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图书（精选六篇）
翻译图书 篇1
“沙龙”是法语Salon一字的译音, 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 巴黎的名人 (多半是名媛贵妇) 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多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 聚会一堂, 一边呷着饮料, 欣赏典雅的音乐, 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 无拘无束。后来, 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 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 十九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
正宗的“沙龙”有如下特点:1) 定期举行;2) 时间为晚上 (因为灯光常能造出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的美感, 激起与会者的情趣、谈锋和灵感) ;3) 人数不多, 是个小圈子;4) 自愿结合, 三三两两, 自由谈论, 各抒己见。现在的沙龙也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一个环境。如举办英语沙龙, 就是举办一个学习英语的环境。西安翻译学院图书馆外语沙龙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1 西安翻译学院图书馆的外语沙龙
1.1 外语沙龙的初期工作
西安翻译学院是一个以外语类专业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高校, 它的办学特色是“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或“专业+外语+现代化技能”, 培养的是复合型实用型双专业涉外人才。为了营造良好的外语学习氛围, 方便广大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休闲, 2004年, 图书馆在三楼东侧成立了设备齐全, 环境优雅的“外语沙龙厅”, 厅内面积750平米, 座位有249个, 配有6台52寸电视机, 日常工作主要是免费为读者播放英语原声电影, 所有播放的影片都不带中文字幕, 靠读者自身的语言水平和语言能力去理解影片, 理解影片剧中的对白, 大大锻炼了读者的听力, 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读者纠正外语语音问题, 考察了读者的词汇量, 提高了读者的中外文翻译能力, 有效地锻炼了读者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和外语思辨能力,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1.2 外语沙龙工作的定位分析
随着学院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的不断提高, 学院又新增了德语和法语小语种专业, 而高等学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 作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就必须以学校教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为导向收集信息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不断加强其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 提升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读者活动作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图书馆与读者相互联系与交流的纽带, 既是履行休闲、娱乐、教育职能的重要途径, 也是与读者建立和谐融洽关系、提高图书馆利用效率和知名度的有效载体。鉴于以上分析, 外语沙龙工作内容自2009年起, 确立了“凸显学术性、坚持互动性、体现多语种”的指导思想。
2 外语沙龙工作的主要做法
2.1 凸显学术性
2.1.1 学术讲座
每周三安排与学院学科专业设置、读者专业学习联系较为密切的专业学术讲座视频进行播放。目前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读者比较感兴趣或者对其专业学习帮助较大的讲座视频, 还进行了多次播放, 满足了更多读者。
例如, 为了使读者的专业学习得到指导, 对专业知识进一步补充, 我们安排播放了: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林少华主讲的《日汉翻译》;
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史燕华主讲的《从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看口译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主讲的《丹韵词音》等。
2.1.2 时事讲座
每周四安排专题讲座视频或者在特殊日期如纪念日、节日等安排与之相关的讲座视频进行播放, 对读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
1) 面对读者群中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人越来越多的现象, 我们专门为读者安排了“高教网考研互动精品课程”中的视频进行播放, 帮助读者进行考研学习, 使读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2) 在三月学习雷锋活动月时, 我们每周四相继安排播放与雷锋有关的视频节目, 例如《离开雷锋的日子》、《雷锋》、《世纪雷锋》、《永远的雷锋》等, 让读者们回望了雷锋的光辉形象, 另外通过影片的感染, 使读者能更自觉的去学习雷锋精神。雷锋专题活动举办的很成功, 不仅体现出我馆对广大读者们的关爱之情, 最主要的是增强了大家诚实做人, 多做好人好事的决心和信心。
3) 在四月份的世界读书日时, 我们安排播放了著名作家王蒙主讲的《我的读书生活》、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主讲的《读书与人生》等, 使读者了解到阅读对于人生的重要性, 自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4) 在建党九十周年全国“双百人物”评选时, 我们安排了“双百人物”专题活动。我们选择了各个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宣传, 另外还播放与之相关的影片或纪录片, 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物生平, 感受先烈的伟大, 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5)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我们推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专题活动, 安排播放相关的学术讲座和记录片。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主讲的《我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硕主讲的《辛亥风云》、纪录片《辛亥革命》等, 使读者更加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
