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特点

职务犯罪特点（精选十篇）

职务犯罪特点 篇1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水环境整治的投入加大, 各项专项补助资金不断的下拨, 水务系统腐败现象日益抬头, 给我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以来, 我院立足保稳定、保发展、保民生, 集中力量开展查处水务职务犯罪专项行动, 先后立案查处水务领域职务犯罪案件5件7人, 有效地治理了水务系统的违法乱纪行为, 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水务系统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 虚增工程量、增加应付款

近些年来, 国家每年都要上拨大量的资金用于农业开发、河道疏浚、圩堤加修、建闸建泵等工程项目中, 具体到每个乡镇水务站每年的上拨资金就高达上百万, 面对这些巨额的国家资金, 水务站站长指使财务人员与施工方订立虚假合同, 通过虚增工程量、增加应付款的方式, 大量套取国家上拨资金, 将属于国有资产的收入不入大账而置于私设的“账外账”中, 以逃避监管, 有些乡镇水务站小金库里的资金高达数百万元。这些套取来的账外存放的资金, 大多用于请客送礼, 更有甚者挪借他人、予以私分。

(二) 利用职权, 收受贿赂

乡镇水务站承担着辖区内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河湖保护、防汛防旱、水资源管理、农村饮用水安全、水利技术推广等公益性职能, 而这些公益性的职能却成了相关人员大肆敛财发家致富的筹码, 在相应工程发包、管理、监督以及付款方面, 水务管理人员屡屡伸手, 手中的权力成为了他们自己捞钱的本钱, 严重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性, 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如在办理水务局管理人员时, 其在水网改造工程中, 只顾谋取私利, 怠于行使职责, 造成了改造的水管爆裂,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 制假造假、骗取补贴

2009年水务系统出台相关政策, 凡购买指定品牌的清淤机, 补贴购机者10万元, 这10万元就当是购机者所属乡镇水务站的投资款, 购机者每年上缴一定的投资收益, 而在实际中, 水务站工作人员通过与清淤机的购买者确定虚假的出资合同, 并伪造相关的审核材料, 骗取国家的上拨资金10万元, 其中将10万元中的小部分给购机者, 余下部门的资金存放账外, 用于过年过节请客送礼,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四) 怠于职守、消极履职

国家每年有大量的资金用于村里河道疏浚工作, 而在我们查处的相关乡镇水务站, 却不认真履职尽责, 将国家的上拨资金套出用于他处, 而不进行河道清理疏浚工作, 导致了所属辖区内的河道淤泥堆积、恶臭难闻, 严重影响了所属辖区内老百姓的日常工作生活。

二、水务系统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

(一) 法制观念淡薄, 个人私欲膨胀

近几年, 乡镇水利站也曾发生过零星个案, 我院也曾组织人员到水务系统开展职务预防犯罪。但仍有少数水利站干部没有从身边的案件中吸取教训, 在贪心侥幸的心理支配之下, 大肆敛财, 利用国家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 如在办理某乡镇水务站站长贪污案件时, 该站长都调离该工作岗位了, 任将平时大量的私人费用放到水务站小金库中结报, 不仅害了自己, 又坑了其他人, 致使该站站长、会计全部被脱下水。

(二) 权力集中, 缺乏监管

在今年我们查处的水务站案件中, 发生职务犯罪的都是水务站的站长和会计, 水务站的权力长期集中于站长一人身上, 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个, 具有财务监管职责的会计没有对站长形成强有力的监督, 反而被拉下了水, 单位的其他职工更不是不敢监督也不能监督, 久而久之, 规章制度流于形式, 监督制约软化, 客观导致了违法乱纪情况的发生。在我们今年查处的某水务站窝串案中, 办案人员发现水务站存在私设小金库、挪用公款、贪污公款等问题, 涉及现任站长、前任站长、会计。

(三) 财务混乱、私设小金库

小金库是职务犯罪的温床。在查处的乡镇水务站职务犯罪案件中, 每个水务站都设有小金库, 且小金库数额巨大。如某水务站小金库数额高达300余万元, 由于小金库离于单位的正式账务之外, 长期缺少缺乏监管, 滋生了职务犯罪。而且小金库的管理混乱。账外存放的资金, 本身就缺乏监管, 从而导致了水务站的管理人员更是有恃无恐, 不遵守财务规章制度, 不及时记账, 造成钱、帐不符, 现金大量亏库, 最终不得不用白条抵库, 造成大量的公款支出用途不明, 更有甚者在离任之前, 指示会计将小金库的账外予以销毁, 以掩盖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院查处的5起案件中, 有4起因私设小金库而案发。

三、预防水务系统出现腐败现象的对策

(一) 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水务工作人员的守法意识

水利系统肩负着对水环境整治、饮用水安全、水利建设与管理、防汛防旱、水资源管理的神圣使命。水利系统是国家联系人民的重要枢纽, 因此, 增强水务系统广大干部自身的法治观念、不断提升水务人员廉洁自律的品质显得尤为重要。应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 通过加大考核力度、签订廉政责任状、开展内容丰富的预防职务犯罪活动等多种形式, 使全体干部, 特别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部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 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 科学分解责权, 加强权力制衡。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 对掌管人、财、物等重要岗位要进行权力分解。凡干部任用、资金分配、项目决定、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 不得由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完善财务审批监督制度, 特别是大额资金的使用和支出, 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日常经费的支出和使用应分别由二人以上审核、签批, 避免“一支笔”;重点权力领域的职位必须建立限期轮岗制度, 避免少数人长期分管某项业务, 出现共同犯罪。

(三) 完善财务制度, 杜绝账外资金

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 收支与同级财政部门相结合, 确保收入不论大小, 先全额上交财政, 单位支出一律由财政拨付, 确保不出现“小金库”;加强财务审计, 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 水务系统内部要实行上级对下级单位进行定期内部审计, 同级审计部门要适时对该单位进行审计并出具报告, 以杜绝单位财务运行混乱现象;对提拔或调整职务的领导干部, 要坚持先对于其上一任期内进行审计, 审计合格后上岗等等, 纪检监察机关可全程跟踪审计, 保证审计过程的规范、结果的真实和事后整改的效果。

水务站是水务工作的最基层单位, 水务工作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环节, 水务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群策群力将水建领域可能引发腐败的漏洞堵死。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篇2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职务犯罪特点 篇3

一、公共资金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1.犯罪主要发生在三大领域。从前文公共资金的范围看，公共资金有十数项，但从目前暴露的或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来看，公共资金管理人员犯罪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医疗保险领域，二是住房公积金领域，三是农村养老保险领域。

2.犯罪的手段主要是贪污和挪用，而挪用又占绝大比例。从公共资金管理人员犯罪的手段上看，往往是贪污行为和挪用行为相伴随，但是如果从单一作案手段角度讲，贪污案大概占三分之一，而挪用案大概占三分之二。

