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旅游思想（精选十篇）
孔子的旅游思想 篇1
《孔子游春》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苏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主要讲述了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带弟子们到泗水河畔游春, 以“水”为话题, 借物寓理, 教育弟子。课文洋溢着比泗水春意更浓的师生情谊, 读后令人回味。我在教学中运用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可以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兴趣先行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注意激发兴趣, 教育就是低效的。课文所讲的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故事, 只有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 他们才能深入领会课文的内涵。
课前一周, 我让学生收集有关孔子生平的资料, 了解孔子的著作, 选择一两句自己熟悉的或读后能够理解的孔子的名言, 领悟孔子的思想。利用晨会让学生交流所获, 引起学生对孔子的兴趣与关注, 促成了之后学习课文时学生能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二、因材施教
子曰:“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孔子教学中注意面向全体, 他认为学生是存在差异的, 应该根据学习目标因材施教, 使每个学生的优势得以发挥, 从而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其实,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学定教, “没有适合教育的学生, 只有适合学生的教育”。在教学中, 教师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 选择相应的教法, 促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教与学的过程中来。
《孔子游春》这篇课文主要分为“论水”和“述志”两部分。怎样指导学生领会孔子“论水”中所蕴含的道理, 实现课标“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的阅读要求, 体现小学高年级重视阅读技能训练的要求呢?孔子“论水”, 上承春色描绘, 下启师生言志, 抓住这一关键, 就能纲举目张, 领会全篇。根据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 在学习“论水”这部分时, 让学生自由通读文本, 选择自己能读懂的语句做批注, 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理解, 相互启发, 求得进一步的领悟。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紧扣“有德行、有情义、有志向、善施教化”中自己体会较深的一个方面, 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悟。学生在读中比较, 读中体味, 读中感悟, 掌握了理解文本的方法, 思维得到了发展。当学生理解了孔子能从司空见惯的流水碧波中发现深奥的道理, 借水喻人, 巧妙教导弟子做人的道理后, 我及时出示原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何也?’孔子曰:‘夫水者, 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 似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 句倨皆循其理, 似义;浅者流行, 深者不测, 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 似勇;绵弱而微达, 似察;受恶不让, 似包;蒙不清以入, 鲜洁以出, 似善化;至量必平, 似正;盈不求概, 似度;其万折必东, 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让学生逐句对照课文 (白话文) 用自己的话进行评价。学生充分理解了孔子论水的内容, 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文言文。该班学生基础较好, 我自觉这一做法体现了“因材施教”。况且新教材也确实在第三学段让学生初步接触文言文。
三、循循善诱
孔子主张启发式教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颜回也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教师不能把学生看做填充知识的容器, 简单地塞给他们现成的答案, 这样看似学到了知识,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而一个人不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素质教育强调教师对学生应“循循善诱”, 注重激发学习动机, 提高学习能力, 而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握了这一教育规律, 不得不叹服孔子的高明。
课文中孔子“论水”部分对怎样循循善诱做了很好的诠释。孔子带弟子到泗水河畔游玩, 当孔子凝视不知疲倦地奔腾而去的泗水时, 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老师。子贡说:“老师遇水必观, 其中一定有道理, 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弟子们已经进入“愤”、“悱”的状态, 孔子便开始了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谈论。弟子们听后“无不惊讶”, 都没想到“老师从这司空见惯的河水中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 弟子们无不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在设计本课教学时, 遵循这一原则, 由谈孔子的至理名言入手, 直插课文“论水”这一重点, 围绕孔子关于“水是真君子”四个方面的观点, 引导学生自选其中一个方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逐一感悟, 进而全面领会“为什么说水是真君子”, 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并把学习“论水”的方法迁移到学习“述志”。在学生热烈讨论时, 我随机增加了一个相对较难的问题———“比较师生的志向”。通过评价和比较, 学生对孔子更加敬佩, 也更深入地体会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力量。
四、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既重学, 又重思, 不主张死读书。他认为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是学得知识的重要途径。爱因斯坦也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 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学离不开思, 思有助于学, 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要求学生做到“视思明”、“听思聪”, 提高推理和归纳能力, “闻一知二”、“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能近取譬”、“告诸往而知来者”, 做到融会贯通。
在学习过程中, 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学与思的关系,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 在学生对孔子“论水”有了一定的领悟后, 我抓住该段中省略号提问:省略号省略了什么, 你能代孔子说下去吗?学生从孔子论水中获得启发, 充分展开想象, 纷纷谈出自己的观点, 不仅加深了对水的认识, 还联想到了做人应具备哪些品质。再如, 理解课文的结尾:“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浓了。”为什么说春意更浓呢?学生回顾全文, 说出自己的体会:这春意盎然的阳春三月, 泗水河畔桃红柳绿, 令孔子和他的弟子心旷神怡;孔子则因引导弟子从司空见惯的流水中领悟到做人的道理而心情愉悦;当孔子听到弟子们的远大志向后, “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样的学思结合,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
五、教学相长
孔子认为学无常师, 主张向一切人学习, 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 主动向受教育者学习, 自觉反思教学实践中的得与失, 即“教学相长”。
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2
教育的意义： 提升素养，治理国家
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素养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一样的，是环境与教育的不同使人有了差别。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学习礼乐之道，各有其现实意义：“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尽管当时已有人将孔子称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认为是好古、勤学让自己有所成，所以他强调“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意思是说，“圣”与“仁”的境界，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达到的。他还强调学习是为了端正和充实自己，不是为了向别人卖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孔子认为对治国而言，政令、刑律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如教育更加有效，所以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重视民生，主张富民，百姓富了就更要受教育以提高素质。他与冉有有以下对话。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这里，孔子谈到了先富后教，但其实他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足食”“足兵”“民信”是孔子认为立国应具备的三项基本条件。在这三项中，迫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民无信不立”，使百姓受教育是取得民信的方法之一。
教育的对象： 有教无类
对于教育的对象，孔子认为“有教无类”。他提出这个主张是有社会和思想基础的。首先，在春秋末期，原本由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已经逐渐向民众开放；其次，孔子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除了“上智”和“下愚”，其他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提升素养。
对于“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身体力行。他不仅对自己的儿子无所偏爱——“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招收弟子也是不看贫富、不分等级的，他的弟子中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还有像颜渊那样的穷人。
“有教无类”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统治阶级之外的普通民众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创了普及教育的先河。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普通民众中真正能受教育的还是少数。
教育的内容： 历史文献、社会实践、道德修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说的是孔子教学的内容，包括历史文献、社会实践、尽心竭力、诚实可信四个方面，而后两者又可以概括为道德修养。
