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重构（精选十篇）
城市重构 篇1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是西方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城市开发概念。这一策略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西方19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60年代的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70年代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8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这一系列城市开发策略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的演变决不是概念的简单替换,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特征,并具有连续性。概念变革的背后是城市开发思想和理论的进步。比如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简·雅各布(Jane Jacobs)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等人的著作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更新改造的政策和实践[2]。
而我国城市再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城市中心区的衰败,甚至不是感官层面的城市物质性老化,而是旧城区在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上的相对于城市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落后。在这股潮流中,各种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都开始试图重新界定身份,政府、开发商、城市规划者甚至是普通市民的重新介入都几乎宣判部分地区的空间再生价值。如今国内掀起了一场创意产业带动城市再生的热潮,以武汉为例,已经实施、已经规划尚未实施的创意产业园区就有武昌昙华林艺术村、龟北路“汉阳造”创意产业园、珞珈创意产业园、楚天“181”文化创意产业园等。这种中国式的城市空间再生无疑制造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旧城区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当地居民在旧城区延续着旧有的生活习俗,旧城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社区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国内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又面临着深刻变革,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旧城区的更新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和开发商。
2 城市弱势空间的提出
首先来看弱势群体的概念。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3]。本文所指的弱势群体特指儿童和老年人,这类人群由于自身的年龄原因及经济原因在中国式的城市再生中处于明显弱势,并拟将这些弱势群体所需要的公共生活空间称为城市弱势空间。
从建筑学的角度讲,城市弱势空间代表着弱势群体利益的空间化与物质化,在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城市弱势空间往往存在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与由成年人所主宰的权利空间相对,多义性、流动性和临时性取代了明晰性和整体性。我们借由这些城市弱势空间看清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小社会。然而在近年来中国式的城市再生中,我们无疑更多地见识到了城市弱势空间的一再弱化乃至消失。
3 城市弱势空间的再生与重构
3.1 城市再生空间案例背景分析
昙华林位于老武昌城的东北角,地处城区城墙内花园山北麓与螃蟹岬南麓之间。1946年,民国政府武昌地方当局将戈甲营出口以西的区域并入后统称为昙华林,其街名一直沿用至今[4]。根据笔者对昙华林历史街区居民现况进行的实证调查,昙华林的长期居民主要由弱势群体构成,同时还存在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根据当地居委会提供的有关数据,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2/3。此外,在昙华林主街上还设立有昙华林小学,该校创建于1945年,是一所有着66年办学历史的市级先进学校。目前,昙华林历史街区的主街区地面进行了修缮和改造,部分沿街居民住宅被拆除,艺术村雏形已经形成。
3.2 城市再生空间现存的问题
根据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将城市再生区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5]。结合昙华林历史街区的实际情况有所改变,具体内容如下:
1)必要性活动:包括上学、购物、洗菜、做饭、洗衣服等每天必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务。
2)自发性活动:只有在人们有参与的意愿,并且在时间、地点可能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户外活动,包括散步、遛狗、休息、纳凉、健身、驻足观望。
3)社会性活动:在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参与的各种活动,包括交谈、儿童游戏、棋牌类游戏、观看演出以及各种商业行为。
其中,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的活动是本文研究观察的重点。通过笔者的实地观察,昙华林历史街区的老年人与儿童的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多发生在该地段未被改造的区域,这些区域因为有着适宜的尺度,领域感和安全感而容易诱发活动。
儿童在背街小巷、宅前屋后、闲置空地都较容易玩耍起来,甚至只是地形简单的高差都是吸引儿童的地方。家门口的环境是儿童最熟悉也最常逗留的,次级巷道因少有人的打扰,也成为儿童的重要选择。但是由于空间的局限性,活动的类型也往往受到限制,不少儿童不得不使用板凳当作球台来打乒乓球。老年人的活动状况也与之类似,大部分老年人除了每天早晚去菜市场买菜要经过昙华林主街之外,其余的时间多半选择在次级巷道或自家门前度过。昙华林主街的宽度虽然最大,却几乎不能吸引老年人前往。
与此相对,改造后的昙华林艺术村里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工作室及咖啡馆,这些场所的主要使用对象都是年轻人,老年人和儿童的使用率非常低。在城市再生的过程中,弱势空间变得更加弱势,建筑与城市空间实际上在放大着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3.3 城市弱势空间再生与重构的潜在价值
在城市空间再生与重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抽象的数字游戏,通过重新思考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回到城市的日常性中来。如果城市再生与重构仅仅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所有人都被无差别的对待,空间失去了应有的多样性,日常生活成为效率的牺牲品,而人们只能成为城市标准空间主宰下的被动的麻木机器。
城市弱势空间作为政府主导再生模式中的盲区,其实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仅以武汉市为例,老年人和儿童青少年其实是一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庞大使用人群,只是这个人群因缺乏成人世界的话语权而同时丧失了空间世界的话语权。
与语言一样,空间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同时和语言的句法一样,建筑物以及社区的空间布置,反映并加强了社会中年龄、性别、种族和经济关系,语言和空间的使用都助长了某些群体支配其他人的权利,并延续了人类的不平等。所以,城市弱势空间的再生与重构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再分配,同样是社会价值和商业利益层面的再分配。
3.4 城市弱势空间再生与重构的策略
对于城市弱势空间而言,保持它们在城市之中的逻辑性,加强空间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是其中的关键。
1)再生模式方面,通过以社区为主导和公众参与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城市再生,弥补政府主导更新模式不足和失衡的局面。例如在昙华林历史街区,可以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强调当地居民参与生产,将创意产业与社区相结合。在整个生产销售的过程及组织中,社区充当指路人,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社区同时开办“老年/少儿创意学院”,传授中国非遗艺术和其他富有国际声誉的传统知识和技艺,激发历史街区的活力。“883行动计划”中的老年服务网络要同时覆盖城市再生空间,结合“星光计划”所要求的“三室”进行因地制宜的再设计。
2)空间重构方面,一味的拆旧建新、大拆大建的改造容易使历史街区迅速失去传统城市形态的同时也失去了特有的历史记忆和生活逻辑。对当地特色场所的保留与营造应成为重要的空间策略,如当地的露天影院、纳凉绿荫等。通过改善已有绿化,提高植物的观赏性,同时降低花坛的高度,配合儿童的尺度,使得绿化更易于儿童接触。
3)功能植入方面,应当注意保持功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适当的居住密度有利于提高城市再生区域的活力,应当考虑新建一些公共休闲空间、特色娱乐空间和运动休闲场所等。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运动类休闲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的可参与性。功能混杂的城市再生与重构有利于丰富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升整个地区的区位价值。
4)时间维度方面,考虑到城市弱势空间的时间性,可在城市再生与重构中,重新规划一条时间轴。将城市当作日常生活的一个计时器,根据不同使用人群的行为特点对空间进行弹性预留。例如老年人对公共空间使用频率较高的时间多在清晨和傍晚,儿童则多在放学后和假期,弱势群体在夜晚基本不使用公共空间。城市再生与重构在有限的条件下应当试图尽量赋予空间以多义性和灵活性,以时间置换空间,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
4 结语
“中国城市改造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散布在城市身体上的各种生活细胞,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店、小商贩、小吃集中起来,以超级市场的模式取代”“那些荒凉如基地的中国新区,它们之所以空着,我以为不仅是因为人们用房等着升值,也因为这些新区没有寺院,没有庙会,没有菜市场,没有卖花姑娘,没有小桥流水,没有裁缝,没有鞋匠,没有小吃店,没有杂货铺……日子是过不成的[6]。”对城市弱势空间的再生与重构,正是基于近年来国内城市空间再生中,以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市民居住生活需求和公共利益被随意忽视的背景之下的。事实上,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当代中国里,每一个普通市民几乎都是一个放大了的弱势群体,每一处普通市民日常生活所希冀的公共空间都是一个放大了的城市弱势空间。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对于特定群体的空间剖析,给予习惯宏大叙事的中国式城市再生与重构实践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张平宇.城市再生:我国新型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城市规划,2004(4):25-26.
