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补偿教育问题

农民补偿教育问题（精选四篇）

农民补偿教育问题 篇1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近郊的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是城市化的一个必备条件。然而伴随着这种人口和空间的城市化,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丧失了对土地的所有权,由于缺乏可持续生计安排,一些地区的失地农民面临着“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困境。目前,这一群体数量已经非常可观,失地农民生存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与土地征用问题的研究很多,关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的研究很多集中在对征地补偿金的研究上,我国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普遍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做法。但一次性货币补偿政策弊大于利,因为它没有反映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及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功能的真实价值,土地的社会和生态价值无法计算,也无法通过货币体现出来。而且有限的安置补偿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及出路的问题。在补偿方面,理论界最主要的观点是将补偿范围扩大到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安置方面,理论界普遍认为,招工安置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今后不宜继续采用,应进行开发性安置、留地安置、“有发展的安置”等。

国家农地征用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实质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近郊农民失地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农村经济组织、失地农民其目标效用函数不尽相同。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五者作为重要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是合乎经济人理性行为的,中央政府更注重全局利益,地方政府则强调地方利益,开发商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集体利益的同时又有自我的权利寻租,失地农民则处于最底层,是利益受损方,居于弱势地位,矛盾由此产生。要解决矛盾,加快城市化进程,根据现代博弈论的观点,为说明问题,可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视为利益共同体,作为博弈一方,简称为“地方政府(因一般是地方政府与农民发生关系)”,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失地农民视为一方,简称为“失地农民”,双方之间的矛盾视为一种“非零和博弈”,即不是一种一方受损,另一方获益的博弈,博弈结果往往是多方共赢。

二、对现有补偿的博弈论分析:通牒式博弈

(一)通牒式博弈(Ultimatum Game)案例

通牒式博弈案例是属于极端的均衡。在这种博弈中,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则两人都会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者将少量资源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就应该同意。因这要比什么都得不到好。例如参与者甲提出一种瓜分1美元的提议,而且机会只有一次,x为他自己所得,剩下的(1-x)留给参与者乙。然后,参与者乙要么接受这一提议要么拒绝,博弈便结束了。如果参与者乙接受提议,他们的支付是(x,1-x),如果参与者乙拒绝接受提议,他们的支付都为O,这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讨价还价博弈,其思想是参与者乙将接受任何正数数量,因为这都比0好。鉴于此,参与者甲将给参与者乙提供一个最小数量的分配,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参与者甲拥有很强的先动优势。政府主导的通牒式博弈在社会经济博弈中的表象特征为:其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当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时,或者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主体结合到一起时,政府就成为当事一方,此时无公正可谈。其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就博弈双方而言,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样,而能力的不一样在于权利的不一样。正是公权的介入,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因素,才使得通牒式博弈中利益主体的失衡发展到政府寡头化的程度。其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

具体到现行征地过程中博弈的双方:(1)地方政府既要追求财政收入及地方利益最大化,又要兼顾土地开发商的利益(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土地,追求利润最大化);(2)对失地农民应尽量维持并增加其个人效益,包括土地为其带来的生存、就业、保障、发展等效益。

(二)现行补偿的博弈分析:阻滞难行的土地产权变迁

政府对失地农民有两种补偿安置战略:一种是不降低失地农民效益的高标准安置,另一种是降低失地农民效益的低标准安置;失地农民也有两种战略:接受征地或者抵制征地。地方政府若采取高标准安置战略,需要转移部分税收增长补助安置支出,净收益将减少;若采取低标准安置战略,则不仅不需要补助安置支出,还会有土地出让收入剩余,净收益将增加。若地方政府实行高标准安置,农民接受征地;若实行低标准安置,农民则抵制征地。而农民抵制将延缓征地工作,使开发商的项目不能及时开工,利益受损,开发商将转移投资,地方政府收益又变为0。

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为(高标准安置,接受)。然而,它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地方政府必须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农民的抵制问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拥有强行征用的权力,而农民的土地产权又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护,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在实行低标准安置的情况下确保征地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博弈就类似于最后通牒式博弈,地方政府由于拥有了对土地强行征用的权力,而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拥有了很强的先动优势。失地农民对地方政府所给予的补偿,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接受的结果是均衡状态由原来的(高标准安置,接受)变为(低标准安置,接受);拒绝的结果是农民得不到补偿,抵制政府征地行为,导致失地农民与政府的对抗升级。近年来,农民抵制政府征地的个案不断发生,尽管最终农民不得不接受征地现实,但双方矛盾不断加深,最终使征地安置制度变得近乎无效,土地产权变迁难以实施,最终阻滞城市化进程。