孔子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仁人志士，所以他特别重视弟子的道德修养。“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首先应教育学生在家孝顺父母，外出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诚实可靠，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在有余力的时候，再去学习文献。
这里的“文献”指的是孔子整理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历史文献的学习，能使人掌握文化知识，同时还能提升道德修养。比如，孔子以《诗》来教育感化百姓，认为“诗教”能让人变得文明礼貌、温柔敦厚。他教育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对子贡和子夏在读《诗》过程中的感悟异常高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起予者商也”，语气中透露出无限欣慰。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诗》的学习同样重要的还有礼和乐。礼是道德标准，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不学礼，无以立”“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都说明孔子对礼教的重视。
而通过自己学习音乐的体会，孔子充分认识到“乐教”的巨大作用。他平时击磬、弹琴、唱歌，即使处在困境之中，也弦歌不绝。在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他高兴地与弟子开起玩笑来。见到曾皙鼓瑟的从容淡定，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但仅有文献知识是不够的，孔子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强调要“笃行之”。他经常带领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当然，以上三点仅是孔子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比如孔子还十分重视技能教育。除了“礼”“乐”知识，他也要求学生学习“射”“御”“书”“数”，显然，孔子想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孔子不太重视科学知识，甚至鄙视生产劳动——孔子曾评价“请学稼”的樊迟是“小人哉”，这是他教育思想的消极方面。
七大教育原则及方法
平等对话——孔子与弟子的关系非常和谐融洽，师生感情深厚。“沂水春风”就是突出一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陪孔子，弟子们不仅毫无拘束地自述志向，还反问了孔子一些问题，孔子一一加以指点。
因材施教——正因为孔子善于因材施教，所以他的弟子各有专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针对子路与冉有同时提出的“闻斯行诸”，孔子作出不同的回答，对此他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诲人不倦——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办学，四十多年来从未间断教学活动。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他始终本着耐心说服的原则，即使学生屡犯错误，他也从不嫌弃。例如子路的性格比较粗暴，“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孔子仍不厌其烦地教育他，培养他成才，并与他建立起情同父子的关系。
身教重于言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话虽是对施政者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教育。孔子重视身教，甚至有过不再有所言说的念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启发式教学——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与子贡、子夏讨论《诗经》的内容时，就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绘事后素”的回答启发他们自己思考领悟。
温故知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指温习旧知识，就能得到新的体会、新的发现，这是孔子治学经验的总结。
学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只学习不思考是没有用的，子夏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广泛地学习，坚持自己的志趣，诚恳地发自内心并且认真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里面了。
【练一练】阅读材料，然后回答问题。
1. 子之武城①，闻弦歌②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注】 ①武城：鲁国的一个小城，当时子游是武城宰。②弦歌：以琴瑟伴奏歌唱。弦，指琴瑟。
（1） 在“割鸡焉用牛刀”的比喻中，“割鸡”与“用牛刀”是喻体，材料中与其相对应的本体分别是什么？
（2） 子游引述孔子的话有什么用意？请简要说明。
2.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1） 材料中“问一得三”中的“一”和“三”分别指什么内容？请用自己的话概括。
（2） 材料体现了孔子怎样的教育原则？请谈谈你对这一教育原则的认识。
【参考答案】
1. （1） “割鸡”对应治理武城县，“用牛刀”对应运用礼乐之道。
（2） 子游引述的孔子的话意为“君子学习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礼乐就容易使唤”。可见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要学习礼乐之道。所以，武城虽小，作为县宰也要用礼乐之道教化百姓，使君子和小人各安其分。子游用孔子自己说过的话巧妙地反驳了“割鸡焉用牛刀”的比喻。
2. （1） “一”指的是孔子有否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偏私的教诲；“三”指的是得知学《诗》的重要性、得知学礼的重要性、得知孔子对自己的儿子无所偏爱。
试论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的开发 篇3
1. 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原则
(1) 注重以修为主。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首先应该体现“以修为主”。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 儒家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被后人所尊崇。所以现代人在“修学”的过程中, 更加深入了解儒家文化, 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以及精神核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2) 强调参与性。现代旅游与传统旅游相比, 更加注重群众的参与性。通过旅游可以让更多的旅游者感到快乐, 还能从旅游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精神体验。所以现在许多旅游产品打造就以突出强调群众的参与性为重点。修学旅游资源开发实际上就是体现群众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和活动, 对参与者而言有更多的精神乐趣与道德影响。
(3) 突出旅游综合性。旅游项目本身也是具有综合性的,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而是与其他资源以及其他旅游产品结合出现的。因此修学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还应该与人文、自然旅游资源进行结合, 促进旅游综合性宗旨体现。
(4) 完善旅游过程。修学旅游主要利用文化资源, 引起更多旅游者和参与者精神层面的升华。所以旅游资源活动过程要不断完善, 打造全方位的修学文化旅游过程。例如, 游客在孔子家乡曲阜旅游, 可以穿戴好古代学士服且举办相应的开学典礼, 并且旅游者可以亲自倾听儒学家进行授课, 形成相对完整的修学旅游过程。
2. 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策略
(1) 打造市场多元化战略。市场对旅游业发展而言, 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若想进行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的广泛开发, 就需要树立市场多元化理念。其一, 抓住日本与韩国市场。日本与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山东曲阜相对靠近, 且两国历来重视儒学文化影响与发展, 所以近些年来韩日两国游客成为我国曲阜相对重要的游客来源。其二, 要注重港澳台市场的潜力, 因为香港澳门回归之后, 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加之交通的便捷, 更使得大陆与港澳台游客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 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 且许多台湾同胞也会回到大陆探望亲人, 寻根问祖。因此曲阜本身所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价值将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挖掘。
(2) 旅游产品走向精品化道路。目前曲阜推出的旅游内容相对单一, 主要是带领游客参观孔府、孔庙、孔林, 将旅游单纯地定义为参观, 这就会使得旅游产品本身不够吸引消费者。所以要尽可能打造旅游产品精品化道路, 使得旅游产品本身尽可能实现丰富化, 也能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 感悟曲阜多元化的旅游特色, 丰富自身的旅游感悟。
(3) 旅游衍生购物品走向特色化道路。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旅游购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旅游收益占据了每年旅游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就孔子家乡曲阜而言, 目前存在的旅游商店数量多达六百个, 可是真正具有特色, 且代表曲阜文化的却少之又少。因此曲阜在旅游产品打造过程中可以建立孔府专门的工艺品作坊, 且注重游客的参与性, 使得尽可能多的游客参与到手工制作中, 逐渐形成娱乐、旅游、购物一体化的特色旅游产品发展道路。
(4) 积极宣传扩大修学文化旅游。我国还应该加强对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宣传, 许多游客只是知道曲阜是孔子家乡, 却不知道曲阜有修学文化。因此曲阜可以利用网络、公众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文化宣传, 进而提升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知名度, 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赏。
孔子家乡曲阜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学资源, 只有通过正确的途径, 遵循合理的原则, 才能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 以促进曲阜修学旅游的高水平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 世界各国都开始注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而孔子家乡曲阜作为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广泛开发。本文就将针对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的发展对策进行阐述并提出笔者的建议。
关键词：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
参考文献
[1]唐顺英.曲阜: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04 (05) :95—98.
