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状况

农民工返乡状况（精选六篇）

农民工返乡状况 篇1

没想到, 上车的人这么多, 费了好大力气才挤进车门。我买的是座票, 可就是挤不到座位。仔细一看, 与其说人多, 还不如说行李多。车厢连接处、洗漱间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衣帽钩上……到处都是各色各样的箱子包裹。看着这个场景, 我不禁会心一笑, 看来, 谁心里都装着个家, 都想给家人带回更多的欣喜。

我身边一位老乡, 约莫有三十几岁, 他的行李整整两大包, 捆得结结实实。我问他都是些什么, 他说, 光葡萄干就有四十多斤呢。我说, 哪儿都有卖的呀。他瞥了我一眼说, 哪儿的有新疆的好吃?我赶紧点点头说, 那倒是!他得意地笑了。

前面的大娘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 她说头晕, 就蹲在了通道上。路过的人不小心踩着她, 连忙向她道歉, 她就宽容地说, 没事没事。有人风趣地说, 大娘, 你这把年纪了还出来, 是不是想钱想疯啦?她说, 在家闲得慌, 就随人家到新疆摘棉花。看来真是老了, 干不动了, 挣的钱还没年轻人一半多, 不服老不中啊, 这回回家就老老实实看孙子了。她拍拍抱在怀里的口袋说, 买了一摞馕, 是给小孙子的, 比老家的烙饼还香!大家都笑起来。

车厢里简直就是一个杂货铺。有的人身边立着一摞空的涂料桶, 估计是带回家当水桶用;有的人脚下躺着一捆捆墙纸, 想必是回家要装饰新房;有的人手里拿着电磁炉, 八成儿是要和家人一起吃火锅;还有几个年轻人拿着超薄的手机在玩“斗地主”, 看样子不像是山寨版的……

卖饮料的小姑娘推着小推车过来了, 可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不知谁喊了一句, 飞过去吧!大家笑了, 小姑娘脸胀得通红。一位大叔说, 大家挤挤, 让人家过去吧!大家果然给她挤出一道缝, 小姑娘连声道谢地挤了过去。这一幕, 真该拍下来传到网上。

关于返乡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 篇2

数理学院09数2周永权 摘要：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他们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在工作及工作以外的生活、消费、从事的工种等诸多方面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其劳动保护权益，工伤保险权益、养老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权益、失业保险权益等社会保障权益均无保障，急需在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同时给予农民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权益制度创新

一、农民工的形成和生存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形成的历史渊源

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民从“共同贫困”的凝固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解放。1984年中国农业大丰收，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它意味着农业生产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又被严格限制着，就在农村社区范围内自发向二三产业转移，就地办起乡镇企业。于是，就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城市二三产业获得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粮食、副食品的购销逐渐放开，于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农民工”大量出现了。“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二)农民工生存的现状

农民工作为城市人口中的边缘群体，进城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因而以下问题是首先应该关注和考察的内容：

1、收入状况 ：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民工在生活状况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是衡量农民经济层面适应度的最重要的指标。经过调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月收入情况为:2000元以上只占5%，在600-1000元之间占了46%，`而城市在岗职工2003年月平均收入为2109.3元，2002年月平均收入为1821元。可以说农民工可支配收入与城市在职工差距更大，这是农民工在经济上适应度较低的根本表现。

2、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被访农民工中，主要支出是：食物占82%,寄钱回老家占53%、人际交往占50%，交通占42%，租房占28%，由此可见农民工以生存消费为主，消费层次较低。而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4》的统计资料表明，食品占32。81%，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占18。29%，衣着占8。44%，相比之下，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比例较低，娱乐教育文化、衣着的支出比重较大。这说明相对城镇居民而言，农民工们更偏向生存型消费。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仍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主，学习新知识、技能，进行投资的意识与经济能力很弱，从而也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社会较低的适应度。

3、生活方式：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4、农民工每天的劳动时间：从调查中得知，农民工的工作强度是大大超时的，符合劳动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者仅占26．5%，也就是73.5%的农民工都属于超时劳动，得不到像城市居民那样正常的休息和娱乐，他们为了生存不停的工作！

5、就业受到限制：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成了正规和非正规两种，城市管理者为了限制外地劳动力与城市工人的就业竞争，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限制进入城市的外地劳动力数量（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农民工进城没有形成对城市工人的就业竞争压力）。

一些外地劳动力流向较集中的城市，要求外地劳动力必须领取“五证”，即暂住证、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证、就业证、婚育证、经商许可证后，方有进入该地劳动力市场的资格。但是，要想做到“五证齐全”难度很大，由此达到了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的目的。

6、没有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在笔者此次的调查问卷中统计出6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此外，不少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劳动合同只有职工本人签字，单位经办人签名，没有单位公章，有的只签订了试用期合同，还有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后不交给劳动者本人。由于劳动合同签订主体间存在不平等，一些合同订立的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对等。在许多企业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职工规定了许多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对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则规定得很少，不少企业的劳动合同甚至缺少基本条款，如工作岗位、工资支付、休息休假等。劳动合同非但没有成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护身符”，反而严重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对策及建议

(一)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农民工所从事的多为脏、累、重、险的工作，工作条件相对比较恶劣，涉及农民工的工伤及其他职业伤害事故不断见诸报端，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有关的赔偿问题将引发无尽的纠纷，因此有必要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来说，这一制度不仅保证其一旦出现职业伤害事故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而且由于建立起了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机制，用工单位将会更加注意用工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措施，其结果将有可能大大减少农民工的职业伤害事故。而政府要做的则主要在于设计特定的制度，并将之作为一种优效品强制推行。应采用现代科学的安全管理手段，以预防为主，而不是“事后处理”型的管理和监督。

