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的限制

公司章程的限制（精选七篇）

公司章程的限制 篇1

关键词：股份回购,财源限制,偿债能力

股份回购,简而言之,是指公司回购自己已发行在外的股份。股份回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我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股份回购,并随着资本市场发展。2014年3月1日修订后开始生效的《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禁止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只有在四种例外情形下才被允许股份回购,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财源限制更是只规定了其中第三项情形(员工持股)须为税后利润。《公司法》的此项规定在实践中极大阻碍了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在资本市场上的功能发挥,不利于其作为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在公司商事运营中的充分运用,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和股东的投资。笔者尝试对境外主要国家或地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立法模式进行考察研究,试图对我国股份回购制度财源限制的完善提出些许建议。

一、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不足

尽管2013年底修订的《公司法》把公司资本制度从实缴资本制度改变为认缴资本制度,但其并未摆脱法定资本制度的本质属性。可以说,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法定资本制度的模式。因而,在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中,依旧过于强调资本维持原则,而忽视了公司在商事运营的效率问题和实务中的需求问题。一直以来,我国的公司立法理念都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为偏重方向,因而通过规定维持公司资本而凸显公司资本所能起到的信用作用,从而得以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给予保障。但就公司股份回购上的财源限制而言,这种立法理念和规定导致了对回购资金的严格制约,无疑会无法满足公司的实务需求,在大大缩小公司自治边界的同时,更是影响了公司的商事运营和资本运作。

另外,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份回购中资金来源的限制规定过于简单和片面。我国《公司法》第142条只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在以第三项“将回购股份奖励给本公司员工”(即员工持股)为目的的例外允许股份回购情形而进行的股份回购应当以税后利润支出,而对于其他回购事由下的股份回购,以及广义上公司股份回购包括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回购均未做出相关规定。另外,税后利润又不同于前文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模式中的“可分配利润”,因为我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税后利润未进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的,不能进行分配。因而,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财源限制所作的不确定规制,导致公司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和疑虑。

二、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选择

通过上述我国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中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的限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与不确定的因素,结合当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以及公司实践股份回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国家有必要针对公司股份回购中的财源限制进一步的完善,以弥补其在公司实务操作中的不足与弊端。然而,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制定哪些立法规定?以及该如何更好规范解决前文所提及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探析,但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得出最好的结果。笔者将就此尝试展开分析。

我国公司股份回购中的财源限制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到的问题。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对美国、日本、英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源限制立法模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总结出了5种立法模式,但并不是每一种模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1. 可分配盈余模式。

其是基于法定资本制上的一种模式,允许公司使用各种类型的盈余来回购股份,但盈余不同于利润,其范围除收益盈余外,还包括有缴入盈余和减资盈余。利用资本盈余作为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明显违背了法定资本制度中的资本维持原则,无疑会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带来一定的风险,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2. 保留收益模式。

该模式是《加州公司法》在取消了法定资本制度后产生的立法模式,这点与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资本制度不同。该法做出取消法定资本规定等相应立法模式的转变,对美国公司立法的改革创新有着示范作用;而使用“保留收益”代替“收益盈余”,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更具合理性。但其财源限制的立法模式在公司实践中适用起来却显得过于烦琐和严格,如《加州公司法》对公司资产的价值判断就有严格的要求。

3. 可分配利润模式。

在《英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只允许利用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作为回购自己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其实不仅英国公司立法中有此规定,欧盟诸多国家因严格固守公司资本三原则,过分追求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采用这一模式,这在欧盟、德国、法国等公司法中均有体现。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该模式开始遭受质疑。许多国家在修订公司法中尝试进行变革,其中以英国2006年新公司法为代表。英国2006年公司法对资本维持原则、法定资本制度等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反思,认为其限制了私人公司的发展,从而在对于私人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规定中,该法除了规定其可使用可分配利润作为回购的财源外,也允许私人公司在满足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之下,可以利用公司资本回购股份,并且还借鉴了偿债能力测试的模式标准,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4. 偿债能力测试的模式。

美国《示范公司法》将偿债能力测试作为公司在对股东分配时所采用的衡量标尺,其在推出之后,在国内外都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者对该模式借鉴和学习。偿债能力测试模式相较于其他模式更具灵活性,在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时候,公司可以灵活地通过自行决策将富余的公司资产返还给需要的股东或进行其他方面的使用和创收。该模式既能提高股东的投资热情,符合股东的投资需要,也能够更好地保护债权人权益。因而该模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认可,其中也不乏我国学者对该模式给予较高的评价和肯定。

5. 不受财源限制的模式。

因为公司股份回购其固有的局限和弊端,我们认为只有在部分例外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公司股份回购不受财源限制。在公司正常的运营中,有必要对其股份回购中的财源进行一个合理且适度的立法规定。因而,其可作为前述立法模式的补充存在,而不能独立成为一种立法模式。

