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决的执行

裁决的执行（精选六篇）

裁决的执行 篇1

中国某集团公司与法国BC公司因一份有关成立中外合资商业连锁企业的《框架协议》的效力和履行问题引起争议。法国BC公司以中国某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 于2002年9月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简称“ICC”) 提起仲裁。案件历时近四年之久。ICC于2006年4月作出最终裁决:中国某集团公司向法国BC公司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 具体数额是本金部分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 加上利息共赔偿将近2亿元。如此高额赔偿的裁决系外方尚未向中国某集团公司投资的情况下, 仅依据《框架协议》作出。双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如有争议应由三名仲裁员审理。但该裁决是在中方指定的中方仲裁员因客观情况而无法履行仲裁员职责的情况下, 由另外两名外国仲裁员作出的。裁决生效后, 法国BC公司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难点与焦点】

此ICC裁决一旦得到承认与执行, 我国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将形同虚设, 外方将在没有实际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从我国攫取近2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收益。这一恶劣的先例无疑将会对我国的公共秩序造成极大损害。能否正确行使司法主权而对其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 直接关系到涉案集团公司和下属企业的生死存亡, 直接关系到企业一万多名职工的生计问题, 直接关系到涉案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的上万家供货商的切身利益问题。律师认为, 该仲裁裁决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严重错误, 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提出本案存在可以拒绝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四大理由, 并引用了2008年我国法院曾经拒绝承认和执行了两件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 供法院处理案件时予以借鉴和参考, 申请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ICC裁决。

最终法院充分采纳了律师的观点, 于2008年11月做出拒绝承认和执行该ICC仲裁的裁决, 提出了公平公正的审查意见, 维护了中国某集团公司的合法权益, 充分体现了国际公约的精神。

【律师说法】

《纽约公约》即《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the New York Con vention on the R 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 处理的是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仲裁条款的执行问题。中国与法国均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因而此案的审理适用《纽约公约》。依据《纽约公约》相关条款, 应拒绝承认与执行上述ICC裁决, 理由如下:

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违反了仲裁协议的约定,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丁) 项规定的情形, 即:“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间之协议不符, 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本案仲裁程序后期, 在仲裁庭组成人员的中方仲裁员缺席, 仲裁庭由三人变为两人的情况下做出的裁决, 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协议的约定。

就本案而言, 作为三名仲裁员之一的中方仲裁员因客观事由无法与外界联系, 更无法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 不能参与仲裁庭内部关于案件事实、责任划分、损失确定等涉及裁决结果的重大问题的讨论、评议, 即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仲裁员职责。在这种情况下, ICC未能根据ICC规则第12条第2款的规定, 立即启动替换仲裁员的程序, 这是对仲裁规则第12条的严重违反, 也同时违反了双方关于仲裁员人数为三名的约定。

裁决书的内容超越了仲裁范围,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丙) 项规定的情形, 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丙) 项之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即:“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 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

本案的争议是由《框架协议》的履行而引起。双方在该协议的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交付仲裁的是“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 因此一切仲裁请求、审理范围、事实认定、裁决结果等均应限定在《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仲裁庭只应审理《框架协议》项下的争议, 不应也无权审理《合资合同》项下的利润损失争议。从裁决书的内容及裁决结果看, 仲裁庭裁决的, 显然是中国某集团公司赔偿的是《合资合同》如果得到履行而可能使法国BC公司获得的预期利润, 而非《框架协议》项下的损失, 这显然超出了《框架协议》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

裁决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 (乙) 项规定的情形, 即:“倘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乙) 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裁决书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所作出的认定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一个是对于《框架协议》中明显存在的诸多违反中国的外商投资审批法律法规的无效约定予以支持, 一个是在利润损失的计算上有违最起码的会计常识, 错误地将所谓的“财务收益”计算入房地产公司的净现值, 从而导致出现了双重赔偿的显失公平的结果。

关于“中国的公共政策”的概念, 法国BC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陈述意见》中将“公共政策”狭义地解释为“社会公共利益”, 试图以此来排除法律法规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的各种法律条文中都没有使用公共政策的概念, 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指导性解释,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来对其基本范围作出相应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承认和执行”。这里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指的就公共政策。很显然, 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构成公共政策的一个方面, 在此之外还包括法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主权、安全等方面。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类法律制度体系中各自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不仅由各类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基本法在总则部分作出规定, 而且还具体体现于构成整个体系的诸多部门法中的具体条文之中。

