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重建（精选四篇）
话语重建 篇1
一、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功能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 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1]在现代政治生活语境下, 意识形态不妨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 这种理论信念体系以逻辑的方式, 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 来论证某种政治体制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以及实现某种特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2]。人们是凭借以语言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来认识他们自己的和周围的一切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全部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必然蕴涵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没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人类社会 (这里指阶级社会) 的再生产是不可能的。为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看做是一种理论逻辑与价值信仰的结合体, 通过一套由核心概念严密组织起来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重建, 形塑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的神圣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 它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 并由此实现其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辩护功能。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单纯地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 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 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时, 曾讽刺地使用了“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蕴涵着这样的意思, 即一个人如果仍然无批判地使用某一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 那末他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这一意识形态的。换言之, 他在思想上仍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虏。马克思之所以创制出一系列新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新的世界观, 目的正是为了彻底地 (包括在话语上)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决裂。假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信仰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彼此联结且有特定价值意涵的话语体系, 那么与改革开放指向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是包含了由一个个核心概念组成且有完整逻辑结构的, 把社会主义科学精神与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这些概念元素脱离了原有的革命话语的有机体板块, 经过新的糅合与处理, 是既有助于表达改革开放、发展理念的符号元素, 也能满足意识形态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保护功能。这一体系的完善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渐进的, 这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冲突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影响下, 忽视了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联系, 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种种误解。“四人帮”更是鼓吹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误, “宁要穷的社会主义, 不要富的社会主义”, 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左”的错误思想将“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靠外部力量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这就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其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生命力, 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地起到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作用, 反而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困惑和质疑, 甚至出现信仰危机。
“文革”后, 中国实施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 在意识形态的原有话语系统里, 市场经济改革被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 如果为了推进改革开放, 避免意识形态传统话语体系对改革开放的负面解释, 而完全摒弃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那么, 这个领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会把执政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判识为“和平演变”抑或“走资本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过程中姓“资”姓“社”的长期论争便是其现实的写照。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政治生命的国家里, 这种攻击在政治上无疑是致命的。而且长期受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教化的广大党员群众, 也会在思想上无所适从。另一方面, 如果改革精英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安全”, 避免与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发生冲突与矛盾, 选择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那么就只能放弃改革开放。这个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败与命运。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可以看到,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领导层,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上所采取的基本战略, 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 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把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一步一步转换为对改革开放方针具有论证功能的、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 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从根本上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 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
三、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重建的挑战
1.苏东剧变前后, 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造成精神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 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 助长一部分人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情绪。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前问题了、过时了、没有生命力了, 提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 认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误解、肢解、曲解、未解、消解等多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信, 把原本是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肢解为多元马克思主义, 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实践性之先行的澄明乃是我们批判地探讨任何理论问题并避免陷入经院式争论的前提,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中摆脱学院化倾向的解毒剂。”[1]“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 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 最终也要靠发展。”[3]邓小平指出, 如果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 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 就会更进一步地说服他们,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2.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有制结构也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与之相适应,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人们的思想日趋多元、多变、多样, 出现了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当前在中国既有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思潮, 也有消极的、保守的、落后的社会思潮, 此外还有腐朽的、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社会思潮。它们彼此对立、互动、激荡、消长, 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局面有利有弊, 有利的是便于了解和把握各种学术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并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不利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形成挑战, 甚至会动摇其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职能的增强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变化, 也是“软实力”时代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 新旧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仍然会发生, 无产阶级甚至比以前更需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保持一种批判的识见。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 意识形态的较量始终不会停歇。马克思早就敏锐地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环境中, 坚持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批判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战略重建中要正确应对全球化背景下阶级性话语与所谓人类性话语的冲突。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战略重建中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一) 优先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建设, 把革命性、封闭性话语转换为发展性、开放性话语,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1.