(二)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

从笔者的调查中有6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规范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是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前提。所有用人单位均须与所雇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

(三)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医疗和大病保障制度

患病是农民工最为惧怕而又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尽管从年龄结构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力壮者为多，但患病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患病尤其是大病不仅为农民工造成身体痛苦，而且会导致失去工作，从而失去经济来源而陷于贫困。为更大范围内分散农民工的风险，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疗费用部分社会统筹的保障机制。其筹资机制由个人缴费和地方财政的一定支持来构成。个人缴费和财政支持的比例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制定。

所形成的基金会由有关的社会保险机构专项管理。凡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农民工可持大病治疗卡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最终实现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

(四)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情况，将其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全国已有许多城市出台了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体现了政府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但是仍有大量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应该说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难度很大，因为有的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并且拥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有些则刚刚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流动性很大。因此，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建立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方案。

参考文献：

1.卢海元著：2004年1月出版，《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经济管理出版社

2.杨立雄：2004年，《“进城”，还是“回乡” ？---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社会》，2004年第3期

3.李玉荣、周晓辉：2004年，《农民工权益受损导致其对社会的低信任度 》，《兰州学刊》，2004年第3期

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 篇3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8年12月底，被称为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张全收，从深圳赶回家乡——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村拐子杨村，当选村委会主任兼支书。他同在深圳打工和创业的好友杨国群当选为村委会会计兼支书秘书。当选这一天，村里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

在经济寒冬的背景下，渐渐变冷的“村民选举”话题，有了新的关注点——进城务工和创业的农民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的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农民工司令”回村

2009年2月13日下午，拐子杨村。

在挂着“全收希望小学”招牌的校园里，杨国群迎面走来，笑得有些拘谨：“咱们就在这聊聊吧，村委会破得很，没地儿坐。”

杨国群1998年离开拐子杨村，到深圳打工。当时张全收已在深圳打工2年。在张的帮助下，杨跟着一个师傅做纸品印刷生意。

2001年前后，张全收创办深圳全顺玩具厂。2004年8月，以招收河南农民工为主的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挂牌。因为独特的劳务运作模式，张全收名声渐起，被河南老乡称为“农民工司令”。2008年两会他成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杨国强，“一开始工资就几百元。”后来开了一家小型的纸品批发厂。

拐子杨村现任副村支书吴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的6年里，他一直是该村的支书和主任。2008年底，上蔡县各乡村开始换届选举，他就向县里和镇上领导提出让张全收回来做村官。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带头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职务。

张全收终于答应，并叫上同在深圳打工的杨国群，“我发了点大财，你也有了点小财，咱们能回村做点贡献了。”张全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张、杨回乡竞选村官，正值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张不认为自己返乡竞选村官是无奈之举，“主要是想为村里做点事情。”杨国群也认为，纸品批发生意虽然大不如前，但“问题不大，回村做村官与此无关”。

据上蔡县宣传部通讯员宋永先介绍，该县有近20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上蔡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前返乡恰逢换届选举，是此次农民工顺利参选村官的原因之一。

崇礼乡朱大东村新当选的村支书朱从建，今年34岁，多年来在外做礼品生意，“呆过很多地方”。张庄村新当选的村支书石俊强，也是34岁，之前奔波在各地，做蛋鸡生意。东党村新当选的村主任党国名，也一直在外打工做小生意。

农历年前很早一段时间，这几位就回到村里闲着，“生意不好做，工不好打”。这成了三人相似的感叹。石俊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回来做村官，是一条路子，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在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出类似消息。比如南昌市，返乡农民工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竞选，成功当选21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认为，这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才有的现象。2006年，他在湖南衡阳三湖镇做乡村调查，就发现那里村干部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超过20%，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比如村长、村支书等等。他说：“这是我发现得比较早的地方。”

他认为湖南衡阳在90年代初就有打工潮，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些。现在的农村，20多岁的都在外面打工，超过30岁仍然在外打工的成本比较高。这是因为农民工多半都在生产线上，30岁以后，身体素质以及协调能力都变差，更别说服务行业了，服务行业也是要吃青春饭的。这些人过了30岁就会陆续回乡。现在担任村官的多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这样一批人。

贺雪峰估计过几年，返乡农民工竞选村官的比例会大大上升，保守估计会达到70%以上。在他的调查中，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不如衡阳这么密集。他估计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青壮年还没有进入中年期，还没有返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2007年做的“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预期”调查，就有一些农民工提到要“回乡当村官”。他们填写的动机，大多是希望把家乡建设好，也有的认为“在城里没有办法呆下来”，但回去不愿意再当普通的农民，就当村官。

“贴本儿当书记”

2008年11月26日，拐子杨村村委班子换届选举，张全收向村民发誓，不为权，不为钱，不从村里拿一分钱、不赚村里一分钱，要“贴本儿当书记”。

2009年2月11日，张全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选后他已为村里贴了11万多元，“帮每个村民买了‘新农合(合作医疗)，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发了几百元补贴，还重修了希望小学和敬老院，更换了变电站、安装了路灯。”

于建嵘说，近几年，回乡当村官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回乡的老板越来越多，也有一些是打工仔。但这些人在外面打工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回来参加竞选，人们并不信任你。

因此，有钱、有人脉、能办成事情，是这些“土归”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那些相对普通一些的返乡民工，多在竞选中败北。

2004年10月，拐子杨小学校舍年久失修，村支书无奈之下找到张全收。张全收在公司只剩下15万元流动资金的情况，毅然转借80多万元予以支持。新校舍建成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24间教室可容纳8个班。当地政府把学校命名为“全收希望小学”。

2006年9月，张全收向朱里镇政府捐款60万元修建“朱里全收敬老院”。敬老院竣工，他专程赶回家乡，给入住敬老院的80多位老人每人送上一个红包。

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张全收的看法：“是个好人，能办事的人。”

