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领导集体

第一代领导集体（精选四篇）

第一代领导集体 篇1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更具有战略性的地位。自古我国就流传着“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的说法, 灾荒时期这个道理更得到充分验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灾荒问题, 特别是建国后, 考虑到历史上因灾荒导致的的严重社会后果, 更为了使我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祥和生活, 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 我党自建党起就把灾荒问题看作一个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 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领导开始就持之以恒毫不松懈的紧抓救灾工作, 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救灾度荒思想。

一、救灾先稳农

针对灾荒问题, 我党历来重视农业的稳定发展在灾荒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强调说:“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 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 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在救治灾荒与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在战争年代, 我党也没放松过农业生产, 忙时战争, 空闲抓生产, 军队吃的用的一部分就是战士们自己耕作出来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 党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 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抓好农业。也正是在党的正确思想指导下, 建国后我国迅速由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平稳过渡到了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

二、救灾要从备灾开始

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强调对灾荒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 坚持以防为主, 防救结合, 提出预防灾害和救灾度荒同等重要, 强调救灾必须从预防灾害抓起。为此,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时, 毛泽东就指出要“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 发展合作社运动, 普遍建设谷仓, 建设备荒仓”。1951年8月, 在讨论《华北农业生产和抗灾情况的报告》时, 周恩来说“要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对付灾害。”9月, 在第101次政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对于灾害, 应以预防为主。”

三、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

以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对待兴修水利问题, 紧抓江河湖泊的治理。兴修水利是救灾度荒的开路先锋、基础和重点, 更是造福百姓举足轻重的大问题。中国是个水旱灾害较多的国家, 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自然灾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 政权初建, 我国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 又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 但考虑到全国各地经久未修早已破坏不堪的水利设施, 为了避免江河水患的再次发生给人民带来灾害, 党就把水患问题看作头等大事。结合当时的国情, 从我国的实际经济条件出发, 开始着手兴修黄河、淮河、长江等重要的水利工程。1949年12月, 毛泽东在签署颁发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告诫军队:“在进行农业生产时, 必须注意因开荒引起的水患。”建国初期, 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腾, 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 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了人民服务”。1950年5月, 在讨论中央救灾工作视察团的工作报告时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河流长期失修, ‘多灾多难的国家’, ‘江、淮、河、汉, 几乎年年有灾’。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准备大兴水利, 治理水灾。”

1949年和1950年, 长江和淮河先后发生水灾, 党毅然根治了这条自公元1194年 (南宋光宗绍熙5年) 开始形成的水患, 结束了它700多年来不断危害人民的历史, 恢复了古老民间的传说中“走千走万, 抵不上淮河两岸”的淮海流域的富庶景象。建国初期, 我国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且十分有限, 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以既严肃又乐观的辩证态度面对天灾, 毛泽东指出:“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 天灾是一件坏事, 但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 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 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 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正是以辩证思想为指导, 毛泽东在除害与兴利的关系上强调要标本兼治, 变害为利, 综合利用。1952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 他就指出:“这个大水库修起来, 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了。还能灌溉农田几千万亩, 发电一百万千瓦, 通行轮船也有条件了。”

“华夏水患, 黄河为大”。为了治理黄河, 1952年底到1953年期间毛泽东到河南的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视察, 并听取和审阅了当时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王化云的汇报及各种相关资料等, 随即治黄工程被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 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1956年又绘下了治理长江的“更立西江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宏伟蓝图。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 这一伟大工程没能施行,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落实。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兴修的水利工程一方面防止了水灾的发生,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为我们的水利修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宝贵的经验。

四、齐心协力, 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

齐心协力, 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是党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的救灾办法。1942—1944年,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特大旱灾和蝗灾。整个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一百五六十万人。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 又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 得不到任何外来援助, “人们几乎只能凭借两只手和非凡的毅力, 依靠群众的创造精神, 和这场灾害搏斗”。灾情严重, 灾民众多, 根据地政府不仅要拯救本地的灾民, 同时还要安插和救济那些从敌战区来寻求生路的难民。面对严重的天灾人祸, 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达了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大家必须依靠自己动手方能自救。在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导下, 党领导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冲破了敌人的封锁, 度过了根据地严重的灾荒困难时期, 同时为我们树立了面对困难不畏艰辛,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光辉典范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9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旱、冻、虫、雹、水、疾等各种自然灾害, 全国灾民4千万。为此, 12月19日, 周恩来签发了《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 指出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灾区各级干部“必须克服单纯靠救济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观点”, 发动与组织人民战胜灾荒, 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 灾区人民采取生产自救措施,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严重的灾荒得到遏制。