突出“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 必须反映社会存在并服务于经济基础,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之处, 就在于前者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而不是置于原则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 强调必须从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歪曲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他指出, 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是共产主义。”[4]“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4]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排除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后, 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必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从进行所谓“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正是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前提的先行澄明, 正确地扭转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逻辑主题,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著名论断, 充分突出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 实际上发展也成为任何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最根本根据。这一概念元素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库存的组成部分, 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2.以“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 否定了过去短期内兑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也即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 进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回归现实立足点。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主义之争、社会制度之争日渐集中到综合国力竞争的背景下, 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 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 避免搞抽象的争论。所以, 改革开放是必须的,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这样说, 改革开放, 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抉择, 它自然逻辑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路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 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物质基础, 总体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科学性。
(二) 依据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在话语转换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 既要旗帜鲜明, 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实现其广泛的情感认同, 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水平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 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 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但是, 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 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理性的观念, 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
1.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 在话语结构和体系中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从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 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除了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 还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需要。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因此, 社会主义是发展的保障, 是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可以说, 推倒“四项基本原则”, 就是毁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通过“扩容”和“分层”的方式, 取得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大突破。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 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和“混凝土”, 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以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的一个缺陷, 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 可操作性不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位一体”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扩容”, 同时也是功能分层: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髓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 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 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共同理想是人们团结的精神纽带。“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 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 没有纪律……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 突出国家整体利益和求真务实理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可为国内及海外华侨广泛认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潮流的对接;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主要对象是个人, 目的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道德自律。这种层层递进、“分层”实施、各有侧重而又点面结合的价值体系,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129-169.
[2]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 2006, (4) .
[4]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3:19.
论话语重建与传统回归的必要性 篇2
在语文教育理论上，尤其在对汉语文的定位上，我们应该在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文论的基础上，重建我们自己的话语，回归我们的传统。
语文是什么? 多年来，我们总想给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这是语文的核心理论，若有谬误，将给课程实施带来无穷麻烦。经过反复争论和权衡，终于，新课标一锤定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于是，语文界皆大欢喜，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就天下太平。可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问题一个个出来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指什么?语文课怎样上才能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又怎样才能实现统一?统一的标准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定性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语文教什么的问题，因此，许多教师仍处在不知语文教什么的迷雾之中，教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语文、泛语文、反语文的非理性倾向。虽然新课标对课程目标和学习方式、方法等做了较好的论述，但与存在的问题比起来，这些亮点也都显得黯谈
出现这么多问题，的确是始料不及的。我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工具性、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与我们的汉语文不那么契合。
工具性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法同启蒙思想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都曾提到语言的士具属性。最为我国学人熟悉和信奉的是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语言是士具，是武器，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话语。其后，我同的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就接过了工具论的说法，奉为圭臬，再也放不下来。其实，工具性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人是语言的动物，人具有语言性;而语言是人独有的天性，语言也具有人性，因此，属人性质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而我们将这不是语言本质属性的工具性拿来作为汉语文的性质，怎么能不出问题？
至于人文性，虽然我国古代的《易》观乎天问，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有 人文词，但这人文是与天文相对，指的是人世间的各种现象，与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好像没什么关系。人文性来自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它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打出的一面鲜亮的思想旗帜，是体现那个特定历史阶段进程的进步文化思潮，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是否合适，也是值得研究的。当然，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结果，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它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总给人以用西方观念来套用的感觉。汉语文的特点还是应该从汉语语言学、汉语文章学和汉语文艺学的实际来考察，为什么一定要搬用西方人的概念?我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的是仁政、民本思想，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诗可以怨，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与民间乐;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钟荣提倡的建安风骨;从李白的济苍生、安黎元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再到白居易的救济人病，禅补时阙;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苏轼的言必中当世之过，再到李费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这种追求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反对压迫抨击黑暗的抗争精神，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这就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精神和光辉传统，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用西方的观念来概括汉语文的特性呢?