在南昌、十堰等地，最终当选新一届村官的，大都和张全收一样，在外打工积累了财富，聚拢了人脉，属能力较强者。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这两年是“两委”(村委、支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容易成为一种潮流。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不能不让地方政府予以重视。

上蔡县宣传部副部长魏晓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中去，将新的思维带到农村，促其发展。

江西南昌市各乡镇官员就明确被要求，“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农民工人才吸引到两委班子中。”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此后，他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村办企业。

上蔡县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透露，2009年2月，上蔡县刚刚下发“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其中鼓励“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新村官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

张全收“贴本儿当书记”，还包括给村干部开工资。“以后花钱的地方多啦。别的先不说，杨国群的工资都得我自掏腰包发。”张全收说，村委会财政匮乏，他将自己和杨国群的那份工资分摊给了其他4名工作人员。这种类似雇佣的干部关系，自然会形成新的工作形态。

两间瓦屋，一个大院，院内张全收的二婶弯腰在压井边洗衣服。她用胳膊抹了一下额头说，“你找(张)全收啊？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乘飞机飞往数千里之外的深圳。

“我平时都在深圳，村里的事务主要交给杨国群和吴振华他们。”2月11日，远在深圳的张全收在电话里说，金融危机对公司影响很大，原来一万多工人现在剩六七千人，他得不停地往东莞、河源等分厂跑，村里的事儿暂时顾不上。

有时张全收也会打电话到村委会，杨国群就会将电话靠近高音喇叭，让张全收的讲话通过喇叭让全村人听到。

贺雪峰指出，这些返乡回来的村官，见过比较多的世面，法制意识比较强，村里与外面产生矛盾时，他们在交涉方面比土生土长的村官更有优势。但因为他们可能在外打工十多年，对村里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调解村内矛盾可能会显得经验不足。

“我是正月十四回来的，开始常驻村里。”杨国群说，这是他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常住。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在南方打工，女儿读高二，一家人都在深圳定居多年。

张全收认为村子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点。“一是整合耕地，二是拆迁宅基地。”老支书吴振华表示认同，认为，借国家改变土地政策、允许土地流转之契机，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村民入股分钱的策略。对此一项改革，村委会干部都持乐观态度。

张全收“命令”村委会成员5天内必须完成“盘地”，即挨家挨户摸清人数、亩数等，并准备请驻马店市规划局有关专家来村论证，看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杨这次急着一个人回村，就是要完成几件紧迫的事情。“盘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要去上海考察大棚反季节性草莓的种植和市场前景。有村民开始在盘算，“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新当选的村支书似乎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2月15日，朱大东村的村支书朱从建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外地忙着联络企业来村投资等事宜。张庄村村支书石俊强则在不停地忙着丈量每家每户田垄的距离，“为种植树苗做准备”。

杨国群这几天还得先替张全收各方联络，为将来在村子里投资建设一家鞋厂做准备，“计划和县里的那家鞋厂搞生产联动。”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一个2000多平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让村民们在村上就可以上班”。

农民工返乡状况 篇4

江西是劳动力输出大省,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总数大约600万,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省市。近年来江西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迅速, 有力推动了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 当前农民工仍然存在返乡创业意愿不强, 创业绩效不佳的现实。因此, 各级政府如何科学引导及大力扶持那些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开阔了视野, 积累了资金, 掌握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与一定市场信息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对于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1]当前,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政策扶持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地方各级政府有没有根据中央政府及形式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二是如果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 返乡创业农民工对这些政策的满意度如何, 也即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效果如何;三是在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最需要的政策是什么;四是如何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最需要的政策以及当前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效果来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以期更好的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本文将基于江西省15县1145份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作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调查内容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合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期间对江西省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返乡农民工所在的区域特征 (包括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 、个体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风险偏好等)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家庭社会资本状况等) 、返乡前就业特征、返乡创业政策支持特征、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及返乡创业状况等方面。

调查问卷的形成过程为:首先把曾在外连续打工1年以上、现已返回家乡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 然后课题组成员通过研究讨论初步确定调查表的各项调查内容, 接着于2009年10月选择一些代表性的返乡农民工进行预调查, 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对调查表的一些调查内容及提问方式进行了适当调整, 最后在与江西省调查总队进行讨论后确定最终调查问卷。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课题组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全省各县 (市) 分成高、中、低3组, 在每组中随机抽取5个县 (市) ;然后又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每个县 (市) 的乡镇分成高、低2组, 在每组中随机抽取4个乡镇;最后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10个返乡农民工样本。这样, 共获得了对江西省15个县 (市) 120个乡镇1200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1145份, 有效率达到了95.4%。

三、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了解情况及其满意度实证分析

当前, 政府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主要是从包装创业项目、提供信贷扶持、提供技能培训、搭建创业信息平台、提供税费减免、提供用地优惠、设立创业园或创业街及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等方面入手。因此, 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 在总问卷的第五部分及第八部分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针对性的访问各地农民工对政府制定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了解情况, 农民工对扶持政策内容的理解情况, 得知扶持政策的方式, 对扶持政策力度的评价, 对各项扶持政策及总体政策的满意程度等问题。[2]其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创业主体要进行创业并且创业成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很重要的方面是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农民工对政府是否制定了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了解呢?由表1可知, 农民工对于是否了解政府制定了某项扶持政策, 做出肯定回答的比重除了是否设立创业园区或创业一条街的比较低 (24.5%) 以外, 其它项目都在36%以上, 最高的达51.2%。做出否定回答的比重都比较低。当然, 做出不清楚回答的比重也较高, 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没有制定相关政策, 而是很多返乡农民工还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信息, 再就是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

