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监禁刑

非监禁刑（精选四篇）

非监禁刑 篇1

(一) 非监禁刑的内涵

非监禁刑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国外, 但各国不仅对“非监禁刑”这一术语的称谓不统一, 对其内涵也很少进行明确界定。虽然近二三十年来“非监禁刑”这个术语在我国的适用频率较高, 但在我国的刑事法学文献中, 一般只是概括地涉及其内容和类型。对于非监禁刑的内涵, 在我国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 非监禁刑包括四类, 即自由刑 (管制) 、财产刑、资格刑及驱逐出境。第二种观点认为, 非监禁刑是相对于监禁刑而论的, 二者主要从刑罚的执行场所、方式等进行区分, 监禁刑包括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缓;而只要不属于监禁刑范畴的都可以视为非监禁刑, 包括管制、罚金、没收财产、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死刑、监外执行以及驱逐出境等。第三种观点认为, 非监禁刑是一种非监禁的刑事制裁方法。认为非监禁刑应具有非监禁性、较轻的惩罚性、刑罚执行的多样性、刑事审判权与刑罚执行权相融合等特点。同时, 该观点根据非监禁刑适用时间的顺序, 将其分为审前拘留措施、审判阶段的非监禁制裁和判后的非监禁措施三个阶段。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非监禁刑的内涵进行界定, 虽有其合理性, 但仍有诸多不足。第一种观点将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为刑法所规定的刑罚种类是欠妥当的。法律应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赋予其新鲜的血液, 非监禁刑作为世界刑罚制度的新潮流, 也应具有动态化、开放性的特点, 应将那些彰显人性、尊重人权等体现非监禁刑特性的刑罚措施、方法等纳入非监禁刑中。其次, 第二种观点将死刑作为非监禁刑的种类, 死刑是一种剥夺生命权的刑罚方法, 它与彰显的刑罚轻缓化、人道性的非监禁刑完全相悖, 不符合非监禁刑的特点。第三种观点将非监禁刑作为一种刑事制裁方法, 但却将避免审前拘留的拘传、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纳入其中, 将两者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 要科学地界定非监禁刑的内涵, 应明确两个问题:首先, 从刑事立法的上看, 非监禁刑应作为一种刑罚而存在。因为, 非监禁刑是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的, 监禁刑是刑罚, 那么非监禁刑作为一种监禁刑的替代措施, 理所应当是一种刑罚。同时, 从适用对象上看, 既然非监禁刑是具有非监禁特性的刑罚, 那么它就应该具有刑罚的特征。因此, 非监禁刑的适用对象就必须是已经被依法作出判决的罪犯。综上, 笔者认为, 非监禁刑是由审判机关对罪犯适用的, 不在监狱等监禁场所执行的, 不剥夺被执行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以及刑罚执行制度与方法的总称。因此,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监禁刑包括两大类, 一是非监禁刑的刑种, 包括:管制、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其次是监禁刑的非监禁执行方法, 包括: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赦免等刑罚执行方法。

(二) 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意义

1. 有利于体现少年司法理念

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儿童利益最大化”, “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在一系列有关少年司法的国际条约中得以体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在任何关于儿童的行动中, 该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得到首要考虑。这包括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及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各机构采取的行动和决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提出:“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就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 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这些决议表明, 联合国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 主张少用监禁办法, 提倡采取更好更广泛的保护性措施, 反对简单的运用刑罚手段。我国是上述条约的缔约国,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理当体现这一理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体现。即对于未成年犯罪人, 要以教育、感化为主, 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 用教育、感化手段不能达到改造正、矫的目的时, 才能使用惩罚手段。因此, 审判人员在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处罚时, 就需要跳出传统刑罚理念, 尽可能对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 保护未成年人。

2. 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回归

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比较小, 其世界观尚未形成, 易于改造。非监禁刑没有将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 不影响他们和社区、家庭的联系, 避免他们陷入犯罪生涯和变成习惯性犯罪人。同时伴随着非监禁刑实施的一些矫正计划, 会对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社会能力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纠正他们的一些不良的观念和想法, 使他们免受其他犯罪人的消极影响, 使他们的社会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减少了其回归社会的障碍, 有助于其再社会化, 也节约了司法资源。