浅析孔子的德治思想 篇4
一、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论语·为政篇》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斯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星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一样，将得到民众的拥护。可见，孔子认为德治应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和主轴，强烈反感“德之不修”。那么，怎么“修德”呢？孔子主张“以德化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为政者通过言传身教，把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转换成民众的内心信念和道德良心，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他说：“不教而杀之谓之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他看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天性差异并非不可改变的，而是可以塑造的。通过后天的教化，不仅可以使人民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还能使人民有知耻之心，达到“有耻且格”的道德境界，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孔子极力主张对百姓实施礼义道德教育，反对君王滥用杀戮之刑。
从统治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孔子则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为人表率，以身作则。正所谓“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和从？”，“上好礼，别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别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统治者要“克己复礼”，树立威信，才能以自己高尚的品行影响百姓。在用人方略上，告诫统治者应当尚才任贤。“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又有“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都是孔子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告诫统治者任人唯贤，“进不失亲，远不失举”，打破阶级和出身局限，任人唯贤。
同时，孔子主张重民、养民。根据《论语·学而篇》记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谨慎，对人民要守信用，节俭爱民，使唤人民不能妨碍农时。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轻征薄敛，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在摊派徭役时不违农时，确保人民有充足的时间播种和收获，这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惠民、富民方略，也体现了“仁者爱人”、博爱济众的精神。
二、孔子德治思想中的“仁”和“礼”
《论语》总共两万余字，“礼”字出现了七十多次，“仁”字则出现了一百多次，可见“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仁”的内涵十分丰富，“恭、宽、信、敏、惠谓仁”；“刚、毅、木、讷，近仁”；忠、恕、孝、悌、礼、义等道德规范都是“仁”的表现。孔子把一切美好的品格与德行都归结到“仁”的范畴，其中心思想是爱人、爱众。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唯仁者能好人，能爱人。”在孔子看来，只要大家都能以“仁”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以爱人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融洽相处、和谐共存。如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贯穿爱人的原则，天下也将变得稳定和太平。以此类推，如果为政者能勤政爱民，与民共忧，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政治混乱状况也就有了解救之道。
“礼”，按孔子的意思指的是周初制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仪式和规矩。在孔子心目中，“周礼”是至善至美的，他由衷地赞美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又说：“不知礼，无以立”，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从孔子自身的时代背景来看，正是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混乱时代，在孔子看来，造成混乱的原因则是“礼坏乐崩”。因此，要结束“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就要复“礼”。那么“礼”的标准何在？孔子非常明确地指出，“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孔子看来，君臣间的“庄”与“忠”，父母子女间的“慈”与“孝”，兄弟姐妹间的“友”与“悌”是维持社会稳定、人伦有常的根本，也是“仁”的前提。由此，孔子以“仁”释“礼”，希冀以行“仁”来复礼，并通过“克己复礼”到达“仁”的境界，最终实现“和为贵”的“大同”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仁”和“礼”共同组成孔子德治思想的主干，其中“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礼”是德治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依仁成礼，以礼成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
三、孔子思想中德政与刑政的关系
在探讨孔子德治思想的过程中，有必要探讨一下孔子对法治的看法，也即孔子思想中德治与刑政、刑罚的关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是孔子对德政与刑政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即孔子主张实行德治，反对单纯的刑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反对法治。《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孔子这样说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意思是贤能的人连续治理国家百年后才能感化残暴的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言外之意，这百年内是需要刑罚的。由此，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关键应该把道德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就记载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政是以和。”明确揭示了孔子这一思想。在《论语·颜渊篇》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可见，孔子主张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以宽政赢得民众，以猛威纠偏补弊，即“德”与“刑”相结合。但必须强调的是，孔子是重德轻刑的，德治仍是他的根本思想，刑罚是根据当时社会现实而设想的一种过渡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没有残暴行为、没有刑杀的“大同”社会。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德政始终是基本，刑政只是对德政的一个补充。
四、结语
孔子的德治思想丰富且深刻，深刻影响着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由于现实的原因，孔子的德治思想不可能直接运用到我国目前的“以德治国”的战略思想中，但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剔除其德治思想中的封建糟粕，挖掘其中优秀的德治资源，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5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德育
一、办教育是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 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代, 奴隶制度正在崩溃, 封建社会即将诞生,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在鲁国从政时与当权者季氏不合, 从35岁开始招收门徒, 后又带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宣传自己的主张, 却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 最后, 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 他广招门徒, 开门设教, 培养人才, 意欲通过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 要靠君主、贤臣和良民, 这些人不是天生的, 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 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 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在他看来, 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 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君主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 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 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和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 只要当权者任用他, 就成为贤臣, 有了贤臣, 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 就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 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 实行德政礼治, 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 把德育放在首位
1.重视智育
孔子教育学生的智育内容, 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孔子使用经过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六经”除《春秋》外, 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它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 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所以, 讲授“六经”既属文化课, 又是政治课。此外, 还开设了实践性很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 “六艺”中的礼, 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 以及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是一门政治课;乐, 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 是军事体育课;书, 是文字书法课;数, 是数学课。“六经”和“六艺”把那个时代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传授给弟子了。“六经”主要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先王遗文, 侧重在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六艺”主要培养一个士从政的基本技能, 侧重于实践和训练。
2.把德育放在首位
首先, 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四教之中, 文是文化历史知识, 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 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 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 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 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 “行有余力”, 然后才学文化知识。
其次, 再以“六经”为例, 看孔子是如何通过传授“六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孔子认为学《诗》可以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 初学者必先学之。孔子教《诗》, 不仅在于学习《诗》的文化知识, 而是把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 是记载虞、夏、商、周历代君臣的言论、文告和重大事件的政典。孔子编《尚书》作教材, 不仅在于传授历史文化知识, 更主要的是教育弟子从中获得从政治国的历史经验, 知道如何修身、从政、行道。《礼》又称《礼经》。现存礼书有《仪礼》、《周礼》、《礼记》。《仪礼》讲各种典礼仪式;《周礼》讲古代官制;《礼记》讨论礼制。礼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典礼仪式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孔子自施教后, 把礼作为一门主要课程, 既编教材, 进行传授, 提高弟子对礼的理论认识;又时时“习礼”, 培养弟子实践礼的能力。 乐在三代原本指音乐舞蹈, 而《乐》是学习音乐舞蹈的基本知识。孔子《乐》教不单给弟子传授音乐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乐》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 孔子的乐教是和诗教、礼教融合在一起的。礼、乐教育不限于形式, 重要的是陶冶人的情操的思想内容。《易》是商周之际一部讲占卜的卦书, 内容神秘庞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朱熹则认为孔子是年近七十岁才学《易》。孔子教育弟子从《易》中汲取思想品德修养的力量, 并持之以恒。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以鲁国为中心的第一部编年史, 包含了孔子定名分、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政治思想, 是孔子对弟子进行当代政治历史教育、了解各国国情的教科书。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有两个目的:一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 留给后世效法;二是培养出一批笃信他的政治理想并能付诸实践的人才, 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3.体育和美育