至于我国公司立法中在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应当采用何种模式对财源进行限制,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究。从当前全球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国和地区都有放宽、放弃或者寻求其他制度取代法定资本制度的迹象;而就目前公司实践的需求而言,法定资本制度及其严苛的资本维持原则等制度已经给公司的资本发展带来巨大的束缚,并且未能达到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设立初衷。但是,对于法定资本制度也并非就可以全盘否定。因而,未来我国公司立法修订时,应对法定资本制度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进行反思,如同英国修订2006年公司法时一般,对该制度进行合理变革,或者积极寻求其他制度进行替代。

三、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完善

除对法定资本制度上的一系列制度及传统理念的摒弃之外,我们更应当要做的是引入更先进的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和理念。

1.要赋予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我国公司法的立法理念以维护债权人利益为侧重点,从而在法律规定中更多地体现了传统的管制理念,极大限制了公司的自治边界和发展空间。

2.在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立法模式中,我国公司立法可以考虑采用或者借鉴偿债能力测试的标准进行财源的规范。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市场体制所决定,我国应当综合考虑适用规范的内容和尺度,避免一味生搬硬套,造成法律移植的现象出现。当然,公司立法有其特殊性,想要充分考虑“法律的稳定性”,笔者认为是不现实的。正如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修改应当跳出‘法律稳定性’这一法律的思维定势,公司法是否修改应当主要着眼于其是否适应提高公司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无须过多去考虑其稳定性。”

3.积极塑造公司的信用形象,增加董事的信用义务。认缴资本制度的推行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我国市场环境下公司信用指数过低就是其中之一。诸多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整体的公司信用程度还不足以达到推行认缴资本制的条件,强行推行可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而具体到股份回购中的财源限制,同样如此,积极塑造公司形象,并要求董事应对债权人尽到一定的信用义务。若债权人因信任董事所做的声明或者所告知的通知而导致公司在股份回购之后的偿债不能,董事应当与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在实际操作中,财源限制的规制也可以考虑通过其他配套政策进行合理的市场管制,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行政监督以配合财源限制规范的施行,在不影响公司自治下的合理监管可以弥补其规定存在的不足。

结语

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起步晚,制度建设也与成熟资本市场的西方国家差距甚远。但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股份回购在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改革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社会各界更是关注其在公司经营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只有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才能制定和完善适于发挥公司股份回购作用的法律制度,而其中财源限制则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制度。

参考文献

[1]叶林.公司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6.

[2]赵旭东.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J].法学研究,2014,(5):21.

[3]傅穹.重思公司资本制原理——以公司资本形成与维持规则为中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3:12.

限制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转移定价 篇2

转移定价的制定过程是一项十分机密和复杂的工作。调查显示,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投资的主要动机, 第一是开拓中国市场, 占66.07%;第二是建立生产基地, 占55.36%;第三是追求利润, 占43.75%;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则排在了第四位, 只占43.75%。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对子公司的影响

1.吞噬子公司的利润

母公司实施转移定价使合资、合作企业的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负利润”, 造成大量的“长亏不倒”的不倒翁企业。江苏省南通市某纺织有限公司, 2004年1月注册成立, 资本金50万元, 同年5月正式投产, 属一般纳税人, 所得税采用查账征收。该公司成立3年来累计亏损66万元。2005年注册资本为50万元, 在经营极度不佳的情况下, 2006年仍大幅度增加注册资本金150万元, 且当年的增值税税负为1.44%, 与江苏省国税局发布的同行业预警税负3.5%, 相差两个百分点。

2.调低利润, 减少子公司的“麻烦”

(1) 某些东道国政府可能要求重新谈判跨国公司进入的条件, 分享其利。为了避免重新谈判, 跨国企业用转移定价的办法, 把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盈利悄悄转移出去, 只宣布较低的公司利润。

(2) 在跨国公司与当地合资的企业里, 如果跨国公司投资比例较大, 一般希望扩大该合资企业的资产额, 减少所公布的利润额, 从而减少因缴纳所得税和分红的损失;如果东道国合资方所占投资比例大, 按投资比例分红原则, 跨国公司获利较少, 不希望东道国合资方多分红, 因此也不愿将更多利润留在合资企业。运用转移定价策略, 可减少合资企业的总收入, 调低利润水平, 实现上述目的。

(3) 运用转移定价调低利润, 可缓和与东道国工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海外子公司宣布较高利润, 有时会引致东道国工会组织代表工人利益, 要求共享盈利, 增加工资和福利。我国跨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 可运用转移定价, 调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子公司的利润水平, 避免陷入经营危机。

3.提升利润, 帮助子公司争夺和控制市场

当子公司需要扩大新市场, 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 母公司可以低价向子公司供应原材料、零部件或成品, 降低子公司的生产成本, 使其拥有价格优势, 击败竞争对手, 争夺和控制市场。

4.降低子公司纳税额

转移定价首先用来规避所得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布在不同国家, 各国的所得税率高低不同, 跨国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将盈利从高税率国家转移至低税率国家 (包括属于避税地的三类国家) , 以减少公司的纳税额。

利用转移定价还可以规避关税。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跨国公司内部企业之间以调低的价格交易, 减少缴纳关税的基数;另一种是利用区域性关税同盟或有关协定的优惠规定逃避关税。例如, 欧洲自由贸易区规定, 商品如系自由贸易区外生产的, 由一成员国运往另一成员国时, 须缴纳关税。但如果该商品价值的50%以上是在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中增值的, 在该区内运销可免缴关税。