五、节约度荒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我党也一向提倡勤俭, 反对铺张浪费, 面对灾害更是如此。1932—1934年革命根据地各苏区大力宣传节约, 开展全民的节省运动。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 实行的是“节省”的方针。在日常工作中, 各级政府机关带头节约。1932年, 苏区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 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 不急用的不要用, 要用的就要节俭, 不浪费一文钱, 滥用一张纸, 多点一滴油, 积少成多”。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则开展粮食运动周, 要求“一切苏维埃和后方军事机关, 须于粮食运动周内开始切实互相检查前次决定节省粮食的决定。将检查结果报告分局, 不能实行的须受严格的处罚。”同时号召群众节省消费, 指出“节省经济这一口号, 在现在并不是宣传鼓动的口号, 而是行动的口号, 我们只有在艰苦的动员更广大的群众来执行, 我们这个工作才能够成为有效的”。1942—1944年晋冀鲁豫杭日根据地边区出现灾荒后, 根据地政府指出要节衣缩食, 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政府对于节约救灾问题发布政府指示, “规定县以上各机关每人每日节约小米半两, 县以下各机关听便。并把节约的数量, 每月结报一次”。党政军领导下的各单位、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商店、教员学生、剧团等都自动参加了这个活动, 有的长达八个月之久。据不完全统计, 集团某科就节约粮食五百八十七斤, 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及直属单位, 共节约小米二万三千四百零一斤, 杂粮二千四百七十斤。不仅如此, 又进行社会节约和广泛的群众捐款运动。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 军队在厉行节约的同时, 也一面战斗, 一面投入生产当中, 各级领导都直接参加了生产劳动。军队开辟了大片荒地,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生产卓著的某团, 每人开荒三亩, 不仅自给两个月的粮食, 而且蔬菜几乎全部自给”。他们在自己生产的同时, 还帮助民众进行生产。为了节约民力, 军队还实行精兵简政, “白天多做事, 晚上少点灯”。边区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汇合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终于战胜了困难。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救灾度荒思想, 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当代党的救灾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摘要：自然灾害是任何国家和年代都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 如何面对它, 反映了一个国家面对突发灾害的应变机制和能力,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 更反映了危难之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 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代领导集体 篇2

[摘 要]群众路线和群众团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1949年之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群团工作的地位、工作原则和与党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论述，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党的群团工作路线。

[关键词]群众路线 群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

“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1]。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治背景中表现为概念化，内涵丰富，而且具有操作性的党的“群众路线”，主要实现方式是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团体。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阐述。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出现“民众”和“动员”字样的篇幅共计约58篇[2]。刘少奇在抗战时期发表的40多篇文章和讲演中绝大多数涉及组织动员群众的问题，其中关于群众工作的专门论述达16篇[3]。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在2015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早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群团工作中的实践与理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做好党的群团工作有重要意义。

一、群团工作的重要地位

受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臣民”演变为构建民主国家的主体――民众，民众在近代国家构筑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早期的革命实践者也意识到能否有效地动员民众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如毛泽东通过早期创办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作的经历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学习，逐渐认识到社团活动的重要性。他最早提出群团思想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其中统一的民众团体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就是要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各党派的抗日合作，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统一的民众团体[4]。民众动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抗战的成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未达目的的原因之一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因而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要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必须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2]。

群团工作是联系各方面工作的纽带，是影响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力量。如陈云在1939年11月3日撰写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党、政、军、民、学虽然都有它们各自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协调发展的基本环节就是开展群众工作[5]。”陈云认为，“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5]。”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和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的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告也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

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民众团体，尤其是自1938年以后，为发展边区经济，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建立了大量的科技团体，如边区国防科学社、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等。其中很多是在边区政府推动下成立的，如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总会是由边区政府聘请在边区人畜卫生医药界有声望者35人组织总会委员会，由总会委员会推选13人组织常务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下设秘书若干人，分别进行经常会务，并聘请顾问若干人协助指导医药卫生工作。为推动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各地成立分会，边区政府还下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各专署县（市）政府催动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的通知》[6]，要求各专署、各县政府接到此项章程后详细讨论，多加倡导，依据当地具体情形和条件，必要时成立分会或支会，以推进医药卫生工作。各根据地分别制定了关于民众团体的管理制度指导群团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7]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等。

二、群团工作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民众组织和动员不足的问题。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党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占多数。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充分，所以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他们或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或是“抄名册”的机构。因此，民众团体中不仅没有涌现出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民众团体也没有真正成为抗日政府的支柱[5]。为了加强群团工作，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群团工作的一般原则。