[2]方可.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城市规划汇刊,1998(1):59-61.
[3]弱势群体[N/OL].百度百科2011-06-30.(2011-06-30).[2011-07-03].http://baike.baidu.com/view/50058.htm.
[4]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5]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城市重构 篇2
据十三五规划之后统计显示，我国已经超过500多个城市在进行智慧城市试点，计划投资规模已达万亿元。2017年，智慧城市建设继续风靡全球，而其发展状况已呈现出新特征，如数据的自动采集、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数据资源的充分挖掘以及面向市民、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的智能应用。
综上可见，顶层设计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至关重要。天夏科技凭借智慧城市领域十余年的探索、创新、研发以及数百座城市的规划、建设经验，对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有着充分的理解和全新的认识。
天夏科技认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需从全局的视角出发，进行总体架构的设计，对整个架构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参与力量、各种正面的促进因素和负面的限制因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设计。同时，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决策时，不能依靠已有数据逻辑推理实现，而更依赖于决策者的视野、经验与阅历，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在面对建设范围广，涉及面多，建设时间长以及城市发展的方向、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公共服务、政府资金分配、公众的意愿与接受能力等不确定因素时，智慧城市建设呈现出阶段性问题。其一，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将智慧与城市相结合；其二，规划相对主观与周围环境缺乏相融合的理念；其三，偏重技术架构放轻软文化方面的问题。而天夏科技从顶层设计的战略层面着手，重点考虑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切实的落地点，即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究竟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实现什么目标，突破智慧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阶段性困局，从而重新定义了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
第一，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是战略层次的顶层设计，不是执行层次的顶层设计，战略层次的设计是要解决发展方向、目标定位与路径问题，是要决定做什么而非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是面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决策，不依靠已有数据逻辑推理实现，战略顶层设计是决定智慧城市规划优劣的关键。
以贵阳市城市管理“数据铁笼”项目为例，天夏科技结合贵阳相关政策、政务环境、政务需求等因素，将无形的、无法描述的、无法量化的权力和可见的、可描述的、可量化的数据相结合，通过“数据铁笼”将权力信息转化为数据，使用数据对各个维度进行描述，使数据成为权力的载体，通过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规范、预警等，实现对权力运行的量化、分析、规范、预警。
天夏科技基于1+N模式拓展到1+2+4+N的“数据铁笼”建设模式：“1”，即一个统一的城市管理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 “2”，即云计算支撑平台和城市管理GIS地理信息系统；“4”，即是指综合执法、行政审批、城市管理“百姓拍”APP、渣土运输监管4个业务“数据铁笼”；“N+”，即基于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逐步将城市管理“数据铁笼”应用范围拓展至市政管理、环卫管理等领域，竖起更多的“笼条”。天夏科技凭借顶层设计优势，构建“平台+应用系统+大数据挖掘”的三层建设架构，成为贵阳“数据铁笼”的整体优势。
重构城市化发展道路 篇3
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是坚持不移的主题，也是近10余年来中国經济增长模式选择的必然产物。当城市化助推經济发展成为共识之后，我们更希望能全面勾勒出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图景，力图避免发展陷阱，描摹未来。
城镇集体經济发展壮大依靠什么
20世纪60年代，集体經济发展普遍采用的是曾經盛行的“人民公社”模式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发展方式，生产资料实行统一分配。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改制的分化，一种是实行以华西村为代表的大队统一核算方式，农村集体經济經典例子还有长江村、南街村、滕头村，构成改革开放后新集体經济发展的雏形；另一种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的土地分给每家每户。
进入2000年，城市化进程推进，土地“征拆”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体經济投资。各省集体經济增速和全国基本相似，而且呈现出以“城镇部门”为主的典型特征。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后城镇集体經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迅速，历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速，部分年份甚至超过30％。
从纵向比较来看，2003年城镇集体經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58万亿，2006年达到9.33万亿，2009年达到19.4万亿，2011年高达27.17万亿，每隔3年就实现翻番。在此期间，还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的增速在2003年和2009年分别高达37.4％和47.8％。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找到城镇集体經济投资和贷款之间的必然联系，但除2004～2008年5年的反向变化年份外，自1995年以后两者的增速变化趋势却是一致的。
分地区来看，统计数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也显示2010年各省市按經济类型分，全部累计完成投资中全国集体經济为1.63万亿，其中农村部门为4326亿。集体經济超过“千亿”的省市有河北（1580亿，农村为451亿）、江苏（1411亿，农村为489亿）、山东（3306亿，农村为741亿）、广东（1344亿，农村为485亿）。
另外，集体經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城镇占比和绝对额双高的省市分别是湖北、湖南、云南、辽宁、四川等省市，依次为84.％（681亿元）、81.6％（449亿）、79.6％（211亿）、89.1％（663亿）和69.2％（275亿）。
宏观统计数据反映的省市与我们实地调查走访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情况相吻合。调查的C市L村（农转非社区）2012年届村委会制定的任期目标中一条较为引人注目——“在本届内逐步化解L村全部债务，支持經开区项目建设，不断壮大集体經济”，实现2012年L村經济总产值1.2亿元。
而另外的一个LH农转非社区居委会的任期“五大”目标中有一条指出：壮大集体經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使固定资产、集体纯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集体經济运行模式也主要是以“合作社”冠名，并加以“农民”二字。
“农转非”集体經济运行风险
在此，我们首先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为例，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建设以来累计完成征地11.36万亩，搬迁村庄7个，城镇化率从2006年的49.5％提高到2010年的54.2％。历时8年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成为云南省首次出现的从农业县直接跨越到（期间并未經历工业化）城市的特例。
来自《云南信息报》（2011年11月1日）题名《昆明呈贡历經八年“县变城”复杂“农转非”》的报道格外引人注目：呈贡县针对城市建设中最为棘手的失地农民安置与生活保障问题提出“四项保障机制”做法。其中明确，土地补偿款90％分配给农民，10％用于发展集体公益事业；对预留用地，采取货币补偿和經营性资产入股分红等形式兑现给农民。
同样来自2011年8月21日《四川日报》的一则报道《龙华实践：一个纯农业村的“两化”之变》：2004年，当地农民以耕地承包經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部分现金入股，成立全省首家“农民股份合作社”，构架起一个纯农业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桥梁，创造“龙华实践”。2004年6月，四川成都龙华社区按照“政府引导，专家论证，村社操作，两委把关”的原则，龙华用农民整理出的宅基地等非耕地和现金入股方式成立了“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
在不同的样本地区中，在农转非社区管理方面不同地区农转非居民个体的认同具有明显差异，大多数人还是认同“村委会”的叫法，实际运行又与城市社区的居委会有着本质差别，他们行使着社区集体經济和日常事务的管辖权，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和管理权限，部分社区甚至拥有上亿的集体經济资产规模。