6) 其他的例如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等, 为了让广大读者记得这些日子, 我们也都安排了与之相关的视频内容。
2.1.3 专题讲座
曾邀请西安翻译学院研修院李玉珽教授为学生作《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房地产现状》的学术讲座;邀请陕西终南学社副秘书长、青年学者史飞翔老师为读者做了《对话文学》的学术讲座;邀请我院外教老师举行读者面对面交流会活动等。这种现场讲座的整体氛围与视频讲座相比, 更加热烈, 使读者得到了与专业老师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 读者获益更大。
2.2 坚持互动性
外语沙龙积极与学院团委、学生社团联系, 开展形式多样的沙龙活动。例如, 我院外国语学院口语尖兵队举办的英文电影配音大赛;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举办的“快乐一小时”英语沙龙活动;桃李文学通讯社举办的中文辩论赛;经贸协会举办的第四届经贸知识大赛;英文话剧研习社举办的英文话剧大赛;图书馆学管会举办的新生见面会、读者面对面交流会等。据统计, 2010年外语沙龙举办学生互动活动23场, 2011年22场, 2012年23场。
2.3 体现多语种
外语沙龙根据学院学科专业设置, 改变了最初只有英语原声影片播放的状况, 增加了日、德、法三种语言原声影片的播放, 体现了我院多语种的特点, 使读者不仅可以得到英语学习方面的指导, 还可以得到小语种学习方面的一些知识。
2.4 加大外语沙龙的宣传力度
认真做好宣传工作, 通过各种方法吸引读者, 以此提高外语沙龙的知名度和利用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2.4.1 图书馆外语沙龙厅门口宣传栏和网站进行操作
1) 每周日下午在宣传栏张贴出下周将要播放影片的内容和时间安排。每周挑选一部影响力较大的或者最新影片的海报和一篇比较权威的影评, 并对该影片作出比较详细的剧情介绍, 引导读者在看完电影之后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
2) 宣传栏所张贴的内容同时在图书馆网站上和电子屏幕上发布。
2.4.2 用经典优秀的影片吸引广大读者
1) 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和各国本土拍摄的优秀影片。将这些影片划分为不同的专题, 按其在电影史上的先后顺序, 分专题进行播放。可依据影片表现内容、表现手法、拍摄目的、导演的艺术风格、演员的表演风格和创作个性、演员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影片原著作家作品以及学院活动为主题策划专题。
2) 每个专题结束后以播放专题为话题畅所欲言, 发表对电影的看法, 对下一阶段的放映内容提供反馈意见。
2.4.3 师生意见信息反馈
与学院教研室老师主动沟通联系,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另外联系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由他们负责在学院主干道开展以“我最喜爱的外国影片之外语沙龙”活动, 通过学生的意见反馈, 影片推荐, 由沙龙工作人员对这些影片进行再宣传以及安排播放, 以此在学生中形成较大影响力, 提高知名度。除次之外, 我们在外语沙龙厅内也设置了读者意见薄, 上面留有好多意见, 例如:老师, 您好, 建议播放《海上钢琴师》、《纯真年代》、《费城故事》……对于读者的建议, 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然后也会根据他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 尽最大努力去满足他们。
3 外语沙龙的工作效果和读者评价
外语沙龙在“凸显学术性、坚持互动性、体现多语种”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学术讲座的播放, 增强了图书馆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氛围, 深化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层次, 有力促进了学院教学、科研工作, 丰富了读者业余学习生活。外语沙龙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活动提高了读者的综合能力, 丰富了实践经验, 提升了读者的组织、应变、协调能力, 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 激发了读者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同时也提升了读者对图书馆的认知度。读者都反映说外语沙龙环境好, 外语学习氛围比较浓, 经常到外语沙龙看英语原声电影使得他们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都得到了一些提高, 另外多参加互动活动可以提高他们的各项能力等, 外语沙龙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在2012年5月陕西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图书馆优秀服务案例评选活动中, 西安翻译学院图书馆外语沙龙被评为“陕西省图书馆学会优秀服务案例”。
4 外语沙龙存在的主要问题
图书馆电视机及工作电脑机自2004年一直使用到现在, 由于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周日至周四从早8点到下午5点, 周五、周六从早8点到晚上10点, 电视机和计算机可以说一直在不停的工作, 这就造成了现在的硬件设备经常出现一些故障问题。由于网络太慢, 我们就无法给学生下载最新的影片, 导致了影片更新太慢的现状。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了解决, 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孙红.浅谈高校图书馆服务于管理中的人本主义.图书情报工作研究[M].2005.
[2]袁俊.立足人本精神构建高校图书馆和谐人文生态服务[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3 (1) .