3.犯罪的主体大都是公共资金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及其上级管理部门官员、财务人员和受委托管理公共资金的金融单位的人员。公共资金管理人员犯罪的主要集中在“三类人员”身上。首先是各种公共资金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及其上级管理部门的官员，包括社保局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农村社会保险处处长等等，这些人是易发职务犯罪的高危人群。其次是各种公共资金管理部门的财务人员，主要是指会计。如，原广西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富川管理部副主任兼会计廖某（女），在先后担任富川瑶族自治县房改办会计和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富川管理部副主任兼会计期间，伙同先后担任富川瑶族自治县房改办出纳、会计的唐某（女）多次以支付业务费、经费款项为名，开具现金支票从中国工商银行富川县支行住房公积金专户中领取现金不入单位财务帐并占为已有，后通过涂改银行对帐单并依据假的银行对帐单来记帐，从而隐瞒她们在住房公积金专户提取现金的事实。最后，廖某被判无期徒刑，唐某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不要忽视公共资金管理部门的小人物，小人物也能做大案。三是受委托管理公共资金的金融单位管理人员。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将公共资金委托某个金融机构进行管理，所以这些受委托的金融机构的公共资金管理人员也会发生贪污、挪用公共资金的职务犯罪。如，原中国农业银行宁阳县支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靳恩河，利用担任客户经理和经办社保基金的职务之便，采用销毁转帐支票、偷盖公章、私刻公章、伪造虚假现金缴款回单和虚假进账单、对帐单等手段，先后31次骗取、窃取宁阳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事业处、宁阳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宁阳县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等单位公款共计1160万元。

4.犯罪的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公共资金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触目惊心，涉案的数额一般都比较巨大，几十万、上百万、超千万，甚至是过亿元，而且涉案资金绝大部分被挥霍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撞击了社会保障的根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二、公共资金领域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

1.从主观方面讲，公共资金领域发生职务犯罪是因为人性的贪婪所致。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精辟论述过花钱的4种模式：“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问题恰恰是，公共资金的管理者们正是“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为典型不过的代表，因此，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这些“花别人钱为别人办事的人”管理好、善待好、呵护好这笔钱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大量的案件事实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管理者中的部分利益熏心者会把公共资金当成“唐僧肉”，恣意蚕食，甚至鲸吞。所以，当前，在公共资金领域，有这么多大小“老鼠”或“硕鼠”被查处，就不足为怪了。

2.从客观方面讲，公共资金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是因为监督疲软导致。一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导致存在监管漏洞。无论是社保资金，还是住房资金，抑或是其他公共资金，这些都是我们党和国家保民生、抚民心、安社稷的重要的国家保障和福利制度。但是这些举措和制度也是近年来才被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被关注，越来越被强化。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显然还是初始阶段，其保障体系、管理手段和监督措施仍处于摸索阶段。所以，一些“精明”的公共资金管理者正是看到这一点，钻管理的漏洞乘机大肆作案。二是由于公共资金一些管理部门的级别较低，不易被关注，导致监督的缺失。我们可以想一想，公共资金的管理部门，要么是级别、编制比较小的“二级局”，那么就是什么管理中心或是什么管理部，更小的就是某职能局的下属处科室，可以说都是“小庙”，不会有“大佛”来拜。可是，“庙宇虽小，却能养大和尚”、“池塘虽小，却能养大鱼”。所以，在公共资金领域的贪污挪用行为，作案跨度时间长，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但往往不容易被发现或暴露，查处率较低。

三、公共资金领域职务犯罪的防治措施

1.加强公共资金管理运行的内部监督，保证公共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一是健全完善各类公共资金预算管理机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完善预算定额体系，细化预算编制，规范预算执行和调整，严格决算审核，加快推进预决算内容的公开，以利于更好地规范资金运行、接受各方监督。二是建立健全对资金管理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要将各类社会公共资金的管理情况纳入部门领导考核的范围，将资金管理运行的结果与部门领导的考核升迁挂钩。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财务人员实行统一委派制度，并加强财务人员诚信建设，通过实施诚信记录、完善诚信档案，并与职业资格年检、职位聘用和年终奖惩挂钩，促使财务人员恪守诚信、遵纪守法。三是加强内部稽核审计机构对资金运行过程的监督，监察、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要突破部门限制，从对单一资金管理部门的监督延伸到对资金征收归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运行的全程监督，从事后监督延伸到事前、事中监督。四是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实现对社会公共资金的动态、全程监控。建议各类社会公共资金管理部门及相关经办机构新设银行账户时，应由相应的资金监督协调机构参照招标方式审慎选择商业银行，通过与商业银行依法签署资金存管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建立异常拨款支付报告制度和资金运行风险提示报告制度，以实现对资金运行过程的动态、全程监控。

2.加强公共资金管理运行的公开监督，完善、搭建、整合信息公开平台。一是政府要对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基金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资金，要建立定期发布制度，依法公开资金收支和结余情况。二是各资金管理部门要统一数据和技术标准，必须建立资金网上监管平台，将资金管理主体、审批情况、资金的总量和使用方向等信息即时集中反映在统一平台上，建立数据比对机制，实现资金管理全过程信息的公开透明、交换共享、集中处理和动态监控。三是在平台建设中，应当为审计、监察、财政等部门预留端口，便于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有效监控。在此基础上，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逐步建立统一的资金监管平台。

3.加强公共资金管理运行的社会监督，建立、完善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共资金监督协调机构。建议对各类重点社会公共资金应分别组建和完善由人大、政协、政府相关部门、资金管理单位代表，行业专家和社会公众代表等组成的资金监督协调机构，履行综合监管职能，负责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审查资金收支预算等重大决策，以增强资金管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统筹性，实现资金运行安全和效率目标的统一。

秦代职务犯罪规范及定罪量刑特点 篇4

关键词：秦代,治官不治民,职务犯罪规范

作为新的立法, 在六国立法的基础上, 秦代的法律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平上有所提升。对于职务犯罪的立法来说, 一方面, 职务犯罪是官吏的犯罪, 他们代表了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因此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体现他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 秦代从商鞅变法为律以后, 就将法律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 秦代建立以后非常注重法律权威的树立, 这样就使得在职务犯罪的立法上讲求形式上的公正。在这两种价值之下, 秦代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原则既具有阶级性, 体现地主阶级的利益, 又体现法律的技术性和权威性, 将伦理道德和社会普遍遵从的观念融入法律, 使立法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秦代的法律对官吏的要求及违反可能受到处罚的相关规定

1. 秦代治吏的思想基础。

秦代是在六国争雄的过程中胜出的, 它之所以能够胜出不仅仅取决于军事上的强大, 还在于其统治政策和治国理念的先进, 在人才和制度上都优于其他国家, 这些是他们真正强大起来的原因。在秦统一六国之前, 中国社会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典的洗礼, 在这场文化盛宴当中, 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 其中法家是战国后期极具代表性的一家。法家学派主张“依法治国”, 认为国家的强大要有严峻的法律作为后盾, 只有在严刑峻法的保障下民才可安, 吏才能尽责, 可见那时候的“依法治国”与今天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内涵不是一致的, 当时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和商鞅。韩非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倡导者, 他在早期就呼吁“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韩非子·扬权》) , 其核心意思就是指国君在治理国家上要以治理官吏作为治国的主要任务, 抓住这一点国家统治就能提纲挈领, 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群雄并起的战国初年, 他的这种学说受到了重视, 大力提高政府统治效率的需要, 为秦国加强官吏的法律责任提供了思想基础。在韩非之后, 另外一个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推动秦国法制化进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商鞅。商鞅在秦国实行了变法, 实施了一系列的治国举措, 其中广泛推进的就是依法治国, 在治国方略上其观点与韩非相同, 都是主张通过加强对官吏的治理来达到对国家的统治的目的。在此之后, 治国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在秦国就确定下来, 一直影响到秦国后期的统治。在商鞅变法以后, 秦国从立法上加强了对官吏的治理, 治理效果也非常明显, 在秦国的严刑峻法下, 秦国的官吏们恪尽职守、唯令是从, 国家统治加强, 贪官污吏减少, 国家的治理状况超过了其他各国, 政治环境清明, 百姓生活富足, 使秦国的国力全面超越了六国, 一跃从西北边陲小国成为雄冠诸侯的霸主, 最终完成了统一霸业。在秦统一六国之后, 秦代的整个法制思想基本也是延续了治吏不治民的思想, 只是在法律规范上更加具体, 规定范围上更加广泛。