三、对合理补偿的博弈论分析:智猪式博弈

(一)智猪博弈(Pigs'Payoffs)案例

“智猪博弈”是博弈论中一个著名案例。如案例:一个猪圈里生活着一头大猪与一头小猪,这两头猪都很聪明,其聪明就体现在它们各自能根据对方的行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现在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进食按钮,按一下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谁按按钮就要付出2个单位猪食的成本,并且成为后一个进食者。若大猪先进食,能吃9个单位,小猪只能吃1个单位;若同时到,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单位,小猪吃4个单位。在此情况下,给出两猪不同行为选择后的支付水平如下:

通过表格显然可看出,无论大猪是选择按按钮还是选择等待在槽边,小猪的最优策略都是选择等待。而大猪的最优选择必然是去按按钮,因它知道,聪明的小猪一定会选择等待;而若它也等待,则它什么也吃不到;它若去按按钮,尽管自己有2个单位损失,也尽管被小猪搭了便车占了便宜,但毕竟还可以吃到4个单位猪食。

(二)市场化补偿:具有帕累托优势的纳什均衡

在一个双人博弈中,结果(,)是一个NE(纳什均衡)当且甲是最佳应对,同时乙也是最佳应对;一个NE是一个最佳相互应对准则。既然如此,如果参与者甲预期参与者乙会选择策略,且如果参与者乙也预期参与者甲会选择策略,那么,他们谁也没有兴趣从对手的预期中避开。这意味着,他们的预期构成一个“均衡”。

根据目前的拆迁政策,除非是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在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时,协商不成可依法强行拆迁外(前提必须有达到95%的农民同意该补偿标准),一般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为商业行为,不得进行强制性拆迁,一般被认为是民事拆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等就房屋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住房面积和安置地点等事项,必须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拆迁人可拒绝搬迁。在非强制拆迁的情况下,农民与政府的博弈类似于智猪博弈。如果农民选择主动性失地,面临的是类似于小猪主动去按按钮的结果(5,1),所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最低限度的补偿标准;如果农民表现为被动性失地,面临的是类似于小猪等待大猪去按按钮的结果(4,4),而此时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是类似于大猪的选择(7,3)或(6,4);若地方政府给予满足,那么拆迁或征地会顺利进行;否则,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选择只能为(0,-1),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会一无所获;如果农民提出明显高于土地市价的补偿标准,那么开发商会因成本增加而放弃投资,农民得到的补偿和政府的收益均为0;由于博弈双方都能根据对方的行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农民基于对土地稀缺性和不断升值的判断不会接受较低的补偿标准,并能判断出政府不会接受高于土地市价的补偿,所以理性的农民会选择与市价相当的补偿标准。同样,由于政府不能动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政府判断如果给农民较低的补偿,就会造成拆迁或征地行为的搁置,所以政府会选择接受农民与土地市价相当的补偿标准,最终形成的纳什均衡(6,4)具有帕累托优势。由此可见,失地农民要求获得与市场价格相当的补偿标准,地方政府通过讨价还价满足农民最低要求以达到拆迁目的,可以用博弈论得到解释。

四、征地过程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分析

(一)农地产权不明晰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但对于集体所有权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成员边界有多大的问题,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由于“农民集体”是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归属不清晰,弱化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当地方政府强制性低价甚至无偿征用土地时,无人干预。而由于实际上拥有土地权利和土地收益分配权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在征地价格确定过程中农民无法参与其中,缺乏知情权,失地农民也难以找到维护包括就业保障在内的自身利益的法律条文,导致征地补偿安置费偏低,农民的可持续就业缺乏经济基础。

(二)博弈主体的地位不平等

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二者之间具有资源的非对称性,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而农民则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这种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也导致了信息上的非对称性。由于利益的驱动,政府一方面是民主的倡导者,另一方面成为信息的垄断者,它总会极度的保留一部分信息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在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而且是利益的维护者,地方政府会利用这种双重身份追求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行为。

(三)组织化程度差异

根据M.Olson1965年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在一个社会中的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即所谓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集体成员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使之一致对外,从而加强该集体的谈判能力,但是在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框架下,人数占优势的失地农民反而缺乏这样一个能代表其利益、表达愿望的组织,结果导致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无法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具体到征地问题上,面对政府的不合理征地行为,失地农民无法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抵制各种圈占土地的现象,致使自身的生存、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难题。