首先, 谈体育。孔子教学, 除用《六经》作理论教材之外, 还开出“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初级课艺, 作为培养弟子基本技能的教育内容。礼、乐方面前已论及, 书与数从略。这里主要谈射、御。射和御属于体育的范畴, 而且还是军事体育。射是射箭, 御是驾车。商周、春秋时代, 车战是战争进行的主要方式。战车上有御者居中, 射手居左, 持戈矛者居右, 都由贵族充当。贵族尚武, 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习武, 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因此, 射、御就成为他们入学后必修的一门军事体育课。孔子的弟子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士。士学习的目的是从政, 必须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孔子施教很重视对弟子进行军事训练, 把射、御列为初学阶段的两门必修课。
孔子讲美育, 包括音乐和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孔于善于欣赏音乐和评论乐曲, 他不仅极为推崇尧舜时代的政治, 就是舜时的《韶》乐, 也认为是最美好的音乐。
在审美方面, 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他在与子夏讨论美女的外貌时说“绘事后素”, 可见孔子是讲仪表美和心灵美的。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 他说的美, 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今天所讲的“四美”的某些内容。
三、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1.教育弟子了解国情
孔子对弟子进行国情教育, 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学历史。孔门弟子大都是鲁国人, 他就以鲁国的历史为主, 编成《春秋》一书, 对弟子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 让弟子了解鲁国的历史和现状, 为弟子从政时能根据国情施政打下思想基础。二是重视社会实践, 进行实地考察。孔子学习知识, 不仅重视书本, 还注重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礼”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的首要内容, 为了对“礼”进行深入研究, 他亲自到产生周礼的故乡周王室去“观先王之遗制, 考礼乐之极”。通过考察, 孔子对鲁国的社会政治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时, 就带着弟子去考察东方各国的政治。这一活动对弟子们了解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 打破师教陈规, 走自己应走的路, 起到了积极作用。
2.教育弟子热爱祖国
孔子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他对生育他、养育他的鲁国, 怀有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 他便挺身而出去拯救它, 使它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 (公元前500年) , 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 孔子为相, 正当两君相见时, 齐人恃其强大, 发动突然袭击, “鼓噪而起, 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 孔子不畏强暴, 临危不惧, 坚持面对面的斗争, 终于赢得胜利, 使鲁定公平安回国。这充分反映了孔子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
3.教育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办教育, 重视教书育人, 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 他们为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孔门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 被称为“贤人”。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 使其弟子在实践过程中, 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 学成后, 不拘泥于师教, 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孔门弟子在学习期间, 有不少陆续从政,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会改革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孔子的诚信思想发微 篇6
一、孔子认为个人发展要讲究诚信
孔子认为，一个人对待自己作出的承诺，应“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对于说过和承诺的话语，就一定要想办法坚守原先的信用，力图完成和办到所承担之事。在孔子看来，人一定是要讲究诚信的，“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子的处世原则。对于那些缺乏诚信的人，孔子对其的评价则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他认为缺乏诚信的人，即便暂时取得了财富也往往是过眼云烟和不能长久的，人要是缺乏诚信，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张口谎话、食言而肥的人来讲更是可耻的，因为其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尊严的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最终自然也就不能实现个人的伟大抱负。
孔子认为，一个人在言谈举止中应该以诚信为本方才能有所进步与发展，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告诫说为人做事虽然强调勤奋敏捷，但说话做事一定要谨慎小心。孔子为什么要强调“慎于言”呢？这也是出于诚信的最大考虑。孔子认为一个人说过的话和承诺的事是必须要按时按期完成的，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因此，对于不能够确认必定完成的事，在孔子看来是万万不能轻言承诺的。对此，宋代思想家朱熹在理解孔子的诚信思想时点评非常到位，他批注说：“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专门叙述为“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从因由层面说明了孔子有关诚信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
孔子认为，一个人在学问追求上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对于知道的事情就说知道，对于不知道的东西就说不知道，要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明智之举。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人诚信的充分表现。按照孔子的观点，对于古代先贤文化知识和其他各种社会知识，人们应该虚心、刻苦学习并尽可能地加以掌握，但是即便一个人的知识再怎么丰富多样，也总有一些自己不甚明了的问题，对此就应该以诚信为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体现出个人的良好品质和精神素养。有这么一则故事。据说有一次，孔子与学生子路等同行外出，走到一个村庄农户家中借宿。子路到井台打水准备做饭时，因找不到水桶，只好用一只两头小中间大的陶罐到井中打水，但当水打满之后一放到地上，陶罐就倾斜了，水自然也就流走了。正在发愁无奈时，只见孔子走上前来，他把陶罐放到井中，只汲取了一半井水就提上来，这时放到地上，陶罐就稳稳当当不倾斜了。孔子对弟子们说：“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容器是一种古老汲水器，它容易汲水，但是不能汲满，一旦汲满它就要倾覆，只有汲半罐它才不会倒。”孔子又感慨地说：“做人就是要和这陶罐一样，不能骄傲自满，自满就要倾覆。世界上还有我们并不知道和了解的许多事情，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能算是最为聪明智慧之人。”
二、孔子认为人际交往要讲究诚信
孔子认为，人际交往时信守诺言、处世实在，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美德，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认为，在与朋友相处时，彼此要以真实的言语和感情进行交往，知心坦诚、肝胆相照，不要存在任何涉及欺骗、诡诈、自私的成分；在对待朋友时，一定要讲究真实与坦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必须尽力办到，若实在无法办到，就要及时向朋友说明和解释缘由；朋友之间不能只讲义气而失去正气，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以实际作为来评判一个人的个性品质，他特别反对与人交往时采取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趋炎附势、口是心非的做法，非常珍视诚信的重要作用。对此，宋代朱熹评述说孔子“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充分肯定了孔子的诚信教育思想内涵。
孔子认为，人际交往时还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君子通晓天下事理、讲究诚信规则，故待人接物处世就如同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小人心思浓重而常为物质小利所拖累，故狡诈突变、患得患失，常含戚戚之心。对此，宋代程颐曾评论说孔子的思想是：“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论语集注》）正所谓“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荀子·子道》），而“忧”与“乐”最大的区别在于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否遵循诚信道德原则。另有一则故事。某日，孔子的学生子路身着军士戎装，见到孔子后便拔剑起舞，并同时问道：“夫子，古时之君子，也是常用宝剑来自卫的吧？”孔子答道：“古时之君子，常以忠义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将仁爱视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尽管足不出户，却知晓千里之外的大事。如遇到不善之人，就通过忠厚诚信来感化教育他；如遇到暴乱侵扰之人，就采用仁义来使他们内心安定。如此这样，又何必动用宝剑、使用武力呢？”孔子认为，人世间的是非高下之风，均来源于人们内心当中不平的心境。人的内心是贪恋和欲望的根本，即便未真动刀枪，但如果内心每日处于不平之中，每日都试图算计自己的对手，那么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只有真心相对、以诚信为本，将各人言语和所作所为渗透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之中，才能摒弃以往的仇恨，结交真正的朋友。由此可见，诚信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2]。
三、孔子认为国家治理要讲究诚信
孔子认为，与人的自我发展、交际朋友的道理类似，治理国家时也是需要讲究以诚信为本的。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来源于一则典故。某一天，子贡拜求孔子讨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舍弃掉其中一项，那么在这三项当中要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那么就舍弃掉军备吧，饭还是要吃的。”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再舍弃掉一项，那么在这两项当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那么就舍掉粮食吧。”子贡追问缘由，孔子回答说：“因为，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也不过就是饿死罢了，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那么就肯定是要垮掉的，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因此，按照孔子的观点，诚信在国家治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足可以胜过军备与粮食。同时，孔子还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是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既要严肃慎重、专心认真地办理政事，又要严守信用；既要节约财政开支，又要爱护民众；要按照农时的忙闲情况去役使人民，而不能横征暴敛。此番言语，又一次强调了孔子的重要观点，那就是国家治理时必须要注重做到慎重对事、严守信用，以诚为本[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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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教育思想的体认 篇7
一
在教育领域, 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一种选择与判断力, 而且习以为常。我们一会儿倡导夸美纽斯、卢梭、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一会儿推行凯洛夫的“三中心论”, 现在又对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推崇备至、顶礼膜拜, 各种“异彩纷呈”的教育思想、理论不断地被课改专家们轮换兜售, 如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学习共同体理论以及本土化的主体教育理论、回归生活教育理论等等不一而足, 教育专家、教育行政官员、教师各说各话, 各行其是, 或者干脆说一套做一套, 总之, 一个“乱”字了得。我们对待孔子的态度又何尝不是这样左右摇摆、忽冷忽热呢。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教育思想在宏观层面的贫困, 在微观层面的泛滥与无所适从。教育领域的这种乱象丛生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情, 起码可以培养滋生各种教育实践的土壤, 活跃教育者的思想。现如今, 各种应运而生的名师、名校长的评比与培训 (如国培、省培、市培、区培等) 以及叫得响名字叫不响名誉的教育实验就是很好的佐证。照理说, 这应该是一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 但遗憾的是在各种培训与教育实验声名鹊起的背后, 却鲜有像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梁漱溟、晏阳初、杨贤江、张伯苓、傅斯年、蒋梦麟这样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教育家出现, 更别说像孔子那样光照千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名家啦。
我们不禁要诘问, 当今中小学教育问题的症结何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孔子的教育思想?又应当从他那里汲取什么样的教育智慧呢?