2. 秦代重点治吏的法律规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命律令, 定法度, 统一了原来六国各行其是的法律格局, 建立了统一的律法体系, 在法律规范上汲取六国之所长, 在法律思想上延续着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 以较为严格的法律治理国家的官吏。现代对秦代法律体系的了解是通过考古发现的一系列的书简进行的, 根据这些秦简, 秦代当时治理官吏的法律极为全面、具体和严格。在官吏的职权行为方面, 秦代规定的极为严格, 任何官吏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行为, 不得因为任何原因而耽误公事。在执行上级任务的时候要洗耳恭听, 言听计从,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办事, 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处罚, 承担法律责任, 即使在退休、调任或者免职以后仍然要追究职务犯罪的刑事责任。可见其责任追究力度之强。在财物管理上, 秦代的法律对官吏行为规定的非常具体, 规范也极为严格。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 国家的财物最为重要的就是金钱、粮食、牛马以及兵器, 其中金钱与粮食一般放置到专门的仓库当中进行储存, 牛马有专门负责管理的人员进行管理, 兵器在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也是放置到统一的军用仓库当中进行保存。之所以把牛马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财物, 因为在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牛马是生产力的代表, 牛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国家生产能力的高低。在秦代的法律中, 对于管理仓库和牛马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仓库管理过程当中, 法律规定如果仓库当中的财物因为看守不力而减少了就要由看守的官吏来赔偿, 粮食因为管理不当而腐败了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受到不同程度的犯罪处罚。同时, 在职务交接的时候都要进行清点, 好明确前后任职的官吏的责任范围。对于牛马的管理更为严格, 每个管理牛马的官吏在管理之初要对牛马进行测量, 包括腰围、重量、数量等等, 官吏的管理好坏主要看牛马是否长得更壮, 数量是否增多, 如果在职期间牛马出现瘟疫等等情形造成质量和数量锐减, 就构成职务犯罪,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秦代对于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的规定更为严格, 而且对于不同的情形还规定了不同的罪名。比如, 一个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故意轻判或者重判都构成职务犯罪, 罪名为“不直”, 就是指没有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 可见秦代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的。另外, 对于那些故意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名, 或者故意不提供证据使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也构成职务犯罪, 罪名为“纵囚”, 和今天的包庇罪、玩忽职守罪相当。对于因为过失造成的判刑过轻或者过重也可能构成职务犯罪, 罪名是“失刑”, 可见, 在秦代法官的责任力度是相当大的。

3. 秦代职务犯罪规定的特征评述。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 秦代对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极为细致、严格, 责任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司法、行政, 甚至细化到每个具体的岗位。在责任追究上也非常细致, 比如仓库管理的时候造成粮食腐败的, 每达多少斤都有相应的责任规定。在司法责任上区别了法官的主观故意与过失, 故意的轻判重判与过失造成的轻判重判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然而, 尽管如此, 秦代的职务犯罪的规定也没有能够抹去时代的烙印。比如, 在刑罚上存在大量的连坐责任和许多残酷的肉刑, 整个刑罚体系都比较残酷, 责任追究方式也相对粗糙。大量的责任规定都是针对低级官员的责任规定, 很少出现有对高级官员的刑事责任进行的规定, 这也体现了当时的法律的阶级性, 它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高级官员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 他们的利益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同时,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遗留特点, 在战国时代许多制度都是为了能够保护人才, 因此很多制度都不会直接针对皇帝身边的股肱之臣的。

二、秦代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原则

1. 区别主观恶性。

在司法判决中造成轻判或重判, 如果主观故意的不同, 其定罪罪名是不同的, 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不同的, 这体现了秦代法律已经开始在定罪量刑上区别了主观状态, 故意与过失, 要承担不同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在官吏执行公务的犯罪当中也有所体现, 比如对于普通的失职罪可能只是处于降职或者训斥的类似行政处分的处罚, 但是对于专门干坏事的官员则要处以流放的刑罚, 刑罚的差别之处就在于主观恶性的不同。

2. 以行为后果量刑。

行为后果也是影响到定罪量刑的又一重要因素。在秦代的法律中, 规定了官吏的贪污罪按照盗窃罪来进行处罚, 但是数量较少的如果有自首情节, 可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当中可以看出, 相同的行为, 如果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其刑罚力度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仓库管理的入罪以及定罪上。在官吏进行仓库管理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了开机账目与实际账目不相符合, 这个不相符的数额在二十二钱以内的不追究官吏的刑事责任, 如果超过了二十二钱就要追究失职罪的刑事责任, 其中二十二钱到六百六十钱处罚为一个档次, 超过六十六钱又为一个刑罚档次。秦代的这些规定都体现了以行为后果来作为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的特征。

3. 从重处罚经济犯罪。

秦代的官吏职务犯罪, 涉及经济犯罪的一般都从重处罚。秦汉时期有关官吏坐罪的律目很多, 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性犯罪、朋党性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一般性刑事犯罪等几大类。其中, 除危害君主权威和国家安全的政治性犯罪量刑最为苛重之外, 首当其冲的就是严厉惩治各种形式的经济犯罪。经济型犯罪处罚力度体现在两点上, 一点是, 赃罪的入罪起点很低。具体表现在, 赃罪的量刑起点很低, 按制赃250钱以上就要定罪, 赃十金 (十万钱) 以上者弃市。

从秦代的官吏职务犯罪的规范以及定罪量刑的特点可以看出, 秦代在法制上重视对官吏的治吏, 体现了秦初的治官不治民的思想, 在法律规定上也作得非常细致。定罪量刑上也体现了对官吏贪污、失职等方面的重视。但是, 它的规定都没事涉及最高统治者以及高级官吏, 在总体上还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如此, 秦代关于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以及定罪量刑的规则, 都比以前时代有很大的进步, 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 有些制度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的立法去借鉴与思考。

参考文献

[1]程维荣.秦国官吏法律责任评述[J].历史教学, 1984 (10) .

[2]武玉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地方官吏的罪与罚[J].吉林大学学报, 2003 (9-5) .