3. 有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治

对未成年犯的教育与矫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配合。监禁刑的执行场所主要是监狱等监禁机构, 但监狱封闭、森严的环境使社会力量很难参与, 而非监禁刑在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罪犯的帮教方法上进行了拓展, 让社会参与帮教, 有利于广泛利用社会资源, 对未成年人犯的教育与管治, 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和党政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参与、相互配合的格局。如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 对被判处缓刑未成年犯采取社区矫治, 对其进行教育、矫正, 从而更具有针对性, 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问题的提出

(一) 适用比例低

非监禁刑在国外已经普遍运用。如欧洲许多国家监禁刑的使用数量已经超过了监禁刑。以美国为例, 目前实际在社区服刑的罪犯比例已占所有接受审判人士的3/4, 并有持续扩大之势。在加拿大联邦惩教体系中, 罪犯在监狱服刑与在社区服刑的比例为2:1。 (1) 近些年,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在上升, 与之相应各个地区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以江苏省为例, 2005-2007年判处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数分别为21人、32人、48人, 占全年未成年被告人人数的22%、38%、47%;单处罚金的被告人人数分别为24人、19人、13人, 占全年未成年被告人人数的25%、22%、13%;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人数分别为1人、4人、6人, 占全年未成年被告人人数的1%、5%、6%。 (2) 从福建省看, 2005-2009年全省法院系统中, 未成年犯人数分别为:3105名、3373名、4008名、4215名、4289名, 其中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分别为:985名、1074名、1325名、1569名、1466名, 分别占未成年犯总人数的31.72%、31.84%、33.06%、37.22%、34.18%。 (3) 虽然非监禁刑比例有所上升, 但地区之间差距却较大。上述几组数据虽然不能反映全国各地法院在刑事案件中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 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地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二) 适用刑种单一

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非监禁刑罚主要包括包括缓刑、管制、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几种。1999年至2009年, 福州市两级法院有1325个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 其中主要是适用缓刑, 占89%, 而其他非监禁刑总数只占11%。 (4) 虽然近年来罚金刑在我国的适用率有所增长, 但单处罚金的案件比较少, 绝大多数判处罚金都是与其他刑罚合并使用。以成都武侯区法院为例, 该院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 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692件, 其中判处罚金刑的案件有2025件, 占总数的75.22%, 但单处罚金的案件只有9件, 占同期罚金刑案件的0.44%。 (5) 对于没收财产刑, 在司法实践中, 除了与其他主刑一起适用“并处财产”的情形, 对于对未成年人犯基本上没有适用过单独的“没收财产”。再如管制刑虽然是我国刑法的独创, 但是管制刑的适用率却非常的低, 管制刑作为五种主刑之一, 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欠佳。

(三) 执行难

由于非监禁刑具有附属性, 其执行多依附于主刑罚, 在相应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 难以保障刑罚的执行效果。以管制为例, 我国管制刑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 但是公安机关本身就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和治安保卫工作, 而且其内部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管制执行部门, 由于执行机关人力、物力资源的匮乏, 致使管制的执行出现了“管不了”、“没人管”的局面。再以缓刑执行为例, 在我国公安机关是缓刑的考察机关, 犯罪人所在地单位、基层组织应进行配合。但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很难有充足的人力、物资、时间来对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考察、矫治, 法律又没有具体规定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如何配合以及不配合将承担的责任, 导致实践中一些组织敷衍了事或不愿意配合。目前我国财产刑适用率较高, 但执行率却很低。以上海法院2003-2004年财产刑执行情况为例, 上海法院实际执行的案件为7172件, 涉案执行标的价为26117.3万元, 实际执行为10024.4万元, 执行到位率为38.4%。 (6) 我国财产刑执行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财产刑制度中财产刑执行体制不健全。