农转非过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实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与經济发展大变革。在此过程中，农转非居民（某些地方称其为新市民）的权利意识被快速培养起来，短期内模糊产权的做法能够适应当下的发展，长期来看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
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有所不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坐落于小城镇，而今的城镇集体經济多半是生于大城市长于大城市。随着农转非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提高，农转非社区集体經济运行很可能会跨入产权不明的发展陷阱，各种“灵活”机制的擅用极有可能为后续的“产权”管理和利益争端的产生埋下伏笔。
选择新思路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会經历从无到有、从有到不断壮大的长期形成过程。农转非社区集体經济规模快速发展壮大也是如此，并且“小产权房”的改革阻力已經渐现。农转非社区集体經济也是在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通过改造、新生后得以发展和壮大。
新时期的城镇經济发展也可能有不同的结局，至于如何谋求人口城市化的出路，我们提出如下的思路和建议：
第一，推进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解除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束缚，重新界定城市政府管理职能和责任；因地制宜适时在区域空间大尺度和城市辖区小尺度范围内解决城乡两部门的人地新矛盾，促成区域分工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谋求中国城市化发展联动，积极稳妥解决人口与土地的公平利益分配及协调附带关系。
第二，构建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发挥集体經济在平衡城乡、区域社会經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形成社会經济发展的自动调节器。高度关注城市化快速奔跑和城市规模扩张背后不断上演利益重新分配的新生事件，以及土地城市化和集体經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集体經济发展模式，探寻消除区域社会經济各尽其力谋求发展造成政府竞争加剧而丧失合作契机的细化措施，从协调县域經济发展出发谋求东中西、省域内經济平衡发展。
第三，构建“城市人口安全”防护网，加速推进区域城市化联动和經济协调发展。谋求人口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数量是大势所趋，扩容城市要与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齐步。
在城市化道路选择方面力求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自由选择，也即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要素市场，共同追求产业和土地安全，以此推进健康和谐的人口城市化进程。
城市居民自治立法体系之重构 篇4
我国有关城市居民自治法律、法规、规章等, 大多都制定较早, 都不同程度的落后于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实践, 对实践的指导性较差, 可操作性较弱。这些都是立法的预见性功能缺乏, 指导规范功能、适用性差, 立法技术较为落后的表现。为此, 在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立法体系的重新构建工作中, 改进立法技术, 增强立法的适用性、可操作性乃当务之急。在对《宪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上位法修改的基础上, 各地方理应改进立法技术, 结合地方最新的实情, 针对突出的问题, 制定出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 适用性、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二、制定相关专门性立法, 完善立法体系
(一) 制定专门性立法调整政府与居民委员会关系, 完善立法体系
在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社会实践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政府与居民委员会关系的难以拟定, 职权、职能的相互干涉, 界限模糊不清。因此, 制定专门性的法律, 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 对政府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中的地位、职责予以明确规定, 明确政府与居民委员会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居民委员会才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真正自治机关, 政府只是对其社区自治管理工作予以相应的帮助、协助。对于其职责, 具体给予哪些方面的帮助都应当做出规定, 而不是任由政府解释。二是, 对于政府提供帮助的方式、程序做出专门性的规定。程序上的规范, 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实体的规范。因此, 对于政府在居民自治中的职责、帮助职能行使的方式、程序都应当详细规定。防止其行使的任意性, 造成实体权能的约束形同虚设。
(二) 制定专门性立法调整党组织与居民委员会关系, 完善立法体系
在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实际生活中, 往往出现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两个职能部门, 一班人马的情形。为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 明确社区党组织的组织构成方式方法, 组织内部工作人员的选举、任免。为了杜绝社区党组织与居民委员及两张皮, 一个班子现在的出现, 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 严格规范党组织的组织构成, 严格规范内部工作人员的选举、任免程序。二是, 明确党组织的职能, 其主要职能为:在社区中发展党的队伍,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群众, 为群众服务;带领群众参与社区自治, 发挥党的模范带头作用等。防止以党干政, 以党代政的情况问题的出现。三是, 规范党组织履行职责的方法、途径。要求党组织在对社区履行相应职责时, 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自治权, 杜绝党组织干预居委会决策、行使职权的情形出现。
三、弥补立法空缺, 健全立法体系
(一) 健全居民自治参与立法机制, 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城市社区内居民参与自治即使居民的权利, 也是居民的义务。权利可以放弃、怠于行使, 义务不能随意的放弃, 必须履行。其次, 对居民参与自治的相关程序予以规范, 哪些活动居民可以选择参与, 哪些活动居民必须参与, 不论是哪一种都要有严格的、规范的程序。而且, 程序规范要合理, 方便操作和执行, 不能过于繁琐, 否则反而会影响到具体权利的行使。最后, 必须对居民参与自治的内容和范围做出规定。现实中居民参与较多的都是一些文体、卫生活动, 对于居民究竟该参与哪些活动, 居民可以参与的领域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 健全居民自治监督救济立法机制, 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 对于事前监督立法机制的健全, 我们必须明确对居民委员会监督的主体, 这一监督主体不能只是泛泛概括的主体, 必须切实到具体的主体。《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监督主体, 但是过于泛化, 居民会议非常设机构, 监督的时间、方式主体等都具有极大地不确定性, 导致监督无法落实。其次, 对于事前监督, 我们还必须完善先相关的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程序。对此,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社区监督机制的相关立法规定, 对具体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等做出合理、详尽的规定, 完善监督机制。最后, 对于事后的救济, 我们也必须予以完善。重点是对事后救济的方法、途径上予以完善, 提供合法、完善、多渠道的救济个方法, 保障救济最大可能的实现。此外, 对救济的相关程序也应当健全, 防止任意救济, 恶意救济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从事前、事后两个方面着手, 健全完善的监督救济机制。
(三) 健全社区中介组织管理立法机制, 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 通过弥补法律空缺, 制定社区中介组织管理机制的相关立法, 加大对社区中介组的支持, 资助社区中介组织在社区内的设立、发展、壮大。通关相关立法, 针对社区中介组织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为其在城市社区中的发展、壮大铺平道路。其次, 通过法律的形式, 为社区中介自治的活动提供规范的操作准则。法律大力鼓励、支持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 但也应当为其发展做出明确的规范, 防止其发展过程中偏离方向, 违背其发展的意图。最后, 要加大力度, 增强对对社区中介组织专门人才的培养。为此, 需要我们通过法律手段, 加大对中介组织专门人才的培养, 为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强大地人才储备, 保障社区中介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 保障其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促进居民自治发展。
参考文献
[1]孟迎辉, 邓泉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法制体系研究[J].学习论坛, 2008.08, 24 (8) .
