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精选十篇）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 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流转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十二五”规划

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完善与否, 土地流转形式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发展, 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开来,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之相适应, 土地流转形式也随之活跃起来, 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尤其是“十二五”规划时期, 中国农村流转制度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促进效率、确保公平、维护稳定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 突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永久不变, 是一项非常好的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意见, 对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形式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种类众多, 发展越来越稳健和成熟, 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二五”规划中这些土地流转形式得以继续衍生和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多种多样, 各有千秋, 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当前, 我国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

第一, 转包。承包方将自己承包期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 在一定期限内以一定条件转给第三者, 承包方与发包方仍按原承包合同履行权利和义务。这种形式的流转, 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只是使用权发生一定的变化, 它可以大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第二, 转让。指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 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 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 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这种形式在当前我国农村比较多见。

第三, 互换。承包方之间或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为各自需要和便于耕种管理, 交换其承包地块。互换后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有的仍由原承包者承担, 有的经发包方同意后随互换而转移。这种互换的形式比较灵活实用, 效率比较高。在我国农村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经常可见。

第四, 入股。即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 农民凭股权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 合作社或股份公司对土地实行招标承包, 或对外租赁, 或者直接开发, 农民按股分红, 土地按股份经营。这种形式具有规模化、现代化的特点, 在我国农村已开始出现。

第五, 租赁。租赁是指农民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土地上的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 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改变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 承包农户将承包土地租给第三方经营, 并收取一定租金。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其以收取租金来衡量土地的经济效益, 把土地纳入市场范围。

二、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虽然多种多样, 其发展也不断完善和成熟, 但目前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 土地流转形式的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流转效率偏低, 执行力度弱, 使得农村该流转的农地绝大部分流转不起来。表现在部分农村土地荒芜率逐年增长, 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不强, 且受到了诸多的约束, 这样便极大地影响了土地利用率和农民收入, 农民就业渠道也变得狭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脱离了价值规律, 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样, 土地流转形式就只会流于形式,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第二, 土地流转形式混乱, 不规范流转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较多, 在短时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流转形式的法律意识不够强, 使得土地流转无凭可据。这样, 农业专业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降低, 农民经营自主性不强, 创新意识不够。此外, 土地流转形式的程序操作不严格、形式合同不规范。目前民间的土地流转以户间协商形式为主, 缺乏正规程序。

第三, 基层政府及官员的行政干预较多, 束缚了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自由性, 从而使得农村土地得不到有效合理的流转。主要表现在:一些基层干部迟迟不将第二轮承包合同或土地经营权证书发放到农户, 借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之名, 随意干预农民间的流转协议;有的不顾实际, 强行搞所谓股份制或集中经营, 引发很多后遗症;有的对土地租金的收益分配, 缺乏公开性、合理性, 采取各种变相的流转手段进行干预等。这些带有强制性的手段使土地资源得不到较好的优化配置, 农民在土地上的长期收益权也没有稳定的保障。

第四, 土地流转形式单一, 灵活性不强, 配合程度不高, 且流转规模较小, 流转形式的服务体系也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许多地方在流转土地时往往只采取一两种流转形式, 并习惯性地沿用下来, 形成一个封闭死板的内部流转模式, 这样便影响了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 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活跃性, 使土地流转形式的价值难以真正体现, 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也难以顺利进行, 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得不到保障。

三、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结合“十二五”关于农村土地经济建设的规划,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遵循自愿原则, 充分发挥各种流转形式的有效性,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以充实各种流转形式, 使其落到实处。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形式, 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是否流转、流转多少、以何种方式流转, 应由农民自己决定, 任何组织不得用行政手段阻碍或强迫农民流转土地, 不得束缚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在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工作中普遍推行流转自由化、高效化、法制化。农村土地流转形式须采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必须执行国家法规政策, 依法签定合同;在各种形式下必须按国家规定交纳税金、承包费用和相关费用以及履行应尽的义务。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不论采用哪种流转形式, 都应该尊重农民的选择和意愿。没有自由规范和经济效益的土地流转形式是不牢靠的。

第二, 严格规范土地流转的形式,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使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操作规范、合理、合法。土地流转形式的选择权是国家赋予农户的基本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提高对土地流转形式的认识, 加大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使基层干部和农民认识到采取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是促进农业向专业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的前提条件, 从而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 提高土地利用率, 发挥最大效益惠及农民。在“十二五”规划时期我们可以考虑“土地基本法”的立法, 然后再制定执行“土地规划法”、“土地流转法”, 并修改现有《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流转法》等其他法律中的涉及土地流转形式条款, 形成比较完备的土地法律体系, 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提供全面深刻的法律基础。

第三, 积极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形式, 切实加强对土地流转形式工作的领导, 使得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操作实际可行。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二三产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离开土地, 从事二三产业或者进城务工、居住, 土地撂荒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 土地有效利用率将会越来越低。所以,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形式, 加强对土地流转形式工作的领导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对于撂荒的农户, 应积极引导其依法采取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对无力耕种但又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发包方要引导其采取转包、出租或入股的方式流转;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农户, 发包方要按法定程序接受并依法重新发包;对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户口的, 发包方要依法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到期仍不能履行耕种义务的, 要动员撂荒农户自愿流转承包地。

第四, 因地制宜, 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 促进流转形式的规模经营、多样化经营。“十二五”规划纲要规定, 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此规划下, 我们首先要打破土地流转形式的区域界限, 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效率, 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积极培育“开放、竞争、公平、有序、有度和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使土地流转形式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 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积极性。再次在流转形式中, 应针对农村不同情况, 灵活采用互换、转包、出租、转让、委托代理等土地流转形式, 实施分类指导。最后还要确保农户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农民既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体, 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要坚持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 因地制宜, 形式多样。

参考文献

[1]、张雪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与对策[J].福建农业大学学报, 2003 (6) .

[2]、朱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创新[J].农村经济, 2007 (9) .

[3]、许俊锋, 李建民, 王洁.地方性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主体分析及对策[J].商业现代化, 2008 (1) .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 篇2

摘要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与中国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从原来传统的农户小规模经营逐渐向集约程度高的大规模的农地规模经营方式转变的趋势关系十分紧密。前者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虽然不是什么新政策，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该政策对很多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带来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中国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支持与发展方式。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政策制度以及该政策制度下的农民利用农村土地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一些背景理论，我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其发展方向趋势，土地流转与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趋势下产生的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最后是在此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系，演变要以耕地保护为前提条件，规模经营也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

关键字：土地集约经济土地规模经济农地规模经济土地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制度

就全国而言，主要为农户小规模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十多年前，这一制度将一度几近崩溃的中国农村经济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然而随着我国近三十多年改革和开放的历史，我国的农村生产力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以及农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在部分东部发达地区，传统的小规模农户经营的模式已经渐渐地不适应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些不适应主要表现为：1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地块分散，尤其是在丘陵以及山区等地区，地块较为破碎，这和我国的地形特点有一定的关系。我国的地形分为三级阶梯：第一阶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第二阶梯主要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第三阶梯主要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山东丘陵，辽东丘陵。除去因为热量条件不足以及现有条件不能开发的耕地，我国的耕地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梯的部分平坦区域以及第三阶梯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所以我国的一大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尤其在东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地区，农业耕地被侵占严重。由于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地块分散，个体农业主很难及时调整作物结构，来适应市场，土地利用的劳动集约程度高而科技以及资本的集约程度低，且每家每户的土地较为分散信息交流速度很难更上市场信息的变动，很难将最新的农业技术以及科技文化进行传播和应用。2部分农户经营的项目并不是以农业为主，他们将农业视为副业，所以，在经营管理上，土地也以一种低效率的粗放经营进行着，甚至存在抛荒的现象，这是一种对宝贵土地资源的浪费现象。3与不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的比较下，一些具有专业技术且善于经营农业土地的农户很难得到足够的土地来实施土地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上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施行的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劣势。

但毕竟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毕竟十分有限，而且部分地区低下，现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指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仍然是适应我国大部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因为与其适应生产力的地方也就尤其现阶段的优势所在：1以单个个体农户为单位进行土地经营能够调动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点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验证了。2就像上面提到的我国土地现状，我国土地较为分散、破碎，以农户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的经营，对这种情况较为适应，尤其是在在生产力不高，各地农业地区自然和技术水平差异显著，资金和人才也存在很大的地区间差异的现阶段。3人均负担得土地面积较小，因此能够进行劳动集约化生产，从而维持

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对现阶段的中国大部分耕地生产来说依然是一种不错的经营模式和方法。

土地流转背后的理论依据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2005年03月0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出台，土地流转诞生。那么土地流转有何意义，并且它对我国农业生产与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土地经济理论中找到答案。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通产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在说的规模效益，它表示的是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往往指的是较大的经营规模可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较大的规模会让土地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农业科技等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配置从而取得规模效益。而且，与土地收益变动规律相类似，规模经济也存在着这种规律：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土地效益的变动依次呈现以下三种阶段：土地规模效益递增、土地规模效益最高、土地规模效益递减。用图标来表示这一种规律就是一张简单的“U”形曲线图。要想使收益扩大，则必须进行规模经营，要想使收益最大化，则必须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使收益处在第二个阶段。规模经济包括了市地和农地两部分，在这里我们主要说明的是农地规模经济。农地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主要依靠农地的规模经营，一块农地是否符合规模经营的标准主要看以下这几个指标：1土地面积2劳动力数3其他投入指标4产出量（产量，产值等），前三个指标为投入指标，而影响这些指标的因素有：1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主要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也是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要素。2土地：土地要素包括很多，如土地是否平坦，土地面积，土地肥力等。3人地比例：在不同的区域，人地比例不同，如把东北地区同东南沿海地区作比较，人地比例显然不一样，进而这两个地区的农地经营规模也不一样。4集约经营程度：分为老啊动力集约和资金集约两种。此外还有5农业经营者的能力6社会条件7经济制度8农业经营单位的外部条件9国家的政策等等。施行规模经济对一些已经达到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地区来说是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一步。那么，如何将这些农地规模经济的理论与我们的适用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这一话题也就是土地流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其发展方向趋势