三、原因分析

我国非监禁刑制度在我国刑罚非监禁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为了促进我国非监禁刑制度发展与完善, 全面深入地分析阻碍我国非监禁刑发展的各种因素尤为重要。笔者认为, 阻碍我国非监禁刑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 重刑主义影响

中国传统主义刑罚的精神品格在于刑杀和威慑。长期以来, “重刑主义”的传统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重刑主义”的法律传统文化使得司法机关在对待非监禁刑这一重刑主义观念下的“异物”时, 普遍表现出比较谨慎的态度和保守的倾向。相当一部分的司法人员在重刑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宁重勿轻的思维, 担心受到“放纵犯罪”的指责。司法人员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时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 宁愿适用监禁刑, 也不便或者不愿意适用非监禁刑。同时, 社会民众也在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下, 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 那就是犯罪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 使犯罪人受到法律的惩罚才是公平和正义的, 认为关押是惩罚犯罪人的最好的办法, 通过剥夺和限制其人身自由, 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可能。正是这种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 使得非监禁刑在中国的广泛推行举步维艰。

(二) 刑事立法的缺陷

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一个国家的立法状况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立法的发展可以看出, 我国青少年犯罪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的立法发展。我国有一整套关于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 而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立法只是零散地附属于成年人犯罪体系之中。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当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但这些都是原则性规定, 不具有操作性。目前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司法解释、通知及意见在指导少年司法实践, 可以说, 目前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基本上是以成年人犯罪的规定为标准的。

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没有对非监禁刑作系统性规定, 对非监禁刑的具体措施规定的也很笼统。首先, 立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种类少。非监禁刑刑种主刑只有管制一种, 其他都只是附加刑;至于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 也仅限于假释、缓刑、监外执行、赦免几种。相比之下, 国外的非监禁刑不仅适用对象广, 而且可适用的种类繁多, 除缓刑、假释之外, 还有社区服务、中途之家、暂时释放、电子监控、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多种不同形式。我国非监禁刑立法种类缺失, 从根本上阻碍了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发展。其次, 立法技术粗糙。尽管新刑法对非监禁刑做了一定的完善, 但有关非监禁刑的内容, 除刑法的一些零星、原则规定之外, 并没有一套从实体到程序方面的具体法规, 相关内容只能散见于各种规格不一的法律条文中, 粗疏, 不具有操作性。

(三) 执行体制的制约

行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刑活动也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就我国司法现状而言, 行刑权的独立价值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我国非监禁刑执行体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多元化, 难以协调配合。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有4种:一是审判机关, 主要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等非监禁刑;二是公安机关, 是非监禁刑执行的重要力量, 主要执行管制、一部分剥夺政治权利;三是行政机关, 主要执行是一部分剥夺政治权利;四是联合机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0条:“没收财产的判决, 无论附加适用或者单独适用, 都由人民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由于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监禁刑执行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妨碍了非监禁刑执行效果的提高。

其次, 执行机构职能不顺。行刑职能对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来说只是其副职, 在刑事司法中行刑工作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公安机关承担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 很难有充足的人力对被判处非监禁刑在社会上服刑的人员进行有效监管, 使这部分罪犯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许多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以为被判处非监禁刑就等于没事了, 根本感受不到压力, 使得非监禁刑流于形式。

再次, 监督不力。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方面, 监管力量十分有限和薄弱。公安机关负担着繁重的公安勤务, 往往无暇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进行监督。其他社会监管力量也十分单薄, 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后, 其原来所在单位往往将其开除, 所以来自单位的约束形同虚设。而居民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也只是一种协助性的监督, 没有形成制度性规定, 对未成年犯罪分子没有约束力。

四、具体路径的选择

(一) 树立少年司法理念

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观念的更新是根本前提。当代少年司法理念主要包括教育刑理论、少年宜教不宜罚思想、国家监护权理论和恤幼思想。 (7) 在未成年刑事审判过程中, 要树立少年司法理念, 充分认识到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 不仅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避免交叉感染、矫正未成年犯不良心理、预防、控制犯罪, 还可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目的。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更多可操作性规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 要切实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在对未成年犯进行量刑时, 应首先考虑能否适用非监禁刑, 通过未成年被告人非监禁刑的适用, 不断树立少年司法理念。

