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主体（精选十篇）
农民教育主体 篇1
一、政府为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提供保障
“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是国家现行的有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政策。与早期制定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相比, 近年来的各项政策体现出国家、流入地政府、城市公办学校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更具责任心和主动性。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学的政策经历了由限制进入到积极接收的转变过程。
1998年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外流。凡常住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 应在常住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常住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 可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概念将农民工子女从“流动人口子女”这一在以往的政策文本常见到的概念表述中分离出来, 这表明, 作为弱势群体, 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同年, 教育部等六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则指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充分挖掘潜力, 尽可能多地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
这些政策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学身份发生转变, 入学费用随之逐步降低。在《暂行办法》颁布前后, 农民工子女是以“借读生”的身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 要向公办中小学缴纳借读费, 这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教育资源。2006年, 《关于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的若干意见》作出明确规定:“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 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2008年7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会议在强调“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的同时, 还指出“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 要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 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这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在具体举措上, 为了使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公办学校, 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控制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 同时整顿、清理非法打工子弟学校, 使原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分流到附近的公办学校中。截至2008年, 北京市一共有63所经批准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 未经批准的自办校由此前的205所减少到165所[1], 打工子弟学校总量持续减少。另一方面, 针对公办学校, 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接收能力。例如, 给学校分配任务, 鼓励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 加大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强度;兴建公办农民工子女学校, 加大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力度;明确农民工子女入学程序, 提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效率;扩建和修缮公办学校, 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有质量的教育。
二、公办学校主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
国家为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公办学校提供了大量的优惠和补助政策, 使得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比较效益 (指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与招收当地学生在经济收益、政府投入、社会声誉、教学与管理难度等方面的得失之比) [3]增高, 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增强。公办学校自觉自主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以进一步吸引和鼓励农民工子女入学。
第一, 公办学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 提高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能力。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下, 公办学校通过积极扩充和维修校舍、购置新课桌椅, 增大班容量。
第二, 免收借读费, 补助困难学生。在2008年7月之前, 一些公办学校就主动帮助家长到居住地的乡镇政府办理借读手续, 以便免收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对不符合免除借读费标准的农民工子女的收费标准较往年相比也有所降低。同时, 公办学校还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补助, 为他们免费提供校本教材、练习卷、手工制作的原材料。
第三, 放宽入学条件、简化入学方式, 逐步降低入学门槛。已有部分地区和公办学校将过去的“五证” (3) 简化为“三证”, 以减少农民工家长办证的难度。若家长无法按时办齐“五证”, 公办学校多会先让孩子入学, 然后督促家长抓紧补办, 为农民工家长留出充裕的时间去办理各种证件, 实际上也减轻了农民工家长的经济负担。
第四, 开辟多种招生渠道以扩大对农民工子女的接收。公办学校采取向农民工家长印发招生宣传材料、召开就学讲座、在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张贴招生简章、指派专人负责农民工子女的招生工作等方式, 扩大农民工家长及其子女对相关入学政策以及入学信息的知晓程度, 使农民工子女对公办学校产生信任感, 主动地进入公办学校。
第五, 实施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发展的融合教育。针对农民工家长因怕其子女受歧视而拒绝将他们送入公办学校读书的心理, 公办学校进行了混合编班和单独编班的尝试, 虽然孰优孰劣还存在争议,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办学校一直在努力为农民工子女营造一个和谐融洽的学习、生活环境。此外, 公办学校考虑到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家庭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 对他们实施针对性教学, 使他们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适合其发展的教育。
三、农民工家长为其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积极争取机会、创造条件
农民工子女入学主要在三类学校中进行选择:公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及政府批准的民办私立学校。尽管民办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要优于基础薄弱校和城郊的公办学校, 但是这类学校的收费是普通农民工家庭难以承受的, 所以选择这类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比例并不高,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仅为5.9%。[4]同时, 农民工家长普遍认为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优于打工子弟学校, 仅把打工子弟学校视为“看孩子的地方”, 对打工子弟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抱有不信任感。公办学校符合农民工家长及其子女对高质量教育的实际要求, 农民工家长在主观意愿上更乐意选择公办学校。因此, 农民工家长积极争取机会、创造条件使其子女可以进入公办学校。
广泛收集各种入学信息, 寻找适合其子女就读的公办学校。在为数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不乏充满睿智、积极负责的农民工家长, 他们多方奔走, 收集、求证有关子女入学的政策信息和学校资讯, 以便为其子女选择一所适合其发展的公办学校。
灵活应对公办学校对“五证”的要求。在流入地生活年限较长的农民工家长, 经济状况比刚来城市时有较大改善。2007年教育部—世界银行“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项目对北京、武汉两地农民工家长访谈的资料显示, 农民工家长的收入较为稳定且有所增长。一些经济收入较好的家长更愿意通过向学校缴纳借读费来换取公办学校发放的一张“入学通知书”, 这样就节省了他们在办理“五证”过程中的金钱、时间、精神上的花费。农民工家长灵活地处理公办学校对“五证”的要求使其子女能够跨过或者避开入学障碍而进入公办学校。
总而言之, 政府、城市公办学校以及农民工家庭一直在为农民工子女接受城市优质教育而行动, 目前已形成了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格局。但身处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依然很多,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质量的低下是农民工子女面临的重大问题。因而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还应该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2]北京市教委:打工子弟学校可免学杂费[N].京华时报, 2008-12-02.
[3]王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7:7.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篇2
摘要：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考虑所有社会成员的愿望和利益，自觉维护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地位农民作用
一、农民主体地位与农民经济现状
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并得到发展的农民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市场经济中，经济条件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当前影响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因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农民信息化、文化消费需求和意识明显不足，尽管政府的建设热情和推动力量表现较为强烈，农民的民主地位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
农民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性，以经济收入为基础，以创收方式为支撑，以享受生产服务和建设发展成果为体现，通过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从业情况、消费情况和环境条件的比较，可以直接体现出农民在经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现状。
表1北辰区固定资产建设情况
农民增收是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保障，是提升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北辰区在新农村开发建设、转移富余劳动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农民增收的渠道有所增加，但从表1来看，2005年农民收入比2001年增加了46.1%，高于
城市增幅41.1%，而收入增加的绝对值，城市居民高出北辰区农民32.8个百分点。从农民增收的方式来看，北辰区农民增收的动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二是二三产业的开发建设，使得农民可以获取到工资性收入，以及土地和集体财产升值带来的收入；三是农业的优化升级、农产品加工贸易所带来的高附加值和更多利润；四是政府财政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工业反哺农业，使农民在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得到一定的支持。四方面举措显著地改善了当前农民收入落后的状态，但后三方面举措所带来的受益面或整体受益幅度有限，示范推广和进一步整体大幅提高还需依赖强大外力推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二、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主体自身方面原因分析：
1、观念落后。部分农民缺乏长远目光和大局意识，本位思想太严重，只考虑一家一户的利益得失，对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土地调整、宅基地管理政策、公益设施建设的态度迥异、观点不一，规划、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阻挠，只想获利，却不愿让利。由于这部分人组织化程度低，思想分化严重，所以主体目标很难取得一致，如部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进行规划时漠不关心，对土地政策不遵守，建房时讲风水信迷信，导致规划执行难，乱占耕地建房现象严重。
2、素质不高。不可否认，由于农村长期落后和农民收入低 迷，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当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都在农村，他们一时半会还难于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做法，如我乡社面点的农民在开展建设之初阻止改卫生厕所，经了解主要原因是他们理解不了“无害化处理”原理，怕改厕后整个村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3、结构失衡。由于农村缺乏致富的路子，为赚钱而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增多，有的全家外出，大量劳动力资源外流，留在家的都是“386199”部队，他们既要负责地里农活，又要负责监护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幼小子女，新农村建设力量明显不足。如在村庄整治及发展产业时总有部分农户因缺乏劳力而影响工作整体进程。
4、后劲不足。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大部分农村家庭收入不高，加之以往医疗、教育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开支较大，农民积蓄不多，即使有点积蓄也想存银行防老，不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缺乏，导致新农村建设的后劲明显不足。
（二）政府主导服务方面原因分析：
1、宣传发动不到位。不少建设点宣传只是以写标语及张贴各种制度为主，宣传形式单一，内容呆板，群众不易接受，认为政府是搞形式主义，搞形象工程，对于“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识不清、理解不透。
2、工作方式有偏差。由于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足，加之为应对新农村建设限
期考核、督查，赶时间、赶进度、赶验收，不少干部缺乏工作的耐心，不注重对农民的引导，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建设事项大包大揽，导致群众不领情、不认账，认为是干部为了政绩搞花架子，做表面工作。所以有的点出现“政府发号召，群众心里笑”、“干部扫地，群众参观”的现象。
3、投入机制有缺陷。首先是政府投入不足，多数村庄因基础设施薄弱，即使群众积极性很高，也难于正常开展。如今年我县对每个三级共建点扶持10万元，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差、涉及户数多的点，群众急盼解决出行道路和水利设施，由于资金缺口大，导致农户怕完成不了任务，达不到验收标准，得不到补助资金从而不愿参与新农村建设。其次是投入不均衡。不同领导、不同单位扶助及不同乡镇的点补助资金、补助标准往往不统一。甚至有的点为了赶时间进度，粉刷房子、修公路等不需要农民出钱，助长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最后是投入资金的管理不到位。部分建设点由于上级补助资金、群众筹集资金的使用不经民主讨论，帐务不公开，从而容易让农户之间相互猜疑，同时对干部和理事会产生不信任感，影响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4、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党员队伍老化，管理松散，村组干部文化程度低，人才匮乏，决策团队弱化，加上个别村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如宗族不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不密切，使群众对干部存在戒备心理。如在发展甜叶菊产业中就有不少农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怕干部说话不算数，兑现不了承诺而不愿栽种。
正是由于农民自身和政府引导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中，农民的主体作用的发挥效果大打折扣。
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对策
（一）提高农民素质。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大力关注农村留守孩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改善教育设施，特别是要解决好边远山区师资力量紧缺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为农村的未来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次要大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通过推进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和农业科技培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和丰富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能力。
再次要重视发展农村文化。既重视载体的建设，如村文化站、文化广场等，更要在丰富农民生活上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支持农村的文化队伍建设，发动社会文艺团体送戏下乡，结合农村传统节日和平时重要活动，更多地举行能够体现农民优良传统或具有时代精神的、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生活的同时，转变农民的生活观、审美观，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二）夯实经济基础。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生活富足，农民才能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前提，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要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要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政策性收入；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来自农业本身的收入；要引导农民正确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二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对其居住环境进行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导农民到城区镇区买房建房，不能到城镇买房建房的，要引导农民建设中心村，变传统的分散居住为集中居住，合理安排供水、供电、交通、医院、学校和购物，既降低建设成本，又可以大量地节约耕地，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从而自觉改变传统的不文明、不方便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质的变化。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实行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增加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资金扶持，同时加大管理力度，建成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的农村养老制度、覆盖全面的农村医疗保障和大病救助制度，结束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把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局面，让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的国民主体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增强政府的亲合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