职务犯罪特点 篇5

第一节 犯罪主体

依照《刑法》的规定，反贪部门所受理的十二种案件中，从犯罪主体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严格的、明确的主体的案件，即犯罪主体均为国家工作人员，这类案件有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受贿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隐瞒境外存款案；第二类是一般主体案件，这类案件有行贿案、对单位行贿案、介绍贿赂案；第三类是其他特殊主体案件，这类案件有单位行贿案、单位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案、私分罚没财物案。案件类型不同，犯罪主体也就不一样，因此，必须对犯罪主体有一个全面地了解和认识。

一、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直接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准国家人员，即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那部分人员。根据这一理解，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一）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包括在国家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中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活动的人员。

（二）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上两类人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依法取得职务身份，即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经上级机关任命、委派或通过选举，或经过国家单位录用、聘用的人员；二是依法行使国家管理职权，即必须依照法律、法规从事国家管理公务活动的人员。

（三）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理论上分，国家工作人员不外乎以上三类，但在办案实践中反贪部门所面临的情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以下几类人员往往也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第一类是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正在履行职务期间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常设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各级人大办事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乡以上党政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正在履行职务期间的政协委员及在各级政协常设机关和办事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除此之外，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在其受政府委托从事公务时，属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二、一般主体和其他特殊主体

（一）一般主体：一般主体没有明确的、严格的身份限制。行贿案、对单位行贿案和介绍贿赂案中，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又可以是其他人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人。从法理角度上看，这类案件对主体的限制和要求不是十分严格。“两法”修订实施后，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办理得也比较少。在已经办理的案件中，犯罪主体也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这部分人员。

（二）其他特殊主体。在反贪部门受理的案件中，单位行贿案、单位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案以及私分罚没财物案的犯罪主体比较特殊，是特定的单位，但其主要责任人或参与 实施的直接责任人应该被列入被追究的范畴。

第二节 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贪污罪案件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是：

（一）贪污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责廉洁性。

（二）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上有公共财物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系指行为人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主管、经手和具体负责经管公共财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以行使职务的名义、借口和便利，不为人知地或“名正言顺”地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它包括直接非法占有和间接非法占有两种形式。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侵犯本单位财产，也可以构成贪污罪。

（三）本案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当他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管国有财产，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国有财物时，才能构成此类案件的犯罪主体。

（四）贪污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

二、挪用公款罪案件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主要是行为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公共财产进行占有、使用，并从中获得收益，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中的一部分权利。

（二）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前述行为。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

（四）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是主观故意，其目的是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五）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区别在于：一是主观故意内容不同，前者是为了临时“便用”而暂时占有公款，后者则为了将公款永远归己而占有公款；二是行为方式不同，前者在作案时留下的“痕迹”明显，从帐目和通过知情人可以调查获取证据，而后者在作案时留下的“痕迹”不明显，比较隐蔽，查证难度大。

三、受贿罪案件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受贿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关系。

（二）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索取了他人财物或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本人现有职务的方便条件或者影响翰选进行非法的索贿、受贿行为，这是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三）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组成。

四、单位受贿罪案件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根据本单位的意志，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索取或非法受贿行为。主观方面具有直接故意并且以单位谋利益为目的的特征。

五、行贿罪案件

行贿罪是指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行贿犯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贿赂财物外，还包括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较大数额的财物，或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这类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除自然人外，还包括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此类犯罪只能由主观故意构成，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为基本特征。

六、对单位行贿罪案件

对单位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上述单位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此类案件在犯罪构成要件上与行贿罪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实施的对象，行贿案中行贿犯罪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而对单位行贿案中行贿犯罪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他国有单位和人民团体等。

七、介绍贿赂罪案件

介绍贿赂罪是指行为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牵线搭桥、中间撮后，使行贿与受贿得以进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与受贿犯罪、行贿犯罪相同；客观方面表现为行贿、受贿双方“牵线搭桥”，促使双方相通，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其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多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

八、单位行贿罪案件

单位行贿罪是指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行贿行为，或违反国家规定所实施的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此类案件的犯罪主体是单位，即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客观方面表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本单位的意志，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行贿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单位谋取利益的特征。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行为。这种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其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对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对差额巨大的事实是明知的，行为人希望和放任这种“非法所得”的存在。

十、隐瞒境外存款罪案件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于个人境外的存款，违反国家规定，隐瞒不予申报，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境外存款申报制度；其主体为特殊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故意构成。

十一、私分国有资产罪案件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有资产的不可侵犯和国家廉政建设制度；犯罪主体只能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构成。它与共同贪污罪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第一，犯罪主体是单位，而共同贪污罪的主体是两个以上的作案成员；第二，本罪所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有资产，而共同贪污侵犯的对象则是公共财物；第三，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与共同贪污的界定是不同的。

十二、私分罚没财物罪案件

职务犯罪特点 篇6

—、利用会计档案犯罪的主要特点

1.涉案金额高

从我院今年立查的4件经济案件来看，利用会计档案资料犯罪的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十万元以上。如：某国有商场，单位负责人为达到贪污、挪用公款的目的，人为制造会计档案丢失假象，将该单位2012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的会计凭证部分销毁，不仅给国家造成近百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上百名职工上访，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2.作案手段多

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大多数是利用企业经营转轨、转型、企业破产之际，财务管理混乱、制度废弛，故意隐匿、销毁、涂改、遗失、损坏会计档案，造假账簿等手段，以谋其私。如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借该公司会计档案室曾经发生过火灾之由，擅自毁损会计档案，将近10万元公款占为己有。

3.内部作案为主

在近年来立查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中，多数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与财会人员所为。他们为了达到侵吞、窃取、骗取国有资产的目的，在单位的会计档案中动脑筋、做手脚。为通谋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从我院近年来立查的此类案件看，发案的原因既有个别领导干部、会计人员思想不纯和个人私欲膨胀作怪，也有部分经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不严的因素，还有上级监管部门监督不力的问题。

4.侦破难度大

利用会计档案实施犯罪的人员，具有较强的会计专业性、技术性和一定的隐蔽性，一般单从账证的表面很难发现问题，作案人员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应付各种形式的检查和以防止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他们处心积虑，往往制造多套账簿，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地加大查出的难度。一旦东窗事发，他们有的联手设法与侦查人员周旋，故意拖延时间；有的充分动用各方社会关系为其说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则采取多种方式贿赂办案人员，想方设法逃避或减轻处罚。

6.会计档案管理混乱

一些单位的领导对会计、出纳人员管理不严格，受经济利益驱动，竟与会计人员勾结在一起，故意涂改、损坏会计资料，隐匿、销毁会计档案；有的不按规定保管会计档案，有的根本未履行交接手续，有的甚至毁损会计档案，将损毁会计档案资料的责任推给一般工作人员，丢卒保车，让小人物承担会计资料丢失、损坏的责任，把私自销毁证据的违法行为说成过失，有的单位领导认为会计档案资料不重要，规范管理没必要，致使单位的会计资料库房内随意堆放，无人管理，造成鼠咬雨淋，失去证据的作用；有的会计人员钻会计档案管理混乱的空子，趁机伪造会计档案，掩盖其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