翻译技巧图书 篇2
王佐良文集 - 王佐良
余光中谈翻译 - 余光中
译家之言-翻译乃大道 - 余光中
译海一粟(译家之言) - 庄绎传
译边草 - 周克希
傅雷谈翻译 - 傅敏
翻译教材的话，思果和钱歌川比较火。
这些书的特点跟上面讲的教材差不多。
另外，这两位老先生都是解放前去的港台，语法体系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在看书的时候需要自己转换成大陆的语法体系。
比如，你知道什么叫“完全自动词”、“不完全他动词”吗?而且，一些译文还有一点点港台腔。
另一类是大师们的翻译感悟，不太适合想学习翻译技能的同学，但非常适合有翻译情怀的人，可以了解大师们的译路人生。
3.赏析类
主要是大师或名师翻译的一些文学作品，诗词、散文和小说。
这里仅列举一些供大家参考：
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 - 许渊冲
宋词三百首(中英文对照) - 许渊冲
散文佳作108篇 - 乔萍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1 - 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2 - 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3 - 张培基
英国散文名篇欣赏(第2版) - 杨自伍
英汉名篇名译 - 朱明炬、谢少华、吴万伟
这些内容适合背诵，我考研的`时候背过张培基的，因为有人告诉我，可能考研的翻译题目会从这里面出。
哎，打败我的不是岁月，是天真无邪。
4.应试类
这一类，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目前最火的主要有：
十二天突破英汉翻译- 笔译篇(武峰)
90天攻克CATTI二级笔译(韩刚)
实战口译- 林超伦
实战笔译：汉译英分册 - 林超伦
实战笔译：英译汉分册 -林超伦
CATTI官方参考书
上海中高口官方参考书
其实林超伦博士的书并不算应试类，如果大家不是为了考试的话，我建议可以先看林博士的书，非常细致全面，他设置了不同的学习阶段，举了很多接地气的例子，而且还分享了一些从业经验。
如果以后重执教鞭，我一定会选林博士的书作为培训教程。
韩刚老师的书偏向真题讲解，适合有一定翻译基础的同学看。
武峰老师，我在微博上关注武哥好几年了，然后成了他的粉。
不是迷恋他飘逸的小辫，而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好老师，牛逼且低调。
他笔译课的价格我不知道，但是光认真批改学生的译文就很难了啊，但是他做到了。
批改是非常占用时间的，不仅要改，还要改好，免得学生不服气。
正因为如此，网上的许多翻译培训课程都只是对着答案讲解题目，极少会有人批改学生作业，因为这实在是不划算。
至于武哥的这本书，有同学说里面的译文给的不好，不地道。
我基本认同，但是这本书的定位是应试，专业译员当然可以提供更好的译文，但是学生能吗?
所以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提供学生能够想得到的译文和翻译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妥啊。
我以前也是一名老师，我觉得很多学生是想知道你的译文是怎么来的，而不是直接给他们一个在你的大脑中进行复杂处理而得到的地道译文。
毕竟，大部分学生都是希望以简单、可接受的方式通过考试，而不是得满分。
所以，与其给他们一个满分的译文，不如给他们一个合格的译文，并让他们知道怎么写出这样的译文。
5.技术类
主要包括翻译技术和项目管理等内容，比较适合职业翻译。
关于翻译技术，我推荐王华树老师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
另外，中国翻译协会还出了一套“中国翻译协会语言服务能力评估(LSCAT)系列丛书”，想成为职业翻译的同学也可以买来看看。
我前段时间买了两本，分别是：
《翻译技术实践》 – 王华树
法国翻译图书出版形势喜人 篇3
英语依然是第一大被翻译成法语的语言,但所占份额却比前几年有所下降。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5562种英文图书，比上年减少1%，所占翻译图书出版的份额也从2009年占62%下降至占59.1%。在翻译图书出版的市场份额中，日文图书的份额从2009年占8.3%增加到2010年占10%。2010年法国翻译出版了939种日文图书，比上年增加了25%，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进口日本漫画的数量大增。法国翻译出版的日文图书中，90%是日本的漫画。然而，朝语和汉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2%和28%，亚洲其他语言也被边缘化，总共只有10种图书在法国被翻译出版。
2010年法国德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增加了22%，主要是人文和科技图书、实用图书、文学和青少年图书。2010年，荷兰文、波兰文和葡萄牙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分别增长了27%、31%和15%，而西班牙文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则分别下降了8%和10%。从过去五年情况看，法国翻译出版日文、波兰文、荷兰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斯堪的纳维亚文的图书呈增长势头，德文和俄文图书基本持平，而英文和意大利文则有所下降。
统计数字显示，在翻译出版的图书中，小说的份额大幅下降，从2009年占38.5%下降到2010年仅占34.2%，也就是说2010年只翻译出版了3214种，比2009年减少8%。然而， 幻想与科幻类小说不仅没有受到这种下降趋势的影响，反而分别增长了7.6%和12.9%。从语种来说，以过去五年情况看，汉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呈下降趋势，而波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朝鲜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呈增加趋势。这说明，法国近年来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呈多语种化。
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1182种连环画，比2009年增加33%，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不仅日文的漫画迅速增加，而且英文的连环画也从2009年的111种猛增至2010年的200种。
翻译图书 篇4