2.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内涵的理解程度及扶持力度的评价

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内涵的理解程度及评价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 而且关系到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3]由表2可知, 农民工对扶持政策内涵的理解程度还不太理想, 有近50%的农民工对扶持政策的内涵还不太理解, 非常了解的只占4.2%, 更多的是了解一些或不太了解。农民工对政策的扶持力度评价也不高, 认为扶持力度较大的只有26%, 大多数人认为扶持力度一般或很小。

3.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形式及力度的评价

政府所选择的政策宣传形式及宣传力度同样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 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能使相关政策更快更准确地达到接受者并最大限度的让接受者领悟运用政策。由表3可知, 农民工对政府宣传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形式和力度的评价总体上不高, 与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很满意”的农民工只占7.4%, “较满意”的占26.4%, “很不满意”或“不满意”的占13.4%, 而选择“一般”的占了绝大多数, 其比例达到了52.8%。

4.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形式的需求优先序分析

通过对表3数据的分析得知农民工对当前政府宣传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形式和力度总体上还不太满意。那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形式需求次序如何?当被问及宣传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最有效的形式时, 在农民工的第一选择中, 选择比例最高的为电视或广播, 其比例达到了71.5%, 其次是通过村干部开会及乡镇干部到村宣传, 其比例分别为10.2%及10.0%。在农民工的第二选择中, 其比例排在前2位的分别是通过村干部开会和报纸宣传。在农民工的第三选择中, 农民工选择乡镇干部到村宣传的比例最高。

5.已返乡创业农民工对扶持政策的评价

在1145名被调查的农民工当中, 已经创业的农民工人数为455人, 占样本总数的39.7%。为进一步了解已经创业的农民工对扶持政策的满意度, 笔者对已经创业农民工进行了进一步访问, 结果发现已经创业的农民工无论是对政府扶持政策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各项具体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评价都不高。由表4可知, 有61.3%的农民工对扶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及以下水平, 有26.8%的农民工满意度评价为“较高”, 只占11.9%的农民工表示享受到此类政策, 并享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 因此其满意度评价为“很高”。对于各分项政策的评价, 分别有15.9%和15.2%的农民工对“创业税费减免”和“创业工商手续简化”的满意度评价为“很高”, 分别有36.7%和31.6%的农民工对“创业园区设立”和“创业技能培训”满意度评价为“很低”。

注:“1”表示自己根本没有享受到此类政策, 满意度很低;“2”表示虽然享受到此类政策, 但基本上没有得到好处, 满意度较低;“3”表示享受到此类政策, 并从中获得一定实效, 但与预期效果或其他人相比要差一些, 因此满意度一般;“4”表示享受到此类政策, 能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满意度较高;“5”表示享受到此类政策, 并享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 因此满意很高;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 保留了缺失个别项目的样本 (缺失项目与本文研究内容无关, 不影响研究结论) 。

四、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需求优先序, 我们在问卷的第七个大问题即返乡创业政策需求优先序调查问题中设计了两个小问题:一是对于返乡创业, 您认为最需要政府在哪些方面扶持?从提供创业项目, 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方面设置了8个选项, 要求被调查者按重要程度选择最需要的4项;二是对于返乡创业, 您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有哪些?从缺乏创业信息, 缺乏资金, 缺乏技术, 创业环境不好等方面设置了9个选项, 要求被调查者按困难程度选择最困难的4项。其具体分析如下:

1.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需求次序分析

了解农民工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扶持政策可以使政府在制定及完善扶持政策时区分轻重缓急, 针对性的解决最急需的问题。由表5可知, 在农民工最需要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排序中, 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项目支持在第一选择中所在比重较大, 分别占63.7%及20.0%, 其次是创业用地优惠, 其比重为9.1%。在第二选择中比重排在前三位的是创业项目支持、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园区设立, 其比重分别为42.5%、14.7%和14.5%。在第三选择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为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信贷扶持。在第四选择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为创业工商手续简化及创业用地优惠。可见当前农民工最需要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为创业技能培训、创业项目支持、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信贷扶持等。

2.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分析

推动全民创业创新, 以创业带动就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但各类创业主体在创业之前及创业过程中都会面临种种困难, 作为创业主体之一的农民工在创业之前以及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何在?由表6可知, 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选择排序中, 绝大

多数人把缺乏创业信息、缺乏资金作为第一选择, 所占比重分别为45.3%及48.6%。在第二选择中, 比重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缺乏资金、缺乏技术, 其值分别为41.1%及24.7%。第三选择中排在前两位的为找不到合适项目、缺乏技术, 所占比重分别为25.2%及23.6%。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有缺乏创业信息、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找不到合适项目等。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同样与农民工所处的创业阶段状况有关。当农民工决定要创业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资金与创业信息 (实际就是好的创业项目) , 而如果这两项都不是问题的时候, 由于目前技术更新换代很快, 农民工回过头去面临的最主要困难还是技术的问题, 同时也面临着招不到掌握了技术及管理能力的人才问题。

五、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建议

本文基于江西省15县1145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对扶持政策的知晓程度、理解程度、满意度评价及需求优先次序, 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上对政府宣传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所采用的形式及宣传力度都不太满意, 已经创业农民工对政府扶持政策的总体的评价及各项扶持政策的评价都不高。农民工创业最急需的扶持政策为创业技能培训、创业项目支持、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信贷扶持等。农民工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为缺乏创业信息、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找不到合适项目等。因此, 政府在建立与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过程中应着重考虑这些因素。