(二) 完善刑事立法

未成年犯是个特殊的群体, 在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其人格和行为的特殊性, 采取不同于成年罪犯的标准和措施。通过完善少年司法立法, 细化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具体操作尺度, 为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适用非监禁刑提供更具有操作性的依据。完善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立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区别对待

我国刑法除明文规定对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外, 在对未成年犯的非监禁刑的刑种选择和执行方式上, 采取与成年犯相同的标准。因此, 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应采取比成年犯更加宽宥的标准, 这样才能提高未成年被告人非监禁刑的适用率。

2. 扩大范围

在我国刑罚体系中, 非监禁刑还处于辅助地位, 非监禁刑种类少, 适用范围有限。完善我国未成年刑事立法, 就要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如对那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小, 主观恶性小, 尤其是过失犯的未成年人, 都可以适用管制。再如我国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型、经济型故意犯罪。纵观国外的立法与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 罚金刑对其他类型较轻的犯罪不仅具有惩罚功能, 还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充分体现刑罚的经济性和谦抑性原则。因此, 借鉴国外的经验, 我国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些较轻的犯罪, 如侮辱罪、诽谤罪、非法拘禁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诬告陷害罪等较轻的犯罪适用罚金刑。

3. 增设非监禁刑种类

国外非监禁刑不仅适用对象宽泛, 而且种类繁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 对未成年罪犯增加适用非监禁刑的种类。如劳动赔偿, 即命令未成年犯直接为被害人提供无偿劳动或者令其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报酬再全部支付给被害人, 在补偿被害人的同时, 还能促使未成年罪犯悔过自新。如社区服务, 让未成年罪犯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公益劳动, 在接受处罚的同时, 可以照常学习、生活, 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再如, 禁止令, 即禁止到特定场所或禁止从事一定活动。如对特定的未成年犯禁止其在特定的时间内出入与其犯罪相关的场所 (包括赌博、娱乐性等活动场所) 。

4. 细化尺度

我国刑法对适用非监禁刑的规定过于原则, 可操作性较差。以缓刑为例, 《刑法》第72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可以宣告缓刑”, 但并没有规定缓刑的具体适用条件, 这就需要审判人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把握。这种立法状况不仅影响刑法适用的统一性, 也不利于非监禁刑的推广适用。因此, 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进一步细化未成年犯非监禁刑的适用规则, 统一适用尺度, 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 完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

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制对非监禁刑行刑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 建立完备的非监禁刑执行机制是改革非监禁刑的必由之路。

1. 建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的执行机构

目前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中存在多头执行、机构分散的状况, 限制了非监禁刑中法制的统一与协调。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由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环节组成。其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分别负责侦查、起诉、审判, 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只有执行这一环节存在多部门负责的状况。根据分权制约理论, 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宜再承担执行刑罚的职能,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只有司法行政部门是个全新的角色, 较适宜承担刑罚执行这一职能。根据司法部资料统计, 经过多年的发展, 目前我国乡镇和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到2000年底, 全国已建立4万余个司法所, 3万多个基层法律服务所, 司法所队伍发展到9.4万人, 专职司法助理员队伍5.5万人, 基层法律服务者达12万人。整合现有的基层司法行政体系资源, 逐步将其改造成为非监禁刑执行的专门机构, 是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执行机制, 实现行刑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

2. 培养高素质的非监禁刑执行队伍

在我国要拓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领域, 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 离不开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非监禁刑执行队伍。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对少年犯进行监督以及对少年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矫正对象起到直接示范的作用, 如果他们没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资格, 不仅非监禁刑执行的效果不能保证, 而且会使未成年犯走相反方向。前面所述, 在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应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工作者首先要具备在刑事执法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熟悉法学、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 只有具备这些相关知识, 才能对未成年犯进行有效管理、控制和矫正, 才有助于其改过自新。我们可以采用专业培训的形式改变我国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队伍专门知识缺乏的现状, 但我国目前没有这种专门的培训制度, 为提高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队伍的专业素质, 我国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建立固定的培训机制, 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这种专业化、高素质的执行队伍能够根据未成年人的思想、心理特征, 有针对性地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矫治, 可以更好地完成对未成年犯的改造, 预防其重新犯罪。