话语重建 篇3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话语权回归重建
话语权原义是指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话语权的研究在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等人文社科类学科中逐渐被广泛引用并被赋予了新的的含义。就当前来说，话语权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层意义，一是表达权，即“说话的权利”；二是言语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所体现的社会地位，即“话语的影响力”。 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话语权就是高校辅导员根据社会分工和职责要求，对高校事业发展和学生成才教育提出建议、意见、批评、质询、指导和监督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
可见，辅导员的话语权在高校的事业发展中应当要占据重要的一席。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辅导员的话语权在被不断弱化，亟需回归、重建并巩固。
一、当前辅导员话语权弱化的主要表现
1、学校对辅导员的认同感低，辅导员话语空间受限。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很多高校为了提高办学声誉，紧抓专业建设不放松，对专业教育高度重视，对专业老师关爱有加。而对旨在为学生提供科学管理与优质服务，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学生工作却不够重视甚至忽略，对于直接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缺乏认同感，导致辅导员们无法享有与其工作岗位相匹配的身份地位与管理教育权限，无法为学生工作争取更大的权益。同时，一些专业教师也错误地认为学生工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学生工作阻碍了专业教育，对辅导员不够尊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挤压了辅导员的话语空间。
2、学生对辅导员的认同感低，辅导员话语境地尴尬。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计算机的普遍运用，网络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主导教育的局面。互联网信息容量大、快捷、生动、逼真、形象，正好符合了知识面广、思维敏捷、创新意识强的新一代大学生敢于挑战权威的心理诉求，对当代青年有深远的影响力，深受学生的喜爱。另外，教师的权威更多地来自于学科专业性，而辅导员由于工作内容繁杂，整日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特点被严重冲淡，致使学生认为辅导员只是一个负责日常琐事的管理者，从心理上很难认同辅导员。
3、社会对辅导员的认同感低，辅导员话语范围偏小。一方面高校扩招使在校学生越来越多，更多的家庭与高校产生了联系；另一方面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强化，使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也不断密切。然而，社会对于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却知之甚少，致使辅导员的身份概念往往局限在高校校园内，而在社会上缺乏知晓度、认同感。
二、辅导员话语权弱化的原因分析
1、高校改革的不完善，导致辅导员在话语层级上处于弱势。一方面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对课堂教学与日常管理进行了分割，专业教师专门负责课堂教学与专业教育，而学生的日常管理则全部由辅导员承担。同时，由于高校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己任，致使专业老师的地位优于辅导员，专业教师在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等方面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以及发展机会也要优于同样接受过同等学历教育的辅导员，甚至有的学校规定新到学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先做辅导员工作,两至三年后做得好的转为专业教师、做得不好的继续做辅导员，这就明显带有弱化辅导员的含义。另一方面，高校在选聘专业教师时往往要求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过硬的科研能力和突出的科研成果以及相应的学历、职称等，而在选聘辅导员时却往往侧重于对政治面貌、学历、在校任职经历等条件的考察，忽略了对专业背景的要求，并且在选聘过程中也只是限于笔试和面试，缺乏专业实践考察，这些都与高校的专业教育模式不相符合，导致辅导员在高校内部话语层级上处于弱势。