7.会计档案严重失控

一些单位特别是停产待破产企业和已破产待转型的企业，由于长时间停业，原单位职工多数下岗另谋职业，单位的多数资产处于失控状态，原有会计档案资料乱堆乱放，无人问津。有的单位会计档案资料由会计人员存放在个人家中；有的单位会计档案库房常年失修，门窗破烂，会计档案资料随便丟弃。如：今年在查办某一经济犯罪案件时，因需要调取证据来到一停业多年的集团公司，发现该公司原存放会计档案室，门坏窗毁，破烂不堪，会计资料堆放杂乱，无人管理，许多原始凭证不知去向，会计资料证据价值大打折扣。

8.财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

有的单位负责人常年不学法、不看书、不读报，丧失了财会人员起码的事业心、责任感，置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于不顾，我行我素，一门心思捞公款肥自己，长期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有个别会计人员丧失原则和纪律，受个别领导拿公款纸醉金迷的影响，自己也追求贪图享受，抵不住金钱的诱惑，私自或帮助他人故意伪造凭证，隐匿、销毁、涂改、遗失、损坏会计档案，作假账，走上犯罪的道路。

9.掩盖犯罪的心理作怪

隐匿销毁会计资料其根本原因是有些犯罪分子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一方面，为合伙贪污、挪用公款犯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大量公款和国有资产去向不明；另一方面，为职务犯罪者逃避法律追究留出“空间”。隐匿销毁会计资料属于—般犯罪，而贪污、挪用公款属于职务犯罪。两种行为在犯罪性质、量刑幅度、惩罚上都有较大差异。再一方面，让国有企业失去无法弥补的经济资料。

三、减少利用会计档案犯罪的对策

1.强化法律和职业道德教育

对财会人员加强《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以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加强对会计业的监督管理，用法律来规范会计行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使思想觉悟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对单位档案人员经常进行《档案法》的学习，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2.强化监督和制度落实

对一些停产单位要求破产、转型、转轨的企业，要采取主管部门领导靠上抓，单位领导亲自抓，指定专人保管会计档案，做好其清算核资，审计清核的基础工作。对会计资料及一些重要资料其主管部门要加强其责任心，对破产、转型、转轨后的原有单位的会计资料应及时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接管，不应像甩烂包袱那样甩出去，应设置专门的档案库房保管，专人保管，并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保管期限销毁会计资料，使别有用心的人员不能为所欲为，杜绝人为破坏。

3.强化打击和惩处的力度

对一些利用企业性质发生变化之机，违反国家规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故意隐匿销毁会计资料、故意编造虚假会计信息、企图欺骗组织蒙混过关的直接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违纪违规的由纪委及其上级主管单位严肃处理，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惩处，形成严惩此类案件的高压态势，使其不敢为。

4.形成严格管理和制约机制

加强会计档案工作的管理，建立完善的会计资料的立档、归档、保管、查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保证会计档案保管妥善、存放有序、査阅方便，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对一些停产、待破产和破产后的企业会计档案资料，应由政府职能部门統一安排做好专门的交接、保管工作，特别是在进入改制、转轨、破产的时候，要先把会计资料作为严格审查交接的重点，此项工作做不到位，绝不进入下―步的工作运行。对会计资料档案不完善、不健全的要先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具体管理人员的责任，再进入转轨、改制、破产等程序，从源头上保障会计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堵塞利用会计档案作案的漏洞。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五条.1998年8月21日发布.1999年1月1日生效

[2]赵清和.《谈财会部门会计档案的管理》[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3]杜军.《改制企业会计档案灭失现象应引起重视》[J].中国档案.2006年03期

[4]马英.《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04期

[5]侯春兰.《新形势下会计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04期

作者简介：

宋尚环（1964.7～），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泗水县，本科学历，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检察院，审计师，研究方向：司法会计。

职务犯罪特点 篇7

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类型从个体秘密作案向窝案串案发展

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员作案往往与财务人员一起策划如何采取“技巧”来支取钱款或摆平帐目, 有的甚至集体研究讨论, 名目张胆地从事犯罪活动。如今年该院办理的王某文等人贪污案, 孙某宾等人贪污案均是行政村支部书记勾结村委会主任、会计, 共同作案。

(二) 涉案金额不大但社会影响恶劣

近年来, 涡阳检察院办理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相对而言不是很大, 贪污犯罪金额少则上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但是贪污或挪用土地补偿款、民政救济金等专门款项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切身利益, 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如该院办理的王某文等人贪污一案, 王某文等人利用职务便利, 贪污征地补偿款9万余元, 就引起许多村民信访和上访。

(三) 涉嫌罪名及作案的对象相对集

中从近年来该院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的情况来看, 涉农职务犯罪的涉案罪名一般为贪污, 作案对象有向上级拨付的拆迁、征地补偿款及惠农资金领域集中的趋势。

二、诱发涉农职务犯罪的原因和条件

诱发职务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无疑是多方面的, 现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客观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1. 农村基层权力集中

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集中是诱发涉农职务犯罪的首要原因。近年来, 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 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投入也不断加大,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权限空间也得到扩大, 农村基层工作者很多既是资金的管理者又是资金的运作者, 钱权集于一身, 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2. 缺乏必要的监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容易被误用和产生腐败。由于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缺乏对资金和人员的有效管理, 内外部监督缺失, 也是诱发犯罪的客观原因。通过查办的案件来看, 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单位及组织, 都存在账目混乱或者账目不全的问题, 存在账目财务家长制的管理方式, 缺少内外的监督, 为涉农职务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可能。

(二) 主观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1. 单位及组织对涉农政策的宣传不到位

由于基层单位和部门对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 对于落实涉农资金的政策的不够透明, 致使农民群众不了解国家对农村、农民投资的政策, 不了解涉农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从而缺少了农民对涉农资金投放和使用的监督, 助长了涉农职务犯罪的蔓延。

2. 基层干部个人思想懈怠, 学习意识不强

农村干部中普遍存在学习意识不强, 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薄弱的问题, 这也是职务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内因起主要作用。农村工作的特殊性, 使得学习制度、工作制度相对松散, 基层干部自律意识差, 从而走上的犯罪道路。

3. 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的群体文化素质较低, 法制教育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 因此农村群众的法律观念极其淡薄, 缺少维权主动性。

三、惩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 自上而下抓好组织干部队伍建设

干好党的事业, 关键在人。要惩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必须从上级领导做起, 自上而下搞好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首先, 要创新方法途径, 经常性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 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策法律水平和法制意识。其次, 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制度。对领导干部要坚持德、能、勤、绩、廉全方位的考核, 倾听民意、民声, 扩大农民群众对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的监督权。最后、加大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的惩处。党要管党, 要从严治党, 不能因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而给予法律之外的照顾。对于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一定要严肃查处, 发现一个查办一个。

(二)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全民的法制素养

从涉农职务犯罪的主体要件来看, 有相当比重的犯罪主体是因为缺乏法治观念, 而酿成后果。从这一点来看, 很有必要加强教育, 并且应该经常抓和长期抓, 形成有效的长期教育机制, 改善农村工作者法制观念薄弱的现状, 促使其文明廉洁理性平和执法, 从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的数量。另一方面, 法制教育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使维权意识增强, 自觉监督公职人员权力的实施, 从而促进对职务犯罪的遏制。

(三)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 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