(四)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 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会交往以及犯罪的前因后果等情况进行调查, 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作为法院作出决定或者判决时的重要参考因素。通过社会调查寻找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了解其是否具有帮教、监管条件, 进而为是否对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提供审判参考。因此,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是建立未成年人非监禁刑制度的有力支持和保障。

摘要：对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是少年刑事司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化刑罚制度。文章通过详细解读我国现行的非监禁刑内涵及其意义,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按照少年司法的特有理念完善立法和相关制度, 以期促进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非监禁刑,少年司法

注释

1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80页。

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检、法、司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建立相互配套工作体系工作专题调研的汇报概要》, 2006年12月。

3林守霖:《福建省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适用问题研究》, 载《福建法学》2011年第2期。

4成都武侯区法院:《武侯法院分析罚金刑适用与执行情况并提出对策》, 载http://cd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695, 于2013年4月访问。

5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财产刑执行机制之构建——以上海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载《人民司法》2006年6月。

非监禁刑 篇2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确保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工作规范开展，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依据，提高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3〕12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非监禁刑审前调查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和假释案件后，根据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拟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在审理判决前，委托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对其个人情况、社会背景、能否适用非监禁刑等情况进行调查，提出书面评估意见，供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活动。

第三条 【适用对象】

人民法院对于下列被告人和罪犯，应当在审理判决前委托其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实施审前调查。

1、拟判决管制的被告人；

2、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并拟宣告缓刑的被告人；

3、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并拟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被告人；

4、拟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

5、拟裁定假释的罪犯。

第四条 审前调查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各部门职责】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开展审前调查的工作主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深入地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正确地作出分析和评估，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人民法院对审前调查工作进行指导，并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考虑调查意见，对被告人和拟假释罪犯作出有利其教育改造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对审前调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公安机关应积极协助配合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审前调查工作。

第二章 调查对象及内容

第九条 【调查对象】

开展审前调查的对象包括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的家庭以及所在的村（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单位、学校等相关单位和个人。

第十条 【调查内容】

审前调查内容包括：

1、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个性情况、犯

罪原因、帮教条件等）；

2、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上的表现情况；

3、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所在社区群众和单位职工对被告人的评价和反映；

4、受害人的意见。

第三章 调查程序及方法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经初步审理拟对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或对罪犯拟裁定假释的，应在7日内向该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委托审前调查函并附起诉书副本，并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条 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接到委托审前调查函后，应及时通知该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审前调查工作。

第十三条 乡镇（街道）司法所接到通知后，应指派专职工作人员会同当地公安派出所向村（居）委会、有关单位、家庭、学校等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束后，应制作《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提出能否适用非监禁刑的意见和建议，报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四条 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须对《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进行认真审阅和核实，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审前调查评估

意见书》经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签署意见后，提交委托审前调查的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 审前调查应当由2名以上司法所工作人员或公安派出所民警组成调查小组开展工作。

第十六条 审前调查可以采取个别约谈、查阅相关资料、召开小范围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开展审前调查的调查材料须经被调查人签字，并随《适用非监禁刑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一起提交委托的人民法院。社区矫正机构应将有关调查材料复印备案。

第十九条 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审前调查工作须在接到委托调查函之日起10日内完成。

第四章 审前调查意见的采信

第二十条 审前调查评估意见是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和拟假释罪犯能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收到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的审前调查评估意见后，应及时审阅，并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进行宣读、质询，必要时可以通知调查人出庭接受询问，以决定是否当庭采纳调查报告的意见。诉讼参与人对审前调查评估意见提出质疑的，由法庭审查并决定是否对审前调查评估意见进行复核或者采纳调查意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需对调查评估意见核实的，应通知负责审前调查的司法所负责人参加，必要时还可通知被害人的家属或被告人所在单位负责人参加。

