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发展路径

碳金融发展路径（精选十篇）

碳金融发展路径 篇1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只参与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下的项目开发。从2013年开始,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将开始承担强制性减排任务。我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承诺,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 节能提高能效的贡献率要达到85%以上。任务十分艰巨。目前,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消费的战略思想有了, 行政性减排的要求也有了, 但碳金融发展路径还不清晰, 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瑞典、丹麦、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碳金融发展的“三部曲”, 会给我们有益启示。

1、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推进低碳经济, 是碳金融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起, 就开始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的进程。1997年国家启动了一项庞大的投资计划, 用于建筑、交通和能源部门开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丹麦, 在过去25年中, 经济增长了75%但能源消耗总量维持基本不变。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 已占到总发电量的30%。英国的步子很大, 2003年政府发表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 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2008年2月首相发表《英国政府未来的能源—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的白皮书, 宣布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和相应的实施措施。日本, 由于受地理环境条件制约, 全球气候变化对它的不良影响大于其他国家, 同时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 高调提出打造“低碳社会”的构想和行动计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立“低碳社会”的国家。这些国家, 目前也是碳金融发展较快的国家。显然, 可持续发展理念愈强的国家, 推进低碳经济的力度也愈大。发展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 是碳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从政府设立碳基金、制定碳预算到建立长期

法律约束框架和全民互动体系是碳金融发展的重要保证。2001年, 英国政府设立碳信托基金会, 与能源节约基金会联合推动低碳城市项目。示范城市制定了重点在建筑和交通领域, 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控制能源需求的低碳城市规划。2009年1月, 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 以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2009年2月, 美国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将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作为重要内容。投资总额达7870亿美元, 以保证所用电能中可再生能源的比率, 2012年提高到10%、2025年提高到25%。2007年7月, 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2008年11月英国通过《气候变化法案》,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又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上追加投资,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上述措施是碳金融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

3、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碳交易市场价格机制, 是碳金融发展的可操作路径。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公约, 各国承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目标。实现减排目标, 有行政手段和市场交易两种途径。市场交易, 就是根据排放总目标, 实行碳排放配额的“cap and trade”即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 形成碳交易市场。总量控制指标是总的排放上限, 根据它政府给企业分配每年的排放配额 (Allowance, 即A型指标) 。年末检查, 企业少排放了, 配额有富余, 可将多余指标卖出;多排放了, 配额指标不够, 就要到市场中买进指标。另外, 就是设置了与总量控制和项目减排关联的抵扣指标 (offset, 即O型指标) , 如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 (即CDM) 。即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中, 投入资金技术帮助减少碳排放并向后者购买减排量, 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任务。有了A型指标, 就有了对O型的刚性需求。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信号, 引导企业选择减排策略。如果企业通过改进制造技术达到减排指标需投入100元, 在市场上只需花50元购买配额就能合规就会选择市场。如果市场碳配额价格是130元, 就会去选择技术改造。有了这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价格机制, 自然催生了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活动, 比如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银行的绿色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等。

先行国家的这些实践经验, 为我国选择碳金融的发展路径, 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我国碳金融的发展路径, 就是借鉴这些经验根据国情作出选择。

二、发展碳金融的起步和阶段性目标

据估计, 未来全球碳交易的市场规模将达到每年2000亿到2050亿美元, 我国占1/4即每年有500亿美元。这个巨大碳排放资源形成的碳排放市场, 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需求和盈利商机。目前我国在产生和出售O型排放指标方面已取得不小进展, 已是CDM市场上最大的卖家。从2013年开始, 我国开始承担硬性减排任务。因此, 需要从我国碳金融起点低的国情出发, 明确建立碳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 选择可操作的发展路径。

1、跟踪国际碳金融的发展, 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

一是可交易的方式把减排任务转换为总量控制和企业配额。碳金融的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是为我国到2020年将碳强度降低40%--45%服务。只有设计出碳排放的“cap and trade”即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 才能形成A型和O型控制指标和市场。使减排任务在金融部门的帮助下按可交易方式转型达标。二是建立碳交易机构, 搭建市场平台, 形成市场价格机制。这种市场化的方式, 也便于国际社会直观地了解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和进展。作为发展中国家, 要“去行政化”建立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定价系统, 需要完善包括基础设施健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金融生态环境。三是通过发展碳金融推动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以与国际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为起点, 逐步做到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

2、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CDM) 培育农业和林业的碳交易市场。

目前我国有800多个项目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上获得注册, 多数来自小水电、工业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少数来自农业和林业。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我国通过农业减排产生O型指标的潜力巨大。据我国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估计, 仅保护性耕作 (即免耕土壤、将农作物残留物继续留在土壤中以减少风和水对土壤的侵蚀) , 就可以使每公顷耕地每年减少300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目前我国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 已达3000多万亩。从北美过去7年开发农业碳指标的经验看, 我国农民可以通过出售这些O型指标获利。

3、从国情出发通盘筹划碳金融发展思路。

目前国际范围的碳金融, 主要包括:传统的融资支付 (在原始碳排放权的生产中, 由金融机构直接贷款支持相关产业-碳金融的最基础融资形式) ;围绕现行碳交易体系开展的中介服务, 如CDM项目的识别设计、为项目业主寻找碳购买方以及协助办理减排量的核证等;建立各种低碳基金或环保基金;开展碳交易保险或担保业务, 以分担交易风险;发行与碳排放权挂钩的债券;推出碳交易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等。目前我国碳金融的现状, 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和水平差距还很大。我国需要从发展中大国、世界碳排放大国和金融改革滞后的国情出发, 通盘考虑碳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法律框架、政策导向、银行创新、风险防范等。

三、近期碳金融发展的支撑条件

目前, 我国的碳金融仅在“绿色信贷”方面有所进展, 由于缺乏碳交易平台和制度, 不可能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已表示, 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日益提升, 碳排放权已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跟踪研究,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积极开展“绿色信贷”及其他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提高产品定价能力, 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1、加快我国节能减排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

我国“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20%, 但前四年累计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4.38%, 今年上半年单位能耗不降反升。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指标, 各地展开了一场强制性限产、限能运动。有些地方甚至实行“无差别限电”, 居民、医院、学校甚至是交通信号灯都在限电范围内。国家发改委批评了这种做法。目前出现的这种状况, 表明加快我国节能减排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对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 加快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等等, 需要依靠行政命令强化执行。但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更应该鼓励市场化手段。一方面, 政府要通过环保、土地、金融与财税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建立排放交易等制度, 使主动节能减排者有收益有奖励。

2、以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和其他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为重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没有广泛介入碳金融业务, 相关机构和人才缺乏, 业务模式单一, 担心碳金融业务风险大、政策激励措施不足。近期, 需要从商业银行自身和外部政策环境两个方面改变这种状况, 建立与发展碳经济、碳金融相适应的经营战略和业务模式。首先要树立为低碳经济服务的新理念, 将低碳经济项目作为贷款支持的重点, 使更多资金流入到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各个行业中去;其次, 应尝试低碳信贷创新业务, 积极开办CDM项目金融服务;第三, 要努力开展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 (记者齐新通讯员周承英)

3、在政策环境层面上, 制定发展碳金融的扶持政策。

一是开拓多类型的碳融资渠道和方式。在银行传统的金融融资之外, 由地方政府牵头发起建立低碳引导资金来带动社会资金, 包括了PE、VC以及一些信托的资金等, 投入到低碳产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二是监管部门出台专项鼓励政策, 针对低碳企业的IPO, 低碳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 低碳企业发行一些中期排票据等等提供一些专项的鼓励政策。三是制定发展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政策。出台有关排污权等抵质押的法律规范支持融资安排。建议加快制定国内碳排放的计量方法和标准, 构建碳交易和碳中和的市场。四是对商业银行给予政策扶持, 低碳产业涉及大量新兴技术, 商业模式也新颖独特, 银行发展碳金融面临一定风险。从社会责任角度看, 银行应采取积极的响应和扶持政策, 但收益和风险有时候不成比例或者不匹配。商业银行通过商业手段来降低或者是缓释信贷风险带来企业支付额外的成本增加了企业准入门槛。因此对银行开展低碳金融应给予税收减免, 在风险资产占有方面给倾斜政策。四是探索商业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方式, 以及项目技术认证的手段来控制银行的授信风险。浦发银行已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探索风险共担的方式以及项目技术认证的手段来控制银行的授信风险。五是对中小节能环保企业融资给予政策扶持, 政府出资成立中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引导基金、担保基金或者是专业的担保机构。近年来商业银行已认识到绿色产业中一批中小企业发展前景, 但在判断它们的经营模式、项目技术的成熟度和经营可行性方面存在较大风险。

唯有政府、民间机构 (包括公民个人) 以及企业三个层级节能减排的系统完整地建立起来, 节能减排才可真正算是全民性的事业, 长效机制才可真正发挥出效用。

摘要：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减排任务艰巨, 但潜在的碳交易市场规模巨大商机无限。要兑现对世界的减排承诺、抓住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 需要走出以行政性减排为主的老路, 加快市场化进程, 选择好碳金融发展路径。本文根据碳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国情, 论述了我国发展碳金融发展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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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篇2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人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是未来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文章在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提出了几条适宜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必要性，可行性