坚持党务政务公开, 坚持对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事件经领导集体讨论研究后再作决定, 必要时可以邀请群众参与, 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防止个人决定和暗箱操作,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使群众更好的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使权力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使。

(四)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职务犯罪特点 篇8

(一) 犯罪的主体以中层和班子成员居多, 案件办理难度大

在本院立案的城管部门职务犯罪系列案被告人中, 其中正科级1人, 副科级5人, 均为局长、副局长、中队长。

(二) 犯罪行为相互关联, 形成窝案串案

案件从一个线索入手, 深挖细查, 一查一窝, 一挖一串, 群体作案现象突出。在办案中, 我院查获了某区执法局稽查一中队、西郊中队的两个私设的“小金库”, 涉案金额达70余万元。执法局局长、副局长、中队长及内勤等多人将收取的财务共同私分, 中饱私囊。

(三) 犯罪手段隐蔽, 取证困难

城管执法人员一般熟悉国家的政策法律,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性质和后果有明确认识, 很善于钻法律的空子。而且大多社会关系广泛, 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往往采取比较隐蔽的作案手法, 给侦破工作带来较大的阻挠。

(四) 权钱交易特征明显

某区执法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收受好处, 使非法建筑“合法化”, 成为建房户在城市拆迁补偿中谋取暴利的砝码。

(五) 犯罪后果严重, 影响恶劣

我们在查办案件中发现:一些执法人员肆意放纵搭盖违章建筑的情况, 造成其他建房户跟风效仿, 最终导致政府拆迁成本居高不下, 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端恶劣。

二、基层城管行政执法人员易发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 执法程序不规范, 执法权力随意化

城管行政执法部门缺乏严密、科学的执法程序, 基层执法人员忽视执法程序, 以无所谓的态度把执法程序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依利行政, 随意执法。部分城管执法人员在具体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权力过大, 罚多罚少, 甚至罚与不罚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这就导致了行政处罚的随意性较大, 极易造成裁量不公。

(二) 监督机制不健全, 执法权力隐秘化

这主要表现在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程序不够透明, 个别干部、个别岗位的权力过于集中, 这就为某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当权力分配失衡的时候, 腐败往往应运而生。同时外部力量很难介入, 即使介入, 也很难了解掌握执法人员执法的实际情况, 更谈不上加强监督了。由于内部对各个中队监督普遍不力, 加上外部监督渠道不畅, 必然导致执法权力隐秘化、“暗箱”化, 势必出现重大的监管漏洞。

(三) 利益驱动明显, 执法权力商品化

有个别班子成员廉政意识不够, 虽然单位在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 也制定了系列规章制度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监管手段也不断完善, 但仍然有个别领导干部受利益的诱惑, 触犯廉政建设“底线”。同时各执法中队一般经费较为紧张, 但却掌握着不少实权, 有的基层城管执法人员原则性差, 法制观念淡漠, 把执法权变为满足部门利益和个人私欲的工具, 大搞权钱交易。

(四) 惩处乏力, 执法权力特殊化

一是立法上,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司法实践中, 由于行贿、受贿人的犯罪手法越来越隐蔽, 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 办案部门往往通过免除对行贿人的追究让其提供相关证据, 这无疑给行贿者吃了“定心丸”, 如果交待了行贿事实, 就可以免除处罚, 如果不交待, 则案件往往难以突破。二是城管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事件往往责任分散、取证困难, 体谅的多、说情的多, 在这种社会宽容下,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即使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职责要求和有关法规, 但却为了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胆大妄为。一旦造成严重损失, 就美其名曰以“好心办坏事”、“失误在所难免”等为其开脱责任, 从而造成了执法权力的特殊化。

三、遏制基层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 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基层执法队伍的素质

基层城管执法队伍庞杂, 执法任务繁重, 一线人员直接接触群众, 建立法治社会、确保依法行政, 城管执法人员责任十分重大。所以基层城管执法机关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树立公正廉洁的形象。只有从思想教育入手, 同时提升业务素质, 按照“依法行政, 加强监管, 提供服务”的要求去做, 才能使行政执法机制正常运转, 形成良性的行政执法人文环境。

(二) 是完善执法程序, 规范执法行为

要结合城管执法工作实际, 制定行之有效的科学的行政执法程序, 坚持用行政执法程序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防止和避免执法权的滥用;要建立健全严密的内部监管制度, 用制度去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能;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技手段, 加快行政执法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 减少人为因素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不当干预;要依法确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范围、处罚条件和标准, 尽可能取消一些幅度过宽、弹性过大的法律条款, 缩小行政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三) 是公开执法流程, 增加执法透明度

执法行为中的暗箱操作最为群众所诟病。要杜绝这种情况, 就必须对城管执法的每一岗位、每一环节, 及内部各岗位、各环节之间的责任和衔接, 都具体清晰的加以规范, 并将执法流程公示于社会, 从而提高执法透明度, 使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 始终处于上级、各部门、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四) 是坚持打防结合, 惩治预防并重

检察机关要主动出击, 克服畏难情绪, 采取有力措施, 加大查处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同时, 检察机关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加强与纪委、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联系, 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 形成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合力;要剖析案件中反映出来的主客观问题, 以案例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 并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帮助发案单位堵塞漏洞, 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制度防线。

摘要：2012年8月31日, 由我院立案查办的原某区执法局局长吴某 (正科级) 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特大案件, 经临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其余涉案人员均被法院终审作出有罪判决。成功查处某区城管执法系统窝串案20件24人,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万。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 通过对城管执法局系列案件的特点、成因和预防对策进行探讨, 以期对工作实践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我国证券犯罪特点探析 篇9

1.1内幕交易多样化和间接化

内幕交易, 是指发行证券的公司的职员等有关人员, 掌握了与该公司有关的没有公开的内部情报并进行了证券买卖的行为。 比如高法山内幕交易案, 天津市立达集团董事长高法山在立达集团董事会通过转让天津国际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决议后, 买入津国商股票2000股。 这种看起来很直接的内幕交易手法, 在交易所实时在线监控的束缚下, 逐渐丧失了施展余地, 但各种间接交易的方式却越来越多。比如2007年2月, 杭萧钢构公司与中基公司签订了安哥拉安居家园的销售合同和施工合同。原杭萧钢构证券办主任陈玉兴获悉此情况, 指令王向东买入2776996股杭萧钢构。其后, 杭萧钢构证券办副主任罗高峰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 将其所知悉的安哥拉项目信息泄露给陈玉兴, 王向东随后按照陈玉兴指令买入239.86万股、178.73万股, 陈并将罗委托其管理的晁励春股票账户买入4.28万股。至监管机构展开调查时, 王、陈二人把手中股票全部卖出, 分别获利4037万元和36万余元。

本案是一桩较隐蔽的内幕交易, 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证券事务代表的违规是泄露内幕消息, 证券办主任起中介作用, 而第三方是最终的内幕交易当事人。现在大多内幕交易有的是内幕信息公开前, 通过亲属账户买卖股票;有的是利用与上市公司接触的机会获取内幕信息;有的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从公司或内部人获取内幕信息;还有的是利用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这些内幕交易的认定都比较困难, 因此现在较为“流行”。