关于我国法院曾经拒绝承认和执行两起外国仲裁的裁决:

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篇2

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商事交易而产生的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仲裁。“外国仲裁裁决”，指的就是外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和条件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大多数仲裁裁决是能够得到自动履行的，但是也存在着败诉方不愿履行裁决的情形，此时胜诉方除了对败诉方施加商业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以促使其履行裁决外，还可通过求助于法院采取各种强制手段迫使败诉方履行裁决义务。

（一）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

在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程序问题里，我们主要是讨论各国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方式的`不同规定。综观各国立法，这些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1.将外国裁决当做外国判决，一般只审查裁决是否违反了法院地的法律原则，如无此情形即发给执行令予以执行，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墨西哥等国。2.将外国裁决视为本国裁决，按执行本国裁决的程序予以执行，如法国、德国、日本、希腊、比利时等国。3.将外国裁决作为合同之债，使之转化为一个判决，再按执行本国判决的程序执行，但也仅是对裁决所构成的新契约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一些普通法国家。4.区分《纽约公约》适用范围内的裁决和其他外国裁决，对前者适用简便程序，如英国、美国、瑞典、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958年《纽约公约》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承认或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不得较承认或执行本国仲裁裁决附加之过苛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纽约公约》规定关于公约适用范围内的裁决之执行的程序规则适用被请求执行国的法律，但要求各国依自己的程序规则执行公约裁决时，不应较执行国内裁决附加更苛刻的条件或征收过高的费用。

（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

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在许多方面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有类似之处，因而在某些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多边国际条约中，甚至将两者一并作出规定，或作类推适用的规定。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区别，而且各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基于《纽约公约》的普遍影响，下面主要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对此问题加以论述。《纽约公约》以排除的方式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裁决具有公约规定的排除情形时，被请求执行国家有权拒绝承认和执行，即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机关可以依据仲裁裁决的执行义务人的请求和证明，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

1.仲裁协议无效。

2.未给予适当通知或未能提出申辩。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如果对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未曾给予有关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由于其他情况未能提出申辩，则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被申请人拒绝参加仲裁或者在仲裁中持不积极的态度，则认为被申请人是有意放弃其陈述案情的机会。在适当通知后，照常进行的缺席仲裁并不妨碍裁决的效力。至于当事人未能在仲裁过程中提出申辩，应该是指由于该当事人自身的过失以外的原因而使他未能提出申辩。

3.仲裁庭超越权限。

4.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不当。

5.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已被撤销、停止执行。

另外，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认为按照该国法律，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主动予以拒绝承认和证明：

（1）裁决的事项属于不可裁决事项；

（2）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该国公共政策。

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及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规定了跟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完全相同的程序。根据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决定》（即《纽约公约》）、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现行法律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依据我国法律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可以在中国直接申请承认和执行，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或法定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人民法院依照我

裁决的执行 篇3

关键词：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近年来在国际仲裁界引起激烈争议的一个新课题。对此，各国学者的观点以及有关的国际国内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以及有关立法情况证明，某些类型的已撤销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这些使得传统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含义及其法律地位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指已被裁决作出地国或裁决依据法律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根据其国内法或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它还能否在其它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此项裁决是否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法律效力问题。对这一问题，传统的仲裁理论与新兴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zed）仲裁理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别。

传统仲裁理论认为，仲裁受特定国家的国内法支配，该国国内法决定着仲裁程序的有效性。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的法律效力主要受仲裁地法或裁决所依据的法律（一般等同于仲裁地法）的制约，即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是由仲裁地国国内法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仲裁地国法院不承认有关裁决的效力，并依其国内法撤销了该项裁决，则该裁决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近年来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兴起的“非国内化”仲裁理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该学说主张国际仲裁应摆脱国内法律体系的支配和控制，仲裁应置于一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之下，这种理论还就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提出了一种全新观点，他们认为，根据仲裁的性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而是来源于一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传统仲裁理论的观点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比非国内化理论具备更为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与传统的国内仲裁之间的区别，而是机械地将适用于国内仲裁的观点套用到国际商事仲裁之中，在方法论上便犯了一个错误。而且，这种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在各国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显得过于保守。而非国内化理论在这些方面就更具有前瞻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理论对于仲裁裁决效力来源的解释又太过理想化，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并未创立，而且何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必须与特定的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联系，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一旦裁决生效后，该国便不得随意取消裁决的法律效力，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否则便会为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的健康发展设置障碍。