五、失地农民补偿中多赢博弈格局的构建

(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并确保有效实行

各项法律法规是博弈中的规则。在博弈中,首先要有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才能保证博弈的公平、公正与共赢。所以要建立健全各种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采取措施,确保制度的执行效能,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违规的处罚。具体来讲,一是应该明晰土地产权和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源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二是应该完善土地征收与补偿程序,以程序的正当性来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程序是对实体权利保护和制约的有力工具,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促进结果的公正。土地征收程序的简单化,已经成为侵犯失地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因素。三是应完善与创新征地补偿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利益。土地对农民而言具有经济、就业和保障的功能,失地补偿实质上是对失地农民在土地上所附着的这三项社会功能进行替代。这种替代应包括三方面:即适度的经济补偿、帮助安置就业和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完善与创新征地补偿制度可从完善经济补偿机制、完善就业和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着手。具体操作上应提高补偿标准与丰富补偿方式;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

(二)发挥政府与村委会的积极作用,保护农民权益

首先,政府要切实成为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主体。失地农民自身由于缺少保障其利益免受侵害的资源和机制,很难担当保护自身利益的主体。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掌握着保障失地农民权益必不可少的制度资源,在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中具有强制优势、组织优势、效率优势,有能力也有责任充当农民的保护伞。

其次,村委会也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农民组织资源匾乏,虽然人数众多,但却力量弱小,缺少凝聚力,在面对权益损害时迫切需要得到基层组织村委会的保护。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能够代表与维护农民利益。从理论上讲,有效的农村基层组织———村民自治制度能够为村民提供受政策和组织保护的机制,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关口。村委会理应成为整合农民利益的组织,代表农民的利益,实现农民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强势集团进行协商谈判,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实现农民主体性再造

1.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农村本来就具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再加上失地造成的劳动力的强制释放,使农村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不等于人力资本,人力只有经过培训,才能真正成为资本。一是应该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二是应该对失地农民开展就业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

2. 建立农民自己的利益团体,增强农民自我保护能力

社会资源的匮乏、自治组织的薄弱导致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一般而言,社会阶层的博弈能力与其组织化程度正相关,既提高它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增强博弈能力。“组织的优势在于使分散的个体意志集中起来,形成比个体大得多的影响和压力,对政府工作造成有效的推动”。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一个社会中的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即所谓的“集体行动”。要想集体行动有效,则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保证成员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并需具备较强的谈判能力,能代表该集团成员的利益进行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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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卫中.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博弈和立法选择[J].攀登(双月刊),2011(6)

[5]康栋.基于博弈论的我国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经济学分析[J].中国经济,2010

农民补偿教育问题 篇2

农民被征地补偿标准及就业和社保问题

这个寒假2月份我调查的是农民被征地的各项政策和问题，地点是安徽省淮北市古饶镇赵楼村，我主要找了村委会的成员进行了解及借阅相关资料。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就我而言，我还是比较支持这种开发政策的。对于贫困的农村地区，征地补偿能相应的改善农民生活，当然必须对此进行指导，例如对子女的教育，各种工厂的建立以解决后续生活问题。

一、农村被征地补偿标准 以下是当地具体的其中七条补偿政策：第一条 为加强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的使用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以下简称“征地补偿费”），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包括耕地、林地、山岭、果园、牧地、荒地、滩涂、水面等）被依法征用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的使用管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组织征地补偿费发放的组织实施。各级农业、民政、财政、监察等部门协同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使用管理的监督。

第五条 征地补偿费统一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已经确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发放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应该补偿给被征地农民的部分直接发放给被征地农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直接发放给被征土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

第六条 安置补助费应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该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

第七条 征地补偿费下拨到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后，该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开立银行专户，对其收支实行单独计帐、专款专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每个征地项目的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均应单独公布，自觉接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上级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

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对补偿金发放的保护和监督，而且对各类土地都有补偿。而且会给农民建好住房，房价也在承受范围之内。当然，除此之外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对教育的重视为农村的建设培养人才，在新建小区建了幼儿园和小学此外引导农民进行创业投资，不会变的坐吃山空。

二、农民就业问题

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地，在土地被征用以后，大多数人会面临着生计问题找不着工作，因为很多人收到的教育比较少缺乏专业知识，所以找工作比较困难。对此小区招了许多工厂，农民可以在里面找到许多要体力的工作岗位，因此倒不会造成失业问题。但是除了这些外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到开发后的消费问题还有现在物价提升的情况。所以对于开发小区的重体力低工资工作还是不太够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我认为村委会应该对村民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这样才能找到更多的出路。