此外, 现在的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是相结合的。内幕信息刚一形成尚未正式披露, 内幕交易就完全配合上了。内幕信息保密不严, 造成了内幕交易的多样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正在呈现新的违规方式。比如故意泄密、不及时披露、选择性披露等等, 而这些为内幕交易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案件的隐蔽性很高。可见, 如今内幕交易呈现出的间接化和多样化给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困难。

1.2市场操纵短线化

与内幕交易相同, 市场操纵的手法在新的环境下也发生了变化, 形式更加多样。事实上, 大家所熟悉的传统的操纵方式, 通常是由“庄家”集中大量资金, 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 持续买入股票, 先建仓, 再拉抬股价, 并在高位卖出获利。中科创业最为典型的, 一般庄家操纵的过程很长, 最长的是德隆, 前后有6到8年的时间, 其他普通的也有两三年时间。

但是随着交易所的严密监管和稽查的及时介入, 明显的“庄股”已很难形成, 可市场操纵却出现了新的变种, 最鲜明的就是操纵的短线化。“涨停敢死队”的操作方式就是这样, 这类资金通常选的股票都有一定的技术图形基础, 即有一种上升趋势, 然后或多或少有一些题材, 已经有利好消息而股价异动的股票是他们最乐于介入的, 因为可以短线获利即出。这类资金会在集合竞价、尾市阶段频繁地大量挂单、撤单, 制造虚假供求的信息, 影响开盘价和收盘价, 吸引其他投资者跟进, 他第二天就跟着出了, 后边有其他的人接盘。

看来, 现在不必再像以前的坐庄, 要把一个公司的流通股掌控大部分, 而只需要充分利用市场上的某些信息配合资金就可以操纵股价, 比如盛行的“抢帽子交易”、特定交易、尾市交易操纵等。

1.3股价异动连环套

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正在以股价异动为核心, 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紧密的连环套, 制造出新市场环境下特有的违法违规新特征。如今在涉及某个案子的股价异动, 很少再单独来谈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因为已经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

有的上市公司为了影响股价, 在券商研究员去公司调研时非正式地说起公司一些重大事件的构想, 研究员在其调研报告中即会对该公司未来业绩做相应预测, 或者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人, 获此“内幕消息”的人即会买进或者卖出该股, 从而引起股价波动。实际上, 该消息可能是真的, 比如上市公司为了高价定向增发;也可能是假的, 比如股东为了套现故意推高股价, 之后公司会就上述消息作出澄清。这是最典型的违规信息披露与内幕交易的联合。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泄露内幕消息的情况, 都会引起股价异动。股价异动为接下来的市场操纵提供了契机。市场规模扩大, 投资者交投活跃, 股价瞬息万变, 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股价并从中获利的动机增强。于是, 凡涉及并购重组、借壳上市、定向增发、重大合同等事项, 常常成为市场传闻, 有人在信息敏感期买卖, 有人借消息影响股价。在这些行为中, 既有内幕交易, 也有市场操纵, 有人违反信息披露的规定, 还有人非法进行投资咨询。

2我国证券犯罪的本土特点

2.1造假猖獗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 伴随着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环节, “造假”现象都是证券犯罪最常见、最突出的手段, 在我国甚至达到了猖獗、疯狂的程度。而在前些日子诉讼缠身的顾雏军竟曾在法庭辩论时公开说出了“熊市造假无罪”的荒谬言行。

首先是上市前的造假。最近的一次当属正准备上市的江苏“鱼跃医疗”。该公司的实际制氧机出口数量, 与其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布的数量相差甚大。在两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 2004年该公司的实际制氧机出口量从37台飙升至28000台, 足足相差了756倍。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批不合格的公司, 通过虚报利润等弄虚作假的手段跻身证券市场。诸如天龙集团、麦科特等通过包装, 以绩优股的形象上市, 次年即告亏损的公司, 更是不胜枚举。

其次是上市后的造假。由于我们的上市公司普遍靠包装上市, 许多股票根本不具有投资价值, 上市后的造假也就在所难免。从琼民源到银广夏, 造假之风由来已久。2008年, 中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有色金属行业首批AAA级信用企业——中国铝业, 就被动地卷入了一桩涉嫌财务造假的丑闻中。这桩涉嫌财务造假的始作俑者是2007年底换股吸收合并的山东铝业, 也就是如今的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单在山东铝业1999年上市后, 未完工提前编制虚假决算的项目总额就高达2.4亿元, 约占总募集资金总额的50%, 而其中未施工项目虚假决算总额约1.2亿元。 可见, 从中国铝业, 到一些中小企业, 造假现象无处不在。

2.2过度投机

过度投机主要表现在我国证券市场形成初期以及2007年股市的一度暴涨。在几次市场繁荣的背后, 投机行为却异常盛行, 股价股指暴涨暴跌, 不法分子趁机钻法律空子, 内幕交易长期存在,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屡禁不止。几乎每次市场有重大利好或利空消息公布之前, 股市就会发生异动。

在2006年12月31日至2007年8月31日这段期间, 我国股指的日均增速远远高于境外各主要股指, 可以说是处于暴涨期。 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 上证指数由最高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一路跌至2008年4月22日的2990点。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伴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而消失殆尽。在几次股指的暴涨中, 许多垃圾股甚至连年亏损的公司股价也能被炒上天, 这充分说明了投机现象之严重。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年初, 我国发生了以数位经济学家为辩手的“关于中国股市是否为赌场”的大论战。其中一方认为, 中国股市投机盛行, 极不规范, 甚至连赌场都不如。

2.3职务犯罪严重

虽然在其它国家, 证券犯罪也常常与贪污腐败密切相关, 但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经济体制等原因, 发生在证券市场中的贪污、受贿、挪用、渎职等职务犯罪表现得更为突出, 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 中国股市是一个垄断新股发行的市场, 上市公司一旦上市, 就意味着拥有增发、配股等圈钱的权力, 这使得每一个资产为零的上市公司一样拥有数以亿计的“价值”。所以多少年以来, 每个公司想要上市都要跑关系, 以至于证监会王小石案仅仅因为售卖凤竹纺织发审人员名单就能获利数十万元。目前, 证券市场已成为贪污腐败的重要领域, 并且往往牵扯到政府官或公众名人。如东方锅炉欺诈发行上市案, 即是发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勾结政府官员贪污巨额违规发行款的典型案例。在股权分割条件下, 政府出很少的钱就可以长期控制大量上市公司, 股权分割有利于暗箱操作, 为贪污腐败提供了宝贵的温床。

2.4危害结果延伸

一方面, 证券犯罪危害结果的深度延伸。证券犯罪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还造成信用危机, 恶化经济环境, 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有些案件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遭受惨重损失的投资者集会、游行, 甚至围攻、冲击国家机关, 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稳定。

另一方面, 危害结果的广度延伸。由于中国的各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遍布各个城市, 加之证券交易方式的电子化, 一个案件所牵涉的人员和机构越来越多, 往往影响遍及全国, 涉及层面非常广泛。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就使中国几乎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由吕梁等庄家编织的资本链条, 金额高达54亿元之巨, 地点跨越了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个省市之多, 由于链条断裂、操纵失控, 中科创业于2000年年底出现10个跌停板, 市值三分之二顷刻化为乌有, 使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