引言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等大量事实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将触及粮食、水资源、能源、生态以及公共安全，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气候状况与能源短缺现象，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能源白皮书》（UK Government 2003），首次提出“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的概念。白皮书指出，英国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而且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有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提出了英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C02）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50%以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金乐琴，2009）。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被世界各国迅速采纳，成为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各国都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寻求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个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且能源紧张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以重工业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面临着国际上后京都时代的巨大压力，因此，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必然更加险峻。

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经济低碳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重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工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化工产业化特征非常明显。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体，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生产和消费都要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齐建国等，2005）。快速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基本特征。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在于排污总量的增加、生态破坏范围的扩大和资源供需矛盾的严峻，而是资源、环境问题之间以及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已经危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庄贵阳，2005）。现有的研究足以表明：中国的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巨大的，按不完全的保守估计就相当于GDP的7%-20%（过孝民，2004）。由于中国面临着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艰巨发展任务，未来的发展必然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中国面临资源短缺压力。2003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传递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的资源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需要，资源压力迅速增大（庄贵阳，2005）。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和日本需求的总和，而中国对铜、镍、锌、铁矿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过美国。在未来15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是资源消费高峰。而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I／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

10、1／20和3／5.与占世界21%的人口比例相比，中国已发现的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都相当贫乏。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把世界的初级产品价格推上新的高峰，我国与世界主要资源进口国的利益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3.中国要应对气候挑战。从1990年至2001年，中国E02净排放增长量达8.23亿吨，占世界总增长量的27%。中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增长趋势显示中国有必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中“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唐更克等，2002）。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已经成为限制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Chen，Hu，Pan 2005）。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20-50年间，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中国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的道路。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实现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转变也存在着潜在优势，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减排空间大。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侯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金乐琴，2009）。因此，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2.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框架公约规定的每吨减排成本超过30美元，而中国的成本大体在15美元。加上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符合减排条件的项目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特点都有利于开展国际碳排放交易，从而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减排项目（金乐琴，2009）。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CDM）碳交易市场达到300亿美元。目前，已有全球5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全球气候变化投资网络，投资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截止2008年2月，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核证减排信用（CERs）达到了3637万吨，占联合国目前核定CERs总量的31.33%，首次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国家。

3.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在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要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抓住时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速度。但是，也应该看到，技术合作的实际进程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涉及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诸多原因，中国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金乐琴，2009）。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

按《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中国当前的优先目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但中国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环境保护政策。因此，未来中国要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其可能途径包括：

1.发展低碳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任卫峰，2008）。众所周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低碳行业。如信息产业的能耗和物耗是十分有限的，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IT产业是低碳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具有能耗低、污染小的特点。又如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低碳产业。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在GDP所占比重高达60%。70%，这表明中国的现代服务业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值得中国注意的是随着国外低碳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业和高能耗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的钢铁产业、石化产业、建材产业、造纸产业、印染产业等高碳产业都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些投资规模很大的项目20-30年内

很难淘汰或搬走（梁优彩，2005）。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高碳产业准入的市场门槛、积极发展低碳产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2.发展低碳农业。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的。化肥和农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柱，曾经为解决人类粮食问题做出贡献。但是，化肥和农药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弊端已经被认识，它不仅影响土壤的有机构成、农作物的农药残留和食品安全，而且其生产过程，本身就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现代农业甚至可以称之为高碳农业。

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一是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有用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农业之路。二是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三是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在农村普及太阳能集热器是发展低碳农村的有效途径。

3.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传统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化石燃料所提供的巨大能源，能源结构的高碳化是传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当地球温室效应不断影响和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时，人类对工业文明所依赖化石能源基础的反思和改造也是顺理成章的，高碳工业发展难以为继，但是，从高碳工业向低碳工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任卫峰，2008）。所以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应该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同时，政府要制定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税收政策，制定鼓励发展低碳工业的优惠政策，使低碳工业成为企业家有利可图的新兴工业领域。

4.发展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低碳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低碳建筑这个单元，发展低碳建筑要从设计和运行两个方面入手（任卫峰，2008）。在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如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合理设计通风和采光系统、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选用低碳装饰材料，避免过度装修；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厨房系统，从各个环节上做到“节能减排”，有效降低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

城市交通工具是温室气体主要排放者，发展低碳交通是未来的方向。一是大力发展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的慢速交通系统（任卫峰，2008）。二是鼓励大中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张雪梅，2005），如轻轨和地铁系统。三是限制城市私家汽车

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此外，城市交通应该倡导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氢气动力车、生物乙醇燃料汽车、太阳能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以实现城市运行的低碳化目标。

5.引导金融创新发展低碳经济。设立碳交易市场机制，开发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温室气体减排量全球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碳金融市场（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碳金融市场面临这样的形势（任卫峰，2008）：金融机构迫切需要开发关于碳排放权的商品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而排放权的实际需求方——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企业为减少今后的减排费用也应从现在起筹建各类减排资产项目组合（portfolio）。目前全球已经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很多知名金融机构活跃在这些市场上，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6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度已经达到300多亿美元。中国政府也应该大力发展金融创新，开发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活动，促进环保问题的解决。

6.注重碳汇减碳。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从“碳源”（Carbon Source）上有效的遏制，减少“碳源”的排放，还应该在“碳汇”（Carbon Sink）上花力气下功夫。“碳源”是指产生二氧化碳之源。它既来自自然界也来自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碳汇”则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的碳汇（任卫峰，2008）。研究表明：陆地森林植被的生长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并将二氧化碳固定在森林生物有机体中，每年森林植被净碳吸收量约10亿到15亿吨。因此，植树造林的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绿化生态环境，而是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生物固碳、扩大碳汇、减缓温室效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经济和最有效途径之一（江泽慧，2003）。

结论

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其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消费结构的调整，需要政策法规的支持与扶植，更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总的来说，中国走低碳经济的道路，既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全球气候环境合作的要求。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发展调整的能力。因此，中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路径选择 篇3

【关键词】碳金融 碳交易 碳信贷 商业银行

一、碳金融的内涵

“碳金融”的提出和兴起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有直接关系，在这场全球性的“低碳经济”革命中，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包含了市场、工具、服务和制度等要素，本文所研究的“碳金融”指的是主要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依托于碳交易的金融活动。

二、中国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必要性

碳金融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必要条件，是经济从传统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过渡的催化剂。随着碳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计划及其他监管措施的逐步完善，碳金融逐渐成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能源结构转换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内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碳金融，不仅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能推动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转型，比如碳金融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巨大的需求，可以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这对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息差收入将大幅降低的商业银行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低碳金融业务的参与和开展不仅能提供自身的业务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学习、积累国际金融经验的良好平台。此外，商业银行对碳金融的涉足，不仅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注入资金，同时也反映了商业银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心。是其保持其自身良性、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力和美誉度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大力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今天，在有利的形势和强大的政策保障下，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将大有空间。

三、中国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路径选择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业银行在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的体系很重要。而如何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积极推动我国碳金融业务的创新显得尤为紧迫。这要求我们不断用金融创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难题。

（一）信贷支持模式

信贷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类业务，是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最传统和最主要的方式，又分为

绿色信贷和碳信贷两个类型

1.绿色信贷。绿色信贷是国际社会实践减排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是对高污染企业项目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对环境友好企业的研发、投产提供优惠贷款的金融手段，绿色信贷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贷款利率，主要内容是环境风险评估、可持续金融和企业社会责任。

2.碳信贷。（1）碳信贷的内涵，碳信贷就是在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制度基础上融入低碳概念，将传统绿色信贷对企业的融资方式升级为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贷款，将原有绿色信贷模式进一步专业化的低碳信贷体系，属于在更具体层面上实施减排的金融创新产品。（2）碳信贷的操作模式，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基于项目的交易，我国商业银行更多参与的是依托CDM的碳权抵押贷款。借助全球碳权交易市场发展平台，在企业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注册的前提下，将其项目下的核證减排量CERS作为抵押品进行贷款，并将CDM项目获得签发后的碳交易所得资金作为还款保障。

（二）中介服务模式

除了推行碳权抵押贷款，商业银行还可以考虑为客户提供中介服务，以获取中介手续费。当前我国CDM业务面临着中介组织缺失的问题，大多数企业自身对国际规则及碳交易缺乏认识，交易经验不足，加之在谈判过程中缺乏经验，因而容易处于弱势地位，这严重阻碍了我国清洁发展机制的发展。

1.CDM前向一体化中介服务。所谓的前向一体化即指替代或部分替代CDM项目前期咨询中介的职能，即在CDM项目还未确定之前由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信息咨询的服务，在CDM项目已经启动时充当联系项目方和投资方的中介，其中中介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项目财务顾问，凭借信息和渠道优势，在一级市场上协调碳交易各方关系，撮合交易成功。二是商业银行构建自己的一、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取代交易所的职能或者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中介组织的建设。

2.CDM后向一体化中介服务。后向一体化是指替代或部分替代CDM项目国外合作方的职能，CDM的核心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获得由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S），从而履行这些发达国家自身的减排义务，而商业银行在发展后向一体化时可为CDM项目充当中介引进技术支持。

（三）开发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国际社会在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类型，即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市场和以配额为基础的配额交易市场，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配额为基础的配额交易市场。