[2]刘冀瑗.对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关系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12, (6) .
[3]何洁.天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实证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06.
[4]张翀.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中业主成员权的衍生与行使[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06.
中国城市：价值再建与产业重构 篇5
10月16日，由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主办，国家城市国策委员会、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瞭望智库提供学术支持的“2015（第四届）国家城市发展市长论坛”在北京举办。部委官员、城市管理者、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媒体代表等探讨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城市价值再建与产业重构”的路径。
如何避免走弯路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中国的城镇化明显提速，国内很多城市扎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既取得了大量经验和成绩，也存在突出的问题。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提醒，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能再走先拥堵、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应该要有创新，有科技含量，应该走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要有超前性和科学性”。
陈章良认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水平会由现在的50%多达到70%至80%，有些城市会达到90%。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未来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会生活在城市里，70%的GDP是城市创造的，80%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自城市。他呼吁城市加大科技投入和多考虑使用新技术，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对于城镇化进程中交通规划建设一直存在的误区，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在交通规划中，城市内交通和城市外交通发展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但国内很多地方，城市内交通和城市外交通是同一个部门负责的，并且按照相同思路建设，结果导致我国很多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处于中期，交通拥堵已经到了晚期。
“为摆脱钟摆式交通，必须加强城市功能区建设，甚至可以一个建筑里通过‘互联网+’聚合各种功能，在一个建筑里同时满足工作、休闲、观赏等综合功能，减少交通出行需求。”仇保兴建议。
金融支持城市升级
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融资难、资金支持不足的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介绍，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城镇化过程可以消化大量的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但中国的城镇化目前缺乏资金来源，这就需要通过金融手段来衔接。
李扬介绍，下一步为了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必须需建立完善的支持城镇化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要完善制度体系，让私人资本愿意投入城市基础设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相应的准入、税收等政策，让私人资本能够愉快、放心地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是要建立长期的信用制度。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是短期化的，特别明显的是商业银行。而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都是长期投资，需要长期的资金，但是能够筹集的都是短期资金。这就出现了期限错配的问题，因此就需要有一种制度安排能把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这需要建立一些长期信用机构。
第三就是政府要想办法提升城市活力，增加财政收入。很多的基础设施是很难有收入，就需要公共资金投入。
对此，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晓忻深有体会：“地方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对大数据技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而且地方政府存在推动行业和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动力。”由于其在大数据应用领域的技术优势，包括上海、天津、贵阳、南京、重庆等在内的多个地方政府正与金电联行合作，通过大数据推动企业转型，加强融资效率提升。
民营经济助力城市发展
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视为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城镇化建设、城市价值体系再建的过程中，不可忽视民营经济的力量。
根据2014年底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是15.5万户，总资产105万亿元，民营企业多少1500万户，总资产、注册资本金将近70万亿元，而中国就业岗位85%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这就凸显出民营经济的重要性。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这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在论坛上强调，各地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价值再建和产业重构，应该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
他介绍，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数量、新增登记市场主体不停增加，但是一些民营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原因是各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解决就业、税收等问题需要民营企业，各地都在招商引资，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
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重构 篇6
宜居城市是指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城市,其应当具有良好的居住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生态自然环境。当今,世界各国不再单一追求加快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注重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宜居城市评价是对城市适宜居住程度的综合评价,其对研究城市的宜居程度、指导建设宜居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合理完善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关于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国外研究中的评价指标由早期侧重居住环境,逐步向居住环境与社会环境并重转变,并更多地考虑城市居民在大社会环境下的满意度。相较之下,国内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估则侧重于对设施建设状况和城市经济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这主要是由于前几年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点侧重于城市经济,对“人”的关注还不够。此外,我国虽然在2006年发布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作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导向性评价标准,但是发布至今已过去10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居民对于宜居城市理解的改变,该标准有待改进。本文意在综合国内外较成熟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使我国的指标体系更加先进、完善,并且创新性的增加居民主观评价指标,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建设更具宜居性的城市提供依据。
1现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宜居城市研究开始于对居住环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是,宜居城市的相关评价指标的提出,就晚得多。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基本准则,即人类的基本生活应具有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适性。该准则对居住环境评价提供了基本指标,是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前身。我国关于城市宜居性研究工作相对滞后,“人居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得以提出,目前对宜居城市评价处于探索阶段,但发展较快,已有不少学者或机构建立了多方面的宜居城市评价标准。
1.1国外现有评价指标体系
1974年,大卫·史密斯在其著作《宜居与城市规划》中,倡导宜居的重要性,并提出评价城市宜居性的三个指标:一是公共卫生和污染问题,二是舒适性和生活环境,三是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1995年,Knox对人们居住和生活环境中的美学、可达性和流通性、噪音、邻里、安全、令人烦恼的事情6类影响因素进行评价。1998年,Gideon E.D.Omuta就尼日尼亚首都贝宁的社区生活质量,提出住房、教育、就业、负面事件、公共设施及服务、经济社会因素6大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及结构、医疗教育卫生发展状况等。2004年,英国经济学家智囊团选取社会稳定程度、健康水平、文化与环境、教育质量、基础设施五大类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以及40余项因子,与之前的研究体系相比更加完整、详细。2014年,美国中老年人协会根据该协会制定的“最适宜居住城市指数”包括住房、卫生、环境、距上班地点的远近、交通、工作机会和社会参与程度七个方面。