3结语

职务犯罪特点 篇10

关键词：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对策

职务犯罪是刑事犯罪分论的主要内容, 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主要方向。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不断出现职务犯罪案件,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违背了事业单位的基本性质的。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表现, 是一种很严重腐败的集中体现。职务犯罪严重侵害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 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工作秩序, 破坏了种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公共利益, 败坏政府的威信,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事业单位概述

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 我们可以概括地讲事业单位 (英文称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 是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 以国家全额拨款、自收自支、财政补贴为自己的资产, 由国家机关或其他授权组织举办的, 主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社会公益服务性事业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的基本性质是相对于企业单位的, 事业单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 有法律明确规定其基本分类的, 社会事业型单位, 其中包括一部分国家机构的下属组织, 还包括一些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的单位, 如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事业单位主要是聘用编制的, 是需要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 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在人事仲裁机构解决劳动争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要受到其上级领导部门和法律的约束和监督, 也受人们监督, 其做出的决定在一定法律授权和形成授权范围内有强制力。

二、职务犯罪的含义及构成要件

(一) 职务犯罪的含义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拥有的公权力或职位的便利条件, 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且依照刑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的犯罪行为, 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徇私舞弊。主要犯罪种类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渎职侵权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等犯罪罪名。

(二) 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

第一, 职务犯罪主体。根据我国最新的《刑法》规定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包括: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三是人民团体中从事国家公务的工作人员;四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第二, 职务犯罪的主观心理。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 对此持故意犯罪的心理状态。

第三, 职务犯罪的客体。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方面的管理职能。

第四, 职务犯罪的客观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的客观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严重不负责任或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三种。

三、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的案件特点

(一) 在犯罪主体方面

主要是指在事业单位担任组长或科室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和主要负责人, 这些人员在职务犯罪占很大的比例, 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主体要求, 另一方面是因为事业单位中层以上的人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事业单位的资产, 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 是职务犯罪侦查的重点人员, 事业单位应当向上级领导及时定期报告对这些人群的日常行为。

(二) 在犯罪涉及的行业领域

事业单位职务犯罪涉及的行业领较广泛, 已经涉及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控制的其他非国有事业单位。这些领域是在我国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 犯罪的手段方法层出不穷, 更加隐蔽性和多样性

与以往的传统的直接侵占、截留、侵吞等方式相比, 现在的犯罪方法更加欺骗性, 例如虚开发票和虚构合同等来骗取国家财政拨款和补贴, 另外采取把账款漂白, 转移到国外去, 企图逃避监察机构对巨额来历不明的个人资产的检查。

(四) 在触犯的罪名罪数

不仅是一个单位内部人员相勾结职务犯罪, 更有对事业单位相勾结共同犯罪, 而且不仅触犯贪污、贿赂等犯罪。同时还犯数罪, 如还触犯徇私舞弊、非法拘禁等罪名, 可以实行从一重罪处罚或数罪并罚。

(五) 在犯罪后同时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例如, 我国国务院机制实行的“双轨”和“双开”体制, 这使得事业单位在犯罪后不仅单位要接受刑事处罚罚金, 而且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和主要负责人都必须承担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和民事处罚。

四、事业单位职务犯罪案件产生的原因

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现象非常严重, 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事业单位权力监管体制方面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力度

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 在权力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 个人的意志会更加薄弱, 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能力减弱, 往往会由于没有被约束而不行使或不认真行使职权和权力, 使得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 进而使得人民的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如果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 往往就会出现更严重的腐败现象, 因而权力越大就越应当予以加强规范和约束的力度, 然而在事业单位权力监管体重中却是一个人的权力地位越高, 反而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 这是因为事业单位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力, 才使得一些工作人员无视法律, 藐视法律而肆意妄为。

(二) 事业单位干部的法律意识不高

第一, 工作人员非法的占有心理和不良的自私自利心理逐渐扩大化, 在这两种不良心理支配下, 诱发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第二,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促使工作人员对金钱产生了顶礼膜拜的心理, 逐渐形成贪婪的金钱主义价值观, 沉溺于权钱交易行为带来的巨额收益。另外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 以及法律赋予的在商品交易和流通领域中的的平等地位, 这些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负面作用, 如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和权力。第三, 社会法制监管和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不够, 使得一些工作人员产生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 诱发职务犯罪行为。

(三) 社会分配结构不合理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初级阶段, 经济水平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标准, 而且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 因而社会的分配制度显得不公, 贫富差异大, 使得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本身的工资收入不高, 无法满足需要, 这就诱发这些人员心理不满情趣高涨, 无视法律而进行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活动。

(四) 事业单位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度不够

一些事业单位为了维护单位的良好形象, 或者为了隐瞒不法行为的揭露, 对权力的运行操作信息不公开或公开的透明度不高, 而且事业单位中的的重点人群不正确行使或不认真行使公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对事业单位的监察工作很难进行, 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管出现漏洞, 而一些工作人员就趁机作乱, 以权谋私, 使得职务犯罪案件越来越多。

(五) 事业单位对干部的党风党纪廉政建设工作没有落实好

由于在事业单位中, 干部是党员廉政建设的主要对象, 是国家进行各项管理的领导力量, 在事业单位中处于领导地位。国家积极倡导对党员、对干部的党风党纪廉政建设, 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的政策和工作内容。然而, 一些事业单位尤其是基层事业单位没有落实好国家的这项政策, 而是与国家的号召脱节, 出现漏洞, 这就为职务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出现腐败。

五、探析事业单位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对策及建议

(一) 逐渐完善事业单位监管体制,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力度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途径, 能够保证权力得到更好地行使, 实践证明了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 诱发职务犯罪。因而, 必须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 要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形式, 如司法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大众舆论媒体的监督, 更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监督权力。

(二) 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惩处力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和纪检监管的监察作用

加大对职务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让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这可以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另外要扩大检察机关的监察范围, 从中央到地方的事业单位都要认真监察, 而且要对科学、文化、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事业单位进行监管。

(三) 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体系

预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不能仅靠检察院的惩处打击, 而应该建立事业单位内部网络防范系统, 利用信息网络化, 并与检察院监督系统联合起来, 共同监管, 共同预防。

(四) 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度, 优化权力配置

保证公权力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事业单位必须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内容、权力来源, 使得权、责相适应。

(五) 加强检察机关的监察力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的职能

监察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做好检察建议的工作, 建立于事业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系统, 及时监察, 对职务犯罪案件要结合实际办理和审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提高办案效率, 另外, 检察机关建立健全职务犯罪举报系统, 及时存档, 而且要保证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不私自泄露举报线索和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案件特殊、重大、疑难的, 及时向上级报告, 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和通报案件审查情况。

(六) 加强事业单位干部党风廉政建设, 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廉洁性

根据事业单位职务犯罪主体的组成部分予以指导, 干部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 因而要重视对干部的党风党纪考核, 应该落实好党风廉洁建设的国家政策, 保持干部的廉洁、清明, 遏制腐败。

六、结论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要对人民负责, 自动接受人民监督。由于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事业单位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因而为了防止职务犯罪现象的不断发生和蔓延, 不仅事业单位而且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业单位在内, 都必须在不断加大惩处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同时, 更要进一步做好预防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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