现阶段，我国主要进行的主要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有1独户规模经营2多户联合规模经营3集体规模经营4双层规模经营：一方面农业生产者实行大规模经营，另一方面社区集体对这些经营大户进行全面的服务与支持。5社区服务性规模经营。这些组织形式存在有一段时间，但在现阶段，部分地区迫切需要适应当下的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在农村乡镇企业取得较好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对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将土地集中经营，提供规模化的条件，基层政府政策进行扶持，相关农业保障措施的配套，合理的土地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出台，这种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规模化组织形式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形式。其在资金，技术，政策等等方面都能够很好的保证农地规模经济的发展。

土地流转与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趋势下产生的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新问题

新事物的出现总有其不成熟的一方面，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的道路同样充满了不平坦。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和阻碍同样需要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新出现的问题包含了许多方面，如农村劳动力的流向问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村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支持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从农民内部自身来解决，如农村教育的加强，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相关法律措施的配套等等。

农地经济规模化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还是指农地经济规模化实现后的一些问题，比如，农地经济规模化成功后会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哪些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注意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进行农地规模经营的基础，我们对这一政策必须毫不动摇，还有，在实施农地规模化以及土地流转进行过程中对耕地保护的破坏行为，我们也要十分的警惕，比如，违法征用，转让后用途的变更等等情况，对此，我们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农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些不满足要求的农村企业，不仅不会给农村的规模经济带来推动作用，反而对农地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不仅这些，为了早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参考书目

《土地经济学》——黄贤金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9年

《土地经济学原理》——周诚著商务印书馆 2003年

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因素分析 篇3

作如下分析

1农民思想观念陈旧，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由于受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影响，对土地流转的认识不到位，不愿放弃耕地。农民视其为生存根本的观念还未转变，加上近年来承载于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已经消除，中央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各种补贴不断增多，因此大多数农民不愿将其承包耕地进行流转。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中，一些人对土地的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土地撂荒或粗放耕种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

个别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认为推行土地流转工作，容易造成新的土地纠纷，对农村稳定工作不利。还担心搞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如果受让方经营不善或不讲诚信，不按时支付流转费，流转双方会产生矛盾，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因此他们对待土地流转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持消极态度。

2农民非农收入低，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影响了土地流转。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比较好，农民非农收入比较高，农村劳动力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城镇及非农产业，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发展规模经营。农民通过流转土地增加了收入。而在目前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因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非农就业比较难，而其所拥有的承包地又是其生活根本保障，因而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3缺少农业产业发展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农业产业化水平比较低，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不多，缺乏效益明显、可持续性强的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即使有种养能手想扩大经营规模，却因资金问题而退却。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土地流转。由于农业收益比较低，投资回收周期比较长，高收益项目比较少或难以选择，农业开发面临着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因此，业主对投资农业开发极为慎重，真正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或业主投资农业的比较少。由于缺乏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即使农民有地不想种，土地也无法流转。

4缺少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影响了土地流转。土地具有特殊的生存保障功能，包括满足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承担子女教育和养老费用所有保障功能。农民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社会保障，使土地流转的风险和成本加大。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参保门槛高，如农村低保制度因受条件限制，并未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因此，随着非农职业周期性、季节性、结构性调整，当处于阶段性失业时，种地会成为农民的首选谋生之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农民仍然对耕地有很强依赖性，从而影响了土地流转。

5缺乏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指导服务。目前进行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的组织极少，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信息传播渠道少而不畅。多数情况是外地业主找当地政府或农业部门帮助寻找、联系符合自己要求的土地。土地流转信息不畅通，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供需双方信息有效对接机制还没有形成，导致土地流转难且成本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影响农村土地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流转，转包费、租赁费等土地流转价格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与之相关联的评估、咨询、公证、仲裁等中介服务机构。郑州市到目前为止只有巩义市成立了市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县(市)、区还没有开展诸如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搜集、发布、土地评估、政策咨询、合同签订、合同鉴证等相关指导和服务工作。

6缺少完善的管理机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构不健全，指导监管工作滞后。实行机构改革后，大部分乡(镇)农经管理部门已名存实亡，有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有的是兼职，有的是人员少，无法正常开展土地流转指导和管理工作，造成土地流转监管不力，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纠纷无人受理，从而留下许多隐患。更谈不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处于盲目放任、无章无序的状态。

7农村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由于对土地流转缺乏必要的指导与管理，农村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很不规范，流转手续很不完善，甚至出现违规违法现象。如有的土地流转不登记，不按规定进行审核批准；乡、村两级组织没经过撂荒农户的同意，不履行有关手续就将撂荒土地流转给第三方经营，部分地方村组集体的土地和“四荒地”未经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通过，村组干部擅自作主进行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部分村组干部不尊重农民意愿，直接充当土地流转主体，强制要求农民流转土地，一些承租方在租赁土地后，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擅自改变土地农用性质，甚至用于房地产开发等。

8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与管理存在问题。一是部分土地流转，流转双方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没有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存在较多纠纷隐患。2008年，郑州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的不足70％。二是大多数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内容不完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如流转期限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等。三是土地流转合同没有经过见证或公证机关公证，没有入档备案。一些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合同内容不完善的，由于受利益驱动，极易出现出让方单方面毁约现象，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 篇4

为了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 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流转的形式、流转的动因、影响流转的因素等方面, 而鲜少研究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空间差异, 分析探讨不同地区土地流转在规模、形式、期限、流转主体等方面的不同。本文将以辽宁省为研究区域, 利用调查的资料对土地流转空间的差异性进行探讨, 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原因。

1 辽宁省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1.1 流转发展历程

农村土地流经营权流转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而产生的。辽宁省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自1997年开始相继到期, 各市、县 (区) 相继开展了土地延包工作, 到2002年延包工作基本结束后, 土地承包关系基本稳定。但是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农村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从辽宁省的情况分析, 土地流转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到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农村开始出现零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象, 流转面积占全省农村家庭耕地面积不足1%, 流转方式主要是转包为主, 并且这种流转多为农民私下地进行, 流转信息也非常隐秘, 处于非公开状态, 土地流转发展缓慢。

第二阶段, 从1998年开始实行土地的“二轮承包”到2004实行农业税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之前。2001年放开粮食购销之前, 随着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期限的到期, 辽宁省各地在切实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稳定土地承包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探索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形式,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到2002年底, 辽宁省309万hm2家庭承包土地, 发生流转的约有10万hm2, 流转的范围从水田、旱地拓宽到山林和果园等, 流转方式也逐渐多种多样, 除转包外, 又相继出现了转让、土地入股、返租倒包、互换等流转形式。

第三阶段从2004年到2008年。2004年以后, 随着农业税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 土地收益明显增加, 原有的流转土地又呈现大量回流、提高价格、缩短期限等新的变化, 土地流转面积有所减少。特别是2004~2007年, 出现连续下降的走势, 同上一年相比, 四年间土地流转面积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8%, -23.6%, -1.5%, -4.5%。

第四阶段从2009年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流转交易大厅) 至今。2009年辽宁省农委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 加速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探索为农服务的新思路新方法。为建立土地流转的有效机制, 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提出了健全土地中介服务这一体系, 大力扶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交易大厅) 建设, 并在沈阳、大连、抚顺、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7个市14个县 (市、区) 、40个乡 (镇) 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试点工作, 成效显著。2009年, 土地流转面积比2008年增长了98.8%, 几乎翻了一番。可见土地流转市场带动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化发展。

从四个阶段来看, 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调整, 除在第三阶段农业税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出现短时期回流,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土地流转面积快速增加, 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1.2 土地流转现状

截至2012年底, 辽宁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329374.2hm2, 与2002年99480.8hm2相比, 增长了3.3倍, 增长幅度较大, 可见, 流转规模呈增加的态势。

在流转形式上, 主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股份合作等几种, 其中, 转包形式占优势地位, 2012年全省土地转包面积207082.7hm2, 占流转土地面积的62.9%;其次为出租, 占流转土地的22.3%;而转让、互换、股份合作及其他形式的流转相对较为零星。

从流转方向来看, 辽宁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去向仍以流转入农户为主, 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发生流转的土地中, 有68.7%流入到农户, 其余土地则分别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企业及其他主体。

在流转土地使用性质上, 多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居多, 而发展特色、高效、生态产业的则较少。2012年对流转土地入户调查统计显示, 45%以上流转土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 近15%流转土地种植蔬菜作物, 其余用于果树栽培、水产畜禽养殖、建蔬菜大棚等, 也有极少数流转土地被改变农业用途, 建立厂房进行工业生产。

在流转范围上, 绝大多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到本村亲戚和邻居手中, 而较少流转到外村农户和其他组织中, 由于农村存在着“熟人社会”的特点, 转出土地的农户出于安全性和便利性的考虑, 更愿意把土地流转给自己熟悉的乡邻, 并且这种现象在较长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