2014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社会调查报告

另外，应该请相关的技术人员对村民进行创业指导，使村民逐渐接触到商业上的知识，进行务农到从商的蜕变，了解如何创业。就现在的形势来看，新建小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还没有多少企业进驻，所以这方面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根本上解决以后的生活问题。

三、农民被征地后的社保问题

以下是关于农民被征地后的社保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和长远生计，规范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后，依法给予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行为。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应当遵循即征即保、应保尽保、分类施保、逐步提高的原则，与促进就业相结合，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应当从征地前在拥有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担农业义务的成员中产生，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优先权。具体办法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被征地农民的名单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商定后提出，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示后，报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市、县（市）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做好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省国土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等部门负责对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协调和指导。通过这些政策的制定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最大的保障，也只有做好了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稳定社会的发展，消除不公的现象，使农民能够安乐的生活。

农民补偿教育问题 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征地补偿费；养老保障；综述

一、国内外征地补偿研究

1.国外征地补偿标准研究

在英国，对征地补偿的土地征用费，主要是根据征用之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如果有些土地在征用前因要转为公共开发地而造成地价上涨，原则上补偿价格不包括地价上涨部分，但对某些合理的上涨部分可予以考虑。在美国，征地补偿采用公平的市场价格，其中包括土地的现有价值和潜在价值。在日本，土地征用赔偿有五大种类：征用损失赔偿、通损赔偿、少数残存者补偿、离职者赔偿、事业损失赔偿。在征地补偿标准的制订原则方面，除了完全补偿、不完全补偿以及相当补偿这三种之外，当代日本出现了一种“生活权补偿”理论，即认为有必要为恢复原来的生活状况给予其所必须的生活补偿。

从以上对征地补偿标准的研究来看，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征地补偿标准应该由政府定价还是由市场定价虽存在争论，不过总体上按照市场价格补偿越来越被认同。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征地活动中应该充分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学习与借鉴。

2.国内征地补偿费发放研究

首先，征地补偿费的计算额度少。以土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来计算显失科学性。一是不符合宪政和法治规定。二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由于工农产品存在“剪刀差”，这使得运用倍数法确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三是不符合地区差异。实践中耕地利用方式多种多样，往往引起产值差异非常大，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其次，征地补偿费的处置方式单一。按照目前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贴方式，我国征地补偿费的处置方式主要为单一化的一次性现金补偿。多种补偿方式的配合使用对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要实现公正、公平还需进行深入地研究。

最后，征地补偿费的留存缺陷。村集体留存比例过大，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留存款在使用上存在较大的漏洞。另外，征地补偿费在失地农民之间的分配、农民征地补偿费的自我留存方面也比较混乱。

二、我国征地补偿与失地农民养老相结合研究

1.关于是否将征地补偿费用于缴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方面

吴珂珂指出：“以土地换社保”的最大亮点就是建立了失地农民保障的长期有效机制，而且将失地农民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失地农民实现了“农转非”，走出了由“农民”变“市民”的第一步。杨卿指出：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在未来会产生较大的资金缺口，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缺乏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王林燕指出：由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缺陷等原因才导致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方面的缺失。刘大平指出：现行的征用和补偿框架下，不能从给农民的补偿费中扣除很大比例直接纳入到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账户，而应该从政府的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保险基金。

由此可见，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应该视国情而定，逐步将征地补偿费用于缴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应该是未来征地补偿费利用的趋势所在。

2.关于是否将征地补偿与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相结合方面

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就业是保障农民的生活，解除其后顾之忧的根本途径。按照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后自谋职业，政府和征地单位不再负有安置就业的责任。法定安置途径的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

各地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措施主要有两种：（1）货币安置。（2）招工安置。征用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是搞好征地补偿安置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刘大平认为，针对农民地上的损失赔偿应该直接交到农民手中，而针对农民今后生产和生活的补偿费用应由政府指定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基金会）代管。

3.关于是否放弃补偿、入股分配，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方面

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有关土地资源的非农开发收益分配问题，按人分配股份，集体收回土地统一配置，农户则按股分享土地非农开发的收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在确认土地所有权投资的权益主体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农户，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所以土地使用权的投资收益，应该归农民享有。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产权主体多元化，减少上级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行政干预，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农民的相关权益和村集体的所有权权益。

但是有的学者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在土地市场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土地的价值无法得到真实的反映，如果经营不善还有可能导致土地不仅无法实现增值反而要承担债务偿还的责任，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对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以及征地补偿问题研究，国内外学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只有保证研究的系统性、动态性和持续性，才能更好地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刘浩.葛吉琦.国内外土地征用制度的实践及其对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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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卿.对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评估[J].商业时代，2008（32）.