1.提升创业扶持政策的整体水平, 优化创业扶持政策体系, 使农民工感觉可以创业

通过对已经创业农民工对政府扶持政策总体评价及各项扶持政策评价的分析, 我们发现已经创业的农民工对政府扶持政策的总体及分项满意度都不高。因此, 政府应尽快提升创业扶持政策的整体水平, 优化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政府制定的包装创业项目, 提供创业信贷扶持, 提供创业技能培训, 搭建创业信息平台, 提供创业税费减免, 提供创业用地优惠, 设立创业园或创业街, 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等政策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4]除此之外, 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更多的扶持政策。比如说可以对农民工的合作创业进行引导扶持, 对农民工的创业管理进行扶持。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创业扶持机构, 对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进行整合, 形成合力以更好的扶持农民工创业。

2.培育农民工的创业技能, 提高农民工的财务与企业等管理能力, 使农民工自身能够创业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可知, 农民工的创业技能对农民工的创业非常重要, 有没有好的技术能力是农民工能不能走出创业第一步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当农民工的创业走出了第一步之后, 农民工要把自己的创业项目做强做大。光有创业技能还不够, 农民工还应具备一定的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 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因此, 政府不仅要培育农民工的创业技能, 今后政府要更加注重对已经创业农民工财务管理, 产品营销, 企业管理, 成本控制等方面知识的培养。培训他们的敏锐度、独立性和冒险性等创业精神。

3.采取适当有效的扶持政策宣传形式, 加大创业扶持政策及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 使农民工的内心想要创业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各级政府虽然都制定了基本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但农民工对这些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 而且农民工对政府采取的扶持政策宣传形式及政府的宣传力度都不态满意。当前, 政府对农民工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也不够。因此, 在当前农村其他传媒手段及设施还不够成熟及发达的情况下, 政府应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农民工愿意接受的电视或广播、村干部开会宣传及乡镇干部到村宣传等形式对扶持政策进行宣传, 并且加大政府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及农民工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 营造人人想创业的氛围。

4.紧跟农民工的创业扶持政策需求, 注重对农民工最需要的创业扶持政策的提供, 使农民工行动上积极创业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当前农民工最需要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为创业技能培训、创业项目支持、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信贷扶持等。因此, 政府应农民工的创业扶持政策需求, 注重对农民工最需要的创业扶持政策的提供, 为农民工提供最急需的创业技能培训、创业项目支持、创业用地优惠及创业信贷扶持等政策。[5]除此之外, 政府还应根据时间及地点的变化, 因地因时制宜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扶持政策, 做到扶持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让农民工在创业的过程中体会到想要政府什么扶持就来什么扶持, 想要政府什么时候扶持政府就什么时候扶持。激发农民工创业行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5.重视农民工在创业之前及创业过程中所遇困难, 积极帮助甚至代替农民工解决困难, 尽量扶持农民工成功创业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目前, 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为缺乏创业信息、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找不到合适项目等。因此, 政府就应区分轻重缓急, 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 及时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及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 如搭建好创业信自咨询服务平台, 提供创业信贷资金支持及信用担保, 包装推介创业项目, 提供创技能、创业思想及创业精神培训及培养。让农民工在创业道路上感觉不孤独, 有人助, 增强其创业的成功的信心, 以尽量提升农民工创业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 何宇鹏.回乡, 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2, (03) .

(2) 林斐.对安徽省百名打工农民回乡创办企业的问卷调查及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2, (03) .

(3) 黄建新.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研究——结构化理论的视角[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 , 2008, (05) .

(4) 阳立高等.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基于对湖南省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 2008, (04) .

关于返乡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篇5

如今金融世界两极分化严重，大批企业命运多舛，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人员带回的资金、先进理念，或许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我们认为应抓住扩大内需的机遇，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加快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农民工返乡创事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独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大体颠末了3个阶段：熬头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财地域去务工或做买卖。处理完成温饱需要解答的题目；第二阶段在务工或做买卖的历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事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事业者”。

农民工返乡为处理完成“三农”、掉业和剩余生产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需要解答的题目，彻底体现落实科学发展不雅拓宽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度财政扶持力度不敷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事业比力优势隐晦，在取患了必然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意重困难。在查询拜访研究的根蒂根基上，首先对农民工返乡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生活存在的首要困境，并从当局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事业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返乡原因分析：

1.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留守儿童成农民工牵挂，全

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2.当地企业诱人福利待遇招人，并相应家乡当局的招呼，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本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本身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力熟悉。也掌握了家乡表里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乐成创事业。

3.年龄问题也是民工返乡的原因之一，外出打工需要足够的体力，有些民工年

纪比较大了，也不愿意出去辛苦工作，更是吃不消这样的工作。同时 父母不舍得90后“农二代”外出打工，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工出现了“断层”。

起初农民工大军主要以80后的为主，如今，80后逐渐变成“人父人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沦为留守儿童，他们已不再外出打工；而90后出生的“农二代”，父母担心电子厂、服装厂对其身体造成损害，也不愿意再让他们外出打工。

4.还有就是城市里的物价水平比农村高出许多，也是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现在返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同时他们面临的问题也就多了：

1.生存问题

返乡的农民工,收入主要依靠农产品,但是农产品价格低,虽然国家不断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可是即使大丰收的年份,农民的收入也有限。如果粮食价格提高很多,容易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国家也不会过高地提高粮食价格。而且农作物种植受气候影响非常大,如遇有 自然 灾害,有些农民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

2.子女入学问题

一些村庄基本没有学校,适龄留守儿童几乎全部集中在乡镇,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难;有些 农村 学校人多班大,返乡儿童插班困难;城乡教材、学习进度不一样,返乡农民工子女不能及时适应,增加了学习难度;部分乡镇学校趁机增收择校费,提高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门槛。频繁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儿童也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容易产生失望,孤独寂寞,情绪不稳定,缺乏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3.权益保障问题