1.2国内现有评价指标体系
1999年,宁越敏选取了居住条件、生态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3大类别,以及这三大类别细分成的人均居住面积、绿化覆盖率等19个评价指标对上海进行了定量评价。2004年,周志田从城巿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社会保障条件等6个方面,选取经济发展潜力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等18个具体指标对我国5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性水平进行详细分析和测算排序。2006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将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等六项规定为宜居城市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是我国第一个宜居城市的全国性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只作为导向性科学评价标准,而非强制性行政技术标准。同年,建设部颁布了中国人居环境奖参考指标体系,包括14个定量指标和25个定性指标。同年,张文忠在《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一书中,从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的安全性、健康性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评价。2008年,李嘉菲将人文环境、安全环境等6项指标作为宜居性评价指标,并对大连市进行了评价。2009年,董晓峰基于大量统计数据,选取安全性、幸福性等5类指标,作为城市宜居性的评价指标。
2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通过研究国内外现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得出,该体系大多包括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本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相同的体系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的第一层为目标层,反映该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即所要评价的总目标。其中包含一个一级指标,即“城市宜居性”;第二层为准则层,其中包含众多影响一级指标的准则,即为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第三层为指标层,该层所包含众多三级指标,起到评价准侧层中的各二级指标的作用。
2.2指标选取的原则与方法
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以国内外现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依据,选取12个(国外5个,国内7个)体系完整、评价指标选取合理,并得到广泛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分析。主要采用归纳法和统计法分析其中的评价指标,将12个评价指标体系中一些含义相同或相近但名称不同的指标归纳为统一的指标名称,再统计各指标出现的次数,并选取其中重复出现比率超过30%的指标作为重构体系的评价指标。
以30%为界,是综合考虑指标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结果。若将选取指标的重复率设置的过低,则指标可能只存在于极少数的现有指标体系中,指标的合理性得不到保障,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将缺乏说服力;若将选取指标的重复率设置的过高,则指标的数量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体系评价的全面性得不到保障,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可能会存在局限。
3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
3.1准则层的构建
通过对12个现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准则层中二级指标的数量及名称不尽相同,但是某些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指标在多个体系中被选取,说明这些指标被多位专家学者或组织机构视为宜居城市应具备的准测。经过归纳整理,本文所研究的12个评价指标体系中重复出现的宜居城市评价二级指标见表1。
在12个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中,“生态环境”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指标,共出现8次;其次是“交通及生活便捷度”,出现7次;再次,“居住条件”和“安全性”分别出现6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各出现4次,并列排在第四位;“教育情况”、“就业情况”和“健康情况”也重复出现在不同评价体系中,但是次数相对较少。根据指标选取的原则,取重复出现比率超过30%的指标,即重复次数大于等于4次的指标作为重构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所以,本文重构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包括“生态环境”、“交通及生活便捷度”、“居住条件”、“安全性”、“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这7项二级指标。
3.2指标层的构建
统计12个体系中,含有上节得出的各项二级指标所包含的各三级指标出现的个数,同样取重复出现比率超过30%的指标作为重构评价体系的三级指标,从而得出本文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由于指标层所含三级指标过多,现仅以评价“生态环境”这一二级指标的各三级指标的选取为例,介绍本研究指标层的构建方法。从表1可以看出,在本研究涉及的12个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有8个体系中含有“生态环境”这一二级指标,归纳统计这8个体系中评价“生态环境”的各三级指标的出现次数,并计算其重复出现比率,详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指标重复出现比率超过30%的指标包括“年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二级的天数”、“年平均气温15℃至25℃的天数”、“年降水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这五个指标即为本研究重构的指标体系中,评价“生态环境”的三级指标。
3.3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运用上节所述方法,归纳统计出所有三级指标,进而得到本研究重构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3。
为结合我国近期放缓经济增长,着力增强国民幸福感的大环境,本指标体系创新性的在各指标层加入“居民满意度”这一主观评价指标,对每一项二级指标进行评价,更加重视城市居民主观感受,而不再一味地以各项数据评价城市宜居性,从而使整个指标体系做到主客观评价结合、定性定量分析并存。本研究重构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了国内外代表性研究体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指标,并且加入主观评价指标,解决了我国现有评价体系没有与当前大环境结合,城市居民主观感受反应程度低这一问题。
4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部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讨论、对比与分析,提出了相对系统全面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综合了国内外代表性研究体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指标,分为三个层次,包含1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其中每个指标层中均包括“居民满意度”这一主观评价指标。
本研究提出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或相关研究方法,可以作为我国城市宜居性评价规范性文件的参考。在本国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考虑更多的加入西方先进国家现有评价体系中的指标,使评价结果向具有更高宜居性的城市靠拢,以提高我国对城市宜居性的界定,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建设更加宜居的城市。此外,加入类似“居民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指标,提高城市居民主观感受反应程度,使按照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城市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宜居。
使用真正符合宜居性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一段时间后,我国的城市规划、城市改建,甚至小区开发或改扩建都会按照该体系的指标要求进行建设,从而使我国城市向更加宜居的方向发展,以此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城市或住宅区建设的更加宜居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及外来人口的购房意愿,从而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以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可见,建立并应用一套真正符合宜居性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很高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摘要：通过分析国内外12个现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归纳法和统计法,统计计算其中各级指标的重复出现比率超过30%的指标,最终对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重构,已达到完善我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使其各级指标设置更加合理的研究目的。重构后的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包含1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并创新性的在每个指标层中加入“居民满意度”这一主观评价指标,使整个评价体系主客观评价结合、定性定量分析并存。
城市重构 篇7
一、继续做大做强基础产业, 开拓广播电视节目经营领域