[10]王林燕.中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M].

农民补偿教育问题 篇4

失地农民 (或被征地农民) 是指因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或公共事业需要被依法征占土地后, 由于土地改变使用权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面对失地农民的问题, 我国的诸多城市都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 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复杂的, 从横向看, 每个城市不同;从纵向看, 一个城市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文章主要从上海浦东新区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和保障办法入手, 分析其“征地保障”政策的优越性, 折射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 试图探索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 上海市由于征地数量较少, 征地单位以生产性企业为主, 因此, 确定了“谁征地、谁吸劳”的安置原则, 要求企业自行安置被征地农业人员。90年代以后, 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加快, 用地数量大幅度增加, 征地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 由主要是生产性企业用地, 变为主要是非生产性项目 (包括市政、房地产、土地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 用地, 由于这类项目没有能力安置失地农民, 因此政府开始介入。1994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住宅建设征地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口安置办法》, 规定对征地农业人口采用征地吸劳和征地养老两种安置方式, 将“谁征地、谁吸劳”的安置原则, 调整为“谁用地、谁负责安置”允许征地单位不直接吸劳, 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安置, 或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

1993年浦东新区根据劳动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和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的改革方案, 先后在十几个征地项目中试点, 效果很好, 于是, 这一方案在1995年被定名“征地保障”在浦东新区推广。其基本思路是落实安置补偿, 用于基本保障, 适度生活补贴, 进入市场就业。具体做法:征地后, 由征地单位为征地劳动力一次性交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 征地劳动力办理“农转非”手续;落实基本保障后, 征地单位从安置费中再给予征地劳动力一次性生活补贴, 以缓解他们不能马上就业的生活困难;通过上述两个环节后, 征地农民即变为城市居民, 纳入城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管理, 劳动保障部门为其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帮助他们通过市场实现就业;对征地养老人员, 采取由县区集中管理的办法, 已发生的经费缺口, 在县区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解决。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必然带来大量的失地农民, 如何让失地农民成功融入城市, 在保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获得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探索出的给失地农民“征地保障”即“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的政策体系和实践思路, 让我们看到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生存发展的新前景、新希望。

二、“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征地保障政策的可持续优越性

失地农民存在问题的实质与要害, 并不在于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失掉了什么, 而在于他们得到了怎样的补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用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传统的安置方式逐渐不再适用。目前, 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主要还是采取货币安置。这种补偿方式还存在严重的不足, 无法替代土地发挥对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作用。如果农民失地又无相应的社会保障, 那么他们就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证, 这将成社会稳定的隐患。

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建立对失地农民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和就业促进措施, 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上海市这种“征地保障”尝试, 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土地换保障”的安置新机制。这种方式不仅弥补了货币安置造成的补偿不足和农民短视行为的状况, 最主要的是给失地农民以“可持续生计”。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本来是一种可持续生计, 只要农民手中有土地, 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然而, 当土地被征用之后, 无生计来源的被征地农民通过第一步“农转非”变成城市居民, 纳入了城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通过第二步“土地换社保”获得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解决了长时间的后顾之忧;通过第三步“一次性生活补贴”和“就业服务”缓解不能马上就业和就业困难的问题。

三、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困境分析及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一) 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困境

上海市“征地保障”这种新的“可持续生计”制度安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在一定时期内的保障问题。但是失地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 不仅仅是养老问题。在就业服务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失业保障问题的情况下, 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那些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农民, 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就业保障。而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中只有少数人, 即主要是老城区的失地农民能享受到失业保障。失地农民中, 很大一部分原来是农业的专业生产者, 或是手工业者, 他们拥有特殊的专业技能, 原来能获得高额的报酬。而当他们失地、失房、转业之后, 这些专门技术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场, 因为即使他们能找到工作, 也常因专业不对口而得不到原有的收入。而且在现时的农村, 农业劳动力的实际从业状况是不存在劳动年龄段的, 还有很多男在60周岁、女在50周岁以上的农民依然在辛苦地劳作。因此, 在失地农民中可以劳动而没有劳动岗位的, 实际上还应包括这部分人, 他们的再就业状况就更难了。此外, 在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住房、接受教育、培训和接受法律援助方面, 我国失地农民还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失地农民在失去了由于拥有土地和房屋而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之后, 却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 这使他们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这个边缘群体的存在无疑将带来令人担忧的种种社会问题。