一遇到金融危机、经济大萧条或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农民工就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被迫失业。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法规不够完善,而且农民工的法制意识淡薄,部分工厂、企业不同程度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大多忍气吞声,没有维权意识;多数农民工在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由于失业返乡,难以实现异地转移而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返乡后医疗保险、疾病防控、计划生育,以及子女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免疫预防接种等面临新问题。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涉及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影响到农民工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

然而这些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如何了呢，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来主要有继续务农，到家乡附近的工厂里上班，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事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事业者”等。下来我们调查一下这些民工生活有了什么变化。

1.首先是依旧务农的民工，这些民工颠末几年的出行务工，在外面可能没有积

聚多少资金，而且又没学会一技之长，所以又不得已回到农田里，所以说外出打工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生活暂时不会有很大改善，只能维持在温饱程度吧，总体来说太算是贫穷落后了。（这里不包括发展新型农业的人，那我把它们归于创业一类）

2.第二种是在家乡附近的工厂上班，大量创事业职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伴唱誉

去打拼、去孝敬，主动捐助资产公益事业，并相应家乡当局的招呼，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本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本身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力熟悉。也掌握了家乡表里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乐成创事业。很多农民工已经出外打工好多年了,已经无法适应种田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无技能或技能单一,主要靠出卖体力赚钱,他们再就业的能力弱,难以适应外部竞争激烈的环境。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有了很多改善，生活条件也比以前好很多了。

3.第三种就是我主要调查的对象，开始返乡创事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

为“创事业者”, 从底子上处理完成”三农需要解答的题目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很多“惠农”硬措施，使屯子的创事业环境更不变、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事业孕育发生了极大的魔力。一般农民工每一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或几万元收入，再加之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惟不雅念上就天然地会发发生变故化，创事业意识就会加强。这些农民工经由过程“打工大学”接管到了进步先辈的科技文化，有了发揭示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根蒂根基和人的劳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事业的根蒂根基。

然而这些返乡民工的创业之路却是异常艰辛，创事业资源的短缺，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事业职员反应的首要需要解答的题目。此刻的国有贸易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于处

理完成返乡创事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事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其次是当局扶持政策的缺掉，有的返乡创事业者反该当局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带领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历程中一些部分和小我私家执行政策有误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或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脱迟延办事的情况，无益于企业更好创事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轻免除优惠隐晦，甚或当前大多远离海岸的地区地域尚无对农民工返乡创事业实施税费减轻免除政策。还有就是 创事业投资成本高，我海远离海岸的地区欠发财地域普遍存在根蒂根基设施建设差的需要解答的题目，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量物质等城镇根蒂根基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需要解答的题目。

怎样切实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率，突破民工荒和民工失业的瓶颈，这是摆在各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稳步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健全返乡农民 体现。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政策，提高意识，切实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各种提供政策、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安全等多方面服务，同时，使他们及时了解到地方对返乡农民工的安置政策，明确政府为解决该问题的信心和态度，稳定他们的情绪，树立和他们一起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加强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内在素质。该类农民工在城里务工，一般都是在劳动密集型工厂里务工，自身的技术能力比较差，为此，政府牵头举办各种提高农民工素质的多种技能和素质培训，如电工、烹饪等技术，使农民工在短期时间里提升他们的综合竞争力，以便争取到新的工作机会。第三，政府要努力拓宽就业渠道，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各方面的就业资讯。农民工对各种就业资讯的知晓都相对落后，为此政府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本地和外省就业信息，并迅速发布给返乡农民工。同时，充分利用本地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注重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调动企业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积

极性。

第四，大力鼓励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对有意愿进行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并且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帮扶以及税收优惠，为农民工创业手续办理开通由工商、卫生、公安等多部门联合的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手续，为其创业提供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十省份485万名农民工已返乡》，《财经》杂志2008年12月17日。

2、《农村工作信息》第35期，宜宾市农工办2008年12月16日。

农民工返乡状况 篇6

返乡农民工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即“回流”形式。由于产业梯度转移、区域经济发展及经济环境波动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产生返乡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初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渐成规模,其返乡原因也日趋多元化。

国内学者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社会支持,主要分析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等因素,如王国猛等(2011)等;第二,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因素,主要是侧重定量分析,大致可归类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环境因素等,主要有马芒等(2012)、魏凤等(2013)、陈文超等(2014)等;第三,返乡农民工就业机制分析,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从就业促进机制、就业培训机制、就业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如于华江等(2009)、黄瑞玲等(2011)等;第四,返乡农民工就业政策建议,这是返乡农民工就业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主要有韦云凤(2009)、苏文军(2009)、彭文慧(2010,2011)等。

二、返乡农民工的特点

贵州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在不断扩大,2012年为742.59万人,截止到2013年3月底,贵州外出务工就业人员规模为776.26万人,其中跨省就业人员规模为579万人,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区域。同时,返乡农民工规模呈递增态势,跨省返乡农民工规模也呈递增态势,2012年贵州返乡农民工总数和跨省返乡农民工总数分别为93.09万人和53.54万人。截止到2013年9月,贵州跨省返乡农民工规模为72.71万人。从整体来看,贵州返乡农民工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农民工返乡前的就业地以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为主。

截止到2013年9月底,从长三角地区返乡的农民工约45万人,占贵州跨省返乡农民工的比例约62%;从珠三角地区返乡的农民工约21.8万人,占贵州跨省返乡农民工的比例约30%;从京津唐地区返乡的农民工约2.2万人,占贵州跨省返乡农民工的比例约3%;其他地区返乡的农民工占贵州跨省返乡农民工的比例为5%。

2.返乡农民工年龄结构总体偏年轻。

返乡农民工年龄结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25岁以下的返乡农民工为31.27万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43%;25~40岁的返乡农民工为26.17万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36%;40岁以上的返乡农民工为15.27万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21%。