5.为子公司提供账面需要的数字

达到一定规模的跨国公司往往拥有若干子公司, 每个子公司均是一个利润中心。它们根据各自东道国的情况, 在母公司的授权下作出相应的决策。转移价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各子公司的账面盈利, 乃至某些财务比率, 经调整使各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发生改变。如果东道国机构需要以此为据提供贷款或允许股票发行的话, 跨国公司便可以通过转移价格提供出“满意”的数字。

我国应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的策略

1.法律方面

(1) 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 把重点放在突出法律的可操作性上。一是采纳被告举证原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相关法律都规定:除非纳税人出具相反的事实依据, 否则对避税港或关联企业的交易都应视为采用了转移价格。二是不少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优惠政策中“开始获利年度”的规定, 通过转移价格转移利润, 使企业假微利、无利甚至亏损。对这一条应加以修订, 可将其改为“从投产或开业年度”, 并规定当年亏损可结转到以后年份, 在以后年度所获利润中弥补, 与此同时, 可适当延长免减期以平衡调整前后税收优惠。三是对无形资产的转让作特别的规定。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和交易定价等问题确定具体细则。四是删除诸如“应尽量在中国购买”等既对跨国公司无实际约束力, 又违反世贸组织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在原材料、非专业性资产和中间产品采购中实行招投标制度。

(2) 扩充新的法规。一是增加预约定价协议条款。公司通过与税务部门签订预约定价协议, 确定有关交易适用的转移定价方法能给跨国公司安排自身事务以更大的确定性, 并避免税务部门进行纳税调整及事后稽核等。税务当局应当对有关预约定价使用的程序步骤、协议使用接受标准、定价协议过程的大致时间框架、定价协议过程可能的结果、可能需要提供信息的性质和范围、信息保密的保证等方面给予指导。二是对于跨国公司所应提供的与转移定价相关的材料内容应有明确规定。这些材料应突出反映跨国公司的定价方法, 并提供可比交易的相关数据。三是增加对于操纵转移定价行为进行处罚的条款。应采用发达国家的做法, 在制定转移定价各项条款的基础上, 增加对于转移定价处罚的规定。处罚应根据情节轻重、转移金额数量的大小, 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情节严重的, 还应追究法律责任。四是增加转移定价纠纷中的上诉和仲裁规定。为了给转移定价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税法应详细规定纳税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提起上诉, 纳税人在对处罚不满时应提交的各种经济、法律和税务资料, 提起上诉的期限, 税务部门按照何种标准进行仲裁。

2.管理方面

(1) 建设高素质的税收队伍, 确保法规执行富有成效。一是建立对转让定价进行检查的专门机构, 设立对转移定价进行检查的工作流程。这样有助于检查程序的专业化和科学性, 能运用一些较先进的手段和工具对转移定价进行专业管理。国家应授予涉外税收部门对外资企业更大的监管和审查权力。二是在审查工作中配备国际税务专家和专业资产评估师, 在对公司内部转移资产价值进行准确评估的同时, 增强税收人员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应变能力。当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和先进技术价值评估有难度时, 可请专业咨询机构来完成。三是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 以提高审查人员的整体素质, 建立一支通晓中国税法、外国税法、国际贸易和企业跨国经营、有能力查证转移价格的高水平涉外税收队伍。

(2) 建立国家的反转移定价的数据库, 为税务部门提供充分、全面的外资信息。数据库的内容包括:国内外各种设备、产品、原材料的价格信息, 各国的税率及特殊税收规定, 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各分公司的所在国、资产额、销售额、利润、国内外个人收入水平的对比以及特许权使用费信息等。

(3)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作用。我国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熟悉跨国公司的财务会计做账方法, 建立健全审计制度, 这样可在注册会计师审计阶段解决跨国公司转移价格问题。

(4) 加强海关对外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督管理。海关发现严重偏离正常交易价格时, 要对进出口货物重新估价和征税。对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等进行认真的检验, 核定国际市场价格, 未经检验的机器设备, 依法不准使用。对于最终认定其实施了转移价格的企业, 要加大依法处罚的力度。

(5) 提高合资、合作企业中中方的自我保护能力。一是在与外商成立合资、合作企业之前, 中方应通过结构上的优化组合, 掌握对外购销策略, 控制企业的运营。在签约时应设立一些有关员工收入、管理费用、购入产品价格和外销产品价格的保护性条款。二是加强对经营权尤其是对营销权的控制或监督。中方应参与企业购销业务, 改变由外方“包买包卖”的不利局面, 争取收回被大多数企业“拱手相送”的对外营销权。三是对引进专有技术、商标使用权的转让价值应经过我国权威部门鉴定。引进技术、工艺流程要彻底、有效, 尤其应注意对关键技术的引进吸收, 同时加强培养国内企业对引进关键部件的制造供应能力, 避免形成对外方的进口依赖。

论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关系 篇3

公司章程是由设立公司的股东制定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经营行为的自治规则。公司章程对公司的价值体现为:

第一, 公司章程是对外的信誉证明。公司章程经公司发起人签署并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使之具有公众开示性和公信力。因此, 公司章程可以作为确保交易安全的信誉证明。

第二,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规范。首先, 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或股东依据公司法自行制定的行为规范。其次, 公司章程是一种法律外的行为规范, 由公司自行执行, 而无需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 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应载明事项予以了列举, 从而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廓定了范围, 为公司机构的构成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定等事项提供了依据, 对于规范公司的行为提供了准则。

第四, 公司章程赋予公司选择适用治理规则的权利, 充分扩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做出个性化设计, 可以提高公司的自治能力, 提高市场效率, 促进公司法立法目标的有效实现。

二、现行《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关系的几种立法模式

现行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关系适用关系的立法模式有以下几种:

( 一) “由章程规定模式”。该种模式公司法未对有关内容作出规定, 而是由公司章程自主对有关内容进行规范。而根据法律授权的程度不同, 又可将该种模式分为完全由公司章程自主决定和原则上由章程自主决定但公司法设定了一定的限制两种类型。完全由公司章程自主决定的法律规范有: 第12 条、第45 条、第51 条。

( 二) “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模式。该种模式强调公司章程必须对有关事项作出规定, 但是法律允许章程在公司法限定范围内进行选择, 并依照章程的规定来行使公司有关事务。“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律规范有: 第13 条、第16 条第1 款、第40 条、第166 条、第170 条。

( 三)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 或其他情形) ”模式。该种立法模式, 法律对有关事项给予了具体的列举, 但是均给章程留下了自治的空间, 赋予章程对法律进行补充的权利。属于该种模式的法律规范有第38 条、第47 条、第54条、第101 条以及第142 条第二款。

( 四)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模式。该种立法模式中, 法律予以了示范或者给予公司明确的选择, 但是保留了公司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选择的权利。具体又可以分为法律示范型和法律给予是与否的选择权型。前者法律只是根据一般情况给予的一个示范, 公司章程可以做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规定; 后者则是一般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但是, 保留章程作出与法律规定不一致选择的权利。法律给予示范型所涉及的法律规范为第42 条。法律给予是与否的选择权型所涉及的法律规范有: 第43 条、第76 条、第167 条。

( 五)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定”模式。该种模式强调公司法的规定优先于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公司法有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执行; 只有在公司法没做规定的情况下, 才由公司章程进行规定。属于该种立法模式的法律规范有: 第44 条、第49 条、第56 条、第120 条。

( 六)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模式。这种模式是不是能够单独作为一种处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立法模式, 其实不无疑问。有学者将其归入“另有规定”的立法模式中, 也就是包括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而不是将“另有规定, 从其规定”作为一种单独的立法模式来解释。但是, 笔者认为, “另有规定, 从其规定”的模式在处理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之间适用关系上与“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不一样的, 因为后者只有在章程不符合法律的情况下, 有关事项才依章程的规定; 然而, 前者则即包括对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内容的补充的情形, 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公司章程作出对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内容不一样的规定, 因此, 后者中章程自治的范围更加宽泛。

三、公司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之间的博弈

从上文中的立法模式中可以看出, 我国《公司法》赋予了公司较为广阔的自治空间。由于公司法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公司章程得变更公司法的规定的立法模式, 这些规范的大量存在极大的体现了《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普遍性和公司自治的广阔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 能够极大的激发公司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体现不同公司的独特性和效率性, 但同时, 这些任意性规范的存在又很容易被公司大股东所利用, 为其故意规避公司法的适用埋下了伏笔, 因此, 很有可能损害了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所以, 又不得不考虑对公司自治的适当限制的问题。这正体现出公司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之间的一种博弈的关系。

参考文献

公司章程的限制 篇4

关键词：隧道挖掘,股权制衡,股权分置改革,现金流量权,控制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内外学者对“隧道挖掘”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这一问题进行的大量的研究。La Porta(1998)研究认为,在股东权益保护较好的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程度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的股权分散程度;Johnson,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提出了“掏空”或“随道挖掘”这一概念,认为大股东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对于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很大的侵害,大股东会采取各种隐蔽的手段将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转移出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Faccio,Lang和Mara(2001)鲜明的提出,股权集中类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决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国内部分学者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李先瑞对控制性股东实施隧道挖掘的目的,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唐宗明,蒋位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英美国家;赵英林,勇小芹通过对国内形势的研究,提出了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唐清泉,罗党论认为,在我国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从而对上市公司造成巨大危害,也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

(二)控制性股东实施“隧道挖掘”侵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市公司大股东的侵害行为可以分为直接侵害和间接侵害,直接侵害行为表现为超越权限的盗窃和欺骗行为直接获取公司的利益,间接侵害行为则是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却不公允的侵害行为,如:向关联方交易转移资金和利益,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大股东直接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直接借款,或者是上市公司在IPO或者配股后发放高额的现金股利,进行变相的分派资本,控制企业的利润。以上行为对上市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无法辨认上市公司的质量,破坏了金融市场的信用程度,导致价格混乱,造成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从而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降低了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最终导致证券市场出现“融资困难”的现象。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资金占用程度是衡量上市公司资金利用程度的指标,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属于恶意占有,不论是关联方交易还是直接占有公司资金,都可以通过资金占用程度这一指标表现出来。而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这一财务指标能充分的表现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因此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公司业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财务指标分析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越高,则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越严重,比值越低,则隧道挖掘的现象也越缓和。