1.与碳交易挂钩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可以设计挂钩碳减排金融市场价格的理财产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由于国际碳交易市场起伏不定，加之后京都时代的强制性减排的不确定性，目前碳减排额的价格持续低迷，商业银行在设计此类产品时，要紧盯国际碳市场，防范碳交易价格风险，选择成熟的介入时机。

2.碳交易自营业务。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使用自有资金在碳交易二级市场进行碳排放权的买卖，以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比如，荷兰银行随着代理交易业务的增长和交易经验的积累，逐渐做起了自营碳交易业务，利润额大幅提高。

3.碳配额做市商。所谓做市商制度是指做市商持有金融产品的存货并以此承诺维持这些金融产品的双向买卖交易，这些维持双向买卖交易的商家就是做市商。碳配额做市商是针对碳配额交易而言，指的是商业银行利用其庞大的交易系统和资金实力在市场上提供碳配额的流动性并通过买入和卖出的差价来获取收益。

4.碳基金托管业务。目前，国际上很多大型碳基金在华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参与投资CDM项目或直接购买国内节能减排企业的CERS。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碳基金投向中国市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型商业银行，可以率先与碳基金公司合作，开展碳基金托管业务，提高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5.低碳信用卡。商业银行面向个人客户设计低碳信用卡，提供个人碳排放测定，个人自愿减排交易中和碳足迹等特色服务。以兴业银行为例，该行率先推出“中国低碳信用卡”，风车版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合作发行，绿叶版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合作发行。具有卡片可降解，个人碳信用可查询，国内首创信用卡碳减排量个人购买平台等特点。

（四）积极参与自愿性碳减排，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自愿减排市场是由各种公司、政府、组织、国际性活动的组织者和个人构成，他们自愿购买碳减排量来抵消他们的排放，以实现其减排责任。2010年4月，中国光大银行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在京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碳中和服务协议》，通过向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碳额度，以中和光大银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实现碳减排的企业社会责任。

碳金融发展路径 篇4

“碳金融”核心在于发挥市场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碳物质主要是与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环境污染物, 可在CDM中进行交易、投资和投机, 所筹集的资金用来投资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企业的环境保护项目。根据《京都协议书》的规定, 我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的开发。目前, 促进低碳项目建设、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角力的新领域, 全球能源经济快速兴起, 进一步推动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据世界银行测算, 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我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达到全球的70%, 至少有30亿吨。我国已经确定碳减排的规划, 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 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 (见图1) 。

1.1“碳金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7年12月, 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 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协议书》, 规定了3 8个工业化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排义务, 即在2 0 0 8~2 012年, 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比1990年减少52%, 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CDM, 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 换取“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s) 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CDM是一种双赢机制。发达国家可通过C DM以远低于其国内所需的成本实现《京都协议书》规定的减排指标, 发展中国家通过CDM可获得实现节能减排的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近几年发达国家将有约500亿美元的投资通过C DM援助发展中国家。截至2008年12月23日, 我国已有340个获得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 共核发CERs额度0.96亿吨, 市值超过10亿美元。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 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这将产生大批可开发为CDM的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 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占全球市场的1/3左右, 预计到2012年, 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因此依托CDM的“碳金融”在我国将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并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1.2“碳金融”发展的现实意义

(1) “碳金融”发展能够“盘活”环境容量, 降低污染成本。通过市场机制削减污染物, 在污染物削减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利用交易“盘活”有限的环境容量。如有的老企业通过结构型或工程型的减排, 在完成自身污染物排放削减量的前提下, 将其富裕的环境容量通过排放权交易出售给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同时能够降低污染成本。通过市场化的减排激励和排放约束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出售富裕的指标获得收益, 减排成本高的企业购买指标降低减排成本, 在不增加排放总量的前提下, 实现污染总成本最小化。如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 而在中国通过CDM, 可降至20美元/吨碳。

(2) “碳金融”发展能够完善节能减排投融资体系, 促进国际合作。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参与, 使碳市场的容量扩大, 流动性加强, 为解决节能减排的投融资奠定了基础。以我国排放权交易所为例, 其成立伊始就积极吸引银行业金融机构会员作为市场流动性提供商, 围绕交易平台完善节能减排投融资体系。目前,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渤海银行已经成为交易所流动性提供商会员。同时, 能够促进国际合作, 顺应世界低碳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碳金融”市场体制的建立, 有助于我国有序融入国际碳交易市场, 规避各种排放权交易风险, 顺应世界低碳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还将消除排放交易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障碍, 加强我国在排放交易领域的科学化运作和项目执行效率与效果的提升。

(3) “碳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 实现可持续发展。“碳金融”作为一项全新的业务, 客观要求商业银行信贷向符合C DM项目要求的领域和行业投放, 可带动中国CDM项目的发展, 实现短期保持经济增长和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CDM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巨大的需求, 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务, 可以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 同时还可以创新业务运作模式、金融产品服务和风险管理方式, 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实现经营战略转型, 加快国际化经营的步伐。CDM项目往往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 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 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 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目前, 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 一方面可挖掘现有合作框架下的巨大商机, 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人才的储备和经验的积累, 为应对未来“碳金融”业务模式的可能改变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事实决定了中国“碳金融”巨大的市场空间, 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国内外“碳金融”发展现状

“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始于2005年2月《京都协议书》正式生效后, 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 0 0 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 0 0亿欧元, 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 2008年全球的碳交易量从2005年的7.99亿吨跃升至49亿吨, 增长5倍之多;成交额达920亿欧元, 比2005年增长近9倍 (见表1) 。

2.1 国外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碳金融”市场

(1) 全球交易平台开始运作。2008年2月18日, 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共同建立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全球交易平台——Blue Next开始正式运作, 这是《京都协议书》碳排放配额的首个交易平台。

(2) 欧盟的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在《京都协议书》生效之前, 以减排二氧化碳为主要指标的欧盟排放交易机制 (EU ETS) 已运行3年, 欧洲气候交易所等区域性碳交易平台在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参与碳交易, 同时还推出与欧盟排碳配额 (EUA) 挂钩的期货、期权。目前, 欧盟排放权交易占全球2/3的市场总量和3/4的市场价值。

(3) 金融机构介入做大市场规模。在发展“碳金融”方面, 国外银行已先行一步。围绕碳减排权, 渣打银行、美洲银行、汇丰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在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创新试验。新兴市场地区也不甘落后, 韩国光州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了“碳银行”计划, 尝试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积分, 用积分可进行日常消费。国外金融机构, 包括私人资本的参与, 加快了碳市场的流动, 扩大了市场容量, 使碳市场日益成熟。一些金融机构还针对私人投资者, 推出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和追踪EUA期货的零售商品。被称为“碳资产”的减排项目也成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的投资重点。投资者以私募股权 (PE) 的方式在早期即介入各种减排项目, 以高风险期待高额回报。

2.2 国内已初步形成“碳金融”市场

许多国家把我国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在发达国家, 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 而在我国, 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 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寻找合作项目。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06~2008年, 中国CDM项目占全球该项目的比例逐年递增, 分别为54%、73%和84%, 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碳金融的发展速度趋缓, 但从2 0 0 8年1月至2 0 0 9年11月, 我国CDM项目却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共有503个项目获得注册, 在2 0 0 8年之前, 我国共注册的项目为15 0个。目前, 我国注册的CDM项目数占全球的3 4.7 7%, 注册项目年减排量达190015058吨, 占全球CER交易市场的58.87%。据估算, 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2001年, 内蒙古龙源风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投标荷兰政府的CERUPT减排购买计划, 拉开了国内参与低碳经济的序幕, “碳金融”市场逐步形成。

2.2.1 CDM项目的远期交易

截至20 09年9月18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组织共核准签发CDM项目1882个, 其中, 中国通过核准项目的数量为632个, 位居世界首位, 且远高于其他国家。从CDM项目的排放量来看, 632个核准CDM的减排量为1亿5千吨左右,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5.7%。CDM项目远期交易是中国参与低碳经济运作最多的一类项目。

2.2.2 全国性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初步形成

2008年下半年, 我国成立了三个碳交易市场, 分别是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天津排放权交易, 为统一和规范中国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为降低导致酸雨的污染物排放, 北京、上海和天津按“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设立, 拥有14家会员单位, 并与10余家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主要致力于开发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交易产品和能源效率交易产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于2008年12月15日发出二氧化硫排放指标电子竞价公告, 七家单位参与竞价。2008年12月23日, 天津弘鹏有限公司以每吨3100元的价格竞购成功, 这是国内排污权网上竞价第一单, 标志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在天津启动。

2.2.3 国内银行试水“碳金融”

相对于国外众多银行的深度参与, 尽管我们有极其丰富的碳减排资源和极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 但是碳资本与碳金融发展落后, 目前仅在“绿色信贷”等方面有所进展。国家开发银行等在探索针对清洁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的节能服务商模式、金融租赁模式等创新融资方案, 一些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尝试发展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等绿色信贷, 还有一些银行推出了基于碳交易的理财产品。2006年5月17日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 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开展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合作的首家中资银行。截至2008年2月25日能效融资二期合作协议签订时, 能效融资一期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国际金融公司为兴业银行发放能效贷款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本金风险分担;兴业银行为中国46个节能减排项目提供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其中绝大多数贷款企业为中小企业。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创造性地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本金损失分担机制, 类似于伊斯兰金融模式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其后, 多家商业银行跟进了能效贷款合作协议。民生银行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 推出以CDM项目的排放指标为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发行了挂钩碳排放交易的理财产品。中国农业银行成立投资银行部, 与多家企业达成项目合作意向书, 涵盖了小型水力发电、水泥回转窑余热发电、炼钢高炉余热发电等CDM项目。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方面虽有所动作, 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 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 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 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 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 难与国际金融机构抗衡, 使我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2.2.4 碳基金运作