第五章 工作衔接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和罪犯作出非监禁刑判决或裁定后，应按照《安徽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试行）》规定，责令其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在依法送达文书的同时，要及时抄送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使矫正机构及时掌握情况，实现审判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衔接。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选择一些典型案例在社区矫正对象中进行公开宣判，开展法制宣传，并当庭将社区矫正对象和有关资料移交给社区矫正机构。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不断完善审前社会调查的制度和机制，不断提高审前调查工作水平。

第六章 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适用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工作实施法律监督，以保证审前调查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交《适用非监禁刑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时，应同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有疑义的，应在接到意见书的5个工作日内向审前调查的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提出，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或改进。

第七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九条 审前调查工作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或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予以回避。

第三十条 调查人员不得随意泄露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调查意见。注意保护调查被告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被告人的隐私。

第三十一条 审前调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及礼品，对于在开展审前调查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浅析非监禁刑的改革与完善 篇3

关键词：非监禁刑；刑罚；缓刑

一、立法的完善

1.缓刑的立法完善

国外立法普遍将缓刑人员在缓刑考验期内需遵守的条件分为两类：一类是禁止性条件，其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对被缓刑人行为的约束，督促其过守法生活，避免重新犯罪。另一类是义务性条件。这类条件旨在培养罪犯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同社会之间的融合。鉴于此，我国关于缓刑监督考察方面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是增加对缓刑人员监督考察的禁止性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罪犯虽然在考验期内无需服刑，但其仍是被处以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所以对缓刑人员的监督管理规定必须严格、具体，让他们感受到犯罪所带来的耻辱和痛苦。二是规定缓刑人员监督考察的命令性规范。可以考虑增加下列规定：服从考察监督人员的传唤，接受考察监督人员的来访及监督指导；必须切实履行宣告缓刑判决中附带民事诉讼所确定的损害赔偿义务；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从事一定时间的无偿的社会公益劳动；定期或不定期向考察监督人员通报有助于对其生活状况及履行义务进行监督的情况或材料；必须向被害人赔偿全部或部分因其犯罪造成的损害，按时交纳罚金；必须接受戒酒、戒毒治疗；履行子女、配偶的抚养、扶助家庭成员等行为规范。

2.罚金刑的立法完善

（1）立法上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将罚金刑规定为既可作主刑又可作附加刑的刑罚。我国刑法典在1997年修订时，适用罚金的罪种大大增加了，由原来的23个罪种增加到了180多个罪种，占刑法全部罪种的43.5%，但其附加刑的性质没有改变，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影响了罚金刑的适用效果。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可以使法官在量刑时，对于单纯财产性犯罪人、犯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初犯和过失犯，可以优先适用罚金刑，扩大罚金刑的适用。

（2）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将罚金刑修改规定为主刑，并可以同时附加适用，必须修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增加可以适用罚金刑的条文。在现行刑法基础上，对罚金刑的适用可扩展到以下几类犯罪：第一，过失性犯罪。过失犯罪由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也较小，适用罚金刑就可以起到惩罚和教育改造的效果，就能够达到刑罚的目的。第二，贪利性犯罪。现行刑法对大多数贪利性犯罪规定了罚金刑，但仍有不少贪利性犯罪没有规定罚金刑。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引入社区服务刑并尽快提出一套详细的立法设想。建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制定《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是法院判决犯罪分子为社区从事一定时间公益劳动的一种刑罚方法。实践证明，社区服务在教育、改造和预防重新犯罪方面是较为有效的，因此，它也是目前世界各国使用较多的非监禁措施之一。从我国目前监狱关押罪犯及改造情况看，也应当增设此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将监禁刑作为主要刑罚方法，造成监狱关押的罪犯过度拥挤，有的监狱甚至达到了超负荷的状态。这既不利于监管，有时连罪犯正常生活的需求也难以保障。加上大量的罪犯又没有劳动岗位，无所事事，这不仅给监狱的安全和管理带来麻烦，也严重影响改造质量。另外，短期监禁刑适用较多，也是造成对罪犯改造不力的原因之一[2]。国外通行的做法是社区矫正刑适用于轻罪，为此，我们可以在管制、缓刑、假释应尽义务中附加社区服务内容。社区服务的期限以不影响罪犯在社区中正常生活为原则。