(一)当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假设2:股权制衡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减轻隧道挖掘的现象。

的制衡能力较高时,即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低,则大股东没有充分的机会和能力进行隧道挖掘,占用公司资源,因此,隧道挖掘的现象趋于缓和。当其他大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下降时,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增强,则倾向于进行隧道挖掘,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上市公司的隧道挖掘现象也越严重。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数量与其他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与公司隧道挖掘的程度呈U型关系。

(二)控股股东主要是通过金字塔

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以及发行类别股份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第一大股东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对公司的最大控制,从而进行隧道挖掘,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因此,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实行股权制衡,则可以适当减少上述情况。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为起点,共530家,剔除:1,终止上市公司36家;2,暂停上市公司22家;3,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18家;4,ST类上市公司77家,剩余377家。

根据以上数据,从中选取90%的公司作为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公司340家。

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数据来自深交所网站,有关年报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 E S S E T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非公允的关联方交易是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隧道挖掘常用方式,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可以充分的表现上市公司在关联方交易方面的财务状况,从而可以探析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程度。

2,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大小,可以反映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隧道挖掘的能力,如果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低,说明其进行隧道挖掘的能力较低,从而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较轻,如果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高,则表明其进行隧道挖掘的能力较高,公司隧道挖掘现象较为严重。

3,控制变量。本文采用多个控制变量因素,如:,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第二至第十持股比例之和,公司成长性,通过以上变量,进一步分析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影响。具体定义见表2.

(三)回归模型的选择。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以上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设计,设定以下方程

回归方程中,β0为常数项,βi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α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表3为本文对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TUN的均值是0.040853,最大值时达到0.6774,最小值是0.0001,说明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均值为0.347284,远远大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BOP2-5的均值0.158631,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大,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和“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严重,其次,各个上市公司之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有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78.2%,而有的公司才3.69%,通过对上市公司负债比例,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公司成长性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各大上市公司由于股权结构不同,隧道挖掘的程度也不同,从而在公司业绩和公司成长性上呈现不同的特点,普遍表现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小的公司,公司负债比例较低,业绩增长趋势,公司成长性较好。

(二)多元回归结果研究

本文使用数学分析软件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后,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值为69.309,明显高于显著性水平1%时的值,而调整的的值为0.165,TOP1的标准系数为-0.106,第二至第十持股比例之和的标准系数为-0.067,说明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数量与其他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与资金占用程度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U型关系,即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越高,则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越严重,比值越低,则隧道挖掘的现象也越缓和,与假设1完全一致,这说明当大股东持股数量较高时,便拥有较强的隧道挖掘的动机和能力,公司资金占用程度就较高;其次,LEV的标准系数为0.087,与理论分析一致,当公司隧道挖掘现象严重时,公司的负债比例也较高,存在大量不良资产,ROE的数值为正,与理论分析也一致,说明当公司隧道挖掘现象较轻是,公司业绩也较好,这使得公司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充满信心,从而避免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SIZE的的系数为负,与分析不一致,FM的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当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下降时,即股权得到了合理的制衡,公司的隧道挖掘现象便有所减轻,公司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这与假设2股权制衡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减轻隧道挖掘的现象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研究本文以2010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各大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情况,具体分析了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越高,则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越严重,比值越低,则隧道挖掘的现象也越缓和,通过股权制衡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减轻隧道挖掘的现象,增强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信心,稳定金融证券市场的秩序。

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减少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现象,首先,应该均衡股权,防止股权过度集中,充分发挥股权制衡的作用,从而降低大股东隧道挖掘的能力;其次,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作用,有效的提高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独立性,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水平,制约第一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作出不利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行为;第三,完善公司内部监控制度,加强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制约作用,制衡大股东的行为;最后,建立健全法制建设,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大股东的隧道挖掘的行为不仅危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也对金融证券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威胁,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aporta rafael,Florencio Lopez-de-Shleifer,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8

[2].Johnson,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2000

[3].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经济研究[J],2002(2)

[4].赵英林,勇小芹,股权分置条件下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行为的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J],2008 (3)

[5].唐清泉,罗党论,现金股利与控制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贸研究[J],200(61)

[6].陈放,杨松令 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隧道挖掘问题的研究[J]经济工作,2007(12)

[7].刘慧龙,陆勇,宋乐,大股东隧道挖掘:相互制衡还是竞争性合谋[M],中国会计评论,2009(1)

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篇5

一、关于公司章程法律性质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 一) 契约说

英美法系大部分学者和部分大陆法系学者坚持契约说。传统公司契约理论认为, 公司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现代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是两个或以上自愿缔结合同的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之间的协议。

( 二) 自治法说

大陆法系国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自治法说, 是指导公司章程立法和实践的理论前提。自治法说认为, 公司章程是根据国家授权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定的、用以规范公司组织和活动的自治法规。不仅章程的制定者受到章程的约束, 公司的发起人、公司行政机关以及新加入的公司成员都要受到章程的约束。