2006年中国碳基金成立, 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旨在购买各种不同类型的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尤其是各类可再生能源项目。据初步统计, 中国碳基金已经签署购买的潜在减排量约为1000万吨。中国绿色碳基金是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下的专项基金, 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为企业、团体和个人志愿参加植树造林以及森林经营保护等活动, 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搭建一个平台。基金先期由中国石油集团捐资3亿元人民币, 用于开展旨在以吸收固定大气中二氧化碳为目的的植树造林、森林管理以及能源林基地建设等活动。据估算, 如用中国石油集团的捐款进行造林, 未来10年内将吸收固定二氧化碳500万~1000万吨。我国推出了首个中国绿色碳基金之后, 碳基金在北京、山西、大连、温州等地相继启动, 规模不断扩大。

3 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哥本哈根会议上, 我国政府在此前提出的减排40%~45%“效率目标”的基础上, 进一步公布了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年份“2030~2040年”。也就是说, 随着GDP的增长, 今后排放量还会增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碳金融”的发展, 在制度安排和观念转换等方面都需要较长时间和渐进过程, 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1) 重视程度不够。我国是《京都协议书》的非附件一国家, 不承担减排义务, 因此在发展“碳金融”市场方面尚未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地方政府把排污权等同于地方的“发展权”, 不愿通过排污权交易出售既定的有限“发展指标”, 因此以地方性局部交易为主, 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二是国内对“碳金融”认识不足。国内许多企业对CDM和“碳金融”缺乏充分认识;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 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 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2) 政策扶持不到位。我国“碳金融”发展缺乏综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一是削弱银行支持力度。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担保和税收减免等综合配套政策, 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由高碳向低碳转型, 往往导致转型企业自己的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 盈利能力下降, 虽然有社会效益但缺乏经济效益, 直接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上升, 削弱银行支持力度。此外, 由于绿色信贷的每个项目均涉及到不同的行业和地区, 仅仅依靠银行很难确定其准确的环保环境、条件和环保风险的评级。二是未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在信贷和其他融资支持不力时, 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 使注册CDM项目的企业失去了发展机遇。三是法律环境欠佳。低碳金融的法律规范及其实施细则尚未成熟, 没有形成强制性要求。由于《京都议定书》对中国没有强制性减排约束, 当前中国在碳交易市场上仅仅为卖方, 而《哥本哈根协议》也没有国际法律约束力, 因此, 国内银行参与碳金融交易的统一性法规待明确、标准化细则待研究。此外, 环境法律制度的政策缝隙易引发道德风险。排污权交易客观上对超标排污企业甚至非法排污的违法企业网开一面, 使有的企业像交排污费一样买排污权。四是外汇管制成为碳排放交易“瓶颈”。目前, 我国内地资本账户尚未开放, 使得境内外碳排放交易存在技术难度。

(3) “碳银行”处于起步阶段。从国际上看, 严格地说, “低碳银行”是从2003年6月10家跨国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开始的 (亚洲的日本瑞穗银行是10家发起人之一) 。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成为我国首个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 2009年12月其首个“原则运用项目”开幕;该行还与IFC (国际金融公司) 签约率先切入中小企业能效融资项目, 截至2009年上半年共贷款42亿元。今年1月, 浦发银行发布了“建设低碳银行倡议书”。在贷款方面, 民生银行创新推出了基于CDM (清洁开发机制) 的节能减排融资项目。在理财产品方面, 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出挂钩排放权交易的理财产品。总的看来, 虽然我国银行在“低碳信贷”方面已经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从“低碳信贷”到“低碳银行”其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4) 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着风险。任何一种产业发展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产能过剩产业有风险, 新兴产业也会有风险。当前不仅在钢铁、水泥、煤化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存在着盲目扩张, 其实在风电设备、多晶硅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新生产业当中也出现了一哄而起、重复引进和建设的倾向。同时当前一些新型和新能源产业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存在着行业标准和技术并不成熟的问题, 即使现在采用最新的装备和工艺, 也可能会被迅速淘汰。这些产业的很大特点就是要持续、不断的有巨大投入。这种持续、巨大的投入相比起有效的产出来讲, 将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以上这些因素不仅对银行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也加大了银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投放新增贷款的风险设定和信贷决策的难度。

(5) 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低。银行业的审慎铁律决定了低碳信贷的规模和比重不可能一蹴而就。商业银行不是风险投资企业, 安全性、效益性与流动性“三大戒尺”决定了银行信贷对持续的生产体系与消费结构、成熟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偏好度、依赖性、附属性。有资料显示, 2009年前两月银行放贷2.97万亿元, 大部分用于基础建设项目, 对CDM项目的投放极少。直接投融资方面, 虽然股票已产生CDM板块, 国家也建立了CDM管理基金, 但仍存在很大的融资缺口。此外, “低碳信贷”需要与低碳货币、低碳证券、低碳保险、低碳基金、低碳衍生工具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与功能, “低碳银行”服务体系才能更全面、更高效地发挥其信贷优化作用和产业升级作用。

(6) 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CDM项目审批程序复杂, 开发周期较长。同时伴有政策、项目和CDM特有风险等。此外, 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 难以开发或消化大量的项目, 更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其项目和交易风险。

4 我国“碳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哥本哈根会议虽不尽如人意, 但它所释放的信息却毋庸置疑:“碳资源”必将像黄金一样宝贵, 碳市场规模也将越来越大。预计到2012年全球碳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 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作为发展中大国, 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 又要降低相伴而生的排放量及温室气体增长速度,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 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发展之路。

(1) 将“碳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政府应当站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充分认识碳资源价值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 准确评估我国面临的碳风险, 从宏观决策、政策扶持、产业规划等方面来统筹我国碳金融的发展,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充分利用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有利平台, 从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 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的数据库和碳风险评价标准, 建立一个与节能减排指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相适应的“碳金融”创新机制, 健全碳交易监管和法律框架, 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 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

(2) 加大财税、环保、监管、信贷、外汇等配套政策扶持力度。“碳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等特点, 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 提供相应的财政税收、环境保护、信贷规模导向、外汇管理等政策与之相配套。财税政策方面, 财政部门要对CDM项目给予税收减免的政策支持, 必要的时候提供财政担保, 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环保政策方面, 环保部门应细化排污权买卖的法律制度, 强化交易前置条件的审核把关, 通过召开听证会、公示或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等办法, 确保其交易公正、公平、透明, 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让节能减排者得利, 违法者付出高昂成本, 稳步推进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 促进排污权交易健康有序运行。监管部门方面, 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出台相应碳银行政策。碳银行业务涉及的能效项目改造多存在于“两高一资”行业。但银监会没有专门的能效行业监管口径, 央行对碳银行没有明确鼓励政策, 如降低商业银行办理碳银行相关业务的利率等。因此, 建议银监会制订碳银行业务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银行要充分利用“窗口指导”, 引导银行加大对CDM项目的信贷支持, 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外汇管理政策方面, 外汇管理部门应配合CDM机制研究并开通“碳金融绿色通道”, 并将跨境“碳资本”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同时要加强“碳货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论证, 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思路, 最大程度地降低我国面临的碳交易定价和结算等方面的风险。

(3) 推动我国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 建立国际化的交易平台。尽快建立和健全经济、行政、法律、市场四位一体的新型节能减排机制, 引进先进的排放权交易技术, 组织各类排放权交易, 培育多层次碳交易市场体系。目前, 全球性四家“碳交易所”分布在欧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参与“碳金融”交易的跨国银行主要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行等。为此, 我国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制度设计、区域规划、平台建设三方面的经验, 合理布局中国碳排放交易所, 可以相对集中发展有特色、分层级的区域性交易市场。要对当前各地争相规划“碳排放交易所” (就像近年来各大城市争相规划金融中心一样) 的现象有所警惕, 不能过多过滥。目前,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徐州等城市已经通过碳交易所、环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或者其他形式开始碳排放项目交易和绿色金融项目服务, 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中心。建议借助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 以及“世博会”的机遇, 在浦东建立中国“碳金融”期货集中交易中心。可以允许条件成熟的部分中外资商业银行适度参与“碳金融”衍生市场交易。推动我国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同时, 加强与港交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Blue Next等成熟机构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碳市场交易, 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及其形成的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掌握主动权,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交易平台。