广告经营依然是城市台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础产业。城市广电在坚持新闻立台、强化本土化新闻品牌建设与受众意识、为广告经营搭建优质平台的同时, 应充分利用城市广电处于收视终端与消费终端的优势, 精耕细作本土广告, 拓展广告经营空间, 积极开展活动营销, 实现城市广告经营“换跑道竞争, 换模式发展”, 继续做大做强基础产业。当前, 电视节目市场的初具规模, 使节目经营成为城市广电产业发展明显的推动力量。重视与开发节目经营, 既有助于城市广电向节目生产、制作、营销和播出机构为一体的机构转变, 也有助于改善城市台产业经营结构。近年来, 民营传媒机构不断成长, 制作了一批较为优秀的节目, 丰富了电视节目市场, 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如光线传媒的《娱乐现场》、欢乐传媒的《欢乐总动员》。但民营制作公司与国有广电企业相比, 受政策、资金、设备、播出平台等限制, 还处于弱势地位。城市广电应当在广播电视节目市场尚未成熟阶段, 充分发挥自身人才、资金、设备、播出平台等优势, 克服体制中的不利因素, 积极开拓广播电视节目经营领域, 使之成为产业经营的核心内容。
二、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衍生产业, 积极实施城市广电资本运营战略
以有线电视收费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经营, 多年来一直是城市广电经营体制中的中间层面。自2004年国家广播电视业数字化进程全面推进以来, 城市广电通过收视费增加收入的经营模式, 有效扩大了城市广电产业经营规模。采用以下路径扩大城市广电产业经营中间层面的经营内容与规模, 是发展广电产业的必然趋势。
开拓数字化增值项目。在做好基本数字电视业务的基础上推广付费电视业务, 开通并引导广大客户使用数字电视金融支付系统, 开发终端用户资源, 实现与实体经济网络的链接与合作, 做大做强数字电视增值业务。
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 探索城市有线电视网和宽带数据网融合下的赢利模式。实现城市有线电视网和宽带数据网的融合, 完善双向化改造, 建立形成技术高新化、开发深度化、市场规模化、项目多元化、效益综合化的数字网络。探索实践综合性数字电视产业平台的建设, 包括广播电视服务平台、数字电视经营平台、城市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数字信息平台以及依据数字频道打造的符合城市地方特色的产业销售体系, 充分实现数字电视网的综合开发与多元化经营。
突破传统传媒业发展模式, 构建新媒体产业发展体系。以国家广电总局大力发展移动多媒体 (CMMB) 为契机, 加强与电信运营商的紧密合作, 大力推广CMMB手机业务, 重点打造手机电视、公交移动电视、网络电视 (IPTV) 等新媒体产业, 发展以手机与其他移动设备为接收终端的移动新媒体产业。
资本经营是广电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道。我国广播电视资本运作经过探索尝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如通过对网络经营企业的股份制重组, 既能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到广电企业发展, 也为今后广电企业多元化经营提供资金保障。城市广电可以学习借鉴国内外广电企业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股份制重组、合资合作、积极介入本地或外地优质项目的合作开发等方式, 发展以资本为纽带的项目产业。
三、加快发展以媒体为依托的延伸产业, 稳步推进城市广电产业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是城市广电企业增加赢利模式, 改变收入结构单一, 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方法。涉足新领域发现新商机, 必要时促成城市广电产业战略转移。
会展业是新兴的商务服务业, 是前景广阔的低碳行业, 是一个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城市知名度与综合竞争力水平的体现。城市广电可充分利用广电的媒体影响力, 积极进军该行业:开展体现本地特色产业或特色资源的节庆活动;举办面向本地市场的消费展;围绕市场热点开展房产、汽车、家装建材等会展活动;运用有效手段, 吸引省级、国家级重要展事, 逐步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高端会展。
在艺术特色教育培训与婚庆礼仪等产业方面, 城市广电同样可以利用人才与设备优势, 寻求教育机构、群团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合作, 搭建特色产业平台, 打造广电品牌, 在地区同行中异军突起。
综上所述, 在三网融合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上, 城市广电经营体制可以作尝试如下重构 (如图) :
城市重构 篇8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概况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对从事工商经营,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1985年, 我国在原有工商税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础上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在全国范围开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以下简称城建税) 。城建税开征的目的在于筹集城市建设资金, 同时限制地方政府乱收费, 也意在调动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城建税的征收将企业、单位对城市建设承担的公共事业义务法治化, 也确保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建设、发展的资金来源。到2010年, 全国城建税收入已经达到1887.11亿元,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58%, 城建税的开征在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推进城市建设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城建税也是构成地方税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 2010年地方取得城建税为1736.27亿元, 占地方税收入的5.31%。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 2011年, 全国城市维护建设税实现2777亿元, 同比增长47.2%, 增收891亿元, 其中由于政策调整增收590亿元, 占增收额的66.2%。
目前我国城建税是以三大流转税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 同时在税率上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纳税人所在地是城市市区的税率为7%, 在县城、建制镇的税率5%, 在其他地区则为1%。2010年12月1日起,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开始缴纳城建税, 结束了长期以来我国内外税制不统一的问题。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末, 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改革初期, 从城市建设需要、资金筹集、地方发展、征收效率等方面考虑建立了以流转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的城建税制度。但是进入新世纪,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化率已经由1990年的26.4%发展到今天的超过50%。城市建设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原有城建税体制产生了诸多矛盾, 城建税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 税基不稳使得城建税资金筹集功能弱化
城建税以增值税、消费税、流转税应纳税额为基础, 这样其税收直接受制于三大流转税, 增值税减免也就意味着城建税减免。从本质上看, 城建税具有附加税性质, 不具有独立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建税组织城市建设资金的功能, 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税款筹集与城市建设受益相脱节。2009年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收入受到影响, 这也传导至城建税。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建设规模不大扩大, 城市建设、发展所需资金不断增长, 缺乏自主性的城建税在资金筹集上凸显弊端。一些地方通过扩大政府收费来弥补城市化发展需要的资金缺口, 出现了政府收费扩大的现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八条明确, “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 任何地区和部门, 都不得再向纳税人摊派资金或物资。遇到摊派情况, 纳税人有权拒绝执行。”但是各种形式的城市建设收费还是不断出现, 各种城市建设收费侵蚀着城建税税基, 同时也加重了企业负担。
(二) 目前城建税征收存在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问题
城建税是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额为计税依据, 而消费税是对部分征收增值税的消费品征收的商品税, 这样也就意味着城建税会对缴纳消费税的纳税人重复计税。而消费税税率往往又较高这又使得这种重复征税更加严重。不同行业的重复征税也必然会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 另外, 那些享受增值税、消费税或是营业税税收优惠而不纳税的企业和单位也不用负担城建税, 这也自然导致企业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
(三) 现行城建税制度违背了公共产品受益分担原则
城市建设维护服务具有受益非排他性、消费非竞争性, 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的需要由政府提供, 同时政府可以利用收费或是征税的方式向受益人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建设维护服务应该通过向受益人征税的方式由政府提供, 目前我国的城建税将受益人和税收负担人割裂开来了, 往往那些享受到城市建设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因为不用缴纳流转税而不负担城市维护与建设费用。
(四) 现行城建税存在的其他问题
目前我国征税机关实行的是国、地税分开征税的制度, 而作为地方税的城建税在征管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这种交叉管理的模式容易造成税款流失, 同时也会带来征管成本的提高。
城建税税率是按照行政区划而不同的, 但是人为的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发展服务并不一定对等。因此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税率设计会造成税负不公平 (较大的税率差异更容易造成税负不公) 之外, 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决策行为。
城建税作为流转税附加的本质决定了其收入受制于地区产业发展状况, 越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流转税税收就会较多, 也决定了城建税收入规模。这些地方城市发展就较快, 这又容易导致出现地区发展不均衡。根据“用脚投票”理论, 城市服务越完善的地方越容易吸引人们迁入, 这也是我国为什么一些城市超规模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城市无限制的扩展, 会使得城市建设维护成本增加, 而城建税筹集的资金又有限, 就进一步加剧城市发展的矛盾。