历史问题长久以来是摆在中日关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但是日本当局始终没有反省自己所犯下的历史罪行, 企图否认、淡化和美化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方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 日本当局应当有相关的文字资料, 但是大多数侵华战争的资料都已经被销毁, 其余的文件或成为隐匿文件, 或已被淡化、美化处理。总体来说, 日本方面关于侵华战争档案资料具有分散性、隐匿性及欺骗性等特征。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 不论是死亡人数、战争规模及战争原因, 日本当局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其真实性, 其试图篡改历史的阴谋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 受历史因素影响, 直至1983年中国的专家学者才真正开始整理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随着学术界的研究推进,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深入, 研究的史料大多源自国内的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等。在距今约二十多年的研究中,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取得的研究硕果累累, 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 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有效地反击了日本当局扭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虽然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逐步开发国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档案, 但是仍有一定的开发余地。本书的汇编与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章开沅所著《贝德士文献研究》和德国拉贝所著《拉贝日记》的补充, 有新资料, 而且关于日军侵略福建的内容, 是全新的材料, 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珍稀档案汇编与翻译》的档案撰写人大多是日军侵华时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人, 文献文本形式涵盖了书信、日记、档案、索赔书、剪报、工作报告等, 文本作者的群体包含各行各业, 有在中国生活的普通民众、在中国教书的外籍教师、在中国医院工作的外籍医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和官员, 及中方外交官员等。这些珍稀文档除了具有原始性特征外, 还以第三方中立的角度看待及揭露侵华战争的真实性。耶鲁大学馆藏的档案是从多群体、多角度来描述日军的侵华行为, 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严谨性。
本书搜集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市以及福建省的暴行。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 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 致使南京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而南京大屠杀时期, 关于日军在福建省的恶行, 国内鲜有文献记载。1937年, 日军攻占金门, 开始进攻福建。1938年, 厦门沦陷。随后日军在福建省展开大规模的侵略恶行。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珍稀档案汇编与翻译》反映的南京大屠杀史实, 是从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屠杀行为、性暴行、抢劫、纵火、毒品买卖、人居居住环境破坏及罪行掩盖等方面进行阐述的。
首先, 耶鲁文献记录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屠杀行为。
裨益知夫人记载了1941年4月20日日军入侵福州的事件:“昨天下午, 在第一轮轰炸结束后, 飞机上的机枪开始扫射……我虽然不确定昨天到底有多少颗炸弹落下, 但我们听到的大约有25次。” (1)
西德尼·亚瑟·小戴维森在给美国领事罗伯特·S·沃德的回信中写道:“……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结果, 人们在附近村落的废墟中发现了受害者和他们孩子的尸体, 已经面目全非。” (2)
在南京方面, 关于日军屠杀行为的记载则更加让人切齿。根据当时南京医院医职人员的记载, 可以用“魔鬼般的残酷蹂躏”形容日军的暴行。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必须24小时值班来应对被日本人迫害的民众。一名职员描述道:“来见我们的这位曾被三个士兵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企图割下她的头。脖子的肌肉被割开了, 但他们没能割断脊髓……”这只是成千上万被日军迫害民众的一个缩影。随着侵略行为的愈演愈烈, 死伤人数也不断攀升。1937年12月31日, 斯迈思在致家人信中写道:“他说他是16日在长江沿岸被射杀的大约4000人中的一个。大约30人幸存下来。”而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6日的信中提到:“昨天下午齐兆昌列出在金陵大学的所有仆人和所有难民, 总数超过10000!”日军的屠杀行为从这些书信中可见一斑。
其次, 耶鲁文献记录了日军的性暴行。
南京失守后的一周, 这座城市俨然成为人间地狱。随处可见的日本士兵及日本国旗, 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一个触目惊心的可怕事件———强奸。在一份名为NANKING的档案中记载着:“我从未听过或者看过此类的暴行。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个晚上至少有一千例, 白天发生的也非常多。” (3) 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点发生着, 不论是金陵神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 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大街上、民宿中, 这种悲剧时时刻刻发生着。在金陵大学应急委员会主席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信件中, 随处可见其对日军性暴行的控诉。12月16日, “昨晚我们在农业经济系有30多名妇女被强奸, 系日军士兵所为……”12月18日, “那些士兵……强奸女人, 频率可达每个白天10次, 每晚6次。” (4) 这一性暴行波及范围广, 下到12岁儿童, 上到60岁老妪。这种侮辱性的性暴行给众多不幸的妇女造成一辈子的生理及心理阴影。
第三, 耶鲁文献记录了日军的抢劫、纵火罪行。
在耶鲁文献中对于日军在福州、南京的抢劫、纵火罪行的记录随处可见。1946年4月27日, 在福州生活的唐纳德·薛与凯瑟琳·薛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私立格致中学经受了最重的一次打击, 一场大火烧毁了校园里最大最好的楼房。” (5) 而灾后推翻重建一座全新的教学楼, 重建造价不少于50000美元。这在当时那个通货膨胀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巨款。