三、完善刑事非监禁执行监督的机制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尊严需要维护，而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法律的监督机制[3]。因此完善非监禁刑的监督体制，加强对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事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准确实施，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但是，具体如何监督，特别是对非监禁刑的监督，则缺乏明确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缺乏有效性。为改变检察机关监督不力的现状，笔者认为，在制定刑事执行法时，可单列一章规定刑罚执行监督的内容或单独制定刑罚执行监督法，以统一地规范刑罚执行监督行为。对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可考虑在区县级司法局矫正机构内设立派驻检察室，专门对非监禁刑执行及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对非监禁刑执行的监督方法，可采用建立监管对象的改造档案，每月或每周定期进行检察监督，记录监督情况。及时与人民法院、监狱、司法部门联系，相互配合，监督考察监管对象刑罚执行落实的情况，同时拓展监督手段，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减刑措施等应当予以审查监督。如发现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非监禁刑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检察人员可以进行调查，调查后对情节或后果严重者，检察机关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罚建议；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有权直接立案侦查，以维护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措施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制度，强化人民检察院对非监禁刑实行监督的力度，以利于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旭，宋伟卫.非监禁刑：文明社会的刑罚选择.北方法学，

2007（3）.68.

[2]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中国法律出版社，1995.204.

作者简介：

童少敏，男，法学本科，现为泰宁县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局长；

卢达新，男，法学本科，现为泰宁县法警大队副大队长。

非监禁刑 篇4

(一) 非监禁刑的概念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 刑罚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非监禁刑是指不在监狱等禁闭场所执行的, 不剥夺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的, 惩罚程度较轻的刑罚种类的总称。[1]在刑罚人道主义的影响下, 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

(二) 非监禁刑的适用现状

我国非监禁刑适用率总体上是很低的, 其中以缓刑为主。但是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 表现出明显的量刑不平衡。近年来, 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 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2]

(三) 非监禁刑的优势

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 其优点是不言而喻的:1、有利于避免犯罪教唆。2、符合行刑社会化原则。所谓行刑社会化, 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 使刑事执行服务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 而应慎用监禁刑, 尽可能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 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同时对于罪行较重有必要监禁的罪犯, 应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 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 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3]3、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 合理配置国家的行刑资源。4、符合刑罚发展的轻刑化规律和人道主义精神。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体现, 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职务犯罪案件非监禁刑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失衡问题

“所谓量刑均衡, 就是指同罪同案同判, 异罪异案异判, 司法裁判在时空上保持高度的一贯性和一致性。”[4]量刑失衡是与量刑均衡相对应的概念, 就是相似案件不同判或者不相似案件同判。量刑失衡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1、审判组织之间量刑的失衡。2、经济犯罪地区之间量刑的失衡。3、时期之间量刑的失衡。4、犯罪主体之间量刑的失衡。此外, 职务犯罪被告人与其他种类犯罪被告人之间的量刑也存在失衡。

有学者对469件受贿有效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 具备一般犯罪情形的案例有212件, 其中相近似犯罪数额判处相同主刑的案件有57件, 在一般犯罪情形的受贿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为26.88%, 在所有受贿案例中所占的比例为12.15%。[5]由此可见在我国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中, 不均衡是绝对的、占主导的, 均衡是相对的, 占极少数的。

三、量刑失衡的原因分析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定罪和量刑实现的, 量刑失衡严重危害刑法根本目的的实现, 损害了司法公信力。量刑失衡的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刑事立法不完善

量刑是法官适用刑事法律的结果, 因此研究分析量刑失衡的原因, 首先应该从源头———刑事立法本身出发。刑事立法不完备用语模糊, 种罪名之间法定刑设置不均衡, 法定刑幅度过大等是造成量刑失衡的先天原因。