( 三) 折衷说

折衷说是关于公司章程法律性质比较盛行的观点, 折衷说认为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不是单一的, 公司章程既具有契约的属性, 也是自治法规的一种。

( 四) 宪章说

宪章说认为公司章程是一种具有最高效力的书面文件, 章程规定了公司内部权利和义务, 是规范公司活动的根本大法, 其他与公司有关的文件不得与章程相抵触, 否则视为无效。

二、对以上代表性观点的评析

从公司章程的效果来看, 契约说的观点能够体现股东趋利意志的一致以及对于投资利益和风险分配的合意, 将公司章程的性质理解为契约更能清楚地解释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而为能够更好的处理公司内部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契约说却不能合理有效地解释公司章程对公司、管理人员、职工以及其他第三人的效力。

自治法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契约说的缺陷, 它将公司的社团属性作为出发点, 认为公司是国家通过公司法赋予公司社团法人的一定自治立法权。此学说能够清楚地确定公司章程的自治性, 有效地解释公司章程的变更问题和约束力问题。虽然自治说有着很多优点, 但在法律体系中, 此学说并不能对自治规则准确定位,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 宪章说是社会本位思想的代表, 此学说强调国家的作用, 国家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是公司章程的性质。不过宪章说也没能超越自治说的范围, 尽管其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 但此种干预也是在公司自治的基础上实现的。实践中, 公司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的主体, 国家政府的干预会一定程度束缚公司的自主性, 因而会阻碍公司的自由竞争和发展, 此外若将公司章程完全宪章化, 公司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也会受到极大挑战。

折衷说是广为接受的观点, 也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此种学说综合和其他几种学说的优点, 解决了其他学说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

三、公司章程性质的法律分析

通过上文中分析可知, 关于公司章程法律性质的分歧根本上存在于公司章程是一种契约型的协议还是自治法的规章。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在发起人或股东制定公司章程时, 成立一个合法有效地公司就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在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导下, 公司章程的内容必定是发起人或者股东之间合意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说, 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

实际上, 在设立公司制定公司章程时, 这个行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双方法律行为, 而是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或者决议行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 初始章程须由全体投资者共同制定, 初始章程乃是多个利益并行的投资者基于一致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民事行为。在修改公司章程时, 则依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多数表决权作成决议, 属于典型的决议行为。公司章程的内容不局限于公司成员安排相互之间的权利、利益和义务, 还可以规范公司组织和活动, 在此意义上, 公司章程不仅是为了创设一个独立于成员的法律主体, 还为该法律主体设定了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已经远离了契约通常具有的、约束缔约各方的特性, 更加符合团体自治的特点。此外, 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不局限于制定公司章程的股东或者发起人, 还及于公司、公司机关的成员以及投资者, 甚至及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从而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契约。

在理论上, 不能排除公司章程具有类似于契约的某些因素, 也不能否认默示同意理论有助于说明公司章程的效力扩张, 实际上,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观点, 契约说和自治法说并不是绝对对立, 不可调和的。两者都是私法自治和意思自由的产物, 公司章程对外具有契约型, 对内具有自治性, 对外, 是股东、国家、社会之间的协议, 对内这要求公司成员和其机构遵守章程。契约说与自治法说相比, 自治法说更能体现公司章程的根本性质, 但是并不代表否认了公司章程的契约性, 与契约法上的契约性相比, 自治法说更符合公司团体自治的需求。

摘要：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 关系到公司法的本质内涵、公司的治理问题、股东的权益保护等内容, 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目前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本文通过对学界几种代表性学说的简要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司章程,法律性质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商法丛论 (第六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96

[2]张民安, 蔡元庆.公司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16.

公司章程的限制 篇6

一、公司的资合性特征体现为股东的有限责任与股份转让自由

法学理论通常按公司信用为标准把公司区分为资合公司与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为限对其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 而在人合公司中, 其成员则必须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这种分类只限于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 但我国公司法中只规定了此两种形式的公司模式, 所以对于我国公司而言,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 以公司资本为其信用基础, 股东个人信用意义不大, 股东一旦完成对公司的出资, 公司便成为独立的法人企业, 股东除了股东权之外, 与公司事业无涉。

因此, 谁是股东无关紧要, 股东可以自由转让自己的股份, 无须征得公司机关或者其他股东的同意。对股东而言, 股份虽然不可撤回, 却能够自由转让, 这才使得公司对于股东或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股份的证券化形成股票, 股票的有价证券性质也有助于股份的自由转让。当然由于股份种类的不同, 转让股份的手续也有繁简之分。

二、股权转让的自由与限制的冲突分析

首先, 由于发起人与公司的特殊利益关系, 为了防止其以设立公司为名牟取私利, 而在此后出卖股票逃避责任, 法律对其持有的股票的转让规定了必要的限制。《公司法》修改前, 这一限制为“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新《公司法》对此有所放松, 将该条的3年期限缩短为1年 (第142条) 。这里“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既包括发起人在设立时认购的公司股份, 也包括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未满1年期间内受让持有的其他人的股份。但后者转让所受限制的时间不是自受让之日而是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如果在公司成立1年后受让持有他人的股份则不应受该条规定的限制。立法者认为该项规定是为保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而设, 极为必要。但我们仔细分析, 不难发现此条规定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尤其当公司在成立后1年内发生财务困难时, 不允许发起人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对公司和发起人都极为不公允。