二
这次山东的学习之旅, 接受培训的是南沙区的分管教学的小学副校长, 我忝列其中, 自然要对教育思想 (或者说教学思想) 做一些思考, 但不治教育之学久矣, 难免要讲一些外行话。虽然本次学习安排的内容和形式都异常丰富, 但由于时间较短, 不可能对山东的小学教育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在参观的几所小学中, 唯独对座落在曲阜的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的印象最为深刻, 可能本身有一种朝圣的心理在起作用, 所以特别地留意。附小的整个校园布置很有儒家文化的韵味, 挂满门廊的出自名家的各式楹联与牌匾, 特别是他们的校训“菁莪乐育”和“办一所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学校”的提法, 令人耳目一新。
现如今, 提倡拿儒学来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的虽不乏其人, 但明目张胆地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搬出来作为一种办学追求的可谓凤毛麟角。
我在聆听李成良校长的讲话时, 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办一所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学校”, 到底应该提孔子教育思想还是儒家教育思想呢?如果说孔子教育思想是李成良校长挖掘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文质彬彬”“因材施教”“学思结合, 知行统一”“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这些耳熟能详的教育格言, 那么有多少又是由孔子本人提出来的呢, 果真如此, 还不如说是儒家教育思想比较贴切一些。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 在统治者手里被不断地阉割和篡改, 一些阐释并非孔子的原意而是有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后继者们的自由发挥[1], 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从孔子教育思想到儒家教育思想有一个嬗变的过程, 由孔子理念, 而孔学, 而儒学, 而儒家, 而儒术, 而儒教, 最后才演变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吃人的礼教。与此同时, “子不语”与孔子的“述而不作”也无从让我们追踪到孔子原初的本真的教育思想。
所以, “办一所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学校”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说办学目标的提法是否准确, 单从孔子教育思想本身来讲, 它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太杂, 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 不能一概而论。教育思想种类繁多, 亦有好坏之分。套用教育分析派哲学家皮德思 (R.S.Peter) 的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教育, 看看有多少相符合的地方。1、合认知性。好的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认识水平。孔子提倡教学活动应该让学习者了解内容, 知其所以然, 这个标准大体来说是符合的, 只是有些不合时宜,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孔子的认知性水平。2、合价值性。教育必须合理, 具有正面价值。孔子的许多思想是没有正面价值的,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譬如, 其思想“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 灭人欲”等等完全只有负面价值。3、合自愿性。“人, 只能自己改变自身, 并以自身的改变来唤醒他人。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有丝毫的强迫之感, 那效果就丧失殆尽。”[2]孔子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强调师道尊严, 是尊崇师命, 他讲学不许商榷问题, 易造成思想专制之弊, 留下了奴役式的思想教育的祸根, 诸如此类有多少自愿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认知性、价值性、自愿性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同时, 作为一种“不构成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的教育思想, 自然不能很好地阐明教育的本质, 难以见之于教育实践。质言之, 我们可以回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但不等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教育问题, 乃至社会、文化问题, 回到传统显然无助于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
三
“菁莪乐育”源自《诗·小雅·菁菁者莪》。此诗的主旨, 历来就有不同的解读,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注解为“菁菁者莪, 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 则天下喜乐之矣”;朱熹《诗集传》认为“此亦燕饮宾客之诗”;不过根据字面的意思而望文生义应该是“古代女子喜逢爱人之歌”, 诗经开篇“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讲的也是男女情爱之事, 这一点不难理解。显然“菁莪乐育”取的是“乐育材也”之意, 虽然有些牵强附会, 但也能自圆其说。“菁莪”以生长在山陵水边的“莪”之茂盛, 喻意人才的成长像蒿一样茂盛、茁壮, “乐育”是对培育人才的赞美, 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孟子对“乐育”的理解最为深刻。他认为:“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一乐也。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 (尽心章句上) 三乐中,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得天下英才”不易, 能够有机会 (成为教师) 有能力 (不是教书匠, 而是教育家) 而“教育之”则更不易。
我的同事刘克风校长在《运用儒家教育思想, 开展学校德育工作》一文中指出,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品德[3], 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可是“仁”并不好理解与把握。有学者统计过, 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次, 对“仁”有许多解释, 且歧义丛生。最为通俗的解释是“爱人”, 就是设身处地。“仁”只是一种概括地讲法, 分开来讲则是“忠”和“恕”。“仁”有两个面:“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4]孔子非常强调“礼”治, 实质上强调的是一种等级与秩序, 所以, “仁”并非是一视同仁的“仁”, 而是有差别的, 真可谓见仁见智, 是耶非耶?不好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孔子思想中存在的这种矛盾与隐晦之处, 他的思想才具有一种开放性的品质。也正是如此, 我们才可以依据自己的想象与臆断尽情发挥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解释, 或随意添加点带有时代与自我印记的东西。所以, 我们总是能发现孔子的超越时代的思想, 并找寻到它的现实意义。
美国专事伦理道德研究的心理学教授达契尔·克特纳 (Dacher Keltner) 运用现代科学对“仁”的研究别开生面, 或许更具说服力。他创造了“仁率”这一概念, 在他看来, 仁率是一种衡量的尺度, 对于个体而言, 较高的仁率即那些旨在成人之美的努力, 才是抵达有意义的生活的必由之路。同时, 高仁率也是社会健康的标志。“仁”具有神经科学的依据, 人是生而向善的。[5]所以, 培养“仁人”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办学追求。
四
近些年来, 我们的基础教育已陷入理论的困惑与实践的迷茫之中, 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孔子的教育思想能否帮助我们摆脱这种长期困恼我们的应试教育的倾向, 从而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办学目标与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具有社会规定性, 不是你一校之长一己的力量能推行得了的。李成良校长的话语中也透出了些许无奈, 坦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之大, 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谈何容易。别的不说, 教育行政部门的考试 (或者叫着抽测、水平测试、学业评估等等名字翻新的考试) 就逃脱不了, 我行我素, 特立独行, 甚或说顶着干显然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 儒家提出的“有为才能有位”也可以反过来说成“有位才能有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 恐怕你的校长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还能奢谈什么别的吗?