2、身份角色的多样性，导致辅导员在高校话语权格局中处于弱势。从当前大部分高校运行机制来看，可以分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三个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各自的话语权，这就形成了高校的话语格局。而辅导员尽管同时具备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可是在话语格局中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原因主要是：辅导员是教师，承担一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授任务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任务，但由于工作内容繁杂，精力有限，致使在学术研究方面投入较少；辅导员是管理者，负责班级、党团的管理和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但由于处于学校党政管理体系的底端，虽然责任重担，但是权力却渺小；辅导员是服务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择业就业服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等工作，这些事务性工作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必然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地位，致使原本属于辅导员自己领域的话语权也在无形中被削弱了。
3、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导致辅导员在学生教育中面临失语危机。当代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大学生主体意识迅速觉醒，他们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也不会人云亦云；主张个人权利，崇尚个人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喜欢颠覆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道德权威被严重消减，新的道德体系还未形成，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开始否定教育管理者对他们的说教，不再对学校教育管理者唯命是从，对传统的习惯性教育方式进行本能抵制，在这种形势下，辅导员失语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话语重建 篇4
一、蔫:语文课堂“失乐”了
【剖析】
在一些大型的语文公开课上, 我们常常欣喜地见到孩子们“小手如林、小脸通红”的良好精神状态, 孩子们身心入境, 兴致颇丰, 学习效果好, 课堂效率高。但这样的课堂毕竟是沧海一粟, 对于全国千千万万的语文课堂而言, 没有任何的代表性。
回到一节节的家常课上, 我们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状态呢?有位教师教学《最大的麦穗》一课, 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 补充了大量的介绍苏格拉底的资料。然后, 引导学生思考:苏格拉底给弟子们上的这节课中, 要求是什么?弟子们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苏格拉底是怎样引导的?弟子们又悟出了怎样的道理?弄清这些浮于课文表面的内容之后, 又让学生联系实际说一说自己对课文最后一句话的理解。最后, 安排学生完成一篇“阅读短文”题。
学生在教师一连串无效问题的强劲牵制下, 被动地吸收知识, 被动地接受训练, 精力消磨了, 快乐消减了。枯燥无味的讲解, 支离破碎的分析, 重复机械的训练, 挤占了读写议思的时间和空间, 消解了课堂的温情和暖意, 语文原有的情趣和美感丧失殆尽。语文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成了一座“寂寞的荒岛”, 孩子们蔫了, 忙于应付, 疲于交差, 精神萎靡, 意志消退。孩子们与语文应有的美好情结, 因为情趣的僵死而硬生生地断裂。孩子们没有空间参与, 没有时间体验, 没有心情表达, 这能怨得了他们吗?
对儿童的戕害, 对语言文字的漠视, 是其症结所在。
【矫正】
“语文课程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课标语)
汉字的形象性、意合性、蕴藉性特点, 使得语言文字富有丰厚的生命意蕴和强大的情感张力, 总是指向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焕发出强盛的生命活力, 这也决定了语文教学不能简单地把一篇篇鲜活的课文视为学生获取知识的工具, 以知性分析的方式进行肆意地肢解分割, 而应该唤醒学生的生命热情, 诉诸于学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始终高扬主体精神, 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和智慧投入语文体验, 将静态和物化的书面符号还原为同样拥有炽热的气息、脉搏和温度的鲜活的生命体, 与之进行亲密无间的交流和沟通, 从中感受语言的迷人魅力和灵魂的澄明开阔, 贯通彼此隔绝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境域。生命的交汇和同构使得语文教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使语文课堂走出荒芜的沙漠, 建设生命的绿洲。
笔者教学《秦兵马俑》一课, 为了引导学生理清课文的脉络, 把握整体的表达顺序, 经历了这样几个回合: (1) 从课文的整体看, 你能发现作者的一些写作意图吗? (2) (出示五种结构图) 请你选用一种结构图 (也可以自己创造) , 来描述课文的表达顺序。 (3) 在小组内合作交流, 深入完善。 (4) 选取代表, 全班交流。 (5) 教师点拨, 小结提升。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课标语) 这样的教学, 充分地尊重和信任儿童,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知识”走向“能力”, 从“训练”走向“实践”, 从“学会”走向“会学”。在自主开放的学习空间里, 培养儿童带得走的学习能力, 让儿童享受做主人的快乐。