其次, 上市公司管理层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在公司所处地位决定了其与公司有着比一般职工更为密切的利害关系。《公司法》修改前对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转让限制为“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新《公司法》 (第142条第2款) 对在任职期间转让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限制似乎有所放松, 要求管理层申报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以及可以转让的比例、禁售期的规定, 但同时又规定了离职后的限制, 并且允许公司章程可以作出其他限制性的规定, 《证券法》 (第47条) 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还规定有特别的要求, 并引入了归入权制度。根据现代公司理论, 公司管理层 (公司股东的受托人) 与股东 (委托人) 之间的利益存在差异, 特别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管理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股东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行为监督不力以及对公司利益的漠不关心, 增大了管理人员图利自己的空间, 常常表现为管理层以牺牲公司股东利益为手段为自己谋取私利, 从而引发了代理成本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都不太成熟, 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诚信度无法保证的情况下, 移植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并对其转让进行限制是否真能起到激励管理人员的作用, 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再次, 从表面上看, 股份公司遵从“一人一股, 一股一权”的平等原则, 而实质上因为公司采用了资本多数决原则, 引起了实质上的不平等现象:公司的控制权常常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 少数大股东实际上支配了比他们自身所持股份额大得多的公司资产。因此, 大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极可能导致公司各方利益的变动, 并会为股权交易带来“溢价”, 即控制股溢价。对于控制股溢价的归属学界存在许多的争议, 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大股东应当享有控制股溢价, 至于控制股东可能滥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压迫、欺诈、排挤中小股东, 产生实质不公平的问题,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对控制权的转移进行限制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控制股东, 尤其在转让公司控制权时对小股东的诚信义务无疑为一大缺憾。笔者认为, 为了有效遏止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交易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公司法中确立控制股东对小股东的诚信义务。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 确立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是为了限制和清除因资本多数决原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三、我国法律对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途径与法构造

1.法律限制。

无论是英美国家或者是日本、 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律对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进行限制都首先主张用法律规定的方式, 以达到实现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目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大陆地区, 从1993年第一次制定公司法起, 也同样选择用法律规定的方式, 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进行限制之目的。值得说明的是, 2005年修葺一新的《公司法》对股份转让的限制较以前公司法来说明显有所放松, 在第142条对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公司管理层所持股份的转让进行一定期间和程度的限制。《证券法》也对控制股的转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并作出相应的制度措施。

2.章程限制。

公司法第142条规定,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也有注释:若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应当进行说明。但对在章程中设定股份转让限制在何种条件下方可转让, 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同意其转让股份, 以及限制转让或者同意转让是否由董事会决定等, 并没有作出相应的程序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商法典第204条第1款规定, 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设定股份转让的限制, 如须董事会的同意方可转让。这种对股份转让自由原则的例外规定, 对股东的影响甚大, 故在法律上要求在公司登记时注明相关事项。对于限制转让的股份, 如果未经董事会的批准而转让的, 仅在当事人之间有效, 对公司不产生效力, 公司仍然可以只承认转让人为股东。当然, 一般而言, 上市公司以及股份上柜交易的公司不得设限。

3.合同限制。

除了法律与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设定限制外, 或者不论章程有否规定股份转让的限制, 或者并不通过章程限制, 或者在章程限制的同时, 依据合同进行限制, 如在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 或者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个别合同, 对股份转让予以限制, 以达致规避章程限制的法定程序, 其效力如何?这个问题在日本学界素有争议。日本通说认为, 要看公司是否充任合同的当事人而定。我国修葺一新的公司法被誉为“21世纪公司法的典范”, 赋予公司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虽然公司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可以以合同对股份转让设定限制, 但据公司法的精神来理解, 应当允许。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理论与做法, 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允许公司、公司股东与第三人相互之间以合同对公司股份设定限制。

四、结语

通过比较与分析, 笔者发现我国大陆地区公司法律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法律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公司实践, 对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进行限制选择了比较适合我国现实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上市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公司管理层持股以及公司控制股权的转让进行一定的限制, 见《公司法》第142条与《证券法》第47条和98条之规定, 以及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一些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也给予以公司章程的方式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 即公司法第142条规定,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也有注释:若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应当进行说明。只不过, 此种做法的具体操作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对于是否可以以合同对股份转让设定限制的做法, 没有做出明文规定, 笔者认为按照新公司法的精神来理解, 应当是允许的。

参考文献

[1][日]森淳二郎, 吉本一郎.公司法 (第6版) [M].东京:有斐阁, 2000, 72-73.

[2][日]末永敏和.公司法——基础与展开 (第2版) [M].东京:中央经济社, 2001, 78-9.