2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可执行性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才导致目前各国对待已撤销裁决的态度的不一致。一些国家态度鲜明，只要发现裁决存在已被撤销的情形便拒绝承认与执行。另一些国家则并不考虑裁决是否已被撤销，而是根据其他条件，如其国内法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对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后一种情形下，执行地国法院便有可能对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和执行。那么，究竟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为合理呢？换句话说，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否还具有可执行性呢？目前国际仲裁界对此争论颇多，各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

反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与法理相悖，一国不仅有权撤销裁决，而且其撤销裁决的裁定还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一旦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则无异于承认和执行了一项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第二，《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是支持执行地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第三，如果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它国家仍能顺利得以承认和执行，那么撤销程序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挑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并不否认一国法院对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所享有的撤销权，但是由此认为此项撤销权的行使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的观点值得商榷。其次，对于《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并从《纽约公约》整体上的立法目的出发作出更为客观的解释。第三，承认和执行已撤销裁决并不意味着对特定国家所享有的撤销权的否定。

赞同对已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为这种作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一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属于法院判决的范畴。执行地国法院完全可以基于其不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来不予承认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决定对已撤销的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纽约公约》的确为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与执行提供了一定法律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要想建立一项较为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制度，《纽约公约》的现行规定还有很大的欠缺。仅仅以此为依据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其次，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其审查依据是建立在其本国的司法或公正基础之上的。而各国关于公正的要求多有不同，因而导致承认与执行标准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从而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最终还是违背了《纽约公约》统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初衷。

尽管国际仲裁界对于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仲裁制度的性质、特点，还是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来看，在某些情况下，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另外，《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有关规定也的确使得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尽管《纽约公约》的这些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3 对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实践考察

以上笔者从理论上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种可执行性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从已公开报道的几件案例来看，这些国家在作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裁定后，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国家虽然在个案中出现了这种作法，但随即便被后续的司法实践所否定，还有的国家则更是由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首先来看美国的司法实践。在著名的Chroma11oy案（Chroma11oy Aeroservices Company ， CA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中，美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被仲裁地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此项裁定的主要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之规定，允许法院执行该仲裁裁决。而且公约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被请求承认及执行裁决之国家的法律许可的方式或范围内，有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在该案中，被请求国为美国，由此推定可适用美国法，而该仲裁裁决符合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因而应予执行。其次，注意到合同当事人关于仲裁裁决终局性和约束力及“不进行任何上诉或其它法律措施”的明确意思表示，埃及一方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提出诉讼，违背了仲裁终局性及“No recourse”条款，有违美国公共政策，因此，仅仅根据“美国的公共政策”，便可不承认与执行埃及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

Chorma11y案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学界对此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从后续的美国司法实践来看，Chromalloy案的作法并未得到肯定。这一点从1999年美国法院在Baker案和Spier案中所作出的判决得到证明。

在Baker 案（Baker Marine Ltd .Danos ＆ cur1e Marine cotractors v. Chevron Ltd. ） 中， 美国法院没有采取Chromalloy案的作法，而是拒绝对两项已被尼日利亚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法院认为，无论是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的规定，还是根据国际礼让的原则，都不能对已被其来源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强制执行。而且Baker Marine没有提出适当的理由来说服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尼日利亚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

两个月后，美国地方法院又在Spier v. Calzaturificilo Tecnia ，S.P.A 案中同样拒绝对一项被意大利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该案中，法院所依据的理由与Baker案基本一致。

因此我们知道，Chroma11oy案并未对随后的美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作为先例的地位也十分不确定。一般而言，只能依仲裁地法来判断裁决的法律效力，在目前条件下，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还很难得到美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从以上对美法两国司法实践的考察我们看到，无论是Chroma11oy案还是Hi1marton案在实践中的效果都不太尽如人意，可以说，在目前的国际法律体制下，对已撤销的裁决进行承认和执行的作法还不太现实。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对现存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对《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之后，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4 现实困境与对策