（一）群团组织一般是自下而上的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以小联合做基础的，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8]。毛泽东认为，通过广泛建立小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以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9]，这也是建国后党的群团工作思想的基本根源。全国科联以及后来的中国科协正是通过学会这样的小联合，进而组织起科技工作者的大联合，将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

尽管是从“小联合”到“大联合”，但“小联合”与“大联合”之间的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小联合”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大联合”也有自己的目标。正如《中国科协组织结构中的异质性》一文中提到的，学会、高校科协等“小联合”具有学术性、志愿性、自治性、合目的的统一性，而各级科协这种“大联合”具有群众性、官方性、政治性[10]。但“小联合”的个性化需求与“大联合”的政治目标只存在异质性，而不是矛盾性。刘少奇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也指出，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分别是基于群体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和文化要求建立起来的，但同时这些组织也有次要要求，如政党常有经济的、文化的附带要求；工会、农会也常有政治的、文化的要求；俱乐部、学术团体等也常有政治的、经济的要求，但这并不变更组织的性质，如果把这种次要的附带的要求变为主要的经常的要求，那就要变更这个团体的性质。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放弃它的政治任务，而仅为某些经济要求而斗争，那就不是政党了。所以，在民众运动中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11]。

（二）群团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配合做好党的工作

党要通过促进群团自身的工作来引导他们做好党的工作。刘少奇精辟地指出，尽管民众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与文化要求有区别，但这些要求又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当民众组织起来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引导民众去关注其他问题，并且将之引导到更高阶段，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11]。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中也指出，各个群众团体既要做好一般的工作，又要做好各自单独的工作，要注意把两方面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是有关各个群众团体共同的工作，可以召开各界联合会一起讨论，统一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各个群众组织的工作都能既独立自主，又相互配合地开展起来[5]。

三、群团组织与党的关系

群团组织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如涅夫在《政府与参议会群众团体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说到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县区乡政府工作同志和群众团体的同志对相互关系的看法常常是不同的。政府人员说：群众团体要受政府的领导，他们应该做些政府的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该受政府领导，我们要独立工作。下面一般的实际情形是：政府命令群众团体做政府工作，对群众团体本身的工作则不闻不问；而群众团体是丢了本身的工作，去代替政府工作，并以穿吃政府一事为光荣。群众团体的部长或主任下到乡村，老百姓一向是把他们当作政府的科长、科员看待的[7]。”邓小平也指出，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为了保证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同时发挥群团组织自身的独立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了党和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

（一）要保障群众团体内部工作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中曾谈及党对青年团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地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12]。刘少奇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也指出：只有保障民众组织的独立性，尊重民众团体的内部生活不受外力干涉，才能激发民众组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这种自动性，并在民众的自动性发扬以后加以适当的配合、组织与指导[11]。

（二）群团组织在政治上要接受党的领导

邓小平在分析党、政权、群团和武装力量的关系时指出，“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经过党团来实现。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倾向。”[13]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一决定），对民众团体和党、政、军等组织系统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各民众团体既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西北中央局在1943年5月5日制定的《西北中央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民众组织的任务就是把党的任务在民众中具体化，变成广大群众自己的任务，党和政府对民众团体工作不应包办代替。民众工作的方针是去掉空架子，替群众做实事。群众团体组织要克服形式主义。群团工作干部应完全养成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老百姓化的工作作风。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完全克服群众干部向党闹独立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14]。

由上可见，群众路线下的群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靠力量和组织保障。正是基于群众路线上的群团工作，使得共产党在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从而取得各项事业的成功。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指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在还未取得政权之前就对中国广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15]。陈珂珂、王新等人也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科技社团似乎一直在努力排斥国民党的权力介入，寻求自立，而在根据地内，却丝毫也看不出社团组织有抵抗中共权力介入的迹象[16]。

参考文献

[1]李华.“群众路线”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D].上海：复旦大学，2012.[2]李会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3]王双梅.刘少奇与党的群众路线――基于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三个历史节点的分析[J].党的文献，2014（5）：79-86.[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9）[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6）[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8]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EB/OL].http：//.[12]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4333/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工资大揭秘 篇3

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他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0元。毛主席以身作则，天下仿效，所以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工资统统是404.80元。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工资，也不是夫人中最高的，她一开始享受的待遇工资243元。“文革”时她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这样，“九大”后江青的工资才涨到342.70元。

周总理夫人邓颖超的工资，一直都是342.70元。她的工资不但比宋庆龄低好多，还比时任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低一级。蔡畅是1923年入党，而邓颖超是1925年，晚了两年。