三、从地方税体系重构的高度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
在增值税“扩围”改革趋势下, 重构地方税体系势在必行, 而改革完善城建税制度也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一环。从城建税改革突破进行地方税体系的重构本身也是为推进我国税制改革创造条件。为适应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城建税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 肯定并完善城建税在地方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城市建设发展服务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美国学者埃克斯坦 (Peter Echesten) 认为, “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 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同时他也指出应该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确定其提供主体, 城市发展的受益对象就是城市居民, 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而事权必须和财权相对应, 否则就会出现发展问题。从这个角度看, 城建税应该成为地方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特别是市、县级政府。从分税制的角度看, 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关系到分税制改革成与败, 也关系能否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问题。因此, 新一轮税制改革, 需要完善地方税体系, 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在城建税制度改革上就是要让其成为地方拥有更大自主决定权的地方税, 而且需要改变城建税目前附加税的性质。
(二) 扩大城建税税基
城建税改革首先需要改变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依据来计税, 在考虑受益与负担对等的情况下适度扩大城建税征税范围, 以营业收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这既有利于扩大、稳固城建税税基, 也有利于税收负担的公平。从减轻企业负担和涵养税源的角度看, 要切实清理城市建设相关行政收费, 能够纳入城建税范畴的纳入城建税范畴。以收入为计税依据可以使城建税摆脱受流转税的制约, 有利于将受益对象和税收负担相对应体系受益分担原则。具有独立地位的城建税可以为基层政府筹集较为稳定的城市建设资金, 对应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 合理设计城建税税率
在改革城建税计税依据的同时, 也要进行税率的重新设计, 税率设计原则应该在均衡税负和城市建设资金筹集的关系, 同时赋予地方适当自主决策权。以目前城建税收入与第二、三产业产值比较看, 城建税税率大致应该在5‰左右。综合考虑将各种城市建设收费纳税城建税因素, 城建税税率确定在4‰-6‰之间较为合适, 在此范围内各地区可以根据情况权选择适用税率。
(四) 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改革
在重构地方税体系下的城建税改革, 还需要进行其他配套改革。改革以营业 (或销售) 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城建税后, 城建税独立税种的地位得以确立, 这也便利了城建税的征收管理, 也能够充分保障城市建设资金的组织。此外,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城建税减免问题, 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从资金专项使用的角度看, 对于筹集的城市建设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度也需要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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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构 篇9
传统的汽车城规划布局形式是将4S店设置在商业展示效应最大化的方位, 片面顾及4S店的个体利益, 各店面争相沿街, 面向城市, 导致城市景象凌乱不堪, 也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发掘;现阶段,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土地越来越稀缺, 兼顾4S店个体展示需求, 又整合城市空间, 尊重城市景观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是未来汽车贸易城发展的方向。
二、规划设计条件的理解
拟规划的齐鲁汽车贸易城位于临淄区内的齐鲁化工区核心区、临淄区与张店区交界处, 与周边市镇距离恰当, 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极为便利。 (如图1)
项目一期拟占地20公顷, 周边道路系统发达, 南至齐鲁化工区纬二路, 北至309国道, 东至清田路, 西至齐鲁化工区金三路。 (如图2) , 场地沿309国道横向展开, 具有700多米长的展示面, 对于汽贸城的设计较为有利。 (如图3)
三.个性与整体结合的空间规划设计策略:
3.1设计原则:
A.打破传统沿街设店的零散布局形式, 营建城市整体空间系统, 兼顾个体展示需求的规划设计策略。
B.塑造高品质、高标准、高效益、多元化的汽车城空间, 适应汽车销售、维修、服务的功能需求。通过空间划分适应新型市场营销模式。
C.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的管理创造新颖现代的汽车城形象, 创造齐鲁汽贸城的汽车文化和企业形象。
D.创造舒适、优雅的绿化空间, 回归自然, 为消费者提供温馨优美的购物环境。
3.2前期方案对比研究
3.3城市空间的整合、渗透
空间整合——营造完整大气的城市连续界面
汽贸城主入口位于309国道一侧, 东侧为车行出入口, 南侧为后勤办公出入口。 (如图4) (如图5)
沿城市主干道布置综合展销厅, 连绵400余米的横向建筑体量迎合了309国道的弧度, 顺畅而又整体, 蔚为壮观。超长体量的建筑形态具有强烈的标志性, 强化了综合展销厅作为汽贸城空间构图的中心, 成为张店区与临淄区间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如图6) 4S店区位于基地南侧, 通过绿色景观走廊将其串联在一起, 既统一完整, 又营造出高品质的博展空间。同时各种配套服务设施齐全, 满足一站式购车的条件。 (如图7)
在地块西北角设置活动广场, 避开了尖角的不利影响。将三个大型4S店布局在广场南侧, 留出展示距离, 将4S店的展示需求与汽贸城的活动广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图8)
基地东侧为汽车文化娱乐区与装饰装修广场, 形成与顾客的良好互动。
空间渗透——通过各种空间的相互渗透, 形成连续、丰富的空间体验
汽贸城以一条景观带为主线, 将4S店与综合展销大厅联系在一起, 通过一层局部架空、灰空间、中庭空间等方法将建筑打开, 引入自然环境。 (如图9) 空间布局疏密有致、寓情于景, 将娱乐、餐饮、购物充分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体化的汽贸城空间。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呼应, 摆脱传统汽贸城空间格局差、整体性弱、配套服务设施不足、广告管理缺失等问题。 (如图10)
四.小结
城市重构 篇10
如果我们认为,市场竞争机制应当使得建设单位学会尊重业主权益以期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由此大部分建设单位应不会侵犯业主权益,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建设单位无视业主的权益,或多或少地占据着共用部分获利,并与业主不断地发生权益纠纷。是什么力量阻碍了市场发挥作用?
此外,从各地不断出现的小区冲突、物权诉讼、学者研究、合法性审查乃至各界联名致人大的立法建议可以得知,关于共用部分的物权权属明晰化的社会需要非常强烈,然而权属明晰的基本原则与试点工作始终不见动静。这又是什么力量迟滞了社会需求得到满足?
这些权属不明的共用部分每时每刻都在使用中,都有明确的行政机关在授权、监管、干预,都在行政机关的事实保护下不断地产生收益。
住宅小区的物权源头在城市土地使用权,城市土地使用权是由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人”来处置的。此后,住宅小区的物权从政府流转到建设单位再到业主。如果考虑到建设单位相比普通业主对行政机关的依附性较大,共用部分的物权归属,表面看是在建设单位与业主之间的私权界分,其实际上是在业主与公权控制人之间的公私界分。在物权流转过程中,行政控制力在不断减弱。只有当物权在行政权力可控范围内滞留的时间越长、模糊度越大,这些物权产生的利益才能实实在在地流入行政控制人及其合伙人的手里。在借由行政权力进行的具体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则往往是市场团体多分、行政机构少分、真正的权利人不分。比如小区人防,人防经营者出租车位、仓库或者改造为旅馆后的经营收益很大,但人防机关所获收益分配很少,归属权利人——业主的则几乎没有。尽管《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五条规定了“剩余费用”的百分之七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但是至今还未见到所谓“剩余费用”的审计,也未见到人防经营的有关账目公开,也没有看到专项维修资金代管机关公开经由人防剩余费用补充的情况,此规定是否形同虚设不得而知。
只要共用部分还不是业主的财产,行政权力控制人就可以设法继续占用(表面上看这些财产并不是在行政权力控制人名下,但毫无疑问,这些财产放在建设单位名下肯定比放在业主名下好操作)。共用部分权属的“私有化迟滞”可以方便行政权力操纵最大化,由此带来行政权力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还有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这些借由行政权力而获得的利益,并未进入国库。而一部分官员,借掌控行政权力由此实现了权力寻租,获得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想希望这些既得利益者有主动支持确权的意愿,非常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涉及住宅产权流转的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充分公开,小区共用部分的物权归属非常清晰。住宅小区的总权益在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切分: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建设单位,一个是业主。政府通过土地税费、房屋交易税费获得利益,业主获得区分所有权,建设单位获得利润与自留物业。说到建设单位的自留物业,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下。小区配套的权属归属业主,而不是建设单位的自留物业。因为他们巴不得不建配套,何谈自留?但在早期,为鼓励建设单位建设不可销售的规划配套给业主,政府在核定土地与房地产税费的时候,允许建设单位将其打入到房屋成本,给予土地与税费的优惠。政府既已经通过“税费核定”这一事实行政行为明确了这部分规划配套(如车库)的权属归业主共有,那么到了权属登记环节,同一个政府对同一物,怎么还能背离公信,产生不同的权属认定行为,将这些财产登记为建设单位自留?