我们注意到，《纽约公约》没有为各国应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这是公约的一个重大缺憾。它造成的后果是裁决地国可能根据各种不适当的理由任意撤销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当这类被不正当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他国家寻求承认与执行时，执行地国法院将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无视裁决已被撤销的情形而对之予以承认和执行，则将因无法合理解释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而陷入“有悖法理”的泥潭；而如果拒绝承认和执行此项裁决，又无异于支持裁决地国的这种滥用撤销权的行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对《纽约公约》加以完善，一方面，通过在公约中具体规定可以据以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来对裁决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的域外效力作出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对执行地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以增强已撤销的裁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预见性。另外，虽然《纽约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极大地便利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从而有可能导致执行地国法院对这种“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滥用，其结果反而是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出限制，将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规定的情形排除在第七条的适用范围之外。

裁决的执行 篇4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制度见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公约、国内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文件, 该制度主要包括: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依据、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期限和管辖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关于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报告制度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国于1986正式加入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纽约公约》) 。加入《纽约公约》标志着我国步入了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际行列, 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法律制度。虽然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制度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细节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国内法与国际法对于商事仲裁裁决国籍认定不一致

我国对《纽约公约》互惠保留声明与国内法对外国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却并不一致[1]。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的规定, 判断裁决是否属于公约的裁决的标准是“领域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该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 中国在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的时候应适用1958年《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267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互惠保留声明, 我国适用《纽约公约》的仲裁裁决需同时符合“外国仲裁机构”和“在另一国领土内仲裁”两个条件。因此对于外国仲裁机构指定在我国境内进行做出的仲裁裁决, 如果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属于外国仲裁裁决, 但是该裁决又不满足“在另一国领土内仲裁”的条件, 不能适用《纽约公约》。同时《民事诉讼法》又规定外国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应当按照国际条约办理, 也就是应当适用《纽约公约》。不符合适用《纽约公约》的条件又要适用《纽约公约》, 这显然是矛盾的。

(二) 我国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过于宽泛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2款规定, 执行涉外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人民法院依职权应裁定不予执行。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等同或者类似于“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指的是全社会、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利益, 实质上仅指我国的公共利益[2]。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进一步作出限定性解释, 因此《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法院相当大的裁量权。这种权力的存在就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虽然在目前司法实践上人民法院己倾向严格限制“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但是立法上的漏洞依然存在。

(三) 人民法院报告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加入《纽约公约》之初我国经济尚不发达, 而外国仲裁裁决要求承认与执行的财产一般来说数额巨大, 常常涉及到当地的重要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是当地人民的主要经济依靠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法院在处理这些仲裁裁决时经常面临着行政机关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压力。鉴于当时的情况人民法院颁布了报告制度, 为的是避免再出现无故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或者拖延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况。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拒绝承认与执行的, 则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拒绝承认与执行。也就是说, 对外国仲裁执行“死刑”的权利最终掌握在最高法院手中。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经很少出现无故拒绝和拖延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况。笔者认为报告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完善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制度的建议

(一) 明确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

我国外国仲裁裁决与国内仲裁裁决在管辖法院以及法院的审理范围方面差别迥异, 因此仲裁裁决的国籍认定非常重要。对于外国仲裁裁决, 法院只能审查法律问题而不能审查实体问题。对于国内仲裁裁决, 法院不但能够审查法律问题还能够审查实体性问题。

由于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对于仲裁裁决国籍认定的标准不一致, 导致了法院无法认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采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裁决作出地”标准, 以仲裁地点决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中“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修订为“外国仲裁裁决”。因为同一国外仲裁机构可以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裁决, 按照裁决地标准, 同一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既可能是本国裁决也可能是外国裁决。

(二) 法律应该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限定解释

各国都把“公共政策”作为保护本国的基本道德准则和根本利益最后防线。在具体案件中, 裁决是否违反公共秩序完全由各国法院的法官自由裁量。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公共秩序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标准。其中“主观”标准是指裁决准据法本身的规定违反法院地国公共政策时, 执行地法院可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及执行裁决。“客观”标准是指执行国法院不能以上述理由拒绝执行裁决, 只有在承认及执行裁决会导致实质性的危害后果时才能运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3]。近年来, 各国纷纷抛弃“主观”标准, 依据“客观”标准理解“公共政策”。相对于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能起到减少公共秩序适用的机会。我国也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限定性解释。