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资又比邓颖超低一级，她是1929年与朱德结婚后两年才入的党。

王光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因资历较浅，工资才120多元，也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中最低的。

当时还有一批女民主人士工资不低，如廖仲恺遗孀、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冯玉祥遗孀、卫生部长李德全和“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人大副委员长史良。

毛主席自20世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刘少奇每月去理发，都要贾兰勋、于云德两人给他记账，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那时国家一些企业出产了新产品，如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都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刘少奇每次看完后，都叫工作人员如数退还。

第一代领导集体 篇4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德治,尊重,保障人权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党所认同。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 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1999年,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国人民所接受。至此, 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探索, 实现了从革命法制到建设法制, 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跨越。

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法制思想中,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建国初, 毛泽东对治国方略的理解和探索受革命战争年代影响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 基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新中国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其中也包括对治国方略的探索。毛泽东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逻辑起点, 可他对民主的认识又存在偏面和不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演中, 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 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 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 属于政治这个范畴。”从这种认识出发, 法制就更不可能成为目的。因此, 当时的法制建设不能不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 法律的功能和作用随着形势的需要而跌宕起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摆正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不仅仅是把民主理解为方法和手段, 而且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在重新认识政治民主的同时, 高度重视经济民主建设, 从而使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建立在更稳固更全面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反复指出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进行了相应实践。他大力倡导树立法制权威, 全体民众尤其党员干部要依法办事。这些都反映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和治国理政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可是伴随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对待法制还是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可是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逐渐实现民富国强的同时, 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在积累, 从而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能够在更基础意义上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建构性导向性作用, 能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鲜明的法治定位。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不仅将过去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统摄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 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内涵, 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法治形象, 而且将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至此, 中国人民对治国方略的认识从工具主义发展到功利主义直至今日的目的主义, 终于实现了和世界法治文明的接轨。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依法执政

从依法治国的含义来看, 依法执政是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其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2002年,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依法执政的基本执政方式。2004年, 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道:“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 将依法执政作为经验加以确认, 即“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坚持依法治国, 领导立法, 带头守法, 保证执法, 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依法执政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变化历程经历了依靠政策进行领导的阶段, 和政策为主导并辅之以法律进行领导的阶段, 正在向主要依靠法律并辅之以政策的依法执政阶段转换”[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从政策主导转变为法律主导既是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理性反思的产物,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认识的深化。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 党的政策 (实际不限于党的政策) 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治国方略的重大问题。把法律作为执政党实现政策的工具, 法律的功能和作用随着政策确定的任务而转移, 在新中国法制历史上曾有过很深刻的教训。毛泽东曾把《五四宪法》看作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宪法化, 把该宪法作为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政策的工具。毛泽东在1954年制定宪法时, 他原计划十五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所以, 他预言这个宪法只管十五年。在宪法中充满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和手段的规定。如序言第二段专门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第三段宣告制宪的目标是反映人民过渡时期的要求和愿望, 总纲从第4条到第10条用七个条文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方法和步骤。这是个将法律政策化的典型例子。当过渡时期结束后, 党和国家领导对它重视也就不如从前。这也就不难理解, 在1975年“文革”的环境中, 从国家主席到普通民众的公民权利被肆意践踏的情况下, 四届全国人大仍能通过《七五宪法》。在党和国家领导的观念中, 政策是法律的灵魂, 法律是实现政策的工具, 宪法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 鉴于过去的教训, 法律的独立价值被重视。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 在特定情况下法律的政策工具属性会被重新强调, 这时就可能出现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 社会治安曾出现恶化的趋势, 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邓小平提出对刑事犯罪活动进行“严打”的主张, 主张搞几次战役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他也注意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不能搞过去的那种“运动”, 主张“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可事后从效果来看, 严打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扼制犯罪, 为了实现政策目标, 法律规则和精神反而容易被执法和司法人员所忽视, 有关媒体都报道过“严打”时期判刑过重的错案。无论是把法律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 还是对政策的过分倚重, 都无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 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政策仍将发挥重要的影响。首先这是由政策同法律相比存在的优势所决定的。蔡定剑先生将政策的特点概括为“决策的果断性、政策的灵活性、执行效应快、政策很适应党的领导方法”[4]。其次, 中国的民主制度不健全, 公民的民主权利不完善, 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不过硬, 对决策的主体和程序都没有严格要求, 这就为政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三、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以德治国