其次是要切实提高集体收入。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真正建设好新农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村级班子建设，选好带头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发挥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子。如集体开发林场、果园、菜园、园林、养殖场等增加集体收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对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应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大力改善农民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应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制定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办法，盘活现有资产，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对集体原有资产及农村资源，要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交付农民开发利用，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三）增强服务能力
1、增强干部服务能力。首先，乡干部要勤奋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要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和经济信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通晓农村实用法规，力争成为农村中的文化人，抓经济的明白人，创业中的领路人。其次，要转变观念。在角色上由指挥向服务转变，自觉“矮化”角色，在履行组织指挥职责的同时提供服务指导，既当马前卒又当勤务员。深入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政策和做法，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同时在村庄规划，项目申报、筹资方式、资金管理方面加强组织和引导，并出谋划策帮助制定产业规划，环境整治方案，美化绿化方案及建设预算等，但必须遵从民意，民主协商，切不可包办代替。干部还要利用自身见多识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再次，在工作方法上由指教向引导转变。要有大局观念，有爱民之心，工作中将心比心、以情换情，与群众“套近乎”“拉关系”“建感情”，在“少说多做上”下工夫。采取召开现场会、典型经验交流会，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卫生评比等灵活有效的形式，通过干部搭舞台，让农民典型站出来“领唱”，运用典型“金钥匙”开启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之门。
2、加强农村基层党织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固本强基，要大力加强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切实形成 “双强型”的火车头。一是选好带头人，实现能人治村。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训与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善经营、会管理、具有崇高党性和奉献精神的领头人。二是加强支部建设，强化组织活动。有条件的新农村建设点要设立党小组，让农村无职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主战场上大显身手，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培养锻炼年轻党员，壮大农村党员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创新载体，创建平台，让农村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四、结语
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理事会运作”的基本模式。实现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地方根据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实现过程可以概述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基础设施环境改善阶段、增强农民经济实力阶段、政府推动向民间自发建设的转换阶段、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阶段。
参考文献：
[1] 程贵铭．农村社会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2]陈义平．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3]刘清敏．关键是让农民成为主体——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J]．求实，2006（22）
[4]吴江，欧书阳.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处理好的关系[J].农村经济，2006
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 篇3
2008年11月16日，在全国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赞扬农民工的贡献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勇敢地走出农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工队伍的形成和不断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成果，也是世界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光辉范例，他们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启发于、得益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既是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所在，又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助推器”。为此，进一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是我们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动力源泉。
第一，要充分尊重并切实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农民在改革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建设的前提。尊重和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通过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广泛征求农民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把他们的合理意愿和要求真正体现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决策的各个环节中。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我国的农民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农民对自然、宗族和政府的依赖上。农民依赖性较强是无法有效地建构农民主体性、发挥其首创能力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性是促进农民发挥其首创精神的首要任务。只有改变农民在生活生产中对自然的强烈依赖性，锻炼农民生产实践的自主性，才能有效地建构农民的主体性。要充分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完全自主地根据市场情况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要充分尊重并切实维护农民的意愿和创造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农民作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群体，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改革政策和措施都来自于农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和政府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和创造的产物。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愿意和创造。要鼓励农民围绕我国改革、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胆探索、大胆实践。要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给农民创造一切有利环境与便利条件，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都要允许农民去试、去干、去闯，并及时总结和推广他们创造的新经验。要坚持以人为本，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并为农民群众施展才华、创业致富提供实实在在的智力支持和帮助，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创造热情，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意愿。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会继续凭借着自己的创造来推动各项改革的顺利发展，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建立健全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要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给予平等的公民待遇，则必然需要打破有损农民利益的制度壁垒，维护农民的权益特别是物质权益，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由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民的某些自身物质权益均未能得到保障，使得农民发挥自主性、积极性缺乏基础性前提。因此，健全的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将为农民首创精神的培养和发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畅通的沟通渠道。要充分尊重并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农民合法权益包括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特别是农民的物质利益，是农民积极性的支撑，是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的内在动力，是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因此，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必须充分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经济上切实尊重和维护农民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尊重和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使农民愿意在改革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
第四，要增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农民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发挥的程度。只有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和经营素质，才能促进农民在新的改革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要建立全面的培训机制，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待于大大提高，特别是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较大比例，这就导致了我国农民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充分维护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将对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民培训，让农民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经营技能，使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增强他们在改革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能力和本领。
第五，要提高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作用。“文化自觉”是我国已故的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1997年提出至今仍然倡导的思想行为自觉概念。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人提出肩负社会历史责任的一种自觉要求。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认识、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人们对社会转型的自主能力认识，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的自主地位。“自觉”有两方面含义：相对于动物的自发性活动而言，指人们的活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表明人的活动的自觉性质；相对于尚未认识到客观规律、盲目性较大的活动而言，指能够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活动。我们提倡广大农民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其目的就是要使其认清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使命和职责，充分认识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通过文化自觉意识到文化自觉行为，并由自觉向更高层次自觉升化，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使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用。
农民教育主体 篇4
首先，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修改或取消部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以贯彻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
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地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促使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厉以宁建言，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分配趋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劳工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应该促使低劳工市场向高劳工市场转变，同时，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给予其更好的升迁机会。
第五，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
第六，在当前要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给予更多的人受教育的机会。
农民教育主体 篇5
关键词：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培训；转型；经营主体；调查分析；措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2-0456-05
收稿日期：2015-01-05
基金项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编号：201410Y41）；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院级课题（编号：NSFYB1416）。
作者简介：胡永盛（1984—），男，江西赣州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农业职业教育研究。E-mail：253322180@qq.com。泰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区，泰州农业分为里下河河网圩田、高沙土平原和沿江圩田3种主要类型区，20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建设区，现有耕地面积 29.85万 hm2，农林牧渔从业人员47.62万人，占总人口的94%。其中，以兴化为代表的里下河地区约占全市面积的52%，以泰兴为代表的高沙土平原约占25%[1]。近年来，泰州市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农业，泰州市农业委员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 947家，全市以种粮、蔬菜、水产、畜牧等类别为主的承包面积 2 hm2 以上的专业种养大户达到了1.1万余户，经农经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达1 329家，工商注册登记的有852家，主要为水产养殖、种粮及高效设施农业等，全市已建成各类农业产业园区79家，其中省级园区7家，拥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43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5家，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2]。作为经济加快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一个缩影，对泰州市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的研究，不仅为泰州地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研究利用抽样统计方法具体研究泰州市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选取现代农业发展较快的兴化市和泰兴市，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50份，调查期内共回收问卷234份，其中有效问卷227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7.01%，基本符合调查要求。问卷设计主要从3个方面开展调查与分析：第一方面为基本信息调查，主要从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水平等方面对调查主体进行分类；第二方面为农民培训效果调查，分别就农业主体是否参加过农民培训、培训是否有帮助、培训对受访者的提升情况、培训后的发展情况以及再接受农民培训的意愿等方面对经营主体进行调研；第三方面是农民培训需求调查，主要包括农民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对培训需求的认知情况等。
1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情况分析
1.1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
1.1.1经营主体构成本研究所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以及家庭农场，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指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3]，下述皆同。表1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较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与非农收入农户多，共占样本比例73.5%，这可能是样本选择的缘故。其中，主要以农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占比分别为35.2%、27.3%。
1.1.2年龄结构与其他2类农业主体相比，新型農业经营主体成员年龄结构倾向于年轻化，18～35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员占调查样本的40.3%；而传统个体农户以35～50、50岁以上2个年龄段为主，样本占比分别达55.3%、25.5%；而非农收入农户则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样本占比为 69.7%（图1）。
1.1.3受教育程度构成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员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52.1%，但相对于传统个体农户的41.3%明显有着更长的受教育年限和更高的文化程度（图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受教育优势带来的是更容易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经营思想理念的调整。
1.1.4收入结构构成从收入结构（图3）看，相对于传统个体农户与非农收入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员拥有相对更高的年均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1万～3万元）这一区间内，样本占比达56.9%；而传统个体与非农户在这一收入水平区间的占比分别为40.4%、51.0%。
根据以上对于泰州市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构成状况的调查分析结果可知，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年轻，具有更高的学历水平，受教育年限和程度都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更高。因此，相对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如何有效实现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转型，吸引部分非农收入农户创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未来农业经营发展的关键。
1.2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1.2.1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的制约因素分析一般而言，相比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知识技能、生产经营方式、市场信息掌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问卷设计时，本研究参考黄祖辉的观点[4]，认为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包括缺乏专业技术、缺乏政府政策支持、缺乏经验和知识以及缺乏资金等方面的原因。根据问卷调研结果，本研究对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的制约因素加以分析。
由图4可见，缺乏经验和知识成为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占比34.9%；其次为缺乏专业技术，占比26.2%；再次为缺乏资金，占比24.4%；而缺乏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其他分别占比11.4%、3.0%。