3.返乡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偏低。

返乡农民工教育程度以小学教育为主,技能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返乡农民工为45.8万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63%;初中教育程度的返乡农民工为21.8万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30%;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返乡农民工为5.11万人,仅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7%。当然,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低与全省农村人口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密切相关。由于返乡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低下,专业技能整体水平不高。

三、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现状

为准确了解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1情况,2013年10月,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利用贵州大学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和本科生国庆期间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20份,回收问卷936份,剔除填写不完整问卷,有效问卷897份。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样本分布以男性和已婚为主,年龄分布以青壮年为主,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调查样本分布在贵州省内9个州市。返乡前的工作地点在省外区域的调查样本占62.3%,其中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占全部调查样本的50.8%,这一特征间接说明了本次问卷调查的有效性。

(一)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现状

1.外出就业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

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占35.7%)、建筑业(占18.4%)和服务业(占12.2%)为主,从事建筑业的比重提高[1]。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从业也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而且这3个行业所占比重(73.3%)高于全国3个行业所占比重(66.3%),高于7个百分点,这说明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就业行业与全国农民工就业行业相比既相类似又更集中,主要集中在建筑业,这与全国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逐年递增相符。

从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从事相关行业的原因来看,“技能要求低”成为最主要的原因,这与前面提到的贵州返乡农民工教育素质和技能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次,“工资高”是次重要的主要原因。调查数据显示,贵州农民工返乡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月均收入为2530.1元,这一收入相对于贵州农村居民收入来说,无疑是一笔较高的收入,因而成为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是“懂这方面的技能”,说明部分返乡农民工从事与其职业技能有关的工作。这3个原因占了所占比重在70%以上,是返乡农民工从事这些行业的最主要原因。

2.外出就业的月均收入与全国农民工收入水平大致相当。

从外出就业月均收入分布来看,贵州农民工返乡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月均收入为2530.1元。这一收入高于2012年末全国外出农民工2290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但这一平均收入水平是调查时点贵州农民工返乡前的收入,既可能与2013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有关,也与贵州返乡农民工务工地点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有关。

3.外出就业参加培训比例较低,正式组织的培训作用缺失。

从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就业期间参加培训类别来看,46.2%的返乡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其次,29.3%的返乡农民工是“自己跟师傅学技术”,这主要与他们从业的行业有关,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大多数是通过师傅的“传帮带”学习技术;20.0%的返乡农民工参加过“用工单位组织的培训”,说明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获得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参加务工地政府及其他培训机构组织培训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很少,所占比例更少。这一数据说明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就业期间参加培训类别基本上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务工地政府及培训机构对农民工培训的作用并不突出。从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次数来看,贵州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剔除从未参与培训的农民工(46.2%)外,参加1次培训的农民工占27.4%,参加2次培训的农民工占17.6%,参与3次培训的农民工占8.8%,这间接说明贵州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

(二)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现状

1.就近就业行业与外出就业行业关联度较高。

返乡前后就业行业的连续性有利于维持、延续和提升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从就近就业的主要行业来看,建筑业成为贵州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主要行业,占24.3%,这既与25.4%的返乡农民工外出就业期间从事建筑业密切相关,也与贵州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有关。20.6%的返乡农民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他们可能因年龄、家庭、技能等因素而不得不从事农业,而且调查问卷还显示,部分返乡农民工开始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连片种植经济作物,初步实现规模经营。只有11.3%的返乡农民工从事制造业,而外出就业期间则是35.8%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这说明贵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不发达,难以满足返乡农民工就近从事返乡前相关行业的现实需求。

与返乡前从事行业相比,从事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的返乡农民工占10.9%,与返乡前的12.1%略有减少;从事交通运输业的返乡农民工比例有所增加,从6.2%增长到9.9%;从事批发与零售业的返乡农民工比例略有减少,从7.2%减少到6.5%。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仍从事返乡前的相关职业,这有利于维持返乡农民工在务工期间获得的已有技能,能够带动其他返乡农民工提高自身技能。可见,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获取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2.就近就业信息来源与人际信任仍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

就业信息来源反映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层次和就业机会的真实性。从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的信息来源看,主要来自返乡农民工基于亲缘、友缘、地缘而形成的“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分别为30.6%(亲戚介绍)、27.4%(朋友介绍)、11.8%(老乡介绍)。通过“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近非农就业的返乡农民工占71.8%。通过政府基层组织部门和就业中介机构等正式就业信息渠道实现就业的返乡农民工所占比例为2.7%;通过招工广告、招聘会等渠道实现就业的返乡农民工占10.5%。可见,地方政府基层部门及企业等的“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在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亟待改进。

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和前提。有学者研究表明,“青年农民工的人际信任结构呈现出对城市居民的信任缺失与对来自老乡、亲戚等信任度高的特征”[2]。调查数据显示,贵州返乡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表示对亲友“比较信任”的返乡农民工所占比例为52.0%,表示“不信任”的仅占2.7%;表示对基层政府部门“比较信任”的返乡农民工占15.8%,表示“不信任”的占27.6%,超出“比较信任”所占比例的近12个百分点;表示对当地企业(或单位)“比较信任”的返乡农民工占21.8%,表示“不信任”的占9.8%。就三者的信任程度而言,贵州返乡农民工对亲戚、朋友、老乡等亲友的信任程度较高,其次是当地企业(或单位),最后才是基层政府,说明返乡农民工所交往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强关系型”的熟人社会,这对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3.就近就业收入比外出就业减少,就近非农就业收入略高于就近就业。