2、法官的司法水平参差不齐

法官是适用刑事法律对特定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体, 其自身司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量刑结果的适当与否。具体来说, 导致量刑失衡, 有法官司法理念方面的原因, 也有法官自身业务素养方面的原因。

3、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由于个案之间是有差异的, 我国的刑法除了极少数条文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外, 大部分采取相对确定法定刑。这虽然符合个案妥适的要求, 但因各个法官之间能力有别, 经验各异, 导致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相似案件时难免会出现量刑失衡的现象。

4、量刑规则的缺失

确立量刑基准是合理控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方法, 也是衡量个案量刑有无失当的基本参照物, 对于实现罪刑均衡具有其他措施难以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的量刑基准, 也没有普通通行的量刑规则, 这也是造成量刑失衡的原因之一。

四、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实现量刑均衡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刑事立法

刑事立法实现罪刑均衡, 才有可能实现量刑均衡。为了使法官能准确把握影响定罪量刑的各种情节, 立法对基本情节与量刑情节应当尽量表述明确, 限制使用模糊用语, 将量刑档次化大为小, 使法定刑与量刑情节相对应, 使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精确化, 以便于量刑均衡。由于立法存在滞后性与稳定刑, 短期内也可以通过公布司法解释、发布刑法案例来弥补立法的不足。

2、建立科学的量刑规则

法律文本的模糊性以及法定刑的不确定性, 要求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来确定被告人的宣告刑, 这就需要通过科学的量刑规则来实现。从司法价值取向上, 量刑应当坚持以客观危害性 (现实危害性) 为决定刑罚的基础, 以人身危险性为调节刑罚的依据。[6]2004年5月9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率先通过了江苏《量刑指导规则 (试行) 》。虽然此规则受到了批评与质疑, 但是这对于达到“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 作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 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有实效。

3、严格对职务犯罪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 扩大对其他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

由于职务犯罪被告人身份的特殊性, 因此一旦他们违背了其职务廉洁型, 会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如果对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 可能会引起社会一般人的误解, 影响司法公信力。对职务犯罪被告人不能“以罚代刑”, 对此类被告人适用缓刑应当进行严格审查。相反, 对于其他类型被告人, 根据行刑社会化原则、轻刑化规律及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以及节约行刑成本的考量, 则可以相对扩大适用非监禁刑。

4、完善社会矫正制度

前述《量刑指导规则 (试行) 》明确规定无法落实考察帮教措施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如果仅因为某一被告人无法落实考查帮教措施, 就不判决缓刑而判决实刑, 对该被告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5、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

目前全国刑事法官司法水平不高, 司法理念、知识储备、素质涵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实现量刑均衡, 首先要解决的是司法理念的问题。只有法观念的唤醒和强化才能够使法律上的行为有一个可靠的保障。要贯彻慎刑、公正、人道三大刑罚裁量观念, 遵循轻刑化规律, 正确定罪与量刑。

非监禁刑是现代刑罚改革的方向, 但在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中一定要依法进行, 特别是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而言更要严格适用, 避免给社会公众以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的错觉。

摘要：2008年10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要严格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虽然非监禁刑为主是现今世界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 但是在适用非监禁刑时仍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避免非监禁刑成为腐败官员的“最后特权”, 造成司法不公。本文首先对非监禁刑的概念、现状、优势进行概述;其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指出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的量刑失衡问题;进而从立法、司法等不同层面对职务犯罪被告人量刑过程中的失衡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针对原因提出非监禁刑适用中实现量刑均衡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职务犯罪,非监禁刑,量刑失衡

参考文献

[1]何立荣, 覃晚萍.非监禁刑概念探析[J].制与经济, 2006, (03) .

[2]“非监禁刑”不该是腐败官员”最后特权.

[3]许玫, 周支.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实思考.

[4]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4:370.

[5]统计数据源于宋云苍.贪污受贿案件量刑均衡问题研究[J].刑事法评论第19卷.

[6]黄祥青.量刑规则初探[J].人民司法, 2004,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