南京方面, 贝德士告诉朋友:“实际上, 这座城市里几乎每栋建筑都被士兵一再洗劫, 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大使馆、大使官邸以及很大一部分外国地产。……我们现在每天仍然会有几起火灾, 许多建筑也被故意烧毁。” (6) 日军的抢劫、纵火罪行造成南京城的损失不计其数。在1938年3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说道, 报告调查的3536户家庭中, 被焚房屋数达1008间, 直接经济损失达210008美元, 而这些数据仅是冰山一角。
第四, 耶鲁文献揭露了日军进行的毒品买卖罪行。
基督教勉励会主席报霖博士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 在经停福州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演讲:“……因此福州, 这个离台湾仅几天航程的城市就成为罂粟行当的要害城市之一……当下毒品在中国泛滥, 令人惋惜, 为中国埋下了可怕的道德败坏的祸根。” (7) 日本侵略者企图用鸦片麻醉中国民众以此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一份剪报上这样记录着:“入侵者———潜藏的毒品代言人———否认了自身赎卖鸦片的行径, 他们说他们正在拯救中国人, 贩卖慢性毒品是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现有的道德精神, 从而更好地拯救他们。” (8)
第五, 耶鲁文献记录的日军暴行造成南京民众的生活窘境及人居住环境的恶化。
日军的侵华战争造成南京民众的极度饥荒, 日军洗劫民众的财产, 摧毁了民众的粮田、粮仓, 掠夺了农民的粮食, 导致民众及社会机构还要用为数不多的钱高价从国际委员会购买粮食, 而国际委员会的粮食是从日本人那儿买进的,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花一分钱购买这些粮食, 因为这是他们的“战利品”, 是从民众手里掠夺而来的。
1938年1月1日晚, 正值新年之际, 斯迈思在致家人信中写道:“我昨晚不知道大学和原交通部出现了许多例腹泻病人。……我们希望城市用水的恢复, 和难民区人口密度的逐渐降低能够缓解这个局面。” (9) 日军肆虐之处, 横尸遍野, 臭气熏天, 随着天气变暖, 环境恶化更加严重, 整个南京城的空气、水质及饮食安全等都受到严重威胁。
第六, 耶鲁文献记录了日军对侵华罪行的掩盖。
日军公然在福州等地贩卖鸦片, 但其冠以美称说, 他们贩卖毒品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日军入侵之时, 摧毁了很多学校, “对日本人来说, 学校是反日主义的源泉……因为学校对日本人的侵华政策造成了切切实实的障碍” (10) 。日军试图找到并烧毁所有的中国书籍, 代之以“日本制造”的新书来愚弄百姓。日军的邪恶行径手段多样, 波及范围广。“一些新闻记者到集中营入口给难民分发蛋糕、苹果, 还有几枚硬币。这些善行都被拍成感人的照片” (11) 。在华生活的外国人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现在日本人试图抹黑我们在安全区所做的工作。他们威胁、恐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 逼他们驳斥我们所讲的话。一些中国人甚至愿意去证明劫掠、强奸、放火都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干的。”
耶鲁大学系世界一流大学, 具有绝对的权威学术地位, 耶鲁大学馆藏档案文献以第三方立场真实客观的揭露了历史事实的真面目, 有着无可辩驳的证明力, 还原历史真相刻不容缓。对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关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反省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企图否认、淡化和美化侵华行为。当时居住在福州及南京的外国人士目睹了日军的屠杀、抢劫、强奸及纵火等暴行并以各种文本记录下来。这些真实的材料后来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对于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福州,南京,耶鲁大学图书馆文献
注释
韩日“马拉松”式PK翻译图书 篇5
100种译作和100种原作
长期以来，与韩国其他行业同日本其他行业“叫板”类似，韩国出版界也总是喜欢与日本出版界“过不去”。
2012年终于有了机会。在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韩国作为“主宾国”，在向世界全面展示韩国出版成就的同时，另外独出心裁地推出了“日韩出版交流展”。
在此之前，韩日两国出版界商定，“韩日两国各挑选50种翻译图书同台参展”。这里所谓的“翻译图书”，是指“在韩国从日语翻译成韩语（朝鲜语）的图书；在日本从韩语翻译成日语的图书”。翻译图书的起止时间，“从1980年至2010年”。在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的大韩“主宾”国展台上，双方除了各摆放50种翻译图书以外，还必须各把50种原版图书摆放其间，即100种翻译图书配以100种原版图书。被挑选的图书，必须是“在海内外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特别是在日韩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图书”。
其实，最初在酝酿PK翻译图书这件事上，日方是不太热情且颇多顾虑的。在日方决定由韩方充当2012年度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以后，韩方非常冲动，认为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围绕参展，新奇的方案一个接一个的推出，比如“笑谈唱和一万里”的方案，比如“韩国世界遗产记录”的方案，比如“追寻韩国美原型”的方案，等等。但是，在拟定“日韩出版交流展”方案的时候，却出现不小波折，因为实施这个方案离不开日方的配合。
第一，在名称上就争持不下。本来，在日本办展，冠以“日韩出版交流展”是顺理成章的，但韩方要求把“韩”放在“日”之前，即“韩日出版交流展”，借以突出韩国。但日方坚决不同意，日方称地处东京，无论如何对日本出版界来说是“东道主”，对韩国出版界而言只是“客人”，“主宾”不等于“主人”，不能因为当了“主宾国”，就要反客为主吧！第二，在挑选翻译图书的起止时间上费了周折。韩方建议“从1945年至2010年”，日方拒绝了。表面上拒绝的理由是，像1945年至1950年，日本出版业处于百废待举、重新起步的阶段，引进、翻译并出版包括韩国图书在内的外国图书少之又少。而实际上不能说出的拒绝理由是，在以往的历史上a，韩国是“受害者”，日本是“压迫者”，只要提到过去，舆论一般总是同情“受害者”而谴责“压迫者”的。日方认为，时间跨度越长，出现麻烦的可能性就越大；时间跨度越短，出现麻烦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定下折衷方案——推选“从1980年至2010年”的翻译图书参展。第三，在挑选翻译图书的种类上意见相左。开始，韩方提出种类不限，哪怕是50种翻译图书出自50个种类，1个种类就选1本书呢！日方既然在“挑选时间”上已经从60多年限制到30年之内，那么在“种类”上也要加以限制，所以没有同意韩方的建议。最终，确定了从“文学”“儿童”“教养”“实用”“漫画”“历史·社会”这六个“远离政治”的种类中推选翻译图书。第四，在挑选翻译图书的标准上出现分歧。围绕挑选翻译图书，韩日双方推举各自的专家，共同组成了“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平衡了双方的质疑。第五，在挑选翻译图书的数量上意见不统一。日本每年出版七八万种图书，韩国每年从日本引进七八千种图书，韩国可挑选的余地很大。韩国每年出版三四万种图书，日本每年从韩国引进的图书不过一两百种，日本可挑选的余地很小。再加上日本坚持只在六个种类中挑选，可挑选的余地就更小。这样，日方就坚持每个种类挑选的翻译图书数量双方最好对等或尽可能接近。韩方在表示同意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宁缺勿滥”的原则——无论哪个种类，实在挑不出好书，那就空缺，不强求完全对等；哪个种类好书多，也可以适当多选，只要不突破50种的上限。