由于受到土地利用类型和转出土地农民非农就业状态的影响, 辽宁省农村土地流转期限以5年以下居多。调查表明, 用于种植投入产出回报期较短的粮食、蔬菜的土地流转一般流转期限不会超过5年, 而用于果树栽培、水产畜禽及设施农业生产的土地因为投入产出回报期较长, 土地流转的期限也多以5~10年为主, 甚至在10年以上。如前所述, 辽宁省流转的土地主要为种植粮食作物及蔬菜, 所以总体上土地流转期限较短。同时, 调查也发现, 土地转出农户多数从事非农职业, 如外出务工或者从事服务业、商业, 或者就近到工厂企业打工。非农就业稳定、收益高的农户几乎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 事实或意愿上将土地长期流转出去, 而非农就业不稳定的农户仍出于保障的原因, 不愿意长期失去对土地的掌控。

2 农村土地流转差异比较及分析

2.1 地区概况及数据选择

沈阳、大连、铁岭、丹东为辽宁省管辖的4座主要城市, 在地理位置上, 沈阳、铁岭为内陆城市, 位于辽宁省的中部、中北部;大连、丹东为沿海城市, 位于辽宁省的南部、东南部。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 沈阳、大连为省内较为发达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较为接近, 且一直都位居全省前列;铁岭、丹东2城市经济水平较为接近, 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位于中下游;在经济区域划分上, 沈阳、铁岭属于沈阳经济区板块, 大连、丹东属于辽宁省沿海经济带板块, 两个经济区域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 4城市在区位、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城市发展定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2013年3月, 课题组深入沈阳、大连、铁岭、丹东展开调研活动, 掌握4城市土地流转相关统计数据, 并调查有效农户分别为98户、112户、65户和73户, 共348户, 分布在4城市共12个乡镇。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农户收入水平、农户流转意愿、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价格、流入方类型、流转市场建设情况等内容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对4城市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

2.2 流转空间差异

2.2.1 流转规模差异较大。

2012年, 沈阳、大连、丹东、铁岭4城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分别为549961.3hm2、286377.7hm2、173815hm2和455660.7hm2, 沈阳市居首, 但是4城市流转土地面积则以铁岭市为最, 为63631.4hm2, 沈阳、大连、丹东依次排在其后, 分别为41582.3hm2、22710.9hm2和9217.6hm2。从流转土地面积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比例上看, 铁岭市也遥遥领先, 其他3城市与之相比, 差距较大 (见表1) 。分析这种状况的原因, 可能是在4城市中, 铁岭市人均耕地面积较高, 且地处内陆, 经济发展水平与沈阳、大连等城市相比又较低, 一些农民为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外出务工, 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出。在参与土地流转人数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单块流转土地面积较大, 从而流转土地总面积较多, 所占比例较大。

数据来源:2012年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管理情况统计.

2.2.2 流转方式差异存在但不明显。

4城市流转方式中转包占流转土地的65.2%, 其中, 铁岭市转包土地面积占该市流转土地总面积的87.4%, 在流转方式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沈阳、大连转包土地分别以52.4%、43.2%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成为本市土地流转中最为主要的方式。土地流转的另一较为重要的方式为出租, 占流转土地面积的19.6%, 其中, 丹东市土地流转中采用出租的比例最大, 为丹东市流转土地面积的56%, 土地流转最为市场化, 转包则占了28.4%。可见, 4城市流转方式虽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差别并不大。以转包为主要流转方式的原因是流转土地多以种植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为主, 转包价格相对不高, 转入方基本能够负担得起;采用出租方式的土地流转主要是以露天种植蔬菜瓜果或暖棚等设施农业土地为主, 这类土地多为高效农业或收益比较大, 转入方也有一定的资金实力进行投入并支付较高的租金。其他的流转方式少被采用, 一方面是由于习惯使然, 长期以来转让、互换等方式人们选用的就少;另一方面农民认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或存在不安全感。如互换方式由于不能带来现金收益, 故选择的农户较少;土地股份模式, 农户担心入股后收入没保证, 因而加入的农户也非常少。

2.2.3 流转价格存在一定差异。

从对4城市流转土地价格调查数据的汇总统计看,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流转价格主要集中在20.1~33.5元/hm2的区间, 尤其是铁岭市, 在该市调查样本中83.3%的流转土地处于这个价格区间内, 沈阳市则为59.3%;而大连、丹东流转价格在20.1~33.5元/hm2的分别占本市调查样本的33%和28.3%。土地流转价格在33.5~67元/hm2区间的, 以大连最多, 所占比例为29.5%;其次为丹东, 为26.1%;沈阳、铁岭以14.8%、8.3%居于其后。流转价格在67元/hm2以上的, 4城市排名为丹东、大连、沈阳、铁岭, 分别占各自城市调查样本比例为19.6%、14.3%、7.4%和0。可见流转价格受区位的影响很大。如前所述、沈阳、铁岭为内陆城市, 而大连、丹东为沿海城市, 总体上, 沿海城市流转价格要高于内陆城市。在区位明显影响土地流转价格的前提下, 经济发展水平也导致价格上的差异, 如, 沈阳和铁岭同为内陆城市, 但沈阳为辽宁省省会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前列, 且明显高于铁岭市, 而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 在整体上沈阳市的流转价格显然高于铁岭市。同时, 土地流转价格的高低也同土地利用类型、流转双方讨价还价能力、流转期限长短、土地所处本城市的地理位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2.2.4 流转合同形式存在差异。

土地流转的合同形式既反映了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契约化程度, 也反映了农户流转土地行为的约束方式。根据调查, 沈阳、大连、丹东、铁岭4城市土地流转合同形式有口头协议、书面合同和第三方担保等, 其中口头协议、书面合同占90%以上。与书面合同的流转合同形式相比, 口头协议所占比例略高, 占调查样本近50%, 但两者比重相差并不大。而城市间进行比较, 沈阳的土地流转合同形式多为书面合同, 占本市调查样本的76.9%;大连、铁岭则以口头协议为主, 所占比例在60%左右 (见表2) 。因此, 不同城市土地流转合同形式还是有较大的不同。分析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 辽宁省在全省范围内设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大厅。其中, 沈阳、大连等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所设立的交易大厅的数量较多, 尤以沈阳居首。在沈阳市, 交易大厅分布于乡镇, 服务于农民土地流转行为, 也指导农民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受此影响, 越来越多的农民渐渐习惯采用土地流转书面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与书面合同相比, 口头协议等形式随意性大, 不能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土地流转的法律手续不规范的现象会致使农户在维权时缺少法律依据, 从而使其在土地流转中处于弱势地位。

2.2.5 流转意愿几乎不存在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商品, 在承包期范围内可以进行流转, 这是当前我国政策允许并支持的行为。通过土地流转, 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相关政策表明, 农村土地的流转应该是依法、自愿、有偿进行的, 也就是说, 农户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是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凭自己的意愿决定流转和进行流转。是否愿意进行流转, 主要取决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沈阳、大连、丹东、铁岭4城市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都比较强, 在348户农户中, 有227户农民认为土地是自己基本生活的保障, 不能轻易放弃, 占所调查样本的65.2%, 其中有一半的农民认为土地就是自己的命根子, 也是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当问及“什么情况下才会转出所承包土地?”时, 48.7%的农户选择了要有较高的非农收入, 25.3%的农户选择了要有稳定的非农就业门路, 还有较少数的农户选择有劳保福利以及能迁入城镇定居。这说明, 农民对土地的重视及依赖程度还是很高, 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之本, 在当前,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还不是很强烈。而4城市之间比较来看, 沈阳、丹东、铁岭3城市将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 占本城市调查样本的比例都在70%以上, 只有大连为49.4%, 说明大连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弱于其他城市;而对于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必要条件, 4城市被调查农户多数都认为要有较高的非农收入和稳定的就业条件, 认知具有趋同性。可见, 在流转意愿方面, 4城市几乎没有差异。

3 结论

从调查结果和统计数据分析来看, 4城市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共性,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并非很强烈;土地作为农民生活基本保障的功能还很突出;流转方式中转包仍占据主要地位, 其他流转方式相对较弱。但由于城市区域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流转市场建设情况等条件的不同, 4城市土地流转情况还是有所差异。作为沿海城市的大连市和丹东市, 土地流转价格水平较高, 同为内陆城市的沈阳市和铁岭市比较, 沈阳市流转价格明显高于铁岭市;土地流转交易大厅相对多的沈阳市, 土地流转合同采用书面形式的要多于其他3城市, 从法律的角度看, 也更具有规范性和保障农民合法的权益。

所以, 要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速度,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弱化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 使农民增强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其次要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引导部分农民向其他产业转移, 使其家庭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 从而将土地逐渐流转到农业大户中, 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第三, 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给农民创造进行土地流转便捷的条件, 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同时政府还要加强监管, 积极引导, 及时解决流转中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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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立双, 张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 2013 (12) .