1.2.2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换所面临的困难由图5可见，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外圈）的首要生产制约因素为缺乏专业技术，占比40.4%；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因素占比为29.8%，排在第2位；缺乏经验和知识、缺乏资金以及其他因素分别占比14.9%、12.8%、2.1%。相比之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圈）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最首要的制约因素为缺乏资金，占比36.5%；其次为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占比29.5%；而缺乏专业技术、缺乏经验和知识以及其他因素分别占比12.6%、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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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的过程中，专业技术的提升是关键所在，也是未来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农民培训作为有力提升农业主体专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能够在农业经营主体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因此，从研究农民培训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入手，分析通过农民培训不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专业知识与技术的有效方法，成为促使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的重要因素。
2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培训的需求
2.1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要明确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切实需求，首先要研究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在设计问卷时针对当前农民教育培训可能存在培训时间不合适、培训地点过远、培训方式较单一、培训费用过高以及培训内容没有用等问题进行调查[6]。从调查结果上看，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对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如图6所示，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而言，上述原因占比普遍均较高，其中排在首位的是培训费用过高，占相关样本的88.6%；第2位为培训方式较单一，占相关样本的872%；之后依次是培训地点过远、培训内容没有用、培训时间不合适，分别占相关样本的76.6%、72.3%、59.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认为，培训费用过高以及培训方式较单一是较重要的2个问题，分别占相关样本的83.0%、73.5%；其次是培训内容没有用，占样本比46.4%；而认为培训时间不合适、培训地点过远的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175%、13.9%。
2.2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教育培训的需求
从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问题的认知出发，本研究从组织机构、组织形式、培训费用、培训内容以及培训宣传等方面就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教育培训的需求进行进一步调查与分析。具体而言，这种需求体现在对培训组织多元化、培训形式多样化、培训费用低廉化、培训内容有效化以及培训宣传广泛化等方面[7]。
2.2.1对培训组织机构多元化的需求由图7可见，当前农业经营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和专业协会中，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曾参与这2类机构培训的比例分别为90.7%、80.1%；而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方面，这2类机构的占比分别为80.9%、44.7%。除了这2类机构之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曾参与民间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教育的比例达31%，这表明民间培训机构的培训也得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对认可。然而，农业经营主体在参与诸如龙头企业、大中专院校等其他组织机构组织的农民教育培训的情况不容乐观，占比较低，这反映出这部分组织机构并未在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全面发挥作用。
在农民教育培训亟需要发展的今天，多元化的培训机构有利于农业经济主体更广泛地参与到农民教育培训中来。对泰州市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也充分反映了这点，在对农业经营主体是否希望参加其他培训组织的培训教育的调查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91.6%的受访者会参与其他培训组织的培训，而这一比例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中也达到66%（图8）。这说明农业经营主体对职业教育组织机构多元化的切实需求。
2.2.2对培训组织形式多样化的需求农民教育培训形式是关乎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民教育培训程度的重要方面。就培训场所分类而言，主要分为固定场所与非固定场所，相较而言，固定场所需要职业培训在既定的设施中进行，组织难度较大，且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难度也较大；而在非固定场所组织的培训更灵活便捷，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也更方便。从表2可以看出，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以电视、广播为培训形式的职业教育的参与比例最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度为86.7%，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度也达到了80.9%；而在固定场所的培训中，面对面授课与现场实习的参与度较高。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曾经参与过现场实习的比例达到相关样本的79.5%，这说明现场培训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具有吸引力。而较为新兴的网络培训在此次调研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参与程度相对不高，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较高，达到了31.9%，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与度仅为12.8%，说明这一培训形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参与过外地培训参观的农业经营主体占比较小，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与度为6.3%，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与度为3.5%（表2），说明当前农民教育培训由于培训资源缺乏、区域语言障碍等原因，区域性限制较强。表2农业主体参与农民培训的培训形式情况
培训主体不同培训形式在固定场所的占比（%）不同培训形式在非固定场所的占比（%）面对面授课现场实习外地参观电视、广播网络其他培训形式在其他场所的占比
2.2.3对培训费用低廉化的需求培训费用是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要方面。对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接受的培训费用进行调查，结果（图9）表明，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职业培训应完全免费，即职业教育的培训费用应由培训的主办方承担，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职业教育应完全免费的占比为77.1%，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中这一比例達80.9%；相应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能够接受培训费用的比例也高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这反映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提升自我技能水平和经营理念，为职业培训进行支付的意愿更强一些。
同时，这一调查也反映出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培训费用低廉化的切实需要。一般而言，农业经营主体拥有的初始资源较少，在未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有通过支付培训费用以实现自我能力提升并最终实现收入增长的行为。这种现实情况需要农民教育培训的组织者加以重视。
2.2.4对培训内容有效化的需求能否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技能与知识需要是农民教育培训能否成功的关键。对农民教育培训有效性进行调查，结果（图10）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认为职业培训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的只占相关样本比例的33.4%，基本可以满足的占32.8%，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以及基本不能满足的比例分别为16.7%、9.3%、7.8%；而传统农业主体认为培训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的仅占相关样本的41.6%，基本可以满足的占22.3%，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以及基本不能满足的比例分别为25.9%、5.1%、5.1%。从调查结果看，无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传统农业主体都认为，当前农民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不够，这与培训内容忽视农民实际需求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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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民教育培训内容进一步调查，结果（图11）表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在职业教育中应侧重加入诸如农业实用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分析等相关培训内容，分别占比 80.9%、72.3%；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除了农业实用技术（85.5%）、农产品市场信息分析（78.6%）之外，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和法律知识的培训也很有必要，该选择占相关样本的40.1%。这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于传统农业主体在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以及法律维护等方面更具有切实性需求。
3对策建议
3.1加大投入支持农业主体转型
由于长期的低收入造成的弱势地位，再加上职业培训的期望收益不高，农业经营主体为职业培训的支付意愿较低，培训费用的减免与降低依然是很大一部分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诉求之一[8]。同时，低收入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依然是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难题，为广泛而有效地开展农民培训，仍须要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因此，作为农民教育培训资金投入的主要渠道，政府依然须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来扩大职业培训范围、提升培训效果。各级财政应逐步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财政投入范畴，在财政的经常性预算中设立相应投资基金，并逐年有所增加。在具体财政措施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政府补助、财政贴息、税收和贷款优惠等方式，以政府为主体，同时还可以引导各种社会资本对农民教育培训加以支持。此外，还可以依托农民培训专项和农业科技项目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
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农村区域大、农业人口基数大的实际情况，如果单纯依靠财政资金难以全面覆盖，因此为缓解投资短缺的问题还应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发展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农民培训。具体而言，可以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筹资的农民培训融资机制，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负责基础性的培训费用，地方农业龙头企业或者农业协会可以依据自身情况进行为所需经营主体提供一定形式的学费补贴，而个人也可以通过缴纳一定量的学费以满足教学所需。同时，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专项补助等方式，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集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另外，还可以创新培训体制，给相关教育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利，以更多类型的组织形式与教育模式增加相关培训机构的经营收入，并不断完善联合办学机制，为多渠道筹集资金打下基础。
3.2保障培训效果面向农业主体需求
调研分析结果还发现，不同农户对培训需求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将农民培训和农民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按产业、品种培养职业农民，政府和培训机构把教学班办进乡村、乡镇和村办企业，方便农民就地、就近学习，就地培养成才[1]。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推广要尽可能多地吸收活跃在基层第一线的专家、能人，鼓励涉农高等院校承担一定数量的农民科技培训任务，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真实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请专业大户、专业能手即“土专家”担当农民培训的 “示范户”“二传手”，在田间地头采取现场指导、手把手教的方式将最新的技术和自己总结出来的最适合当地的养殖、种植等方法传授给普通农民，鼓励农民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借鉴经验，取长补短。此外，还可以根据培训对象的特点把农民分为农村一般劳动力、专业大户、回乡创业人员、农村经纪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等培训对象，并采取分类培训的方法，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可以根据年龄结构、文化和经济基础、培训意向等进行分类培训，对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有资金并有创业意向的人进行 “创业培训”，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条件有限的农户进行“农业专业技术培训”，对已经有一定规模，愿意尝试新品种、新技术的种养大户进行“科技示范培训”。由此逐步达到分层次培训、扩大培育范围的目的。
3.3加强宣传吸引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信息宣传、舆论引导，营造农民教育培训的良好氛围是吸引农业主体职业培训的重要方面，只有宣传工作做到实处，农业经营主体才能够获得相应的政策信息，提高认识水平，激发内在的培训需求。因此，应加强普及国家农村政策的基础性宣传，深入宣传各级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的补贴等支持政策，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等形式展开多层次、大范围的宣传工作，既有助于营造全社会重视农民教育培训的良好氛围，提高农民对培训的认知认可程度，又对培训机构形成压力，促使其重视培训效果，防止走过场培训，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农民培训也需要典型宣传。示范带动是放大农民培训效果的有效手段，农民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积累少，底子薄，承担风险能力弱，大多不愿意冒风险，加上过去许多培训走过场缺乏实效，农业主体对农民教育培训持怀疑态度居多。为调动农业经营主体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参与度，就须要通过对优秀的农民教育培训成果进行宣传，通过新闻媒体与互联网等媒介，宣传农民教育培训培养的优秀学员以及新型农业经营带头人，使农民感到培训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有用知识，能够带来可观的未来收益，以此强调农民教育培训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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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组织的主体障碍及突破探索 篇6
一、农民自组织的意义及选择理由
(一) 农民自组织 (self-organizing或self-organization)
了解农民自组织, 还得从农民的组织化了解起。
组织化, 作为农民融入现代社会、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条件,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农民组织化, 就是按照一定的构建目的、工作任务、编制形式, 将某一农村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农民合置构成一个集体单位, 相互合作, 开展各项经济社会活动, 并予以普遍化[2]。这种组合行为, 实质上是通过有序组合、有序结构而取得效率性和强职能, 以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农民的经济、政治利益。那么, 什么又是农民自组织?农民自组织, 就是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 农民是组织行为和主体, 表现为参与者、执行者和结果接受者均是农民。
(二) 农民自组织的意义
组织是为了克服单个人的局限性而形成的。现代社会, 组织无处不在, “我们生于组织中, 通常也死于组织中”[3]。组织以其结构组合的力量使其成员能克服个体的局限性, 获得高效率、强职能。组织、特别是现今的中国农村社会, 农民组织可以发挥政府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这些作用主要包括:维护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组织成员参与救助、慈善、福利、集会、抗议和反抗议等各种社会活动, 协调组织成员与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关键时刻, 组织甚至可以发挥政府在短期内所无法发挥的组织、动员功能, 从而促进社会向既定的目标前进[4]。
农民实现自组织, 在中国现阶段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 尊重了农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邓小平指出:“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 农民没有积极性, 国家就发展不起来。”[5]农业的改革与发展, 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完成与否, 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亿万农民的积级性!况且,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 中国农民是蕴藏着深厚智慧和富有首创精神的一群人, 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便是极好的佐证。
第二, 农民自组织, 将搭建利益诉求的平台, 有利于农民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抵御外界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现今中国农民所缺的, 正是一个农民依赖的、具有组织化、稳定化的利益诉求渠道 (“上访”, 则却是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非理性的) 。农民自组织, 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民的呼声, 并在一定程度构成对国家相关部分解决问题的监督平台, 以切实将农民利益落到实处。
第三, 农民自组织, 有利于中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是中国农业的出路。单个农户经营分散化、封闭化, 产能极其微小, 且与市场断裂, 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规模化的经营方式, 将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 实现农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 才能在现代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和规模效应, 解决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且,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现代的方法, 如灌溉、排水、化学处理, 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 我们所有的耕作技术手段, 如机器等, 如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 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6]通过农民自我组织, 建立起以某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为主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集中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可以实现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所以, 农民自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催化剂。