再说, 孔子所强调的君子人格历来都不是我们唯一尊奉的标准, 与此对照, 老子的智者人格就要来得实际一些。有学者认为, 孔子理想型的君子人格只有加上老子实际型的智者人格, 才能构成一种为我们当下接受的较为完整的人格。更何况孔子的君子人格强调的是“社会本位”, 与今天教育“更多地在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关注人的自身价值的培植和弘扬”, 关注儿童人性的精神层面的构建的这一时代精神相去甚远[6]。相比较而言, 我以为我校“乐山者仁、乐水者智、乐学者强” (亦即培养“仁者”“智者”“强者”) 的提法就比“文质彬彬”的提法科学得多。
那么, 李成良校长的“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教育实践的效果到底怎样呢?事实胜于雄辩, 据笔者对学校细节的观察, 不难得出结论。一是学生的行为礼仪就没有体现文质彬彬这一点, 与我们参观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别无二致, 缺乏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二是走道和楼梯口随处可见的图书角安装了本不该有的围栏, 并且上了锁, 图书上也积满了厚厚的灰尘, 显然, 只是供外人参观的摆设罢了。三是李成良校长的办学思想缺少追随者和实践者, 与他本人如数家珍、言辞凿凿的介绍相比, 学校副校长的讲解就显得底气不足, 平淡无奇。据此三点, 我可以推断“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教育实践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教育须有信仰, 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 因此, 无论你提出什么口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份坚持, 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接近与体现教育的本质。
作为一校之长如何能做到“不断地接近与体现教育的本质”呢?我认为, 校长首先自己应该拥有“自我”, 惟其如此, 你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并感到内在的愉快和充实;你才能找到精神上的坐标轴, 能使你在俗世中不随波逐流。才有可能施加一种影响, 让你学校的师生拥有“自我”, 这才是教育的本质之所在。怎样才算拥有“自我”呢?哲学家周国平先生提出了两个他认为“可靠的标志”:一是看你有没有自己的真兴趣, 你有没有把教育当成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看你有没有自己的真信念, 亦即自己处世做人的原则。李成良校长是否拥有“自我”, 我从短暂的接触中无从了解到, 但可以肯定, 我经常接触到的大多数校长们是没有“自我”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效法孔子的地方。
最后, 我想谈一下本次学习的感受作为结束语。
我不赞成一提到学习就是指要怀有一种谦卑之心, 非要学到别人的长处不可的接受性学习, 这是对交流学习的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学习交流重在促进思考, 平等对话, 最难能可贵的是要破除迷信, 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与批判的精神, 切忌人云亦云, 邯郸学步, 生搬硬套。再说, 不批判何以见之于实践?我对李成良校长的办学思想是带有“批判性的赞赏”, 不失为一种深度的反思性学习。如果非要问这次学习对自身的工作有什么助益和启示的话, 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在办学中要切实推进去行政化工作, 实行“无为”与“有为”相结合;二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办学的“真信念”。明乎此, 也算得上本次山东之旅的最大收获吧。
摘要：孔子的教育思想有真假之分, 好坏之分, 不能等闲视之。本文结合参观的实感梳理了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相关认识, 辨析了“菁莪乐育”“仁”“自我”等核心概念, 认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要正本清源, 反对不加批判地运用, 应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新的内涵, 才能充分发掘孔子教育思想之于现代办学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菁莪乐育,办学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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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初探 篇8
“中庸之为德也, 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 这是“中庸”最早的文献记录。在孔子看来, 中庸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已经在人民中消失很久了, 因而要做到中庸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中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执两用中。
《论语·先进》载有孔子与自贡的一段话, “自贡问:‘师与商也熟贤?’子曰:‘师也过, 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 颛孙师和卜商二人, 前者“过头”, 后者“不足”, 都不符合中庸的精神, 因此都不能肯定。“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隐恶而扬善, 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称赞舜能够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用中庸之道去引导百姓, 这正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拥有“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不偏不倚, 不枉不纵, 无过不及, 而取其中。为了恪守中道, 就要反对两个极端, 做到“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2. 和而不同。
在儒家哲学中, “和”往往被认为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 大到宇宙、自然界、小到人类社会甚至个体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国语·郑语》记载, 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而生物, 同则不继”的观点;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提出“和与同异, 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 提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的思想。“和”, 和谐, 是指不同见解或事物的和谐与统一, 君子以道义为原则, 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善言忠语, 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 重公尚义, 从而求得相互和谐统一。“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 小人以私利为诉求, 因此是时常与他人的思想观点相抵触, 也就无法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3. 权变时中。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中庸》) 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 但它并非僵死不化, 君子能够时时省察中庸之理, 因时因地制宜, 做到随时而异, 适中不偏, 言行举止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 在孔子看来, 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的人甚少, 那就结交勇于进取和洁身自好的人, 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两类人身上借鉴学习。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 并赞扬宁武子“邦有道, 则知;邦无道, 则愚” (《论语·公冶长》) 。在国家政治混乱时就要清静自守, 保全自身免遭刑戮, 正所谓“龙蛇之蛰, 以存身也”。然后才能厚积薄发, 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孟子称赞孔子已达到“可以仕则仕, 可以止则止, 可以久则久, 可以速则速” (《孟子·公孙丑上》) 的境界, 故为“圣之时者”。
二、因材施教的时中教育观
孔子的教育观、教学方法最令后人所称道, 主要包括: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思并重等方面。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中因材施教充分体现了孔子中庸之道在教育中的运用。
所谓“时中”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地“执中”、“用中”, 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求其适宜, 选择最适宜的处理方法, 而杜绝死板僵化、一成不变。孔子的因材施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注意把握教学对象的个性特点, 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二是注意教学深度要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
1. 因材施教的前提, 是深入了解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
孔子特别注重观察学生, 他“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 “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论语·为政》) 。即考察学生的言谈举止, 所作所为, 观察学生的一贯作风和秉性习惯。因而对自己学生的性格为人、资质才艺、优点缺点都十分了解, 并用精练的语言概括出孔门弟子的性格特点。诸如“由也果” (仲由办事果断) , “赐也达” (端木赐豁达大度) , “求也艺” (冉求多才多艺) (《论语·雍也》) ;“师也过, 商也不及” (同上) 。孔子多次称赞弟子颜渊, “贤哉, 回也!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论语·雍也》) , “好学, 不迁怒, 不贰过” (同上) , “其心三月不违仁” (同上) 。但又批评他太听话了, 这对老师学问增进, 却未必有益。他说:“回也非助我者也, 于我言无所不说 (悦) 。” (《论语·先进》) 弟子中孔子最欣赏子贡能言善辩, 口才好, 反应快。但子贡的缺点, 就是骄傲自满, 喜欢评头论足, 显得不够谦厚, 稍欠恕道。孔子经常教训他,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论语·先进》) 子路的性格特点是直率, 孔子经常批评他为人处事过于鲁莽。子曰:“由也好勇过我, 无所取材。” (《论语·公冶长》) 但又很欣赏子路常常逆其意, 敢于批评老师, 而使自己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 避免犯错。孔子说:“自吾得由, 恶言不闻于耳。”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正是因为孔子能够深刻的全方面把握了解学生, 因材施教, 扬长避短, 才使得具有不同特长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教书育人就如同医生治病一样, 要对症下药, 因人施治, 孔子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灵活应对, 因材施教。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 对于同一个问题, 面对不同的学生孔子有不同的教法, 例如《论语·颜渊》篇中有记载, 颜渊, 仲弓, 司马牛和樊迟都曾向孔子请教过“仁”的问题, 孔子却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仁乎哉?······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 其言也讱。”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 天资聪明, 悟性很高, 因而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 即视、听、言、动 (一举一动) 都要严格遵守礼的规定;仲弓对人不够谦恭, 很少体谅别人, 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 让他学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司马牛话多且脾气急躁, 于是孔子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 不要急于表态;樊迟的资质比较愚钝, 所以孔子对他只讲“仁”的最基本的概念, 即“爱人”。总之, 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和造诣不同, 孔子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 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 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征、才能造诣都了如指掌。
在《论语·先进》中还有一个例子深刻说明了孔子时中的教育方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 敢问。”子曰:“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好胜) , 故退之。”两个弟子问道:听到以后就去实践它吗?孔子根据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此, 公西华感到疑惑不解, 孔子道出了其中的缘故:因为冉有性格懦弱, 遇事退缩, 所以鼓励他大胆去做;而子路性格急躁鲁莽, 好勇过人, 做事冒进, 所以对他要抑制、促退。孔子既反对冉有之优柔寡断、畏缩不前, 又不赞成子路的不假思索、性情急躁。这种有扬有抑、补偏救弊的教育, 是富有时中哲理的, 至今仍被视为极高明的教育方法。
2. 孔子还提倡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他主张:“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愤悱”之义, 朱熹解释为:“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为什么一定要待学生愤悱之时才进行启发呢?程颐说:“不待愤悱而发, 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 则沛然矣。”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目的是诱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引导他们主动思考, 促使他们融会贯通地掌握之时、运用知识, 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只有当学生处于愤悱的境界时运用, 才能达到目的, 且受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显而易见,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同样需要把握好一个度, 掌握住火候才行。