公司章程的限制 篇7

近些年, 我国正积极努力的建设长期激励制度。以2005年12月31日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为标志, 股权激励制度正式写入我国法律法规, 成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指导性文件。据W 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公布的118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中, 有52家上市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虽然我国在借鉴国际市场的经验同时, 积极建立长期激励制度。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等因素与发达国家存在诸多差异, 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问题, 继而降低股权激励的功效, 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 在我国规范的股权激励起步之时, 进行限制性股票激励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理论

(一) 限制性股票的概念

限制性股票, 是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 (本公司员工) 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 才可以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其中, 限制主要表现获得条件和出售条件两个方面。限制性股票是公司对员工实施的一种长期激励, 是股权激励的一种方式。

(二)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原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发挥作用的原理是, 股东给予经营者一定的股权激励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从而使公司绩效得到提高, 表现为市场上公司股价升高, 这样经营者会得到更多的报酬, 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此, 经营者努力程度、公司绩效、公司股价和经营者报酬四者之的相关程度越高, 就能更好地发挥激励的作用。

三、我国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应用案例分析

(一) 光明乳业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产生背景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600579, 上市时的流通股本为150000000股。如今, 在乳制品行业中光明乳业位居第三, 仅在蒙牛和伊利之后。

尽管如此, 光明乳业在发展阶段仍有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 实现对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营销及管理骨干的长期激励与约束, 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其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 防止人才流失,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成为光明乳业迫在眉睫的问题。

由于有过不成熟的股权激励的前车之鉴, 光明乳业在咨询资深人力资源顾问后,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激励制度———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与光明乳业的自身情况相结合, 并且抓住了机遇———上海选取上市公司作为股权激励的试点。据此, 光明乳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以及光明乳业《公司章程》的规定, 制定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二) 光明乳业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主要内容

光明乳业于2010年1月试行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 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四、光明乳业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效果分析

(一) 光明乳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后的股价表现

光明乳业在2010年1月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后, 公司的股价大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光明乳业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实施使公司的重要员工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 这进一步坚定了零散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提升和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心。且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对于吸引人才、建设管理团队、提高公司整体的竞争力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这说明对公司员工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无论是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还是公司的市场表现都具有移动的激励作用。

(二) 光明乳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后的业绩指标表现

营业收入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同时也可以反映产品市场规模的大小。通过计算得出, 光明乳业2011年度的营业收入比2010年度增长23.16%, 2010年度比2009年度增长20.51%。2009年乳制品行业洗牌进入调整期, 2010年光明乳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后, 公司的营业在面对蒙牛和伊利这两大巨头的压力下, 公司的营业收入仍能保持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 此时光明乳业的营业收入为9572111030元,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487000000元, 这和公司内部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 这说明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实施对公司业绩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通过对比发现, 光明乳业净利润的增长幅度不如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 而期间费用相对来说却是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期间费用的增长因素中管理费用的增长是不容忽视的, 2010年度管理费用比2009年度增长了2.02%, 2011年度比2010年度增长了26.69%, 这说明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所以, 在公司的管理上和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控制成本费用。但是, 尽管如此, 光明乳业的净利润仍在逐年增长, 且大幅度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90000000元。并且从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 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利大于弊, 现下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激励摊销成本, 但是从长远来看, 可以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一支适合的人才队伍, 并且不断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使公司在市场中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三) 光明乳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后存在的问题

1. 从光明乳业的盈利图指标图可以发现, 公司的销售净利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由2009年度的1.

62%上升至2011年度的2.3%, 并且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幅度也是很可观的, 但是公司不断上升的成本费用利润率确实值得注意的, 这也是公司净利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根据光明乳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草案, 在未来3年内, 光明乳业将会为限制性股票激励摊销共计4698万元的费用, 激励成本势必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起到消极作用。

2. 从光明乳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来看, 激励对象的股票授予价格是4.

70元/股, 而当时的收盘均价为9.30元/股该授予价格会给部分投资者这是在“半卖半送”的错觉, 由此会引起不必要的摩擦———在当天的股东大会上出现了中小股东围攻总经理郭本恒的现象。即使从相关政策的角度来看股票的定价符合规定, 但是股票的定价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实际利益及接受程度, 否则会出现中小投资者对公司失去信心的情况, 从而会影响到公司的市场表现。所以, 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时怎样找到激励和约束的平衡点至关重要。

3. 从限制性股票激励草案中的解锁条件中可以看出, 达到业绩考核的指标是有很大难度的。解锁难度大虽然会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得到提高, 但是偏高的业绩指标作为解锁条件会使激励对象望而却步, 认为这种激励方式是一种“甜美的陷阱”可望而不可及, 从而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效果。

五、小结

在经历过行业洗牌、重新调整之后, 乳制品行业逐渐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面对挑战与机遇, 光明乳业积极调整战略结构, 应对发展。在2010年初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后, 公司的股价大体上呈稳步上升的态势, 甚至在几个特定的时间点还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并且公司的各项业绩指标均高于行业平均财务指标的增长比例。这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的实施对光明乳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 公司在实施激励方式的同时仍要注意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激励成本、授予价格和解锁条件等。只有在不断探索的同时, 不断改进, 才会不断向前。

六、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