[3]黄祖辉, 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4]孙云奋, 齐春宇.农地类型差异与农地流转困境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农村经济, 2012 (1) .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效应分析论文 篇5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创新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飞快。这一方面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应用，也为我国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1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概述

1.1土地转包模式

土地转包模式是一种常见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它指的是农民在留有承包权的条件下，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再转承给别人。在这种模式下，一方留有承包权，而另一方则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

1.2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模式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流转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并以自己所持股份的多少来获取相应的利益。这种模式与土地转包模式相反，多见于经济发达地区。

1.3土地信托模式

土地信托模式相比前两种模式则较为少见。这种模式是指农民将土地委托给信托机构进行管理，并从信托机构处获取收益。在我国，由于土地信托机构数量有限，且难以获得农民的信任，因此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

2农村土地流转效用分析

2.1积极效应

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有着不容小觑的积极效应，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我国，每年都有大片的土地因各种原因而闲置，而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能够使这些闲置的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提高农业产出率与收益。虽然土地流转模式各有不同，但都可以提高农业的产出率与收益。对于股份合作模式来说，将土地集中则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对于土地信托模式而言，由于其拥有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因此可以带来农业产出效率的提升。

2.2消极效应

农村土地流转有上述优势，但也无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消极效应，这些消极效应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益纠纷增多。各种土地流转模式都涉及转让者和承包者的利益博弈，因此，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纠纷。而随着土地流转数量的日益增多，这种利益纠纷也越来越多。此外，我国现行土地流转制度仍不健全，致使很多利益纠纷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最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第二，土地挪作他用。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挪作他用的现象尤为严重。很多土地在流转之后并没有作为耕地进行使用，而是被建为工厂或者地基，这严重违背了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用意，影响了国家的耕地保护红线，对于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很深的危害。

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创新建议

3.1立足实际，采取适合的流转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当地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本地区农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本地区的土地流转模式。除此之外，在模式的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农民群众对该模式的意见与反馈，不断的改进模式中与本地区实际不符的部分，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修正，才能找到最适合本地区的农业土地流转模式，才能更好的推进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3.2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旧不健全。这致使流转土地挪作他用等现象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因此，国家应该不断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农民群众的利益。让土地流转制度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3.3加强宣传力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时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由于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很多农民不愿意参与到土地流转的模式中。这无疑影响到了土地流转的推行。因此，国家与政府应该加强对土地流转制度的宣传，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土地流转制度的优势。同时，也要不断健全农村的社保制度，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让农民群众真正的参与到这一制度当中，让土地流转模式更好的服务于农村经济。

4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政府更应该加强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不断创新流转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真正的让土地流转制度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强的动力。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分析 篇6

本研究认为想要使农地使用权流转顺利开展，就必须完善农地流转定价机制。针对研究成果，本人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意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定价机制，从而促进农地使用权高效流转，让稀缺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效用。

【关键词】 农地使用权流转 农地价格 地价影响因素

1.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现状分析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土地合理流转, 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 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 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实际步骤。

1.1国内部分省市农地使用权流转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5年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调查的数据，对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描述，并分析农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已逐步形成，但是发育缓慢，目前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也可以说仅具雏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1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初步形成，但发育缓慢

2005年的调查表明，有67%的农户没有进行过土地流转（转出或转入），转包或转让过耕地的农户中，有65%的农户只转让家中部分土地，有35%的农户转让家里的所有土地，这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并无显著差异。根据被调查者最近一次交易的数据分析，参与流转的农户平均每户转让出3.5亩土地，在被调查的所有农户耕地中，有9.7%的耕地参与流转。因此，笔者估计有1/3的农户、1/10的耕地参与了流转。并且，在这些流转中几乎有一半的流转都不能被视为市场交易，因为它们多是同村亲戚间随意的口头流转，不用支付租金。总之，当前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1.1.2农地交易价格并未充分显化，不正式的土地流转多

调查表明，农地交易价格并未充分显化，土地流转大多为不正式的流转，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交易发生在本村，半数以上的交易没有显化的市场价格、近半数的土地流转未约定期限、绝大多数流转未签订书面合同。

通过对17省市农地流转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也应该了解到近几年国内各地土地使用权流转已是大势所趋，也将使得土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优化。

1.2 农地流转中问题的原因探析

1.2.1土地使用权主体之间产权关系模糊

（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主体不明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根据这一规定，现实中就会产生多个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即村农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那么究竟谁是农村集体土地的真正产权人呢？先前出台的《土地承包法》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使是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也没有详细阐述。试想，当产权主体都难以确定时一切的土地征用或是调整都很难进行，更不用说土地流转了。

（2）主体权能不明确。乡(镇)、村(组)、农民个人对拥有集体土地应享有的权利不清楚，导致各级政府或相关企业征地时，农民集体和个人始终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同时广大的农民对土地被征用及其丧失的土地所有权等权利所蕴涵的利益等，缺乏必要的知情權、参与权、选择权，只能丧失自己应有的权益。此外，主体权能界定不清晰势必影响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有效科学流转，使得很多土地始终处于粗放型利用状态中，甚至是荒芜而无人利用，这必将大大影响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进而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2.2内部流转效益低，外部流转风险大，合理流转难形成

有些地方在农地管理工作中，坚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但政策安排本身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就演绎成“大稳定，小调整”，部分地区采取“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也有些地区坚决执行这一政策，但引起农地的低效益配置，特别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有些农户由于人口增长快，又不能得到土地，生活极其困难。

根据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框架，农地所有权流转只有一种合法的形式，即国家因公共利益发展的需要对集体所有的农地征用，也只有唯一的流转方向，即集体向国家流转。对于国家征地，有些地区农户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一方面是某些城市经济的扩张比内地慢，农民的收入本身也低，国家能给予补偿，只要能高过经营农地的收入，农民感到不太吃亏就行。另一方面是国家征用属于强制性的，农户、乡镇政府及村集体只有服从。只是在补偿费的分配上，有许多农户认为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留大头是不合理的。

农地转用问题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主要是农地通过集体出租、人股、反租倒包等形式把农地转做工商企业经营用地。国家严禁农地转作它用，但是城市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地要求农地转用。当然在农地外部流转过程中也有一些合理的作法，有些村集体组织在转用时，广泛地征求承包户的意见，尊重承包户农地承包权，公开操作过程，既保证了村民的权益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 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流转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因素等，接下来就简要介绍一下各个因素，并选取以出租方式进行流转的农地作为对象进行详细的分析。

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介绍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有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之分，而自然因素是主要的，是第一性的。

2.1自然環境因素

农地价格的自然环境影响因素很多，一般包括土壤、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环境质量等5大因素。

（1）土壤因素

农业是以土壤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地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土壤的肥力水平，即土壤能够供应和协调农业生产中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须的水分、养分、空气和热量及其他生产条件的能力。

（2）地形因素

地形的自然特征，对于农业利用土地十分重要，它涵盖面非常广，有许多具体的因子指标，主要有坡度、坡向、地貌、海拔等4个方面，它们在土地质量性状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3）气候因素气候因素主要包括光、热、降水、空气、风资源等5个因子。气候因素决定着农地利用经营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农地经营效果。

（4）水文因素

水文一般指地表水状况，而水文与农作物之间是通过土壤建立起水—土壤—农作物之间的水分交换关系，因而水文是影响土地质量与农作物产量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5）植被因素

植被是初级生产者，作为农地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农地生态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尤其在林区、牧区，是人类和牲畜直接利用的对象，因此，它是天然林地及草地价格评估的最重要因素。

2.2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农地价格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地利用方式、基础设施、区位交通等3大因素。

（1）农地利用方式因素。农地利用方式对农地评估结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农地利用方式这一因素主要包括两个因子：农地宗地面积和种植制度。农地宗地面积对农地价格的影响和城镇土地一样，都存在适度经营规模问题，即在自然、经济等各因素相对不变时，农地的利用存在一个最大限度实现潜在自然生产力的经营规模。种植制度的优劣程度直接影响作物和环境以及作物之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优化农地种植制度能促使作物持续稳定增产，提高农地收益，促使农地价格上升。

（2）区位交通因素。区位交通因素包括两个因子：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区位因子主要是指农地距农民居住区或消费地的距离。农地距农民居住地远近直接影响肥料、茁种等的运费，距消费地的距离直接关系到作物果实的运输成本。交通条件分交通便利度和交通通达度。交通便利度差的农地难以机械化作业，肥料和果实的运输都困难，农地产量较低，但成本较高，进而交通通达度差的农地纯收益就很低了。

（3）基础设施因素。农地的开发主要是指农业开发的基本工程的配套和土壤的改良等，而农业开发的基本工程主要是指水利、林网、能源、打谷场、仓库等基础设施，通常用通电、通水、通路等因子来表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改善农地开发利用的硬环境，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基础设施中，水利是至关重要的因子。

总之，农地流转价格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只有对这些因素有仔细深入的认识理解才能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农地流转价格。

3. 对策建议

农地流转定价的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广大农民最关心的无疑就是流转价格的多少，作为卖者自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获得利润最大化。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农地流转定价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结合上一章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我们应该对农地流转价格及其影响因素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相关建议如下：

3.1各级政府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承担着掌舵者的重要角色，旨在根据农地流转现状及变化趋势不断制定更多的政策规定，保证全国各地农地流转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

3.2相关部门，包括土地管理、规划、执法等部门，作为农地流转中实际操作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保证本职范围内工作顺利开展，并积极做好与其他部门的呼应合作。

3.3农民，作为农地流转中利益损失者，一时或许难以接受失去农地的事实，这时就需要基层经济组织人员耐心做好失地农民的思想疏导工作，让农民们可以了解到该项举措的积极作用与重要意义，进而真正理解了农地流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最终接受农地使用权流转。

参考文献：

[1]毕宝德主编,土地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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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现实与理论,上海经济研究,2003（3）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与对策分析 篇7

1.1 农村土地流转的概念

农村土地流转, 是指农村土地权利通过各种形式转移给其他农户和经营者的流转, 在我国, 实质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

1.2.1 转包

转包是指承包经营权人在不改变原承包关系的前提下, 将其承包经营权发包给第三方并收取租金的行为。这是农村土地最主要的流转方式, 许多农户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处置自己的承包经营权。这种形势下, 发包方与土地所有权人的合同关系并没有解除, 而只是在承包期内将承包权转移给另一方。

1.2.2 转让

转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承包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其他经营者的行为, 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下, 转让方与土地所有权者合同关系解除, 其因土地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转移给新的土地使用者。

1.2.3 置换

置换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者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相互交换的行为。这种行为不直接以货币为媒介, 直接以交换的方式完成交易。交易完成后, 双方均丧失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取得对方的承包经营权。