(4) 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CDM市场, 发挥私募股权基金 (PE) 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应充分利用国内碳市场潜力巨大的有利条件, 做市CDM, 集合大规模资金收购CER, 然后进入欧洲气候交易所等进行二级CER交易的场所建立交易头寸获利。证券公司或投资机构可利用自身优势直接开发与CDM挂钩的投资产品, 并注入“控制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概念, 倡导投资收益与社会公益双赢的理财新境界。银行直接参与CDM项目产品交易、设计, 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咨询、融资服务, 使气体排放管理成为金融服务行业中新的业务增长点。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 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环保项目发行债券, 建立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等产业投资基金, 开发绿色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加强金融服务业与能源、农业等战略性产业合作, 推进天气衍生品创新, 实现战略协同效应。此外, 投资者以私募股权的方式在早期介入各种减排项目, 甘冒高风险的代价期待高额回报。对于PE而言, 一方面, “碳资产”像传统风投 (VC) 或是PE所投的项目一样本身就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 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的CERs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又能再次创造利润。而对于“碳金融”的发展, PE无疑丰富了市场参与主体, 增加了市场流动性, 活跃了市场交投。二者的结合应当是一种双赢。

(5) 加强“低碳银行”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碳金融”产品创新。“碳金融”业务存在一个价值链, 这个链条对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 以至于私人投资者来说蕴藏了很多商机, 为此, 各利益相关主体要善于捕捉这一新的商机, 创造性地开展相关投融资业务及中间业务。一是成立“碳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碳金融事业部, 谋划“碳金融”发展战略, 负责“碳金融”的市场开发与推广, 开发系列“碳金融”产品。前期, 以CDM咨询收入为切入点, 开展CDM项目开发业务;利用商业银行遍布各省市区的营销资源, 筛选适合进行CDM项目开发的目标客户, 锁定重点目标;专业团队全程跟进整个项目的设计、立项、注册、监测、核查、CERs签发等全流程。对于已经完成CERs的CDM项目, 商业银行海外分行可协助进行买方的推介, 实现海内外联动, 带动海外业务发展。二是以绿色账户吸引现正在开展CDM业务的业主CER收入外币账户。国内已开发成或正在开发CDM的项目业主, 必须要开一个外币账户, 作为CER收入账户。商业银行可以整合产品资源, 强化该外币账户作为一个“绿色专用账户”的快捷性及融资性的卖点, 吸收国内已经开发成或正在开发CDM的项目业主CER收入外币账户。三是与国际合作开展绿色贷款业务, 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碳市场建设。寻求更多的合作模式, 包括直接参与哥本哈根大会宣布的新援助基金计划。探索上海、北京、天津碳交易市场建立以及相关基金的筹备与管理, 从基金托管业务入手, 逐步扩大服务范围。四是积极创新碳权质押融资贷款。商业银行的碳银行业务风险较大, 担保抵押是防止贷款资金不能回收的一道防线, 目前企业的抵押担保品缺乏, 难以获取银行贷款。针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 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质押贷款, CDM项目的碳权质押贷款等是融资创新的有效途径。随着CDM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商业银行应被允许接受碳权质押, 对CDM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进而推动碳经济的发展。五是加快发展我国碳金融创新。我国应尽快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 探索发展排放配额制和排放配额交易市场, 在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基础上, 开展碳交易和气候衍生产品交易, 提高交易的规模和相关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鼓励各银行设立碳金融相关业务部门, 建立碳管理技术和低碳技术开发领域投资的碳产业基金, 支持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债券的发行。六是加强“低碳银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人才培养、系统配置、网络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 多管齐下, 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两方面开展工作。其中, 人才最重要。商业银行要制定“低碳银行”人才中长期培养与发展规划, 在培训、引进、储备、交流和使用等方面, 边干边学边培养, 打好“低碳银行”建设的基础。要不断丰富绿色金融文化的内涵, 努力融合银行机构文化、金融行业文化、国民信用文化与国际惯例文化。

(6)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增加新能源信贷的投入。银行应该大力承担和实践绿色金融的责任, 将贷款用于当前倡导的一系列的节能减排、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的项目, 使其产生效益的同时, 还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前提。应建立完整的“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和决策体系, 宣传、实践绿色评估信贷的金融模式, 并和考核指标结合起来。结合节能减排项目开展碳权质押融资贷款, 探索发展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 受托管理碳基金。同时要加强新能源信贷的投入, 新能源信贷主要是指以自然资源为主的替代能源开发信贷、可再生能源开发信贷, 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小水电、地热等开发信贷。目前, 我国的低碳技术投资主要是依靠政府拨款和政策性贷款以及国际性贷款、捐款, 还没形成稳定的、成熟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此外, 金融机构对低碳项目的信贷与服务起步也不久。不容忽视的市场情况是, 支持实施减排项目和增加建设相关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潜在信贷需求空间巨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赤道原则》 (2002年依据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等金融服务标准提出) 与《熊猫标准》 (北京环境交易所2009年提出) 的学习、研究、借鉴、运用与探索, 采取主动姿态, 积极支持低碳产业信贷与低碳企业信贷。要积极创新低碳信贷产品, 比如以排污许可证作为抵押品为环保企业进行融资, 为CDM项目主动提供资金清算服务等。要学习国际先进银行在“碳金融”市场和“碳银行”服务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积极探索“碳信贷”创新体系。

(7) 加强宣传推广, 培养中介市场。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宣传力度, 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 扩大国际合作, 积极开发CDM项目, 力争国家环境资源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 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二是强化中介服务体系。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 要加强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 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理论和实践, 消化吸收, 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中介服务体系。除此之外, 要注重本土中介机构的培育, 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 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 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三是加强碳交易中介组织建设。目前, 中国是碳权的最大出售方, 与欧洲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碳排放权购买方之间的交易缺乏经验, 双方信息不对称, 又缺少对项目比较了解的中介服务, 这严重制约了碳排放业务的开展。因此, 建议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积极与国外投行沟通合作, 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部门可充当财务顾问, 提供碳金融咨询业务以获取手续费。

摘要：介绍“碳金融”发展的背景、意义及国内外“碳金融”发展现状, 分析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提出我国“碳金融”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碳金融,CDM,减排,银行

参考文献

[1]李倩, 谷秀军, 牛娟娟, 刘明康.银行业要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金融时报, 2009-12-23

[2]王增武, 袁增霆.碳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中国金融, 2009 (24)

[3]王元龙.碳金融与我国商业银行的新机遇.金融时报, 2009-7-18

碳金融发展路径 篇5

挑战、机会与对策-江苏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能路径

摘要：一个有限的环境不能支撑无限的增长,人类行为必须与基于碳容系统特征的约束条件相协调,必须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寻求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江苏碳容系统显得捉襟见肘,论文对如何构建低碳江苏进行了战略思考.作 者：唐建荣 谭春辉 张荣荣 TANG Jian-rong TAN Chun-hui ZHANG Rong-rong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低炭研究中心,江苏,无锡,214122期 刊：未来与发展 CSSCI Journal：FUTURE AND DEVELOPMENT年，卷(期)：,“”(7)分类号：X24关键词：低碳经济 能源效率 碳中和技术 发展路径

浅析我国碳金融的发展 篇6

一、碳金融的产生及内涵

环境金融，是20世纪末期出现的新概念。近年来，为了应对环境恶化的挑战，如巨灾债券的环境金融产品也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环境金融市场”。环境金融被界定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所有用于提升环境质量和转移环境风险的产品和活动。碳金融作为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是对碳排放进行规制社会中的一种新型金融运作模型。“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准确地说是涉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权交易与交付具有跨期配置资源的金融产品的特性，故碳交易中心的成功运作需要发达金融体系的支持。现在市场上从事碳排放交易的主体是金融机构，碳交易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金融热点。在碳交易的基础上，对冲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又通过金融创新，相继开发出碳融资、碳保险、碳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二、发展碳金融对我国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用短短三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革命之路。成绩固然可喜，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故大力发展碳金融对我国意义重大。

（一）发展碳金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长期偏重能耗高的重工业企业，自2000年到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已经接近10%，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能源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而我国的主要能源产品储量正不断减少，长期必难以为继。这就客观要求我国快速进行发展模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碳金融能促进我国由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式发展模式，推动我国的低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发展碳金融将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如今，碳金融已经成为新的金融概念，并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而环境金融产品也成为国际流行的投资套期产品。我国虽然也有一些基本的碳金融产品，但仍不发达，竞争力不强。发展碳金融可以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在这一劣势。

首先，通过国际协商和谈判可以增强我国碳金融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生产国及排放国，必须吸取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抓住机遇，争取碳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如CDM项目等业务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和在国际金融领域开展业务的基本技能。

（三）发展碳金融将会加速人民币走向国际大舞台

碳金融产品的兴起以及新能源的巨大市场正成为助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绝好契机，我国应积极抓住机遇，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逐渐建立健全人民币在全球碳交易中的贸易、投融资和资本市场循环流通机制，促进货币多元化。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一）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的规模

根据《京都议定书》，我国将在2012年之前都无需承担减排义务，因此目前我国主要作为卖方将减排额卖给负有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

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根据交易排放权本身的产生类型，分为项目市场和准许市场两类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项目市场的交易，即在我国，碳交易更多的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MD）产生的交易。这一机制概括地说，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我国合作，在我国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即以“资金+技术”换取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权。

截至2010年3月17日，经发改委批准的CMD项目达到2443个，到4月20日，已成功在联合国注册的有806个，占全球总量的37.45 %。同时我国CMD项目获签发总量也迅猛增长，2006～2009年我国CMD项目在联合国获得的CERs签发量从140万吨碳单位增长到11221万吨碳单位，占世界各国获得的CERs签发中量的48.35%。作为CMD碳交易市场的卖方，我国的获准签发量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我国已经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有潜力的减排市场。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碳金融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缺乏发展碳交易所需要的完善法律法规。尽管我国也已经出台了多项法规、办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但与一个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发展所需的法律制度仍有不小的距离；