(二) 失地农民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提升, 不仅仅局限在失业之后的补救措施, 更是就业时候的积极预防措施。此外, 就业能力的提升, 特别是在农业急需发展的情况下, 应该从失地农民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路径依赖的角度考虑。

1. 就业能力保险。

失业能力保险毕竟是消极的保险方式。随着保险方式的完善, 积极保险方式应运而生, 其中就业能力保险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转变是因为原来失业保险只是为了给那些暂时失业的人员提供替代收入, 直到他们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工作, 而现在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那么失业者不仅需要经济援助, 更迫切需要掌握新的技能。就业能力保险超过补助的内涵, 目的是帮助失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采取这项措施需要特殊的途径, 必须考虑: (1) 激活基金。这时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补偿金, 同时可以通过减少失业补贴的作用而加强对就业的经济激励; (2) 激活人员。人员包括失业人员和某些不活跃的群体; (3) 激活机构。积极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公共服务机构的改革以及所有行动机构的参与, 尤其是国家和社会伙伴的参与, 提高个人能调动的支持和帮助力量 (社会资本) 和质量。

2. 构造连贯、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和多元多层次的培训机制。

就业能力的提高, 使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从事不同的工作, 并使之前后衔接;同时也要尽量保证整个就业体系的一致性, 使就业能力成为保持职业连贯的有效措施。失地农民大都位于城郊接合部, 他们既有丰富的农业知识, 也有一定的市场风险意识, 城郊结合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 也预示着众多的市场信息, 政府有关部门在还没有进行城市规划前, 就应有前瞻性, 要积极免费为失地农民提供与其潜在的职业技能相关的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劳动事务代理等服务。这样农民一旦因为征地而失业, 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其次, 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培训机制, 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帮助他们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一是培训内容市场化, 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二是培训层次多元化: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技能等类别的差异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层次来进行有的放矢的培训;三是培训形式灵活化, 采取单元式和模块式结合、单一式和复合式结合、函授式和面授式结合等培训形式, 灵活多样地提高失地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当然这也要求政府的市场反应能力应该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强。

3. 以市场化发展农业经济, 吸纳农业人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化是解决失地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途径。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追求利润最大化, 可以自主决定雇用谁或不雇用谁, 而政府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指令企业安置劳动力。在政府的各种再就业工程和政策驱使下安置的就业也不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按照市场规律, 城市化的过程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失地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 也不是通过短期培训能解决的。特别是那些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劳动技能和精力放在农业方面的中年以上农民, 转变对于他们来说是痛苦的过程。市场化同时包含了农业的市场化。根据市场规律, 寻找就业机会, 发挥比较优势, 他们更适合从事农业或者与农业相关的产业。

从比较优势和路径依赖来看, 部分失地农民适合继续从事农业行业。如前所述, 城郊农民与其他农民相比更具有市场意识和发展都市农业的技能。城郊农民经历了城市农业发展的阶段, 更加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动态, 一般素质相对高有机会接受相对好的教育, 信息获取也较快, 一般更有敏锐地发展农业商品化的思路。组织劳务输出, 借地发展农业。近年来的失地劳动力大多是大中城市郊区以种植蔬菜、花卉、苗木, 或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的农民, 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土地被征用后, 政府或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更应该做的事是为他们牵线搭桥, 组织他们去中郊、远郊或外县、外省、国外承包土地, 继续进行特色农业开发。这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相关行业的发展, 而且提高当地农民的市场意识、促进了农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 加强失地农民的思想引导和城市化 (再社会化) 服务, 鼓励失地农民改变就业观念进行自主创业。

从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 不仅是身份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生活、就业等许多方面的转变, 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可能出现一些不适应的问题,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加以引导, 及时提供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为此, 一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二要提供法律帮助和政策服务, 帮助农民了解有关法律政策, 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三要加强思想引导, 推进观念更新, 推进并加快失地农民的再社会化进程, 使失地农民从里到外真正成为城市人。可以说, 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能力和再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其自身的生活保障能力和出路。只有失地农民自身心理能力适应后, 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 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和自我保障能力, 从而达到质的飞跃——自主创业。

摘要：文章从上海浦东新区对失地农民给予“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安置政策探索历程入手, 分析此“征地保障”安置政策的可持续优越性和折射出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 试图探索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途径。

关键词：失地农民,征地保障,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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