1.2.4 股份合作

股份合作是指农户将其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 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组合, 形成股份制经营或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行为。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入股, 不再实际控制土地, 而是通过股权方式参与土地收益分配来实现经济利益。通过流转, 把农民手中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 促进资源优化整合, 实现规模化经营, 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是一种新型的土地流转形式, 目前正在农村大范围推广。

2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2.1 土地分配过于零散, 限制了土地的流转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土地逐渐分散化。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分散于不同的地段, 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过于分散的土地, 也加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和成本。

2.2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规范, 导致纠纷发生

目前, 农村土地流转多在民间进行, 随意性较大, 操作不规范。如有的只是达成口头协议, 未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签订书面合同, 但形式不规范, 权利、义务关系约定不明确, 容易产生纠纷;有的土地经多次流转, 导致中间存在“断档”现象;有的土地流转后改变土地用途, 导致纠纷发生。

2.3 流转后的土地改变使用用途, 导致土地价值损毁, 引发纠纷

有的土地流转后, 承包人为了短期实现经济效益, 甚至承包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土地用途用以他用, 例如建筑用地、种植林木等, 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 造成土地价值损毁, 难以恢复原貌。发包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到法院提起诉讼。

3问题的成因

3.1 农村土地现状和习惯增加的土地流转的难度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30a不变。在二轮土地承包中, 村集体分配土地的原则通常是综合考虑土地的质量、距离的远近等因素, 将每家每户的土地分散开。而随着嫁娶、继承等因素进一步导致土地越发分散, 同时也加大了土地集中经营的成本和难度。

3.2 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的调整导致土地价值大幅度提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土地价值大幅度提升。而土地作为最为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仍然很强。一旦权益受到侵犯, 其基本生存都要受到威胁, 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 免征农业税, 并实行粮种补贴, 使得农民负担大幅减轻, 收益大幅提高, 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巨大收益, 而发包方因为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纠纷,

3.3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流转行为不规范导致矛盾冲突增多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 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 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但实践中, 多数农民不清楚法律规定的流转行为有哪些, 有什么法律后果, 流转行为存在很多不规范现象。如部分农民认为, 土地流转无需签订书面协议, 大家乡里乡亲的, 相互了解, 口头说一下就可以了, 签订协议好像信不过对方;有的签订书面协议不规范, 土地转包合同写成土地买卖合同;有的农民认为土地30a承包权都是自己的, 土地流转与村里面没关系, 自行处置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 土地承包权经多次转让, 甚至转让给本集体以外的人耕种, 中间还存在“断档”现象, 原发包人想要收回土地, 确不知向谁索取。

3.4 基层组织管理缺位, 导致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

村屯并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 村委会并没有发挥好管理的职能,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目前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而现在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 对群众的号召力、影响力、说服力大大下降, 一些矛盾纠纷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 诉讼就成为他们普遍的选择。

3.5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土地流转难

在我国广大农村, 土地仍然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农民的“保命田”, 很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是持谨慎的态度, 不愿意将土地一次性流转给第三方。即使转包, 也多数采用一年一签的形式, 给自己留出“后路”。这样, 对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实现长期性、大规模经营造成了难度。

4解决问题的对策

4.1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主体, 开展农村土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

发展新型农业主体, 鼓励和引导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 是解决农村土地零散、分散的有效途径。农户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通过土地和资本的结合, 能够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农民每年按照占有的股份进行分红, 这样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而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 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4.2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 完善备案登记制度

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职能, 完善土地登记和备案制度。对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存在的问题, 如登记有误、四址不清等及时清理、核查, 以预防和减少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的, 必须报村委会登记备案, 否则按无效合同处理。

4.3 加强法制宣传和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业务指导

继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 增强村组织成员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选派优秀法官下村屯, 以座谈、授课等形式, 加强对村干部的法律培训。强化基层调解,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的作用。致力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消灭在萌芽状态。

4.4 依法开展审判工作, 公平、公正地审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全面审查, 从合同的订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合同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合同的履行是否违反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等方面详细审查。多下去调查走访, 向村委会、村民详细了解情况, 查明案件焦点, 还原事实真相, 最大程度地公平、公正地审理每一起案件。

4.5 完善农业保险、农业信贷和农村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多, 农村科技化水平低, 大多数农民现在还普遍存在靠天吃饭的现象。农民也不例外, 一旦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导致减产甚至绝产事件的发生, 其损失是惨重的。自家的口粮田还好说, 而通过转让等方式取得的土地, 将会影响其缴纳承包费, 导致违约。这时, 一种健康的、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信贷制度就非常必要。它有利于暂时缓解因资金匮乏而带来的危机, 保持再生产的能力, 更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而建立一个健全的农村保障制度, 包括农村社会风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 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 土地流转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正视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能够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 使我们要做的工作。

摘要：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否完善, 是否符合当前农村发展现状, 是当前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但由于我国农村面积较大、农业和农村人口较多, 广大农民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相对较弱, 两部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农村土地在流转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现象。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简单地农村土地流转过程存在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对策,分析

参考文献

[1]衡霞.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障碍与创新[J].云南社会科学, 2012 (02) .

[2]刘远熙.论土地流转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J].农村经济, 2011 (04) .

[3]靳磊.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 2010.

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8

一、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状况

通过资料分析、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掌握一手信息, 并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调查结果, 得到唐山市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1.土地耕作呈现严重的规模不经济现象

根据2007年唐山市统计年鉴, 分析了唐山市各县农业生产经营状况, 得到如下表所示的各县人均耕地、农业收入、农业支出占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唐山市统计局编, 唐山市统计年鉴 (2007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唐山市人均耕地少、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低、农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低, 这种现象有历史、自然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一是制度安排造成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小。二是土地自然条件差异大, 不利于规模经营。三是小农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土地经济效益。

2.农民兼业现象普遍导致土地流转规模小、水平低

一是兼业经营比例高, 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唐山市农户兼业经营是普遍事实, 2006年全市农村住户人均总收入7 510元, 其中, 来自农业收入1 950元, 来自工资性收入2 324元, 说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收入要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二是当地兼业经营造成土地流转规模小。1997年至2006年, 唐山市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 到2006年已经增加到了151.6万人, 8年间增加了39.2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约4.9万人, 但是劳动力的转移去向以本市地域内为主, 向唐山市外转移的规模有限, 使土地资源在半沉睡的状态下在农户手中分散经营。

二、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因素

1.农户为解决人地矛盾自发进行土地流转

唐山市农业人口总量自建国以来, 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耕地总资源从1949年的66.12万公顷下降到2006年的56.36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2.89亩/人下降到2006年的1.18亩/人。农户为了解决人地矛盾, 在熟人、亲戚之间进行自发的土地流转。它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户之间信息不畅通、不对称;流转随意性强;流转期限短等。

2.资源优势和城郊经济驱动土地流转

资源优势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之一, 资源优势能够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吸纳农村劳动力。这在遵化、迁安、迁西表现突出。其共同特点是矿产资源丰富, 依托矿产资源开发已经形成以矿产开采、加工、制造的支柱产业格局, 这些产业吸纳了一大部分当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户大多是兼业型, 土地流转以请人代耕、出租、转包为主要形式, 但规模不是很大, 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或熟人之间进行。开平、古冶、路南、路北利用城市近郊的地域优势, 通过城市郊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辐射带动土地流转。四个区的特点是近邻唐山市的发展中心, 经济发达, 劳动力就业容易, 农户大多以个体工商业、打工、自己办企业等为主。

三、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

1.农民自身的障碍

(1) 农民观念传统、复杂、多变障碍土地流转。

表现一:农民“不愿”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不但不再缴纳农业税, 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业补贴, (唐山市每个农民人均补贴57元) , 所以不愿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表现二:不敢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当前城市不能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住房、就业、医疗等各方面保障, 农民将土地作为最后保障。

(2) 农民综合素质低障碍土地流转。

综合素质低表现为文化水平低, 专业技能少, 法律意识模糊。根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看, 农民的教育水平大多是初中、小学。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低, 影响了土地流转。农民本身文化水平低, 接受农业耕作、良种、施肥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机会少, 没有掌握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耕种和收割的技能, 劳动生产率低, 没有能力扩大耕作面积, 就没有转入土地的需求。农民担心土地流转会影响原始土地承包人的地位, 丧失土地征用或占用后的补偿。

(3) 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地域窄、规模小阻碍土地流转。

首先, 农民自身素质低不具备专业技术是转移难度大的原因之一。其次, 农村劳动力通过正式途径很难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唐山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多数还是通过熟人介绍、村里人带出的途径进行的。最后, 由于我国长期施行的户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城乡二元格局, 使临时转移出的劳动力处境困难。

2.土地流转缺乏外部带动、有效需求和组织保障

(1) 龙头企业数量少、增加慢, 带动土地流转的作用弱。

由于高收益农业项目难以选择掌握, 农业开发面临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到2005年底唐山市共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94家, 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的16家。辐射带动农户127.5万户, 占全市农户总数的39.7%。2006年新增1 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3家。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

(2) 市场需求不足削弱土地流转。

市场需求不足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利益驱动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源泉和动力。根据调查, 2005年唐山小麦和玉米等大粮食作物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450元和300元, 即使是种植花生, 其每亩净利润也只有的500元。过低的农业比较收益和农业本身固有报酬递减规律, 使得各种资本缺乏对经营农村土地的利益驱动, 造成土地流转市场需求不足。

(3) 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低。

在土地流转中农民需要合作, 需要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农民才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抵御降低来自市场和自然的风险。农民只有加入到组织中来才能投入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进程中。唐山市拥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 975个, 参加农户24.9万户, 约占全市总农户的14%左右。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影响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组织保障障碍。

四、加快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通过对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状况的总结, 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驱动因素和主要障碍因素, 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资源、区位和主导产业优势驱动土地流转。唐山市要因地、因位制宜, 利用各种优势找准农业主导产业, 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实现从自发流转到规模流转。

二是提高农民素质, 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力转移带动土地流转。从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强化土地流转法律意识等方面全民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土地流转的必要条件。

三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加快土地流转速度。培育扶植龙头企业和加强农合组织建设, 降低农户融资难度, 拓宽土地流转渠道, 增加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和供给, 加快土地流转速度。

摘要：土地流转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唐山市经济较发达, 但土地流转规模小、水平低。为此, 加快土地流转应:充分利用产业优势;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关键词：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建议

参考文献

[1]郑建华, 罗从清.我国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条件与对策[J].农村经济, 2005 (4) .