第四, 农民自组织有助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幅员辽阔, 问题堆积如山, 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时间短, 任务重, 单靠政府单方面努力, 一肩难扛。“合作医疗”已是中国农村进行的有效探索, 它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借鉴和示范效用。一批以自我服务为宗旨的农民自组织, 或许是未来肩负起农村社会保障之责的中坚力量。
第五, 农民自组织是培育现代农民的最佳载体。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将中国农民、农村排除在外。如果将现代化表征为物质、精神方面的现代意义进步状态的话, 这个状态中农民也应是主角。使这个主角变为现代农民, 具有现代农民素质的方法则是教育和培训。而农民组织, 理应是其最佳平台。西方各国往往是通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直接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如法国政府向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2 000名技术人员, 这些技术人员把发展农业的技术直接带给了农户。
当然, 农民组织这个平台不单是培养技术农民的平台, 通过组织运转过程中其成员广泛地参与商讨、抉择、决策过程, 有助于培养成熟的政治公民。
第六, 农民自组织可以大大地缩减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成本。农民自组织本身的秩序化、自律性可以使政府管理农村社会的成本大大缩减, 而且是一个良性的缩减, 政府的干预度减少了, 相应农民组织的活动能力就大大激发了, 正符合“放活”方针。
第七, 农民自组织可以促进农业与其他非农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提升农民交往意识, 开阔农民眼界, 并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国际意识。
(三) 选择自组织的理由
关于自组织, 大多数关心此领域问题的人在看到“中国农民自组织”这个说法时, 会立即提出质疑:在现阶段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现实状况面前, 为什么要自组织, 而不是被组织、他组织?被组织、他组织在中国现阶段状况面前不是更有利于实现组织化成效吗?确实。
千百年来, 以被动和接受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民心理和思维惯性盘旋在中国农村, 加之科学技术素质的低下和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及远离政治参与的传统, 要求其主动甚至积极地去参与中国广大农村的变革, 成为中央舞台的主角, 其难度可想而知, 尤其是上升到大群体“众口难调”的组织上, 更是产生了“蜀道难”的意味。
但是, 从事物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 内因才是决定因素。这绝不是唯理论的空想和奇谈, 这在社会转型理论上称为内源型转型, 是指经由社会内部主动而积极地改革和调整而实现的社会转型, 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内因论转型[7]。主体主动谋求变革进步, 会比被动具有更强的力量, 内因才是推动变革的根本性力量。而且, 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民这个主体不应是个被动者, 农村社会这个超级大社区不能只是一味接受者和被组织者, 而且, 鉴于以上所谈到的农民自组织的诸多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农民自组织起来 (要理解的是, 绝不是孤立无援地、自发生成的自我萌芽、自我生长的那种组织理论上的自组织, 而是在政府适度引导下或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主导下的那种自组织) , 从社会发展解度来看, 其效应才是货真价实的。
二、农民自组织的主体障碍
(一) 主体缺位
9.4亿的中国农民, 怎会主体缺位?从数量上来看, 中国农民人数确实众多, 但从中国现阶段农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及农民的综合素质来考察, 农民自组织确实面临主体缺位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中人口的现状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中国城乡综合改革的深化, 许多农民从乡村走进城市, 成为农民户籍的城市产业工人,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农民工队伍已壮大为亿万大军, 成为中国社会一道社会大观, 也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土亦离乡”, 致使中国乡村社会建设主体缺位。许多农村特别是农民工劳动力输出量大的地方, 留在农村的, 大多是儿童和老人, 成为“留守一族”, 这导致许多农村的耕地只能维持低生产率的使用, 甚至抛荒、闲置;农村社会生活的建设也陷入无生机、恶循环的泥潭。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 农村公共生活的支承和建设问题等等。所有问题可以归结汇总为四个字:主体缺位。这样的现状, 要开展农民自组织, 也同样会因主体缺位而无法开始。
另外, 中国农民现阶段的综合素质太低也极不利于实现农民自组织。中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 约有87%是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 平均受教育程度仅有7.3年, 这样的文化水平, 要实现农民的组织化, 将会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二) 农民对自组织积极性不高, 怕付代价
中国农民不是未经历过组织化的群体。从建国后, 党和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推行农业合作化, 在农村发展合作组织, 到后来农业合作社由于历史原因而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 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农民的个体利益, 不但组织化热情消耗殆尽, 而且还在广大农村埋下了对于组织化敏感、警惕的种子。
以上是历史上制度性阴影, 当然还有农民个体思维上的自我束缚。千百年来的小农个体自给自足生产造就了他们缺乏合作意识, 惧怕被侵占, 安全第一和对变动的莫名害怕等思维惯性。总结起来, 实质上是一种小农私利观和怕付出代价。
历史上的阴影及主体思维的惯性使农民自组织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三) 封闭的中国农民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权利意识
从历史上来说, 中国农民大主流是封闭和落后的。封闭, 这是由于中国许多农村道路交通设施不全不畅, 通讯手段落后、户籍管理严格, 致使中国农民很少在城乡之间流动、迁徙, 久而久之, 就造成了农民的信息封闭、技术封闭、思想封闭、发展封闭。许多农民眼不明、耳不聪, 过着“山中方数日, 世上已千年”式的低节奏、慢发展, 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隔离的生活[2]。落后, 表现为接受教育落后, 导致的文化落后、观念落后。
在这样的封闭落后的主体意识下, 要使其在短时间内接受现代的组织理念, 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其次, 农民自组织如果表述为农民群体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而组成有序集群, 从而代表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那么这个“自组织”无论作为动词 (即组织活动) 还是作为名词 (即组织体本身) 都要求农民这个主体具备现代的开放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权利意识。但是广大的中国农村, 却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基础最薄弱、相反怪力乱神和各种封建迷信思想至为深厚的地方[7]。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匮乏使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与“天斗, 地斗”谋温饱的与自然抗争为主旋律的乡土生活中, 无暇也了无兴趣致力于自己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长期“天高皇帝远”的现实及千百年来从未享受过 (或只是片面地、短暂地享受过) 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参与权利, 形成了中国农民自外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百姓意识。他们缺乏社会是非观, 表现为盲从、以他人是非或多数人是非为是非的社会意识;同时, 他们也缺乏社会政治参与高度的组织集群意识, “老乡认同、家族宗派认同”仅是传统的村落地缘和家长制产物, 即使是一些群体互助 (例如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认同集群) 也仅是弱小团体互助、互慰症结, 其社会效应也只能表现为对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待遇的顾影自怜、互相倾诉安慰和在极端情况下以命来作抗争武器。
这样的科学文化知识结构和社会政治意识, 对于实现农民组织化来说, 确实是极大的障碍。
(四) 社会角色定位不明晰和社会人格缺失
在中国推行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籍管理以制度的规范性条款把国人分划分为二, 即农业人口—农民, 非农业人口 (又称城市户口) —非农民, 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定了农民身份, 他们被死死地束缚在土地上, 难以改变[8]。而且受着一种“二等公民”的莫名歧视, “泥腿子”、“乡巴佬”就是这种歧视的现实表征。这种莫名歧视对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自我定位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主要是自尊心、自信心以及主人翁意识受到极大的挫败。
而且,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出现了“农民工阶层”。“农民工”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标签。他们一方面在城市中干着工人的活, 却脱不掉农民的定分。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还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的地位, 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市场权益。
这种社会角色定位的不明晰和社会人格的缺失, 对于把单个农民组织成大群体极为不利, 单个农民自身都还在社会进程中茫然飘荡, 群体的自我组织必成为难题。
(五) 社会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乏
对广大农民而言, 主要从事相对简单的农业手工劳动, 而对其他事物则相对了解贫乏。漫长的农业社会和农民国度是中国农民普遍缺乏社会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深厚基础, 这种无集体意识状态深埋于其心底, 左右其行动, 致使其在组织化和社会化认识上陷入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 即使强制其加入组织 (俨然已不是自组织) , 其对于组织的行动也同样会表现漠然甚至是敌视。相应的, 农民群体大多数人便不会将其参与组织与社会结构的优化、有序化或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联系到一起。这种散漫的自由民心态, 使他们不会从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现在无处不乏这种表现, 例如不讲公共形象, 不顾公共秩序, 对公共设施进行损坏或顺手拿走等。
这样的社会意识状态, 对于农民群体组织为有序群体以取得组织力量来共谋更高发展无疑又是一大障碍。
(六) 市场意识、竞争观念等市场精神薄弱
这是长期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 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下, 知足常乐、安于天命甚至就是靠天吃饭, 这导致社会发展迟缓。而现代化的活力经济需要市场意识、竞争意识, 需要人们勇敢地去面对市场, 想方设法去参与竞争, 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农民流动性增加, 越来越多地接触都市文明和大众传媒, 农民的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许多农民投身市场激流办工厂和第三产业, 涌现出一大批有胆识、有远见、有作为的企业家。市场经济的精神正在逐渐为农民主体所接受。然而, 知足常乐、依赖等待、不思进取等表现并没有完全清除, 许多农民小富即安, 缺乏宏大的报复和社会责任感。农民这种组织化, 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谋求更好的发展的竞争进取精神依然缺乏群众基础。
农民自组织的主体性障碍还有其他方面, 诸如存在服从统治意念、小生产者的狭隘私利意识等, 不一而足。革除这些主体性障碍, 实现农民的自组织化, 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任务。
三、农民自组织主体障碍的突破途径———政府介入
在组织理论上, 自组织是指事物自发、自主地走向组织的过程和结果。可见, 自组织, 指的是不需要外界的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和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 从而获得有序结构的过程和结果[3]。
本文探讨的自组织, 当然不是完全复制并遵循此理论, 显然, 按此理论, 自组织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与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求已俨然不允许这种漫长自然的组织形态演进了。这无疑就需要在农民自组织之外有另外一种力量的介入, 再者, 加上中国农民身上所继承的历史局限性和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弱质性, 这种介入就万不可或缺了。
在中国现阶段, 政府介入显然是首要破解途径。
(一) 政府介入对农民自组织的必要性
前文已提过政府介入对中国农民自组织是万不可缺的, 提出此论断是基于以下理由:
1. 时间的有限性、建设任务的紧迫性
前文已述,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及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已不允许农民自组织按组织理论中的自然演进来发展了, 政府介入是必然。而且, 政府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设计者和引导者, 其更应是农村社会变革 (这里指农民自组织) 的力量注入者和启动者。
2. 农村、农业、农民的弱质化现状要求政府介入
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弱质化现状是历史累积的产物, 体现为其沉重的三大历史包袱: (1) 农民人数太多; (2) 农民综合素质太低; (3) 当代中国农民赖以发展的农村经济基础极端薄弱。
三大历史包袱加上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市场开放度加大及自由竞争的冲击, 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弱质雪上加霜。农民在此背景下要实现组织化, 没有政府提供扶持、引导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主导是不行的。
(二) 政府介入农民自组织过程的形式探索
1. 政府对农民自组织进行思想的引导和路线领航
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 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同样发生在农村。而种种农民组织 (例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文化组织) 一旦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所侵蚀, 将会以组织为枢纽而产生蔓延放大效应, 其侵蚀性将是难以可控的。故而,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政者, 必须对农民自组织过程进行思想引导和线路指引。具体形式可以是向组织活动场所提供党刊、党报, 保持更新, 派驻相关理论工作者, 定期组织其成员学习党的政策、最新理论成果, 倾听收集组织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该采纳的就向上反映, 该疏导的就疏导) , 参与组织成员的事务决策过程, 向他们提供中央在相关方面的政策咨询等。总之, 就是保证农民的各种组织与党的“亲密接触”, 不脱离、不隔层, 形成“双向互动”的网络关系, 这样一方面不使农民自组织脱离党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为党收集和倾听其声音从而制定更为科学的政策获得一条好途径。
2. 政府在一定领域和一定层面上应成为自组织模式的引导者和设计者
农民单个力量是薄弱的, 即使形成组织团体, 在现阶段看来, 也是“茫然的一群人”。组织运行的机理是以科学化、制度化为前提的, 在其内在的规律性以及决策过程的专业性。农民自组织从构建到模式运行最后取得组织效应, 一整个过程所涉因素是极其复杂的, 没有政府参与构建和引导, 在现阶段看来, 难度是很大的。举例说明, 广西田阳县地理环境优越, 宜种芒果、龙眼等热带水果, 一直的农户单打独斗使市场混乱、价格不稳, 农民收益不高, 当地农民意欲组织起来, 统一订购生产物资, 包括统一向买方市场传递定价口径, 成立热带水果种植、销售合作社, 这就涉及到农户统计 (包括种植品种、面积) , 物资订购意向协商、水果出品集中、贮藏、出价等, 这一系列问题单靠农户们自行组织、协商, 创建专门机制, 无疑是个漫长过程。所以由政府相关机构勾勒模式, 创建运作基理, 输出给农户, 倡导组织农户加入, 并以半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加速组织步伐, 以扶持组织步上运作良性轨道。
故而, 各级政府应该设立管理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的专门机构, 其应负责规划、指导、扶持、管理、监督农民各种组织的运营发展各项工作, 促进农民组织健康发展, 并保障其组织成员的切身利益。
同时, 应当注意的是, 政府设立这些专门机构不应是“官僚”机构, 且在引导管理农民组织过程中不应统得过死, 应严格贯彻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多予, 少取, 入活”中的“放活”方针。历史的实践证明, 中国广大农民中隐藏着大批富有智慧的能人, 充分给他们松绑, 提供广阔的平台, 将会使他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并爆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能量。
另外, 政府可适时地通过农民组织传递推广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 提供新技术、新成果, 例如, 通过组织向农户推广新的种植养殖技术, 采用无污染、安全卫生生产方法, 生产安全优质且需求旺盛的“绿色食品”等, 使中国农业步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3. 政府在政策、财政金融、教育和技术上提供支持
尽管农民自组织是农民自己建立的民间组织, 但综观国际范围内, 无论传统发达国家还是起步较的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向各种农民组织提供支持、包括政策、财政、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这是我们政符必须要考虑的。
首先是政策上, 农民组织不是营利性组织, 是具有互助性质的团体, 它的非营利性应使国家在税收政策上考虑免税来支持和促进农业自组织的发展。例如, 加拿大的所得税法规定, 农业合作社社员的惠顾返还金可以不纳税。日本政府规定, 农协区在法人税方面享受减免税率待遇。当然除税收外, 国家的其他政策也应惠及农民组织, 如在市场竞争方面政府为其提供“受到监管”的“绿色通道”等, 如美国政府规定的反托拉斯法不适用于农业合作社, 而日本政府也规定, 垄断禁止法不应于农协[9]。其次是财政上的资助和金融服务的提供。西方国家对农民合作社一类的农民组织实行财政上资助是非常普遍化的, 且资助内容是很广泛的, 如政府的赠款、补贴、投资、订货合同、转让土地及建筑物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对我们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农村金融服务的匮乏是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应该看到, 在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中, 当代中国农民是资本积累最少的一个群体, 因而是最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的群体。应该积极创制专门为当代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农民合作金融制度[2]。政府的金融贷款信贷服务长期向城市倾斜, 金融服务在农村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 前几年试行的农民合作基金会也在质疑声中黯淡收场。但农村建设, 农民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 只有政府为其提供可靠、充足的金融贷款的同时, 其血脉才会壮大。在向其提供政府贷款的同时, 亦可引导城市部分资金流向农村, 反哺农民。另外, 也不应是一味的“输血”, 还应引导农民自行进行资金互助, 但要注意监管机制与之配套等。
再者是对农民组织教育和技术上的政府介入。政府可以组织为平台, 向农民提供生产技术资源和就业导向资源, 使农民能从组织中获取得到生产技术信息及就业技能培训, 要“富口袋”, 先要“富脑袋”。政府应做的是提供资源, 包括长效的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及学习载体 (书本、媒体等) , 并确保资源的稳定性和更新性。
4. 明晰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建立健全的法制保障
2006年10月31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首次明确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并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注册等有关事项及社员权利、 (下转68页) (上接64页) 扶持政策等, 但纵观其整体, 条款原则性、抽象性存在, 结合具体实际情况, 可操性就不强等。诸多问题的存在, 期待国家建立健全、明晰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调整农民组织对外交往的法律法规, 使农民组织的行为有预见性, 增强其行为能力, 保障农民组织健康发展。