返乡前后工资收入变化及其变化幅度是返乡农民工是否再次外出务工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就近就业月均工资收入来看,调查时点的返乡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239.9元,比外出务工平均降低290.2元,比外出就业收入平均减少了11.5%,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农民工返乡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外出务工。但是,如果考虑生活成本的话,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收入结余并不一定比外出务工少,而且还能增加与家庭团聚、照料家人等家庭活动机会。“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因此在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就近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民工流动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3]。”尽管就近就业月均收入比外出就业少了近300元,但是如果考虑外出就业期间在流入地的日常基本生活、房租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收入结余并不比外出就业收入低。

为了解就近非农就业对返乡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文章对贵州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收入与就近非农就业收入进行简单比较。从就近非农就业的月均工资收入来看,贵州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的月均工资收入为2368.4元,高出贵州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收入128.5元,实际上也就高于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返乡农民工。而且,就近非农就业的贵州返乡农民工月均收入满意度高于贵州返乡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满意度,这说明非农就近就业是提高返乡农民工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基础。

4.就近非农就业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非农就业稳定性较差。

非农就业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步,如果要真正实现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还需要使返乡农民工在就近就业之后有一份除土地之外的经济保障,这是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基础。从贵州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来看,整体的参保率不高,有51%的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没有任何参加社会保险。从参保的49%分布来看,参保最多的是医疗保险,占应答频数总数的16.5%;其次是工伤保险,占16.1%,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公积金和生育保险所占频数的比例都很低。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参保率来看,农民工参保率并不高,以2012年为例,“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分别比2011年提高0.4个、0.4个、0.2个、0.4个和0.5个百分点”[4],这说明无论是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农民工整体参保水平都不高,这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社会经济现象。

从返乡农民工返乡至今就近就业单位(主要指非农就业)来看,57.3%的返乡农民工返乡至今在1家单位就业,26.5%的已先后在2家单位就业,10.2%的先后在3家单位就业,6.0%的曾在4家及以上单位实现就业。从返乡农民工在现非农就业单位已工作时间来看,40.0%的返乡农民工在现单位工作3个月以内,33.9%的返乡农民工在现单位工作了3~6个月,17.5%的返乡农民工在现单位工作了6~12个月,8.6%的返乡农民工在现单位已工作了1年以上。可见,农民工返乡后虽然在家乡实现非农就业,但变换就业单位的频率较高,这说明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导致其在相关社会保险方面存在缴费率低的情况,不利于返乡农民工实现完全的非农就业。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见,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具有以下特点:就近就业从事行业与外出务工从业行业关联度较高,建筑业所占比例最高;就业信息来源与人际信任仍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这类社会资本的信任程度最高;就近就业收入比外出务工收入减少约290元,就近非农就业收入比就近就业收入高约130元;就近非农就业的整体参保水平较低,约半数的返乡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导致非农就业稳定性较差,变换就业单位的频率较高,就近就业质量较低。因此,为提高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质量,本文特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健全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一是加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实现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技能化,让返乡农民工学会闯市场的本领,提高其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二是把返乡农民工纳入“订单式”培训的统筹范围,实行“包生源、包培训、包就业”的订单式岗前专业技能培训,确保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就业技能。三是全面深化培训制度改革,不断整合培训管理机构和培训资源,全面统筹培训专项资金,提高返乡农民工培训效率。四是完善技能培训资金的政府分摊机制,对接受培训的返乡农民工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降低劳动者个人培训成本,调动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2.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就近就业的后顾之忧。

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逐步健全与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相适应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增加政府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中的支付水平,增加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和内容,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二是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适当降低返乡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缴费比例和缴费水平,健全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参保机制,并履行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提高返乡农民工参保率。三是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转移接续。通过制度安排和管理创新,健全基本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制度,使返乡农民工能够实现城乡和地区间的社会保障转移接续。

3.合理引导“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就业。

一是强化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推动返乡农民工尽快融入农村社区及就近就业地社区。返乡农民工在原有的“强关系型”社会关系资源基础上,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联系,拓展就近就业地形成的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网络,使返乡农民工逐步融入就近就业地社区。二是组建返乡农民工就业协会或互助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引导和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根据各地返乡农民工情况,成立返乡农民工就业协会、志愿者协会、互助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协调返乡农民工家庭、用工单位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拓展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

4.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增强“弱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就业服务功能。

一是按照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切实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及服务水平,健全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改善就业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完善的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平台。二是积极完善乡镇级就业中介组织,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真实可靠的就业信息。县级人社等部门可在本县域内比较大的乡镇建立专业的就业中介组织,专门负责收集返乡农民工信息和本地及周边园区、开发区用工岗位需求信息,规范本地就业中介服务;加强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城市和县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间的信息对接,完善用工发布制度,利用农村“乡场”聚集机会及时向返乡农民工或其家人提供针对性强的岗位信息。三是明确政府职责,逐步建立包括信息网络建设、信息供给与发布、就业政策咨询与指导、农民工权益保障咨询等在内的城乡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及时发布本地企业用工信息,保障就业信息传递畅通和准确。

5.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一是认真做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规划、协调与推动工作,制定相关的支持性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善相关配套产业链,吸引产业跨区域转移,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二是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及其他优惠政策,给予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财政支持和信贷支持。三是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布局,大力发展面向民生领域的服务业,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业态,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及法律、信息等中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四是遵循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推动区域产业转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及政策手段,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幅,积极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联的配套产业。五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农地向专业合作社流转和集中,引导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劳动力向产业园区、新型城镇等区域流动,逐步减少农业就业人口,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非农就业。

摘要：基于2013年贵州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本文对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从事行业与外出务工从业行业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就业信息来源与人际信任仍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就近就业收入比外出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就近非农就业收入比就近就业收入略高;就近非农就业的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就近就业质量较差。出于稳定就近就业的考虑,本文从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作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