[2]王雄, 元建兴.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条件、问题与对策[J].华北国土资源, 2007 (3) .

农村土地流转路径的动态博弈分析 篇9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是农户转让、出卖土地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 饥饿或者破产是农户转让农村土地的根本原因。不管是哪种情形, 都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而现在, 农户签订合同流转农村土地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发展现代农业, 从事其他行业增加其非农收入。流转土地与否的选择是农户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状况自主做出的, 土地流转的原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而言, 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指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在坚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让渡自己的使用权。[1]

农村土地流转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针对性研究。刘卫柏等 (2012) 从解决“三农”问题角度阐述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实现方式, 提出完善土地产权管理制度推动土地流转。[2]叶剑平等 (2006) 在17省实地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对我国农村土地市场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阐述, 并由此分析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3]姚洋 (2002) 通过比较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农户行为决策发现, 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户更容易转让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4]但是已有研究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度不够,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没有很好地阐释其影响机制。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方向、路径的分析有待作出更加明确的解答。

与我国存在明显不同的是, 国外没有农村土地成本经营权这一中国特有称谓, 国外对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专注于土地地租理论、土地流转市场及流转模型几个方面, 对我国学术界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Bardhan (1979) 把农民分为佃农与地主, 认为农民转让土地以后仍然会以佃农的身份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5]另外, 由于农业人口较多, 我国存在全世界特有的农民工问题, 国外研究对策鲜有涉及。因此, 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合理假设,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土地流转计量模型。

2 动态博弈模型与假设

考虑到我国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后会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实际情况, 建立起一个政府制定土地政策与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并采用动态博弈模型的扩展式来阐释参与双方的博弈行为。政府的角色是制定颁布农村土地法规和政策, 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分配原则与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确定等。部分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后, 剩余农户可以绩效同政府博弈, 这种博弈可以进行无限次。农户生产能力ζ在区间[0, 1]具有f (ζ) 分布函数, 如果劳动生产能力低下的农户从事非农务工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给生产能力高的农户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我国以区域不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下, 农户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农村土地流转, 而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指导农户流转, 并允许期望流入土地意愿强烈的农户先申报, 然后再在申报农户中采取均分的方法实现农村土地流转, 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开始的时候, 政府制定农村土地流转制定价格, 农户自主决定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非农务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则选择是否申报转入农村土地, 申报则所有参与申报的农户会以指导价格平均转入流出的农村土地。而从事非农务工的农户期望获得工资收入, 因为其在土地流转期内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不会影响其非农务工收入获取。因此, 政府由可以剩余农户中进行一次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配, 导致又一次发生新的农村土地流转。这种博弈可以无限重复进行。为了研究方便, 假设以没有农村从事非农务工为博弈的第1级, 而后每次新的博弈为第n级, n指代双方博弈次数。

2.1 动态博弈模型

在首次T=0时, 政府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价格Lp, 农户选择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从事非农务工。在第二次T=1时, 农户的劳动生产能力各异, 各自根据其能力可以获得农业生产收入f (Lζ, ζ) , 其中Lζ为具备农业生产能力ζ农户的农村土地耕种面积。从事非农务工农户找到工作的机率为p, 获取的收入为非农务工收入I与农村土地流转收入LpLζ之和, 如果没有找到非农务工机会则只有农村土地流转收入LpLζ. 具体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

2.2 基本假设

假设劳动力市场缺失, 借鉴Chayanov模型, [6]亦即不考虑雇佣其他劳动力耕种和提供劳动力从事其他农业活动, 农民只能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非农务工中选择;农村土地市场发达程度不高, 政府按照实际情况需求分配农村土地。

Lζ为具备农业生产能力ζ农户的农村土地耕种面积, 它服从分布H0; H0:ζ→Γ, Γ∈￡, ζ∈Ζ, H0满足在[0, 1] n等分, ${\rm H}{}_0\left(\frac{i}{n}\right)=\frac{\Gamma }{n},{\rm H}{}_0\left(\zeta \ne \frac{i}{n}\right)=0,i=1,2,\cdots ,n$; f (Lζ, ζ) 是农业生产能力ζ的农户取得的农业生产收入, 如果只生产一种农业产品, 价格为1个单位货币;ζ是农户的生产能力, 在[0, 1]服从F分布, 如果ζ1>ζ2, ∀Γ, 有f (Γ;ζ1) >f (Γ;ζ2) , 当ζ→0时, 有f (Lζ, ζ) →0; Γ指代土地面积, 有:

${\displaystyle {\int }_0^{1}L}{}_{\zeta }dF=\overline{\Gamma }<\infty (1)$

I是农户非农务工取得的收入, 是一个外生常数;LpLζ是农村土地流转收入, 常数Lp为单位土地流转收入;P是农户非农务工获得工作的概率。如果不考虑储蓄因素的影响, 假若农户风险中性, 设农村消费品价格R (包括R1, R2) 均为1, 所有农户的效用函数一样, 农户的最优决策问题为OU (R;ζ) , OU′ (R;ζ) >0, ∀ζ

农业生产:

$R{}_1\le f(L{}_{\zeta }+\Gamma {}_{\text{流}\text{入}};\zeta )-L{}_p\Gamma {}_{\text{流}\text{入}}(2)$

非农务工:

${\rm O}(R{}_2)\le p({\rm I}+L{}_{p}L{}_{\zeta })+(1-p)L{}_{p}L{}_{\zeta }(3)$

则:

$\underset{R;\zeta }{{\displaystyle \max }}(R;\zeta )=\underset{\zeta }{{\displaystyle \max }}(R{}_1,{\rm O}(R{}_2))(4)$

即具备农业生产能力ζ的农户会比较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务工期望效用的大小, 等同于比较消费和收入的多少来选择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非农务工活动。

政府的最优土地决策:政府需要更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农村土地分配政策。因此, 福利效用函数为:

${\rm I}={\displaystyle \underset{\zeta {}_{\text{农}\text{业}\text{生}\text{产}}}{\int }f}(L{}_{\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underset{\zeta {}_{\text{非}\text{农}\text{务}⌶}}{\int }p}{\rm I}dF(5)$

由于效用函数只考虑消费不考虑储蓄, 因此对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计算等同与计算农户的收入最大化, 式 (5) 中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流入方与流出方支付与收入流转金刚好抵消。

则:

$\underset{\zeta {}_{\text{最}\text{优}}=\zeta {}^{*}}{{\displaystyle \max }}={\rm I}(6)$

3 博弈双方信息不完全的情形:政府对农户农业生产能力ζ不了解

裴小林 (2008) 运用优化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 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决定了土地均分原则的确定, [7]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及现在按人口变化定期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则政府采取均分原则的农村土地流转路径:

由于政府对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ζ不了解, 那么政府就需要把流转出来的农村土地平均给有参与流转意愿的农户, [8]政府颁布的土地流转指导价格Lp就是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对所有Lp0, 存在ζ0, 满足:

$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_0};\zeta {}_0\right)-L{}_{p0}\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_0}\right)=p{\rm I}+L{}_{p0}L{}_{\zeta {}_0}(7)$

农业生产能力为ζ0的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并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流入土地与从事非农务工的选择没有异同, 对于ζ∈[0, ζ0]) 的农户肯定会流出自己拥有的农村土地使用权, 总计∫ζ00LζdF, 如果∀ζ, f (*) >1, 也就是流入农村土地的成本低于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 那么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都有参与农村土地流入土地的意愿。[9] ∀ζ′∈[0, ζ0]) 的农户, 如果这些农户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则出于对收入的预期, 农业生产能力比ζ′高的农户不一定会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因此农户可以获得最多农村土地流转流入数量为:

$\frac{\overline{\Gamma }}{{\displaystyle {\int }_{{\zeta }^{\prime }}^{1}L}{}_{\zeta }dF}L{}_{{\zeta }^{\prime }}-L{}_{{\zeta }^{\prime }}(8)$

那么, 该农户预期从事非农务工获得的收入多于农业生产的收入:

$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prime }}^{1}L}{}_{\zeta }dF}L{}_{{\zeta }^{\prime }};{\zeta }^{\prime }\right)-L{}_{p0}\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prime }}^{1}L}{}_{\zeta }dF}L{}_{{\zeta }^{\prime }}-L{}_{{\zeta }^{\prime }}\right)<p{\rm I}+L{}_{p0}L{}_{{\zeta }^{\prime }}(9)$

∀ζ″∈ (0, 1]的农户, 可以估计在ζ′∈ (0, 1) ]的农户一定会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流出, 因此, 可以获得的土地数量为:

$\frac{\overline{\Gamma }}{{\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L{}_{{\zeta }^{″}}(10)$

因为耕种的土地越少, 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农业生产收入就越低, 该农户可以预期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较低收入比从事非农务工的收入要多:

$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zeta }^{″}\right)-L{}_{p0}\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L{}_{{\zeta }^{″}}\right)>p{\rm I}+L{}_{p0}L{}_{{\zeta }^{″}}(11)$

定理1 如果f′ (*) >1, ∃Lp与ζ的一一对应关系。

证明 由式 (7) 得:

$L{}_{p0}=\frac{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_0};\zeta {}_0\right)-p{\rm I}}{L{}_{\zeta {}_0}\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12)$

扰动ζ0得:

$\begin{array}{l}{L}^{\prime }{}_{p\zeta {}_0}=\frac{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Delta \zeta }^{1}L}{}_{\zeta }dF}L{}_{\zeta {}_0+\Delta \zeta };\zeta {}_0+\Delta \zeta \right)-p{\rm I}}{L{}_{\zeta {}_0+\Delta \zeta }\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Delta \zeta }^{1}L}{}_{\zeta }dF}}\\ >\frac{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Delta \zeta }^{1}L}{}_{\zeta }dF}L{}_{\zeta {}_0+\Delta \zeta };\zeta {}_0\right)-p{\rm I}}{L{}_{\zeta {}_0+\Delta \zeta }\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Delta \zeta }^{1}L}{}_{\zeta }dF}}>L{}_{p0}(13)\end{array}$

因为f′ (*) >1, 很明显分子的变化率比分母的变化率大, 又由于Lp对于ζ单增, 所以Lp与ζ的一一对应关系存在, 农户可以根据Lp确定达到一般均衡的ζ.