新农村建设, 农民自我组织起来是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 农民自组织, 自发展, 与政府介入和引导 (在某些层面上是主导) 应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脱离了任何一方, 新农村建设任务势必搁浅。在这种双向互动中, 农民自组织是主体, 政府是主导 (引导)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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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 篇7
但是, 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 无论是在认识上, 还是实践上, 在保证农民主体地位方面都不尽人意, 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也屡见报端。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 看似简单, 实则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只有加以充分认识, 才能为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创造价值和观念基础。这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起点, 也是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农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基础
人的“主体地位”一词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从社会过程来看, 实现人本价值是这一过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是人的主体地位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界定。人本价值的内涵在于, 个人所享有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权不断扩大, 拥有愈加充分的机会表达其偏好和要求。
二是从实现人本价值的手段和方式来看, 人们首先应该是其福利偏好, 也就是什么状态才是其福利最大化状态的最好判断者;进而, 也只有依靠自己, 才能实现其价值追求。因此, 人们应该是判断和行动的主体, 而不是旁观者。这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又一重要内涵。在一般的意义上, 如果人们拥有基本的可行能力, [1]就应该主要依靠自己来决策并实现其追求。就政治哲学的意义而言, 既然个人是其偏好的最好判断者, 那么, 政府就不应该替代个人去做出那些与个人追求相关的决策, 替代个人去采取行动, 而应该由人们依靠自己, 按照自己的偏好采取合乎法律的行动, 实现理性的利益追求。
要实现人本价值, 人们需要通过某些社会安排获得基本可行能力, 如通过公共医疗和保健制度保证身体的健全, 从而具备基本的人力资本;通过接受教育而具备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以及判断和决策能力,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拥有实现其经济追求的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等。而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而不能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 从而缺乏基本的可行能力的社会人群, 社会则存在一种必要的救济和帮助机制, 使其能够在政府、社会组织、他人的帮助下过上有尊严的社会生活。由于各种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差异的影响, 不同社会人群在获得基本可行能力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 个人对此可能是无能为力的;而在诸如获得基础教育、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 所有的社会人群都需要得到政府等公共组织的帮助。但是, 基本可行能力和社会救济仅仅是人们追求幸福和福利的基本条件;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 人们对于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状态、福利最大化究竟是什么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 因此, 当对人本价值的追求超越了基本条件的层面时, 人们就应该依靠自己的思考和行动了。进而论之, 任何组织与个人一样, 都是理性的自利者而非天然的公共利益追求者, 而且都同样受到有限理性和资源条件的限制;如果个人或者社会人群放弃自我思考及行动的责任, 而将实现幸福的希望寄于他人或者组织身上, 那么, 一般来说, 人们将不会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从以上认识出发, 自然就可以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划分出一条基本的职能界限, 政府作为公共组织, 其责任只在于, 以公正公平为原则, 通过公共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尽可能保证和提高人们的基本可行能力, 对社会弱势群体则给予必要的救济和帮助。个人的责任则在于, 在具备基本可行能力的情况下, 通过自己的思考、决策和行动, 以合法的手段实现自己的追求。由于这一追求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 保证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和意愿来行动, 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优势和主观能动性, 又避免了死水一潭, 缺乏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不良社会状态的出现。
上述认识就是我们研究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基础。这一价值观既符合人类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对政府、个人的性质和局限性的认识成果, 也与中央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指导意见的基本要求相一致。以此观之,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既包括农村物质文明的发展, 也包括农村精神文明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而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目的, 就是保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 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和需求, 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 从而提高其参与公共事务及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状况的积极性, 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新农村建设手段的要求——在国家的帮助下, 以农民为主体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只有真正赋予农民以主体地位, 新农村建设才能做到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
二、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制度条件
仅靠某种价值观的支持, 并不足以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是由思想与价值观、制度、利益追求, 以及资源条件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的;尽管思想和价值观在长期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在一定时期内, 正式制度和利益追求等因素更具决定性。
1.产权保护——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关键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经济中, 明晰界定产权是市场机制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重要条件:只要通过产权交易实现的收益大于产权的交易成本, 人们就会寻求通过产权交易等方式, 重新组合生产要素, 创造或者采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从而最有效率地利用产权, 优化资源配置。
如果从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考察产权, 那么, 产权正是人们成为经济和社会过程的主体的关键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 正是对经济物品和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拥有产权, 个人才拥有实现其经济追求的基本条件和利益激励, 并成为这一追求的主体。也只有在此基础上, 个人才具有参与公共事务, 成为社会过程主体之一的动机;因为公共事务关系到个人能否通过影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改善自己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条件。一个没有任何产权的人既没有任何条件和手段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也由于没有可以保护和可增进的利益而成为一个弱势社会成员;即便社会通过基本宪法赋予其同等的公民权利, 他也可能缺乏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驱动力。
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都说明, 严格保护产权历来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 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所在。美国学者麦迪逊在其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 梳理了从威尼斯、尼德兰、英格兰直到美国薪火相传的经济增长历史, 从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在人类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中, 这些相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对于财产权的严格保护, 从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说, 就是严格保护人们的产权主体地位。[2]
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也雄辩地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普遍意义。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在短短几年时间中, 就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困扰我国几十年之久的农产品短缺问题?实质性的原因就在于, 农民通过这一改革从集体手中分割了部分土地产权及相应的收益权、处置权, 在一定程度上从过去被动接受劳动指令的非主体性劳动要素, 转变为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微观经济主体, 于是, 通过更有效率地运用产权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伟大实践拉开了历史帷幕。
产权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根本性作用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必须在保证农民的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行, 这是保证中央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产权条件。这一保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政策的职能和应用范围作出限定, 不容许以新农村建设, 以及诸如追求规模化、产业化为借口, 改变我国农村改革所确立的家庭生产体制, 削弱这一体制的产权基础: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二是为了真正实施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政策, 不仅不容许削弱、破坏家庭生产体制及其产权基础的行为, 而且应该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从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 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包括承包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2.有效率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有效率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是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又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 农民将无法有效率地运用资源, 实现收益最大化, 结果就是, 农民所拥有的产权价值不断缩水, 其主体地位的产权保障自然也会遭到弱化。
追求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是在个人产权的保证下, 以追求产权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结果, 其重要性在产权之下。因此, 如果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了前述保证农民产权的两个方面, 并采取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安排确保农民的产权主体地位, 就会有效地激发农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比如, 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 通过建立自愿性的股份合作制组织、股份制组织, 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组织来提高产权的运用效率, 提高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依靠行政行为及政策不能很好实现的目标, 如实现规模经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就会通过农民自愿性的组织制度创新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但是, 由于组织制度创新受到外部性、“搭便车”行为、资源条件, 以及创新者认知能力的限制, 依靠强大的个人产权的激励, 农民可能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 创造出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 或者家庭生产经营的有效率的支持性制度——如各种合作组织、协会组织、产业化组织形式等;况且, 即便创造出了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也需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其合法性。比如, 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自发创新的结果, 但却是借助于中央政府的法规和相应的政治安排, 才成为我国农业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 在农民的制度创新过程中, 可能也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必要帮助, 比如, 在农民因知识、实践能力和资源条件的制约而不能有效地进行组织制度创新时, 为农民提供指导性的帮助及扶持;在农民创造有效率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自发实践中, 如果需要改变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 应通过合法的程序予以支持。
三、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综合素质条件
1.理性、综合素质与主体地位
农民的综合素质就是包含在农民的基本可行能力中, 对事物进行判断、决策, 以及采取相应行动实现其利益的能力, 基本上等价于人力资本。个人成长的环境条件和个人努力程度是个人综合素质高低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除此之外, 主要决定于人力资本的形成条件, 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假定农民所拥有的基础设施、产权及其他制度条件既定, 而且能够满足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需要, 那么, 农民综合素质的高低就对农民能否有效地发挥主体作用,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综合素质的高低对农民命运的影响建筑在理性化的基础上。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首先表现为价值观的世俗化, 即从否定现世生活的宗教价值转向认同现世生活的价值;这一转变自然导致人们试图最大程度地运用其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 实现福利最大化。理性化行为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 人们总是试图以最少的耗费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或者收益, 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在社会政治领域, 则表现为试图合法地运用政治和社会权力, 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 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 如果人们总是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利用各种条件实现利益最大化, 就表明人们既具有理性化的价值观念, 也具有理性化的行为特征。如果人们不具有认同现实生活的理性价值观, 就不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去追求知识和技能的不断增长, 提高综合素质;即使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 也不会将其运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 理性就是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在各方面的表现而已。只是在中古社会, 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 未能充分张扬。在现代社会, 理性只是凭借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得到回归而已。没有这种回归, 人类就不可能启动现代经济增长, 也不可能通过种种改良和改革, 试图发展一种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农民要承担起主体地位, 就必须具有理性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正是基于此理由, 许多人明里暗里认为, 农民的综合素质低, 思想落后, 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 不适合承担主体作用。但是, 上述分析表明, 追求理性来源于人类普遍的趋利避害的本性, 与人的综合素质高低无关。而且, 在传统农业背景下, 许多被我们认为非理性的行为, 事实上是农民在其特殊的环境之下, 在其知识、技术和判断能力的约束下, 追求最有利的结果的行为。我们至多只能说, 综合素质的高低, 对农民发现最有利的方法和行为产生了较强的制约。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 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 在传统农业下, 农民的行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是非理性的、短视的, 而是农民在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情况下, 在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下, 对收益和风险综合考量的结果, 同样是理性的行为, 而且其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是具有效率的, 因此, 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就是将农业所使用的要素由传统要素转变为现代要素, 包括物质要素和人力要素, 前者如机器、化肥、农药等, 后者就是指由知识、技能和判断能力所决定的人力资本, 即我们所说的综合素质。[2]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 就一般而论, 无论素质高低, 农民都与其他社会人群一样, 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者;农民落后, 行为非理性, 不能承担新农村建设主体地位等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或者说就是一种不愿意给予农民主体地位的借口而已。
因此, 只要农民拥有不同于传统农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现代生产条件, 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制度平台, 同样能够在实践与学习的过程中, 通过人类共有的“试错—纠错”的进步与发展机制, 对经济机会作出理性反应;能够理性地运用其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来维护和增进其利益。在最有效地运用个人的知识、智慧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上, 个人自身比其他任何试图替代他来决策的人和组织都有着更强烈的动机, 也更了解自己的偏好和需求, 自己所面临的局限条件。既然如此, 在新农村建设中, 问题就不是政府怎样去替代农民决策, 而是怎样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 改善农民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条件, 激励农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指引下, 自觉地承担主体作用,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2.综合素质与农民的命运
尽管在趋利避害的本能的指引下,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试图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作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反应, 但是, 大量实证研究都说明, 综合素质的高低, 却对人们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着莫大的影响。雅各布?明塞尔通过建构把个人收入与个人的教育投资联系起来的模型, 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的重要因素。加里·S·贝克尔的研究也表明, 收入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西奥多·W·舒尔茨通过研究指出, 人力资本, 即我们所说的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应该“向农民投资”。[3]我国国内的许多实证研究, 比如财政部、东北财经大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成果, 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理论的正确性。[4]