3. 孔子还强调学与思的辩证关系, 提倡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的学习方法。
他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思并重, 首先应以学习为基础, 他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学也”。其次又强调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未之何也已矣”。形象地说明了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 否则将学无所成。
总之,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处处体现着中庸之道。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有很高的价值, 是具有科学性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我们历史上的教育, 并且至今都不失其借鉴意义。在我们当今的教学活动中, 同样应把握好一个度, 力求做到无过无不及。不及固然要不得, 而过度的教育同样不易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反而造成伤害。现实生活中, 学校和老师为了追求升学率增加课时, 大搞题海战术, 使学生苦不堪言,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再者由于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 在孩子课业负担已经很重的情况下, 还继续加大“教育力度”, 占去了孩子唯一的课余时间, 报了大量的补习班、才艺班。使得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 心理变扭曲, 出现了厌学、离家出去, 甚至仇视父母的恶劣后果。透过这些现象看本质, 教育教学应当力求“中庸”, 把握好“度”。倘若“不及”, 教育在某些方面会缺失;倘若“过”, 则会欲速则不达, 适得其反。
摘要：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 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 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中庸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 其核心是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要把握好“度”, 做到无过无不及。同时中庸思想还贯穿于孔子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9
关键词：孔子；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90-02
儒家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创立的教育目标，使几千年来中国的学子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其提倡的教育内容，不仅使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加完善，也使得中国的教育领域更加广阔，其总结的教育方法，是当代教师引以为自豪的教学工具，为向学生更好地进行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利器，其归纳的教育精神，不仅是指引中国的教师不辞劳苦的进行教育的精神支柱，也为世界各国教师推进本国教育提供了指路明灯。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生力求以信示人，力求以德育人，力争以情感人。在施教方面，他潜心钻研，博学以致教，仁爱而博收弟子，不仅把“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庶民”，也把“学在有限”变成“学在无限”。孔子作为第一个把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中去的圣人，深受各个阶层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孔子不仅提出了具有指引性意义的教育目标，也提出了涉及多个领域的教育内容，以及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方法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教育精神，真可谓是博大精深，震撼后世。
一、孔子的教育目标
其一，孔子提倡广施“仁德”，把他的弟子培养成道德高尚，仁爱有礼，博学多才的君子。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仁道”，还要将道德与德行铭记于心，他提倡人与人在交往时要相互尊重，相互敬爱，时时刻刻以君子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社会和谐。正如《论语·述而》篇中提到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正体现了孔子对“道”，“德”，“仁”，“艺”的追求与探讨。
其二，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标除了用仁、义、礼来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另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思想。事实上，在孔子七十二个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就连孔子也参与过政事，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统一的，孔子虽然官运坎坷，但是他依然通过言行身教鼓励其弟子以“仁爱”之心施政于民，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服务于人民，用正确的“义利观”来效劳人民，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成就圣贤人格，由内圣达到外王。
二、孔子的教育内容
1.孔子在施教时，提倡书本知识、社会实践、道德修养的结合
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是教育的基础，高尚的道德修养是教育的方向，而学习书本知识和进行社会实践又是实现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手段和途径，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们学习书本知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航标和灯塔。正如《论语·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倡导的，“文”、“行”、“忠”、“信”的结合，这四教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此外，孔子还在《论语·学而》中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因为“行”“忠”“信”是专门的具体科目，要通过“文”来体现。
2.孔子在施教时，还注重《诗》、《书》、《礼》、《乐》的教育
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只局限于做一个专才，而是要向做一个通才不断努力，可是要做一个通才并不容易，不仅要见多识广，还要有丰厚的功底和学以致用的才能，这就需要学习《诗》、《书》、《礼》，《乐》。
第一，《诗》博大精深，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是孔子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诗》，达到思想典雅而端正。又如，在《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教可以修身，诗识可以改知，诗用可以治国。
第二，《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因此，孔子除了自己学习《书》之外，也向其弟子讲解《书》的精华，如《论语·为政》中“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此处，孔子通过讲《书》，使其弟子懂得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
第三，《礼》作为人们生活中潜在的行为准则，对我们的行为起着约束和导向的作用，孔子特别提倡其弟子对《礼》的学习与应用，在《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教授他的学生，礼的根本是，适宜、恰当、和谐。通过强调礼的实质，引发其弟子深思。
第四，《乐》不仅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孔子对音乐特别的痴迷，就像在《论语·述而》中说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孔子对《韶》乐的如痴如醉。除此之外，孔子还虚心学习音乐，如在《论语·述而》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总之，孔子对《诗》、《书》、《礼》、《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就像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诗》、《礼》、《乐》作为修身立事三部曲，以此来振奋志气，达到完美人格。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
1.“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圣人，其教育理念是以人为中心，他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的心理、智力、能力等不同，所以教师要因材施教，正如《论语·雍也》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总则。孔子为了更好的施教，他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把人分成四个层次，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针对这四个层次的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启发式”的教育方法
孔子在教学方面，反对“填鸭式”的做法，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在充分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疏导，就像《论语·述而》中“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因此，朱熹在充分了解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基础之上，著：“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讲得就是启发式教学的前提条件，“求通而未得”、“欲言而未能”，离开这个契机的“启发式”则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启而不发。因此，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恰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启发式教学，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3.“比喻式”的教学方法
孔子为了使其弟子更好的理解他所教授的知识和道理，有些教学内容或者问题答案，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把知识或者道理比喻成一个抽象并且形象、生动的物，让学生自己思考在这个物中隐藏的道理。如“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通过“器”，这一个字就揭示了通才与专才的区别与联系，鼓励其弟子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向通才发展。另外，孔子在与子贡的对话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启发式”教学，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子贡虽然非常优秀，孔子的评价却是“瑚琏”，这一评价，既具有一定高度的肯定色彩，也有一定的惋惜似的否定，令子贡深思。
四、孔子的教育精神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个好为人师的圣人，注重每一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的弟子颇多，从横向来说，涉及各个领域，不论是平民还是大夫，从纵向来说，各个年龄的都有，不论是小孩还是老夫。就像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此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只要给我一点薄礼，我没有不教育的。第二种是：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我没有不教诲的。第三种是：凡是那些能够自我约束又有自觉进取精神的人，我从没有不给予悉心指点教诲的。”这三种解释都有其道理，总的来说就是受教育者应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掌握技能和知识的权利，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2.“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
传说孔子有三千弟子，而孔子认为“受业申通者七十有七人”。孔子教授的内容涉及文化、道德、音乐等各个方面，其授课方法也使得每个学生心悦诚服，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教育每一个学生，就像他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从精神上说明了孔子认为学无止境，教授别人不知疲倦，也许这就是他一生贡献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此外，孔子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这句话正表现了孔子对“圣”与“仁”的自谦，也表现了孔子对“教”与“学”的自信，孔子正是在不断地追求“圣”与“仁”的同时，才不断地提升自己，进而向大众平民和弟子撒播着他无价的仁爱，深受人们的敬仰。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教育目标准确而精炼，教育内容丰富而精彩，教育方法灵活而实用，教育精神博大而引人深思，这些正确的、积极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不仅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孔子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精神也是指引着我们不断投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和指路明灯。因此，研究和探讨儒家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智慧[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 篇10
