD38、CD138,多有骨破坏、骨痛、贫血、肾功能损害等表现[4];CLL免疫分型为成熟小B细胞,CD5+、CD23+[6];SMZL免疫分型CD22、CD11c过表达,CD103+(有40%),染色体异常多为7q-、+3q、+5q;良性单克隆巨球蛋白血症多无明显的临床表现及阳性体征,单克隆Ig M<30g/L且长期稳定[7]。

化疗是LPL的主要治疗手段,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治疗。若患者无临床症状时,可按惰性淋巴瘤的处理原则予严密观察,其10年的生存率达到70%~75%,且有少部分患者能够获得自发缓解[15]。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则须接受治疗:①反复发热、夜间盗汗、乏力;②进行性淋巴结肿大和脾肿大;③血红蛋白低100 g/L或血小板数低于100×109/L;④高黏滞血症,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全身淀粉样变性,肾功能不全及WM[8]。患者诊断时的年龄、血红蛋白浓度、血清白蛋白水平、β2微球蛋白水平被认为是主要的预后指标。LPL一线治疗药物包括烷化剂(如苯丁酸氮芥)、核苷类似物(如氟达拉滨)、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过去苯丁酸氮芥单用或联合糖皮质激素一直是治疗有症状的LPL/WM的一线方案,大约50%的患者可得到部分缓解。目前治疗上多采用烷化剂、核苷类似物及CD20单克隆抗体作为一线药物进行治疗[9]。从反应时间和反应速度上,核苷类似物氟达拉滨比烷化剂更为优越,对于病情急需控制时可首选[10]。曾接受过其他治疗且有不良预后因素的患者,FC方案也可获得较高的治疗反应率[11]。由于该病CD20表达较高,美罗华的治疗亦出现了较好的反应。对于Ig M值较低和有血细胞减少的患者可单独给予美罗华进行治疗[12]。单用临床效果不佳可以选择联合化疗方案如CHOP、COP、CAP、RCHOP,球蛋白较高者可以进行血浆置换。美罗华与氟达拉滨、克拉曲滨、环磷酰胺及阿霉素等其他化疗药物联用可使超过70%的初治患者得到部分缓解[13]。复发难治者可应用新药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CD52单抗、免疫调节剂沙利度胺或雷那度胺,甚至进行大剂量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7]。随着对LPL发病机制、分子特征等方面更多的了解,新的靶向药物多种信号通路抑制剂(包括Akt、m TOR和PKC)正在进行早期的临床试验,结果值得我们期待[15]。但不论治疗方案如何,与其他类型的淋巴瘤相比,大部分LPL患者对治疗的反应较缓慢,通常都在停药后数月才能达到最佳的反应效果[14]。因该病发病率低,目前无大样本前瞻性的实验结果及循证医学依据来明确推荐哪种治疗方案更优越。

干细胞技术制造免疫细胞 篇10

研究小组所采用的技术包含使用已知的基因来把成熟的免疫淋巴细胞复原成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iPSCs），这种细胞可以分化成几乎是身体任何的细胞类型。研究人员扩展这些iPSCs，然后巧妙地把它们再分化回淋巴细胞。重要的是，新造的淋巴细胞“恢复了青春”，有着增强了的成长潜力和寿命，同时保持着原有的识别癌细胞和艾滋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这些发现暗示，使用iPSC技术来操控淋巴细胞可能有助于有效免疫疗法的未来发展。

在一个研究中，调查人员使用了一个艾滋病毒感染病人的淋巴细胞造出再分化细胞，这种细胞有着无限的寿命并在它们的染色体末端包含着俗称“帽子”的长形染色体端粒，而这种物质能保护细胞免于衰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淋巴细胞的正常衰老限制了它们的扩张，使它们效率低下而不能成为治疗手段。

另一个研究小组集中研究一个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淋巴细胞。他们造出的再分化细胞辨别出通常呈现在黑色素瘤中的蛋白质MART-1。下一步科学家要做的是检测这些再生的淋巴细胞能否选择性地杀死肿瘤细胞而不是其他健康组织。如果这些细胞被研发出来，它们可能会直接应用于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