朱自清先生说:“最后, 问题的研究, 在读文章时是常有的事。但是问题的提出要有分量, 要有意义。最好教师只居于被动地位, 用暗示方法, 帮助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其教师居于“被动地位”, 是教师地位和角色的转换。教师居于“被动地位”, 就是努力使教师“退隐”和“无为”, 让学生唱主角, 是教师在教学中只具有“辅助性” (而非“主导性”) 的功能。
教师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是将自己隐藏起来, 将舞台留给儿童, 只是创造一种问题情境, 制造一种“悬念”, 将儿童置于“不确定性”之中, 给予独立人格的空间, 给予独立思维的空间, 给予独立活动的空间, 将儿童引向语文学习的前台, 主动地学, 快乐地学, 高效地学。留给儿童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激发他们自己去探索, 经历意义的丰富和建构, 释放自身饱满的言语生命力。
二、偏:语文课堂“失语”了
【剖析】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新课标语) 这样的课程界定, 已经极其明晰地回答了语文课程“是什么”、“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三个核心敏感的问题。在语文教学中, 如果偏于人文性的深入开掘, 而忽视对语言文字的感悟、积累、运用, 就会造成语文课堂的“缺氧”、“缺钙”, 长此以往, 日复一日, 学生的语文素养出现“营养不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教师教学《狼牙山五壮士》, 将五位壮士的英勇顽强精神体悟到了极致, 而对课文中关于五位壮士语言、动作、神态的细致描摹却置之不理;教学《莫高窟》, 通过大量的影视图像, 引导学生沉醉于“精妙绝伦的彩塑”和“宏伟瑰丽的壁画”之中, 对课文的表达方式却不闻不问;教学《林冲棒打洪教头》, 对人物形象的感悟浓墨重彩, 对增强人物形象的惟妙惟肖的刻画却视而不见……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即使关注了语言表达形式, 也只是浮光掠影, 浅尝辄止。上海师范大学吴忠豪教授曾经举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教学案例——
教学《列宁和卫兵》一课, 学生通过阅读能清晰地记忆文本内容, 但对文本语言, 包括一些很有表现力的词语句子, 却没有留下记忆。比如, 课文开头写:“清晨, 阳光透过薄雾, 金色的光辉洒在高大的斯莫尔尼宫上”。教师让学生转述, 学生说:“清晨, 太阳照在斯莫尔尼宫上”。文本意思都在, 但是文本语言丰富的内蕴却没有了。课文用“阳光透过薄雾, 金色的光辉”这个短语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太阳”状态和景观, 用“洒”来表达“照”的意思, 而学生转述时只会运用自己原来掌握的简单语词来“述意”, 没有记住文本中丰富多彩的词语, 这就得不偿失了。
获取“文本意义”的阅读过程和获取“文本语言”的语言学习过程有着本质区别。清代学者姚鼐认为, 阅读活动其实是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意化”, 是“得意而忘言”的过程。“得意而忘言”的阅读, 忽略的正是语文课程非常重要的一项教学任务——语言学习。“语言文字”, 是语文教学的根, 是语文教学的魂。语文教学本体的缺失, 让语文在高空中摇摇欲坠, 让语文在生活中丢魂失魄。
【矫正】
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和自由, 让他们在言语世界中畅游, 在反复诵读中感知言语作品, 并能动用自己的生活积累, 披文入情、涵泳体味, 有理解吸收, 有叩问商榷, 有参与表达, 既是阅读中的语感积淀, 又是自己心意的充实。教师要引导儿童以自主丰富的想象力, 沉入每个言语作品之中, 感受言语内在生命的每一丝灵动, 最终达到与言语作品同化的至高境界。
《莫泊桑拜师》一课, 福楼拜三次独具匠心的指导, 其中, 第二次的指导以一连串的问句铺展, 极具特色的表达方式背后蕴藏着特别的意蕴, 应该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于是, 笔者创设适切的对话情境, 通过角色体验, 引导学生吸收、内化、创生课文的原生语言,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师:同学们, 我就是莫泊桑, 你们就是大师福楼拜, 我来向你请教。
(学生一脸兴奋, 迅速进入角色)
师:尊敬的老师, 按照您的指导, 我每天早晨都站在学校门口, 一直看了一个星期的上学情况, 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写, 太单调了。
生:不, 不不!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呢?开车的家长, 和骑自行车的家长一样吗?年龄大的家长, 和年纪轻轻的家长能一样吗?
生:不, 不不!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呢?骑自行车的家长, 是如何用力登上校门口的坡道的?一脸微笑的家长, 有没有再三叮嘱自己的孩子呢?
生:不, 不不!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呢?孩子进校园之后, 家长们的表现一样吗?他们是立刻返回, 还是久久凝望呢?这些你都能写清楚吗?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呢?
师:老师讲得太好了!以前我那只是“看”, 根本不会“细致观察”, 经过您的点拨, 我真是豁然开朗啊!谢谢您!