2.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CMD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很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客户广泛，非专业机构很难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而我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消化大量项目；

3.碳交易市场混乱，缺乏统一的交易平台。我国目前与国外碳排放购买方的交易仍处在点对点交易阶段，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大；国内企业收集到的信息相对零散，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竞争机制，没有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我国的CERs售价远低于欧盟市场；

4.目前我国金融业发展滞后、碳交易市场缺乏资金、人力、运作制度等一系列基础环境，客观上阻碍了碳金融的发展。

四、发展中国碳金融的对策

（一）加速相关立法，构建碳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

碳交易市场是一个高度依赖管制的市场，管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由于环境约束等人为制造的。我国要与国际先进的碳金融市场接轨，以自身的发展来增强话语权，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立法层面的保障。关于碳排放，欧洲有强制的排放标准和实施的具体时间表，各国必须按照各项指标要求实施，因此可以形成一个活跃的市场。我国政府虽已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近年提出的减排目标也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具体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构建一个碳排放的约束环境，真正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使为低碳经济服务的碳金融业有生存之根。

（二）以统一的碳交易体系构建全国交易平台

与欧洲成熟的碳交易市场相比，我国分散而隔离的碳交易市场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有很大差距，因而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十分必要。可以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动报价系统，效仿欧洲模式构建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有利于整合信息，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对话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三）以政策激励推动碳金融发展

政府应以优惠政策的形式為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激励，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加大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投入，降低碳金融业务收入的税率等；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碳金融项目贷款额度内存款准备金要求的适当减免，加大碳金融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等政策，以此促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碳金融倾斜。在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应该尝试开通“碳金融绿色通道”，并将跨境“碳资本”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促进外资流向低碳产业。

（四）以多角度的金融创新形成完整的碳金融体系

从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银行业需成为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以绿色贷款和基金产品为低碳产业融资，以为碳交易提供全程金融服务和信用担保的方式促进碳交易供求双方的形成。碳交易所则通过标准化的远期、期货和期权合约为碳交易者提供具有流动性的碳交易产品，并以完善的交易制度明确参与主体权利和义务；碳保险则以支付风险保单的形式降低相关主体的交易风险，而对于环节复杂的CDM项目，应鼓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碳金融业务之中，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碳金融体系。这要求金融机构转变观念，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拓展碳金融业务模式。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创新，彼此砥砺，促进多层次碳金融体系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旋.中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劳动保障世界.2010.10.

[2]沈瑾.低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及前景评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12.

[3]郑雅婷.浅析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金融与保险.2010.11.

碳金融发展路径 篇7

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概念界定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 是指通过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转变碳消费观念, 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主要是降低碳强度、开发清洁能源、减少碳消费。本文所指的低碳经济, 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 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1) 。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催生了“碳金融”兴起。而当前关于碳金融的概念国际上没有一致的看法, 但我国学术界对碳金融的表述基本一致。较为普遍认可的提法是高建平关于碳金融的界定, 通常而言, “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 (2) 陈柳钦从更加详细何具体的视角去界定碳金融, 他认为, 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3) 陈荣主要是从追根溯源的角度界定碳金融, 他指出,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 也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 碳物质主要是与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缩写为CDM) 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环境污染物, 可在CDM中进行交易、投资和投机, 所筹集的资金用来投资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企业的环境保护项目。根据《京都协议书》的规定, 中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下项目的开发。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根据各种关于碳金融概念的细微差别, 笔者认为, 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二、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意义

1. 发展低碳经济与碳金融是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保持地球生态平衡, 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职责所在。

温总理2009年底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说,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遏制气候变暖, 拯救地球家园, 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 每个国家和民族, 每个企业和个人, 都应当责无旁贷地行动起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并对下一年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提出了各项的具体要求。

2. 发展低碳经济与碳金融是我国在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结构调整, 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国际产业链的的低端, 因为没有核心技术的跟进和保障, 主要是依赖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这种结构模式带来的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得出, 我国每年因为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占GDP的10%, 高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增长率。因此, 在“十二五”时期, 政府需要明确责任。

3.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发展金融, 发展碳金融是有力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保障。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识, 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在国际上应承担的义务和自身的国情出发, 制定出适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何碳金融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 银行业在推动低碳经济和能源结构调整具有积极的作用, 也是金融行业发展新业务的重要契机。尤其是碳金融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商业利润价值大, 在这一背景下, 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保证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三、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困境

目前, 我国的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碳金融的强大支持和保障, 但是, 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面临着一些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从观念上、业务规则上缺乏足够的重视。

根据《京都协议书》的框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责任, 因而造成了对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没有引起极大重视。其一, 我国目前对“碳金融”的认识不够, 众多的企业对CDM和“碳金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熟悉, 尤其是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关注度也不够充分。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低碳经济还不是很发达, 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业务空间范围有限, 还需熟悉和了解国际上发展碳金融业务的知识和经验, 同时还要学会如何规避提供碳金融业务的风险。其二, 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发展碳金融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以为“排污权”就是地方经济的“发展权”。这样一方面不利于整个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争夺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 出现了一些盲目跟进、过度竞争的现象。

2. 政策环境有待完善。

我国发展“碳金融”的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较差, 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 这样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的难度。主要体现在:第一, 法律制度不健全。第二, 没有充分利用政府财政杠杆, 未正确引导企业发展碳金融。第三, 银行信贷力度薄弱。根据不同行业的减排要求, 对于减排达标的企业给予银行信贷融资的支持, 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主要是一项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工程, 银行信贷风险难以控制。

3. 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风险需要规避。

低碳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也会伴随着风险的因素而存在, 这种风险主要有法律风险、政策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当前面对风险是非常巨大的。有很多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能力规避和可控, 这就使得发展低碳产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而对形成国际统一的碳金融市场构成不利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 许多排放量大的企业需要转型, 由高碳向低碳转变, 这样的转型自然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 利润会随之而下降, 就需要企业采用最新技术和装备来提高效率,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改变企业自身结构, 大大实现商业银行为低碳企业投放新增贷款作出有利的信贷决策, 保证我国实现由高碳消费向低碳消费顺利转型。

4. 中介市场起点低。

当前, 我国碳金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只有极少的中介组织参与CDM项目, 我国CDM项目处于一级市场, 还不能与国际二级市场接轨, 对于重大的项目开发还不具备优势地位。国内的中介机构与国际知名投行、碳基金相比, 没有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帮助金融机构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施CDM项目, 以及金融机构如何帮助环保企业规避风险和交易风险。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的路径选择

1. 建立和健全碳交易网络, 逐步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十二五”规划中, 提出了严格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资源产出率提高15%,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追求低碳的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就是实行碳交易试点, 通过试点取得的经验扩大碳交易市场, 在全国形成统一的碳交易网络分享平台。目前我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经验不足, 需要采取试点和向国际学习的双向方式, 要大力依靠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为我国环保企业积极学习CDM项目技术, 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逐步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优化和配置环境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以最小化的成本实现绿色低碳消费的生活方式。

2. 政府部门要大力宣传低碳环保政策, 建立和健全碳金融中介组织。

我国碳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急需配套政策强有力的支持, 因而需要加强宣传, 传递有效的信息, 建立碳金融中介组织的信息平台。要让全社会增强低碳意识, 进一步了解对碳金融的认知程度。尤其是环保企业需要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碳金融的巨大潜在商机, 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开展CDM项目,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融资困难, 保证发展碳金融有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的支撑。

3.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金融市场, 大力培养碳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总体减排目标, 制定适合不同的环保企业的减排指标, 对于符合标准的要求, 商业银行要给与投融资的信贷支持, 逐步实现我国人民币离岸碳金融交易所, 进一步实现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国际化市场竞争, 发展多层次的低碳金融业务。除此之外, 金融机构加大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尤其是熟悉CDM项目流程、碳基金运作模式和碳相关金融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人才。保证这些人才全面系统地熟悉和运用碳金融规则实现减排的巨大任务, 从而促进我国CDM项目的快速发展, 为人类创造出美好的绿色生态生存环境。

4. 借鉴国际经验, 加强碳金融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建设, 学习国际先进的经验和做法, 借鉴国际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交易机制和信息平台的方法, 参与到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大家庭中去, 为全球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应有责任。对我国的低碳环保企业来说, 需要积极与国际碳金融合作。同时, 努力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的创新能力, 也可以为“十二五”时期总体减排目标提供一个良好的思路和发展方向。

摘要：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识, 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保证经济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是, 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面临着一些困境, 这就需要根据国情选择适合发展的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的路径。

关键词：低碳经济和碳金融,意义困境,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付玉, 金银亮.我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规划[J].科技创新导报, 2008 (9)

[2].王玉海, 潘绍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碳交易市场现状和趋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1)

[3].周健.我国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研究综述.财经科学, 2010 (5)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市场路径 篇8