应当注意到, 国际商事仲裁还有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通说认为, 国际公共政策的内涵和适用范围要比国内公共政策狭窄, 因为国际公共秩序仅限于违反了有关国家真正根本的法律秩序观念。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就采用了“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有的国家倾向于认为, 《纽约公约》是在国际公共政策的意义范围内使用这一概念的[4]。将公共政策划分为国际公共政策和国内公共政策并且进行区别对待, 对保证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立法在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限定性解释时应当注意到国际公共政策与国内公共政策的区别。

(三) 废除人民法院内部报告制度

目前看来, 报告制度一是立法漏洞颇多, 例如:没有规定下级法院在未适用报告制度时的法律责任以及此时当事人如何救济;二是层层上报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三是, 报告制度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最高法院将中级法院决定仲裁协议效力、执行或撤销涉外或国际仲裁裁决的权力收为己有, 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级法院职权关系划分的基本准则相悖[5]。综上, 笔者认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并不是高难度的法律问题, 中级法院的审理水平足以完成该项任务。报告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完全可以废除。

三、结论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迅猛发展, 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 由于其专业、迅速、保密的特点, 成为了各国解决商业争议的首选。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是仲裁制度的核心, 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审判权的一种重要表现, 世界各国都对其作了严格的规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制度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中“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修订为“外国仲裁裁决”。明确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做出的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二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限定解释。三是废除人民法院报告制度。

参考文献

[1]韩利艳.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J].法制与经济, 2008, (05) :146.

[2]李晓琳.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D].硕士论文.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2008:381.

[3]张萍.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03) :151.

[4]张萍.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03) .

裁决的执行 篇5

关键词：《纽约公约》,《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纽约公约》, 全称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是联合国于1958年6月10日在美国纽约主持签订的, 它是商事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而以《纽约公约》为核心构筑而成的确保外国仲裁裁决在公约缔约国得到相互承认和有效执行的多边体制则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石。《纽约公约》于1987年4月2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

在香港回归之后, 内地和香港之间就如何承认和执行彼此间的仲裁裁决最好便是维持原有的做法——《纽约公约》能继续被内地和香港采纳找到新依据。其中最可行的办法, 便是由我国的立法机构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个法令, 规定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仲裁裁决, 并比照1958年《纽约公约》的规定承认和执行, 然后在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同意后, 将此法令在内地和香港实施。从而有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下文简称为《安排》) 的出现。该《安排》详细规定了两地法院受理和执行对方仲裁裁决的具体程序, 并将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和修改香港仲裁条例予以执行。

从《安排》的具体内容上看, 基本上保持了《纽约公约》的原貌, 因此两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 《纽约公约》和《安排》其目的都是为解决涉外仲裁的法律冲突以及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相关问题。

其次, 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一方, 在提出申请时, 必须提交的材料相似, 应提交的文书都包括仲裁裁决书和仲裁协议。

再次, 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及执行的条件, 两者的规定相同。自中国1987年加入《纽约公约》以来, 该公约就成为中国法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最主要法律依据。在拒绝承认和执行的规定上, 《纽约公约》第五条作了这方面的规定:拒绝事由使得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国“可以”拒绝, 而不是“必须”或“应当”拒绝, 因此, 不排除虽然存在这些情形, 但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国仍然予以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安排》关于据称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在第七条, 同样也是列举了五种情况两种标准, 也同样是规定存在其中某种情况, 经审查核实, 有关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经对比, 两者所规定的情况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被请求拒绝的情形, 其条件包括: (1) 仲裁协议无效; (2) 当事人权利被剥夺; (3) 仲裁庭越权; (4) 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不当; (5) 裁决无效。第二, 是被请求一方主管机关主动拒绝的情形, 包括: (1) 裁决的事项不能以仲裁方法处理; (2) 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