之后，在“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日韩两国专家的努力下，参加PK的翻译图书挑选出来——“文学”类：日译韩的图书为23种、韩译日的图书为24种；“儿童”类：日译韩的图书为8种、韩译日的图书为7种；“教养”类：日译韩的图书为9种、韩译日的图书空缺；“历史·社会”类：日译韩的图书空缺、韩译日的图书为17种；“实用”类：日译韩的图书为5种、韩译日的图书为1种；“漫画”类：日译韩的图书为5种、韩译日的图书为1种。
在2012年当时的书展现场，除了摆放了100种翻译图书和与之对应的100种原版图书以外，还摆放了参观者可以随意取走的名为《日韩出版交流展：韩国人选择的日本图书、日本人选择的韩国图书》的“目录”。这个“目录”，既有100种翻译图书的书名、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内容简介，又有100种原版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内容简介，还有介绍日韩两国翻译出版历史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至2010年。
日译韩50种+韩译日50种
在韩国一方挑选的50种日译韩的图书中，“文学”类有《心》《罗生门·鼻·芋粥》《冰点》《窗边的小豆豆》《万延元年的橄榄球》《点与线》《罗马人物物语》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原版诞生地的日本还是在翻译之地的韩国，都是早有定评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森》和《1Q84》入选是在意料中的事情，这位连续几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被日本出版界视为“衣食父母”、“摇钱树”的泰斗级作者，在韩国也是众望所归。此外，日本当代作家的其他代表人物比如江国香织、吉本ばなな、奥田英朗、柳美里、东野圭吾、宫部みゆき、十仁成、小川洋子等的作品也都有入选。很有点搞笑的是，当年意外登上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恶心》，在韩国也粉丝无数，韩国读者看了“都觉得开心”，居然进入了50种日译韩的图书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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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儿童”类图书向来受到韩国的欢迎。“儿童”类的日译韩图书，韩方挑选的有《银河铁道之夜》《ヒョコタン的山羊》《兔子的眼睛》等经典作品。另外，佐野洋子、田岛征三、多田ヒロシ、森绘都、林明子等日本当代著名儿童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入选。与此相对，韩国的“儿童”类图书在日本大众读者尤其是在少年儿童读者中影响很小，有知名度、叫得响的儿童作品几乎没有，但是，有些韩国儿童作品在韩国小学校和广大的韩国家庭却很有名气，所以，日方是在韩方的建议不如说是指导下，才挑出了7种韩译日的图书。
在“教养”类方面，韩方挑选的日译韩图书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比如立花隆的《我正在阅读这样的书》、柄谷行人的《近代文学的终结》、姜尚中的《苦恼力》、宫崎正胜的《早知道的世界史》、安藤忠雄的《斋藤孝的大白话！世界史》和《家的1969年-1996年（住宅体系）》、江本胜的《水知道回答问题》、松下幸之助的《开辟道路》、软银独立创作公司的《软银的新30年业务》（软银是日本的一家大型银行，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编译者注）等。日方感叹，在“教养”类翻译图书方面，从韩语翻译成日语的为空缺，虽然从日语翻译成韩语的很多，即便仅仅确定可以挑选9种，但从韩方挑选的日译韩图书来看，却涉及了文学、历史、能源、电子、金融以及个人修养等6个领域。
在“实用”类方面，表现出韩国图书市场与日本图书市场同步发展的迹象。也就是说，在日本畅销的实用书，在韩国也同样畅销；在日本排名前列的畅销实用书，几乎全部被韩国“收入囊中”。在日译韩的实用书中，韩方挑选了《用100天时间把自己变成“潮型人”的方法》《必须年满20岁才能做的50件事情》《不思考的练习》《脑内革命》《“空腹”会使人健康》等。
在“历史·社会”类韩译日图书方面，日方首先挑选了在韩国大名鼎鼎的金东椿的3部著作：《白凡逸志》《金大中自叙传》《朝鲜战争的社会史》；之后依次是法顶的《一无所有》、金兰都的《来自苦难的青春》、李御宁的《パク·チソン自传》和《“压缩”志向的日本人》等。这些书在韩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日本学术界影响也不小。在日本各地的公立图书馆，这些书都可以查找到。
在“漫画”类方面，韩国可挑选的范围非常大。日本每年出版漫画图书八九千种，韩国每年至少引进其中的五六千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每年出版漫画书一两千种，日本每年从韩国引进的漫画书寥寥无几，甚至有些年代在这方面的版权贸易量为个位数。所以，韩方挑选了日译韩的《翼龙武士（完全版）》《SLAMDUNK》《著名侦探柯南》《神之雫》和《蜡笔小新》等5种，而日本则只挑选了韩译日的《食客》1种。
日韩谁能一马当先？
2012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韩翻译图书的PK，投票权交给了现场的读者以及不在现场的读者。
由于考虑到日本人中精通韩语的读者有限、韩国人中精通日语的读者有限、日韩之外的外国人既精通日语又精通韩语的读者有限；考虑到无论哪国读者即便是两种语言都精通、但不从事专门研究、往往不会既读原作又读译作，而从“信、达、雅”的角度去评价翻译图书的内容，就必须阅读原作和译作，这就需要时间，所以，在那本英日韩三语对照的《日韩出版交流展：韩国人选择的日本图书、日本人选择的韩国图书》的“目录”上，特意刊登了“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即日韩双方共用的电子邮箱。“目录”说，有兴趣的读者不仅可以现场投票，也可以之后通过电子邮箱投票，还可以把PK的信息传递给其他不在现场的读者，使之参与进来。PK结果将在2014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时公布。
PK结果虽然还不得而知，但让日韩出版界始料不及的是，参加PK的100种图书，无论是原作还是译作，市场行情大都再度提升，有的重印，有的再版，销量有了新的增长。
翻译图书 篇6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哲学 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4-03