既然如此, “向农民投资”这一简洁但却具有深厚的历史、现实和理论依据的结论就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严格保护农民的要素产权, 特别是土地产权的前提下, 通过向农民投资,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就能够在追求产权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 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 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
四、公共政策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 要在新农村建设中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 就必须既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不受侵犯, 又需要通过运用公共政策, 改善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条件。这就必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适度运用而不是滥用公共政策, 防止公共政策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工具蜕变为侵犯农民主体地位的工具, 并产生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
1.合理界定公共政策的运用边界
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调整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及后面将要论述的其他问题, 因此, 公共政策也有局限性。在新农村建设中, 首先需要准确界定公共政策的边界, 才能合理运用公共政策工具来保证和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否则, 我们就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政策万能论的陷阱, 公共政策的运用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反而削弱了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主体地位。
过度运用公共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
第一, 过度运用公共政策会导致以公共决策替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私人决策, 从而侵犯农民的主体地位。
第二, 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调整都必须依靠层级式的政府行政体制, 因此, 过度运用公共政策可能降低经济资源的运用效率, 进而弱化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用。
第三, 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调整必须依靠代理人进行, 因此, 一般来说, 过度运用公共政策会加剧寻租行为, 导致更加严重的腐败现象和资源浪费。
上述分析表明, 在新农村建设中, 需要首先恰当界定公共政策的边界。这是合理有效地运用公共政策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 才能既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推动农村发展上的作用, 又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公共政策不恰当地替代私人决策, 削弱农民的主体地位。
2.公共政策范围界定
很明显, 要在新农村建设中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 我们所选定的公共政策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这些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符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一般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新农村建设的特定领域中, 具体表现为农民普遍共享公共政策提供的服务的特征。二是这些公共政策能够保障和强化而不是削弱农民的主体地位。据此, 在新农村建设中, 应该将公共政策的运用范围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现阶段制度尚不完善, 甚至某些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通过短期、中期或者长期的政策安排, 缓解制约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①通过阶段性增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 改善农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实施为WTO所许可的“绿箱”农业支持政策, 切实提高对农业的保护程度, 改善农业的技术、信息、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条件。这些政策的作用是改善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客观条件。
②通过阶段性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 以及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投入的政策, 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改善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主观条件, 或者说人力资本条件。
③通过制定鼓励农业企业、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 使农民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更大的市场空间, 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基本可行能力。
第二, 在上述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施“制度性公共政策”, 建立和发展保证农民主体地位的相关制度。这些制度性公共政策可能包括:
①在现行土地法规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 建立充分保证农民的土地产权的制度, 使农民能够真正成为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
②以能力原则、公平公正原则为依据,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改善农民、农业和农村在公共财政体制中的地位, 以制度的方式,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极端重视城市而忽视乡村的财政体制。只有如此, 提高农民的基本可行能力才具有稳定的财政条件。
③在公共财政体制的框架下, 努力使城乡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制度、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由二元体制向平等的统一制度发展, 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财政制约因素。
④通过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 使农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 并成为公共事务主体之一的制度平台。这一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对于在新农村建设中防止寻租行为也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公共政策对农民主体地位的保证和强化作用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政策与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政策及制度、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及制度, 其作用在于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知识水平、科学技术素质, 以及判断和决策能力, 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这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的主观条件。
二是改善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的政策和制度, 包括:强化农民的产权主体地位的政策和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政策和制度、农业保护政策及相关制度。
三是改善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客观条件的政策与制度, 主要包括扩大农民公共事务参与度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其中政策主要是指通过相关决议, 要求各地在制定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公共政策时,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和偏好;而制度则是指, 为了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 应通过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相关公共政策, 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深入发展, 使农民能够通过民主政治制度有效地表达、传递自己的偏好和需求, 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上下互动、协调沟通, 从而保证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至于脱离农民的偏好和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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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教育主体 篇8
1 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与现状分析
1.1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和实践经验表明, 农民“应该成为”、“必须成为”、“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 农民期盼什么, 需要什么, 他们最有发言权。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政府扶助的同时, 必须清醒认识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我国现有农户2.4亿、农民8亿, 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和直接受益者。2006年中央政府各项配套支农资金总量达3000亿元, 平均到每位农民身上却只有不到400元。因此, 仅靠政府力量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将农民改变自身处境的迫切要求转化为潜在力量并充分挖掘出来, 才能使新农村建设获得一个强大的源源不断的推动力量。
1.2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现状
从农民发展状况来说, 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包括农民的经济地位的缺失、政治地位的缺失和社会地位的缺失。农民的经济地位包括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市场主体权、收入分配权和消费权。新农村建设中, 部分农民的土地被大肆圈占, 用来建设“新村”。农民的政治地位包括政治自由权、政治平等权、政治活动权。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 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不知法更不能用法, 权益遭受侵犯往往逆来顺受。“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做法使农民丧失了多方面的权利平等。农民的社会地位包括农民的劳动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尊重权。当前,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的农民,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份、社会等级概念, 而不仅仅是个职业概念。农民与市民相比就是“二等公民”。
当前, 在很多地方新农村建设中, 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了他们建设家乡的“代言人”。有专家指出,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 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于两个群体, 首先是官员, 从高官到村官;其次是专家, 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研究人员。然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 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这在实践中已经露出某些端倪。有农民抱怨:新居虽然好看了, 但离农田远了。一些地方建起了“农民公寓”后, 农民要扛着锄头进出电梯……
2 探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原因
2.1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是指农户之间在生产经营上互助合作的程度。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 越能提高在市场谈判中的地位, 增强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 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现阶段, 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由于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过于分散, 在市场交易中难以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中国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农民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 他们不仅对村级事务毫无热情, 而且在个体发展中, 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这样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表现, 更谈不上承担建设主体的重任了。
2.2 把扩大内需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的
部分学者认为, 当城市消费不足, 出口受到“反倾销”时, 农民应该成为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的主体;同时, 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投资也将拉动基建材料等产品的消费, 产生乘数效应, 带动国民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发展。所以, 政府在改革农村商品的流通体制方面, 在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方面出台了不少积极政策, 以此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但是, 新农村建设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样, 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消费支出的增加, 无疑是以生产性支出的减少为代价的, 这不仅降低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资能力, 而且还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笔者认为,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而不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目的, 否则, 新农村建设只会进一步削弱农民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利于当前和未来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
2.3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处理不当
在新农村建设中,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主体需要在主导的引导下达到目的, 脱离了主体的主导根本就不存在, 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层面, 主导是对主体的一种有效调控, 反之, 主体又是主导作用有效发挥的真实体现, 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 当前大部分地方是政府大包大揽, 一切事情由政府处理和决定, 农民就处于接受者地位。这就导致了“干部干, 农民看”, “剃头挑子一头热, 一头凉”的现象出现。长期下去,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削弱了, 最后就被政府所取代。
3 培育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对策思考
3.1 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务之急是“人”, 是人的能力建设, 重中之重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使之具备发挥主体作用的基本能力条件。离开“有理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就没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此外, 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主体需具备两个前提:第一, 农民要有积极性;第二, 农民要实现组织化。而农民积极性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都要求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强调“改进穷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 而是提高人口质量, 提高知识水平”, 也突出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和精髓应该是农民自觉的“致富运动”, 必须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觉、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 这样才可能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 并且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
3.2 要给予农民“身份”, 即保证农民的人权能够受到平等的尊重
人权没有职业和生活地域之别, 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在迁徙、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福利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但是一直以来, 农民长期处于求人办事的地位并被低人一等地看待。在新农村建设中, 必须下大力消除体制上的这一障碍, 政府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 对城市和农村应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反对“一国两策”。必须全面改善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 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交换关系, 缩小农民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在地位、权利、收入和能力等方面不断拉大的差距。只有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尊重和维护, 农民才能自觉自愿承担起新农村建设主体力量的责任。
3.3 加强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直接关系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福祉, 直接关系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的落实。因此, 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在村务管理上, 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 坚持村务公开, 民主管理, 不断促进农村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健全村务财务公开制度, 实现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 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4 慎重选择援助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项目与方案
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应遵循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特点, 切实了解广大群众的疾苦和迫切需要, 寻求恰当的切入点, 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处理好政府扶持与农民实际需要, 当前需要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把握“助人”与“自助”的尺度,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吸引农民真正参与进来, 发挥创造性作用。新农村建设首先要选择那些农民最关心的, 投入少、见效快, 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项目作为切入点。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广大, 存在地区差异, 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以各村为单位由农民选取建设项目, 参与项目建设与监督。