另外, 虽然《安排》是参考《纽约公约》而制定的, 但是其两者在适用范围及性质上都是不同的, 从而导致两者在内容上也有所差异。

第一, 性质不同。《纽约公约》是一个国际公约, 在第八条规定:“一、本公约在1958年12月31日以前听由任何联合国会员国及现为或嗣后成为任何联合国专门机关会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之任何其他国家, 或经联合国大会邀请之任何其他国家签署。二、本公约应予批准。批准文件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故《纽约公约》是一个多国签署, 对多国生效的国际性条约, 参加者是国家为单位。而《安排》则是一个双边条约。而且它具有其特殊性。它是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两部不同法域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 并且它不允许第三方的加入。其参与单位不是国家, 而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

第二,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范围不同。《纽约公约》第一条规定, “仲裁裁决, 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 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 亦适用之。”实际上, 《纽约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是对外国仲裁裁决采取了两种标准, 此条款前半部分为领域标准, 或者说是仲裁地标准, 它采用的是一种排除法, 即只要不是在内国领域内作成的裁决均为外国裁决。而另一种标准则是非内国裁决标准, 即虽在内国但依外国仲裁法进行仲裁而作出的裁决属于非内国裁决。而在《安排》的第一条也对仲裁裁决的范围做出限定, 即“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有关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 对执行仲裁裁决所援引的法律程序规定不同。《纽约公约》第三条规定, 是援引裁决地的程序规则来执行仲裁裁决的。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六条是规定, 有关法院接到申请人申请后, 是应当按照执行地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与执行。

第四, 两者的生效认定不同。《纽约公约》第十条规定其对参与国何时生效, “一、任何国家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将本公约推广适用于由其负责国际关系之一切或任何领土。此项声明于本公约对关系国家生效时发生效力。”其生效是以声明为主。而《安排》的生效是其在内地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公布, 并将生效时间予以确定, 即2000年2月1日。

第五, 《安排》是在“一国两制”和协商一致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一国两制”原则是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区各种问题总的指导思想, 也是制定和实施《安排》最基本的原则。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协助, 必须以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为基本出发点。在提供司法协助时, 还应充分考虑两地实行不同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 尊重和维护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允许香港特区的司法机关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保留自己的制度和某些做法。而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安排》第十一条有所体现, 即“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和修改, 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区政府协商解决。”

总而言之, 《纽约公约》可以说是对《安排》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也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前, 中国与英国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 而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故《纽约公约》也同样适用于香港地区。但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 但内地与香港的法制现状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维持外界对香港作为金融、贸易和仲裁中心的地位, 在目前态势下以《纽约公约》为核心构筑而成的《安排》与《纽约公约》自然必不可少在目的, 内容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 《安排》所解决的问题, 是《纽约公约》在“一国两制”这一我国特殊的政治、法律、仲裁制度模式下所遇到的新问题, 所以《安排》其自身不可避免也存在特殊性, 包括适用范围、执行程序、申请人义务等方面的内容都与《纽约公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由于《纽约公约》至今已有55年, 随着国际社会的重组和国际新问题的产生, 许多当时未有规定的事项应予以增补, 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某些不符合现代仲裁实践的规定也应予以修改。而作为《纽约公约》后代的《安排》因产生年代较为晚, 因此其本身较之于《纽约公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其仍不能与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背道而驰。

参考文献

[1]邓炯.“一国两制”下《纽约公约》在香港的实践[J].政治与法律, 1999 (4) .

裁决的执行 篇6

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进行审查既有法理依据,也有国外法治国家的经验借鉴,更是现实需要和群众的期待。为此确立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同时司法权与行政权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权力,各有其相应的职能范围,在目前国情下司法对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无法实现,对所有的行政裁决内所有事项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也殊为困难,同时为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对司法合理性审查进行适当规制,确定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进行审查后认为行政裁决不合理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直接予以变更,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问题的提出:行政裁决裁量权易滥用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涉及社会管理各个领域,如交通事故赔偿、治安行政、知识产权领域、资源权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仲裁等。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享有裁决权,是因为行政裁决所涉及特定的民事纠纷,大多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由行政机关进行裁决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以提高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行政裁决不像烦琐的司法程序,能保障当事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法律救济,行政裁决也不需要交纳费用,更具经济优势。