基于上述分析,期待行政机关推进共用物权清晰化就非常困难。看上去是共用部分权属不清晰的问题,实际是行政权力对私人财产控制的欲望没有改变,将私权加以捆绑的错误制度没有改变,便利行政权力执行者借由行政权力获得个人或小团伙寻租利益的行政架构没有改变,是行政权力失衡捆绑了物权人的自由。
其次是关于业主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在北京怀柔、温州都作了业主大会法人化的试点。最近听到深圳也要推进业主团体法人化。业主团体法人化这个设想的初衷,是为了使得业主有一个民事主体地位,由此可以平起平坐地与物业企业、建设单位对话,更为切实地保护业主权利。
业主团体的法律地位的实践进展并不如意,北京怀柔、温州效果尚在总结,深圳的试点我们也只能期待。但是,如果我们将业主团体与居民团体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民事主体地位的授予,未必是只能给予业主组织。特别是在老旧小区的实践中,居民团体的民事主体化的实践相比业主团体早已得到巨大的支持。居民们可以在社区、在居委会下设立自管委员会;可以注册公司或在街道备案民非机构;可以聘雇职业经理人;可以向居民业主收取物业费与地面停车费;可以配合政府投资修建、改建小区基础设施;甚至一些地方还计划探索“人防公益化”,授权居委会来管理小区人防。在当下的现实运作中,居民自治并非真正建立于居民或公民自由权利之上的自治,而只是行政许可的代名词。经由行政许可的居民组织可顺利推进各种“自治”,或曰准物业管理,不经由行政许可的业主团体阻力重重,寸步难行。
事实上,物业费与停车费是典型的业主物权权利。对于居民是否拥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同管理权,目前法律界尚无定论。居民组织采取了类似物业企业占有业主共有收益的做法,那就是先干再说。只要民不举官不究,这个没有物权基础的事实就可以延续下去。在北京,有小区业主起诉居委会停车管理侵犯了业主物权,法院撤销了居委会停车管理的备案。在成都,一些实施院落管理的居民自治组织,也面临了类似物业企业所面对的,业主对其服务合法性的抗辩。面对业主以不缴纳物业费来抗辩,居民组织相比物业企业更束手无策。
尽管业主团体相比于居民团体更具备合法的物权基础,为什么行政机关并不支持具有物权基础的业主组织来管理小区,反而绕道支持居民组织管理小区?就算明确了业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如果任由行政机关不认同并肆意加以干预,那么业主团体或者蜕变为行政指派任命,或者难以行使权利而走向事实上的消亡。
从行政机关绕道支持居民组织可知,并非行政机关不清楚,在物业管理中设定服务购买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的必要。但是,它宁愿将这个民事主体地位交付居民组织来承担。可见业主团体法律地位不明晰的问题,深层次还是行政机关是否认同业主团体的问题。而行政机关为什么不认同业主团体的法律地位,深入探究,也是因为行政权力的控制欲滋长导致。居民委员会,是行政任命,可受行政权力的掌控,而基于业主私人财产保护出发的业主团体,完全基于民选,并不受行政权力的控制,相反绝可能是行政权力寻租者的掘墓人。
总结以上两组问题,我们发现,其产生的缘由都落脚到第三个问题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关系上。
行政权力本质上源于土地权利,是国土所有人的权利让渡而形成的。私人的不动产物权,比如小区业主的区分所有权,也是源于土地权利。同时,区分所有权天然具有的共同管理特性,使得分散的小区业主土地权利通过共同管理权汇聚起来。业主为保护共同权利,客观上会授权给自治主体以维护共同权利的“代表人”地位,由此出现了事实上的新的“权力体”。这里的机制,就是权利经由集合转为权力,形成了权力之间的制衡。“比如财产权力,当从这一角度去观察时,它就不再是所有物之类的东西了,而是一个人就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能够行使于他人的权威(权力)了(引自《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
这个经由自治产生的自治权力,与原有的行政权力,在同一块土地使用权上就产生了相互的“制衡”。这种分权与制衡,与我们常说的三权分立、五权分立不同,他不是在最高权力上的横向的分权制衡,而是沿着垂直方向的位于基层的分权制衡。一旦业主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得到确认,也就通过法律明确了这种垂直方向的分权制衡机制的合法存在。这已不是一个关于业主团体民事主体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基层治理架构如何重构的问题,而是一个基于物权人自由的行政权力如何重构的问题。
这种分权与制衡,使得土地的使用,获得了竞争带来的价值增长优势,避免了在土地处置上行政单极化带来的封闭、滥用与贪腐,更好促进土地在公共利益与居民利益之间的兼顾与优化;这种分权与制衡,使得行政官员更愿意为大众服务以积累民望,符合大众所期待的官民关系。但是,这种分权制衡,也给一些行政官员带来极大的麻烦,一是物权归属的追溯,终止了利益团伙迟滞确权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其次,就是在变革不合理的物业管理秩序时所形成的动荡,尽管这个动荡是收敛的。因此可以想见,这种经由客观需求形成的业主自治的权力制衡体系难以得到既得利益者的赞同。
综上所述,在物业管理立法中所存在的三大问题——共用部分的物权归属不明晰、业主团体的法律地位不明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不明晰——本质上就是基层治理架构的重构问题,也是行政权力的系统重构问题。小区治理的失衡仅仅是当下整个权力架构失衡的一个缩影。
作为立法者,从权力规范的技术去考虑,可以设想一些具体办法:比如,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控制物权交易的时间,应在规划环节就开始把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划分好。财产确权越早,行政控制人的寻租时间就越短,业主的损失就越少。又比如,设定市、区政府为物业管理的各级主管机关,以统筹解决大量妨碍物业管理的源于建设单位的遗留问题,特另是未尽责任的问题,如临时水、临时电、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拖延产权证、推诿保修期内的维修等等。
但是,立法者不应仅仅局限在就事论事的赋权或限权,而必须站在系统重构的角度上思考:如何使得业主的维权主张,经由重构的基层治理架构传导,加力于重构的行政权力体系,从而在行政体系内产生内在动力,主动协助业主消除妨碍维权的诸如信息封闭、确权迟滞、利益寻租等种种障碍,切实保护业主的权益。
这是一次重要的系统重构,如何促使行政权力体系产生保护业主共有权利的内在力量是重构的关键。这个行政权力体系,如果中下层官员其绩效的取得、官阶的上升不再单一地仰赖其上级的恩准,而是较大依赖于对业主权利的保护,或者说较大依赖于区域业主居民的民意,权力才会真正走向新的平衡。
事实上,在当下的实践中,许多地区都在基层创新“多位一体”“联席会议”等共同治理实践。他们往往将多个主体,如党支部、业委会、居委会、街道、派出所、物业企业等组织到一起,协商解决各方难以单独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考虑设立首问负责制度,赋予街道首问职责,倒逼原有行政体系的有效作为)。南京市还以立法方式,通过《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等建立了城市治理组织。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个体业主、业主委员会也积极拿起法律武器,不断与这些主体展开各类诉讼。这些诉讼,不断调整着这些独立主体、多位一体、联席会议的认识与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