一、气候变化的权威性新结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是AR5第一工作组国际研究成员, 也是2013年9月23日-26日代表第一工作组研究团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IPCC评审、答辩的学者。他在2014中国环境科学学术年会上作了《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主旨演讲。他们的研究认为, 气候变化比过去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重, 属于人为因素所致的概率是95%。科学观测大气圈的数据表明, 全球地表平均温度1910年以来, 上升0.89℃[0.69-1.08℃]。观测水圈的数据显示, 在1971-2010期间, 气候变化系统增加的净能量中, 海洋上层0-700米占60%, 储存在700米以下的占33%;北极海冰范围1979年以来显著缩小;全球海平面1901年-2010年上升0.19米[0.17-021米]。极端事件的强度和频次20世纪中叶以来显著变化, 热事件增多, 冷事件减少。2013年,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已经增加到了41%。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总体上属于增量。工业革命时代以来, 二氧化碳增加40%, 其中海洋吸收了大约30%。水泥生产、化石燃料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0年达到9.5Gtc, 而2002年只有8.3Gtc。根据CMIP5模式和新的碳排放情景———典型浓度路径预估, 至2100年, 按全球增温2℃66%概率测算, 高排放可能引起1000Gtc (1) 。全球人均碳排放4.8t CO2e, 中国人均碳排放6.6t CO2e, 碳排放总量2011年占全球10%,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全球2012年能源消费356亿吨标准煤, 中国占28%, 达到80亿吨。同期印度、美国、欧盟分别占7%、16%、11%。中国近年的雾霾可能导致123万人早亡。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共同研究, 要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气候与人类系统及其经济发展环境友好, 实现气候恢复力路径转型。要将工业化以来的气温变暖控制在2℃以内, 全球CO2排放到2030年必须控制在2010年的水平, 到2100年全球CO2零排放, 从2014年到2100年未来86年的剩余碳排放空间为1万亿t CO2e。中途的2050年还必须在2010年CO2排放水平上降低40%~70% (2)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 人类可以先靠各国政府主导, 最终要以市场张力为主。在市场途径中, 碳金融市场是重要的路径之一。

二、碳金融市场现状

1. 国际碳金融市场。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 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 (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 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 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 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 (CER) 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 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 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 CO2e, 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 其中欧盟配额 (EUA) 交易量为86.5亿t CO2e, 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 CO2e, 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 (ERU) 交易量9亿t CO2e, 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 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 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 最低价4.7元每吨, 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 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 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

我国的碳金融, 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 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 (EB) 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 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 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

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 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 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 (CCCER) 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 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 交易总量1225万吨, 交易总额35264.4万元, 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 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 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三、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 国际市场展望。

2014-2015年期间, 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

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 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 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 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 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 CO2e。

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

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 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 (VER) 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 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四、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 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 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 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 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 推动全球节能减排,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 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

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 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 加上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 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发布, 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 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 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 履行大国义务, 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 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 与全球各国一道, 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 中国也是排放大国, 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 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 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有规无法问题。

中国还没有碳金融市场法律。七个碳金融市场平台是在政策上建立起来的。有的市场平台虽然取得了国务院及其政府部门的法规和特区等地方性法规的认可, 但总体上属于有规无法。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健康运行, 不利于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性还有24个省市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 各界期盼的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也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和国家立法, 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

2. 七个碳金融市场规制差异问题。

碳金融价格从学理上有模型预测、数学计算、供需博弈四种形成机理 (3) 。七个市场的价格几乎没有源自这四种机理, 差异很大, 前文已述从每吨二、三十元到六、七十元不等。究其原因, 规制的差异使七个市场的每吨配额实际上不同质。七个市场的试点方案、交易规则、交易主体、交易结构、技术路线、交易产品、配额分配不尽相同, 不利于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路线图的实现。广州、深圳同属广东省, 有较多的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等共同价值观,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一体化交易体系具备较好的基础。一体化的重点在配额分配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配额分配有两条一体化路径。一是中央分配制度, 即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广东省辖区, 实行统一规划配额、统一分配配额;二是先按现状方式规划配额、分配配额, 尽早实现两个市场交易体系一体化。逐渐由广、深两个市场咨询团队专家, 探讨统一配额问题, 最后经两个交易所决策集团协商确定, 渐进式地一体化。价格问题会随着配额问题的解决而解决, 因为价格因配额设计不同而由市场反映出不同的价格。由市场力量让广、深两个交易所的价格相向而行并最终实现广东、深圳全区域的碳排放权配额同质同价。广州、深圳的一体化思路, 最终可以由两家交易所在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发改委、深圳市发改委的领导、协调、权衡下, 按市场化原则推进一体化。同时, 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可以探讨京、津两大碳金融市场平台的一体化。如果广、深一体化和京、津一体化都能圆满成功, 那么, 对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中国碳金融市场平台融入国际碳金融市场平台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摘要：IPCC2007年发布的AR4只研究了气候变暖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6年多来人们就地球是否变暖?变暖是否人为?变暖是否同时对人类系统带来影响?AR5作出了肯定回答并提出了控制变暖2℃以内和2050年碳排放在2010年基础上降低40%-70%等碳限制目标。碳金融市场作为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市场化途径, 已经在国际上运行10年。国内也在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先后启动了七家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针对国际国内碳金融的市场现状、未来展望、法律悬空以及国内市场各自为“制”等问题进行探讨, 有益于国内外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建立和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金融,环境经济学

注释

11 秦大河.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R].成都: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8月

22 王敬涛.模拟全球变化细分风险影响——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技术进步解读[N].中国气象报, 2014年6月3日第3版

碳金融发展路径 篇9

一、经济区低碳经济的融资属性

低碳经济的概念或内涵, 一般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可以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消费方式、效率选择、技术利用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无论那个角度,必然涉及到低碳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驱动机制,其中之一就是融资机制,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融资需求具有自身特点。

(一)低碳产业分布领域广泛,融资需求密集多样

经济区在航天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现代农业、 现代物流、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等产业领域布局了一大批建设项目, 涉及清洁能源、效率提高、废弃物处理和工业气体减排等多个方面, 这些产业在规划期内持续启动, 需要持续而密集的资金投入。2011年12月,陕西确定首批27家省级低碳试点单位,2014年8月, 西安高新区成为全国55家低碳工业试点园区之一。 目前, 经济区环保产业产值达360亿元左右,以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30%左右。 同时,不同的低碳产业层次也要求其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需要不同的金融主体与多种金融工具有机结合,共同支持低碳经济、产业升级和经济区发展,金融业可提供低碳信贷支持、证券保险、信用评估、股权投资、项目融资等不同类别的服务,还可直接参与碳减排交易。

(二)低碳经济产业融资链长,资金往来联系密切

低碳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必然会带动与其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从产业角度看,经济区中一些产业已经或将发展成为初具集群效应的产业链条。 如陕西省决定在关中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已在西安、咸阳、渭南建成了光伏产业聚集区,在西安高新区和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建了两个半导体照明产业聚集区。 天水的装备制造业,目前已形成了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产业体系,这些产业正在由传统“ 高碳” 向“ 低碳”转化。 从企业角度看,主导企业与为其提供配套或服务的企业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产业链。 天水某生产电工电器为主的有限公司,目前相关配套企业和供应商在天水市有230余家,形成了相关配套生产的电工电器产业链,这些企业资金链条长,融资关系复杂, 资金往来密切,需要像银团贷款、供应链金融等方式的融资工具。

(三)低碳经济催生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且具有极强国际参与度

从经济角度讲,《 京都议定书》 所议定的规则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为主的碳市场, 把碳排放置于市场经济框架内, 当作一个有价格的商品以货币计价来进行现货、期货等买卖。 按照清洁发展机制,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转变成有价商品, 向发达国家出售,于是碳排放权逐渐成为一种金融工具, 由此也形成了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的金融市场。 目前,国际上建立了碳交易所、气候期货交易所等交易平台, 碳排放权已在全球资本市场流通。 据统计, 2013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量约为104.2亿吨 , 交易总额约为549.08亿美元,近年来,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纷纷试点碳交易, 中国区域碳市场随即成为全球规模第二的碳市场。 因此, 经济区的碳排放权交易将不是一个区域概念,也不局限于国内,而是由众多组织、机构、个人参与的国际化交易市场。

(四)低碳产业融资存在不确定风险

目前,经济区内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主,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在低碳经济导向下,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节能降耗成为趋势,但这些低碳核心技术大部分并不为国内掌握,项目本身的不稳定造成融资的不确定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其中的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术。 一些带有低碳环保概念的项目在政策上不明确,技术、 排放、 能源消耗和循环利用能力等标准尚无明晰规定,投资项目的回报期可能会无限期拖长,尤其是一些公益性节能项目,生态保护项目更是无投资收益可言。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将对低碳产业融资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 地处内陆的经济区政府及金融机构对碳排放交易不熟悉,无成熟经验可循,也加大低碳融资的不确定性。

二、环境金融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内在构成理应是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互为依存,在动态平衡中互相发展

低碳经济需要环境金融的有效支持, 这种关系可以归结为:由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引发环境问题,通过资金投入达到金融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 一方面,随着气候变暖演化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时, 低碳模式成为世界发展共识,金融依靠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效益,低碳经济模式需要金融业提供相应的低碳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引入环境金融理念, 依靠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的杠杆效应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 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和产业结构更趋优化,最终实现金融及低碳产业在动态平衡中共同发展。