行政裁决作为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赋予行政裁决机关享有相应的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其一、法律不可能规范全部行政活动,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全部行政活动都作出全面、缜密的规定;其二、法律对行政活动的规范不可能面面俱到、详尽无遗。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做出一些较原则的规定,做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做出更有成效的管理。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和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活动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同时为提高行政效率,能使其审时度势地及时处理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行,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必然性所导致的制度合理性并不能完全掩盖行政权本身所固有的现实危险性,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切隐患都会当然地被“内存”或“拷贝”于行政裁量当中。

根源: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缺失

行政裁决诉讼作为行政诉讼之一种,法院审查行政裁决需受《行政诉讼法》规定之约束。有学者认为,根据国家权力分立的观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应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机关仅行使司法审查权,赋予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权力会造成司法权干涉行政权,从而出现司法机关实质上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造成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不清。实际上司法权与行政权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权力机关,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与西方国家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是有本质区别的。

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会造成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不清,而是国家权力机关就行政权与司法权以法律的形式重新作出分工。根据国家职能分工的传统理论观念,解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争议,是属于司法领域的一项司法职能,行政裁决所处理的民事争议,原本就是司法权的主管领域,如果由于行政权的介入反而使法院对该类争议的审判受到限制,显然不合情理和法理。只要是对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的,就应该坚决地贯彻实施,这也符合现代行政法的控权理念的要求。

依法行政是原则,合理行政也是法治政府应奉行的原则。毋庸置疑,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合法性审查的立法意图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由于目前法律规定司法仅能对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使法院审查发现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法院也无权进行变更,只能判决撤销,又要委之于行政机关进行裁决,如果行政机关又作出与原裁决大致相同的裁决结果,新一轮的诉讼又接踵而至,当事人陷入诉讼漩涡,其权益无法稳定。具体来说,当前法院对行政裁决行为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未能体现行政裁决诉讼的特殊性,将对行政裁决的审查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等对待,即使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也无能为力,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信心的丧失,导致“终审不终”、“官了民不了”的怪象出现,动摇法治的根基。

(二)司法失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将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广泛、最直接涉及公民权益的权力,是最易于发生腐败、滥权和侵权的权力。因此,特别需要最具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制约。如果司法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行政裁决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可避免。

(三)如果司法不能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那么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变更权就无基础。根据当前的行政诉讼理论,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变更权极为有限,而在行政裁决诉讼中法院应当享有相应的司法变更权,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的前提基础就是认为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而对不合法的行政裁决法院只能撤销后由行政机关重新裁决,否则民事纠纷未解决,新的行政裁决作出后又可再诉,造成“诉讼循环”的怪象。

期待:司法应成为私权利的最终救济

当代行政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作用惟有通过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才能得以显现,而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一是立法控制,二是司法控制,立法控制虽然是“源头控制”,但立法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在个案的运用中往往力不从心,为此司法控制才显得极其重要:首先是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同行政机关保持密切接触,为司法权作用于行政权创造了基础;其次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可以使司法对行政权进行最具权威性的审查,独立判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滥用,从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后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司法权应当成为与行政权抗衡的最有效的力量。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形下,只有通过司法手段才能卓有成效地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监督、控制、判断和矫正,以真正使司法权和行政权互相监督和制约。为此,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的审查权,对不合理的行政裁决直接予以变更,以监督和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显得紧迫和必要。

对于司法审查是否可以涵盖合理性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仅存在合法性问题还存在合理性问题,大量的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因为司法审查的局限性而不能被司法审壹,不利于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全面监督、约束,不利于实现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在行政诉讼发展的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较低,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符合当时的国情。随着合法性审查的加强,行政行为违反合法性原则的越来越少,违反合理性原则的比例越来越高,行政行为“明显不合理”的情况非常突出。因此在坚持和强调司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同时,应实行司法对行政行为“有限制的合理性审查。”而且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及国人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丰富,法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司法权有条件也有能力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作为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裁决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只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不如司法程序复杂严密,权益保障也不如司法严格;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和所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其易受外界非事实和非法律的干扰。而“司法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司法权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群众寄希望于司法机关能提供最权威、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期待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以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司法必须回应人民群众的这种期待,以提升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因此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有其客观必要性:

(一)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合理行政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虽然对于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实现,但是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所以我们不能将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完全寄托于行政复议,需要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司法权的监督。因此,赋予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地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从而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充分考虑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还要合理,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而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现。