孔子晚年的时候修订六经:《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乐经》。但是由于秦火, 《乐经》到后来就失传了, 我们今天也无法读到。孔子对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开创了私人教学的风气, 有弟子三千, 七十二贤人。中文化的流传与发达与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无法分开的。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形成, 是春秋时代迫切地需要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需要, 是历史沉淀到一定程度的基础, 也是孔子本人所具备的特殊条件所造就的。由于春秋时代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 而孔子本身就出身不凡, 但是却经历坎坷, 所以才造就了孔子自己思想体系的形成。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的因素。
一、时代因素——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代
我国的殷商时代是奴隶制社会,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式奴隶社会衰亡、新型封建制度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已经看到了这些迹象。这个时候很多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专门的农业的奴隶。比如《论语·微子篇》里的《耦耕》里的记载:有两个人, 长沮和桀溺, 不但知道孔子, 还讥讽他, 甚至还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 通风气, 有自己的思想, 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因为在孔子生前, 也就是公元前594年, 鲁国就实行了“初税亩”, 即依照个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 这就表明了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而《诗经·小雅·北山》里说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这都是是奴隶社会的情况, 已经不是孔子所生活的社会了。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里, 这种情况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天下的土地全是天子的土地, 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以及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 成为国家, 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 也是大部分被封者所享, 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至于土地的所有权, 在天子权利强盛时, 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 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而在汉代以后, 已经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 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刚好就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 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 甚至为一个人所有。这个时候出现自耕农、游民还有雇农, 这就说明了已经开始出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众所周知, 春秋时, 商业很发达, 商人有时还可以参与政治。到春秋晚期, 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 一面做买卖。这些现象也足以说明, 从这个时候开始, 社会的购买力有了一定的发展, 这些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那么也就说明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这种现象已经被打破了。
至于“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这一个传统, 就更容易打破了。自从周天子平王东迁以后, 王仅仅享有虚名, 一般士大夫, 不仅不是王臣, 而且各为其主。这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所以我们说, 孔子所处的社会, 是动荡的社会, 所处的年代是变革的年代。而孔子则见证了国家的变化, 这对于孔子形成自己的思想有一定的帮助。在这种变革动荡中, 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当时虽然谈不上“百家争鸣”, 但主张不同也是很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主, 也有自己的主张。孔子的志向很大, 要做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他主张在鲁国行不通, 就到齐国, 陈蔡等小国, 后来晚年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 这也是孔子对后代最大的贡献。
二、鲁国国情的因素——新旧交替、改革不彻底的国家
孔子的思想受到了鲁国特定的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孔子是鲁国人, 但在孔子生前, 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 季氏权力最大。同时, 季氏在当时的鲁国三分公室之时, 采取的是最为先进的军赋制度, 也就是封建的军赋制度。而且, 鲁昭公在公元二十五年便出外在齐国, 在公元三十二年的时候死在了乾侯, 这期间鲁国有大概七年的时候没有国君。以季氏的实力和势力而言, 他完全可以取鲁国的国君而代之, 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这其中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 在当时的社会, 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 季氏更没有胆量开这一个先例。何况当时鲁国是弱小的国家, 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 会以此为借口攻伐季氏。第二, 鲁国作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 特别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当时周公旦制作《周》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所以这种传统的力量在鲁国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而因此季氏出于礼法, 也不会轻易地取代国君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鲁国, 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 有改革, 但是并不彻底, 是不彻底的改革。这种种的情况, 都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也都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三、孔子同期思想家的影响的因素——有吸收、有摈弃
春秋时期,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家、政治家, 这其中当然有进步的、倒退的, 还有保守的。这些人孔子都很熟悉, 也都了解, 因此这些人对于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的影响。
对孔子影响最大的当属老子。孔子曾于公元前518年带着弟子南宫敬拜见了老子, 并得到了老子对他的当面的指教。同时, 随着年纪的增长, 开始逐渐对道家思想有了领悟。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 孔子不再到处游说, 发扬自己的思想, 而是过起了道家所提倡的近似隐居的生活, 这也对他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和教学有很大的帮助。才让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流传至今。
对孔子思想产生一定影响的还有当时郑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子产, 孔子对他就很赞扬。子产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时郑国有个“乡校”, 很多的士大夫都会聚集在那议论朝廷的政治, 所以有人主张毁了这个地方, 但是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 吾则行之;其所恶者, 吾则改之, 是吾师也, 若之何毁之?”后来孔子对此事评论说:“以是观之, 人谓子产不仁, 吾不信也。”从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用了“仁”这个字来评价子产, 可见他对子产是赞扬的, 而且也可以看出他自己对于当时政治上的一些态度。又如, 当时晋国有一个叔向, 当时很多贤良之士都对他大加赞扬, 而孔子却从未表过态, 可能就是由于他过于保守耳朵政治态度, 所以孔子才从未对他评价过。
整个春秋二三百年的时间, 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对孔子的影响是不可不计的。这也促进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四、孔子的家世因素——“贫贱者”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孔子的身世我们都很清楚, 孔子虽是殷商的苗裔, 但是到了孔子的时候, 地位已经从贵族降到了一般的贫民。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紇, 叔梁紇是字和名的合称, 在春秋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叔梁紇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 建立过两次战功, 曾经担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 生9女, 无子。又娶妾, 生一子, 取名伯尼, 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 叔梁纥很不满意, 于是又娶颜征在, 也就是孔子的母亲。当时叔梁纥已66岁, 颜征在还不到20岁, 颜氏为叔梁紇生下了孔子。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孔子的父亲就去世了, 只剩他跟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为了孔子吃了很多苦, 而孔子为了赡养自己的母亲, 做过很多杂活来养活自己和母亲。孔子自己也说过:“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这里鄙事指的就是杂活。所以他的思想受到过那些和他共事过的“贫贱者”的影响。
五、孔子的学习态度——认真、严谨
孔子的学习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因此他很好问, 甚至于“每事问”。据记载, 孔子在进入太庙的时候, 什么都问, 人家就嘲笑他, 说他失礼。他自己说, 正是因为自己不懂, 所以才什么都问, 才不至于失礼。
孔子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 同时孔子不单单只是读书学习, 还善于观察别人, 从别人身上反省自己身上的缺点, 从别人身上学到好的东西。
孔子还说:“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可以看出孔子的学习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也就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 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 不能不懂装懂。所以, 孔子才是不信鬼神, 也不迷信的。因为他觉得, 世界这么大, 肯定有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的, 但并不是由于有鬼神的存在所以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孔子这种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使得他的思想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六、古代文献对孔子思想的影响——信而好古
孔子曾经说过:“信而好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对于古代的文化是持有尊重并且相信的态度的。他没读古代文献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都知道, 孔子知道夏代的礼, 知道殷代的礼, 但就是由于没有文献资料, 所以没办法得到证实。以至于让孔子非常失望。孔子对于古代的文献是十分热爱的, 也经常读。他整理过《诗经》, 《尚书》、《仪礼》、《易经》、《春秋》。同时他还让自己的孩子也多读古代的文献, 让他们多读《诗经》以及《仪礼》。
众所周知, 《易经》是用来占卜的, 但是孔子在读它的时候, 并不是把它当做占卜的书来读。而他认为《易经》里面反映了很多的人生哲理, 因此孔子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的思想是“仁”, 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 就是抑制自己的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合于“礼”。“克己复礼为仁”, 这句话是在颜渊向孔子问“仁”的时候, 孔子给出的回答。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那么孔子说的这个“仁”的定义是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呢?并不是。据孔子自己说, “克己复礼, 仁也”这句话早在古代的一种“志”中就已经存在了。可见这个“仁”的定义是孔子引用古代文献中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当时读了很多的古代文献, 而这些书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复杂的, 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时至今日我们研究孔子, 学习孔子, 不能只抓住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片面地加以夸大, 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要综合地看待。全面地分析孔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原因。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学习孔子、学习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论语》[M].中华书局, 2006年第1版.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