农户根据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价格确定的最优数量的概率为零, 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适时调节。此时, 政策确定农户收入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underset{\zeta {}_0^{*}}{{\displaystyle \max }}{\rm I}{}_0={\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1}L}{}_{\zeta }dF}L{}_{\zeta };\zeta \right)dF+{\displaystyle {\int }_0^{\zeta {}_0^{*}}p}{\rm I}dF(14)$

因为该函数在[0, 1]连续, 所以∃ζ*0.

政府通过调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价格达到市场的一般均衡, 由社会福利函数知最优临界值为ζ=ζ*0. 当Lp0→L*p0, 有ζ=ζ*0, 由于Lp与ζ的一一对应关系存在, 即政府通过政策调整总能发现一个土地流转价格Lp, 使其达到市场一般均衡的社会效用最高。该定理表明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农村土地分配政策使社会效用最大化并达到市场一般均衡。

定理2 如果∃L*pk, 则肯定∃L*pk+1.

证明 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在k+2级上, 农户根据k+1级时政府已经确定的农村土地流转最优价格L*pk调整各自的行为决策, 政府在新一级开始重新调整农村土地时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因而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价格:L*pk→L*pk+1, 使社会总效用增加。

对于政府而言:

$\underset{\zeta {}_{k+1}^{*}}{{\displaystyle \max }}{\rm I}{}_{k+1}={\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1}^{*}}^{1}f}\left(\frac{\begin{array}{l}\\ \end{array}\overline{\Gamma }\begin{array}{l}\\ \end{array}}{{\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1}^{*}}^{1}L}{}_{\zeta }dF}L{}_{\zeta };\zeta \right)dF+{\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zeta {}_{k+1}^{*}}p}{\rm I}dF(15)$

由此可以得出新的最优ζ=ζ*k+1.

由于ζ与Lp的一一对应关系存在, 可由ζ*k+1得出新时期政府需要调整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L*pk+1, 农户因此可以根据新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相应的做出新的行为决策:农业生产能力ζ∈ (ζ*k, ζ*k+1) 的农户在该时期会流转出农村土地使用权, 农业生产能力ζ∈ (ζ*k+1, 1) 的农户仍然会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耕种土地。

因此, 根据数学归纳法可以证明, 只要∃L*pk, 就一定∃L*pk+1.

该定理证明了各级政府都有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农村土地政策的动机。

定理3 L*pk+1>L*pk.

$\begin{array}{l}\text{证}\text{明}\text{如}\text{果}L{}_{p{}_{k+1}}^{*}\le L{}_{p{}_k}^{*}.\\ \forall \overline{\zeta }\in (\zeta {}_k^{*},\zeta {}_{k+1}^{*})\end{array}$

, 会选择在k+1级从事农业生产, 在k+2级从事非农务工。

如果在k+2级从事非农务工, 就有:

$f(L^{\prime }{}_{\overline{\zeta }};\overline{\zeta })-L{}_{p{}_{k+1}}^{*}(L^{\prime }{}_{\overline{\zeta }}-L^{″}{}_{\overline{\zeta }})<p{\rm I}+L{}_{p{}_{k+1}}^{*}{L}^{″}{}_{\overline{\zeta }}(16)$

可推出:

$f(L^{\prime }{}_{\overline{\zeta }};\overline{\zeta })<p{\rm I}+L{}_{p{}_{k+1}}^{*}{L}^{\prime }{}_{\overline{\zeta }}\le p{\rm I}+L{}_{p{}_k}^{*}{L}^{\prime }{}_{\overline{\zeta }}(17)$

可推出:

$f(L^{\prime }{}_{\overline{\zeta }};\overline{\zeta })<p{\rm I}+L{}_{p{}_k}^{*}{L}^{\prime }{}_{\overline{\zeta }}(18)$

式中:

$L^{\prime }{}_{\overline{\zeta }}=\frac{\overline{\Gamma }}{{\displaystyle {\int }_{\overline{\zeta }}^{1}L}{}_{\zeta }dF}L{}_{\overline{\zeta }}(19)$

表示农业生产能力为$\overline{\zeta }$的农户在k+2级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可以最多获得的农村土地耕种数量。

$L^{″}{}_{\overline{\zeta }}=\frac{\overline{\Gamma }}{{\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1}^{*}}^{1}L}{}_{\zeta }dF}L{}_{\overline{\zeta }}(20)$

表示农业生产能力为$\overline{\zeta }$的农户在前k+1级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流入的土地数量与原来耕种土地数量的总和。

因为f′ (*) >1, 由此可知:

$f(L^{″}{}_{\overline{\zeta }};\overline{\zeta })<p{\rm I}+L{}_{p{}_k}^{*}{L}^{″}{}_{\overline{\zeta }}(21)$

就可得出农业生产能力为$\overline{\zeta }$的农户在k+1级选择从事非农务工的结论, 与前述矛盾, 定理通过证明。

该定理证明政府的农村土地调整政策推动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与集中, 且后一级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比前一级的要高。

由上述三条定理可知, 农村土地有越来越向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农户集中的态势,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存在差别及政府在农村土地政策调整策略事前事后的效果不同。[10]由于政府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指导价格, 经过每次博弈后政府都会面临同上一级同样的困境。因此, 各级政府都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实现帕累托优化, 而这个农村土地集中的过程实际是政府的农村土地政策调整造成的。

4 博弈双方信息完全的情形:政府对农户农业生产能力ζ完全了解

如果政府对农户农业生产能力ζ完全了解, 当农户表达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有流入土地意愿时, 政府就不必再受土地分配原则的局限, 而是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进行分配。政府如果考虑增加农业人口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就不会把农村土地流转给不愿意耕种的人, 而是给那些愿意耕种的农户且提供的土地数量刚好满足农户需要。

对于给定的Lp, ∃下界$\underset{¯}{\zeta }$, 相应第一级为$\underset{¯}{\zeta {}^0}‚\forall \zeta ＜\underset{¯}{\zeta }$有:

$f(\overline{\Gamma };\zeta )-L{}_{p{}_0}(\overline{\Gamma }-L{}_{\zeta })<p{\rm I}+L{}_{p{}_0}L{}_{\zeta }(22)$

也就是如果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欠缺, 即使把所有农村土地都流转给该农户, 他所获得的农业生产收入仍就远远低于从事非农务工所获得的收入, 因此这部分农户会做出流出其耕种土地使用权的决策。当ζ→0时, 有f ($\overline{\Gamma }$;ζ) →0。其中, $\overline{\zeta {}^k}$和$\underset{¯}{\zeta {}^k}$在k+1级时, 在一个确定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下的上、下界。在不同级上, 由于转让价格存在差别, 该级上的ζ上、下界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随着级数的增加,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也在不断上升, 相应的上、下界也在增多。

∃上界$\overline{\zeta }‚\forall \zeta >\overline{\zeta }$, 有f (Lζ;ζ) >pI+Lp0Lζ, 也就说如果这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较强, 即使没有流入的农村土地进来, 其耕种收入仍会大于非农务工收入, 那么这些农户就会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非农务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提高, 相应的上、下界也会提高, 但受ζ<1限制。

若$\zeta \in [\underset{¯}{\zeta {}^0},\overline{\zeta {}^0}]‚\exists \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 符合:

$f(\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zeta )-L{}_{p{}_0}(\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L{}_{\zeta })=p{\rm I}+L{}_{p{}_0}L{}_{\zeta }(23)$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能力在$[\underset{¯}{\zeta {}^0},\overline{\zeta {}^0}]$间的农户在给定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Lp0下, 只要使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达到$\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水平, 这些农户就会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而土地流转流入的土地数量为$\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L{}_{\zeta }‚\zeta$越大的农户流入农村土地的需求越小, 否则越大。在Lp0确定后, ζ与$\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即$\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G(L{}_{p{}_0},\zeta )$。且Lp0不变时, ζ越大, $\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越小; 在ζ不变时, ζ与$\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存在单增关系。

如果达到市场的一般均衡, 有$\zeta {}_0\in [\underset{¯}{\zeta },\overline{\zeta }]$, 满足:

${\displaystyle {\int }_0^{\zeta {}_0}L}{}_{\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overline{\zeta {}_0}}(}G(L{}_{p{}_0},\zeta )-L{}_{\zeta })dF(24)$