教学中, 引导学生在揣摩品味重点词句的过程中, 感悟、体验、理解文本思想的“高处”, 用词造句的“妙处”, 领悟、欣赏文本语言的妥贴与精妙;关注表达形式, 挖掘和发挥文本的“例子”作用。既让学生在品味语言形式的过程中学习表达, 揣摩形式, 又让学生在“仿说”的实践中学习表达, 举一反三。
学生在情境的调试下, 在角色的驱动下, 自主地唤醒话语表达欲望, 自发地参与言语交际活动, 自觉地创造性运用课文的规范语言, 自愿地习得仔细观察的写作技法, 在饶有情趣的言语实践中体会、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溶解在儿童血脉中的母语情结, 就这样得到了自然的激发和释放。
三、哑:语文课堂“失声”了
【剖析】
《这儿真好》是苏教版一年级下册中的一篇课文。这是一篇发人深思、情境性很强的童话故事, 描写了居住荒岛的小熊感到孤单, 终日寻找朋友, 在天上云朵的启示下营造树林, 终于迎来许多朋友的故事。曾经听过多位老师的教学, 老师们都很有亲和力, 始终微笑着和孩子们讲话、交流。教学中, 牢牢把握童话故事的特点, 教出乐趣, 教出活力。尤其注重唤醒孩子们的感性经验, 充分地朗读, 深入地朗读, 有滋有味地朗读。可是, 每到课尾, 请孩子们说一说“读了这个故事, 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时, 孩子们总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 要保护环境, 建设美好的环境;第二种, 要真诚地付出, 才能得到更多的朋友。可是, 老师们总是规定“统一答案”, 高扬“环境保护”的大旗, 而忽视对孩子们纯美的“朋友观”的肯定和赞赏。让我惊讶的是, 没有一个孩子能大胆坚持自己的观点。每每如此, 我的心便会隐隐作痛:单从一节语文课来看, 这是一种教学的遗憾;但就孩子们的精神成长而言, 更是一种让人揪心的悲哀。
不是他们不会思考, 也不是他们没有思想, 而是课堂“规定”了他们必须这么做。正是因为太多太多的“规定”, 捆绑了孩子们的思想、精神、自由, 使得幼小的他们无力挣扎。渐渐地, 孩子们习惯了“听”老师的, 习惯了“猜测”老师的意图, 学会了无限制地顺从。
【矫正】
“万马齐喑究可哀”, 儿童是天生的“探索者”和“思想家”, 成人话语对儿童话语的遮蔽带来的是思想的禁锢、个性的丧失, 课堂上听不到孩子们自己的声音, 生命活力从何谈起?
“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 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 (课标语)
近日, 著名特级教师孙双金教学《最大的麦穗》一课, 大胆地引导学生加上“只许摘一次”, 对课文的第三段进行改写, 孙老师微笑着鼓励学生要敢于挑战文章的细节, 还要敢于挑战文章的观点、哲理。孙老师经常说:语文老师在课堂上, 不应该过多地掏出自己的观点, 要让学生带着小问题进入课堂, 带着许多大问题离开课堂, 而不是让他们带着问题来到课堂, 带着句号离开课堂。
是的, 我们要像孙老师那样鼓励学生向教师挑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 允许学生发表与教师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鼓励学生向课本挑战——鼓励学生提出与课本不同的看法;鼓励向权威挑战——鼓励学生通过自己探索, 否定权威的结论。
引导学生反求诸己, 返回到自己的内心, 做心灵的沉思和灵魂的追问, 为精神的皈依找寻自己的家园, 为自己也为他人建立话语的圣地, 其创造的过程也是自我精神充实、自我价值实现的丰富过程, 渗透着自身生命体验和言语智慧的信念和理想。
人的本真的话语、自然的倾诉, 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主流话语的屏蔽、压制和规范。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渐渐学着“说大人的话”, 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儿童的主体精神与过分强势的教师需要冲突的结果, 导致了言语主体受到挫败, 言语表现受到阻遏, 言语活动成为心灵的磨难, 造成儿童言语主体性的丧失, 致使本应极富个体创造性的自我表现失真, 言语表现欲被强烈地钳制。
让我们保卫童心, 保卫儿童的天性, 保卫童年的土地和空气, 保卫童年的芬芳和绚烂, 使其空气长新, 绿水长流, 活力长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