(二)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判决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其不彻底性,它表现在不能直接代替行政主体通过司法判决作出行政决定,这种司法判决的不彻底性正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的具体体现。”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目的。现代行政法的控权理论主张通过监督和约束行政权以实现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拆迁行政裁决中,人民群众更信任中立的司法机关,而赋予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可以直观地定纷止争,提高解决行政争议的效率,及时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需要。行政机关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又缺少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带有严重的主观性,有时会演化为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谋取私利的手段。自由裁量是一种法定的权力,须受法院关于合理性原则的控制。“法定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从不是无约束的,它是应按照法律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它至少意味着:法定机构必须受到相关因素而不受无关因素的影响和指导,如果它的决定受到不应当加以考虑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的影响,那么该决定是站不住脚的,该决定将被宣布无效。”“权力扩张到哪里就应当限制到哪里,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对行政裁量权不管怎样严格控制都不过分。”行政裁决包括了对侵权纠纷和赔偿纠纷的裁决,而法律法规对此仅是规定了相应的范围和幅度,行政机关享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裁决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审查权,那么对行政机关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司法也就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就会崩溃。

(四)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必然要求。行政裁决是国家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同时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司法的统一,国家设定了行政裁决行政诉讼制度即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行政法所奉行的基本原则。行政裁决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私权利的最终裁判权应当在司法机关,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五)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赋予法院对于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就使“司法为民”流于口号化。行政裁决虽然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毕竟争议的是民事纠纷,这些民事纠纷本来属于司法诉讼的范围,基于行政机关享有的特定优势才交由行政机关居中裁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并作出变更判决,不存在司法权代替行政权的问题。当法院发现行政裁决不合理时却无能为力,要么维持不合理的行政裁决,当事人只有不断上访,要么将行政裁决撤销,行政机关重新裁决;有的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撤销判决之后,长时间不作出裁决,致使民事争议久拖不决;有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裁决仍然错误,导致当事人重新提起行政诉讼,形成“官了民不了”、循环诉讼的情况,使当事人一直疲于诉讼,极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六)借鉴境外立法经验,我国也应当确立司法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美国法院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区别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法院通过审查若认为行政裁决违法可对行政裁决宣布非法并予以撤销,也可直接改变被告的行政裁决。《联邦德国行政诉讼法》第113条第(2)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为某一钱款的确定或钱款的认定、原告请求对此更改的,法院可以确定一其他数目的钱款或以其他方式对钱款进行认定。”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之行政处分涉及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之给付或确认者,行政法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的确认代替之。

行政裁决涉及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的民事争议,自由裁量的余地较大,因此法院不应仅仅局限于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也应当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这样可以有效地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及时解决,及时化解矛盾,真正体现司法为民,这也符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规定。

规制: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的范围及标准

虽然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殊为必要,但由于行政裁决的范围较大,除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外,还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且司法权与行政权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对于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事项司法机关不应干预,因此应当对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进行适当限制,以真正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同时又能切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真正实现“司法为民”,避免“官了民不了”“循环诉讼”的怪象,又不使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正如司法机关对行政处罚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条件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否则司法机关不能对行政处罚进行变更,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也必须限定相应的条件,不能无限扩大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必须“要准确定位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权限和范围”。在目前国情下司法要对所有的行政裁决案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殊为困难。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行政裁决的内容必须是涉及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行政裁决虽然是解决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但其中又涉及到行政管理事项,司法机关仅能对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民事争议裁决的不合理性进行审查,而对于行政管理事项的合理与否无权进行审查。

第二、司法机关不能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即必须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西方国家实行司法最终解决纠纷,但法院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不是代替行政机关对事实进行判断,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界限。司法审查只能就案卷所列举的证据进行有限的审查,不能任意自行补充和收集证据,更无权为了肯定或否定行政行为而采用其认为更加合适与恰当的理由代替行政机关原有的理由。

第三、行政裁决内容与数额有关且不属于羁束裁量权范围的。这主要是(但非绝对)指行政裁决的内容是涉及赔偿、补偿金钱的情况,而且行政裁决赔偿、补偿的数额只能是属于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而不属于羁束裁量权范围。

那么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行政裁决不合理?有学者指出,以行政裁决是否构成“严重不合理”来进行判断。所谓严重不合理,是指超越一般理智人的所能理解和接受,超越了一般法理的基本原则要求的裁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