可以求出市场达到一般均衡时的临界值ζ=ζ0, 得到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与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的农业生产能力ζ0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且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价格越高, 达到市场一般均衡的农业生产能力越高。由此政府在农业人口就业最大化政策目标下的函数为:

$\begin{array}{l}\underset{\zeta {}_0^{*}}{{\displaystyle \max }}{\rm I}{}_0\\ ={\displaystyle {\int }_{\overline{\zeta {}_0}}^{1}f}(L{}_{\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zeta {}_0^{*}}^{\overline{\zeta {}_0}}f}(G(L{}_{p{}_0},\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0^{\zeta {}_0^{*}}p}{\rm I}dF\end{array}(25)$

给定的一个农村土地流转价格, 社会总福利由农业生产能力ζ∈[0, ζ*0]的农户非农务工收入、农业生产能力$\zeta \in (\zeta {}_0^{*},\overline{\zeta {}_0})$的农户流入土地后的总产出及农业生产能力在$\overline{\zeta {}_0}$以上而没有新流入土地的农户总产出构成, 其中土地租金相互抵消, 没有在函数上体现。

假若政府无法调整到使得社会效用最大临界值时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达到市场一般均衡时的临界值农业生产能力相等, 则由式 (25) 可以求出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的临界值$\tilde{\zeta }{}_0=\tilde{\zeta }{}_{0}L{}_{p{}_0}‚L{}_{p{}_0}$与$\tilde{\zeta }$0间存在单增的对应关系, 即Lp0越大, 达到市场均衡的$\tilde{\zeta }$0也越大。导致政府在农业人口就业最大化政策目标下的次优函数:

$\begin{array}{l}\underset{L{}_{p{}_0}}{{\displaystyle \max }}{\rm I}{}_0\\ ={\displaystyle {\int }_{\overline{\zeta {}_0}}^{1}f}(L{}_{\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tilde{\zeta }{}_0(L{}_{p{}_0})}^{\overline{\zeta {}_0}}f}(G(L{}_{p{}_0},\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0^{\tilde{\zeta }{}_0(L{}_{p{}_0})}p}{\rm I}dF\end{array}(26)$

该函数在闭区间连续, 因而存在次优解Lp0=L*p0.

在k+2级政府同样会发现在k+1级时做出的最优决策L*pk, 使得在k+1级时的社会最优临界值与到达市场一般均衡的临界值相等, 即ζ*=ζ. 但是在新一级上还是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于是政府就会再次确定新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 而农户会在新的价格下相应调整自身经济活动, 使得双方在新一轮中达到帕累托最优。

$\begin{array}{l}\underset{\zeta {}_{k+1}^{*}}{{\displaystyle \max }}{\rm I}{}_{k+1}\\ ={\displaystyle {\int }_{\overline{\zeta {}_{k+1}}}^{1}f}(L{}_{\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1}^{*}}^{\overline{\zeta {}_{k+1}}}f}(\overline{\Gamma }-\Delta L{}_{\zeta };\zeta )dF+{\displaystyle {\int }_{\zeta {}_k^{*}}^{\zeta {}_{k+1}^{*}}p}{\rm I}dF\end{array}(27)$

同理可得在k+2级时的最优临界值农业生产能力ζ=ζ*k+1, 于是, 政府调整L*p0=L*p0, 达到市场的一般均衡。同样可证: 如果∃L*pk, 则一定∃L*pk+1, 且L*pk+1>L*pk.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就我国农村目前土地流转减慢及农村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背景下,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农村土地资源整合与集中, 达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目的, 建构了坚持政府主导的农村土地流转博弈模型, 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模型推导证明了政府始终有促进农村土地资源集中的动力, 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农村土地政策制定的事前有效, 事后失效;二是推动农村土地资源集中与整合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 关键在于政府制定出台符合农村实践需要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由于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存在差别, 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 政府由此出台合适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推动农村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手中。采取的政策、内外因素的不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集中速率上, 并不改变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和结果。三是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要注意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 采取产量的判断标准, 政府有倾向有选择地给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流转更多的农村土地, 以此提高社会总效用, 同时要考虑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通过本文的博弈模型, 政府可以通过如下政策措施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集中与整合: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村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农户的劳动技能,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素质, 增强农户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水平, 减少农户对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依赖;鼓励农业大户、农村能人采用先进农业机械, 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其从事农业生产收入, 达到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发展城市经济, 增加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为从事非农务工的农户提供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推动更多农业生产能力较低的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流出农村土地, 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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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中.发展土地股份制龙头企业的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 :51～55.

娄底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分析 篇10

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对农地流转现状研究, 陈利昌[1]、黎彩凤[2]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 (2) 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包宗顺[3]、周春芳[4]等学者通过定量分析, 发现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土地流转; (3) 对农地流转对策研究, 夏金英[5]等学者对通过调研分析, 提出了规范流程、政策促动、引进产业等相应对策。

有关农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以往研究范围大多是粮食产区或西部地区的规模化土地流转, 而针对耕地不连片、经济欠发达的中部丘陵地带研究则较少, 仍存在着探索空间。因此, 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湖南省娄底市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实地调研数据, 对娄底市土地流转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1 现状

娄底市, 位于湖南省中部, 山地多, 平原少, 是典型丘陵地貌。总面积8 117 km2, 其中耕地面积149 166.6 hm2。2013年, 娄底市总人口440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226.36万人。农业总产值257.6万元, 粮食总产量157.6万t。全市共有耕地179 030 hm2, 农地流转面积27 570 hm2, 约占耕地面积的15.40%。总之, 娄底市进行流转的农地面积比重较低, 流转模式以出租、代耕为主。

本数据来源于2013-2014年在娄底市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 有效问卷112份。受访者户主是24~80岁的农村人口, 样本农户的家庭平均规模为5.1人, 人均耕地面积313.3 m2。样本农户及其家庭等变量的统计值与娄底市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这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相对可靠。

1.1 农户维权意识不强

调查表明, 在确定农地流转合约形式时, 选择口头协议的高达52.68%。而在确定农地流转关系时, 仅27.68%的农户认为签订书面协议很有必要, 出现纠纷可依合约内容解决。这说明娄底市农户维权意识淡薄, 以简单的口头形成的协议, 随意性较大, 权利义务不明确, 一旦发生纠纷, 流转双方的利益较难得到保障, 很难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1.2 农地流转对象范围狭小

农地流转的土地转入方仍以亲戚朋友和本村或邻村其他村民为主, 二者比例相加达到了53%。农地流转主体间仍然具有很强的亲缘、地缘关系, 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农地流转很少按市场规则操作, 大多具有无偿性和互助性。据调查, 45.54%的农户流转信息是“私下”获得, 没有通过中介, 这表明娄底市农地流转范围仍然较为狭小, 流转信息流通不畅。

1.3 农地流转违约率较高

对违约情况的调查主要从主观和客观2个方面来考察。调查发现有31%的农户表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可以违约, 实际农地流转中有16%的农户反映自己亲历过流转违约情况。这表明农户的履约意识不高, 行为随意性较强, 不能较好遵守合约规定, 农地流转的违约率较高。

2 主要问题原因分析

2.1 土地流转思想受传统观念影响

当前,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行为规范依然具有很大的道德效力, 约束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同时,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规则中的契约精神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在维护日常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现阶段的农地流转中, 土地流转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利益关系, 还存在着传统的人情、亲情、地缘关系, 这些关系使得大部分农户在“私人”流转中乐于接受口头协议, 并且流转双方能够遵守承诺。

2.2 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 信息不畅通

据调查, 目前, 娄底市大部分乡镇没有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仅有10.71%的农户反映本村建立了信息交易平台, 并反映了这个平台运行状况较差, 没有为当地农户提供必需的服务信息。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 中介服务组织缺乏, 服务体系不完善, 阻碍了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 流转信息流动面窄小, 大部分流转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或地缘关系, 有效流转信息没有向组外、村外、乡外甚至市外扩延, 严重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益化发展。

2.3 农地流转过程缺乏监管

从农村土地流转主体之间流转关系的确认到最终流转关系的结束, 均是自发行为, 且以口头协议为主, 没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与如何追究违约责任, 农户缺乏相应的守约意识。此外, 流转书面协议也未经过村委会, 且未建立相关文件副本。没有相应的土地流转信息, 村委会对土地流转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 很难规范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流转违约情况较普遍。

3 对策

3.1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投入, 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解放和转变。同时, 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以及对农民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 提高农民自觉履行合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能力, 学会按法律程序确定流转关系, 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推进了农村土地自觉、规模、规范、高效流转, 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3.2 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首先, 要健全农户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的建设, 积极培育中介服务组织, 发挥中介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为农民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 帮助农户建立土地流转档案, 协助农户签订合同, 减少合同签订和执行中的风险,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 构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交易平台。由政府有关部门或中介服务机构调查、搜集有关土地流转的信息资料, 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加工并对外发布, 为农户提供土地流转的信息, 做好组织服务工作。

3.3 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与管理

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性需要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指导。乡镇机关及村委会应按照国家政策及法律要求, 引导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做好相关的服务管理工作,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程序, 制定规范的合同样本,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 指导双方当事人规范签订合同, 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档案保存工作, 加强农户的合约精神教育, 强化农户的守约意识, 同时也应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 及时调解纠纷, 降低农村土地流转违约率。

摘要：通过实地调研, 对湖南省娄底市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并研究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促进娄底市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对策,湖南省娄底市

参考文献

[1]陈利昌, 李帅.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完善对策——基于广州市的调查[J].农业经济, 2012, (12) :90-92.

[2]黎彩凤, 张焱, 崔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现状与对策[J].现代农业技, 2013, (9) :341-343.

[3]包宗顺, 徐志明, 高珊, 等.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4) :23-30.

[4]周春芳.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6) :3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