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传播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的整理，探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特点和成就，希望能为今日之学术出版业以借鉴。
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就和特点
根据笔者的整理统计，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1]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中，明确标示由商务印书馆直接翻译出版的哲学类图书[3]，共计309种（重版重印不计），翻译图书来源国别，多达17个国家，其中数量较多的几个国家是：美国85种、英国69种、德国43种、法国24种、日本40种、希腊4种。涉及作者237人，译者215人。译著内容涵盖西方哲学、哲学史、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子类。在翻译出版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 哲学类译著以丛书出版为主，单本为辅
309种哲学译著中，有216种是归在各类系列丛书中的。其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37种、《哲学丛书》20种、《百科小丛书》20种、《共学社丛书》13种、《尚志学会丛书》16种、《严译名著丛刊》8种、《大学丛书》9种、《社会科学小丛书》8种、《新智识丛书》7种、《心理学丛书》6种、《中德文化丛书》5种，还包括其他一些零散归入的系列丛书，如《家庭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师范丛书》《南京高师丛刊》等。
1.2 重视延长经典译著的生命力
商务印书馆对同一著作原本，往往组织不同的译者翻译，并加入到不同的丛书系列中，以扩大发行面和影响力。如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国内最早的译本是郭沫若在《创造周刊》上发表的连载《查拉图司屈拉》，一共6期，全书尚未译完。商务印书馆则于1935年推出了马君武译的《万有文库》本——《扎勒图司之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肖赣的译本《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1912年初版后，1915年即开印第4版，其后又有1924年5月7版，1927年8版，1940年又加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精装版。1924年5月初版的汤子庸翻译的英国特雷西著的《青春期心理学》，先是归入《新知识丛书》，1933年国难后又再版两次，并被加入《师范丛书》作为师范生教材发行。
1.3 哲学类译著的出版呈现一定的阶段性
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哲学类著作数量不大，1919年前出版的仅有21种，不到总数的7%，1939—1949年出版的译著总数为39种，不到总数的13%。大规模出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集中期为1922—1926年，共出版哲学译著63种，年均出版13种；第二个集中期为1934—1938年，共出版哲学译著113种，年均出版23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无论是出版环境还是翻译者队伍，都处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两个出版高潮。到了20世纪40年代，战火烽起，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在业务守势中，难有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的名家名著，包括柏拉图、培根、贝克莱、笛卡尔、莱布尼茨、穆勒、斯宾塞、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康德、詹姆斯、杜威、罗素等。既译介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哲学专著，也翻译了一些普及性的哲学大众类读物，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特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被划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此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功之道
商务印书馆在哲学类图书翻译出版上所体现出的开创性和文化责任感，应该说，是和商务领导层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经营思路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一向崇尚“在商言商”的商务印书馆亦感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商务高层在出书方向、机构改组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1921年商务邀请胡适到馆考察，会同杨端六等提出编译所改组办法，其中一条是“于编译所另设一高等学术研究会，内分哲学、文学、地理历史学、社会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工学、博物学等科，聘专门人才，每人担任一科”。“各科委员，以有大学教授之资格者充之”。“委员之待遇，当比照北京大学教授而增减之”。“委员之职务，对内负审查编纂之责任，对外负联络考察之责任”[4]。以上改组方案从制度上保证了哲学编译出版的学术力量和稳定性。改组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专设哲学教育部，负责人大多是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1922年，在胡适的力荐下，时任北大心理学教授的留美博土唐钺，接掌任哲学教育部部长。哲学教育部对新入行的编辑实行“导师制”，大力培养哲学译著人才。据高觉敷[5]回忆初入商务的情景，“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我把哲学教育部当作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所，主持人唐钺先生无异为我的指导教授。他向年来已为哲教部定购了美、英的多种心理学杂志，对我的学业进修大有效益。我除帮他修改《教育大辞书》的文稿外，还审阅外来投稿的著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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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与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其出版的哲学译著丛书多是与一些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如与蔡元培合作的《常识丛书》，与南京高师合作出版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与梁启超合作的《共学社丛书》等。