3.5 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和产品销售等服务, 实行利润返还, 入股分红, 逐步形成“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既代表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 又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从而逐步培育农民的主体地位。有一个前提是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 坚持农民入社、退社自由, 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 坚持对社员以服务为宗旨。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 让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总之,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在实践中切实尊重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农民为主体, 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让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以农民为主体, 必须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坚持科学切入、循序渐进、务求实效。以农民为主体, 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因地制宜地建设符合农村实际、适应农民需要的新农村。以农民为主体, 必须落实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 形成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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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 篇9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因此, 认识农民主体极其重要。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以不同方式掌握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 它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可外显为人的自觉行为。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 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寻求生存, 更进而追求自我全面发展与活跃地表现主体的力量。”对于我国农民的主体性, 既要从现实中去理解, 更要从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我国农民主体性既包括了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统一, 又包含了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
一、政治主体
政治主体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政治地位, 我国农民是国家的主人, 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在传统的封建社会, 农民从来就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 “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 “君”才是主宰。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 因此造成了无数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20世纪我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 但它的性质是与传统的农民战争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 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 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从制度操作层面保证农民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贯彻实行并不成功。人民公社体制长期存在, 这是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 农村农民的活力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建立乡镇政府, 开始筹划乡村社会的自治权, 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 这是新时期农民确立政治主体地位的重大举措。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确保农民主体的重要步骤。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时, 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职能归还给了农民。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 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 从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让渡给民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还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1986年前后, 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 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 农村“官权退、民权进”的步伐停了下来, 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驰, 官方权力大举下乡, 乡镇政权机构大大扩张,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直接或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的衰落。新农村建设时期, 如何完善确保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 仍
■岳朝晖廖秀健
然需要深入的探索和改革。
二、市场主体
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 农民也就应该是市场的主体, 市场经济离开了农村市场, 离开了农民这个市场主体, 将是不可想象的, 市场化的改革也将是不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形成了“农村搞农业, 城市搞工业”的二元格局, 防止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走向, 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 农村市场极为萎缩, 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 不能从事第二、三产业, 更不能进城务工。没有市场, 农民就没有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了承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就是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 就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 通过市场来调动人的积极性, 通过市场把整个经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连在一起, 建立广泛的联系, 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农业市场化, 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把整个农村、农业、农民联系在一起, 把城乡、工农联系在一起, 使农村、农业和农民融入整个社会, 建立广泛完善的市场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相通的,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的、传统观念包袱重的传统农村, 转变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发达的、以拥有现代观念的新型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要求高效率的、规模化的、集约型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农村建设要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不断提高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要求农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者变成从事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劳动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
三、创造主体
农民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 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农民是第一产业的主体力量, 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自然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之一。
从国外的经验看, 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因素。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农民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 但并不包办一切。上什么项目、项目的进展如何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新村运动的组织实施者是从农民中选出的“指导者”, 而不是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 (相当于我们的村长) 。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 真正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 决不强制推行。因此, 新村运动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1970~1980年, 参加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 (1970年韩国总人口才3200万) 。
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 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这不仅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 从人口结构上看, 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生产群体, 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基本国情,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农民的广泛参与。
其次, 农民为我国革命的胜利及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美元左右的情况下启动的, 因此, 政府长期以来实施工业优先战略, 通过挤压农业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专家测算, 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了7140多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 剪刀差额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 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进入20世纪90年代, 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 每年差额绝对值都在1000亿元以上。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撑,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事实上, 也正是有了农民群体的奉献和牺牲, 我国才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 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再次,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农民表现了积极的首创精神, 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探索了前进的路径。改开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表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 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众所周知, 作为我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序幕的, 并由此带动整个农村乃至城市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此, 中共十四大报告已做出了充分肯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二, 创造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起动和发展资金, 主要是农业的积累,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 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对我国现代化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农村。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 搞商品经济, 搞各种小型企业, 异军突出。”第三, 创造了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农民为了求生存、谋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纷纷走出故土, 告别家乡, 向东南沿海和城市进发, 随即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民工潮”实际是对传统户籍制度、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 农民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 创造出用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机制。第四, 创造了股份合作制。80年代以来, 亿万农民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各行业、各类型的农民股份合作制联合体正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效解决资金与人力资源的结合问题, 创造了新的运作机制。第五, 创建了小城镇。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把他们转移至城市,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小城镇的崛起, 主要靠的是广大农村乡镇自身经济的积累和亿万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民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 通过自身的实践, 证实了其为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的“创造主体”之一, 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蕴含着很强的创造潜能, 有能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探路人。
四、价值主体
农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及其为之所做出的贡献, 决定了他们也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之一。农民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项, 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既是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 工人创造了价值却失去价值, 工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而在我们国家, 所有的劳动者, 包括农民在内, 既创造价值, 当然也应该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价值。
当前在我国, 让农民享受到社会进化所带来的成果, 一个最直接的表征就是照顾和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有学者指出, 农民问题, 千头万绪, 根在一个“利”字。而利益问题, 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 即政府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创造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 而且还影响着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状况, 乃至于民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态度问题。因此, 能否正确摆好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地位, 是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把农民作为价值主体, 最主要的是落实在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上, 也就是说落实在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创造主体上。
综上所述, 历史与现实的我国特殊国情, 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必然是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的双重角色, 它们内在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乡村社会的现代化, 而乡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在参与到现代化实践中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自身创造主体作用的同时, 只有分享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传统型”的墨守成规的小农意识才可能向“现代型”的进取开放的公民理念进化, 成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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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教育主体 篇10
摘 要：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是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是乡镇政府在“后税费时代”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导航标。乡镇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应明确自身定位，以还原农民话语权、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农民主体地位；乡镇政府；后税费时代；政府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F32.2；D42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6-0014-05
Reconstruction of main body 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duty transformation of town government at post-era of tax and fees