强调法治, 但又不迷信法治, 主张德法并治, 互相配合, 以德治促法治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重大发展。2000年6月,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 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 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法治与德治,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 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的这些论述, 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除需要解决法制实践提出的任务, 还面临如何扬弃传统法律文化, 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和创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儒家提倡的德治国方略影响最为巨大。有学者将其特点概括为“系统性、人本性、和谐性和理想性”[5]。毛泽东对传统德治的创造性吸收是在治国方略的探索中进行的, 他在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不认同也不主张西方的法治主义, 这就不能不使他所主张的德治价值大打折扣。“6亿人民尽舜尧”不正与儒家“性本善”、“人皆可以为舜尧”的认识相呼应吗!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兴无灭资、斗私批修不正是义利之辩、天理人欲之辩这些古老法则在现代生活中的复活吗!尽管毛泽东在道德建设乃至法制建设的局部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可是他所走的道路由于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而只能是陷入历史的歧途。邓小平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 对道德建设也高度重视。邓小平把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他的道德建设立足中国国情, 贴近实际, 但又不失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提出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办法, 比如注重制度建设, 强调满足群众的物质利益, 提倡竞争意识, 重申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道德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是依法治国理论还是道德建设思想, 邓小平都立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确定和发展。传统德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儒家不是不要法制, 而是更注重道德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调整的彻底性, 希望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犯罪;儒家对社会的治理强调综合为治、多管齐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求实现治理效果的最佳化;儒家对掌握权力者提出了比普通民众更高的道德要求, 强调普及与重点的结合等。在当代中国, 只要找到德治和法治的共同价值和契合点, 德治的诸多特点不仅不会削弱法治, 反而会成为促进法治生成的优势。在几千年的德治传统中, 国民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法律情感和法制心理。这种情感和心理现在仍以其强大的惯性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民的法律思维和行动。决定国民对当代法治方略的认同, 除制度和现实利益外, 还有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德治文化, 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代法治方略的实效性。在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后, 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是对法治方略的完善。它昭示了中国的法治不仅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重大发展

四、对德法共治方略的夯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在中国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曾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 在很长时期里, 人权曾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受到否定。对人权地位和价值的忽视和轻视, 是导致中国在民主法制问题上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人权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重新认识, 不断打破思想禁区, 在人权问题上取得重大理论建树。1991年, 中国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明确向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人权概念的接纳和理解;1997年, 人权概念被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 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深化。在2004年,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意味着人权由政治概念上升到法律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执政党扩大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获得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

“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找到了根本的驱动力量。毛泽东认识到新中国的法制是保护人民群众权利的。他理解的人权更多是集体权利、政治权利, 个体权利、经济权利是被忽视的。邓小平在强调政治民主的同时, 特别强调经济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注重满足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权利, 权利主体也转向人民群众和公民个体并重, 从而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人权”入宪, 不仅意味着权利保障防线的加强, 也意味着人权以其权利主体的多样性及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丰富内涵和矛盾运动而使法制建设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属于自身的内在动力。

“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为依法执政确立了出发点和归宿。在制定《五四宪法》时, 毛泽东就强调“搞宪法是搞科学”,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宪法。这些观念处于依法执政的起步阶段, 未能继续下去。邓小平从法律的专业性出发, 要求干部学会运用法律去管理经济政治文化, 去治理国家, 表现出强烈的法律思维特点。在依法治国背景下, 依法执政的政治理念从形式上看是尊重和服从人民的意志, 从内容上讲是要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这种政治理念在法律思维中就是执政党丰富和实现人权的能力。

“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为中国德法共治方略提供了共同基石。中国具有深厚的德治传统, 可是始终未能孕育出人权观念, 不仅古代德治沦为人治, 就是建国后的道德建设也脱离民主的轨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当代中国德治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 德治必须和法治方略相配套。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德治和法治的相容共生提供了基石。无论多么高尚的道德追求都不能建立在践踏人权、牺牲人权的代价之上。而良性的道德观念能够为法制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使中国的德治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继往开来。

“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是中国的人权事业向纵深发展的结果。最重大的成果就是财产权的基本人权地位逐渐得到加强, 人权基础日益被夯实。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7年中国实施的《物权法》规定,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非常伟大的历史进步。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对私有财产权的态度, 反映了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宪政意义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

法治不仅是一种和人治相对的治国方略, 而且也是一种宏观性制度结构, 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从提出治国方略再到制度结构生成最后到生活方式的实现将是漫长的艰难的过程。可喜的是, 尊重和保障人权主题的确立, 为这一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只要围绕这一主题发展下去, 过去的悲剧和曲折就不会重演。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8-359.

[2]卓泽渊.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7) .

[3]蔡定剑, 刘丹.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兼论政策对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J].中外法学, 199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