商务还支持梁启超等人创设“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自十年份起，每年岁助讲学社五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因讲学社计划先试办三年），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7]。后罗素来华期间共学社翻译了一批书，全部编入《共学社罗素丛书》由商务出版，其中有《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罗素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2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战时之正义》（郑太朴译，1921年）等。
商务高层善于把握出版商机，主动发现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寻找合适的译者。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嗅到了其中蕴含的出版商机。张元济在1920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朱绍廉现在日本使馆任书记，近丁忧回国。前日过访，今日往晤。谈及国内对于俄国共产主义竟无一书。和文书均经警厅检阅，其紧要处全已删去，必须从俄文译出。余问日人解俄文者多，如有译成之书彼国不能出版者，可否寄来一看？如果有办法，本馆亦可用。”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主义在国内的出版保持着关注。此后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中则包含了大量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著作[8]。商务后来的编译所长王云五也非常善于挖掘选题，为引进西学寻找合适的原本。据伍蠡甫回忆，“父亲（伍光建）所译西方哲学、史学名著，基本上出于王氏推荐，文学作品则由父亲自己挑选。前者主要有麦尔兹《十九世纪思想史》、休谟《人之悟性论》（现译《人类理解研究》）、路德威格《俾斯麦》、福雷《拿破仑论》《拿破仑日记》等，而马基雅维利《霸术》（现译《君主论》），则是先父提出、王氏同意的。”[9]
商务非常重视整合内部资源，依托馆内有影响力的杂志，实现书刊互动，将杂志的作者转换为图书的作者。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为例，据贺麟回忆，“1925年，我在学生时代，写了一篇题为《严复的翻译》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也是后来从事哲学名著翻译的开始。后来我认识了翻译法国哲学的彭基相先生，他对我这篇文章因感兴趣而保存起来，我们以此成了好朋友。”[10] 贺麟在学生时代的另外一篇文章《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也发表在《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19号）上，此后他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逐渐加深，1936 年，《东方杂志》要刊行一册新年扩大号，组织他写一篇关于哲学的文章，题为《康德译名的商榷》（1936年1 月号），此文后来在哲学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杂志的连带效应，贺麟随后译的《黑格尔》《黑格尔学述》，以及在抗战期中写的《文化与人生》论文集都放心交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上面连续刊载的一些哲学论文后来亦曾结集入《东方文库》套系，如1923年范寿康等人转译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入《东方文库》第25种，1923 年钱智修（当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翻译的《柏格逊与欧根》入《东方文库》第39种，同年由杨端六翻译的《罗素论文集》入《东方文库》第44种。
在营销和发行上，商务亦积极推广哲学类图书。在1935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的全国读书运动中，商务积极给予支持并将出版的部分书籍半价发售，其中不少新出版的哲学类书籍亦加入促销书单。在为期两周的读书运动期间，列入半价书目的哲学类图书有伍光建译的《饭后哲学》、庆泽彭译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南庶熙译的《现代思潮》、瞿世英译的《西洋哲学史》，还包括“哲学丛书” 系列部分图书。这些图书受到了读书人的热烈欢迎，有人撰文回忆，“我在四月八日这天经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时，只见门庭若市，顾客多得异乎寻常”[11]。
注 释
[1]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哲学·心理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2]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3]这里的哲学类图书仅指外国哲学，包括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包含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同时不包括国内作者根据国外原著重新编写的图书。
[4]陈达文.胡适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86
[5]高觉敷又名高卓，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界著名的理论家、史学家和翻译家。1926年起他被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编译，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和总编译处任过职。
[6]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46
[7]子冶.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08
[8]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54
[9]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1-82
[10]贺麟.漫谈我与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28
[11]上海书店出版社[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33
（收稿日期：201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