LI Tao1, YAN Jia-yin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2.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Depart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Vocational College,Chongqing Wanzhou 404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in body 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is the premise of giving free rein to the subjective role, transferring the activity, subjectivity and creation of the peasants, and promoting socialism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is also the navigation mark for duty transformation of town government at post-era of tax and fees. In the process of duty transformation, a town government should clarify self-position, return right of speaking to the peasants, protect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peasants, cultivate the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peasants, promote the lawfu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security for realization of main body 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Key words: main body position of peasants; town government; post-era of tax and fees; duty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农业税的全面免除标志着我国农村“后税费时代”的到来，这不仅是对农民赋税负担的全部解除，更将带来农村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就与农村直接接触的乡镇政府而言，建设服务型政府将是其改革的目标，政府职能将由行政命令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就“三农”问题而言，即使免除农业税，农业发展、农村富裕的根本仍在于提高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调动农民自身的内驱力，其根本前提在于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实现。可见，实现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后税费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导航标，同时也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本质体现。因此，在“后税费”特征下，立足现状分析，厘清制约农民主体性地位发挥的各种原因，充分肯定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功能，挖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性力量，将成为当前乡镇政府在转变职能和服务模式过程中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
一、当前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表现
农民主体地位包括政府对农民的定位和农民主体意识两方面。体现在政府职能上，就是以实现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视农民为服务对象而非管理对象，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展现农民应有的话语权；就农民本身而言，在于其自觉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公民意识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感，新型农民的具体要求便是农民主体地位得以彰显的最佳诠释。从本体上讲，农民主体地位的内涵体系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后税费时代”农村建设的总方针应以满足农民迫切需求和农村深入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把握好建设的核心内容，即培养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第三，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把握好“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还自主权于农民，真正发挥农民作为“后税费时代”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的作用；第四，农民主体地位的建设还应体现在农民意愿、农民利益、农民建设、农民传统、农民管理五个方面。
笔者就农民主体地位的现状对重庆市忠县、万州（渝东北）、黔江（渝东南）、合川（渝西）的若干乡镇进行调查后发现，当前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从乡镇政府角度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都担当了为城市发展积累原始资本的角色。改革开放后，乡镇政府也因计划生育、征收农业税及其他税费等原因而背离政府的服务性职能，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管理者的角色。乡镇政府与农民在地位上不对等甚至不平等造成了农民主体地位的强行丧失，农民在与政府的对话中缺乏话语权。同时，由于体制原因让一些乡镇政府形成了“对上不对下”、忽视农民根本利益的错误政绩观。取消农业税后，在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过程中，由于乡镇政府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观念等原因，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突出农民主体地位”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在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姜作培教授对50名乡官的调查中显示：有“50%的乡官对谁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做了错误的回答，54%的乡镇领导不知道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过分依赖上级财政”［1］。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农民主体地位在乡镇政府被弱化甚至缺失。另外，笔者调查发现，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见表1），各种信息（如政策、科技推广、农业信息等）沟通不畅，乡镇政府向农民推广各种信息的广播、宣传栏的作用受到制约，即使在作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的电视传播中，乡镇政府文广站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导致农民主体地位难以在政府有效调控下得到有效充分的实现。
其次，就农民自身而言，农民主体意识缺乏、法制意识淡薄，包括投身农业开发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不强、参与开发的主动性不够和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和农民集体利益等几个方面。笔者在与一些农民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臣民意识而非公民意识，多数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准则，对于有关集体利益长远发展的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该事情对自己目前能够有多大效益而非以后对大家有多少好处。梁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调查显示：农民思想认识问题和主体意识不高、唱主角的参与率不高，自我管理机制还不健全，在项目建设中主力军作用不明显，全程监控力度不够，［2］这成为农民主体意识“缺位”的重要表现。在姜作培教授的调查中，乡镇领导对目前农民素质的评价普遍较低，50位乡镇领导中没有1人对农民素质表示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72%［2］。笔者调查显示（见表2），只有12.7%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自己的事情，对新农村建设主体不清楚的人占到25.3%，更多的是将新农村建设主体推向政府。此外，对农民学习现代农业新技术主动性的调查显示，想学习的占主体地位（56.40%），但不想学习的也占有很大的比重（43.60%）；其中，我们对农民群体中想学习的原因做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除去“其他”部分以外，积极型的农民仅占18.80%。就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现状来看（见表4），主动采用的比例仅占10%，多数农民是被动接受。
最后，就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情况来看，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还比较缺乏（见表5），主动参与的仅占23.5%。但大多数农民也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关系自身，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2％的人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希望采取“直选的方式”选举村委会干部，并且有73％的人表示如果采取直选他们将有更高的热情参与选举活动。这说明乡镇政府还应加强基层民主政治机制和体制的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调动农民主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就农民对村代表及村委会的评价来看（见表6），大多数农民认为村代表及村委会能够代表农民利益（充分代表占47.1%，基本代表占17.5%），但回答不能代表村民主体利益和不清楚的也占了25.4%，说明还应加强村代表和村委会自身的代表力度，同时还要加大农民主体地位的教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其实对主体地位的要求还是比较强烈的，这充分体现在农民对经济主体地位、政治主体地位以及文化主体地位的强烈需求上。
二、制约农民主体地位发挥的原因
1．小农意识惯性和相对封闭的农村条件是制约着农民主体地位发挥的历史原因
过去，我国农民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为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却没有被赋予主体地位，而只是成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和改朝换代的工具。两千多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建社会，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通过租借地主土地而被迫接受剥削；同时，统治阶级凭借其控制的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向农民灌输一整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民只能为自身的生存而不断劳作，并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他们虽然用自己的血汗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但终究只能够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农村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没有被完全摧毁，农村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封建制度下的小农意识惯性仍然存在于当前农民的思想中，制约着农民主体地位的发挥和农村法治社会的建立。
2．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农民根本利益受损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成为制约农民主体地位发挥的重要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考虑到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切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调动了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最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及在这一体制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例上升，甚至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制约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由于信息与沟通的不对称造成了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在“后税费时代”，这种情况依然存在。由于农民的根本利益受损，势必影响到农民投身建设的积极性。
3．农村民主、法制和文化建设滞后是制约农民主体地位发挥的现实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乡镇政府片面强调对农村的管理职能，只注重对农村各项税费的征收，使得农村民主、法制和文化建设被严重忽视。在民主和法治社会，农村现状与社会要求脱节，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农民心中的小农意识及其文化素质的低下。农民的民主和法制意识缺乏，经济基础薄弱，农业技术知识和市场参与知识不足。因此，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不可能经受住市场风险的冲击。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只能是安于现状，或者进城务工，以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另外，一些乡镇政府不顾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所搞的“经院式技术下乡”让农民倍受损失，严重打击了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主体地位的正常发挥。
三、“后税费”语境下的农民主体地位的重建途径——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
“后税费”的时代特征在本质上要求乡镇政府实现行政职能的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农村实际，重建农民主体地位，努力实现由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过渡。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后税费必然要求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建，而该体系的重建在本质上依赖于农民主体地位的率先重建。
1．乡镇政府应充分把握“后税费”的时代特征，以新农村建设为突破口，加大开放，加强服务，以公共交流的方式还原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主体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后税费时代”农村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乡镇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如何充当好导演和指挥家的角色，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新时期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提高农民主体地位，首先，应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健全村委会、村代表制度，在涉及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的各项重大问题时能够发挥表达农民意志的各种组织机构的功能；建立乡镇政府与农民相互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并形成一定的机制，开通咨询热线和投诉热线，倾听来自农民的呼声，实现政府与农民的公共对话［3］；让农民真正享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权利，在维护知情权的基础上有效地行驶决策权和监督权，激发农民参政议政热情，实现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有效互动。其次，应加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乡镇政府涉农部门应实现转制，以涉农服务市场主体的身份服务农民，并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因地制宜地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加大农村民间组织的力量，为农村提供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让各项资源真正能为农民所掌握和运用，增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最后，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农村文化传承和创新。合理保存和处理与农村环境相适宜的各种农村文化形态，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积极推进农村社会自治，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实行“一村一策”、多点开花的致富途径，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农民抗风险机制，鼓励农民创新实践，激发农民生产热情。
2．乡镇政府应明确自身定位，由“控制”乡村变为“治理”和“服务”乡村,正确处理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关系，提高农民主体地位
农村繁荣的前提在于农民的自主，乡镇政府必须充分地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主体性，充分发挥好农民自己的主体建设优势，方可真正有效实现乡镇政府的主导职能。这实质上就是通过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农民主体实施的一种有效调控，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由“控制”向“服务”的转变。乡镇政府的“控制”行为实际上是与我国国策的贯彻机制、财政机制、政绩机制、国家对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角色期待、资源配置方式密切相关的，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就必须结束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提高政府机构人员自身素质，规避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通过乡村治理改善干群关系，实现机构改革，增强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乡镇政府要通过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率，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引导，强化农村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农民主体地位的凸显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投入、政策扶持以及公共服务等主导性职能基础上的，因此激发农村内在发展潜力和动力的根源还在于政府职能的“治理”和“服务”转变。
乡镇政府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建立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开拓有利于资金合理流入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人财物上广泛支持农村，让农民看到切实的希望，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意识。乡镇政府应该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唱主角，政府不得大包大揽，农民和政府之间应该形成合理的分工结构,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必须厘清，不能将农民主体地位建设等同于农民中心主义。目前，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属于弱势群体，要发展农村、农业，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资金和技术，这些都是乡镇政府需要考虑到的。首先，党和国家应该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乡镇政府应该保质保量地提供公共服务，如农业信息、市场行情等。其次，农村信用社应简化贷款程序，乡镇政府也应通过多种渠道设立农业发展项目专项资金，用于为农民生产提供相应资金帮助。［4］最后，农民的主体意识全面发挥还需要农村榜样的带动，乡镇政府应对农村先进榜样予以肯定和表彰，从而发挥农村带头人的作用。
3．乡镇政府应加强农村教育培训力度,加强农村法制创新、建设与普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实现，提高农民主体地位
农民主体地位重建的基础在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乡镇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民素质，让农民学习科技知识和技术。首先，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在农村创办更多的文化教育基地，通过开办农民夜校、建立基层文化宣传组织等，提高农民素质。其次，应该开展更多形式的文化科技下乡活动和农业种植示范活动。通过不同方式的教育下乡活动，为农民送去科技、送去宣传资料和图书，让广大农民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开展农业种植示范活动，向农民广泛宣传最新的农业科技，让农民不仅听到，更重要的是亲眼看到先进科技带来的直接成果。最后，通过示范让农民接受劳动力转移培训，加大“双高普九”的力度，疏通人才返乡服务渠道，这才是实现农村繁荣的根本之道。
要真正做到新农村建设农民的主体性和政府的主导性，需要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只有通过乡镇法制建设和普及，形成对农民选举权、土地财产权、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农民自主建立的各种经济组织才可能得到最大的保护，而其地位、作用的保护将提升农民组织的运转能力和办事效率，才可能成为农村建设的主体。所以，一方面应该加快农村法制的建设，尽快建立与后税费特征和新农村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合作组织法等，加大执法力度，实现农村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另一方面，通过法律的健全，推进农村民主机制的健全，使民意得到更加畅通的表达，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教育，从而提高农民主体意识，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发挥最大优势提供人力和智力资源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姜作培. 50位乡官眼中的新农村建设［J］.人民论坛，2007，（2）.
［2］ 梁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中农民主体地位问题的调查与思考［EB/OL］. http://bnz.cq.gov.cn/zh/site/web_show_310.shtml.
［3］ 程亿.维护农民话语权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分析［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4）.
［4］ 贾鸿.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制度创新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1）：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