(二)环境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金融本身就是服务业的重要支柱, 环境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在构成, 它的做大做强将直接推动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机构作为特殊企业,虽然其日常运营与消耗大量的能源无关, 但通过向那些高碳的企业发放贷款,发行债券、提供上市机会无疑会加剧环境污染,这样金融机构成为环境恶化的间接制造者。 因此,要发展低碳经济时代的现代服务业, 金融机构的低碳化是必需且必要的。 这就需要将“ 金融低碳化”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内生于金融业的运营活动中, 使支持低碳经济成为金融业内在部分。 另外,随着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及金融机构已经或正在参与碳交易活动, 环境金融已是金融业务新的增长点。 经济区金融业通过构建环境金融体系,将生态观念引入金融,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和产品来实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增加社会福利, 并从中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和利润来源, 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

三、低碳经济导向下经济区环境金融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行之有效的引导资金投入低碳经济的综合机制

一是区内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导向功能,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杠杆推动行业节能减排。 要采取得力措施,将企业环境信息全面及时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二是加强对低碳技术的独立评价,建立环境信用风险评估机制, 为金融机构在低碳领域的投资提供依据。 三是建立政府支持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低碳融资体制。 对于涉及公共物品的低碳项目,其融资模式应以政府融资为主体,银行融资作补充;对于非公共物品的低碳项目,其融资模式应以银行融资等为主体,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四是减少外部成本,创造环境金融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应制定企业节能、降耗、减污的具体措施,把能耗作为企业的内在成本要素,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建立严格的环保考核机制,减少外部成本,以保证环境金融的持续发展。

(二)调整信贷投向,加快环境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信贷投向上将低碳产业作为优先扶持项目, 围绕经济区规划加大清洁能源、 节能设备等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 信贷支持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 同时, 也应认识到,行业是信贷投向的选择之一,但高能耗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发展重化工业不一定必然带来能耗增加和环境污染,关键是要把信贷投向以“ 低碳技术”为基础的“ 清洁生产方式”,通过低碳技术节能降耗和促进产业升级。

加快环境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必要在“ 绿色信贷”之外,积极发展碳期货、碳信托、碳租赁及各种碳金融衍生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鼓励私人投资和国际资本进入低碳行业。 在资本市场上,可尝试为低碳企业建立上市的“ 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具备一定资产规模和技术力量、运作规范的低碳企业上市。 建议由国家发行专项的低碳国债, 或者政策支持企业发行低碳债券、票据,募集的资金定项投资于企业的碳减排项目或清洁能源项目。

(三)发展碳汇功能区,构建区域碳金融交易平台

一是发展碳汇产业, 建立经济区碳汇功能区。 按照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 京都议定书》 的规定 ,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制度和区域是一个“ 碳源”, 其中能够大量将温室气体从大气中移除的活动、 制度和区域是一个“ 碳汇”。 经济区地处关中平原,区内土壤肥沃,绿色植被丰富,建有多个自然保护区,目前,平均森林覆盖率达41%左右,林木蓄积量超过1.5亿立方米,具有建设碳汇功能区的基础。 应在森林生态,植树造林、土壤改良、现代农业、生态工业园等方面大力开创一些新的低碳产业,为进入碳交易市场提供基础。 二是构建经济区碳交易平台,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 目前,国际上已经建立了碳交易所、气候期货交易所等交易市场,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已设立产权交易所、 排污权交易中心。 2010年, 西北唯一的综合性环境权交易机构———陕西环境权交易所在西安正式成立,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经济区碳交易的基础平台。 下一步,应引进成熟的交易平台在区内设立分所、分中心。 同时,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积极发展碳金融业务,建立和推进CDM项目库,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四)借助股权投资基金,走产融结合之路

在经济区产业领域,对于新能源产业,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业等,可采取设立低碳股权投资基金方式,来为企业融资。 股权投资基金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 经济区地处内陆, 政策导向明显,直接融资规模小,采取低碳股权投资基金模式可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在基金设立上,政府应提供政策保障、创造有利环境等方式间接扶持投资基金。 基金募集资金, 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全局, 主要在高新技术、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等环保领域进行股权投资。 对于原有大型企业,像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这类企业可以采取设立财务公司方式, 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 财务公司金融业务应与企业的产业结合紧密, 配合企业的战略来定位自己的金融运作, 以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不应脱离企业的主业而从事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业务。

摘要：关中—天水经济区低碳经济具有自身的融资特点,环境金融应是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发展方式。构建环境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引导资金投入低碳经济的综合机制,调整信贷投向,加快环境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碳汇功能区,构建区域碳金融交易平台,借助股权投资基金,在产融结合等方面做出努力。

低碳交通发展的路径探讨 篇10

低碳交通不仅仅是交通运输业的节能减排, 通过促进低碳交通的发展, 能够加快科技进步、提升居民生活理念、形成低碳产业链等将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效应。发展低碳交通是节能减排的突破口, 是经济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低碳交通的突破口可以从经济、行政和科技三个方面进行。

1 运用经济手段推动低碳交通

经济手段在过去主要指基础设施的融资、投资, 现在经济手段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交通税或费, 控制私人机动车的使用, 鼓励效率相对较高的出行方式。实施经济手段的主要目标是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如承担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道路收费、燃油税、机动车税以及停车费等全成本收费。[1]

全成本收费是指使用者直接承担生产和消费某种货物和服务的全部费用。在交通上这就意味着机动车使用者需要支付道路费和停车费, 而且费用在高峰时增加非高峰时减少。这也意味着燃油费将包括生产分配燃油的所有直接和间接费用, 车辆保险应反映每公里驾驶事故成本的增量而且使用者还需支付污染排放费。全成本收费将会是公平最有效的政策, 能刺激消费者有效地使用交通资源。

从另一方面来说, 当人们减少汽车出行时有效的节省了出行费用。例如, 当使用道路和停车设施时不是直接收费的, 而是通过税或租金, 即使消费者很少或不使用汽车时他们也需支付这些费用。这种方法是不公平而且无效的。使用完全价格收费制度, 消费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支付道路和停车费, 还能通过减少汽车出行来节省开支。经济措施在解决交通问题提高交通效率方面很有效, 另外还提供了额外收入可以用来支持新项目或减少其他税收。然而, 经济措施在政策上是很难实施的, 因为驾驶者反对新的收费和收税, 因此经济措施的实施要谨慎谈判以取得政府支持, 还要确保所得收入能被有效利用到社会中创造更大效益。

2 运用行政手段提升低碳交通

不同的土地使用因素会影响出行行为。居住或工作在更加紧凑、混合、可步行、以交通为导向的社区的人们更倾向于减少驾车出行, 依赖替代出行模式。因此, 有助于创造更多方便的多模式社区的聪慧式增长“聪慧式增长”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出行需求管理措施, 有时也称作“综合交通和土地使用规划”。[2]

例如, 通过集中商业发展、密集交通沿线和运输站点周边的住房以及改善这些地区步行和骑车环境, 交通整体可达性增强, 机动车出行次数减少转而选择替代出行模式的数量增多。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的出行需求管理措施将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 并确保新发展模式不会使人们依赖小汽车出行。聪慧式增长土地利用政策通过提高土地密度和混合程度来提高土地利用率, 从而缩短出行距离。聪慧式增长政策为公交导向城市发展提供了条件, 也使道路设计更适于步行出行。很多社区需要转变现有的“小汽车导向”的土地利用模式, 可以通过重新设计道路、交叉口给步行、自行车出行者更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 还可以将准备修建停车场的土地用来建大厦。智慧式增长和土地使用政策在短期来说并不是有效的出行需求管理措施, 它更适合长期的发展。许多市场因素会影响其有效性, 所以必须成为解决机动性和增长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法中的一部分。

3 运用科技手段提高低碳交通

实现交通低碳的主要目标是改变出行行为以及使用的技术。规划、行政、经济和信息手段都能达到行为改变和技术变革的作用。例如:燃油标准作为一种行政手段, 能够带来技术变化, 某种程度上来讲, 技术改进比控制汽车需求和使用的政策实施要容易一些, 因为技术改进需要的行为及生活方式改变要少。但如果将技术改进与其他手段结合实施效果更佳。技术改进的主要方面包括燃料、推进技术、其他机动车特征及交流方式和信息技术等, 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实施智慧交通。[3]

智慧交通系统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信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电子控制技术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 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管理系统。智能化技术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发展应用, 将有利于城市交通系统缓解拥堵状况, 提高系统运营效率, 最终达到减少交通碳排放的目标, 促进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 竞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 开始大规模进行交通运输智能化发展的研究。需要在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交通设施建设与维护、综合交通系统与安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营运管理与装备等各个领域进行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对城市道路交通网、机动车辆以及为交通服务的交通附属设施、管理设施等按照系统工程的思想, 依托科技进步, 构建以公共交通为骨干、以自行车和步行为接驳补充的低碳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达到多种交通要素的相互匹配, 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交通资源充分共享, 以实现交通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4 结语

总之, 交通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低碳交通仍是低碳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发展低碳城市低碳交通先行。交通是中国节能减排的主要瓶颈和突破口, 低碳交通已成为解决城市资源、环境、交通问题的重要载体, 也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和缓解能源短缺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宿凤鸣.低碳交通的概念和实现途径[J].综合运输, 2012 (5) :13-17.

[2]李晔.低碳交通的内涵、体系及构成[C].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1 (2) :346-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